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良文人聂绀弩 - 古典小说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贫僧不识陈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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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表于 2005-4-5 18:5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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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廖化将军于2005-04-04, 18:28:58发表
俺自己觉得这篇帖子在勘误和挽救被前言误导的读者方面意义很大啊。
内容也够丰富详细了，起码可以挣个推荐吧？
为什么不给呢？难道就是因为“鼠辈”语涉及了人身攻击？
那聂先生其实还有条罪名，他的曹操平反论，其实是86年那个年头的时尚，他跟的郭沫若的风而已。骂郭沫若和他的徒弟，我觉得怎么都不算过分的。

86那年，他死了。

郭沫若批刘拥曹，是为了讨好太祖。聂那把年纪，又是在86年，文革过去10年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仅仅因为这个就骂别人是无良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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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僧不识陈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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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表于 2005-4-5 18:5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贴点聂的文章，大家读读，不要瞎子摸象，摸到鼻子说是蛇。

聂绀弩：怀监狱

2001年02月02日11:29:17　网易社区　聂绀弩

>

　　我常常怀念监狱，也常常对人谈监狱。
　　
　　“监狱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这句话谁都知道。没有进过监狱的人，凭自己的想象，不是超过监狱所实有的不仁慈，就是不及它实有的。这很自然，因为本来是想象。
　　
　　什么都不可以绝对化，一绝对化就会变为形而上学。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监狱在不仁慈中有它的仁慈的东西，有很仁慈的东西。我将只谈这方面。
　　
　　一、监狱是学习圣地
　　前天李四来，即曾和我在监狱推水，我曾填过一首沁园春词和一首七律赠他的那李四。谈到监狱，他说：“坐了7年牢，前5年白坐了。什么也没学，后二年碰到你，才有书看，知道怎么看。才一心一意，专心专意地看，接着一直看下去。脑子也灵活起来了，有强烈的读书的欲望，或者说‘瘾’，不看就不舒服。
　　那是我看书最多的两年，但似乎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如此，一出狱就不行。例如《资本论》，刚拿到手，咱们就分手了，你把书带走了。没法，出狱后，搞到一本，想看下去，但总也看不下去。环境同脑子都不同了。”
　　他说的监狱是山西稷山县看守所。他是在那里同牢房的，我们是在那里才公开看书，买书的。看守所和监狱，应该有所分别，但看牢的人也未必十分清楚，且不管它。李四的话是有道理的，我曾劝凡有点文化的人看《资本论》，也写信劝外面的人。但有效的只有监狱里的人，外面的没有一个人有效。有一个小郑，在临汾山西第三监狱，不过中学程度，他看见我读《资本论》，问：“好懂吗？”我说：“有耐心就好懂。”“怎么叫有耐心呢？”我说：“以为一看就懂，看一遍就懂，它是不好懂的。如果一遍不懂，再看一遍，再不懂，看三遍，看一卷嫌多，看一篇（第一卷共七篇），先看一篇，把一篇弄懂了，再看其他各篇就好懂些。无论什么书，要稍微得到一点理解，都不是看一遍就够。瞧！”我把《资本论》第一卷给他看：一共七篇，每篇尾上都用红铅笔注着：年月日时至此第几遍，那时的注是第十遍。这注是给自己看的，也是给别人看的，告诉他，我是怎样读这书的。小郑说：“既然一遍看不懂，有什么兴趣看二遍呢？”“所以说要有耐心。读第一遍不懂，不是说一句也看不懂。总会懂一些，不过和不懂得部分不成比例。二遍也不会全懂，不过要比第一遍懂得多一些，三遍懂得更多一些，这样做，总有一天，懂得的部分会多过不懂的部分，以至于全懂。我看了十遍《第一卷》大概将近于全懂了，但离通，还远哩，更不用说精通了。一遍比一遍懂得多，也一遍比一遍兴趣大，怎么没有兴趣呢？”小郑说：“照你这样说，一辈子看书好了，还有什么工夫作别的事呢？”我说：“第一，我说的我的经验，别人不一定适用。我是个小学生，中学门坎未垮过。数理化一窍不通，政治经济学毫无基础，读这书的时候已经70岁了，脑子一点也不灵活，所以……至于别人，比如说你，可能比我强。第二，假定马列主义是一百部，并不要每一部都要下这种功夫；对某几部真下了功夫，再读其他的书就容易了，一通百通，触类旁通，那是另一番境界。”这小郑，这只进过中学的30来岁的年轻人，听了我的话，就把第一卷借去了。我留心观察，他真在看，不多几天，看了大半本。我问他：“懂么？”他说：“好懂极了。说得浅，解释多，似乎惟恐你不懂。”我说：“这就对了，本来是写给工人读的。”
　　索兴说说我看这本书的经过。当未看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资本论》难懂。作文字工作几十年，也未见有人真看这书的。在稷山看守所时，过了一年多，由于一再申请，也由于我年纪大，不干什么活，干事才准许看书，并给买书（以前在北京监狱，除了读报和讨论报上文章外，什么书都不准看）。最初替我买了一部小《毛选》，后来又替我买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别的。看这些书时，忽然想起：一不做二不休，何不趁此读读号称难懂的《资本论》呢？因为这部书太大，万一买来看不懂，岂不真成了“吃不了，兜着走”了么？于是做点准备工作，先看《价值、价格及利润》、《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之贫困》等书，觉得勉强可懂，才写信回家要寄《资本论》第一卷（稷山书店没有），且嘱只要第一卷，以防寄多了，看不懂。栋寄来了，看了一两遍，觉得能懂，就写信要以后各卷。犯人的信，都要经干事检查的。好干事，看了我写的家信，跑到窗口来说：如果性急等不及，可以先在外面向别人替我借一本第二卷。他果真这样办了。借的郭、王译本，直行的，后来家里寄来了全集本二、三卷，又从二卷知道有第四卷，是近几年由苏联许多专家整理出来的，于是又写信去要四卷书。只第一卷看的遍数多，其他各卷多者也不过三四遍。但比起《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两本书来，却是少的。
　　那两书各看了二十几遍。
　　
　　看多遍，不但解决懂不懂的问题，也解决记忆问题。我记性坏，随看随忘，看一百遍也记不住。不但看，还用种种方法——记、抄、默写都干过，但最后还是忘了。和个别句段不懂，不碍全局一样，记不住，还是能改变思想。但这些，都是在监狱比自由时容易办到得多，在外面，不但时间不充裕，尤其难有这样大的恒心。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时，有一个门头沟矿工是文盲，从大学生张苏学认字，竟认识了上千的字（但在另一号，有一个文盲公社社员，怎么劝他学认字他也不学）。在这号里，十几个犯人中有七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巨赞、梅洛、徐迈进等。有些青年工人特别要学点哲学，梅洛就给大家念《毛选》两论，随念随解释，念后还讨论，几个“高知”争着发言，颇为动听。不过这是犯人自动组织的。
　　
　　在监狱里，碰到过两个青工异人。一个是上述的李四，是在梭山碰见的，本来是地铁的，出狱后作了几年木工，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看《资本论》比我快，比我理解得多。看《自然辩证法》理解得更多。另一个是小蒋，是瘸子，电工，25岁，手边一本书都没有。对《毛选》无论提什么问题，他都记得在几卷几页。对先秦诸子，也看过不少。这人谈笑风声，恢谐百出，是我们大家的宠儿。
　　我在监狱作旧诗，是从赠小蒋开始的，还记得首句：“沁园春寻蒋山青”。但不久我就调走了。哦，应该说还有一个人，名董笑，不到20岁，是个扒手（行话谓之“佛爷”，大概是什么也逃不过他的五个手指之意）。别的事不说，读报，抑扬顿挫，悦耳娱心，非常得宜，从来没听过读得这么好的。批林批孔时，几个号的人要我讲读一些文言文件。讲了之后，有人说：“看不懂，别人讲读，听不懂，你一念，不讲，我也懂了。”但我自觉远不如董笑读报念得好。董笑曾对我谈鲁迅，谈鲁迅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很使我惊异。我许多“同犯”中，鲁迅似并不曾存在，更不用谈具体篇章。
　　
　　野马跑得太远！本来是说学习，回转头来吧，从稷山再转临汾，号里每天早晚都学习，就是读报讨论，个个都要发言。这次我所在的队叫“老残队”，我的打油诗曾有句：“谁把《老残游记》续”，想不到真作“老残游”。学习中发言，以一个瞎子说得很好，可惜连姓名都忘了。他自称是贼娃子，入狱时眼还未瞎。他是个善辩之士，脑子里逻辑性很强。声音洪亮，一发言千军辟易，万籁俱寂。但据说识字不多，所谈也确与书本之类无关。尽是具体事实，尽是这监狱的前后大小事实，好像是一本活监狱史，那些事也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的发言，都是根据本日的读报或以前的读报，然后用本身在监狱内外和今昔的具体事件为证，所以说得特别贴切洞详，无论措词有时很粗鄙，只要细心听，总可得点或悟点什么东西。
　　
　　除了这个瞎子，号内的人，每当学习，几乎都可说一套，不问深浅、高低、繁简的总算是一套。别看轻这一套，真是得来不易，据我所知（我曾调过好几个队，几个号），这些人，原来有的是文盲，进到监狱里才学认字，几乎全部原来连国家、革命、政治、阶级、国民党、共产党、新旧中国乃至抗日战争都不知道（不知他们住何处），都是在监狱里学习的。
　　
　　临汾比稷山究竟算大地方，各队都有公家准备的书，全狱有个大图书馆，马恩列斯全集之类全有，而且不只一部。
　　
　　二、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年老多病，不良于行，更不良于呼吸。住在效区，离医疗关系的医院远。三轮已废除，街车无力挤上挤下，出租汽车难叫。单位有车，自己已是不干活，白拿工资的人，不好意思常向单位要车，这些都不谈。到医院看一回门诊，在我说来，还是折腾太多。请大夫到家里来看，那是另外的麻烦。尤其是临时小病，值不得就医或自己就知道用什么药，叫人到单位找卫生员或到药店买，也都不太简单。因此，我常常想起监狱的医疗的方便——
　　
　　监狱的医院开在监狱里头，有病，大夫到监号里来看。
　　
　　这就比外面任何单位都方便，除了医院本身。县看守所没有医院，不谈。
　　
　　在北京半步桥监狱，生过一次肺炎。两三个月，透视了7次，不能走路，同犯背我出进。
　　
　　在临汾监狱很有些特色。其中之一，就是犯人在外面本来干什么事，在里面还是干那事，理发的还是理发的，木工还是做木匠，厨子还是做大师傅，大夫还当医生，称为“医犯”（似乎只有医生如此，没有“木犯”、“厨犯”等称号）。临汾监狱医院的大夫全是犯人，有几个是北京转去的，也有干部大夫，不轻易给犯人看病，做些什么，不知道。大夫是犯人，确也有些好处，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大夫更能照顾病人的情绪，病人也较少有在干部面前的那种自卑感了。但是好的条件，是医院离监号更近。北京监号是楼房，生了病要上上下下，不免吃亏。临汾则是平房，监号分若干队，每队一个院子，其中分若干号。医院就是其中的一队即其中的一个院子。也就是其他各院各队各号的或远或近的左邻右舍。每天有一定时间出诊，急诊随时可看，且可叫医犯到号里来看，或同犯用畚箕抬到医院去。
　　
　　我在老残队，老残队也有不老不残的人参加。否则连饭都没人给打了。老残队有些人也参加点劳动，我参加的是“拣菜”，即在厨房洗菜、削土豆、萝卜之类，但也有相当重的，如刨西葫芦、冬瓜。一个老西葫芦或冬瓜，重几十斤，搬不动，皮有半寸厚，刨的工具又极钝，有的就是在小木板上钉一条洋铁片，刨不动。一碰到这种场合，旁边往往有年轻小伙子替我搬，搬来了还刨几下放在旁边，刨过几下的瓜，再刨就省力多了。
　　
　　有一次，正在刨瓜，一个人蹲在身边看。一回头，就是那说我读文件一念就懂的那人，他也是北京转去的，现在做“医犯”。他问：“你刨得动么？”我说：“对付着刨。”他说：“你有病，应该去看病。”我说：“我没有病。”他说：“有病，你自己不知道。星期四一定去看病。”我说：“找你么？”他说：
　　“找谁都行。”到期，我去了，找了个年纪大的，我想他也许经验丰富一些。他看了我的名字，问：“是你么？”诊病后，大声说：“你回号休息，不要劳动。”说完，就把我的名字记入休息三天栏内，并说下星期再来看。下星期一我又找别个医犯看，也叫我休息三天。这样，除了星期日，我都不劳动，一直过了很久。原来医犯有准许病号休息三天的权（还要干部大夫批准，但似乎没有不批准的。）但这是一段附带的话，本意只是想说明在监狱里看病，比在外面方便得多而已。我经常怀念医院，主要就为这。还有，监狱里一般比农村讲卫生。比如临汾，每星期都理发。理发师多，不怕理不过来。用水方便，有富裕时间。比如稷山时，凡初进来的犯人几乎都是被子几年未洗，一阵气味，被上和身上都是虱子，进来了才在同犯的督促帮助之下洗澡洗衣服，焕然一新。
　　
　　三、监狱伙食不太坏
　　“一个人顶好不要和公安局打交道，一打上交道，就难免常在监狱出出进进。来过一次，难保不来二次三次，以至更多（例如“佛爷”之类）。来就来吧，没有好招待，请吃窝窝头。开店的不怕大肚汉，随便吃！”
　　这是北京半步桥一个看守说的。看守，名称似乎不好听。犯人都叫他们“队长”或“指导员”之类。但临汾的队长或指导员是正式职务。也有的叫做干事。
　　临汾监狱没有像北京那样的“看守”，监号，队，都是用犯人管，队门也是犯人看，通称之为“值星员”，一个号里一个值星员，负责学习、打饭及一切有关事务。临汾的犯人也好管，衣帽都是特制的，一望而知是犯人，身上也没有钱，每月发两元“零花”，是一种只在监狱小卖部可用的“狱币”，自家有钱也要换成这种钱才可用。可只给人很少的一点点，多的存在银行里，一句话，不容易逃走，谁都管得住。
　　
　　说“来了请吃窝窝头”，好像监狱吃得很坏，其实不然，甚至可说大谬不然。北京半步桥，一星期改善两次，有时好像达到隔天一次。吃饭前，如果听见外面有人喊“有回民没有？”就准是改善了。改善，总是每人可分到一碗肉，有的多到二十几块。（至于回民，至少给两个盐鸡蛋，有时四个。）都是好肉（临汾比较差，常吃肉，都是头蹄内脏，似罐头厂剩下的，烹调也差。但临汾也常吃鱼（带鱼），北京则一回也未吃过）。凡改善，主食也改善，不是白面馒头就是大米饭，不改善也不坏，最多的场合是西红柿甩蛋汤，犯人见了，似有不屑一顾之态。有一阵子关了一些学生。不知哪个号里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嗲声嗲气地喊：“看守叔叔，跟我把馒头烤一下吧！”索性插一段：黑龙江虎林监狱，逢年过节之前，总会有一两个老头之类关进来。他们是附近居民，对于出进监狱之事非常内行，过节之前总有办法（多数是打老婆）犯点事被抓进监狱去。看守见了他们就笑：“又来过节了！”因为过节定有肉吃。过了节，因为犯的事小，也就把他放了。至于梭山看守所的伙食很差，我本不想谈坏的方面，不谈。当我在半步桥吃得满嘴是油时，不免偶然想到：如果全国农村，都吃到这种伙食，那将是什么情况。
　　
　　四、结语
　　把监狱说得这么好，似乎比外面还好，不怕有人看了，恨不进监狱，恨未犯法，因之也就是鼓励犯法么？鲁迅说过：北京模范监狱，许多条件，有的条件比外面还强，只有一个条件不好：不自由！一开始我说过，撇开一切方面，专讲我所经历的，我所怀念的它的好的方面。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我来说，最适宜于学习的，是稷山看守所，但伙食很差。对文化落后的人，学习最好的是临汾监狱。医疗条件最方便的，主要是临汾监狱，其次是北京。伙食最好的是北京，其次是临汾。各个监狱，都有这么一两点好处，写在一起，说不定有人认为一切监狱，都具备这一切好处，这不怪我，这不是我的意思。
　　
　　再说一点。本与监狱无关，而是从监狱看出的。不是说农村里穷么？不是说中国人民能吃苦么？何以见得呢？从监狱最可看出。有些犯人，刚解放就被捕判刑，多半是无期或死缓。判得对否，是法院的事，与监狱无关。且说一判刑，衣食服用就都归公家供应，而且每月发两块钱零花。我再次到临汾时，知道有人把零花积着不用，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了。刚听，把我吓了一跳，怎会这样多？可不，1月2元，1年24元，10年240元，24年480元，二十几年，该有多少？难得的是他的家里（不知情况如何）竟需要他每月两元的补助，而他自己二十几年，一分钱也未花！还有把公家发的毛巾、肥皂、牙刷、袜子，积起来趁家里有人来接见时，偷偷交家里人带回去。但往往带不回去。因为这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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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发表于 2005-4-5 19:0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聂绀弩是怎样出狱的

聂绀弩是左联时期著名作家，1934年入党，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他于1958年被错判为右派。1967年1月，他因所谓的“现行反革命罪”被关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一书中，忆述了自己的母亲李健生和聂夫人周颖等人为了使聂绀弩解除羁押而作出的种种努力。现摘录如下。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以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

　　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即章诒和）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1949年以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

　　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

　　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此行是首战告捷。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他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分手的时候，老彭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八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七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分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11月，聂绀弩回到北京。当时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分，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后来，他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200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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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19:1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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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廖化将军于2005-04-05, 12:15:03发表
洹大驷马是个不思悔改的拥曹踩诸葛分子
按医学说法
就是“聂氏流毒感染的疑似病例”

我喜欢曹操并不是在看完聂绀弩的文章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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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19:16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聂绀弩和郭沫若完全不可以混为一谈，因为聂绀弩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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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20:5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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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贫僧不识陈近南于2005-04-05, 18:49:51发表
这首词里的羽扇纶巾确实就是周瑜。

羽扇纶巾可以有争议，小乔没争议吧？点名道姓提了周瑜没争议吧？

至于苏轼是不是错把羽扇纶巾按到周瑜身上暂且不论，但是这首词写的周瑜是绝对没错的。

不好意思，这首词里的羽扇纶巾是不是确实就是周瑜，前一阵子还看到过争议的文章。我是倾向于是周瑜，但此事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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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21:0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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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贫僧不识陈近南于2005-04-05, 18:57:54发表

郭沫若批刘拥曹，是为了讨好太祖。聂那把年纪，又是在86年，文革过去10年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仅仅因为这个就骂别人是无良文人？

正因为文革已经过去10年了，而且聂本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却至死不悟，这样才让更让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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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4-5 21:0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贫僧不识陈近南于2005-04-05, 18:59:58发表
贴点聂的文章，大家读读，不要瞎子摸象，摸到鼻子说是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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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02月02日11:29:17　网易社区　聂绀弩

这几篇文章我以前看过的。聂在监狱中受到照顾不用劳动，后来更享受上等的伙食，对监狱的认识还不如小愚（即章诒和）。特立独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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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发表于 2005-4-5 21:2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这可算曹操是奸雄的一个铁证吧。象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演义》可以找到很多。借粮
官之头，最为奸诈残忍，但无论找到多少，凑足起来，都是片面曹操。曹操的另一面的一端
，也比这一面大得多。

……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两心相照，甚至共同把曹操的战船烧了，并因之酿成杀机，但“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之类的诗，却一句也做不出。至于曹操，则父子三人都是为人熟知的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取文姬归汉，嘱铜雀妓分香卖履之类，也很可一提。

　　但这些事，在《三国演义》中，不是只字不提，便是潦草塞责。原因不在其他，而在这
样大的事不是说话人的精神世界所能容纳的，更不是世俗的精神境界所能梦见的。

　　曹操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
能理解。“曲高和寡”，此一亦证。

将聂绀驽前言节选几段，略加修改回敬之：

聂绀驽骂过林副统帅，无论找到多少可骂的，凑足起来，都是片面林副统帅。林副统帅的另一面的一端，也比这一面大得多。聂绀驽把林副统帅骂了，但辽沈战役之类的大战役，却一个也打不出。　但这些事，在聂绀驽骂林副统帅的话中，不是只字不提，便是潦草塞责。原因不在其他，而在这样大的事不是聂绀驽的世俗的精神世界所能容纳的。林副统帅站的地位高，形象大，方面广，脑子复杂，非封建史家、世俗说话人及一般听众所能理解。“曲高和寡”，此一亦证。

照此论证，聂被打成反革命，岂非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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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发表于 2005-4-6 07:3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益德张于2005-04-05, 20:57:24发表

QUOTE:

不好意思，这首词里的羽扇纶巾是不是确实就是周瑜，前一阵子还看到过争议的文章。我是倾向于是周瑜，但此事尚无定论。

老大，这要是尚无定论，天下就没有定论的事了。诸葛亮出师表里面的“先主”，我觉得也不是指刘备。要不要也“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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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发表于 2005-4-6 09:3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林副统帅之语妙绝~佩服张飞高才^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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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发表于 2005-4-6 11:5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正面答复一下贫僧不识陈近南朋友：

文革话题多少沾边时政，也不合古典版主题。本来不想说的。感觉不说的话不好，无视网友的讨论意见似乎不礼貌。

1、你所说的那些聂的故事，跟他的人品无关，说明不了问题

2、我帖子中的内容我相信是能够反映其人品不好的。所谓文如其人。一个正直的人，即使要替曹操翻案也不能是他那个翻法吧？

3、不要默认文革受过迫害的人在文革平反后都摇身变成英雄好人了

4、文革中固然有高洁不合俗流的雅士，也有诤诤风骨的烈士，但不是每个在文革中吃过苦的都能套的上这两顶漂亮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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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表于 2005-4-6 15:43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
看清楚我的引用。

引用 (廖化将军 @ 2005-04-04, 18:28:58)
骂郭沫若和他的徒弟，我觉得怎么都不算过分的。

对御用文人哈巴儿奴才，大可C A O之！

我确实对聂不了解。而我上面那句，引用的是“骂郭沫若和他的徒弟，我觉得怎么都不算过分的。”

请问一下贫僧不识陈近南，我那句引用到底那一个文字说到聂是郭的徒弟了？那一处说到它也是御用文人了？
不要没看清帖就胡乱回复。

另外，对聂，看完楼主的帖后，我对它确实讨厌了。但就算对它恶言（c），也没有说过它是郭的徒弟和御用文人。因为对聂本人确实不了解，从我的第一篇回复开始就说过不认识它和不知道它乱评三国的事（如果这也没看到，那本人真是没有办法了），但，难道不是郭的徒弟和御用文人就不能讨厌了？它对读者的误导，我确实觉得非常讨厌！而郭更是下下乘（其实郭跟本帖的主题关系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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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烦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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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发表于 2005-4-6 15:5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三十六烦恼风于2005-04-05, 14:51:17发表
这个聂绀弩我不知道是谁。但对楼主中的这点：

三、诸葛亮羽扇纶巾剽窃周瑜
三国过后不久历史上有两处文字记载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作战，而周瑜却丝毫没有这样的记载，千年以后的苏东坡的词成为了聂唯一的立论依据。看来聂是没有读过历史书了。没有读过历史书并不丢人，那你既然不懂历史，就老老实实讨论演义吧。为什么又动辄拿历史来攻击人家演义呢？

（这点中的内容）深切恨之！！当年学生时代，学到苏东坡的那首东西，老师提问，我说里面的“羽扇纶巾”是诸葛亮，但老师硬说是周瑜，说什么这是为了突出周的儒将形象，还说什么学者（估计这厮有份了，原来是这厮惹的祸）研究得出来的，不容本人反驳。呸！！后来我专门看过资料，看过三国志，发觉周没有穿过那种奇装异服。只有孔明一直是那种形象。而且这种形象一直流传到后世（到现在），羽扇纶巾一出，那怕是三岁童蒙，目不识丁的市井小人，蠢汉等等，都会脱口而出：“诸葛亮！”而且三国后，羽扇纶巾这种打扮的甚为少见！

我不知道是苏东坡不懂历史在装A（如果是他，那他就是傻A）还是那个聂绀弩在装A。
但此事本人深记在心，恨恨不已！

本人在此帖的第一帖的回复。已经声明本人不认识聂绀弩。不知道把聂绀弩归为郭的徒弟，并是御用文人这顶大帽子是如何胡乱扣在本人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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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发表于 2005-4-6 16:0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那顶帽子是扣我的。还好我有先见只明，主帖没说聂一定是郭徒弟。
回帖的讨论里面，从时间先后一脉相承的顺序上判断聂是拾郭牙慧。
要说他是郭徒弟。郭还未必真肯收呢。郭在他自己的年代，毕竟是大牛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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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发表于 2005-4-8 20:53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聂绀弩？

他是谁？干什么的？什么年代的人？我好象隐约觉得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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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发表于 2005-5-19 10:2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廖化兄这篇文章一会演义，一会历史，呵呵，很有意思，可见气氛之极

“曹操杀边让、孔融等名士，逼死荀文若，把徐州屠的荒无人烟；而刘备一生仁义，我们不管他是否虚伪，单取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之意，在刘备治下的百姓日子恐怕比曹操好的多吧。”

这点不同意，刘备入川以后杀的名士也不少。再者，曹操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不得不承认屠城是个抹不去的污点。

刘备没什么历史功绩，反而为了自己的野心把荆州四川的百姓卷入战火，何来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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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发表于 2005-5-19 11:57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知道楼上的同志们哪来这么多火药味
从一个旁观者角度看，聂的这篇序言亦属正常的文人作品，虽有些可指摘之处（感觉上和余秋雨的差不多），也不至于到楼主批评到人品的地步
误导？三国游戏的“创新”难道还不够多，还不够误导的？

有的同志已经回忆不起聂的来历，俺倒是记得，高中的某篇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出现过聂先生的名字，其下有我们教育系统的老师们加的注：“反动御用文人”
我想，这或许导致部分同志对其第一印象不利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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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发表于 2005-5-19 13:58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聂绀弩的前言因该没这么大的影响力吧,我看书从来不喜欢看前言的说,就好比手里的零食,我会迫不及待的拆开包装,尝尝里面的东西,而不是花时间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它的包装袋, 所以我很容易先入为主的被作者带入他自己的主观里!再加上从小耳濡目染从老人那听到刘备如何仁义,诸葛亮如何聪明!喜欢刘备讨厌曹操这早已成为先入为主到概念!怎么可能会因为他的一两句前言所能改变!我之前也是特崇拜刘备的,看到张颌能跟张飞打平手心里就不是滋味,看到黄忠斩了夏侯感觉特畅快!!看到刘备没小时候想象中厉害感到失落!!因为关羽的死我恨陆逊,恨吴人,小时候我甚至讨厌浙江人 (有点BT吧)后来不会了,后来发现曹操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残暴,刘备也没想象中的那么好!看到五胡乱华更是觉得汉人不能没有曹操这样的人物!对曹操这样有性格的人不能太苛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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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发表于 2005-5-21 01:5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arrowblue于2005-05-19, 10:27:13发表
这点不同意，刘备入川以后杀的名士也不少。

刘备没什么历史功绩，反而为了自己的野心把荆州四川的百姓卷入战火，何来治世？

请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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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发表于 2005-5-21 02:3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一直在这里潜水的，但是还没看过《三国演义》《三国志》，遗憾的是春节的时候在亲戚家看到《三国演义》，拿起翻了一下序，就是本帖所讨论的，当时也只是觉得别扭，强着看完序就不忍继续看了。现在看了廖化兄的文章，也颇有醒悟，应该给后辈们一个正确的“三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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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发表于 2005-5-22 01:5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不好意思，这首词里的羽扇纶巾是不是确实就是周瑜，前一阵子还看到过争议的文章。我是倾向于是周瑜，但此事尚无定论。

笑，这个都无定论，那世界就没有啥可以定论的了。难不成苏轼看过《三国演义》，知道是孔明借的东风？

《三国演义》的序还真没注意，不过因为一个序怀疑作者人品问题，实在流于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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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发表于 2005-5-22 10:0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请慎用误导二字，你知道的别人也知道，小朋友们也不见得不知道。
真正不知道的是对这个没兴趣，无所谓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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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表于 2005-5-22 11:49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斯人寂寞
——聂绀弩晚年片断

章诒和
--------------------------------------------------------------------------------
　　聂绀弩⑴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⑵”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　　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⑶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奔我家，希望获得母亲的帮助。住房紧窄的母亲二话不说，让朱静芳与自己食住在一起，有如家人。母亲工资一百四，她几乎每月都要拿出二、三十元，偷偷塞进朱静芳的口袋，直至右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朱静芳解放前就攻读法学，划右前是山西省法院的一名陪审员，感觉敏锐的母亲觉得搭救聂绀弩的机会到了。这大概是在1971年。母亲把朱静芳介绍给周颖。周颖看着南京来客落泊寒酸的样子，心想：连自己都要投靠别人，这样的人能管用吗？故态度很有些冷淡。但面对母亲的热忱，也碍于情面，她还是把聂绀弩的“犯罪”情况和关押情况告诉给朱静芳。朱静芳当然察觉到周颖的冷淡，但看在母亲的情份上，也看在聂绀弩的名分上，她表示愿意帮这个忙。会面的当日，周颖便向朱静芳提出去山西稷山县看守所看望聂绀弩的要求。母亲说：“还是让老朱先探探路吧！她的盘缠由我承担。”巧了，朱静芳从前在法院工作的一个同事的丈夫，正担任看守所所长。她表示愿意前往，并说自己必须假称是聂绀弩的亲戚才行。三人的茶水喝了一杯又一杯。茶越喝越淡，心越靠越拢。

　　当聂绀弩在看守所所长办公室，看到一个叫朱静芳的女人口口声声称自己为“表姐夫”的时候，惊异得直眨巴眼睛。而朱静芳见他的身体和气色都还算不错的时候，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放了下来。所长告诉朱静芳：由于觉得聂绀弩人好，又很有学问，索性没有叫他干什么劳动。朱静芳带来由母亲和周颖买的罐头、茶叶、香烟、白糖、点心。所长叫一个姓李的年轻人⑷将它们拿回监舍。在所长办公室，朱静芳和“犯人”的会见持续了三天。在这个看守所历史上，是个绝对的例外。聂绀弩是有问必答，只是在问到“犯罪案情”的时候，才变得支支吾吾，说自己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有判刑就被押送到了稷山。而暗地里，瞅着这个操着苏北口音、高大结实的女人直纳闷儿：这个“朱大姐” 到底是谁？从哪儿钻出来的？他把自己的亲戚和周颖的亲戚在脑子里翻了个遍，也没能考证出来。见到了人，人又还健康——母亲觉得朱静芳是首战告捷，便毫不客气地对周颖说：“你该请客！为老朱接风。”

　　“请客，请客！”周颖一个劲儿地点头。

　　饭是在座落于交道口大街的康乐饭馆吃的，周颖做东，全家出席。席间，气氛热烈。母亲不停地给朱静芳夹菜递汤。朱静芳直到今天都记得有道非常好吃的菜，菜名儿叫黄鱼羹。

　　聂绀弩在稷山看守所的四年时光，寂寞中也有快慰，冷冽中亦有温暖。同号同铺的小李，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还一起读马列，小李每有所悟，聂绀弩会惊喜异常。聂绀弩搞不懂马克思论述的“级差地租形式”，小李便给老人补习数学知识。潜心于理论不光为打发时间，更重要的是聂绀弩想以此验证自己的人生观。

　　另一个同号的囚犯，是一个叫包于轨⑸的人。他与聂绀弩是共用一副手铐押赴稷山的，故聂绀弩有“相依相靠相狼狈”的诗句相戏，相赠。这个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的包先生，博学多识，通文史，精诗词，尤擅对联，曾在王府井画店举办个人书法展览。聂绀弩对他的学问佩服的不得了，称他是活字典。“鬼话三千天下笑，人生七十号间逢。”监狱不得高声喧哗，聂绀弩又有些“耳背”，所以俩人经常交头接耳，“鬼话”连篇，用同心之言彼此抚慰受伤的筋骨、受辱的心。后来包于轨病死看守所，草葬于狱内空地。这令聂绀弩哀痛不已。

　　1974年年底，聂绀弩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情绪激动又万念皆灰，十多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是泪是花还是血？频揩老眼不分明。”悲愤难忍的聂绀弩向周颖报告了这个最坏的消息，觉得自己只欠一死，别无它途。周颖跌跌撞撞地来到我家，对母亲和朱静芳说：“事情不好了，老聂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服，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她拿出聂绀弩的信，信中写道：“我是永远回不了北京城。”

　　母亲黯然无语，而周颖早变成了木石，呆坐在沙发。

　　冷静的朱静芳问：“周大姐，你可知老聂现在关押何处？”“临汾。”朱静芳想了想，说：“那就在省第三监狱了。”遂安慰周颖，道：“不要急，有办法，省三监我有认识的人。”周颖听到这句话，情绪稍许安定。她走后，朱静芳告诉母亲：“我如今是个农民，靠种庄稼吃饭。所以，现在必须赶回南京乡下插秧，等秧子插完，就赶来北京，专跑老聂的事。”母亲马上给朱静芳买了南下的火车票，并反复叮嘱：“老朱，你要快去快回呀，咱们救人要紧。”

　　朱静芳前脚刚走，周颖后脚病倒在床。学医出身的母亲话不说，把周颖接到家中，一住数月，亲自护理侍候。返回北京且落脚我家的朱静芳看着母亲跑前跑后，炖汤拿药的情景，慨然道：“这才叫患难与共，肝胆相照呀。”

　　经过反复思考，朱静芳认为：放出聂绀弩只有一条路，即保外就医，而获得保外就医则必先获得减刑，改判为‘有期’，才有可能。“老聂怎样才能减刑呢？”周颖的反问，却令她一时无法回答。母亲建议朱静芳还是先与她所认识的监狱管理人员联系，再商讨减刑之策。谁料想事情又那么凑巧，朱静芳与山西省第三监狱的狱政科长老彭元芳相识，且私交甚好，而老彭的爱人姓杨，是这所监狱的监狱长。朱静芳随即给老彭写了封信。信中说，自己有个姓聂的表姐夫在省三监服刑。母亲把信看了一遍，问：“你为什么不写明自己的亲戚是聂绀弩呢？”“不能写明，这样的事只能面谈。”

　　老彭没有回信，这令母亲和周颖有些失望。朱静芳却说：“周大姐，我们可以去临汾了。她是不会复信的。”

　　母亲为朱静芳买了去太原的车票（周颖的车票是自己买的），又给了她几十元钱，做逗留临汾和返程的花销。

　　1975年盛夏，周、朱二人坐了火车坐汽车，近午时分到了监狱。老彭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热情地接待昔日老友，请朱静芳坐沙发，把周颖理所当然地视为罪犯家属，端个矮脚小板凳叫她靠墙角呆着，还叫了一个管理人员陪同。见此情状，朱静芳觉得无法进行实质性谈话。当晚，朱静芳决定让周颖住县招待所，自己则搬到老彭的家里。晚饭后，朱静芳向老彭详细介绍了聂绀弩的身份、资历、为人、成就等情况，还拿出了一本随身携带的聂绀弩作品，请她翻阅。为摸清案情，朱静芳提出想看看聂绀弩的档案，老彭同意了。

　　可翻开卷宗，内里只有一张判决书。内容简单得像简历，案情概括得像口号，且通篇措辞严厉。指认他犯有现行反革命罪，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判决书上的最后一句是：由于认罪好，特宽大处理，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天接见“犯人”，老彭的态度明显改变，接见地点没有安排在固定的“犯人接见室”，接见时间也没有遵守“只许半小时”的规定。穿着囚衣、戴着囚帽的聂绀弩，从关押区向管理区缓慢走来。他很快认出了朱静芳，眼睛里流露出笑意，说：“朱大姐，你长胖了。”这本是句淡话，不知怎地令朱静芳辛酸无比，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赶忙掉过头，泪水便沿着面颊滚滚而落。她请老彭离开办公室，自己也站到院子里，好让周颖单独和聂绀弩会面。

　　会面结束了，朱静芳迫不及待问周颖：“你问清楚了没有，老聂到底犯了些什么？”周颖答：“他告诉我主要犯罪事实是辱骂了江青和林秃子。”“辱骂的具体内容呢？”“说他讲‘江青和林秃子有暧昧关系’，但老聂始终没有承认；人家追问这话是谁说的，他东扯一个西拉一个，都没能落实，所以公检法认定还是他自己讲的。”“还有呢？”朱静芳问。“还有，就是他想吃五香牛肉。”监狱哪儿有什么五香牛肉？好心的老彭特地跑到附近部队驻地借了五斤肉回来，给北京来客和聂绀弩包了顿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患难夫妻的会面长达四、五天之久，在此期间朱静芳加紧做老彭的工作，最后，索性摊牌：“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人给我放出来。”老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聂的身体不好，害过一场大病。我们把他弄到太原的医院，治了几个月才救活的。按这里的做法，判了无期的犯人是要押送到北大荒的，我们觉得他身体太差，就没有叫他去。在这里，也是做些轻微的劳动。”“什么叫轻微劳动？”朱静芳问。“比如在监狱的厨房洗洗菜。”朱静芳说：“你一定要想办法。先要保证他的健康，再做到保释就医。”又说：“老聂是个作家，给他一些书看，精神上也好有个寄托。”分手的时候，心里拿定主意的老彭把客人一直送到监狱大门，对朱静芳说：“你放心吧，我保证把老聂健康地送还给你们。”

　　回到北京的朱静芳连续给老彭写了几封信，均无回音。但她得知：聂绀弩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从大牢搬到小屋；屋里放了书桌，书桌上摆了纸笔；北京寄去的或托人带去的罐头、腊肉、香肠、咸鸭蛋等食品一律由老彭转交。老彭和一个姓张的劳改干部命令在厨房干活的犯人，每天给他或蒸一碟腊肉，或切一盘香肠，或开一个罐头，或送一个咸鸭蛋。聂绀弩从心眼里感激朱静芳，说：自她去了监狱，自己的生活完全变了，如此特殊的待遇是监狱里从未有过的。而朱静芳打心眼里感谢老彭、老杨和老张，说他们如此地敢于担责冒险，真的够朋友。过了几个月，情绪又开始消沉的周颖对朱静芳说：“我想离开北京，在老聂的监狱附近找个房子住下来，就在旁边陪他到老。”朱静芳说：“你要这样也可以。不过，我和李大姐还是要尽量想办法，把老聂搞出来。”话虽如此，却无良策。尽管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减刑，可聂绀弩早已不参加劳动了，减刑又从何谈起？老彭他们也是干着急。

　　1975年冬季，毛泽东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并适当安排工作。愿意回台湾的，可提供方便。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迅速传达，果断落实。这个文件我是在四川监狱里听到的，与我同牢而居的国民党旧军政人员先是不敢相信，后是彻夜不眠。那些够不上县团级的老反革命第一次恨自己罪恶小、军阶低。

　　“决定”到了山西政法部门。根据档案，上边通知山西省第三监狱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共有8名。经核对，监狱领导发现只有7名，其中一人已病亡。老彭他们觉得让聂绀弩出狱的机会到了。因为只要能顶上这个空额，便可蒙混过去。但完全蒙混也不行，于是，他们开始翻查聂绀弩的档案，看看是否能够在他的政历上找到一丝与国民党的联系。这时，得知“决定”的朱静芳火速投书，信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意。毕竟她是经过母亲介绍认识的周颖夫妇，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聂绀弩的全部历史。还是监狱领导在提取的聂绀弩档案里，发现他有“于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的经历。有了黄埔军校的履历，就足够了。老彭立即告诉朱静芳：事情办好了。聂绀弩以老共产党的身份进的监狱，以老国民党的名义出的牢门；以现行反革命的犯罪抓进去，以历史反革命案情放出来。

　　1976年秋，母亲征得周颖的同意，拜托电影家戴浩⑹去山西接获释的聂绀弩返京。戴浩也是右派，每月领取生活费30元。他从母亲那里接过买车票的钱，又向母亲借阅一套明朝版线装书，说是“以破长途之寂”。生性慷爽的母亲不忍拂其意，犹豫片刻，还是将书拿出。结果，人接回来了，书却丢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我提起那套明版书还心痛不已，带着埋怨说：“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戴浩非要那套书？要知道，那是你老爸爸的遗物。”聂绀弩回到北京，却报不上北京户口。仍是朱静芳抛头露面，找到与派出所、公安局关系极好的一个老太太（即文怀沙之母），请她出面为聂绀弩报上了北京市居民户口。

　　急人之急女朱家，两度河汾走飞车。刀笔纵横光闪闪。

　　化杨枝水洒枯花。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聂绀弩对朱静芳心怀感激，写了这样一首六句诗送给她。聂绀弩获释经过，朱静芳对外人谈及很少。后来，周颖曾对别人便讲：“我们老聂能够出来，是由于某首长出面。”话传到朱静芳耳朵里，惹出一肚子火。气愤的她当着聂绀弩的面，质问周颖。又说：“你这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我讲不过你。”理屈的周颖说罢，便去卫生间。趁着这空当儿，坐在一边旁听的聂绀弩乐滋滋对朱静芳地说：“她怕你。”过后，朱静芳心里很难过。她对我说：“小愚，我想办法救老聂，一方面是由于你的母亲待我太好，一方面是因为老聂实在是太冤。”

　　我说：“朱阿姨，没有你的帮助，聂伯伯也能出来。不过，他要在监狱里等到胡耀邦上台平反全国的冤假错案，时间至少要推迟三至四年。等一年，就意味着再坐365天的牢。对个老弱病残来说，在一千多天的日子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朱静芳不住地点头，感叹道：“别看周颖一头白发，还不如小愚懂。”

　　关于聂绀弩的“犯罪”，不禁让我联想起戴浩对我讲的一段话。我出狱不久，戴浩来我家闲聊，母亲留饭。饭后，我送戴浩去建国门大街的1路汽车站。正值残夏，阳光耀眼，热气灼人，几只蜻蜓在空中盘旋。我俩拣着有树荫的地方走。走着，走着，他停下脚步，突然地说：“现在背着李大姐、周大姐、朱大姐以及陈大姐（即陈凤兮），我向你提个问题：把你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冤呀！”

　　“我也认为冤。章诒和不就是章伯钧的女儿吗？小愚不就是有感于江青从政，在日记里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么一句话嘛。”

　　我点点头。

　　接着，他又问：“你说把聂绀弩关进大牢冤不冤？”

　　“当然，也冤呀！”

　　“错了，与你相比，老聂可不冤哪。”

　　看着我瞠目结舌的样子，他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说：“用不着吃惊，戴叔叔解释几句，你就明白了。用今天的法律去判断，老聂是冤枉。可拿当时的政策去衡量，聂绀弩可是真的有罪。”

　　“为什么？”

　　“因为他真是像判决书写的那样，恶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老聂骂林彪用的是最粗鄙的语言，粗鄙到我无法对你重复他的话。”

　　“真的？”

　　“真的。在接他回京的路上，老聂把自己的‘犯罪情节’全都告诉给我。我曾经告诉给你的母亲，她叮嘱我今后不要再对别人讲了。”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发现性情狷介的聂绀弩对自己所反感的事物，用语常常是很刻毒的。戴浩的话，一点不假。聂绀弩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底辱骂“副统帅”呢？我觉得除了性格因素、本性使然，资历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不错，聂绀弩是名作家，但他又是个老革命，且“老”到与林彪同读黄埔（聂为二期、林为四期），同为湖北老乡。有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即使对方变成了革命权威、政治领袖、毛泽东接班人，他也决然不会去仰视、去拥戴的。在聂绀弩的眼里，林彪就像面对面办公的同事、隔壁而居的街坊那样普通熟悉。因此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批评乃至诟病其缺陷的，这缺陷包括他的野心、虚荣、伎俩和作风。周颖来我家，一坐便是一天。母亲定是留饭的，擅长烹饪的姐夫洗手下厨，烧出的菜虽非美馔，却颇适口。周姨每次吃了，都说：“好，真是太好了，我还要带些走呢。”

　　聂绀弩释放回京以后，她带菜的习惯仍保持着，且加大了力度——带走的菜肴都改用我家大号铝饭盒，且塞得满满的。周颖一边把菜装饭盒，一边解释说：“我们老聂就爱吃小柴（指我的姐夫）做的菜！”每听此言，母亲脸上泛起微笑，姐夫则一副得意神情。菜带得再多，全家也心甘情愿。后来，有一次母亲要去王府井八面槽有名的全素斋买些素什锦回来，竟发现家里所有的饭盒都没了。问姐夫，回答说：“章家的饭盒都在聂家碗柜里放着呢！”

　　母亲去看望聂绀弩，常让我的姐夫陪同。姐夫自会带上许多新鲜鱼肉及蔬菜，亲自做给“聂伯伯”品尝。看着满桌子的可口菜肴，聂绀弩特别高兴。他说：“我颠簸了一辈子，吃到的快乐远没有吞下的苦水多。但今天我是快乐的，大家是快乐的。”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清理父亲生前收藏的清代茶壶。1966年8月红卫兵抄家时只认得瓷器，不知道这些用泥巴做的茶壶也是古董、“四旧”、好玩意儿且价格不菲。所以经过无数的洗劫之后，家里还剩得几把宜兴老壶。母亲刚把茶壶擦洗干净，摆在地上晾干，周颖、朱静芳二人就进了门。周颖见每把茶壶都那么漂亮，便说：“李大姐，这些壶真好看，送给我一把啦！”见母亲没有吭声，即又说：“我们老聂总爱靠在床上，用杯子喝茶很不方便……”一听是拿回去给聂绀弩使用，母亲就让周颖任意挑一把。自然朱静芳也挑了一把。事后，母亲提起这两把茶壶又很有些心疼，并念叨：“也不知老聂用上茶壶没有？”

　　出狱后的聂绀弩很想为母亲做些事。一次，他知道母亲在大街上摔伤了胳膊，就毛遂自荐，说要领着母亲去找个医生。母亲问：“你带我找中医，还是西医？”

　　“中医。”

　　“此人有名吗？”

　　“此人大大地有名。”

　　“他是谁？”

　　“萧军。”

　　母亲嗔怪道：“老聂，你别是在跟我开玩笑吧。萧军是个作家，你带我找他做什么？”聂绀弩笑了，笑里透着得意。说：“李大姐，你说得不错。但你不知道，他还是个正骨中医。”受聂绀弩热情诚挚的感动，母亲同意了。他们一起到了座落在什刹海附近的萧军的住所。“这是李大姐。李健生，章伯钧夫人。”红光满面的萧军听了聂绀弩的介绍，紧握母亲的手，说“认识你，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一定要好好款待你们。”

　　聂绀弩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是来看病的。”结果，既做了客，也看了病。母亲的胳膊让健硕无比的萧军“三下五除二”地给摆弄好了；他们也成了朋友，同聂绀弩一道，又去烤肉季吃饭，又在湖边合影。

　　1977年11月，北京市政协重新开张，恢复活动，召开了五届一次会议。从前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的母亲却未接到“当选委员，参加会议”的通知，而其他老委员都先后收到了。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独独没有自己的份儿。她来到聂家，对聂绀弩夫妇说，自己很想不通，也很不服气。聂绀弩对周颖说：“你去买些酒菜来，中午我请李大姐在家里吃饭。”周颖不善家务，也没有雇佣固定的保姆。所以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在他家吃饭的。但今天例外，母亲同意了。饭桌上，聂绀弩持箸进菜，殷勤相劝，又向母亲举杯，而且一定要“干”了。过后，对母亲说：“李大姐，我送你一首诗吧！怎么样？”

　　幺女归才美，闲官罢才清⑺。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
　　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酒杯当响碰，天马要行空。

　　听着听着，母亲的脸红了。“李大姐，你看我说得对吗？”聂绀弩问。“对得很。‘无预北京市，宁非李健生。’这两句多好。”母亲笑了。“你说好，那就好。”三日后，聂绀弩将诗写于信内，寄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偶遇不快，便常吟这首《李大姐干杯》。

　　1978年秋，我被释放出狱，回到北京，却尚未平反。

　　一天上午，母亲对我说：“我要带你去认识一下聂绀弩。”我俩是搭乘公共汽车去的。头天，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熟食和水果。母亲路上叮嘱我，千万不要谈论有关子女的事。这时我才知道聂绀弩和周颖有个独女，叫海燕，在歌剧院供职。女婿姓方，人称小方。令老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出狱前的一个月海燕自杀了，死因不明。小方被批斗，其所在单位领导和群众一致认为他对妻子的死负有不可推卸之责。没几天，小方也自杀了。周颖对聂绀弩瞒着这宗命案，谎称海燕出差在外。聂绀弩思女心切，很快病倒在床。过了半年多的时间，经母亲和其他几个老大姐商量，觉得总瞒下去不是个办法，再说聂绀弩也不是个承受不了打击的人，于是决定由陈凤兮找个单独的机会告诉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陈凤兮静静地讲，聂绀弩默默地听，讲者与听者的眼睛里都闪动着泪花。当晚，聂绀弩彻夜无眠。第二天早晨，周颖进丈夫的卧室，“只见绀弩面朝墙壁睡着，半边枕上犹有湿痕。桌上的烟盒空了，地上有一堆烟头。笔筒压着一张薛涛纸，纸上是一首七律诗⑻。”但在聂绀弩的心里，仍藏着一个死亡之谜，即女儿为什么要自杀？

　　周颖把家从地安门附近的东不压桥胡同34号的平房，搬到了左家庄地区的新源里单元楼。回到北京的聂绀弩按被释放的国民党军警特人员待遇，每月从街道领取18元生活费。他不能安于这样的身份，也不能安于这样的生活，便给担任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写信，说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和莫名其妙被放的情况。邓小平将信批转给时任全国政协秘书长的齐燕铭，齐燕铭向邓小平汇报了聂绀弩“军警特”待遇的近况。邓小平听后，两眼一瞪，说：“他是什么军警特！”齐燕铭遂立即派人，给聂绀弩送去二百元营养费；跟着，齐燕铭责成有关方面，将“文革”中红卫兵抄走的现金——约有七、八千元，如数退还。

　　聂绀弩单薄、瘦削。无论行走，还是坐立，身体都有些前倾，背微驼。从我看到的第一眼开始，便觉得聂绀弩是一幅线条洗练、轮廓分明的肖像版画。令人难忘的是他在文人派头里所显示出的鄙夷一切的精神气质。即使有客人对面而坐，聂绀弩也常沉默不语，似乎总带有几分痛苦。其实，聂绀弩并不忧郁，只要一笑，眯缝着两眼，让人觉得慈祥可亲，是个仁厚的长者。当他正眼看你的时候，那目光竟是那样地坦白，仿佛可以一直穿透你的胸膛直达心底。

　　我向他浅浅地鞠了个躬，母亲介绍说：“这就是小愚了，刚放出来。”

　　聂绀弩问：“你是在四川的监狱吧？”

　　“是的。”

　　周颖说：“小愚关押的时间比你长一些。”

　　“你在哪里做什么？”聂绀弩又问。

　　“我种了五年茶，织了五年布。聂伯伯，你呢？”

　　“我没有怎么劳动。”

　　我还告诉他，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和母亲在莫斯科餐厅吃西餐的时候，就曾见到过他。聂绀弩说：“想不起来，忘记了。”我说：“那时餐厅的服务员都神气得很，催她们上菜，带搭不理的，还从眼角看人。你生气了，对我和母亲说：‘什么叫养尊处优？还用查字典吗？她们的脸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养尊处优。’”聂绀弩大笑。我又说：“在咱们四个人等着上菜的时候，母亲问你的工作情况。你说：‘眼下的工作单位好极了。’母亲问：‘好在哪儿？’你的回答是：‘我都和孤家寡人（指溥仪）在一起了，你说这个单位（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室）还不好？’”聂绀弩又是大笑，并夸我的记性好。

　　我说：“我脑子里净记这样一些没用的东西，不像你满腹经纶，记的都是学问。”聂绀弩听了，向我瞪着眼睛说：“我有什么学问？不信，可以翻看我填的任何一张履历表，文化程度——高小。”

　　囚服去身，阳光重沐。聂绀弩的情绪该振作，心情应舒畅。可我感觉他的心情并不怎么好，脾气也不够好。

　　母亲的解释是：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有本事又有冤枉，脾气就更大了。周颖是不参加我们谈话的。不一会儿，她拎着个黑塑料提包走过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们聊吧，我到外面去办点事儿，老聂今天特别高兴。”

　　周颖刚出门，聂绀弩的脸色蓦地阴沉起来，说：“小愚出来了，很好。可我想回去。”

　　“聂伯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对母亲说：“李大姐，还是监狱好。”

　　母亲说：“老聂，有些事要看得开，想得通，我们才能活下去。”

　　“我想不通，海燕到底为什么死？说他们（指海燕夫妇）夫妻关系不好，小方有外遇？可死前两口子还发生了性关系。按说我坐了牢，母女（指海燕和周颖）应该是相依为命的。可我后来读到海燕早就写好了的遗嘱，才知道事情很复杂。女儿在遗嘱里说：‘我政治上受骗了，生活上也受骗了。又说‘我的两个小孩千万不要让母亲带。’为什么女儿不信任母亲？所谓‘生活上也受骗了’，是指谁？是小方一个人骗了她，还是连同周颖两个人都骗了她？海燕是怎么知道自己受骗的？她看到了或者发现了什么？这些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李大姐，我总该弄清楚吧？”

　　母亲是看过遗嘱的。这一连串的发问，却令她无法应对。只能宽慰他，说：“老聂，事情已然过去，你要超脱出来。周颖一人在外，实在也是万分困苦。我希望你和她彻底安顿下来，以前的，都不去想啦！还有许多事在等着你去做呢。”聂绀弩摇头，说：“事情我要做，问题也要想。再说，海燕的死是有果无因，怎么能说‘事情已然过去’？”母亲再无话可说。海燕的死因及遗嘱，是聂绀弩脑子里的谜团，也是心中的死结。

　　我是第一次登门拜望，聂绀弩说什么也要留我们母女吃午饭。我第一个把饭吃完,按照规矩，将一双竹筷平架在空碗的正当中，欠身说：“聂伯伯，谢谢。你们慢用。”低头吃饭的聂绀弩抬头望望我，笑了。微笑中带着挖苦的神态，说：“不要谢我。”遂指着周颖说：“谢她。我现在是靠老婆养活的。” “你不会永远拿18块。”母亲说。饭毕，即告辞。母女同行一路。许久，母亲长叹一口气，说：“老聂，可怜。”

　　1978年年底，我的丈夫（唐良友）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说着，把写着东直门外左家庄新源里西9楼3单元33号地址的便条，递给了唐良友。

　　我问：“万一聂伯伯不在家，要不要事先打个电话？”

　　“周颖可能不在，绀弩是一定在家的。”

　　临走时，母亲对唐良友说：“记住，不要在他家吃饭。。”

　　给我们开门的，是聂绀弩。进屋后未见周颖，便问：“聂伯伯，周阿姨呢？”

　　“出去了。”看来，母亲的话是对的。

　　聂绀弩坐在了床沿，指着床旁边的一张旧藤椅叫我坐下。然后，他上下打量着唐良友，直声问：“他是谁？”

　　“我的爱人，唐良友，你叫他小唐好了。”

　　“你的爱人？”聂绀弩毫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与惊异。

　　我点点头。

　　“真的？”他轻轻摇着头，问唐良友：“你是做什么的？”

　　“在川剧团搞器乐。”

　　“什么乐器？”

　　“从唢呐到提琴。”

　　他笑了，笑得很冷，又很怪。我不知道丈夫是个什么感受，但我从这样的笑容里，读出了几层含义：一，聂绀弩不仅觉得唐良友过于年轻，更觉得他过于漂亮；二，对这种年纪、相貌以及职业，有些鄙薄；三，这种鄙薄也推及到我，即鄙薄我对男人的选择标准，或许还有对男女性关系的联想，等等。我很想对他解释一下，讲讲自己所经历的如电视连续剧一般曲折的婚姻故事。但我忍了，忍受了他的笑，也接受了笑中的鄙薄。我清楚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小市民。

　　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小愚，你对坐牢都有些什么体会？”聂绀弩首先发问。

　　“我初到监狱，有三个‘想不到’。”

　　“哪三个？”

　　“一想不到监狱犯人如此之多；二想不到犯人刑期如此之长。”

　　“那三呢？”

　　“三想不到监狱状况如此之差。”

　　听了这三个“想不到”，聂绀弩似乎觉得我多少是个可以聊上几句的人，而非只会选漂亮男人做丈夫。他伸手去拿搁在写字台上的香烟，唐良友忙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打燃。他点上烟，舒服地把上身斜靠在床头，两条腿挪到床沿边，平搁着。

　　见他有了兴致，我的心绪平稳了许多，说话的声音也放大了：“聂伯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三个‘想不到’，不过是表面现象罢了。”

　　“你还有更深的认识吗？说来我听听。”眼神里，流露出关切和暖意。

　　我说：“有两点来自对人的认识。首先，人是不能改造的。罪犯充其量只能做到遏制自己，即遏制犯罪本质。换句话说，人不是不想做坏事，而是不敢做坏事。另外，从前我以为坏人就是坏人，蹲上两年（大牢）便明白一个人坏了，可以再坏，再坏以后，还可以更坏。坏是无底的。”

　　“举个例子，说说看。”

　　“比如，一些年轻女犯是盗窃罪，即惯偷。劳改队的劳动强度大，肚子总填不饱。除了在农田里偷些可食之物以外，她们便想方设法找男人‘野合’。搞一次，得一个窝头，一个窝头也就值五分钱。她们本来坏在偷盗上，现在又多了个卖淫的毛病。犯人谁不想出狱？我们的劳改条例又鼓励密告。对他人有重大检举，自己可获减刑。于是，告密成风。再沾上这一条，人就更坏了。”

　　聂绀弩笑问：“你告过密吗？”

　　“我告过，而且后果严重。”

　　“什么后果？”

　　“把人给毙了。”

　　他问得突然，我答得直接，我俩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态度所感染。聂绀弩忽然发现没有给客人倒水沏茶，便起身趿拉着鞋，取茶杯、提暖瓶，找茶叶，并抱歉地说：“对不起，我现在才给你们泡茶。”用不怎么开的水泡上两杯绿茶后，他又靠在床背，恢复了原来的姿势。这时的他，像个等着听故事的孩子。从这一刻开始，我感觉双方才是对等的。我说：“聂伯伯，我家庭环境好，受教育好，从无生活恶习。我不过是个政治犯，更准确地说是个思想犯，但进了大牢后，我学会了骂人，学会了打架，学会了偷东西。因为不这样，就活不下去。打架骂人，是犯人之间流通的公共语言。我能像原始人那样用拳头撕扯扭打；像老泼妇那样当众骂街。偷，专偷吃的，是因为饿。饿是什么？是一种关乎生命的本质性痛苦。说句不好听的，除了厕所里捞出来的，不吃，我什么都吃。你的岁数大，又不劳动，肯定对这种痛苦体会不深，而且，可能还把食物和朱阿姨带给你的食品，分给帮助照料你的年轻犯人吃，对吗？”聂绀弩点头，道：“是这样的。”继而，他把话题拉了回来：“你跟我说说那件后果严重的事情。”

　　我开始了讲述：“最初的几年，我是在苗溪茶场。三十多个新、老反革命女犯挤在二十多平米的监舍。睡在我斜对面的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妇女，叫张家凤。她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一条好嗓儿，会唱许多中外歌曲。高兴起来的话，还要讲几句英语。我觉得她是众多女囚中最可爱的，但是组长警告我说：‘张家凤是个抗拒改造的反改造分子，你不要接近她。’很快，我便发现她的精神不够正常，自说自唱，神神叨叨的。越是春茶采摘的季节，她越是发作。别人一天采茶二十多斤，她的茶篓却是空的。消极怠工，就是抗拒改造，晚上要挨批斗，犯人斗犯人。多数犯人为了表现自己靠拢政府，接受改造，批斗时就掐她的胳膊，扯她的头发，煽她耳光，我吓得躲在旮旯，但张家凤却习以为常，甚至面带微笑。组长又告诉我：‘她的态度如此嚣张，是仗着自己军人出身、军大毕业。打过几次杀威棒，好些了。她犯罪的起因是被一个首长搞了以后，甩了，从此对共产党怀恨在心。’”

　　“这样经历的女同志，在建国初期是不罕见的。即使有些年轻女同志被组织安排给了某首长做老婆，多数也不幸福。”聂绀弩插了一句。“大概是第二年采摘春茶的时候，张家凤的旧病复发了，而且很严重。她咒骂的不光是那个曾经玩弄自己的部队首长，也不单是把她送进监狱的军事法庭。她咒骂的是毛泽东。很多犯人都听见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去揭发。事情汇报上去，管教干事发话下来，说：‘章诒和的文化程度高，叫她不要采茶了，拿着纸和笔，跟在张家凤的后面。听到一句反动话，就写下一句。再布置另外几个犯人靠近张家凤劳动，一边采茶，一边用心记下她说的，晚上让她们找人写成揭发材料，作旁证。’当时正是下午四点钟的样子，从清晨四点开始爬上茶山，人已经干了一圈儿（即12小时）。我累得要死，腰痛得要命，好像就要断了。一听到这个任务，忙甩下茶篓，心里别提多高兴啦。只觉得自己可以从筋疲力竭中逃出来，而不去想想我记录下的材料是干嘛用的。我跟了她两个下午，她在咒骂的时候，仍称毛泽东为毛主席。她真的疯了——这一点，别人不懂，我应该懂。大约过了半年，在‘十一’国庆节之前，张家凤被押走了。9月30日，劳改茶场召开宽严大会。宽大处理的样板是我们的那个组长，减刑半年；从严惩治的便是张家凤了，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而判处死刑。宣判后的二十分钟，远处传来了两声枪响，数千人的会场如一潭死水。子弹射穿她的同时，仿佛也击中了我。张家凤死了，我觉得是我用笔和纸害死的。”我说不下去了。聂绀弩起身把茶杯端给我，说：“喝口水，喝口水。” “聂伯伯，你知道吗？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张家凤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罪不在你，错不在你。”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苏下手。”

　　“聂伯伯，我在狱中呆了十年，体会到对一个囚犯来说，贪生可能是最强烈的感情。而狱政管理的许多做法，正是利用了这种感情。”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人头落地。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怕的地方，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聂绀弩停顿片刻，突然提高了声音，说：“但是，无论我们怎么坐牢，今天的结果比老人家强。”

　　“你认为，他老人家的结果是什么？”

　　聂绀弩伸出四个手指，说：“四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毛泽东几十年的执政错误给中国的每个家庭，都制造了灾难和痛苦，别看现在是‘红海洋’，将来会是个悲剧的收场。”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说：“我在牢里，支撑我的就是死去的父亲和活着的母亲。即使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回到他们的身边。”

　　“好。”说罢，他把目光投向了窗外。

　　我怕他联想起海燕，扯开话题，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17遍。读《The 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17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共产党建党至今，不知道给我们树立了多少理想。理想有高，有低。高到共产主义，低到公共食堂。无论高或低，几乎都很少实现。即使实现了，也很快失败。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不高不低理想——社会主义，也不成功。为什么总是实现不了？我们都是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上找原因。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的共产主义和德国大胡子讲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证明——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通向自由和幸福。”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苏联的俄译本不行，中共的译本就更不准确了。

　　（19）60、61年的时候，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就这样东扯西拉，不觉已近中午。唐良友看了看表，我忽然想起母亲临行前的叮嘱，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唐告辞了。”

　　他从床上起来，握着我的手说：“问候你母亲，下次和她一道来。”

　　出了聂家，发现唐良友一声不吭，脸上阴云密布。我恍然大悟：刚才两个小时的谈话，聂绀弩居然没和他说上一句话，哪怕是扯上一句闲话。

　　半年后在成都，5月的一天，唐良友突发急性胰腺炎，大叫一声断了气，死在我的怀里。死的那一刻，从眼角流出一颗硕大晶莹的眼泪，滴落到我的手臂。在他的追悼仪式和我的平反大会举行后，我从四川返回了北京。回京的第二天，周颖清早就来看我。踏进门，就哭着对我说：“小愚，你的命咋这样苦？”我似乎已经麻木，怔怔地望着她，出神。周颖又道：“聂伯伯要我对你说：‘小唐前后只和你生活了几个月，却于牢门之外守候十载。他是个好男人，是你的好丈夫。’”绿水千里，青山万重。聂绀弩的称赞，不知黄泉路上的匆匆行者可否听到？——我觉得生活也是一部法律，甚至是酷法。普通人除了服从以外，又能怎么样？

　　1979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在正式发文以前，社会上就传言“57年的反右要一风吹”。又风闻“要给右派补发工资。”一日上午，我和母亲正在看报，忽听履声跫跫的来了一阵，来者是戴浩。他兴冲冲说：“李大姐，你知道吗？共产党要解决右派问题了，章伯老该是头名。”母亲一摆手，说：“都是社会上吹出来的风，中央统战部可没透一点消息。”我插了话：“戴叔，你别忘了，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接着，戴浩给我们母女讲了一些关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狠抓落实政策的事情，我却坚持认为他对现实的判断过于乐观。而母亲并不关心自己的右派问题，只是想着父亲冤屈。过了些日子，戴浩又跑来，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电梯坏了，我是爬楼梯上来的。李大姐，小愚，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张纸。纸又薄又皱，用原珠笔复写的。原来这是一份中发关于右派分子平反的文件。
　　“老戴，你从哪里搞来的？”母亲问。

　　“李大姐，文件的来路就别管了，总之很可靠。从文件精神来看，右派真的要一风吹了。”

　　母亲说：“这还仅仅是文件，不知落实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戴浩把复写的文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入口袋，对母亲说：“我要去告诉老聂。”

　　“你在这儿吃了午饭，再去不迟。”

　　“不，我马上就去。”

　　母亲说：“那我们就等你来吃晚饭。”他答应了。

　　几小时后，戴浩回到我家，那最初的兴奋之色，一扫而空。

　　母亲问：“你怎么啦？”

　　戴浩一头倒在沙发上，苦笑道：“我去报喜，反倒挨骂。”

　　“是老聂骂你了吧？”母亲给他递上茶与烟。

　　浓茶下肚，嘴吐出一个个烟圈儿，戴浩恢复了精神。他告诉我们：“周颖先看的文件，一边读，一边说： “有了这个文件，事情就好办了，咱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周颖要老聂也看看，老聂不看。他还带着冷笑讥刺我和周颖：‘见到几张纸，就欣喜若狂；等平反的时候，你们该要感激涕零了吧！’李大姐，你瞧他的话，有多刻毒。”母亲认为，聂绀弩的话不是针对戴浩的。我想，聂绀弩的满不在乎，是另一种凄然。

　　这一年的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周颖对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不久，又来电话。母亲把话筒递给我，说：“周颖找你，说有点事要办。”我能办什么事？那边周颖传来的声音：

　　“小愚呀，再过几天就开文代会了，我家现在的来客人就不少了。你的聂伯伯也要去参加。我把从前的衣服翻出来，看了看，衬衫裤子他都能穿。只有那件华达呢风衣，大概时间搁久了，被虫子咬了几个洞。你不是在监狱里学过织补吗？你自己织补的呢子大衣多好呀。所以，我想现在就把风衣送过来，你用一、两天的时间给织补好，再烫平整，好吗？算你替我给聂伯伯做件事。”我说：“周姨，非要我织补当然也可以。但我总觉得，这次聂伯伯参加文代会，你该给他买件新的才对。”“那好吧，我去买新的。”电话被挂断，从语调上看，周颖显然不满意我的态度。可母亲称赞我：“拒绝得好。就是不开会，她也该给老聂买件新大衣。”母亲为周颖的抠门，还真的生了点儿气。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她说：“聂伯伯要我谢谢小愚。”“谢什么？我又没能给他织补大衣。”

　　周颖转脸儿对母亲说：“老聂夸小愚知道疼人，还说比我强呢。”我被这样的一句简单夸奖，竟乐得合不上嘴。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1980年，聂绀弩病了，病得不轻，住进了医院。母亲约了朱静芳、陈凤兮一起去探视。周颖告诉母亲：老聂住在邮电医院。母亲去了，还买了许多补品。聂绀弩见到这几个大姐，非常高兴。趁着周颖到外面买晚报的工夫，他用一种自嘲的口吻对母亲说：“李大姐，你知道嘛，我住这个医院是沾了老婆的光。我现在不仅是沾了老婆的光，而且还沾了朱学范的光呢。”母亲知道周颖和朱学范在总工会、邮电部、民革中央是几十年的同事、朋友和上下级关系。故劝慰道：“老聂，你说这话，我可要批评你两句了。人家周大姐通过朱学范，让你住上最好的病房，给你找到最好的大夫，又怎么不对啦！”陈凤兮和朱静芳也附和着母亲观点。聂绀弩沉默了。

　　八十年代以后，国家的形势越来越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是官方提出的口号，也是每个人渴望的目标。“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个个都想做陶朱公，富甲天下。邓丽君，喇叭裤，速溶咖啡，万元户等新事物，如洪水突发，滚滚而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觉得比从前宽松了许多，性描写，意识流，朦胧诗，像时装展览一样，不断地花样翻新。也就是从八十年代起，周颖不再常来我家，她在民革中央担任了组织部副部长。母亲也很少去新源里，她对我说：“老聂安心写作，和周颖一起过上好日子，我们也就不必去打搅了。”

　　但从朋友那里一次次传来的消息，似乎并非是“过上好日子”。他们说，老聂的脾气越来越怪，常对周颖发火。又说，老聂的心情不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整天价躺在床上。再又说，老聂气色也坏，不爱吃东西，光抽烟。别人送的高级食品和高级器皿，都胡乱堆在地上或旮旯。母亲越听越不放心了，她请朱静芳、陈凤兮去看看老聂，再好好聊聊。患难时期都熬过来了，现在团圆日子反倒过不好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二天，朱静芳和陈凤兮去了。当日下午，朱静芳就来到我家，向母亲“汇报”，说：“去得很巧，周颖、不在家。我和陈大姐对老聂说：‘李大姐听说你心情和身体都不够好，特地要我们来看看你。’老聂见到我俩很高兴，还责怪说，‘我回来了，你们却都不来了？’”

　　母亲说：“老朱，造成他心情郁闷的原因是什么，你们问了吗？”

　　“问了。”

　　“他说了吗？”

　　“说了。”吐了这两个字，爽快的朱静芳竟停顿下来。

　　“怎么啦？老朱。”母亲很奇怪。

　　朱静芳神色凄迷，语气低沉地说：“聂绀弩对我和陈大姐讲：‘你知道我现在头上的帽子，有几顶？’‘几顶？’老聂拍着脑袋说：‘有三顶。’我俩奇怪：‘怎么会是三顶？‘当然是三顶啦！’我扳着手指给他算——右派帽子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顶。还有一顶呢？我问老聂。‘这最后一顶，还用我说穿？’

　　老聂讲到这里，脸色铁青。”母亲惊骇不已。她向朱静芳伸出张开的手掌，仿佛要阻止这个消息的到来。

　　朱静芳压底了嗓门，继续道：“老聂又讲：‘她要是美人，闭月羞花，也行。英雄爱美人嘛！她要是少女，青春二八，也行，春心难抑嘛！可她什么都不是，是又老又丑。年轻的时候，就有过这种事。一次她彻夜不归，我知道人在哪里。早晨六点，我去了那位诗人的家。推开门一看，俩人睡在了一头。我没叫醒他们，轻轻地把门带上，走了，让他俩睡吧。那时是因为年轻，可现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坐了大牢，判了无期？老朱，你这个当法官的，能解释给我听吗？’老聂越讲越激愤，他又对我们说：‘现在她和我只剩下一种关系了。’我和陈大姐听不大懂，便问：‘这剩下的一种关系是指什么？’老聂瞪大眼睛，说：‘金钱关系呀！还能是别的？我再告诉你们——我死以前，会把自己所有的稿费、存款都交了党费。一分不留。’”

　　母亲脸色惨戚，激动得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待情绪平静后，母亲对朱静芳说：“解放前他们的婚姻就出现过裂痕，绀弩想离婚。周颖把事情告到邓颖超那里，绀弩受了周恩来的批评。这件事后来一直影响着周公对绀弩的看法。没想到哇！他们夫妻头发白了，却又起波澜。”最后，朱静芳告诉母亲：“老聂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知道女儿为什么自杀了，我也知道那个遗嘱的含义了。’”

　　在经过了人生的艰难与惨厉，在体味了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弃之后，聂绀弩带着内心深处的荒凉，带着任何人都无法解救的寂寞，带着最隐秘的生活体验，终日写作、抽烟，埋头读书、沉思。他以文学为精神方向，以写作为生存方式继续活下去，有如一叶孤帆远离喧嚣的港湾，驶向苍茫大海。聂绀弩的晚年生活，简朴，简单，简洁，以至简陋。与合得来的朋友聊天、对弈，唱和，便是他的乐趣。人虽无大恙，却精神疲瘁，所以，写和读大半在床头。后来，他连提笔的精神也没有了，便找了个人口述。还对记录者说：“稿费归你。”

　　我曾问：“聂伯伯，你现在喜爱什么？”

　　“我爱金圣叹。”

　　“除此以外呢？”

　　“除此以外，我谁都不爱。”说这话的时候，他眼神坚定，口气决绝。

　　晚年的聂绀弩在谈论《金瓶梅》的时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看，灵肉一致的夫妇是极为稀有的。“即使对家庭夫妻间灵肉一致的关系，有人觉醒了，却少实现”。“家庭底事有烦忧？天壤何因少自由？不做夫妻便生死，翻教骨肉判恩仇！”这是聂绀弩为“宝玉与黛玉”题诗中的前四句。诗是对《红楼梦》风物情思的咏叹，但一番人生经历后诗人内心之沉痛却也尽蕴笔底。——我想，夫妻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因为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有时爱里面就藏着恨。我认识到这一点，方觉自己比较理解了聂绀弩后期创作背景以及他的孤愤、冷刻。

　　一天，我去吴祖光家闲坐，聊起了聂绀弩夫妇。

　　吴祖光说：“周颖和聂绀弩是模范夫妻。”

　　我说：“据我所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吴祖光表情严肃、语气直截地说：“诒和，他们就是模范夫妻。”

　　我回家翻开聂绀弩的诗集，细读。他患难时期写的许多赠周婆（颖）的诗，诗好，感情深。我很迷茫，心想：大概夫妻之间可以是时爱时恨，且爱且恨的。从此，我不再向任何人议论或提及聂绀弩的家庭生活。

　　春发，夏繁，秋肃，冬凋，人生也如四季。出狱后的聂绀弩其生命年轮和心理历程都到了秋冬时分。但他的文学之树却无黄叶飘零，声誉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蒙冤半生而未登青云之志，但逆境却使聂绀弩光华四射，诗作不断，文章不绝，他的诗集、文集陆续出版。从刚开始的油印本到后来的香港本，聂绀弩都要送给母亲和我。如《南山草》、《三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等等。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赠健生大姐，绀弩。”、“赠诒和侄女，绀弩”。每本赠书，都是托请他的好友陈凤兮送来。

　　（19）3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凤兮是《北京日报》的老编辑，汕头人，华侨出身，秀丽而优雅，曾做过何香凝的秘书。她的丈夫金满城，法国留学生，曾与陈毅“桃园三结义”，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译，和聂绀弩是同事加好友，（19）57年又一同划为右派。金满城去世后，陈凤兮60岁学筝，70岁练书法，80岁习绘画。如此超凡脱俗、雅趣无穷的人生态度，令聂绀弩欣羡不已，故他们往来密切。聂绀弩每有新作，必请陈凤兮过目。诗作的集结，也渗透着陈凤兮心血。难怪母亲叹道：“看着老聂和陈大姐的往来，就像在看一首诗。”

　　陈凤兮是聂绀弩的密友。她去聂家一般是在近午时分，聊上一阵，便会从草篮子里取出自制的沙拉，红菜汤，烤虾或烤猪排，黄油，果酱，切片面包，半瓶“中国红”……让老朋友和自己美美地同享一顿西餐。

　　在汤菜的香味和热气里，满面笑容的聂绀弩谈兴甚浓。谈笑间，胃口很差的聂绀弩不知不觉地会把东西吃光。在陈凤兮收拾好餐具、擦净饭桌之后，聂绀弩一定和她对奕，下围棋。时间富裕的话，走两盘；时间不多，就下一盘。

　　（19）82年初，《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母亲奇怪地问：“老聂怎么送我三本？”陈凤兮笑道：“老聂把书递给我的时候，周颖也问：‘你怎么拿三本出来？”人家老聂说了：‘送李大姐一本，小愚同我是难友，要送小愚一本。我出狱这么长的时间里，小柴（我的姐夫）每次陪李大姐来，都要带上一条肥鱼做给我吃。我吃了他那么多的鱼，就不该送小柴小宁（我的姐姐）一本吗？’”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风兮。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这种弃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 “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忧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

　　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B，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

　　“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绀弩出狱后，每逢他的生日（夏历除夕），母亲和陈凤兮、朱静芳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高高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日。这一天的聂绀弩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浩也是必来的。没几年，母亲便渐渐感觉到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绀弩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母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母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凤兮、朱静芳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兮，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母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凤兮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色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这一年，临近聂绀弩生日。周颖打来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的身体不大好，生日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陈凤兮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准备一起去看看聂绀弩，也被周颖借故推掉。一向温良忍让的母亲，愤愤地说：“受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母亲是个有决断的人。她不再去聂家。后来，母亲索性与周颖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颖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母亲把电话给了我，说：“问周颖有什么事，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周颖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绀弩着实吓坏了周颖，便直奔我家。母亲答应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们聚会在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周颖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高贵的陈凤兮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对母亲说：“菜点得再贵，钱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兴奋，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阳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母亲的脸红红的，和陈凤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绀弩，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满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母亲拉着周颖的手，让她挨着聂绀弩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的八十岁生日，正日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作过了八十寿，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聂绀弩早饭吃罢，没有象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她找出宣纸。

　　“你要写什么？”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

　　“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历除夕）生于湖北京山县城。
　　县立高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运动，离职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 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级别、工资、名誉。
　　恢复党籍，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至第三届理事、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1935年——1986年共出版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论文、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歌31种。著有《绀弩小说集》、《绀弩散文》、《聂绀弩文集》、《散宜生诗》、《中国古典文学论集》。

　　注释⑵：此句摘自《“聊斋志异“的思想性举隅》一文。聂绀弩《蛇与塔》第143页，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

　　注释⑶：周颖（1909——1991）直隶（今河北）南宫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回国，参加反帝大同盟。曾创办上海中国艺术供应社，任主任。193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后称三民主主义同志联合会）。后任重庆慈幼院保育主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主任、香港九龙妇女联谊会主席。
　　曾参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工作。1948年到解放区，任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邮电部劳动工资处处长，全国总工会执委，候补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央监委会副主席。是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注释⑷：小李，李世强，1948年生，北京人。1968年6 月前在铁道部长辛店铁路学校学习。1968年-1975年3月被关押，后无罪释放。曾在北京木材厂工作。现经营三味书屋。

　　注释⑸：包于轨，1903年2月21日生于北京，名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解放前曾在天津造币厂任职，天津志达中学任教。在日伪安徽省府民政厅、天津市社会局任秘书。曾任国民党热河省民政厅、唐山市政府秘书，鞍山钢铁公司副管理师。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政协秘书，后调任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工作。
　　1957年申请离职。曾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聘教书法。1971年7月26日病逝于山西稷山县看守所。

　　注释⑹：戴浩（1914——1986）湖北武汉人。早年入暨南大学，1936年参加进步电影工作，1939年到陕北公学学习。1941年在香港与友人组织“旅港剧人协会”，开展抗日宣传。参加演出《马门教授》、《雾重庆》、《北京人》。1945年受组织委派去东北接收“满映”。1948年受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委派在北平执行任务。
　　建国后任华北影片公司经理，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副经理，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业务处处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1980年调任中国影协组织联络部主任，中国影协名誉理事。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注释⑺：“幺女归才美”——我系父母的幼女，故“幺女”即指我，那时我尚关押在四川监狱。
　　“闲官罢更清”——1958年母亲被免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北京市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注释⑻：见陈凤兮《泪倩封神三眼流——哭绀弩》一文。
　　七律诗题为《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附：
　　读者舒芜先生的来信：
　　二闲堂编辑先生：
　　贵刊所载章诒和女士的《斯人寂寞》中说——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这与事实不一样。事实是，那天我并没有去聂绀弩先生家拜寿。因为事先聂绀弩先生就有信阻止我去。聂绀弩先生是为了他的《散宜生诗》应否加注的问题，要听听我的意见，希望能当面畅谈，故于1983年2月6日给我信云：
　　请兄春节前后光降一下，作一畅谈。但不可于旧历除夕，因恐是日有起哄而来者，人多口杂，反不易谈清什么问题也。绍良兄能不来亦佳，去年（前年？）他空跑一趟，颇觉无趣，至今犹歉，但亦只好由兄通知他。

　　信末又有周颖大姐附笔云：
　　老聂的心意，是要您和绍良同志约着一起来，老聂和您们二人好说话。除夕那天来的人多，他不好和您俩说话。告诉绍良同志，我们有好酒等着他。
　　我接到他们这封信，当然就没有在1983年夏历除夕那天去聂家拜寿，并且以后历年夏历除夕都没有去过。
　　事虽细微，仍然希望贵刊能更正一下。
　　专此布达，顺颂
　　编祺。
　　二○○三年九月二日，舒芜上

【说明：正式出版时相关内容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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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发表于 2005-5-22 11:5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缅怀聂绀弩
冯亦代

　　自从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协现代文学馆为聂绀弩诞辰90周年召开座谈会的请柬，对绀弩的思念始终萦绕我的心头，久久不散，而且越来越强烈。特别在座谈会上听了丁聪、吴祖光二位谈及老聂的往事，心情更是不能平静。

　　他们二位自称是五七届“北大（荒）同学”，而且以热烈的口吻回忆同老聂在一起的日子，但在这些思往言辞的背面，我却感到那些日子的苦涩和凄惨。在祖国的大地上正照着一片明亮阳光，而在这一冰天雪地的荒原里，只是一垛生死关心的门坎。多少有为的人在这里落入死神的魔掌，幸而逃生的人也都是梦残魂断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坚强的，特别是那些堕入噩梦的人，他们舐干了身上的斑斑血渍，重又站起身来，迎接祖国母亲的召唤。老聂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吴祖光说老聂是传奇人物。他是弃文习武投奔革命的书生，是文坛继鲁迅茅盾之后的一位学贯古今的大师。他写的杂文可以媲美鲁迅，他的旧体诗开创了以时代精神贯入诗意的前路，他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独辟蹊径，树一家之言。总之，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以无期徒刑在山西的班房里，将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读了4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已成为“反动言论”而不知所终，如果留至今日，则他必为后学者，开启了读《资本论》的门径。

　　我和老聂相识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但是我知道他却远在抗战初期。我读了他在《野草》杂志上写的文章，深为他的犀利与深邃的笔锋所倾倒。他大我10岁，我虽然叫他老聂，衷心则以师事之。

　　1962年到“文革”前期，他住在京西半壁街，我是他家的常客，有时他和周婆（周颖大姊）也来前纱络胡同我的寓所小坐。第一次他到我家，看见我居室的湫隘，不禁摇头叹息，称我是公子落难。

　　他是很用功的人，于各家对《红楼梦》的观点，十分注意。有次他借到一本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出版的《红楼梦考》，便让我逐句翻译给他听，一共花了4天，他边听边记下了书中的要点，而且特别注意吴对高鹗续四十回的意见。我对他说，你有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为什么还要记下别人的观点，他说正因为他有自己的观点，他才研究别人的观点来对证自己的观点。那时他买了不少古人的碑帖，每天练字，其时我也以写字代气功治疗我的高血压症，他深为称许，但看了我的毛笔字，又大摇其头，说我练字不得法，不能入门。这正是他的直率处，我就喜欢他这一点。他劝我学写旧体诗，我说戴望舒说我没有诗才，所以我只顾欣赏而不愿自作。他宽厚地笑了，说我弱不经风，受不了打击。

　　他是个饿怕了的人，但他的饭量并不大，只喜欢和少数几个友人在饭店里，小饮几杯，吃几盘好菜，于是纵谈上下古今，自得其乐。我和他最后一次一块吃饭，是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小饭馆里，他喝了几杯，便大谈林彪、江青，说江青是个妖物，今后一定会把中国弄成翻山倒海了，林彪则是个鸦片鬼。这时街上叫卖晚报，我们买了一份，上面是第一次看见打倒彭、罗、陆、杨的消息。他看了之后，对同座的黄苗子和我说，以后不要去找他，少出门，言谈小心，日子会越来越难过的。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事实上，他即使“言谈小心”也终于入狱，他是否有预兆，我从未问过他。1972年底，我从沙洋干校劳改回来，就从友人处听到老聂被判入狱的信息，以后常在李健生大姊处遇到周婆。他们二人一见面就谈如何搭救老聂和健生小女早日出狱回京的途径。我眼生生看见她们的头发由黑变灰，又由灰变白，但我无能为力，只能空言使她们一时宽心。

　　老聂以国民党师团级俘虏而被释放，得到重生，因为他原来判的是无期徒刑。有人觉得滑稽，其实这是周颖大姊各处奔走呼号的结果。想到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坐四人帮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监狱，真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成为国民党战俘得到特赦，也就并不滑稽了。有一次他给我看写狱中生活的诗，诗的反讽使我笑得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句话有语病，因为我的眼泪不是笑出来的，而是为胸头的痛苦抑压出来了。他说在监狱里比我们日子过得好得多，至少用不着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奇人而有奇事，他当然能甘于他所得的不公平待遇。

　　我50岁时，他曾经在我庆寿的册页里题过一首诗，写完了笑着说“涂鸦！涂鸦！”这首诗并没有在他诗集里出现，也许写得匆匆他自己不满意。可惜这本册页已被“文革”革掉了，我痴想或许有一天会在故书堆里突然出现，这是我不释于怀的企念。周颖大姊生前曾要我为老聂写文章纪念，但牵延至今，始终认为是一笔人情债。以老聂的身体和他的乐观天性，他原是可以活到90岁的，如今只留得友人们对他的思念了，能不痛哉！
　　　　　　　　　　　　　　　　　　　　1993年1月8日雪朝于听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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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发表于 2005-5-22 11:53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聂绀弩：放浪形骸第一

周恩来称他是“大自由主义者”
　　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tao，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致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给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
　　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我不在内”

　　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
　　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
　　“要去，你就去。”
　　“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
　　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
　　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
　　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
　　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讲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

三红金水之斋

　　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
　　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
　　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语来形容他：

　　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
　　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
　　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
　　“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
　　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
　　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
　　“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胡风说：“你怎么把什么样的人都往我这儿带”
　　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
　　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的几句话，使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
　　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
　　胡风旋即被送往成教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
　　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
　　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
　　“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
　　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
　　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
　　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在诗中，他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摘自《天才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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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萧峰同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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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发表于 2005-5-24 16:3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说一说我觉得比较客观的想法

聂的前言，其本意，其对象是对广大的青少年读者，通读其全文，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主要是希望告诉青少年“尽信书不如无书”以及演义与正史是有区别的。

这个文章，作为演义的出版前言，本身就表示其“非学术文章”的身份。对于从未读过三国的人，看了这个前言会对三国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果要小心翼翼的完全扣紧历史来写这个前言，那就变成一篇严谨论文，对不知晓三国的人来说多半味同嚼蜡了，起不到前言该起的作用。

至于误导，一篇文章就会误导谁的一生么？何况这文章并非是属于胡说八道的东西。反而我认为这个文章会让读者在看演义的同时对正史也产生兴趣，引导读者去在两者间对比、学习，然后自然会有自己的识见。楼主的三国观相信也自有其体系，是通过自我学习得来，可是谁的一两篇便能误导得了的？楼主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未免小瞧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学习能力和分辨能力了。须知，现在早已不是一道命令下后便会全民砍山伐树炼钢铁的年代。

而“无良文人”和“无良鼠辈”这样的说法，结合其人其事其风来看，更是过了。

之所以为前言，主要就看它是不是起到引导阅读的作用。如果它标明自己是学术论文，那再对其讨伐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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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发表于 2005-5-24 17:1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比起要把院士叫翰林的那位金石大家，聂老还是有气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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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发表于 2005-5-24 22:5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elz5000于2005-05-21, 1:56:18发表

QUOTE:

请指明？

1)零陵先贤传曰：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

2)益州辟宓为从事祭酒。先主既称尊号，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

3)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为之流涕。

4)彭漾于狱中与诸葛亮书曰：“仆昔有事于诸侯，以为曹操暴虐，孙权无道，振威暗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与兴业致治，故乃翻然有轻举之志。会人来西，仆因法孝直自炫鬻，庞统斟酌其间，遂得诣公于葭萌，指掌而谭，论治世之务，讲霸王之义，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虑明定，即相然赞，遂举事焉。仆于故州不免凡庸，优于罪罔，得遭风云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显，从布衣之中擢为国士，盗窃茂才。分子之厚，谁复过此。漾一朝狂悖，自求菹醢，为不忠不义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为首兴事业，而有投江阳之论，不懈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颇以被酒，脱失‘老’语。此仆之下愚薄虑所致，主公实未老也。且夫立业，岂在老少，西伯九十，宁有衰志，负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讨曹操耳，宁敢有他志邪？孟起说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间，痛人心耳。昔每与庞统共相誓约，庶托足下末踪，尽心于主公之业，追名古人，载勋竹帛。统不幸而死，仆败以取祸。自我堕之，将复谁怨！足下，当世伊、吕也，宜善与主公计事，济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祗有灵，复何言哉！贵使足下明仆本心耳。行矣努力，自爱，自爱！”漾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5)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成都，皆没不还。

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入密白其言。初，先主与刘璋会涪，时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衔莫不逊，加忿其漏言，乃显裕谏争汉中不验，下狱，将诛之。诸葛亮表请其罪，先主答曰：“劳兰生门，不得不锄。”裕遂弃市。后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常不扑之于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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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5 03:1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多谢青石头转来的文章，算是多了解了一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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