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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别闹了,费曼先生, 科学顽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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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禾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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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米、冯诺曼

  刚开始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卒,后来我当了小组长,因此见过一些伟大人物。一生之中最令我振奋的经验之一,就是碰到这些光芒四射的物理学家。
  当然,其中包括了费米(Enrico Fermi)。有一次他从芝加哥南下;那时我在研究一个题目,也得到了一些结果。可是牵涉到的计算十分复杂困难。通常我是这方面的高手:我总是能预测答案会是什么,又或者解释为什么会得到某些答案。可是这个题目太复杂了,我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得到那样的答案。
  我们举行了会议,告诉费米我的困难,然后开始描述我得到的结果。他说:“等一下,在你告诉我答案之前,让我先想想。它应该是如此这般(他对了),然后因为这样跟这样,答案便变成这样这样,最明显的解释是……”
  他做的就是我最在行的事,但他比我高明十倍。那真是印象深刻的一课!
  还有就是伟大的数学家冯诺曼。我们经常在星期天一起散步——通常在附近的峡谷中,同行的还有贝特及巴查,那是很愉快的经验。冯诺曼教会了我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你不需要为身处的世界负任何责任。因此我就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不负责任感”,从此成为一个快活逍遥的人。大家听好了,我的不负责任感全都是由于冯诺曼在我思想上撒下的种子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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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大人物

  我也跟波耳(Niels Bohr)会过面。那时候,由于受到德国纳粹的威胁,他化名为贝克,跟他一起的是儿子吉姆·贝克,本名是艾殊·波耳(Aage Bohr)。 他们从丹麦跑来,都是大大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很多大人物而言,老波耳就像上帝一般伟大。
  他第一次来时,我们开了一次会。大家都想一睹伟大波耳的风采,因此很多人都来了,我们讨论了原子弹的问题,我坐在后面的某个角落。他开过会后又走了,而我从头到尾都只能在众多脑袋瓜的缝隙间看到一点点波耳的影子而已。
  他第二次要来开会的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喂,费曼吗?”
  “我就是。”
  “我是吉姆·贝克。”是他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我是费曼,我只是个……”
  “没错了。8点钟可不可以?”
  于是,就在早上8点,大家都还没起床之际,我跑去跟他们会面。我们跑进技术区的一个办公室,他说:“我们在思索怎样可以令原子弹威力更大,我们想到这些这些。”
  我说:“不,这行不通,这没有效……哗啦哗啦等等。”
  他又说:“那么这跟这呢?”
  我说:“听起来好像比较像样,但这里头包含了这个笨主意呢。”
  我们反复检讨很多想法,反复争论。伟大的波耳不断点他的烟斗——它却不断熄灭。他讲的话很难听得懂——咕哝咕哝的不容易明白。小波耳讲的就易懂多了。
  “好吧,”他最后说,一边又在点烟斗,“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大人物请进来了。”波耳父子把其他人叫来,一起讨论。
  后来小波耳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上次他们来访后,老波耳跟他儿子说:“记得坐在后面那小伙子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只有他会指出我的荒谬想法。下次我们要讨论什么时,单找这些只会说‘是,波耳博士’的人是不行的,让我们先找那个小子谈谈。”
  在这方面我总是笨笨的。我总是忘记在跟谁说话,而一味担心物理上的问题。如果对方的想法差劲,我就告诉他那很差劲。如果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说很好。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的处事方式。我觉得那样很好,很愉快——大前提是你要做得到。我很幸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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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弹婴儿出世

  我们的计算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是试爆了。那时候阿琳刚去世不久,我请了个短假在家,有一天收到通知:“某某日,婴儿便要出生……”
  我立刻坐飞机回去,抵达营区时,巴士正要离开,于是我直接跟大家到离试爆地点20英里的地方等候。我们有一具无线电,而理论上他们会告诉我们,原子弹将在什么时候爆炸。可是无线电坏了,因此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不过就在试爆前数分钟,对讲机又好了,他们说对我们这些离得较远的人来说,大约只剩20秒了;其他人在较近的地方,只有6英里。
  我们每人发了一副墨镜,以供观测试爆之用。墨镜?在20英里之外,再戴上墨镜能看到什么鬼?我在想,一般亮光是不会伤害眼睛的,唯一能伤害到眼睛的大概只有紫外线。我坐在卡车的挡风玻璃后面,觉得这样便能看得清楚又能兼顾安全;因为紫外线是穿不过玻璃的。
  时间到了,远处出现的强大闪光亮得我立刻躲下来,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一团紫色的东西。我对自己说:“不对,这只是眼睛内出现的视觉暂留现象。”再度抬起头来,看到一道白光转变成黄光,又再变成橘光,在冲击波的压缩及膨胀作用下,云状物形成又散去。
  最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橘色球,它的中心是那么的亮,以致成了橘色,边缘却有点黑的,慢慢上升翻腾。突然我明白,这是一大团的烟,充满了闪光,火焰的热力则不断往外冒出。
  前后大约过了一分钟。
  这个从极亮变成黑暗的过程,我全都看见了。我大概是唯一真正看着那鬼东西——后来称为三一角试爆——的人。其他人都戴上墨镜,而在距离6英里处的人根本什么都没看,因为他们都依指示趴在地上。我大概是唯一用肉眼直接看着那次试爆的人。
  大约一分半钟以后,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打雷般的隆隆声。那声巨响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在整个过程中,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讲半句话,大家只默默地观看,可是这些声音使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特别是我,因为从远处传来的声音是那么的厚实,证明它已完全成功。
  站在我身旁的人问:“那是什么?”我说:“那就是原子弹了。”
  这个人名叫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的目的是要写文章报导整件事情。按照原定的安排,我要带他四周参观,可是许多东西对他来说都太技术性了。后来史迈斯来访,我便改当他的向导。我们曾经跑进一个房间,里面有个瘦瘦长长的支架,上面陈列了一个镀银的小球。把手放在上面,你会感觉到一阵暖意,事实上它具有放射性,是个钚球。我们站在房门口聊天,谈论这个小球的意义。这是由人类制造出来的一种新元素,之前在地球上从没出现过,顶多在地球刚形成时出现过一下子——而眼前就有完全分离出来、具备辐射等特性的钚。这是我们制造出来的,它可说是个无价之宝。
  我们一边谈话时,下意识会做一些动作。当时他无意间轻踢门垫(防止门猛然撞上墙壁的衬垫),我就说:“是呀!这个门垫跟这扇门实在很配。”门垫是个直径10英寸的黄色金属半球——事实上,这是纯金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需要了解中子打到不同物质上后,有多少会被反射回来。我们测试过许多材料,像白金、锌、黄铜,也测试过黄金。实验结束后留下了好些碎金块,也不知是谁出的聪明主意,把碎金合成一个大金球,做为钚球陈列室的门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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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白费工夫?

  试爆成功以后,罗沙拉摩斯充满了兴奋的气氛,到处都有聚会,大家跑来跑去。我还坐在吉普车后座,一边打鼓。但只有威尔逊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
  我说:“你干吗这么忧郁?”
  他说:“我们造出来的怪物太可怕了。”
  我说:“但这都是你开的头,你还把我们拖下水呢。”
  你看,对我来说——对我们来说——开始时,我们都有极充分的理由说服自己参与这工作,然后拼命努力完成使命。这是一种快乐、一种刺激,你会停止思考,明白吗?很单纯地不去想其他事情。在那一刻,只有威尔逊在思考整件事情的冲击。
  以后不久,我又回到文明世界,在康奈尔大学教书。刚开始时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我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会那样,但当时的感受非常强烈。我坐在纽约一家餐馆里,看着窗外的建筑物,就开始想: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炸毁的半径有多大……从餐馆到34街又有多远?那么多的建筑,全都化为灰烬——不停地想。在路上走着时,看到有人在盖桥、筑路,我又想:他们都是神经病,什么都不懂,干嘛还要盖新的东西?一切都是白费工夫而已。
  而白费工夫的日子又继续了差不多40年了,对不对?事实上我的想法错了,盖桥并不是白费工夫的事,我很高兴这些人有此远见,继续往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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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英雄惜英雄(1)

  最初教会我怎样开锁的,是一个名叫拉瓦提尼(LeoLavatelli)的家伙。我发现, 一般的弹簧锁——例如由耶鲁(Yale)父子始创的耶鲁锁——很容易可以打得开。你只要把小螺丝起子插进锁眼里,把锁转开便行。当然,一开始它不会转,因为锁内有几根小针,你要把它们顶到恰当的高度(钥匙就有此作用),锁才会被打开。而由于这些锁大多造得不够完美,因此把锁拴紧的重大责任,往往会落在其中一根锁针上。现在,如果你再将一根铁丝——像回形针之类——从锁眼挤进去(你要把螺丝起子用力往旁边挤,好让锁眼能空出来),前后挪动,早晚你会将最吃力的那根锁针顶到恰当高度;这时,锁就可稍为转动一点点,使得第一根针卡在边缘,停在上面;这时候,剩下大部分的力转由第二根锁针承担,于是你重复刚刚的方法,过不了几分钟,所有锁针都被顶起来了。
  经常发生的是,螺丝起子一不小心滑动,你便听到踢——踢——踢的声音,锁针全掉回去了。原来每根锁针之上都装有一个小弹簧,当你把钥匙拉出来时,锁针全被推下来,回到原位;把螺丝起子抽出来的话,也会听到它们掉下来的声音——有些时候,还可以把起子抽出来,看看是否有进展,也许你的铁丝推错了方向呢。整个过程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Sisyphus):当你以为已把石头推到了山顶之后,它却又滚回山下去,一切又得重来。这方法很简单,多练习便熟能生巧,你很快便懂得如何拿捏力道大小,能刚刚好把锁针顶起来而不让它掉回去。好笑的是,很多人不晓得,当他们被锁在门外或门内时,其实要撬开它并不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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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轻而易举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研制原子弹时,一开始由于事事急就章,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未准备好,计划的所有机密文件——关于如何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全都随便放在档案柜内,部分柜子根本没有锁上,有的话也只不过用普通挂锁来锁,它们可能只有三根锁针——要打开这种锁实在是轻而易举。
  为了加强安全,全工厂的机械工人替每个档案柜做了一根长棒,穿过每个抽屉的把手,用挂锁锁上。
  其他人跟我说:“看看这些新装的玩意儿,你还能把它们打开吗?”
  我看看档案柜的背后,发现抽屉的底部不是封死的,那里有一条长长的缝,缝内有根铁棒,上面装了一块可以移动的硬隔板,是帮忙固定文件用的。我从后面伸手进去,推开隔板,从长缝中把文件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我说,“我连锁也不必开。”
  罗沙拉摩斯是一个讲求合作精神的地方,而我们觉得有责任指出所有应该改进之处。我不停地抱怨安全措施不够,其他人却觉得加了钢棒和挂锁已经够安全,但其实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为了示范那些锁多没用,每当我要跟某些人借文件而他们刚巧不在时,我便跑进他们的办公室,打开档案柜把东西拿出。用完之后,我就将文件还他,说:
    “谢谢你借我这份报告。”
  “你从哪儿拿来的?”
  “从你档案柜拿的。”
  “但我把它锁起来呀!”
  “我知道你把它锁起来,但那些锁都不管用。”
  终于,他们买了些装了数字组合锁的档案柜,都是由一家叫摩士勒金库公司(Mosler Safe Company)制造的,每个柜子有3个抽屉。把最上面抽屉拉开的同时,你会松开原先扣牢下面两层抽屉的搭扣,让它们进入“无锁状态”。要打开最顶层,则要依照密码将数字盘左转、右转,左转,再右转到10,就可把里面的锁栓弄开。关闭时要先把中下两个抽屉往上推,然后关最顶的一层,把数字锁从10随意转到其他号码,这样就把锁栓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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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相信有答案

  当然,这些新档案柜立刻成为我的新挑战。我最喜欢玩益智游戏了:如果有人发明了一些东西把别人挡在外头,那么就应该有办法破解它,闯进去!
  首先,我必须了解数字锁的运作原理,因此我把自己办公室里档案柜上的锁拆开,发觉里面有3个圆盘安装在同一根轴上,一个挨着一个,在每个圆盘的不同位置上刻有槽口。开锁原理是,想办法把3个槽口排成一线,形成一道凹槽。最后当你把转盘转到10时,摩擦力会把锁栓带到槽口里。
  应该怎样转动圆盘呢?原来,在数字盘的背后有一根突出来的钉子,而在第一个圆盘上也有一根锁钉伸出,两根钉子离轴中心半径相同。因此只要转动数字盘,最多转一圈就会带着第一个圆盘一起转了。
  同样的,在第一个圆盘的背后以及在第二个圆盘的前面,也各有一根锁钉,离轴中心的半径也是相同。因此当第一个圆盘已被带着转动之后,再转第二圈时,你也一起转了第二个圆盘。
  再继续转下去,在第二号圆盘背后的钉子将会遇上第三号圆盘上的钉子,三个圆盘都在同时转动了。现在你把数字盘转到第一个密码上,然后将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一圈,从另一面带动二号圆盘,转到第二个密码上。
  最后你再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将第一号圆盘转到正确位置上。现在三个圆盘的槽口成一直线,把数字盘转到10,锁就打开了。
  但我试了又试,还是没想出该如何下手。我买了两本教人开锁的书,但它们说的都一样。书一开头都是些开锁大王的惊人故事,例如有名妇人被反锁在冻肉冰库内,快被冻死了,但开锁匠却以倒挂金钩的姿态,在两分钟内便把锁打开。又或者海底有箱皮裘或金币,开锁大王潜到海底去把箱子打开,取出宝物。
  书的第二部分告诉你,怎样打开保险柜,却都是些愚昧不堪的建议,像“你可试试某些日期的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喜欢用日期当数字锁的密码”或者是“猜一猜保险柜主人的心理,想一想他可能会用的组合。”还有“秘书小姐经常害怕她会忘记数字组合,因此可能把组合写在下列地方:办公桌的抽屉边上、混杂在人名地址表上……”等等。
  书中提到如何打开一般的保险库,倒有几分道理,很容易明白。普通保险柜另外装有把手,当你握着把手往下扳,同时转动数字盘时,把手的力量会将锁栓压向糟口上(这时它们还未排成直线),而其中一个圆盘往往承受着最多的力量。当这个圆盘的槽口碰上锁栓,会发出“卡沥”的轻声,用听诊器可以听得到,又或者可以感觉到摩擦力突然减弱,你便知道“找到一个号码了”!
  尽管你还不知道这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个数字,但只要你把数字盘往相反方向转,看看要转多少圈才再听到那“卡沥”声,便可猜出端倪,如果一圈还不到,那么必定是第一个圆盘;如果少于两圈,那就表示数字是属于第二个圆盘的。不过,这个方法只适用于有把手的普通保险柜,因此我又没辙了。
  我试了很多其他手法,像能不能在不动顶层抽屉的情况下,把中下两层抽屉扣紧的搭扣松开;我又试过把柜子上面的螺丝旋开,将铁丝衣架弄直伸进去东探西探。另外,我又试过把数字盘转得飞快,再转到10,希望突然加上去的摩擦力会使某个圆盘停到正确位置上。但什么也没用,我觉得很沮丧。
  于是,我再有系统地深入研究。比方说,有很多档案柜的组合都是69-32-21。那么最多可有多大差异而仍然能把锁打开?号码是69时,68行不行?67呢,在我们的情形,前两者真的都可以,66便不行了,因此,可容许的误差是左右各两个刻度,换句话说,每 5个数字中只须试一个便可以了,你可以试0、5、10、15等。于是盘上100 点数字中就有20个这样的数字,就是说一共有8000种可能性——这已经是一大进步,因为如果你一个一个数字去试,你有100万种可能的组合。
  问题是,我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试完8000个组合?假定我已找出前两个数字,例如它们是69-32,但我不知道确实组合,我以为它们是70-30,那么我可以继续尝试从20个可能性中找出第3个数字。 而假如我只知道第一个数字,那么试完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后,我可以将第2个圆盘的位置稍为改变,再试第3个圆盘上的20个数字。
  我拼命用我的保险柜练习,直到可以一边飞快地找数字,同时又不会忘掉我在找的那个号码,而把第一个号码搞砸。跟练习变魔术的人一样,我熟练得可以在半小时内试遍400个可能的号码。那样一来,我最多只需要8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一个保险柜——平均4小时便能打开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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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开出名气

  在罗沙拉摩斯有一个叫史塔尼的人,对锁也很有兴趣;我们不时地在一起讨论锁,但没谈出什么东西。当我想通了这个平均4小时内打开保险柜的手法后,我想表演给史塔尼看。我跑进计算机组某个办公室,跟那位同事说:“我想让史塔尼看点东西。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保险柜?”
  计算机组其他人都来凑热闹了,说:“嘿,大家注意了,费曼要教史塔尼怎样开保险柜,哈——哈!”事实上,我并没有要真的把保险柜打开;我只打算告诉他,怎样很快地找后面两个号码,同时又不会使步调错乱,必须重新设定第一个号码。
  我开始表演了。“让我们假定第1个号码是40,第2个号码我们试15。我们往前、往后,转到10号;往前往后各加5个刻度,10……一直试。 现在我们试过所有可能的第3个号码了。再下来继续找第2个号码,让我们改试20;往前、往后、10;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10;再加5个刻度往前、往后……”“卡沥!”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头两个号码居然恰好被我碰对!
  由于我背对着他们,因此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史塔尼也极为讶异,但我们很快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很得意地把顶层抽屉拉出来,说:“就这样便打开了!”
  史塔尼说:“我看懂了,这的确是个好方法。”然后我们赶快离开。所有人都呆住了,其实我全靠运气,但这一下子,我却真的开锁开出名气来了。
  前前后后我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那等能耐(当然,我同时也在忙原子弹的事),但我觉得我已把保险柜打败了。我的意思是说,万一出了情况——有人失踪或死亡,没有人晓得他们档案柜的密码,但又急需取得里面的东西的话——我有把握能够打开它。看过书中描述那些开锁专家的“伟大事迹”后,我觉得自己的成就还真不赖呢。
  罗沙拉摩斯没什么娱乐可言,大家都要自己想办法。所以拨弄档案柜上的摩士勒锁,就成为我的一项娱乐。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锁被打开,抽屉拉出来,而且数字盘还停留在10的号码上时(一般人打开档案柜拿东西时的状况正是如此),锁栓还是开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锁栓还留在3个圆盘的凹槽里呀!妙极了!
  现在,如果我将数字盘从10的位置稍微转离开,锁栓就跳上来了:但如果我立即转回10的位置,锁栓又掉回凹槽中了,因为我还没有作太大的改变。好了,假如我继续转离10,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早晚会碰到某个号码,是我转回去10时锁栓再也不会掉回去的,因为凹槽的形状已受到影响了。换句话说,刚刚那个号码——锁栓还会掉回去的那个——就是密码的第3个数字!
  我立刻意识到,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找第 2个数字:一旦知道了第3个数字,我可以把数字盘往另一边转, 同样以5个刻度为一单位,一点点地改变第2个圆盘的状态,直到锁栓再也掉不回去,最后的号码就是第2个数字。
  如果我很有耐性,那么3个数字都可以找出来了,但是实际上,用这个方法来找第1个号码,反而比档案柜锁上、但已知后两个密码时,单试20个号码的方法麻烦得多。
  我练习又练习、直到我连数字盘都不用看,就可以得出最后两个号码(档案柜还开着时);然后,当我在某些人的办公室里讨论物理问题时,我就挨在他打开的档案柜上,就像有些人一边谈话,一边无意识地玩弄钥匙一样,我也伸手拨弄柜上的数字盘。偶尔我把手指放在栓上,那样不用看即能知道它有没有上来。用这方法,我找出了很多柜子的后两个号码。等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后,便立刻把号码写在一张纸上,又把这张纸藏在柜子的锁里。每次我都要先把锁拆开,才能把这张纸拿出来——我觉得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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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布疑阵

  不多久我的声名更响了,因为慢慢地会有人跑来找我说:“嘿!费曼!克利斯蒂出城去了,但我们需要他档案柜里的一份文件,你能不能打开它?”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柜子的后 2个号码,我会说:“对不起,现在我没空,手头上正好有事在忙。”否则我会说:“可以呀,但我要拿些工具。”其实我什么工具也不需要,但我跑回办公室内,打开我的柜子,把小抄拿出来看:克利斯蒂—35、60。然后随便拿一根螺丝起子,走到克利斯蒂的办公室,把门关上,不是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怎么开档案柜的!
  几分钟后,我就把柜子打开了,因为我只需要找第一个号码,顶多试20次便找到。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看杂志,消磨15、20分钟。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否则他们会想到,其中一定有什么诀窍!最后我打开门说:“开了。”
  大家以为每次我都是从头开始试的,这是因为上一次示范给史塔尼看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印象,我让大家继续那样想。没有人想过,我平常就把他们保险柜后两个密码摸清楚。不过也许因为我经常那样做,他们才没起疑;这有点像赌棍经常有事没事拿着扑克牌一样。
  我经常要出差到橡树岭,看看他们生产铀的工厂,有没有安全问题,由于是战争期间,一切总是匆匆忙忙的。有一个周末我又要到他们那里。星期天那天,包括一名将军、某家公司的副总裁、另外两个大人物,还有我——坐在某个家伙的办公室内,讨论一份报告。报告放在保险柜内,但这家伙突然想到,他根本不知道保险柜的密码,只有秘书才晓得。他打电话到她家,却发现她外出野餐旅行去了。
  他一边忙着找他秘书时,我问:“你不介意我看看你的保险柜吧?”
  “哈哈——不会介意啦!”我便走到他保险柜那里随便弄弄。
  他们继续讨论也许可以开车去找那位秘书;我们的主人则愈来愈尴尬了,因为大家都卡在那里,而他却像个笨瓜般不知道怎样打开保险柜。大家都对他很不满意,气氛愈来愈紧张,忽然之间“卡沥!”——锁打开了。
  在10分钟内,我就打开了装满机密的保险柜了。他们全都瞠目结舌,很显然保险柜并不怎么保险!这个打击太恐怖了。这些“可阅读、不可带走”的高度机密全锁在这个美妙的柜子里,而这家伙只花10分钟就把它打开了!
  当然,我之所以有办法把锁打开,事实上是因为我一看到锁,就有把后两个号码摸出来的习惯。之前一个月,我曾经来过橡树岭,在同一办公室内待过;那次保险柜刚好打开,我则由于习惯成自然,毫无意识地就把密码的后两个数字找出来了。事后我没有把它们记下来,不过我隐隐约约还有印象,于是我首先试40-15,再试15-40,但都不对。然后我试10-45,便把柜子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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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避而远之

  差不多的情形还发生过一次。我写了一份报告,需要橡树岭的一位上校核准。一个周末,我跑到橡树岭见他。我的报告放在他的保险柜内。其它人用的档案柜,都跟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用的是同一种类;可是他是上校,因此他的档案柜高级多了——它有两层带有大把手的门,把手牵动4只厚3/4英寸的不锈钢锁栓。上校拉开那两扇铜门,把报告拿出来看。我很少有机会看到真正好的保险柜,于是我说:“你读报告的时候,我能不能看看你的保险柜?”
  “看吧,”他说,信心满满的,觉得我绝对没法奈它何。我看了其中一扇门的背后,发现数字盘连接到一个小锁上,而这个锁赫然跟我在罗沙拉摩斯档案柜的锁一模一样!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小锁栓,不同的是当锁栓掉下去之后,保险柜上的把手可以将一些棍子横移,再透过一堆杠杆的作用,你便能将那些3/4英寸的不锈钢锁栓拉出来。完全出于“专业完美主义”,也为了确定它们是同一种锁,我用同一种手法,取下了密码的后两个数字。
  这时候他还在看报告。等他读完后他说:“可以了,报告写得很好。”把报告放在保险柜里,握着巨大的把手,把那巨大的黄铜门关上。当它关上时,一切听起来都是那么美好,但我知道这一切都只是心理作用,因为它用的还是同一种见鬼的锁。
  我忍不住刺他一下(我总喜欢跟那些穿着漂亮制服的军人开玩笑),说:“看你关保险柜的模样,你好像觉得东西放在里面都很安全。”
  “当然。”
  “你觉得很安全的唯一原因,是一般老百姓称它为‘保险柜’(我特别用“老百姓”这个字眼,让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他被老百姓骗了一样)。”
  他火了:“你这什么意思——这不保险吗?”
  “好的锁匠在30分钟内,便可以把它打开。”
  “你能在30分钟内能把它打开吗?”
  “我刚刚说‘好的锁匠’。如果是我要45分钟。”
  “那么嘛!”他说,“我太太在家等我吃晚饭,但我要留下来看你表演,现在你给我坐下来,我要看着你弄这鬼东西45分钟还打它不开!”他坐在他的大皮椅上,把腿跷在办公桌上,看起书来。
  我充满信心,拿了张椅子到保险柜前面坐下,然后装模作样地随便乱转数字盘。
  大约 5分钟后——如果你坐在那里干等的话,这已很久了——他开始没耐性了:“怎么了,有什么进展吗?”还有:“像这种柜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啦。”
  我估算再过一两分钟就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认真地试。两分钟后,“卡沥!”门打开了。上校嘴巴张开,眼珠突出。
  “上校,”我很严肃地说:“让我告诉你这些锁的毛病:如果任由保险柜的门或档案柜最顶层的抽屉打开,人家很容易就可以找出密码。为了证明其中的危险,当你在看报告时,我就把它找出来了。你应该下令大家在工作时,要把他们的档案柜锁上。这些保险柜敞开时都十分好对付的。”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那真有趣!”从此以后,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了。
  下一次到橡树岭时,所有知道我是谁的人见到我,都说:“别从这里过!不要走过来!”原来,上校发了一张问卷,上面问:“上次费曼先生来访时,他有没有来过、靠近过或经过你的办公室?”有人说有,其他说没有。说有的人收到另一则通知:“请更改保险柜密码。”
  这就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就是危险的根源。他们为了我便要把密码全部更改,而更改密码、背诵新密码都是件苦不堪言的事,因此他们都很气我,不想我再靠近他们,害怕等一下又得更改密码。当然,他们在工作时,档案柜的抽屉一如既往,还是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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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锁英雄惜英雄(2)

妙贼费曼

  我们在罗沙拉摩斯的所有工作成果及记录,都藏在那里的图书馆内。那是一个很坚固的混凝土房子,门很大、很漂亮,上面装了可以转动的金属锁——就像银行里的金库般。我曾经试过仔细地研究它。我认识那位管理图书馆的小姐,求她让我玩玩那道锁。我简直被它迷住了:那是我看过最大的一把锁!但我发现,我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就算门开着,我也没法
找出密码的后两个数字。事实上,当我转动数字盘时,我就使锁进入“锁着状态”,锁栓凸了出来,连门也没法关上,直到管理员小姐跑来把锁打开。于是,对那把锁的研究就只能到此为止了,我没有足够时间找出它的原理——那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

  战后,我到康奈尔大学教书。那一年暑假,我又回到罗沙拉摩斯。因为我有一项研究工作,做到一半时发现必须参考以前写过的一份报告,却记不清其中内容,而这份文件还藏在罗沙拉摩斯的图书馆里。我跑去调阅文件,但图书馆门口有个带枪的士兵在巡逻。那天是星期六,而图书馆在星期六都是不开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好朋友狄霍夫曼,他在解密部门工作。战后军方考虑解除部分文件的机密禁制令,因此他不停地要往返于图书馆及办公室之间,审阅这份文件、审阅那份文件、核对这、核对那,简直要疯掉了!最后他把每份文件——所有关于原子弹的秘密,全都影印了一份——放在自己办公室内,一共有九个档案柜之多。

  我跑到他的办公室,灯还亮着,看来有人在那里——也许是他的秘书——刚巧走开了,我只好等一下。我一边等,一边又伸手去转档案柜上的数字盘。我不知道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因为这些档案柜都是在战后才送来的,那时我已离开。我开始想那些教人开锁的书,我想:“我从来都没有把书上说的那些花招放在眼里,也没想过试用一下,但现在不妨试试看
能不能用它们的方法,把狄霍夫曼的档案柜打开。”

  第一招:秘书因为害怕忘记密码,因此会把数字组合写在什么地方。我开始照书中提到的地方去找。办公室抽屉都锁起来了,但那锁普通得很,拉瓦提尼早就教过我了——砰!锁开了。我沿着抽屉边看,什么也没有。

  接着我翻看秘书的文件。我找到一张每个秘书都有的纸,上面写着整齐的希腊字母——以便看我们写的数字方程式时,做辨认之用——及标上它们的发音。而在表的顶端,好像不经意的,写着π=3.14159。那刚好是6个数字,秘书小姐为什么需要知道π的数值?太明显了,再没有其他理由!

  我跑到其中一个档案柜那里试31-41-59,没打开。我再试59-41-31,还是没打开。再来95-14-13,将前后数字调过来、反过去——全不成功!

  我把抽屉关上,正要走出办公室,突然想起书上说:接下来,试试心理推理。我跟自己说:“狄霍夫曼铁定是那种用数字当密码的人。”

  跑回到那个档案柜,我试27-18-28,“卡沥!”它真的开了!(除了π之外,第二重要的常数就是自然对数的底了,即e=2.71828……)那里一共有9个柜子,我只打开了一个,但我要的文件却在另一个柜子内——文件均依作者姓名顺序排列。我在第2个柜子上试27-18-28,“卡沥”又打开了!密码一模一样。我想:“这可好玩了!我已打开了原子弹的机密了。但如果我以后要跟别人说这段故事,最好确定所有密码都一样!”部分档案柜放在隔壁房间,于是我随便挑了一个试27-18-28,又打开了。到目前我开了3个柜子,密码全都一样。

  我心想:“现在我可以写一本更精彩的开锁书了,因为一开头我会提到我怎样打开了这些保险柜,里面放的东西比任何开锁专家开过的更重要、更宝贵——当然,除了人命之外。但跟宝藏或毛皮相比,我打开的保险柜内放的东西重要多了:所有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包括生产钚的流程、提炼程序、需要多少材料、原子弹的原理、中子如何产生、原子弹的设计—— 罗沙拉摩斯的所有知识都在这里了!”

  我跑回到第2个档案柜那里,把我要的文件取出。然后我拿起一枝油亮的红蜡笔,随手找了张黄色的纸,在上面写道:“借去了编号LA4312的文件——撬锁专家费曼留。”我把字条放在柜内文件上,把它关上。

  我又在第一个柜子内留了另一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随后把它关上。在隔壁的档案柜里,我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把抽屉关上,然后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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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恶作剧

  傍晚我在餐厅吃晚饭,碰到狄霍夫曼。他说他正要回办公室,我觉得那会很好玩,便跟他一起去。

  他开始工作,没多久便跑到隔壁去打开那里的档案柜,却出乎我预料之外——他刚巧跑去打开我放第三张字条的柜子。他拉开抽屉,映入眼帘的是那张颜色鲜黄、写满了红字的字条。书上经常说人害怕时,会“面无血色”,但之前我从未见过那种脸色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那一点都不假。他的脸转成灰暗的黄绿色——看来真的很可怕。他拿起那张纸,手不
停地发抖。“看……看这个!”他说,全身都抖起来了。

  当然,字条上写“密码全都一样时,个个柜子都不难开——同一人留。”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所有的密……我这些档案柜的密码都是一……一样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那可不是个好方法。”

  “我……我现在知道了!”他说,整个人崩溃下来了。

  面无血色的另外一种效应,大概是脑袋也不灵光了。他说:“他还签了名!他还说了他是谁呢!”

  “什么?”

  “是的,”他说,“这跟想闯入欧米伽大楼(Omega Building)的是同一个人!”

  在战争期间、甚至战后,不停地有种种谣言:“有人想闯入欧米伽大楼!”事情是这样的,原子弹方面有一个实验,是要把足够分量的铀放在一起,以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会让一小块铀掉下来,“穿过”另一小块铀。穿过时会引起反应,他们就把中子数量记录下来。由于穿过速度很快,因此效应不会积累下来,不会发生爆炸;但是他们要求要有足够多的反应,以知道实验进行得对不对,跟预测吻不吻合等。这是个很危险的实验呢!

  当然,他们不是在罗沙拉摩斯的中心地带做这个实验,而是在数英里外,翻过好几个台地后的山谷中,那里完全被隔绝。这座欧米伽大楼四周围了铁丝网,有守卫及瞭望塔。夜阑人静时,野兔会从草丛中跑出来,撞到铁丝网,发出声音,守卫便开枪。守卫要怎么说呢?说那只是一只兔子吗?不。“有人想闯进欧米伽大楼,但我把他吓跑了!”

  这是为什么狄霍夫曼会面无血色和发抖;但他没注意到逻辑上的不通: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说不定就是站在他身旁的这个“同一人”。

  他问我该怎么办。

  “唔,看看有没有丢掉文件吧。”

  “看来没问题,”他说,“我看不出少了些什么。”

  我想引他到我拿过文件的档案柜。“唔,如果所有密码都一样,那么他也许从其他抽屉里偷了东西。”

  “对!”他说,立刻跑回他的办公室,打开第一个档案柜,找到我留下来的第二张字条:“这个柜子也不难开呀——聪明鬼留。”

  到了这节骨眼上,究竟是“同一人”或者是“聪明鬼”已无关紧要了。对他来说,这一定就是那个想闯进欧米伽大楼的人,因此要说服他打开我留了第一张字条的档案柜,还真的很困难;我也记不得是如何说动他的。他开始打开档案柜时,我也开始朝走廊的另一头走,因为我有点害怕当他发现是谁捣的蛋,会扭断我的脖子!

  果不其然,他尾随着我,一直跑过来。但他并没有生气,反而伸手抱着我——因为他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原来这件可怕的原子弹机密失窃案,只不过是我的恶作剧而已。
(以上两节由云胡不归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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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对手

  同一个夏天,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把以前政府采购的部分东西收回,当作剩余物资出售,其中一个是某位上尉用过的保险柜。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保险柜的事情。上尉是战争期间才来的,来了以后,他觉得我们的档案柜对他要放的机密来说,都不够安全,因此他要另买一个与众不同的保险柜。
  上尉的办公室跟我们的办公室同一幢,但他在二楼。房子是木头造的,看来很不坚固的样子,而他订购的却是一个很笨重的钢柜;搬运工人还得先垫好一排排的木板,使用特别的千斤顶,以把它推上台阶。由于罗沙拉摩斯实在没什么好玩的娱乐,因此我们全都跑来,看着工人吃力地把这个大保险柜搬到二楼他的办公室内。大家又开玩笑说,不知他要放些什么机密进去。更有人说,倒不如把我们的东西放到他的保险柜里,他的机密放到我们的档案柜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的事。
  现在他们想把它转卖,首先却必须把里面的东西清理掉,但只有两个人知道密码是什么:上尉自己,而他却在比基尼(Bikini),以及阿尔法瑞兹——但他却已忘记密码是什么了。资产管理部的人要求我把它打开。我跑到上尉的旧办公室问他秘书:“为什么你不打电话给上尉问他密码?”
  “我不想打扰他。”她说。
  “哦,你宁愿打扰我8个多小时! 除非你先设法跟他联系,否则我不干。”
  “好啦,好啦!”她说,拿起电话。我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看保险柜。它就乖乖地待在那里,全钢的保险柜,门却赫然是敞开的。
  我跑回去找秘书小姐:“它是开着的。”
  “太好了!”她说,把电话放下来。
  “不,”我说,“它原本就是开着的。”
  “哦,我猜资产管理部的人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我跑到资产管理部说:“我去看过保险柜,它已经开了。”
  “噢,是的,”他说,“抱歉我忘记告诉你。我后来叫我们的锁匠去把它钻开。但动手钻之前他说先试试看,便把它打开了。”
  原来如此!这里透露了三项信息:首先,罗沙拉摩斯现在聘请了一位正式锁匠了;第二,这个人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那是我不懂的手法;第三项,他能够打开以前没碰过的保险柜,而且在几分钟内便成功。这是真正具备职业水准的锁匠,这样的人物我必定要去会一会!
  我发现,他们在战后才把他聘来(这时候军方较以前不担心保安问题)处理类似的事件。其实单是开保险柜的工作量还太少了,因此他还负责修理我们以前常用的玛灿特计算机,而刚巧战时我也经常在修理那些东西,于是我想到一个跟他碰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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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机而动

  我一向跟别人交往时,都不会拐弯抹角或耍手段,我会直接走上去自我介绍。可是这次不一样,跟这个锁匠见面,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我也知道,除非我先展示实力,他是不会告诉我他的开锁秘诀的。
  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所在——跟我一样在理论物理组的建筑内,不过他在地下室——我也知道他通常在晚上工作,这时候机器都不会有人用。因此一开始我晚上到办公室时,都故意从他的门前走过,就那样而已,只从他门前走过去。
  过了几个晚上,我也只“嗨”地打声招呼。再过了一段时间,他认出来经过门口的是同一个人,便开始说“嗨”或“你好”。
  过了好几个星期的磨磨蹭蹭,我注意到他在修理玛灿特计算机,但我还是没说什么,时机还未成熟呢。
  慢慢地我们多谈一些了:“嗨!你工作真勤快卖力呀!”“是,蛮忙的。”之类。
  终于出现了重大突破:他邀我分享他的汤。现在事情进行得很不错了,每个晚上我们一起喝汤,我也开始提到加数机,他也告诉我碰到的困难。原来他一直在设法将一组带弹簧的轮子装回轴上,但他没有合用的工具,他已经试了一星期了,我告诉他,我在战时曾经修过那些仪器,“这样吧,你把它们放在那里,明天早上我帮你看看。”
  “好吧。”他说,因为他没有其他办法了。
  第二天我跑去看那部机器,也试着把轮子装回去,但它们不停地弹出来。我想:“如果他已经这样试了一星期,我用同样方法也装不回去,那么这方法一定不对!”我停下来仔细地看,发现在每个轮子上都有个小洞——就那么一个小洞,突然我想通了:我把第一个轮子的弹簧上好装好,把一条细铁丝穿过小洞,然后我装上第二个轮子的弹簧,让细铁丝穿过小洞,继续一个接一个地弄一好像穿项链一般——我第一次试验,就把所有轮子都装上去排得整整齐齐的,接着把细铁丝拉出来,问题便解决了。
  当晚我把小洞指给他看以及怎样把轮子装上,随后开始闲聊机器的事,我们成为好朋友了。在他办公室内,有许多小格架,里面放着拆开了的锁或保险柜的零件,它们美极了!但我还是绝口不提锁或保险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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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题揭晓

  我感觉时机快成熟了,于是放出一个小饵:谈保险柜。我把我唯一知道的小知识告诉他——就是当那些锁被打开时,你可以找出密码的最后两个数字。“嘿!”我一边看他架子上的东西一边说,“你在修理摩士勒保险柜呀。”
  “是。”
  “你知不知道这些锁并不保险。它们开着时,你可以找到后两个密码组合。”
  “你会那一招?”他说,终于显露出兴趣。
  “会呀。”
  “试给我看,”他说,我示范给他看。“你叫什么名字?”从头到尾,我们都没问过对方姓名。
  “费曼。”我说。
  “天啊!你就是费曼!”他激动地说。“伟大的开锁专家!早就久仰大名了,我一直都想跟你会面呢!我希望能跟你学学怎样撬开保险柜。”
  “这话怎么说?你早已经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了。”
  “我不会。”
  “听着,我听说过你把上尉的保险柜打开,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你会面,而现在你却告诉我,你不知道怎样撬开保险柜。”
  “没错。”
  “那么至少你懂得怎样把保险柜钻开。”
  “那个我也不会。”
  “什么?”我叫起来了,“资产保管部的人说你拿了工具,要去把上尉的保险柜钻开。”
  “如果你身为开锁匠,”他说,“有人跑来找你去把保险柜钻开,你会怎么做?”
  “我嘛,”我说,“我会假装很忙地整理好工具,跑到保险柜那里,随便在柜子上用力钻下去,好保住饭碗。”
  “那正是我的作法。”
  “但你确实把它打开了!你一定知道怎样撬锁!,,
  “噢,是打开了,我知道那些锁出厂时,密码都设定在25-0-25或50-25-50,因此我想: 也许那家伙根本懒得改动密码呢,而第二组密码就真的成功了。”我还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东西:原来他跟我一样,都是用那些“神奇”的方法把锁撬开。但更滑稽的是,那个大人物上尉买了这么超级安全的保险柜,一干人等又费那么大的劲才把它抬进他的办公室里,而他居然懒得动手重新设定密码!
  我走进我们那座大楼里的各个办公室,试拨那两组密码。而我发现,平均每 5个保险柜中,用这方法就可以打开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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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1站检查视力,第2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3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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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12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3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3去除12,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4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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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25分钟!别人才5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3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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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3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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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N’。其他的我都拿‘N’,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D’,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N’是正常(normal),“D”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
  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D”,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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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却得了个“D”——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
  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
  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
  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
  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
  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
  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


  结果:“缓役,健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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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堂堂大教授

眼中无“物” 心中有“理”

  我不相信,如果不教书我还能过得下去。原因是,这样就算我一点东西都想不出来时,我还能跟自己说:“至少我还活着,至少我还在做一些事情,有些贡献。”——这是一种心理作用。
  20世纪40年代,我待在普林斯顿的期间,亲眼看到高等研究院内那些卓越心灵的下场。他们都具备了聪明绝顶的头脑,因此特别被选中,来到坐落在森林旁边的漂亮房子里,整天悠哉游哉地闲坐——不用教书,没有任何约束或负担。但等过了一段日子,他们想不出什么新东西来,每个人心里一定开始感到内疚或沮丧,更加担心提不出新想法。可是一切还是如旧,仍然没有灵感。
  会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是因为那里缺乏真正的活动和挑战:他们没有跟做实验的学者接触,也不必思索如何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什么都没有!
  在任何思考过程中,当一切进行顺利、灵感源源不绝时,教书确实是一种妨碍,十分讨厌。但有更多的时候是脑袋空空的,如果既想不出什么、又没做什么,那真会教人疯狂!你甚至不能说:“我在教书呀!”
  而且,在课堂上时,你可以思考一些已经很清楚的基本东西。这些知识是很有趣、令人愉快的,重温一遍又何妨?另一方面,有没有更好的介绍方式?有什么相关的新问题?你能不能赋予这些旧知识新生命?基本的东西思考起来并不难;而如果你没想出什么新东西来,没关系,以前想过的已足以应付讲课之用了。但如果你真的有什么新想法,能从新角度看事物,你会觉得很愉快。
  学生问的问题,有时也能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他们经常提出一些我曾经思考过、但暂时放弃、却都是些意义很深远的问题,重新想想这些问题,看看能否有所突破,也很有意思。学生未必理解我想回答的方向,或者是我想思考的层次;但他们问我这个问题,却往往提醒了我相关的问题。单单靠自己,是不容易获得这种启示的。
  因此对我来说,教书以及学生,使我的生命继续发光发亮,我也永远不会接受任何人替我安排一切——快快乐乐的不必教书。永远不会!
  但有一次我接到这样的邀请。
  二次大战期间,当我还在罗沙拉摩斯时,贝特替我争取到康奈尔大学的工作,年薪3700美元。当时另外还有机构提出更高薪资,但因为我喜欢贝特,于是我决定到康奈尔,而不考虑钱的问题。贝特非常关心我,当他发现别人提出更高薪水,他就主动跟康奈尔谈,把我的年薪提高到4000美元。我那时还未开始上班呢!
  康奈尔通知我,我要教的是数学物理;同时告诉我,应该在11月6日到校——确实日期记不清楚了, 日期定在年底好像有点奇怪,我从罗沙拉摩斯坐火车到绮色佳(Ithaca),途中有一大部分时间都在写曼哈顿计划的报告。我还记得火车到了纽约水牛城之后,我才开始计划讲课内容。
  你必须明白在罗沙拉摩斯的压力:每个人都尽快地工作,很努力、很拼命地工作,而每件事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完成。因此,在开讲之前的一两天,我才在火车上开始准备课程,已经是习惯成自然的事了。
  对我来说,教授数学物理是最理想不过了。在战争期间,把数学应用到物理上,正是我的工作重心。我很清楚哪些方法真的很有用。哪些没用。在那样拼命工作、花了4年在应用数学技巧上之后,我真的是经验丰富了。我列出了各个数学项目以及处理方式。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当时在火车上做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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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搜寻旅社

  到了绮色佳,我走下火车,像平常一样把笨重的皮箱扛在肩上。有个家伙喊:“要搭出租车吗,先生?”
  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坐出租车,我那时候年轻、没钱,又喜欢我行我素。但我又想:“我现在当教授啦,必须要有点尊严才行。”于是把行李放下来提在手上,说:“好呀。”
  “去哪里?”
  “旅馆。”
  “哪一家旅馆?”
  “随便哪家旅馆。”
  “你有预定房间吗?”
  “没有。”
  “现在房间不好找呢。”
  “我们就一家家地去找,你在旅馆门口等我。”
  我试了“绮色佳旅馆”,没空房间。我们跑到“出外人旅馆”,还是没有。我跟司机说:“这样在城里开来开去是不行的,那样得花太多钱了,我步行好了。”我把行李留在出外人旅馆,便四处乱逛找房间。
  我碰到另一个乱逛找房间的人。原来周围的旅馆真的都没希望了。没多久我们逛到某个山坡上,慢慢发现已经走到大学校园附近了。
  我们看到一幢好像宿舍的房子,窗户敞开、里面有些双层床。这时已经是晚上了,于是我们进去询问能不能睡在那里,他说:“来吧,就在这里睡吧!”
  我觉得那样不太好,跟偷窃好像没两样。如果他们回来发现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会惹上麻烦的。于是我们离开那房子,继续走了一段路,看到街灯下有一大堆落叶。当时已是深秋,叶子大概是从草坪上扫到这里来的。我说:“嘿!我们可以躺在叶堆上睡呀!”我试了试,感觉软软的。我厌倦了那样逛来逛去,在落叶上睡觉简直是十全十美!但我又害怕会因此惹上麻烦。早在罗沙拉摩斯时大家都取笑我——我又打鼓,又怎么的——说康奈尔不知道请来的是什么样子的教授,还说我一定会做些傻事而大大出名了;因此我得庄重点,最后很不情愿地放弃在那堆树叶上睡觉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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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发上过夜

  我们又再游荡了一会,看到一座很大、看起来很重要的建筑物。走到里面,发现走廊上放了两张沙发。与我同行的人说:“我要在这里睡!”随即倒在沙发上。
  我实在不想惹麻烦,终于在地下室找到一个清洁工,问他到底可不可以在沙发上睡。他说:“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之后,赶忙打听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跑进物理系办公室问:“什么时候开始上课?我缺课了吗?”
  里面的人说:“你什么都不用担心,8天后才开始上课。”
  我震惊极了!然后我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你们为什么叫我一个星期前就跑来?”
  “我以为你会喜欢早一点来熟悉环境,找地方安定下来等开学。”
  我从罗沙拉摩斯回到文明世界,却完全搞不清楚情况!
  吉布斯(Gibbs) 教授叫我到学生中心去解决住的问题。那地方很大,很多学生在那里转来转去。我走到一张放了“住宿”牌子的大桌子前说:“我刚到这里,我要找个房子。”
  那家伙说:“朋友,绮色佳的房子难找得很呢。事实上,信不信由你,昨天晚上有个教授还不得不在这里的沙发上睡!”我周围一看,原来是同一个地方!我转过身来说:“我就是那个教授了,而教授我呢,不想这样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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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新生活

  在康奈尔的前几年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滑稽。到学校之后没几天,吉布斯教授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说通常到了学期末我们不收新生,但如果申请者非常、非常优秀的话,我们会收他。然后他递给我一份申请书,要我评估。
  他回来时问:“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他是第一流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收他。能找到这样的学生是我们的运气。”
  “是的,但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照片?”
  “那有什么关系?”我大叫起来。
  “没有啦,先生!很高兴听到你那样说。我只是想试看看我们的新教授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吉布斯很欣赏我那样跟他直来直往,而不想:“他是系主任,我是新来的,说话最好小心点。”我脑筋没动那么快、想到那么多;我的反应很直接,想到就说。
  还有个家伙跑到我的办公室,要跟我谈哲学。我不大记得他说过些什么了,他们想找我参加一个教授联谊会——这可是个反犹太的团体,他们认为纳粹并不那么坏。他努力解释犹太人做这、做那……。真是一派胡言!我等他把话说完,然后跟他说:“你晓不晓得你犯了个大毛病了:我就是生长在犹太家庭里的。”他出去了,从此我却对康奈尔大学人文科系的某些教授失去了敬意。
  这时候,我太太已去世,一切得重新开始,我希望能结交一些异性。而当时社交舞会很流行,康奈尔也不例外,特别是针对大一新生及旧生而设的舞会。
  我还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舞会。在罗沙拉摩斯期间,我已经有三四年没跳过舞了,甚至没什么社交。因此,我在这个舞会中卖力地跳。我想我跳得不错,从舞伴的愉快神情中,不难看得出来。
  我一边跳舞、一边跟舞伴闲聊,她会问问我的事情,我也反问几句。但当我想跟跳过舞的女孩子再跳一次时,我得到处找她。
  “你要不要再跳?”
  “不,对不起,我得透透气。”或者“哦,我要到化妆室去。”——都是借口,连续两三个女生都如此!我怎么了?我的舞艺太差了吗?我的人格低劣吗?
  我又找另一个女孩跳舞,大家重复同样的寒喧:“你是大学部的,还是研究所的学生?”很多学生看来年纪颇大,因为他们当过几年兵。
  “不,我是教授。”
  “呃?你教些什么?”
  “理论物理。”
  “你大概还研究过原子弹呢!”
  “是呀,战时我都待在罗沙拉摩斯。”
  她说:“你真是个该死的骗子!”就走开了。
  那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什么都清楚了,我跟每个女孩子说那单纯、愚蠢的实话,却一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很明显,从头到尾我都表现得很有礼貌、自然又大方,有问必答的,一切都很美好;然后突然“呼!”的一声,什么都不灵了,一个个女孩都离我远远的,直到这个女孩说我是骗子之前,我真的是一头雾水。
  之后我便回避所有问题,效果便迥然不同了:
  “你是个新生吗?”
  “噢,才不呢。”
  “研究生?”
  “不。”
  “你是干什么的?”
  “我不要说。”
  “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我不想说……”——她们就一直跟我谈下去!
  结果那天晚上我带了两个女生到家里,其中一个告诉我,其实我用不着为了只是个大一新生而尴尬,有很多跟我一样年纪的也才刚开始念大学,这真的没什么关系。她们是大二生,都尽力发挥母爱,努力地给我心理建设;但我不愿看到这许多歪曲及误会;于是让她们知道我的教授身份。她们很生气,觉得被愚弄了,在康奈尔当年轻教授的那些日子里,我确实碰过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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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自己油尽灯枯

  总之,我开始讲授数学物理课,也还开了一门电磁学,计划做些研究。战前当我在修博士学位时,我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用路径积分来做量子力学,还有一大堆题目想研究。
  但那时候,除了准备课程之外,我经常跑到图书馆去,读《天方夜谭》,偷看身边的女孩;而到了做研究时,我便无法专心工作。我觉得有点累,提不起兴趣,我无法做研究了!这种状况好像持续了好几年。记得有一次我在思考伽玛射线的问题,写了一两行便写不下去了。我深深觉得,由于战争以及其他事情——太太的去世等——我已经油尽灯枯了。
  现在,我却看得比较清楚了。首先,年轻人往往无法意识到准备一堂精彩的课要花多少时间,特别是第一次教书的时候;更不用说还要实际进教室上课、出考题、想想考题是否合理等等。我的课教得很好,每堂课都花了很多心血,但我完全不知道那是很重的工作!于是我就坐在那里读《天方夜谭》,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不断地自怜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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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邀约

  这段期间,有不少大学或工业界邀我跳槽,薪水比我当时的高。但每次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会更加沮丧。我跟自己说:“他们给我这么多好机会,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哪里能接受这些聘约呢?他们会期望我有所建树,但我什么鬼也建树不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最后,信箱里出现一封来自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信,他们邀请我到那里。爱因斯坦、冯诺曼……那些卓越的人物!他们写信给我,邀我到那里当教授!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教授呢。不知怎么的,他们知道我对高等研究院的感受:像太注重理论啦、缺乏真正的活动及挑战等等。他们在信内写道:“我们充分了解你在实验和教学方面都有相当的兴趣,因此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份教职,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半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半在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院!特别安排!职位甚至比爱因斯坦的还要好!太理想、太完美了;也太荒谬了!
  这是真的很荒谬。其他的邀约令我情绪低落,但只到某个限度。他们只不过期望我会有所建树。但这项邀请是那么的荒谬,这是我永远不可能做到的地步,完全离了谱。其他人不过弄错了,但这是天大的荒谬!我一边刮胡子,边想边笑。
  然后我想:“他们把你想得那样神奇,你却觉得无法做到名副其实,但你没有责任要满足他们的期望啊!”
  这是个极为高明的想法:你完全没有责任要做到其他人觉得你应该做到的地步。我没有责任要符合他们的期望,这是他们的错,可不是我失败了。
  高等研究院以为我是那么优秀,并不是我的失败;很明显,这是个错误。而就在我想到他们可能看错了的那一刻起,我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包括我身处的大学。我就是我,如果他们预期我有那么优秀,而因此付我薪水,那么他们该自认倒楣了。
  就在那一天,奇迹出现了。也许是刚巧听到我跟人讨论这些感受,或者是真的对我了解甚深,总之,当时在康奈尔实验室当主管的威尔逊把我找去,很严肃地跟我说:“费曼,你教书教得很好;你很不错,我们觉得很满意。当我们聘请一位教授时,我们会负起所有风险,如果不够好,也没话好说了。但你不应该担心你在做些什么以及没在做些什么。”当时他说的更加精彩,总之这番话把我从罪恶感中解放出来了。
  接着我又有一个想法:目前我有点厌烦物理,但从前我很能够享受物理的乐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前我都在跟它玩游戏。从前我随兴之所至——我不会忧虑这究竟对核子物理的发展是否重要,只会想这是否有趣,好不好玩。还在念高中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流逐渐变少,我很好奇能不能研究出它的曲线,而我发现那并不难。事实上,我根本没必要去研究它,它对科学发展也无关重要,何况那问题早有人研究过了。但对我来说毫无分别:我还是会发明些什么,为了觉得好玩而做物理。
  这就是我的新人生观。好吧,我筋疲力尽,我永远不会有多么伟大的成就。而目前在大学这份教职很不错,我颇能自得其乐。那么就像读《天方夜谭》一样,让我来玩玩“物理游戏”。什么时候想玩就什么时候玩,不再担心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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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物理

  就在那个星期内某天,我坐在餐厅里,旁边有些人在玩耍,把一个餐碟丢到空中。碟子冉冉升起时,我注意到它边飞边摆动,边缘上的红色康奈尔校徽也转来转去,而且校徽运动的速度比碟子转动的快。
  我反正闲着,于是着手计算碟子的运动。结果发现当角度很小时,校徽转动的速度是摆动速度的两倍,刚巧是2比1,而这是从一个很复杂的方程式推算出来的。我想:“有没有更基本的方法来处理这现象,例如从力或动力的角度来了解为什么刚好是2比1?”
  我记不得过程细节了,但最后我计算出碟子上各质点的运动,以及所有加速运动怎么相互平衡,使得速度比刚好是2比1。
  我跑去跟贝特说:“嘿!我发现了些很有趣的现象,当餐碟这样转时……是2比1,原因是……”我告诉他加速运动等等。
  他说:“费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么重要?你为什么要研究它?”
  “哈!”我说:“那没什么重要,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他的反应丝毫没有使我泄气,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享受物理,随兴之所至。
  我继续推算出盘子转动的方程式。随后我思索电子轨道在相对论发生作用的情况中会如何运动,接着是电动力学里的狄拉克方程式,再接下来是量子电动力学。我还来不及细想究竟怎么回事(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就在“玩”——事实上是工作——以前我很喜爱、但因为到罗沙拉摩斯而中断研究的题目,以及许多老旧、但美妙的现象。
  一切是那么毫不费力,这些题目玩起来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打开瓶盖一样,所有东西都毫无阻塞地流出来。我差点产生抵抗之心了!我做的毫无意义,可是结果呢,却恰好相反:后来我获颁诺贝尔奖的原因——费曼图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来自那天我把时光“浪费”在一个转动的餐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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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问题吗?

  在康奈尔大学教书时,我每个礼拜都要到水牛城一趟,在当地的航天实验室讲课。康奈尔跟这家实验室互有协议,学校方面派人到他们那里,晚上开物理课。这件事原本已有人负责,但由于学生传出不满的声音,物理系便跑来找我。那时我只是个年轻教授,资历很浅,不懂得如何拒绝,便同意了。
  他们安排我搭乘一家小型航空公司的客机。公司名字是罗宾逊航空公司(后来改名莫霍克航空公司(MohawkAirlines))。记得我第一次飞去水牛城时,飞机师就是罗宾逊先生本人。他先敲掉凝结在机翼上的冰块,然后我们就起飞了。
  总而言之,我一点也不喜欢每星期四晚上到水牛城。除了基本花费之外,学校还付我35美元的酬劳。我是在经济大萧条年代中长大的,所以早就计划好要把钱存起来,在当时来说,那已经是很大的一笔钱。
  但是我突然省悟:那35美元的功能,是要使得水牛城之行更有吸引力,而正确的方法就是把它花掉。因此我决定,每次飞到水牛城授课时,都要花掉那35美元,享受一下,看看会不会使行程更为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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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水牛城

  我是个涉世未深的人,要花钱也不知从何花起,于是我请出租车司机带我见识一下水牛城的娱乐场所,我是在机场搭上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车,还记得他名字叫马酷素,驾驶第169号出租车。 他很会帮忙,每个星期四晚上当我飞到水牛城机场时,我都特别要求坐他的车。
  那天,在正式讲第一课之前,我问马酷素:“哪里可以找到很热闹、很有趣的酒吧?”我以为酒吧都是热闹有趣的地方。
  “阿拉比小馆,”他说:“这是个很有生气的地方,会碰到很多人。等你下课后我带你去吧。”
  下课后马酷素来接我,在前往阿拉比的途中,我说:“到了那儿我总要叫杯饮料。他们有什么好的威士忌?”
  “你就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他教我。
  阿拉比小馆是个蛮高雅的地方,人很多很热闹。那里的女士都穿着毛皮大衣,每个人都很友善,电话响个不停。
  我走到吧台,点了杯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酒保很友善,很快便找了位漂亮女士坐在我旁边,介绍我们认识。我买了杯酒请她,我很喜欢这地方,当下决定下星期再来。
  于是每星期四晚上,我到了水牛城后, 都坐169号出租车去讲课,然后到阿拉比小馆,点黑白威士忌,外加一杯水。这了几个星期后,只要我一踏进阿拉比,就有一杯黑白威士忌及一杯水在那里等着我。“你的酒,先生。”这成为酒保跟我打招呼的方式。
  通常我会把酒拿起来,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镜头一样,一口气喝掉,好让其他人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硬汉。闲坐20秒之后,我再把水喝下去。习惯以后,慢慢的我连水也不必喝了。
  那位酒保总是不会让我身旁的椅子空着,每次都介绍我认识一些漂亮女人。可是到了酒吧打烊时,她们都自行离去。我想很可能是因为到了那时,我已醉得很厉害了。
  有一次,到了阿拉比要打烊时,那晚的女伴提议我们去另一个地方,她在那里认识很多人。那地方在一幢建筑物的二楼,从外面看,简直看不出二楼是一家酒吧。水牛城规定所有酒吧必须在两点钟打烊,之后所有人便都被吸引到这里的二楼,一切继续下去——当然,这是非法的。
  我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留在酒吧里看热闹,却又不致于喝醉?一天晚上,我注意到有个常来的家伙跑到吧台点了杯牛奶。他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他患了胃溃疡了——可怜的家伙。我因此想到一个好主意。
  下一次到阿拉比小馆时,酒保问:“跟往常一样吗,先生?”
  “不,给我一杯可乐,只要可乐就好了,”我说,脸上装出一副很失意的样子。
  其他人围过来安慰我:“是呀,三星期前我也不能喝酒。”“这真苦呀,费曼,真的很苦。”另一个说。
  他们都对我崇敬有加。我不能喝酒,但仍然有胆走进酒吧里,面对所有的诱惑,只点了杯可乐来喝。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要来看我的朋友。我那样足足装了有一个月之久,真是够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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