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武则天——女皇之路(9.3更新), 大坑,很有可能填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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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公主太中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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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0 09:56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第三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阿武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阿武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阿武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如戚继光这样的猛男也会趴在地上任老婆打,需要部下在门外鼓噪抗议才得以脱难,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阿武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阿武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阿武,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阿武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阿武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阿武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阿武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阿武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_^ 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_^ 其余如登基后罢演《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阿武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阿武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阿武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阿武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阿武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阿武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阿武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阿武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阿武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阿武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阿武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阿武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阿武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阿武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阿武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阿武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阿武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阿武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阿武,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阿武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阿武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阿武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阿武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阿武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阿武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阿武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阿武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阿武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阿武,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阿武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阿武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阿武。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阿武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阿武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阿武,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阿武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阿武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阿武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阿武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阿武,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第三章完,第四章:皇后之路)


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

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阿武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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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0 10:00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咦?怎么不是“精”了
不过还是很期盼JJ把坑填完哦

我还是很喜欢历史上的那些女性权谋家或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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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0 10:3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比如,吕后,孝庄,慈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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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6 08:32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现在还没有填完,看起来这个坑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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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8-26 14:11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加油!加油!我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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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3 10:34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第四章         皇后之路

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

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

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

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阿武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诸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以中书省的权限最大,被视为“真宰相”。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诸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阿武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_^

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诸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阿武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N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顺便说一下,袁天罡看相、李君羡之死,武后怕猫这些都是唐人野史中来的呢。再往前,隋文帝之死也是出自唐人笔记《大业拾遗志》。)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当然,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而已。毕竟,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历史是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的。
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
然而,废后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柳奭虽被罢相,之后提拔的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仍强硬如故,连高宗想安慰武昭仪加封“宸妃”也给一口顶了回去。其中韩瑗更是长孙无忌姻亲,证明旧党势力仍然相当强大。永徽六年,王皇后再发厌胜事,这跟皇后杀掉宠妃之女不同,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罪,但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5]因此朝中重臣仍然坚决废后,尤以顾命老臣诸遂良出言最为尖刻,直指皇帝自欺欺人将为天下笑,其中有“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之语,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提到的是皇后无过,而不是皇后无罪,可见最后并未坐实皇后杀婴之事。本来也是,密室杀人如无目击证人,的确很难证明。然而李治本人却似乎对王皇后杀婴事确信不疑,在以上记载中,他立刻就做出“后杀吾女”的判断,而丝毫不曾考虑小公主是否死于意外。他的固执,和大臣的坚持,形成了有趣而又矛盾的对比。或许,曾亲眼见到小公主死状的李治,看来的确很象是谋杀,但他却无法说服未到过现场的大臣们接受,加之谋杀动机缺乏说服力,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吧!可以想象年轻的皇帝心里的窝火,他无法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公道,甚至无法说服别人相信皇后的狠毒。之后厌胜事发,属十恶不赦的重罪,他也依律惩治了王皇后的母亲和舅舅,而诸遂良仍然口称皇后无过!这是直指武昭仪诬陷而皇帝处置不当了,丝毫没有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在治国方面备受牵制的李治,如今自己私生活也阻力重重,李治这个泥人儿,也给激出了一丝火性,在亲自和长孙无忌寻求和解未果之后,终于下诏贬黜诸遂良,向长期以来把持朝政的顾命重臣开刀了!
而在立后道路上屡屡碰壁的武昭仪,也终于意识到,没有外朝的支持,仅仅靠掌握宫中的优势,是永远无法成为皇后的。这一认识,是改写她一生乃至唐朝一代历史的转折点,于是从永徽六年七月开始,到年底王皇后被废她终于被册立为皇后为止,武昭仪对外朝展开了拉拢和斗争的工作,也就是她干预朝政的先声。此时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挑战,从日后高宗以“谋行鸩毒”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废掉王皇后就可以看出,当今天子已经偏心到了不讲道理的程度。既然如此,争斗便从内宫转移到了外廷,而在这次废立风波中为她立下汗马功劳而飞黄腾达的两个人物,就是许敬宗与李义府。日后她对于帮助她夺权登基的北门学士或酷吏均是毫不留情地利用完毕便杀掉,但对于这两个人,却一直心存感激多有维护了。

(本节未完待续)


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

[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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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3 14:25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从武则天以后的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来看
确实是有很多政治手腕的女强人

对于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利益
不惜牺牲一些代价,包括自己的亲骨肉
从事实来看,处处隐含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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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3 15:28 资料 主页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Q
我一直在考虑, 如过婴儿是个男的, 武则天是否会饶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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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7-15 17:48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经过萧让姐姐本人同意,四小姐将陆续把“武则天——女皇之路”定期转载过来;向萧让姐姐致以崇高的敬意 ^0^

续前文——

关于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历代史家都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 美色所惑说
2、 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 士族与庶族之争
4、 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所谓姿色惑人,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世绩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世绩、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诸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诸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绩、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绩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绩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诸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跟武后也非势不两立,其政治活动与长孙无忌并未发生直接联系。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理由如前所述,武氏之立后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格局,但支持她的不全是庶族,而反对她的也不全都是士族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争。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战,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绩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第四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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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是偶偶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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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舅甥之间》

第五章《舅甥之间》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4]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文采飞扬才华横溢的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5]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诸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诸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而魏征之长子叔武也被列入承乾私党,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诸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诸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诸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不想却意外地遇到了重臣长孙无忌及诸遂良的反对,加之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诸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诸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世绩。

1) 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侄儿,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之后也有所察觉,此处按下不表。

2)李世绩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世绩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世绩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世绩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世绩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世绩的顶头上司。李世绩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世绩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世绩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据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世绩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世绩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并未牵连到支持魏王的官员。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本节未完待续)


注:[4] 通鉴永徽三年事

[5]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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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两虎相争,渔人得利啊

对于权力的欲望,使得父不父,子不子
悲哉,可怜帝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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