原帖由心湖一笔斋于2005-01-12, 8:30:46发表
    "刚刚获得曹禺剧本奖大奖的沪上著名编剧罗怀臻认为，对于历史剧的演绎有多种方法，如果是走纯艺术路线的，比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那么索性不要谈史实。"
从这句话我就要膜拜罗大编剧一下---------------都能把<十面埋伏>归于历史剧了
那么还能有什么"改编"和"移花接木"是他不能接受的?  

原帖由巴西马忠于2005-01-12, 10:18:47发表


这个求实先生到底是谁啊？忒搞笑。

高祖、太宗是庙号，大帝是谥号，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开国君主庙号是太祖，而非高祖。祖有功而宗有德，建立大功业的开国君主庙号才能叫祖，后世的守成君主庙号只能叫宗。

《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

原帖由夕雾于2005-01-12, 17:43:00发表
司马迁的《史记》中称刘邦庙号为高祖，后世多因循之。实际庙号为太祖。

建立大功业的开国君主庙号才能叫祖，后世的守成君主庙号只能叫宗。

那倒也不必然,例如明成组本作“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
顺治也是庙号世组,康熙也是庙号圣祖,他们难道都是开国的?
话不要说过头嘛,电视剧改编什么的当然可以,至于正剧什么的也是近世人之名词创造,在不同的年代含义当然可以不同,兄何必如腐儒一般那么执着呢?历史本来就是为人服务的!!!

原帖由巴西马忠于2005-01-12, 21:54:44发表
为什么明文帝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因为他发动了“靖难之役”，夺取了皇位，这也算事功。

原帖由关毛于2005-01-11, 18:21:52发表
怎么没人同意呢?
尤其是这两天的剧情,故意把道家的消极处和儒家的积极处比较,又让窦太后代表道家,真是在误导观众啊.

原帖由心湖一笔斋于2005-01-14, 17:29:40发表
说了这么多
您费累了
天与地本来就是按照小说改编的   忠实于原著  这就是正剧   要符合历史干什么？
如果你要说汉武是正剧   可以
麻烦  您写信给央视   在每集的开头下面 表打着《根据“汉书”“史记”改编》的字幕
最好是根据什么什么历史小说改编就可以了

原帖由捕风捉影于2005-01-11, 14:52:58发表
讨论《汉武帝及其时代的各色人等》及《汉武大帝》无关内容不要发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拓展了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
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
“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大意是：夏商周三代受命的根据何在?天地之间的灾异为什么而发生?人寿的长短、人性的善恶是根源何在?如何教理?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政事祥和、五谷丰登，使天下百姓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矣。”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