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向往的古代一大家族——陈郡谢氏家族 - 炎黄春秋


	碧落赋 (舞入白刃，魅人红尘)


	嘉陵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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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3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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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潇湘，月冷，玉，凋零
家族	梁山泊

发表于 2005-6-29 20:32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阿碧最喜欢的中国古代史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

最近重读淝水前后，不禁更向往谢氏家族

那种生活行云流水向往闲云野鹤的谢氏门风

实话说来，阿碧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将军就是谢玄，

阿碧自己也特想做谢道韫（虽然极自不量力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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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朝时期的陈郡谢氏家族

【作者：王大良转自周口论坛】

关于六朝时期的陈郡谢氏家族，笔者曾在此前的相关成果中作过不同程度地探讨，但由于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成果中大都存在言未尽意的地方。今值“中华姓氏文化节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研讨会”召开之际，草成此文，以作拾遗补阙式的研究。
一、谢氏家族史迹勾沉
谢氏家族祖居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家族的来源可能与周宣王时期的申伯有关。《邵思姓解》曰：陈郡谢氏，“周宣王后中伯食采于谢，因而氏焉。”这里的“周宣王后”，实为“周宣王时”之误。由于申伯当年的食邑在今南阳、唐河一带，陈郡谢氏的租居地离这里只不过几百里的路程，因此可以认为，陈郡谢氏可能是从古谢邑迁徙而来的。另据《汉书》、《后汉书》等记载，两汉时，汝南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有名士谢廉，召陵县(今河南郾城东)有硕儒谢甄，二人的祖居地都去陈郡阳夏不远。或许，二人或二人中的一位与谢氏家族有某种血缘上的联系。
不过，谢氏家族真正有史可考的第一人是曹魏齐王芳时长安典农中郎将谢缵。他当时所任的官职尽管不高，但由于掌握有人力和物力，任职的地点又是曹魏的中心之一，仍为谢氏家族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从此，谢缵子衡、衡子鲲、鲲弟褒等相继在魏晋时期进入仕途，不同程度地为家族赢得了声誉，并使自己的家族从—般的官宦之家演变为世代为官的世族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东晋中叶以前，谢氏像以后那样与琅邪王氏齐名的一流世族地位还没有形成，家族成员被人轻视的事情还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正如近代学者余嘉锡先生所说的那样：“谢氏虽为江左高门，而实自万、安兄弟其名始盛。谢褒父衡虽以儒素称，而官止国子祭酒，功业无闻。……后来太傅名德，冠绝当时，封胡、羯未，争荣竟秀，由是王、谢齐名。”
东晋中期，谢氏家族传到谢安、谢万、谢石和谢尚、谢玄、谢琰等人，亦即谢缵的曾孙和玄孙辈，是谢氏家族最为辉煌和最为荣耀的时期。当时，谢安由于超人的声誉和出色的政治才能被椎上了宰相的宝座，谢尚、谢万、谢石、谢玄、谢琰等人也各领强兵遍布方镇，谢氏家族的人几乎垄断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形成了与皇族司马氏“共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公元383年，由谢安坐镇京师任总指挥、谢石任征讨大都督、谢玄任前锋都督、谢琰任辅国将军，4人联合导演了一场震古烁今的“淝水之战”，创造了8万人大胜前秦25万入侵者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更使谢氏家族无限荣光。事后，谢安等4人同日封公，鼎贵无比，不仅获得了应有的奖赏，而且还使家族的一流门阀地位得以确立。
从东晋到南朝，是谢氏家族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谢氏不仅拥有在社会上排名第二的高峻门第，而且还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权。其优越的处境，有时连皇帝也望尘莫及。根据近人的研究表明，在东晋到南朝的200多年中(公元317~589年)，谢氏见于史传的人数就有12代、100余人。他们大多进入仕途，遍布政界和军界，发号施令，高居人上，有时还能摆布皇帝。这一时期的封建政权由晋而宋，再由宋而齐，而梁、而陈，亡国之后的帝王之家想求为平民而不可得，而他们则不受朝代的限制，可以累朝累世永远贵显。甚至一些出身寒微的开国皇帝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还把能得到谢家人主持的登极仪式作为一种荣耀，而他们有时对这种事情也不屑一顾。可见，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多么特殊。
六朝时期，谢氏家族还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拥有自己的庄园、山林和劳动人手。当时的朝廷有明文规定，在官之人都可以按官位高低占有土地、山泽和佃客，多者可以占田50顷，佃客40户，少者也可占田10顷，荫客5户。谢氏族大官多，拥有的土地和劳动人手也就多，经济实力自然雄厚。所以在晋末和南朝的时候，谢安孙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他死后10余年，至宋元嘉中(公元424—453年)，夫人东乡君去世时，就有“资财巨万，田园十余所，又会稽、吴兴、琅邪诸处，太傅(安)、司空琰时事业，奴僮就有数百人”。而谢玄曾孙灵运，在会稽始宁拥有更多的田产，其中包括两座山、水田旱田、5所果园，以及大面积的竹林菜圃。这种庞大的庄园经济，在当时世族中首屈一指。
谢氏家族还人才济济，各有所长。短短的200多年中，不仅出了许多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诗人。其中如谢安、谢玄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早已名垂青史，谢灵运、谢眺的文学成就亦为世人瞩目。谢道韫诗文俱佳，不失女中魁首；“前有封胡(谢韶) 、遏末(谢渊) ，后有览(谢览) 、举(谢举)”，亦皆族中俊秀。语云“不有君子，其能国乎”，谢氏所以能累世贵显，正是他们维系着箕裘家风不坠。
所以，谢氏家族便成了众所仰望的高门大族。唐人柳芳在评论南北朝世族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这是把谢氏排在六朝贵族的第二位；南朝人纪僧真向齐武帝请求当世族，齐武帝让他去征求谢氏的意见，可见在皇帝眼中，谢氏也是世族领袖；后来粱朝宰相侯景想与谢氏联姻，梁武帝也认为侯景家的级别不够，与谢氏所处的不是一个档次。上述这些事实无不说明，谢氏家族在当时的确处于高不可及的特殊地位。
二、从仕宦看谢氏家族政治地位的演变
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所以能够持续贵显，除依靠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以外，还利用了两个基本手段：一则“宦”，另则“婚”。前者是保持政治地位不变的根本，后者则是社会地位的可靠保证。仅就“宦”而言，不同时期的谢氏家族还有不同的特色。
(一)上升时期的仕宦特色
从谢缵在曹魏中叶为谢氏家族开基到东晋末年以前，是谢氏家族的上升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共传5代，有史可考者25人，其中有21人进入仕途。其第一代谢缵初显于仕宦后，第二代谢衡便历官博士、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太子少傅，以精通儒经、知识渊博而任皇帝、太子身边近侍，开始进入中央政界。三世谢鲲“不恂功名”，对仕宦持消极态度，担任的最高官是豫章太守，但他在社会上有极高的名声，被誉为“朝廷之望”。他的胞弟谢褒则出任了吴国内史一职，拥有着一个颇有政治、经济实权的地方职位。谢氏家族的第四代，即谢安等人所在的世代，可考的7人中有6人进入仕途，入仕的时间都在东晋建国以后。从所任官职上看，6人中有3人担任过一品高官，官位最低的1人也居五品之职。此外，6人中还大都拥有军权，其中5人有将军号，3人开府，4人出据方镇。紧接其后的第五代有11人入仕，其中最高官一品2人，最低官六品2人，有将军号者2人，1人开府，1人任职方镇。这两代人生活正东晋中叶前后，他们生机勃勃，握兵执政，在中央担任参与决策的要职，在军界出据重镇，操纵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命脉。东晋军队“北府兵”的组建和“淝水之战”的胜利也都由这两代人完成，他们几乎支撑着当时的整个东晋朝廷。
谢尚是第一个担任高级官职的谢氏家族成员。他在政界的最高职务是三品尚书仆射，在军界是二品卫将军，赠开府。他是谢鲲的长子，谢安的堂兄，一生主要从事军事活动，先后任过江州、豫州刺史，有镇西将军等军号8个，都督军事5次。
谢安是谢尚以后地位最高、名声最重的一人，实际上也是整个家族的标志。他当政时，推荐从子谢玄出任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军事，建立了精悍善战的“北府兵”，奠定了家族的武力基础。在淝水之战中，主要军界职务全由谢家人担任。战后，谢安进位太保，都督扬、江、徐、兖等15州军事，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谢石进为中书令，掌握朝政中枢；谢玄进号前将军，假节；谢琰也任护军将军。不久，去世后的谢安又与弟石、子琰、兄子玄同日封公，确立了绝对的政治优势。
(二)从武官到文职
从晋末到宋末近100年间，是谢氏家族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是第六至七代，可考者40人，其中有30人进入仕途。在这些入仕者中，官登一品者1人，七品者2人，其余都在二至七品之间。他们中任职军旅者6人，其中1人出居方镇。
与前一时期近半数的人掌握军权相比，谢家人这时出任军职者明显减少。不仅如此，所居武职也明显变化，如6世谢裕为右卫将军、谢述为左卫将军、谢混为中领军；7世谢晦任卫将军、谢遁任冠军将军、谢弘微任右卫将军。这些军号多是虚衔，实际领兵者仅有谢混、谢晦1人。但谢混早在晋末就被宋武帝杀害，军队被吞并，谢氏所掌握的军权大部被剥夺；剩余的部分由谢晦统领，任都督荆湘等7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兼荆州刺史。  宋文帝对他放心不下，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诈称北伐，亲率禁军西上，谢晦仓促应战，又遇手握重兵的檀道济临阵倒戈，终于兵败被乐，连其兄弟谢遁、从子世基也被斩首示众。至此，谢氏的军权全部丧失。
在文职方面，谢氏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仕宦也不尽如人意，其特点是当官清显而不秉政，出仕变成了门户的点缀。当时的刘宋皇室一方面需要借用像谢氏家族这样高级世族的社会地位和优雅的文化素养来装点门面，但同时又怕他们与自己分权秉政，于是便设计出一批高官显爵来，专门来供养这些高级世族。谢氏第六代中的谢澹便是最为典型的一人。他是谢安的嫡孙，宋初任太尉、太保、特进等显职，官位之高无以复加，但却设有任何事功，仅是主持过宋武帝的登基仪式而已。这正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的那样，谢氏“在晋宋掸让革命中，起了为新帝加冕的罗马教皇那样的作”。
(三)拯救家族地位的努力
从宋末到陈，谢氏的8代至14代共29人走上仕途。他们中最高官一品1人，最低官八品1人，任上品官11人，占全部仕宦人数的39％。
谢家人在这一时期担任的上品官，计有侍中、散骑、中书监令和东宫官属。侍中和散骑的地位在宋代以后继续下降，最后成为“终非华胄所悦”的闲散之职。中书监令的权力则落入位卑权重的中书舍人手中。谢家人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没有一人担任过这种官职，这就意味着谢氏与军国政权的距离越来越远。至于秩重望清的东宫官职，尽管是当时贵族普遍看好的职位，但仍然没有什么实权。
由于谢氏家族的当官之人远离了权力中枢，势必引起家族地位的下降。在宋齐时期，谢氏担任三品以上高官的仅有2人，至陈朝中叶以后则无1人出任高官。因为官位降低，谢氏见于史籍的人数也迅速减少，至陈朝末年时，整个家族中只剩下谢贞1人，所担任的也只是六品官。在他去世时，膝下仅有一个6岁的小儿，“鲜兄弟，无他子孙”，不得不托孤于族子谢凯，而谢凯又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所以到陈朝末年，谢氏由于家族成员少，近亲中又没有强有力的人物，已经下降为孤寒之族。甚至在陈始兴王陈叔陵发掘作为谢氏标志的谢安墓时，族中竟无一人出面干预，其势力之弱于此可见。
为了拯救急剧下降的家族地位，谢氏也有人作过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仕宦上，如出任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中正官等，但这也毕竟是力不从心的了。
总之，仕宦作为谢氏家族维持政治地位的一种手段，在谢氏的上升期和保持期的确起过不少作用，但在南朝中叶以后，由于当官不典政，仕宦就慢慢失去了它的实际意义。谢氏在没有仕宦而来的权力、武力、财力作后盾的情况下，仅凭既成的社会地位苦苦支撑，其前途也只有走向衰亡一条路。
三、从婚姻看谢氏家族社会地位的变更
与仕宦相同，婚姻也是谢氏家族保持家族地位的主要手段。它的作用表现在社会上。通过严格身份等级界限、仅与那些与自己家族地位不相上下的家族通婚、与皇室联姻、与同乡贵族联姻、与大族世代婚姻、与自己宗教信仰一致的世族联姻等途径，保证自己的血统高贵，这便是谢氏家族婚姻的主要特色。
(一)从容奠定的婚姻基础
谢氏家族的婚姻，可考的第一例是谢鲲娶中山刘氏女，妻父不明。中山刘氏是魏晋间著名大族，其中的1人便是与祖逖“闻鸡起舞”的晋太尉刘琨。他们贵显的历史早于谢氏，主要通婚之家有太原郭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河内司马氏等，而其中的郭氏又与太原王氏、河东裴氏、襄陵贾氏、琅邪王氏等联姻，共同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谢氏一开始就能进入这个高级的婚姻圈中，说明其婚姻基础的建立是牢固的。
谢氏家族在谢鲲以后的婚姻个案，可考知者明显多了起来。在谢安一辈人中，2人娶太原王氏，2人娶同郡袁氏，此外又分别有人与河南褚氏、沛郡刘氏、琅邪诸葛氏、泰山羊氏、长乐冯氏等大族联姻。再下一代，婚姻可考者共有14例，其中琅邪王氏7，太原王氏2，同郡袁氏、殷氏和高平郗氏各1，颖川庾氏2，这些也无一不是高门大族。随着谢氏与各大族间婚姻联系的越来越密切，其世族婚姻基础也随之奠定。
综合研究谢氏家族早期的婚姻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婚姻特点除注意与那些是自己同乡的家族通婚和在联姻时注意宗教信仰以外，还重视通婚家族的身份地位和“亲上加亲”。如在谢玄这辈人14个婚例中，没有一人与世族之外的人通婚，2／3以上的人联姻王、袁两族，其余通婚的殷、庾、郗等家也是著名世族。由于过分注重门第，就不可避免地把固定的几个家族当成经常通婚的对象，婚姻中错综复杂的重层关系和中表婚、异辈婚大量存在。如谢尚娶同郡袁耽妹，女嫁同郡殷浩从弟歆，而殷浩又是袁耽妹夫；谢玄女嫁袁质子湛，湛妹嫁玄从子重，等等，这些都是上述性质婚姻中的典型事例。
至于谢氏家族与皇室间的通婚事例，据日本矢野主税《改订魏晋百官世系表》一书统计，两晋时期还没有一例。这一事实说明，谢氏家族由于门户新成，社会地位还不巩固，因此还没有得到两晋皇室的认可。
(二)婚姻作用于家势的途径
历史发展到刘宋时期，由于谢氏家族的政治地位较东晋中叶有所下降，因此，婚姻对谢氏保持优越地位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起来。
活动在刘宋时期的谢氏家族成员，主要是谢缵的六、七世孙。他们的婚姻见于史传者，计有刘宋宗室6例、琅邪王氏、太原王氏、南阳刘氏和同郡袁氏、殷氏各2例，颖川庾氏、荀氏和顺阳范氏各l例，郡望末明曹氏1例。这些婚例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与皇室的联姻大幅度增加，说明政治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婚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际上是双方互为利用的结果。如在刘宋皇室一方，由于当初来自南下流民的中下层，其开国皇帝刘裕在谢玄组建北府兵时还只是一名招募来的兵丁，其后因为军功才成为灭晋建宋的统治者。正因为有这样低微的出身，其建立政权后的突出问题便是提高社会地位，缩短与名宗大族之间的距离。其采取最有效的办法便是联姻高门。为此，他们还制订了一条“尚主者并用世胄，不必皆有才能”的立国方针，即为了能够与大族联姻，连驸马是否有才能也不用考虑，可见，他们为了提高家族地位，与大族联姻的欲望是相当强烈的。
在谢氏一方，由于军权的相继失去和对政权的操纵能力越来越低，为了保持现有的社会地位，不得不寻求政治靠山，而与皇室联姻正好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这种愿望。正如当时史书所说的那样，“与国为婚者，无问俊庸，皆登显贵”，谢氏所需要的正是这些。从此，以政治利益作为婚姻的主要条件，也就成了谢氏婚姻中的突出特点。
至于前一时期谢氏婚姻中所反映的几个特点，这一时期依然存在，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大。如身份内婚制仍在维持，婚家中除皇室外都是世族。早在东晋末年，势倾朝野的卞范之主动提出要把女儿嫁给谢方明，方明始终没有答应，就是因为他出身低贱的缘故。
(三)衰落时期的婚姻特色
齐梁以后，谢氏家族日趋没落，其在婚姻上也有反映。在谢缵的8～13代孙中，婚姻可考者15宗，其中彭城刘氏、琅邪王氏、兰陵萧氏各3例，河南褚氏、琅邪颜氏、陈留阮氏、晋陵王氏、南阳张氏和未明关氏各1例。在15宗婚例中，谢氏与彭城刘氏和兰陵萧氏的婚姻属于国婚，时间历宋、齐、梁三代，100余年，共六例，从数量上看虽占一定比例，但与前一时期相比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谢氏家族的衰落有关。如《南史·谢脁传》载，梁武帝初以女适脁子谟，后来“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适张弘策子”。像谢谟这样的一流高门子弟，在梁武帝眼中竟不及行伍出身张弘策的儿子，且武帝又嫌其“门单”，可见这时谢氏的势力已相当薄弱，在婚姻中已有被皇室抛弃的苗头。
为了拯救家族地位，谢家的一些人不得不在那些新兴的权贵中选择婚家，对他们门第的要求也不如从前那样严格了。如才名冠于古今的谢脁竟娶“屠狗商贩”出身的王敬则女，其原因就是由于王敬则是齐朝的开国勋臣，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再如谢灵运孙谢超宗为子娶车骑将军张敬儿的女儿，而张也是依靠军功上升的下等流民。史书说谢超宗常有怀才不遇之感，经历坎坷，“愈不得志”，与张敬儿攀亲显然是想解决政治上的困境。
总之，谢氏家族的婚姻从西晋时期开始以来，如同它的家族发展史和家族成员仕宦的发展历程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当时谢家人的婚姻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是伺等密切。
四、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研究
所谓本体文化，即只与谢氏一族有关的文化现象，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今试以分别探讨之。
(一)谢氏家族的宗族风貌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二)谢氏家族的字辈文化
   字辈是辈份的代表字，也是宗族内部用来标志世系次第和等级身份高低的特殊文字。它作为人名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汉代已初露端倪，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才广泛采用。具体到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谢安为两个儿子的命名。如他为长于取名“瑶”，次子取名“琰”，共用“玉”字偏旁，这实际上就是谢氏使用字辈的雏形。此后，谢氏家族中又有多人使用字辈。如晦、嚼兄弟共用“日”旁，综、约、纬兄弟共用“系”旁，惠连、惠宣共用“惠”字，灵佑、灵运共用“灵”字，世基、世平、世休共用“世”字，才卿、几卿共用“卿”字，谖、志共用“言”旁，俨、伯共用“人”旁等等。另据《南史·谢庄传》载，谢庄有“五子：扬、出、赖、宗、沦。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则是另外一种情况的字辈。
从这一时期谢氏家族使用字辈的情况分析,当时谢氏的字辈还不像后来那样严格，还不能连贯起来成为字辈谱或字辈诗。尽管如此，这些字辈中的文化内涵仍然十分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甚至其中的有些内容，只有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中才能找到答案。如以用作字辈偏旁的“玉”、“糸”二字为例，它使用于谢氏的第五代和第七代，当时正处在谢氏政治地位确立前后，族中的成年人对子弟所寄予的厚望和对政治、经济利益的渴求十分强烈，因此在字辈中也反映了这种心态。所使用的“玉”、  “系”二字，一方面具有鲜明的经济色彩；另一方面，“玉”字也是用来代表贵族子弟的。如《世说新语·言语》中谢玄所谓“芝兰玉树”和《宋书·谢庄传》中谢庄父子“蓝田生玉”所指无不如此，命名者的用意显然是希望后代如金似玉，上可报效国家，下可光耀祖宗。
“世”、“卿”二字用于第八和第十代人中，他们生活在家族的鼎盛期，为之命名者有世为公卿、永享世禄之意，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惠”、“灵”二字则是宗教信仰的标志。谢氏家族在东晋时大多信奉道教，进入南朝以后多改信佛教。族中的一部分人用“惠”、“灵”二字作字辈，正是他们要区别于传统家教的证明。如用”灵”作字辈的谢灵运就是虔诚的佛教徒，用“惠”作字辈的谢惠连也在《高僧传》和《广弘明集》等佛家经典里多次以“弟子惠连”自称，可见他对佛教的信仰也是坚信不疑的。
谢庄分别以“风”、“月”、“景”、“山”、“水”5字作为5个儿子名字的偏旁，反映了他的文化心态和精神追求。史书说他风度闲雅，悦意山水，但因受仕宦所羁，不得尽骋其志。于是便寄情于5个儿子，让这些人间的“风”、“月”、“景”、“山”、“水”常在眼前，既能激发其生活情趣，又可聊以自慰。
总而言之，字辈作为谢氏家族本体文化的内容之一，除与姓氏和其他文字一起组成人名外，又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谢氏家族的光辉。
(三)从历史看寿命
《南史·谢庄传》中，载有一篇谢庄因病辞官的申请，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岁便三十五。”意思是说，他家人历代都不长寿，高祖谢万去世时年仅40，曾祖谢韶仅33，祖谢思仅47，而他也已经35，到了该去世的年龄了。这些，实际上涉及到了人类遗传学的重要问题。
谢氏家族自谢缵以来，去世时的年龄可以考知者，此外还有谢鲲43岁，谢尚50、谢据33、谢安66、谢石62、谢玄46、谢瞻35、谢弘微42、谢惠连37、谢庄46，平均寿命43.2岁。这与同一时期的世族琅邪王氏平均寿命50.07岁、太原王氏49.33岁、陈郡袁氏55岁等相比略低，但又高于当时社会全部人口的平均寿命。
具体分析起来，谢氏除在东晋中叶出了两位60岁以上的人外，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40岁上下，这与当时官场中的其他家族比起来显然是略低的，也难怪谢庄要说“家世无年”的话，在35岁得病时就想到死(他后来一直有病，直到46岁时病逝)。由此可见，族中人不长寿，多英年早逝，也是当时谢氏的特点之一。
谢家人为何有这样的不幸，考察其原因，大约还是因为遗传学上的问题。通过对《晋书》和南朝各史的综合研究可知，贵显于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此之外还常受后继乏人的困扰。如豫章太守谢鲲有子2人，其中之一幼年病逝，另1子谢尚虽风光当朝，但终因无子，不得不以从弟谢奕之子谢康继承爵位，而谢康又在未成年时病死。其后，谢康弟谢静以子谢肃出继谢尚，虽得以寿终，但又同样没有于嗣，只好再纳胞弟谢虔之子灵佑传递香火。盛极一时的谢鲲长房便是在这样的无人继承中衰落下去。同样，谢安长房谢瑶支，仅传了1代便无子嗣；谢安弟谢铁，长房在传了3代后无子嗣。
谢安族中，因病早亡或常受病魔缠身的人也特别多，这其中除有当时医疗水平低下的原因外，很难不让人与遗传学联系起来。东晋时，谢安族中封、胡、羯、末一时竟秀，但只有谢玄一人活到了46岁，其余3人全部在10或20余岁病死，其中的谢渊还未留有后人。谢玄本有兄弟7人，但6人都未活到成年。其后，谢庄“素多病”，“坐疾多免官”；谢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乖谬”；谢朗“总角时，病新起，体甚赢，未堪劳”；谢石“少患面创，疡之莫愈”；谢出也有“脚疾”。与其他世族比起来，谢家人的身体素质的确有所不及。
谢家人的不幸早逝或体弱多病，不仅使本人深受其害，也为家族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由于族中多人早逝或绝后，家族的社会竞争力大为降低，而在孤儿寡母环境中长大的族中少年，因为缺乏兄妹子侄的帮助和影响，也难免不形成古怪个性。南朝谢灵运的狂傲不羁、谢超宗的盛气凌人，都可以把原因追溯到这里。更为重要的是，谢氏的许多房支都是因为后人不继而自动衰亡，以至最终影响到整个家族的势力。南朝末年，整个谢氏家族只剩下谢嘏和谢贞两家，显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结局，这其中除有政治形势变化而造成其社会地位降低的原因外，失传绝后显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内因。
(四)家谱的修撰及其功能
家谱，作为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记录着该家族的发源、生息、繁衍、荣衰、升沉的全过程，一部家谱就是一个家族的历代通书。
谢氏家族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在书中共出现7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部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谢家人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亲、子女等等。当时社会特别重视家谱，不仅朝廷选官时要加以利用，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查寻。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设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官府根据谢氏的资料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目前所见谢氏家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史书编撰而成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这部家谱首尾完整地记载着谢氏家族在六朝时期兴衰的全过程，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六朝时期谢氏家族94人的谱传事迹，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和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罗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五、谢氏家族对世族文化的贡献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不仅是一个政治、社会大族，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大族，其在思想、文学、诗歌、宗教、绘画等领域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许多都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水平。试分述如下。
(一)东山风度与玄学家风
东晋初年以后，以谢安等人为代表的各界名士经常游处于东山会稽一带，“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开创了一种世人瞩目的文化风气，亦即享誉后世的“东山风度”。其实，东山风度的核心是祟尚虚无玄远，是包括谢氏家族在内的名宗大族最为推崇的一种精神时尚。早在西晋末年，谢氏家族的谢鲲就已成为谈玄名士，曾被有天下士人领袖之称的王澄“惟收谢长史可与言”，谢安也评价他“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这其中虽有过誉成份，但也表明他在当时玄学家中的确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此后，整个谢氏家族便在他的带动下成为玄学世家，出现了谢安、谢万、谢玄、谢道韫、谢灵运、谢惠连等一大批长于玄谈的风流俊士，最终形成以玄学传家的家风族风。这种风气，也正是世族文化的象征。
(二)谢灵运、谢脁等人的文学成就
众所周知，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是一个文学大族，族中的谢灵运、谢朓是当时文学运动的主将，也是“山水诗”和“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其中谢灵运与当时擅写田园诗的陶渊明齐名，人称“陶谢”。他喜爱自然，加之具有超人的天赋和丰富的阅历，为诗观察入微，笔法细腻，用语富丽而精巧。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等等，无不“称性而出，达情务尽”，如出水芙蓉，自然可爱。钟嵘《诗品》评价他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所以，每当他有新诗写出，“贵贱莫不竟写，宿昔之间，土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谢脁的贡献也在诗歌方面。他不仅长于山水诗的写作，而且在作诗时重视声律和辞藻的运用，善于熔铸和剪裁。他的诗辞句秀丽，音律和美，带有一种清新的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十分类似唐人的绝句，因此对唐代诗人王维、盂浩然等人影响至深，既使是有“诗仙”之称的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宜城”。
由于谢灵运、谢脁二人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巨大，后人把他们并称为“二谢”。的确，他们确为谢氏、也为时代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在他们笔下，山川有意，草木多情，—派生机盎然的图画。人们通过欣赏他的诗，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大自然的美，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后人把谢灵运称为山水派祖师，把谢脁称为唐诗鼻祖，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三)谢赫和他的绘画理论
南朝萧齐时期，谢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和绘画理论家谢赫，他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代表着当时绘画界的最高水平。据说他“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思想，毫发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时竟新”，具有高超的写生技巧。他的作品，曾有《安期先生图》和《晋明帝步辇图》等传世。
在多年绘画实践的基础上。谢赫还编撰了《古画品录》一卷。他在书中除把此前的27位画家分作6品并加以评论外，还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对绘画的基本看法，形成了一整套绘画理论。如他十分重视绘画所反映主题的重要性，认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意思是画家的作品必须具有正确向上的主题，使欣赏的人从中受到教益。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他又提出了包括“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内容的6项准则，亦称“绘画六法”。这“六法”既是绘画创作的基本理论，又是绘画批评的6条标准。由于其价值独到，所以自他提出以后，—直受历代画家和评论鉴赏家的推崇和重视，对后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人郭若虚曾在《图画见闻志》中把“六法”椎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六法精论，万古不移”，这种评价是很能说明他绘画理论的真正价值的。
(四)独树一帜的佛教理论和佛经翻译思想
谢氏家族大约在进入南朝以后，宗教信仰基本上完成了由道教世家向佛教世家的转变，—批佛教信徒和佛教理论家也随之产生。在这些人中，最有建树的是谢灵运。他的佛教思想和在佛经翻译方面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
在佛教思想上，谢灵运主张化解佛教与玄学、儒学之间的矛盾，在《与诸道人辩宗论》中提出了折衷佛、儒的全新观点，认为“释氏之论，圣道虽远，积学能至，累尽鉴生，方应渐悟；孔氏之论，圣道既妙，虽颜殆庶，体无鉴周，理归极”，应当“去释氏之渐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极”。这种把儒家作圣之功和佛家顿悟思想相结合、用佛理充实和改造儒家思想的论点，在当时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当代学者汤用彤所说的那样，由于谢灵运这种新论点的提出，“玄远之学乃转一新方向。……其作用不啻在宣告圣人之可至，而为伊川谓‘学’乃以至圣人学说之先河。
在翻译理论上，由于谢灵运有长于道观、精通梵文的自身优势，“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他曾与刘宋著名高僧慧睿探讨梵文佛经中词句的含义，后来慧睿就根据这些探讨的问题编成了《八十四音训叙》一书。另据唐人慧均所编《大乘四论玄义记》载，谢灵运在精通梵语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反语成字”的翻译规律，其中涉及到中外音韵方面的双重问题。书中又称：“谢灵运亡，诸经胡字，前后谁说，莫能是正，历代所滞，永不能解。”这里把谢灵运的去世当成佛经翻译界的一大损失，甚至认为许多疑难问题从此永远不能解决，虽然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谢灵运所具有的真实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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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0:38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

【作者：田余庆转贴自《东晋门阀政治》】

太元之初以迄淝水之战，总的形势是日趋紧张的南北矛盾，制约着南方内部东西的矛盾，两种矛盾呈交错状态。现在把太元以来东晋内部以及南北之间的大事有助于考证者加以排比诠释，以期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看得比较清楚。大事的年月参照《晋书》的纪、传、载记和《通鉴》而斟酌之，有疑则出注。

太元元年

一月  桓冲自徐州转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诸军事，镇姑孰，时距桓温之死二年半，距桓冲让扬之徐一年。案桓冲离徐州，是谢安排斥桓冲的又一重大步骤。但京口此时尚无适当的谢氏族党人物可以代镇，不得不权以外戚兼为名士的王蕴出任。蕴出太原王氏，为孝武帝王皇后之父。

十月  诏移淮北流民于淮南。《通鉴》胡注曰：“畏秦也”。案此举更在于满足东晋对人力的需要，主要不是出于“畏秦”，胡注似嫌武断。

太元二年

八月丁未  谢安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①，总摄下游。案其时豫州刺史是桓伊，在荆、扬两大势力的分野中，桓伊自然是属荆州桓氏势力范围。但桓伊出谯国铚县而非出谯国龙亢，与桓冲只是疏宗，不是嫡系。所以桓伊为豫州刺史，能起上下游之间的缓冲作用，桓、谢两大家族都能接受。谢安都督五州之中，豫、徐、兖、青均侨置，其主要控制区，还是历阳、建康至京口、广陵这一地带。

八月丙辰②  都督荆、梁等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豁死。案荆州桓豁为桓氏上游势力的重心所在，他的死引起桓氏家族的震动，所以桓冲必得自姑孰速还荆州，以筹善后。

十月辛丑  以桓冲都督荆、江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王蕴为徐州刺史、督江南晋陵诸军事；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离开桓豁的征西府，自荆州东下，谢安在下游始有得力的帮手。案，八月至十月，上游桓氏和下游谢氏两大势力范围固定下来，趋于平衡。此时苻坚已取得益、凉，南侵之势如箭在弦。桓、谢平衡，各有所守，是东晋应变准备的重要一着。桓冲在上游的策略，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并由江陵移驻“北枕大江，西接三峡”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境），实际上是作放弃汉沔的打算。谢安在下游的策略，是命谢玄筹组北府兵。北府兵将都是长期在江、淮的北人，如果爆发南北战争，这支军队势必以江、淮为战场，不可能退驻江南。从策略上说，下游谢氏的部署比上游桓氏积极，这当然也是由于静镇建康必须保有江北地区，不能像上游那样“轻戍江北”的缘故。

太元三年

四月  苻丕率前秦军攻襄阳。《谢玄传》：“时苻坚遣军围襄阳，车骑将军桓冲御之。诏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案：“三州”当指徐、兖、青；“三州人丁”当以新徒流民于淮南者为主。何谦游军襄淮以为形援，是北府军的首次出战。从此以后，上下游桓谢军队配合，彼此策应，以分前秦军锋，形成淝水之战东晋战略的一个特点，对于保障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七月  前秦军也采取东西策应的战略。秦将彭超请攻彭城，并谓“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征南（案指苻丕，时为秦征南大将军攻襄阳）棋劫之势，东西并进，丹阳不足平也”（《通鉴》）。苻坚同意彭超的方略，并从西线分俱难、毛盛等军自襄阳东略淮阴、盱眙，与彭超等合势。从此东晋在下游开始受到压力。

太元四年

一月  襄阳入前秦。

二月  谢玄救彭城，军干泗口。彭城、下邳、淮阴均入前秦。

五月  盱眙入前秦。秦军围北府将田洛于三阿（今江苏高邮境①），离广陵百里，东晋朝廷震动，临江列戍，谢石屯涂中，毛安之等屯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

六月  前秦军败于盱胎君川，退屯淮北，建康紧急状态得以解除。谢玄以功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②，徐、兖复为一镇。至此时止，主战场仍在西线，东线战事只是游军策应的规模。但东线的君川之捷使北府兵获得锻炼，提高了士气，为应付以后主战场的东移和进行淝水之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太元五年

五月  以盱胎君川战功，拜谢安为卫将军、仪同三司，封建昌县公；谢石封兴平县伯；谢玄封东兴县侯。《世说新语·方正》“韩康伯病，拄杖前庭消遥。见诸谢皆富贵，轰隐交路，叹曰：‘此复何异王莽时？’”案，谢石，谢玄受封，本传皆失载年月，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推定当与谢安同时，并谓韩康伯之叹即指三谢同时受封事，近是。前秦平苻洛、苻重之叛。

六月  前秦以苻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等。

七月  前秦分氐户散居方镇。

太元六年十二月至七年九月桓冲在荆州，与前秦军有战事，或守或攻，小有收获。前秦以苻融为征南大将军，筹划攻晋。前秦吕光出征西域。

太元七年

十月  苻坚朝议南侵，反对者多以晋有谢安、桓冲，不可轻侮为言。权翼曰：“谢安、桓冲，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元八年

五月至七月  桓冲率众十万攻秦襄阳，分遣刘波等攻沔北诸城，杨亮攻蜀，郭铨攻武当。前秦苻睿、慕容垂众五万救襄阳，张崇救武当，张蚝、姚苌救涪城。苻睿军于新野，慕容垂军于邓城，又次沔水，桓冲退屯沔南。据《孝武帝纪》，此次军事行动持续至本年七月。这是桓冲在淝水之战前夕为了减轻建康压力而采取的一次大规模策应行动，使苻坚南侵之师疲于奔命。而据《刘牢之传》，广陵相刘牢之亦于此时遣宣城内史胡彬率众向寿阳，以为攻襄阳的桓冲之军声援。权翼所说东晋“内外同心”，彼此呼应，是有一定根据的。

七月  桓冲表请以妻之季父①琅邪王荟补江州刺史，谢安欲以谢代之。桓冲怒，自领江州。这透露桓、谢在井御前秦之时，并未完全消除士族门户之间的矛盾。权翼言东晋“内外同心”之说，意义似亦有限。此事委曲，附考如下。

《桓冲传》冲“表……寻阳北接强蛮，西连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请以王荟补江州刺史。诏从之。时荟始遭兄劭丧，将葬，辞不欲出。于是卫将军谢安更以中领军谢代之。冲闻之而怒，上疏以为文武无堪，求自领江州。帝许之。”案所谓“府州既分”，指江州刺史府与都督府分治之事。桓冲都督七州诸军事，江州包括在内，此时江州刺史不带都督江州诸军事衔，领州而不领军府，即所谓单车刺史①。桓冲原以子桓嗣为江州刺史，至是欲以王荟补之。王荟既为桓冲戚属，又以恬退为志，桓冲自然放心，并可借以联络琅邪王氏。中领军谢，当即《孙恩传》中的“会稽内史谢”。据《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为会稽谢氏而非陈郡谢氏。谢安与谢有何种关系，虽不可知，要当桓、谢各以己之亲信争夺江州刺史，与四十年前庾怿、王允之竞夺江州，多少有些相似。史传多赞扬桓、谢共御外侮，《通鉴》为此甚至不录桓、谢各以王荟、谢竞夺江州之事，掩盖门阀政治所特有的门户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虽在非常时期亦不泯灭。《世说新语·尤悔》谓桓冲闻淝水大捷，发病死，“谈者以为此死，贤于让扬之荆。”谈者之论，未得确解。我以为其意在说明，如果桓冲不死，桓、谢矛盾在淝水大捷之后终将爆发而为大乱，因而桓冲令誉也就难得保持。桓冲死，保全了令誉，也使桓、谢矛盾暂得缓和，所以说此死贤于让扬。

八月  前秦大发兵南进，遣苻融、张蚝、慕容、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陷寿春。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谢玄为前锋，督谢琰、桓伊等拒之。

九月  桓冲以精兵三千援建康，为谢安所拒。东晋以琅邪王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案，前此谢安以中书监录尚书事。强敌入境，正需君臣辑睦之时，朝廷忽然以年方二十的司马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可知权翼所谓东晋“君臣辑睦”也不全确。录尚书六条事始于刘聪时。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以为太元八年九月司马道子受录而谢安未尝罢录，所以是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至十年八月谢安死为止。案此说有理。《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尚书条引东晋康帝时何充让录表，谓成帝咸康中分置三录，“王导录其一，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此当即所谓分录、共录或参录。《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谓道子“少以清澹，为谢安所称”云云，所以道子录六条事可能出于谢安所荐。谢安荐道子，盖以避猜忌而图邀信于朝野。此是谢安作为政治家的高明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谢氏拥重兵而居嫌疑地位，众口铄金，才不得不出此以明志，这终究是预伏着的矛盾。淝水战后，谗毁顿起，矛盾就尖锐化了。

东晋自从“王与马共天下”以来，每当一个士族权势鼎盛，必有另一门户俟隙而起，制约它然后取代它。孝武帝太元年间有可能居中制约陈郡谢氏的门阀士族，只有太原王氏。太原王氏家族在王坦之之后一无功业，二无人才，但是可以以外戚地位对孝武帝和司马道子施加影响。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就是一个信号，虽然暂时还只是一个微弱信号，表明在南北关系日趋紧张之际，新的一轮斗争，以太原王氏与司马氏的皇权、相权为一方，以方兴未艾的陈郡谢氏为另一方，正在充实势力，逐步展开。这一矛盾，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它的发展。

十月  慕容垂拔郧城。案慕容垂五月救襄阳，八月属苻融前锋军在寿春，至是又临荆州，拔郧城，数月之间，奔驰于东西战场。这可证《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所说的垂“所在征伐，皆有大功”之说不诬，亦可证东晋军东西策应以调动前秦军的策略奏效。郧城之战发生，或许也是桓冲的又一次策应之举。慕容垂在郧城屯驻，故不预淝水之战而得以保全部众。淝水战后苻坚败退淮北，投慕容垂军，可见慕容垂在淝水战争进行中复东驰次于淮北。又，慕容本来也在苻融前锋军战斗序列之中。《慕容载记》谓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苻坚载记》又谓“初，慕容屯郧城”，淝战后“弃其众奔还”云云。大概慕容与慕容垂同属前秦军别部，受命相继自淮南奔赴郧城，后来垂东驰至于淮北，而留为郧城守，淝战后始北遁。由此可见，这一支数万之众的鲜卑军队是前秦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苻坚所倚重。前秦臣僚王猛、苻融虽然屡以慎重对待为言，要苻坚多加警惕，但苻坚不为所动。论者多认为苻坚淝水之战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前秦军队中鲜卑慕容氏和羌人姚氏的反对促成的。我认为战略上似可作此分析，战役上却并非如此。因为战役过程中鲜卑慕容垂和羌姚苌及其所率军队都不在淮淝战场；而且苻坚在淮淝战败后由于获得慕容垂的助力，才得以于洛阳收聚离散十余万众，作为恢复的基础，所以不能说淝战之败是由他们促成。也许其它民族因素起着这种作用，但不是慕容垂、姚苌。至于苻氏前秦政权最后覆亡，则确实是亡于鲜卑和羌人之叛。

十一月  淝水之战。关于此次战争，只须补充指出如下现象。淝水之战是在陈郡谢氏诸兄弟迭为州将的豫州境内进行，东晋的指挥者是谢安、谢石等人，主力军是谢玄所组由谢氏豫州旧将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淝水之战与谢氏家族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有激化的可能性。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了某种不安。

出于这些复杂的原因，朝廷没有及时地对参战将士论功封赏。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封赏有差，见《晋书》卷九《孝武帝纪》，时距淝战之捷已近二年了。据《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萧疑传》，沈约曾谓谢安“有碑无文”，以为是由于“时无丽藻”。沈约盖因推辞为萧嶷制作，碑文而有是言。但是我认为以此解释谢安有碑无文原因，恐不符合实际。唐代李绰《尚书故实》：“东晋谢太傅墓碑，但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也。”①谢安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词表述。这种解释，我觉得比“时无丽藻”要实在得多。《晋书》卷九一《徐逸传》：“及谢安薨，论者或有异同”云云，可见谢安死后，烦言尚在传播。

太元以来至淝水之战，大事的诠释至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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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战后南方内部矛盾复杂。一为上下游即桓氏与谢氏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太元九年桓冲死后谢安未并吞其地境，而以桓豁诸子以及桓伊分督荆、江、豫州，妥善解决，“彼此无怨，各得所任”（《谢安传》）。另一矛盾，即司马氏与谢氏的矛盾，在淝战前夕以司马道子与谢安共录尚书事而微有暴露。淝战后久不封赏，较明显地暴露了这一矛盾。加以谗毁迭起，谢安越来越不能自安于中枢职任，不得不于太元九年八月自请北征，并于十年四月出居广陵，八月死。司马道子遂得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完全排除了谢氏在中枢的存在。这样，谢玄也不能自安于北府之任，加以北伐失利和疾病的原因，于太元十二年正月退就会稽内史职②，十三年正月死。《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自注曰：“余祖车骑（玄）建大功淮淝，江左得免横流之祸。后及太傅（安）既薨，远图已辍①，于是便求解驾东归，以避君侧之乱②。废兴隐显，当是贤达之心。故选神丽之所，以申高栖之意。经始山川，实基于此。”据此可知，谢氏始宁山居，当始创于此时。这是陈郡谢氏家族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

谢玄解驾东归以至于死，标志着谢氏门户越过了其发展的顶点。从此以后，谢氏家族再未产生真正当道处轴的人物，只是在一个时期内还保留着对北府兵的影响，这通过谢琰的活动可以看出。

谢琰为谢安之子。谢安死后十余年间，即东晋孝武帝与会稽王司马道子主相相持以及太原王氏两支分助主相③的这一时期中，谢氏家族人物包括谢琰，均无所作为，这是谢氏家族在政治上受到压抑的结果。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反于京口，朝廷始假琰节都督前锋军事，领兵征讨。这显然是由于陈郡谢氏门户可以当太原王氏门户，而谢琰与北府又有历史渊源，司马道子欲加利用的缘故。王恭事平，谢琰于隆安三年迁卫将军、徐州刺史，假节。案晋制，假节虽有在军事时期可杀犯军令者之权，但谢琰为刺史假节而不得为都督，毕竟只是单车刺史，与都督徐兖诸州军事的刘牢之相比，势力大不相同。朝廷此授，不过是在王恭事平之后欲以谢琰平衡刘牢之而已。孙恩兵起，朝廷始加谢琰督吴兴、义兴二郡军事以镇压之。隆安三年，谢琰以徐州刺史④加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到此为止，谢琰始有较大的军事实力。据《谢琰传》，谢琰遂“率徐州文武戍海浦”。“徐州文武”，盖指徐州刺史所率的文武吏①，这是谢氏直接掌握的徐州力量，而不是指在刘牢之手中的北府兵。隆安四年，谢琰战败被杀，谢氏门户力量更衰。此后的谢氏人物，同其他的士族高门人物一样，都不得不陆续投靠出自北府将的刘裕或刘毅，不再能独树一帜，历史上真正的门阀政治，从此就趋于破坏。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消失了的政治格局，在刘宋时还有较强的余波。治国需要知识，而通晓朝典、诸悉人物、具有治国知识的人，在当时只有士族。可以帮助皇帝实现统治的寒门知识分子，其出现并发挥作用还须一段发育时间。刘宋文帝元嘉一朝，决断权无例外地属于皇帝自己，但是朝廷中王、谢士族充斥，大事都有他们插手。文帝为了实现皇权政治，有魄力诛杀前朝顾命大臣徐羡之、谢晦等人。但是《通鉴》元嘉二十八年说：“帝之始亲政事也，委任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次则范晔、沈演之、庾炳之，最后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王］僧绰，凡十二人。”②这又说明宋文帝的皇权政治，还十分需要士族人物作为自己的拐杖。此后虽然有寒人知识分子逐渐进入历史舞台，但是门阀士族在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影响依然存在。他们居高位而骄矜作态的表现，在南朝历史上竟比东晋时突出得多。

关于陈郡谢氏，史学界曾注意到一个显著的问题，即谢氏人物被孙恩起义群众杀戮的，比其它士族门户都多。谢氏被杀人物之著名者，计有谢安之子谢琰，谢琰之子谢肇、谢峻，谢铁之子谢邈、谢冲，谢冲之子谢明慧等。谢奕之女谢道韫，几与其夫王凝之同死会稽。究其原因，我认为除了孙恩与长期执政的东晋门阀士族的一般矛盾以外，还有孙恩与谢氏的特殊矛盾。谢氏是孙恩起事之时影响最大的一家门阀士族。孙恩起事，首先是反对当权的司马元显，同时也特别仇视其时最有影响的士族谢氏。谢氏家族的经济势力在三吴扩展，也较其它门阀士族要显著一些。所以谢氏人物或居家或为官在三吴者，在孙恩起事的战斗中首当其冲。

据《宋书》卷五三《谢方明传》及《晋书》卷七九《谢邈传》，孙恩起兵地点原拟在以谢邈为太守的吴兴郡而不是以王凝之为内史的会稽郡。孙恩曾为谢邈门下客的从者，往来于吴兴郡中，熟悉谢邈及谢氏家族情况。吴兴起兵因故不果，始改会稽，但谢氏人物死于孙恩之役者，仍以吴兴郡为多。

孙恩起事以后，主要的战场对手，一个是以徐州刺史督吴兴、义兴两郡军事，后来又以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的谢琰，谢琰不久即被孙恩军杀死；另一个是统领北府兵的刘牢之，而北府兵与谢氏家族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的。这也是孙恩与谢氏家族矛盾表现得特别尖锐的一个原因。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它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于皇权说来，既最有利用的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自东晋义熙年间刘裕当权以后，以迄刘宋之间，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它高门都要多，计有谢混、谢晦、谢灵运、谢综、谢约等人，其中谢混是谢琰之子，谢灵运是谢玄之孙。联系到农民暴动中士族被杀者也以谢氏为多的事实，不能不认为其中有共同的原因。

--------------------------------------------------------------------------------

①  谢安部督五州，《谢安传》系于加司徒不拜事下，无年月。《孝武帝纪》太元二年八月丁未以谢安为司徒。《通鉴》系于是年七月丁未。案是年七月癸亥朔，无丁未；八月壬辰朔，十六日丁未。故此处依《孝武帝纪》作八月。
② 《通鉴》作七月丙辰，此依《孝武帝纪》，理由同上注。
①  三阿今地有异说。《晋书·谢玄传》吴氏《斠注》辨诸书三阿在宝应说之误，从王氏《通鉴地理考释》主高邮说，兹据之。
②  谢玄加领徐州，按制度当以京口为治所。《晋书》卷八四《殷仲堪传》：“冠军谢玄镇京口，请为参军”，“又以为长史”，可以为证。但谢玄驰骋疆场，治所随军事需要而变迁，又不能固定在京口。我疑其时谢玄在京口有留局，与谢玄离北府后司马道子兼领徐州时寄治建康而设留局于京口一样。参看本书第二九四页。
① 《世说新语·贤媛》“桓车骑不好著新衣”条注引《桓氏谱》：“冲娶琅邪王恬之女。”王恬，王荟之兄。《晋书》卷六五《王苔传》：荟“恬虚守靖，不竞荣利。……桓冲表请荟为江州刺史，固辞不拜。”桓冲后娶颖川庾蔑（庾衮之子）女，见《世说新语·仇隙》“桓玄将篡”条注引《桓氏谱》。
①  江州府州分治后刺史有时在豫章，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
①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文小异。
②  解北府之职以就会稽内史，即为剥夺兵权，其例甚多，如郗愔、王蕴。参看本书第八一及第一八六页。《世说新语·言语》注引《续晋阳秋》：“及平王恭，〔刘牢之〕转徐州刺史（案据《刘牢之传》，牢之代王恭都督青、徐等州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桓玄下都，以牢之为前锋行征西将军。玄至归降，用为会稽内史，欲解其兵”云云。《刘牢之传》“牢之乃叹曰：‘始尔便夺我兵，祸将至矣。’”
①  此谓北伐停顿。“远图”，各本皆作“建图”，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文选》卷一九谢灵运《述祖德诗》及注引《山居赋注》改。
② 此指司马道子与太原王氏。
③  参看本书第二七五页。
④  据《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翌年谢琰死，道子求领徐州，可知谢琰镇会稽时仍领徐州。参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
①  据《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司马元显约刘牢之背叛王恭，即以王恭位号予之。牢之归朝廷，遂代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及扬州之晋陵军事。其时王恭之徐州刺史位号则归谢琰。可知谢琰之“徐州文武”并不包括习称北府的京口军府。同传元兴初（402年）司马元显将讨桓玄，刘牢之“率北府文武屯冽洲”。可知谢琰的“徐州文武”与刘牢之的“北府文武”不是一回事，有州和府的区别。冯君实先生《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第三○页谓谢琰“徐州文武即北府将士”，似尚可酌。
② 胡注：“何瑀之恐当作何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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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0:4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可惜许多谢氏族人都在候景之乱和孙恩、卢循起义中惨遭屠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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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0:56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扣琴独笑于2005-06-29, 20:49:39发表
可惜许多谢氏族人都在候景之乱和孙恩、卢循起义中惨遭屠戮了

候景之乱是惨事

但是孙恩、卢循起义，性质是农民起义，我认为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至少刘宋王朝就是吸取了这次起义的教训，所以在刘宋初期，政治还算清明

在孙恩起义中，首先88的大名人，莫过于王羲之的次子，谢道韫的老公凝之了！说起凝之也怪，他是天师道的忠实信徒，却是朝廷的官，还是要与天师道为敌，最后死在天师道教主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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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1:1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只知道有个咏絮才的谢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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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1:2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江南乔族以王谢袁萧为大，陈郡谢氏还次于临沂王氏。

另：孙恩、卢循起义哪是农民起义啊，是邪教兼海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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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9 21:3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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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碧落赋于2005-06-29, 20:32:48发表
实话说来，阿碧最喜欢的中国古代的将军就是谢玄，

阿碧自己也特想做谢道韫（虽然极自不量力的说）

这样的话，读读《边荒传说》，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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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5-6-29 21:53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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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肃杀于2005-06-29, 21:20:02发表
江南乔族以王谢袁萧为大，陈郡谢氏还次于临沂王氏。

另：孙恩、卢循起义哪是农民起义啊，是邪教兼海盗的。

肃杀，不妨去分析下孙恩起义成员的主要成分

虽然孙恩、卢循都不是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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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5-6-29 21:56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农民起义的动机可不像教科书上说的那么纯，刚开始可能还行，成势了都是一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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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5-6-29 22:11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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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碧落赋于2005-06-29, 21:53:36发表

QUOTE:

原帖由肃杀于2005-06-29, 21:20:02发表
江南乔族以王谢袁萧为大，陈郡谢氏还次于临沂王氏。

另：孙恩、卢循起义哪是农民起义啊，是邪教兼海盗的。

肃杀，不妨去分析下孙恩起义成员的主要成分

虽然孙恩、卢循都不是农民

目前为止。。。农民是永恒的同盟军、廉价劳动力和炮灰~~~~有多少闹事的主要成分不是农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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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5-6-30 09:5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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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张建昭于2005-06-29, 21:56:57发表
农民起义的动机可不像教科书上说的那么纯，刚开始可能还行，成势了都是一个味。

从招逃这句话，忽然想到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哎

不过孙卢起义，转战半个中国，给腐朽的东晋王朝敲响了末日的警钟，也给堕落的士族以最沉重大打击，给寒门则带来了新的机遇

刘裕就是新兴寒门的代表。刘裕一出，虽然没有大的改观东晋士族观念，不过也打乱了原有的士族局势。

虽然刘裕杀死了谢家第六代最杰出的人物谢混（谢安之孙，谢琰之子），不过毕竟谢家举足轻重，并且传言谢家对刘裕有恩，所以刘宋王朝，整体上还是拉拢谢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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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5-6-30 17:29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百年的辉煌,不过是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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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5-6-30 18:5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谢MM的lg极度不解风情把MM恨的要死= =。

个人还是比较推崇谢玄他老叔谢安，修养确实不是一般的深，淝水之战赢了还接着跟人下棋，要是最后拖鞋没碰坏那一块这把拽耍的就太完美了。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啊，多么令人YY啊～～～（被打出去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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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5-6-30 20:37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总的感觉，谢玄和刘裕在战场上属于同一个等级，但是谢玄似乎没有刘裕那种战场上的霸主气势。不过我个人更喜欢谢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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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5-6-30 20:4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谢道韫~号称才女，可惜嫁给被乱民杀掉的王凝之。（咋不嫁给王献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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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5-6-30 22:2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张建昭于2005-06-29, 21:56:57发表
农民起义的动机可不像教科书上说的那么纯，刚开始可能还行，成势了都是一个味。

开始都是占山头
有气度，有眼光的首领才能乘势，成势

所以首先揭杆的，
未必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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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5-6-30 23:1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农民没有土地才会起义，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占领的土地一多，带头的就成了地主，所以农民起义不可能成功，真正的农民都只是炮灰或者被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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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5-7-1 12:20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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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关内候于2005-06-30, 20:41:41发表
谢道韫~号称才女，可惜嫁给被乱民杀掉的王凝之。（咋不嫁给王献之呢？）

王献之喜欢的是他的丫头桃叶

只有农民阶级是无法开创新的统治形式的，农民都只是小生产者。然则，现在的所谓的新兴阶级，还是变相的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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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5-7-1 15:01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一直觉得淝水之战是谢安中了六合彩……

北苻坚，南萧衍，一对活宝让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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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5-7-1 16:38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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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建威中郎将于2005-07-01, 15:01:17发表
我一直觉得淝水之战是谢安中了六合彩……

北苻坚，南萧衍，一对活宝让人无话可说

中六合彩？呵呵，别太小看谢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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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5-7-2 13:27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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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碧落赋于2005-07-01, 16:38:46发表

QUOTE:

原帖由建威中郎将于2005-07-01, 15:01:17发表
我一直觉得淝水之战是谢安中了六合彩……

北苻坚，南萧衍，一对活宝让人无话可说

中六合彩？呵呵，别太小看谢安了

谢安在淝水之战时干了什么，我倒真没看出来，他在整治、安定内部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战役进程中，他什么都没做。这一仗前秦败真是很奇怪。以苻坚的实力，怎么看都不可能失败。谢安所谓的从容不迫的风度其实和鸵鸟埋头一样，什么都没做，纯属是听天由命，死马当活马医。估计他自己一下子也接受不了战胜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木屐齿断而不觉得的情况。

当时不管是从政治清明程度上还是国力，军力各方面，前秦都是压倒性的优势，被门阀政治和清谈习气折腾的暮气十足的东晋根本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淝水之战前秦的主要败因，我一直坚持如下观点：

1，秦军的一贯列阵方式是羯、羌、汉等杂牌部队的步兵在阵前，精锐的铁骑在后阵，这样在进攻战中可以先疲惫敌人再以铁骑后力冲杀。这种战阵进攻时候威力十足，可后退时就是要命的。那道莫名其妙的后撤命令一发，素质较差，组织较弱的前军立刻大乱，再被晋军挟势一冲，人多反而成了灾难，谁也挡不住。

2，我们大慈大悲的苻大菩萨，号称天下第一宽容的帽子真不是白给的，重用降将朱序，而且毫不提防，直接导致了重要军事情报的泄露和关键时刻的崩溃

3，说苻坚是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君王，果然不假，天晓得他怎么会心血来潮乐冲冲的去亲赴前线……这样，一旦前军失利，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指挥决策系统的崩溃，而如果他乖乖的在主力部队里呆着，即使前军失利，苻融挂了，也不影响主力部队和其他方向上部队的继续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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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5-7-2 13:2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北有苻菩萨，南有萧方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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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5-7-2 23:1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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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建威中郎将于2005-07-02, 13:27:21发表

QUOTE:

原帖由碧落赋于2005-07-01, 16:38:46发表
[quote]原帖由建威中郎将于2005-07-01, 15:01:17发表
我一直觉得淝水之战是谢安中了六合彩……

北苻坚，南萧衍，一对活宝让人无话可说

中六合彩？呵呵，别太小看谢安了

谢安在淝水之战时干了什么，我倒真没看出来，他在整治、安定内部方面起着很大作用，但战役进程中，他什么都没做。这一仗前秦败真是很奇怪。以苻坚的实力，怎么看都不可能失败。谢安所谓的从容不迫的风度其实和鸵鸟埋头一样，什么都没做，纯属是听天由命，死马当活马医。估计他自己一下子也接受不了战胜的事实，所以才会出现木屐齿断而不觉得的情况。

[/quote]
东晋军事整个的部署，和主要人员，都是谢安安排的

比如为什么以谢石为帅，谢玄谢琰位之其左右，而王氏没一人参战。这些都是谢安的主意

至于谢安的从容，那是绝对要的！当时天下第一名士谢安的一举一动，在那非常时刻，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如果谢安不能从容而慌张，那么其他的人就会更加慌张了。从容可以安定人心。只有人心稳定，才能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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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5-7-12 03:1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琅琊王家:

一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斜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首怀古诗《乌衣巷》，大概人们在孩提时代就都耳熟能详。据说白居易曾为这首诗“掉头苦吟，叹赏良久”。这首诗妙就妙在它集中描写了“今日”乌衣巷的破败，同时又巧妙地暗示了昔日乌衣巷的繁华，并通过这强烈的对比，表达了深沉的怀古伤今的哀绪。可以说，这乌衣巷是六朝豪族，尤其是王谢两家盛衰见证，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两晋南朝史海钩沉的历史见证。
　　两晋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最为缤纷错综、华彩纷呈的时代。宗白华先生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治的混乱繁复和精神艺术的蓬勃发展，既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各种行为的合力的结果，同时又塑造和影响了当时和以后很多代人。在魏晋南朝人当中，众多世家贵族子弟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主角，他们的政治活动和精神活动始终代表着那个时期的主流。在这些世家贵族当中，琅琊王氏无疑是最为举足轻重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一个大家族。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门阀士族制度最为鼎盛的时代，那个时期中国士族如林，可是，几乎没有哪个世家大族堪与琅琊王氏比肩。即使是曾有过“王谢”并称的辉煌历史的谢家也远远不如王家昌盛繁荣。生活在齐梁的文学家、史学家沈约曾说过：“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也。”
　　是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些家族的谱系可能续的比王家还长，却没有王氏家族权位那样高；有些家族可能曾经在权势上胜过王家，却没有王氏蝉联的那么久。三百多年来，王氏家族能人辈出，仕宦显达，他们或引领一代之风尚，或执一朝之牛耳，从汉魏入两晋历南朝，一直是那么繁盛，那么荣耀。虽然琅琊王氏族系庞大，各个分支升降不一，时而此支显贵，时而彼支荣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却始终不离这条河，大加共饮一河水，齐话一家情。这种错综复杂而又绵远久长的家族盛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而王氏家族因为子息实在藩盛，以至于王姓名士星缀史册，甚至出了很多同名的，王戎、王肃、王衍等等名字就常被堂兄弟、从祖孙共用。这又让人联想到了加西亚·马尔科斯的《百年孤独》中的何赛·阿卡迪奥和奥雷良诺家族。实际上，琅琊王氏家族政治生活的戏剧性、精神生活的浪漫多彩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中外两大家族，若此前真有那一代巨匠偶而援笔录下琅琊王氏家史，那这部书或许比之《红楼梦》或是《Cien Anos de Soledad》更为脍炙人口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也未可知吧？能在这方面堪与王家并称的，只有阳夏（音甲）谢家而已。这正是：千古浮华红楼梦，百年孤独王谢家。
　　下面，本文便将琅琊王氏家族前后十一世的盛衰沉浮展现给大家，时间仓促，所读有限，未免出现纰漏，欢迎大家指正。

二琅琊王氏第一代：以孝悌起家的王祥、王览兄弟
　　中华书局的《世说新语》影印本书后附有“琅琊临沂王氏谱”，其中王祥、王览被列为第二代，他们的父亲王融被列为一世祖。不过，“琅琊王氏家族”真正走上历史舞台的却是王祥、览兄弟俩，所以本文以这两人为第一代进行演义。
　　王祥的名字也许读者很陌生，但是提到“二十四孝”，人们便没有不知道的了。王祥和王览两兄弟，一个被收到《二十四孝图》中，一个被收到《二十四悌图》中，他们的事迹在过去曾经广为流传。
　　据说王祥至孝，而且他所孝顺的是他的后母朱氏。他的后母人品一般，常在他的生父耳边“谮贬”王祥，以至于王融也渐渐讨厌王祥。但是在生父继母生病的时候，王祥却能衣不解带地伺候奉养。朱氏喜欢吃新鲜鱼，在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居然要求王祥为她去捉活鱼。王祥立刻来到河边，却见河上冰层极厚……正待他打算轮锹凿冰之时，冰面突然自行裂了个缝，从中蹦出两条鲜活的鲤鱼来到王祥脚下。这条传说后来又被可爱的古人们修改成王祥脱掉衣服用身体融化坚冰，这便是“卧冰求鲤”的传说。人们都为他的纯孝所感，便把那条河改名作“孝感河”。即便如此，后娘朱氏也经常虐待王祥，还让他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去找看果树。风雷震坼，天公威懔，谁又能以一人之力保护这几株果树呢？可是王祥做到了。每遇风雨，他便抱树而泣，后来这几株果树居然都枝桠无损。在今天，山东临沂孝感河边还有一块碑，他告诉人们：此地便是王祥“风雨守李处”……
　　王览和王祥不是一个妈妈，却非常爱护自己的哥哥。据说每次朱氏虐待王祥，王览便“与俱”，让朱氏狠不起来。长大之后王览更是多次劝谏母亲，为了防止母亲把王祥毒死，每次饭前他都要先尝一遍。
　　这哥俩的故事有些确实离奇，不能不排除被后人偶像化的可能。但是两人的孝友却还是可信的，这一方面从时人对他们的评价可以看出，也可以从当时的社会风气推断。东汉尚名教，忠义孝信既是朝廷选拔人才的衡量标准，也是当时人的行为信条。德操人品在当时为人所重，王氏兄弟的孝友仁爱，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东汉“伪名士”很多，而且很多都被戳穿，王祥哥俩的好名声却伴随他们始终，看来他们应该不是装的了。
　　不过，从兄弟俩的行为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得以兴旺的一个深层原因：王氏家族在以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互相影响互相提携甚至互相庇阴，并且坚持家风家学教育，使得王家能够世代繁盛不衰，盛名播于江左。
　　兄弟俩的孝悌给他们带来了好名声，也给他们搭起了步入仕途的阶梯。汉魏时期从征辟制到九品中正的人才选拔制度，从月旦到清议，高尚的操守还是为人所重的。因此，当王家因避战乱来到庐江之后，便“屡受征辟”。终于，在虐待了王祥半辈子的后母死后，王祥应徐州刺史吕虔之邀，作了已经篡汉的魏朝的别驾。从此，琅琊王氏家族开始步入中国政治舞台。
　　琅琊王氏家族据说是汉代谏议大夫王吉的后代。王祥的祖父王仁还作过青州刺史，可是王祥、王览的父亲王融却“公府辟不就”，不肯做官。这个平民老头也许不知道，在他身后，他的后代们将在中国统治层的金字塔尖活跃数百年。
　　王祥仅比诸葛亮小三岁。在他出任别驾的时候已经是个老者了。不过他的政绩不错，吕虔又非常信任这个孝子。他击灭匪盗，大行政事，不长的时间内就把州中智力的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当时有歌谣说：“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此后，王祥的官越做越顺，最后直到封万户亭侯，位列九卿。太学以之为“三老”，他南面几杖，教诲天子，位极荣宠，成为一个资深老官僚。
　　不过，王祥真正为后人所树立的榜样，却是他的“与时俱进”。
　　王祥在中央作大官的时候，正是司马氏横行的年代。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曹髦被司马氏兄弟杀死。这时，朝廷中人人自危，王祥却抱着小皇帝的尸体大哭，并高喊：“老臣无状。”这个行为一方面表示了他对旧主的忠心，使其他人“面有愧色”。另一方面，这“老臣无状”的自责又把错误都推到了高贵乡公身上，替司马兄弟的丑行进行了开脱。聪明绝顶的司马兄弟怎能不领情？于是，孝友忠义并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老王祥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升为三公。
　　咸熙二年（公元264年），也就是晋取代魏的前一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同为三公的何曾、顾顗（音蚁）和王祥前去庆贺。前两者都是晋公的心腹，事前和王祥商量是不是要跪拜。王祥危言道：“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拒绝向司马昭跪拜，看起来象是很有骨梗之气，其实这仅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三公在晋公面前下跪磕头，确实容易让司马昭难堪，这么做也算是替司马氏考虑。司马昭自然也对这件事情心知肚明。
　　入晋之后，王祥坦然迎纳新朝。不过他年岁已高，又知道自己不是司马家的心腹，便提出退休的要求。司马炎在屡请之下最终用高调厚赏打发了这位老臣，既成全了王祥，又美化了自己。
　　王览似乎无甚特意之处，但也像他哥哥那样，没犯什么大错误，最后也得以光荣退休。
　　曾经一手提拔王祥的吕虔有一把配刀，据说此刀只有位列三公的人才能佩带，否则反受其殃。爱才而且知趣的他似乎预感到了王祥家族的昌盛，便把这把刀赠给了当时的别驾。据说王祥死前又把这把刀转赠弟弟王览，并对他说：“汝后必兴，足称此刀。”非常巧的是，此后叱咤六朝的王家世族，绝大多数是王览的后代。于是，这把佩刀和孝感河一样，成为了王家精神的象征，与琅琊王氏家族共始终。
　　王祥临死前还给后代留下了遗训，内容为：“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颜子所以为命，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这五条，从此也成了王家的家风指导。其后人虽偶有违逆，却大体上被后人遵循了下来，尤其是“扬名显亲”和“宗族欣欣”，成为了琅琊王氏家族几百年间的处世准则。

三琅琊王氏第三代：清谈任诞与权倾江左（上）
　　王氏家族的第二代没有太有名的。王祥有五子，王览有六子。他们多为循吏，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不过，非常重要的是，这批人一方面因为父荫而为官，体现了世家大族的传承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对家风保持得很好，在政治风波中趋吉避凶，同时又不放松文学和思想教育，这就为下一代的崛起打好了基础。
　　王家从第三代开始，才真正叱咤九州，成为最为煊赫荣耀的世家大族的。他们中的主导人物是：王戎、王衍、王澄、王敦、王导。王衍和王澄是亲哥俩，而王戎则是他们的堂兄，三人的祖父王雄与王祥、王览兄弟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算是“同族”，而且王衍家族与王祥族相比算是别支。王敦和王导是堂兄弟关系，都是王览的孙子。敦、导兄弟是衍、戎兄弟的从（音纵）弟。
　　这是从辈分和亲缘关系上说。实际上，这五王在性格和作风上与乃祖差异非常大，都有着强烈的“清流名士”派头，与乃祖的儒士风范相乖甚殊。这种情况在谢家第一代“硕儒”谢衡和第二代属于“中朝名士”的谢鲲情况非常类似。而且，有意思的是，以名士风潮先后来分别的话，这五王居然属于三代人：王戎属于“竹林名士”；王衍、王澄属于“中朝名士”；而与他们同辈的王敦、王导则属于“江左名士”。
　　在评说这五位名士之前，我们先要了解“魏晋清流”。
　　前文说过，东汉“以孝治天下”，讲究名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名教的号召力逐渐衰微，腐朽的东汉朝廷根本没资格维持名教的正统地位，一方面，把持朝政的外戚宦官镇压高节名士，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另一方面，社会风气败坏，儒家传统理念的僵化在汉末间接导致了一些虚伪的假名士的出现。某人“纯孝”，父亲死了居然搬到墓道里面去住了好几年，为父亲守丧。结果十几年后人们意外地发现他在他爹的墓里生了一堆儿子。汉末张湛也是个虚伪的人，被人指出来之后他居然大言不惭：“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
　　在此情况下，任情而动的名士风范渐渐成为风范。此中嬗变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表现也决非只言片语即可说清，我将在我的另一篇笔记：《魏晋风流》中细说。我们只说这些清流们在汉末之后按照时间先后和表现的不同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和“江左名士”等等。他们的行止坐态，我们不妨从这五王身上来观察观察。
　　先说王戎的为人。
　　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实际上，据考，七人几乎不存在常常相聚竹林的可能，他们年龄相差很多，高平陵政变发生的时候，最年长的山涛已经44岁，而最小的王戎只有16岁。此后有人步入仕途有人选择归隐，未必能有“世说”中的雅聚。具体的辨析也将放在《魏晋风流》当中说明。
　　王戎从小就聪慧过人，双眼炯炯有神，被阮籍高标以“清尚”而成名。而王戎的行事也受到了阮嵇等人的影响，不拘小节，纵情饮酒，后来他驱车经过黄公酒垆的时候还曾与人追忆当年语阮嵇在此饮酒事，被晚唐诗人陆龟蒙写进了《和袭美春夕酒醒》一诗中，一时被传为美谈。王戎母亲去世的时候，他也仿效阮籍，强忍悲痛，依旧喝酒吃荤，直到后来方才痛哭失声。时人对之有“死孝”的称呼。
　　不过，王戎却未必长有阮嵇的高操。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他最后还是投靠了司马氏，而没有死硬到底。西晋本就得国不正，司马氏所虚伪地提倡的儒学名教便对名士们不起作用。这便是西晋的所谓“政失准的”，“士无特操”。人们纷纷求全以自保，纵情以自适，怡情山水，嗜利如命，甚至对“美女”一般的美男子悠然神往。
　　王戎的贪财在当时就很出名。他不顾自己身份，四处占田，以至家资万贯却仍不满足，整日盘算如何能有新的财源。同时他又吝啬无比，每天省吃俭用，连女婿朝他借钱他都不给人好脸色，直到女儿急取钱还，他才“释然”。
　　次说王衍的为人。
　　王衍字夷甫，小王戎二十多岁，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知名伪君子的典型。王衍小时候长的比王戎还精神，他未成年的时候曾去拜访山涛，后者见了这个极为标致的小孩居然赞叹道：“何物老抠，生宁馨儿！”从此，“宁馨儿”便成了天下美好事物的代名词（可见魏晋名士言行的深远影响）。这个风采出众的王衍从小就聪敏异常，辩才极佳，不过他的夸夸其谈总是华而不实，他先是谈论纵横之术，被人相中之后推荐他去作辽东太守，他坚决不干，还转而谈玄，侃起来虚无飘渺，不着边际，挥舞着一种类似蝇拂子的麈（音主）尾，白话过头了发现错误了就随口更改，人们都称他“信口雌黄”。这个著名的成语最开始说的就是他。不过王衍实际上除了对前人的“贵无”论大家宣扬之外自己没什么新鲜创造，不过是在人家“贵无”的基础上进而鼓吹“虚无”罢了。
　　不过因为自小得到的好名声和他的风采标致，加上他的优秀口才和当时新兴青年贵族的特别爱好，王衍得虚无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晋书》中他的本传说当时“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
　　还有一个著名的成语也是出自王衍。《晋书》本传中有这么一段：“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情有所钟”这个成语便由此得来。不过，《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说到了王戎身上。这句话实际上说到了当时玄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圣人无情”上面。不过，且不论这句话的哲学深意如何，这件事情本身还是很感人的。
　　与王戎得守财奴德行相反，王衍似乎很不爱财，不爱财到了近乎变态的程度。他老婆郭氏贪财如命，他虽然不加干涉，却也非常反感，于是：决口不提一个钱字。某天他老婆好奇心大炽，决心拿老公作个试验。一天，趁王衍睡熟，她让奴婢把钱撒了王衍一卧室，起床后王衍怎么也绕不开，只好大叫：——把阿堵物拿开！“阿堵物”就是“那东西”，王衍到底也没提“钱”字。不过，这种特行与他在政治上猥琐卑劣结合起来，就越发显出了他的虚伪。

四琅琊王氏第三代：清谈任诞与权倾江左（中）
　　再说王戎王衍的为政。
　　王戎出仕很早，在曹魏时就已经做到吏部郎了。后来参加灭吴的战争，还打了几次胜仗。不过王戎的执政本领一般，只不过他曾有过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在他作宰辅的时候推出了“甲午制”，革新人才铨选。不过在西晋后期混乱的政局和散诞的世风下，这种想法根本就不现实。据说因为他的作为，有人还奏了他一本，说他“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幸亏王戎和当时的太后贾南风是亲戚，终于不得坐。
　　在血腥而又残忍的八王之乱中，王戎谁也不得罪，和谁也不凑近乎，目睹惨剧也不伸冤，听说也不干涉。结果几乎每次宫廷巨变他都安全度过了，被人讥为“与时舒卷”“与时浮沈”。这是不是祖上“与时俱进”的变体呢？
　　王衍最初做官不高，但是在黑丑皇后贾南风当权之后，他很快作到了尚书令。这一方面因为他的妻子和贾南风是表亲，另一方面也因为王衍作为清流中的名士，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似乎王衍也乐得与这位皇后联手。他有两个女儿，在皇后的安排下，比较漂亮的嫁给了贾后侄子贾谧；长相一般的惠风则嫁给了太子。
　　未久，贾后以卑鄙的手法诬陷这个非为自己所生的太子谋反，贬为庶人，并将他软禁。王衍因为害怕连累自己，居然请求让自己的女儿同这个废太子离婚。然而惠风已经同太子产生了感情，知道此时离开太子，那便是永诀了，因此失声痛哭。几个月之后，贾后对太子下了毒手。
　　贾后的瞎折腾终于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就在太子死后一个也，赵王司马伦在孙秀的策划下，发动政变，杀死了贾后、张华和王戎的女婿裴頠（音尾）。王衍这种反复小人本应该受到诛杀，但是因为此前在王戎的要求下王衍曾经品鉴过孙秀。王衍当时影响很大，被他品评过的人会立刻出名，此所谓“一世龙门”。孙秀这条大鲤鱼果然感恩，王戎毫发无损，而王衍则保住了性命，被司马伦宣布“禁锢终身”——永不录用。
　　司马伦一向被王衍瞧不起。虽然在孙秀的疏通下他没有杀掉王衍，但是总是看他不顺眼。于是，觉察到了危机的王衍便上演了一场“免祸”的滑稽戏。先是王衍。在司马伦称帝之后，他装疯卖傻，效法孟德公砍死了一个婢妾。
　　无独有偶，在局势危险复杂的八王之乱中王戎也差点丢了小命，仅仅因为出错了主意。当时司马冋掌权，被围攻得心惊胆寒，于是向王戎问计。王戎便建议他缴械。结果司马冋的一个忠臣大怒，要求杀死这个出馊主意的人！这一吓唬不要紧，王戎连忙跑到厕所装作解手，又佯装五石散药力发作，掉到了茅坑里，这浑身的腥臭最终救了他的命。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在这场变乱中，很多王室子弟丢了性命，更多的名士文人成了随葬品。不过王氏因为他们的“与时俱进”，他们的官职不降反升。最重要的是，在变乱中，虽然王戎病死，但新的一批王氏子弟在长者的庇阴下和斗争的锻炼下也成长了起来。这其中就有王衍的弟弟王澄和王览的孙子王敦、王导。据说八王之乱后期司马越最终得胜，王澄被任命为荆州刺史，王敦被任命为青州刺史。王衍当时很是得意，便对他们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后人对王衍的“狡兔三窟”非常看不上眼。不过王衍如此安排到并不完全出于私心。他此间还对王导和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作了安置，并且向弟弟王澄表达过“匡扶晋室”的决心。人们之所以对王衍的行为如此鄙薄，还是因为他此前和此后的那些可笑的历史性人格性错误。
　　八王之乱导致统一安定的西晋王朝迅速垮掉。永嘉年间，境内的胡汉人民纷纷起义，竟至于组织起几十万大军抗衡“王师”。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羯人石勒已经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晋室岌岌可危。在这个危机时刻，司马越又急又怕，病死了。结果，国家的命运都寄托在了根本不会打仗的王衍身上。
　　王衍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倒是可以左右逢源，可是打仗他就不行了，独当一面更不是他所希冀的。所以——只有逃跑。可是逃跑他似乎也不很在行，没多久就被石勒大兵追上了。
　　被俘的王衍仍然不失名士风度和派头，使得石勒这位胡人对他也不禁肃然起敬。王衍于是在敌营纵谈古今，痛说家史，一个劲强调晋的灭亡和自己没关系，他一介清流，不过随波逐流而已。没想到直率而且性格火爆的石勒听了大怒：“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当场就下令处死王衍！不过石勒“爱其名士”，允许他“不加锋刃”——用砖头活埋。
　　据说被填埋之前的王衍曾经悲凉地四面张望，叹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
　　按照罗宗强先生的说法，这是彻底的否定了自己当年的虚无玄诞，后悔自己没有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业。但是话说回来，人死之前能否真正冷静严肃地从哲学角度上反思自己？倒也未必。不过，王衍的死可算作这位王家最显贵的人物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幕。
　　历史上很多人曾经强烈地鄙薄王衍，说他“清谈误国”。确实，王衍所作所为让很多正派人士所不齿。但是，在当时的乱世之下，在虚伪缺乏感召力的朝廷之下，在虚诞成风、名士派头风头正劲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不要过于苛责古人呢？
　　在这一章的末尾，我们再说说王衍的弟弟王澄。
　　王澄小时候也很聪明，属于“生而警悟”。王家能辉煌这么多年，优秀的遗传基因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王澄小时候与王衍曾有一段著名的对话：衍有重名于世，时人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尝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澄尝谓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衍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显名。有经澄所题目者，衍不复有言，辄云“已经平子矣”。
　　王衍所评论过的人物都可以“跳龙门”，更别说他亲弟弟王澄了。不过王澄之放诞远胜他哥哥，他聚集起一群放荡公子，仿效竹林名士，纵酒畅谈，一喝就是连续好几天，偶尔还脱光衣服耍酒疯。此外，这位公子居然还练了一身武功。虽则如此，他仍然是个不理政事的废物，每天就知道喝酒胡闹，裸衣爬树。
　　这位公子的死有些悲惨，但更多的是戏剧性。他是琅琊王氏家族第一个死于本家人之手的。王衍死后，王澄被司马睿——未来的东晋元帝征召为部属，被调往建业。途中，他去拜访了正在豫章（今南昌）的本家兄弟王敦。王澄的脾气从来都那么桀骜不驯，加上出道比王敦早，所以在人家地盘还像以前那样随意侮慢人家。可是王敦也不是善茬，也是自尊心极强，他当时就要杀掉王澄。好在王澄本身武功不弱，有玉枕可以自卫；自己还有死士二十，王敦急切不得下手。最后，王敦用酒把卫士灌醉，并借过王澄的玉枕说要“欣赏欣赏”，得手之后立刻诬陷王澄勾结叛匪。王澄这才发现上当，立刻飞身擒拿王敦，结果只撕坏了他的衣服带。据说王澄飞身一跃上了房梁，对族弟破口大骂。不过他到底寡不敌众，死于力士之手。
　　当初王澄潇洒太过，刘琨就曾警告过他：“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当时王澄默然不语。没想到，这位枕戈待旦的刘琨居然一语成谶。

五琅琊王氏第三代：清谈任诞与权倾江左（下）
　　据说西晋时候一位大臣去拜访太尉王衍，正巧当时王敦、王导、王戎兄弟们都在家，这位大臣出来后不禁感叹道：“在王家我看到的只是满堂琳琅珠玉啊！”
　　王敦小时候确实长相不凡，但也未必招所有人喜欢。王戎据说就不太喜欢他，洗马潘滔则说他“处仲（王敦的字）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长相如此奸诈，以至于将来一定要吃人，同时也会被别人吃掉。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品评人物重视长相的习惯，另一方面也确实揭露了王敦性格中一些特点。人内心的精神世界常能通过长相表现出来。在魏晋那个精神世界自由的时代，可能更是如此吧？
　　王敦性格的坚忍狠辣，很早就从他行为中体现了出来。据说王敦上王恺家做客，王恺让美女请酒，客人不饮的话就杀掉美人。结果王敦说不喝就不喝，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还是王导厚道一些，本不能喝酒，但是不忍心美人被杀，还是努力喝了下去。在《世说新语》中这个故事发生在石崇家，而且为了王敦石崇连杀三个美人。现在考察这个不是我们的主要内容，但是王敦的性格之刚忍，应该与此差不多。
　　王敦的父亲王基是王览的二儿子，做官也就作到了治书御史。不过王敦却很显贵，年轻时候就娶了晋武帝的公主，加上王衍的提携，西晋末年，便成了一方封疆大吏。当时南方颇有些“乱匪”，势力很大。王敦以及他手下的陶侃（陶渊明的曾祖父）同叛匪苦战数载，后来因功被封为震东大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成为了东晋初年最强大的将领。这时候王敦和王导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刚一柔，权倾东南，被当时人称作“王与马，共天下”。
　　不过王敦并不是非常安分，他身边也颇有几个奸佞小人。此间为人方正的陶侃被排挤到广州，他的堂弟王廙来到荆州，却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王敦也因为自己权势扩大，越发骄横专擅。当时他的兄弟们因为敦、导的提携，也有些骄纵自肆的家伙，比如王含等等。
　　话说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说说王导。
　　王导的父亲是王裁，王览长子。但是王裁也没做成什么名僚，也就是个镇军司马。王导和其他四王一样，很小就“有风鉴，识量清远。”他还没成年，就有人看出来他是“将相之器”。我看这一方面看长相，另一方面也是看他四位老哥的权势而说的吧。
　　不过王导将来果然作了宰相，却也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因为家族力量。
　　王导早年是司马越手下官员，而未来的晋元帝司马睿则是司马越的心腹。“天下已乱”，王导便转而辅佐司马睿。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王导跟着司马睿来到建邺，组织起一股新势力。因为迁居江南是王家事先论证好的战略部署，所以很多王氏子弟都陆续来到江南，包括王廙、王含、王舒、王彬等等。他们的下一代，如王羲之、王胡之、王彪之等等也都陆续迁了过来。此后，王家便在江南扎下了根，并且日渐繁盛。当时他们大多住在乌衣巷中，与他们作邻居的，便是后来与王家齐名的陈郡谢家。
　　据说永嘉元年王导初次来到建邺的时候，曾经请郭璞为王家占卜吉凶，得出的结果是：“吉，无不利。淮水绝，王氏灭。”好好的一条河怎么会绝呢？果然，此后几百年间，琅琊王氏在江左生息繁衍，尤其是王导的后代，更成为了南朝第一大族。直到陈末隋军南下前夕，金陵城中秦淮河水突然壅塞不通，陈遂灭，王家的辉煌也从此黯淡了下来。
　　司马睿本身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炎的堂侄，不算是皇室嫡支。因此，他刚刚渡江来到建邺的时候，根本没多少人理睬他。在这时，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和司马睿联系了起来，因此，只有司马睿在这里真正立住脚跟，王家才能在这里真正发达起来。因此，王导和王敦导演了一出意义深远的大戏：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三月上巳节那天，建邺本地的官属人民都到江边修禊乞福。就在这时，琅琊王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大张旗鼓地列队出来观禊。而王敦、王导等等南渡的中原衣冠名士都满怀敬仰地跟在后面。这架势立刻吸引了万千江南士民，许多当地名族如纪家、顾家看到了之后都惊讶得不得了，继而是非常畏惧，都纷纷拜伏在道左。司马睿的威仪就这么确立起来了。
　　当然，光有威仪还不够。在王导的主持下，中原士族纷纷与江南大族搞起了联谊活动，投刺拜谒，共话桑麻，大家开始互相接近。永嘉五年，洛阳城破，晋室凋零，大批北方士女南渡而来。又是在王导的主持下，司马睿从其中征辟了大批贤士为掾属，其中包括后来在东晋政坛异常活跃的刁协、庾亮、卞壶、周顗等人。在王导的辅佐下，荆州扬州等地非常安定，户口殷实，一派承平繁荣景象。江左士民都很感激王导，都尊称他为“仲父”。而司马睿更是感激这位良臣，当众称赞王导说：“你真是我的萧何啊！”
　　渡江名士们甫一离开自己过惯了的京洛之地来到江南，还真有些不适应，很多人都发出了哀叹。这些人因为同病相怜，因此一有闲暇便在江边新亭集宴。在一次宴会上，周顗在座中谈道：“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有些人听了不禁留下泪来。这时候，王导愀然变色，严肃地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人既感到惭愧又受到了振奋，此后他们的情绪便稳定了下来。“楚囚对泣”的成语，大概就是从这来的吧？
　　实际上，“克复神州”，谈何容易！以现在的情况，能守住这一隅之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现在东南小朝廷内部还未能团结奋进，一改旧习，更别说其他了。于是，王导主持东晋名士们开始对以前的思想意识进行了反思。当时，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也意识到了中朝乃至江左名士们一味地尚玄对国家的危害，纷纷提出“笃道崇儒，以劝风化”。王导本人实际上名士派头十足，他自己就非常喜欢手持麈尾清谈玄理。可是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有眼光的政治家。因此，王导带头提倡儒学，兴办太学。虽说东晋一朝的玄风很有些积重难返，但这到底对中朝的虚无进行了抑制，东晋政治家们也远比西晋政治家们现实。作为酷爱谈玄并且自己还对“三理”颇有研究的王导能够如此开通，可见他的可贵了！
　　王导不但本人酷爱谈玄，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凡的政治家风度。他做事情严谨而清醒，对待同志们又亲切和善。与之交谈的人，常常会受到王导的强烈感染。陈郡谢家最有名的谢安小时候曾有幸见过王导，结果一辈子都留有对王导的美好回忆。据说有一次在宴会上，王导在官府里接待了百余位客人，酒席上他谈笑风生，气氛和恰。这时候，他突然发现独有一位临海来的客人和几个外国僧人有点冷落。他发觉后先是走到那位临海人身边说：“足下来到京师，临海人才一空了。”这位客人顿时高兴起来。接着他又对那儿位僧人打了个响榧，大声招呼道：“兰奢，兰奢：”“兰奢”据说即“兰若”，是梵语“寂静处”的译音。王导的言外之意大约是说，你们诸位高僧正在这里禅定修省，我怎敢冒然打扰呀！几位僧人会意地大笑起来，客厅里充满和谐气氛。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玄诞之风，也要看是何等人物在倡导。像王导这样一代名相的潇洒旷逸，怎能不被人仰慕效法？

六琅琊王氏第三代：王马共天下
　　东晋建武元年，司马睿进号晋王。这时候王导和琅琊王南渡已经十年了。此前民间曾有歌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据说永嘉时有五位司马家的成员渡江南下，而今司马睿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真龙天子。他能有今天，有几个方面他需要感谢：一是感谢祖宗，那个“狼顾”的司马懿，就是因为他，司马家才有了今天的金光大道。二是感谢司马越，正是这位族兄的提拔和信任，自己才能独当一方最后独尊一朝。三要感谢那些“胡人”，没有他们的祸乱，大概还轮不上这位皇族的远亲继承皇位。四要感谢的就是琅琊王氏。没有他们的辅佐和支持，恐怕司马睿也不一定能有今天。
　　不过王家和司马家的关系也不都是“单边”的，而是一种双边互惠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王家，也没有司马锐的今天；但是没有司马睿的倚重，王家也不会如此权倾江南。
　　不过，在历史上，绝对没有永世长存的政治联盟。“共享天下”更是想都别想。东晋初年王家虽然帮助司马家巩固下了这半壁江山，但是他们也因为功劳太大也受到了司马睿的猜忌。而且王家的势力实在太大。在东晋初年，除了王导成为权倾东南的一朝名相，王敦掌控六郡军事，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将领，还有王家族兄弟王廙在京担任辅国将军、王廙的弟弟王彬因军功而擢升军咨祭酒。此外，族中王含、王舒也担任了要职。在司马睿刚刚称帝的时候，他还曾拉王导同登御床，平起平坐。更为可怕的是，王氏家族中还有大量的新秀正在崛起，他们人数之大，才能之高，实力之强，有时也会让“孤家寡人”司马睿寝食不安。
　　司马睿很早就开始对王家有戒心了。为了削弱王家的作用，他起用了一些王家的政敌进行牵制，其中刁协、刘隗更是他的心腹。这两个人也很“尽心”，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抑制士族，尤其王家。王敦的哥哥王含就因为过于骄纵而受到了两人的弹劾，并牵连到王家很多人。虽然事情被司马睿压下去了，但是嫌隙却是越来越大了。
　　司马睿对在外带兵的王敦最不放心。为了牵制他，司马睿多次派遣非王敦心腹到王敦所辖区域任要职。太兴四年，司马睿又任命刘隗戴渊等人坐镇淮阴、合肥等军事要地，并强征扬州佃客、奴隶到军中，说是抵抗“胡人”，其实是用来防备王敦。老经世故的王敦怎能连这点手段都看不出来？平心而论，王敦虽然为人骄横，却没什么觊觎帝位的野心。平白受到猜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王敦在酒后经常吟唱曹操的乐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唱还一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被打出了一个个缺口。这正像后世一位诗人说的：“壮怀犹唱缺壶歌”。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终于难以忍受司马睿的猜忌，起兵武昌，率大军东向，强烈要求“清君侧”。在起兵期间，他曾给司马睿上疏多次，其中历数了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刁协的罪状：“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
　　司马睿阅后大怒，下诏讨贼，并宣布：“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王马的反目，在东晋那种“主弱臣强”的情势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魏晋南朝本就是豪族政治，当皇帝的家族也不过是一个大豪族而已，而且汉代那种正统儒学也不被人重视，强大的家族更不会把皇帝看得多么神圣。东晋一朝尤其如此，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东晋皇位不过是一抔珠宝而已，尊之则显贵无比；否之毁之，则任人拉杂催烧。
　　当时朝廷当中的大臣们似乎并不是非常反感王敦起兵，到底刁协刘隗的刁横霸道确实让人讨厌。据说只有周顗拍案而起：“人主不是神仙，孰能无过？人臣怎可以举兵抗上？”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史臣称颂不已，认为他说的“平正通达”，这是后话。
　　司马睿本以为自己一封诏书能让天下勤王之师云集响应，自己设置的牵制力量至少也能替他抵挡抵挡。没想到这些人如何能和浴血疆场几十年的王敦抗衡？很快王敦就兵临建康城下。这时候，曾被司马睿寄予厚望的刘隗居然带着司马睿给他的部队投靠了北魏！刁协本来也逃跑了，可惜年老跑不动，死在江陵。
　　王敦在占领建康之后，并不去“朝见”皇帝。但是，他更没有篡夺皇位，也没有为难其他大臣，只是逮捕了曾经骂过自己牵制过自己的周顗、戴渊。
　　周顗本人也是世家子弟，为人很有名士派头。因为饮酒成瘾，人称“三日仆射”，意思是他大醉时候多，能清醒下来当他的仆射时候少。他和王导关系一向不错。有一次王导喝多了，曾趴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问：“此中有何物？”
周顗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足以装下几百个你这样的人。”王导听了唯大笑而已，也不在意。
　　王敦起兵后，王导深为恐惧。加上刘隗刁协本就总敲打王导，所以他惊怖之下，竟带着在京做官的20多位子侄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口请罪。有一天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顗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100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走进宫去。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的晕乎乎的，王导和他招呼，他还是不理不睬，一边走还一边嘀咕：“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
　　结果现在周顗命悬王敦之手。当时王敦不知道王导和这俩人是敌是友，就来问王导：“这俩人是当今人望，是不是给个官当当？”连问了几次，王导都沉默不语。王敦有点明白了，这时眼中凶光一闪：“如果不配为官，那么应该杀掉！”王导还是沉默。于是，两人都被王敦杀害。
　　很久之后，王导有一次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才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而且那天王导跪在宫门，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自己全家，只不过没有在王导面前表示出来而已。可是王导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引手相救……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回家的时候对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指出王导表面上宽和雍容，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文人政治家的一个恶劣习气：外宽内忍。
　　成功地“清君侧”的王敦没有得寸进尺，在京中做完了他最想做的事情之后就退回了武昌。当年，感觉很丢面子的司马睿却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敦似乎意识到局势对自己可能会不利，便暗示小皇帝让自己入朝。司马绍抵抗不了，只得答允。于是，王敦进驻姑孰（今安徽当涂），并对朝廷中重要官职进行了重新安排，众多王氏子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就在这时候，他却病倒了。他的亲信钱凤等人问他后事。王敦说了三计，其中上计是解散军队，归顺朝廷；下计是攻破建康，控制中央。可见王敦并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乱臣贼子。可是当时势已如此，解散军队那下场实在难卜，加上钱凤等人利令智昏，最后终于下决心把王敦的下策当作上上策！
　　王敦此时知道自己大限已近，便诛杀了很多政敌，甚至一些和他仇怨不深却为他所忌惮的也被他杀掉了。他还派温峤到朝廷窥视晋明帝，没想到温峤一到朝廷就“具言敦谋逆”。于是东晋朝廷决心灭掉王敦。
　　当时小皇帝做事情也很隐蔽，他一方面设法稳住王敦，另一方面亲自观察王敦的兵力部署，回来之后广为调兵遣将，并宣布“王敦已死”，用来涣散军心。
　　此时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王敦必然失败，决心与朝廷站在一起，但是当王敦所依仗的王含带兵攻到建康的时候，王导写信劝王含束手，同时却也暗示了朝廷的兵力部署。可见，王氏家族的“于时俱进”活用的非常纯熟，这大概也是琅琊王氏多年活跃于政坛的重要原因吧？
　　王含作为王敦的兄弟，水平和人望却和这位友于不可同日而语，没打几仗就被王师击溃。钱凤也败于京畿。王敦听说此信，夜梦白犬从天上下来咬啮他，很快就愤恨而死，时年五十九。不久王敦的势力星散，心腹被杀，自己的头也被悬到了京师城墙上。可叹一代名族之后，竟落到了这个下场！
　　王含和王应父子没有死于疆场，而是逃到了荆州刺史、本族人王舒那里。没成想王舒为了自保，竟至“大义灭亲”，把爷俩双双扔进长江。　　经过这次变动，王氏家族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族中也仅仅死去了几个老人而已，大部分势力，尤其王导一支，却几乎是毫发未损。这到底是因为王导的德高望重？还是因为王家的“与时俱进”？还是因为……我们不得而知。
　　王家第三代除了我们用四个章节提到的“五王”以及王含、王舒、王廙之外，还有些人物也颇值得一提，比如王彬。
　　王彬是王廙的弟弟，王览的孙子，是王敦王导的堂兄弟。他做官无甚殊勋，却很仗义勇敢。当初王敦杀死周顗之后，人人胆寒。可是王彬却“先往哭伯仁”，哭得非常痛切。随后当他面见王敦的时候悲痛的表情还没消散。王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彬回答：“向哭伯仁，情未能已。”然后激烈地批评王敦此行不义，竟至于声泪俱下！王敦当然大怒，当时就威胁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劝王彬跪下谢罪。王彬抗声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更是气的不得了，怒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王敦到底没有害他。
　　琅琊王氏第三代的辉煌历史我们就叙述到这里吧。王氏第四代虽然在权势上不如第三代，他们的风流文采和娴雅气度却远远胜过了第三代，这其中就有闻名后世的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彪之等等。

七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上）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王羲之早年是庾亮麾下的长史，直到庾亮死后才被推荐为江州刺史。当时满朝公卿都爱他的才气，屡次让他入朝做京官，他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他便回信表白：“我没有庙廊之志。”是的，他更喜欢在山水秀美的地方做个地方官，因此苦求宣城刺史的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次他高兴地赴任了。会稽这个地方本是众多南渡大族的聚居之地，而且山水秀美，正是士人们最喜爱的地界之一。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经说此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会稽这个地方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所重，后人也都纷纷留下美文佳章描写会稽附近山水之美。
　　山水之美可以怡情，这早就是古人的共识。而在秀丽灵奇的山水中潇洒纵论，更是人生一大乐事。王羲之来到会稽之后，很快与当地众多名士聊到了一起，包括同样是名家子弟的孙绰、居住在东山的谢安、名僧支遁、隐士许询等等。当时大家在这里纵情山水，饮酒清谈，偶有潇洒的玄言诗和骈体文问世，当真是“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会稽期间，王羲之等等名士还组织了“兰亭之会”。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晋元帝司马睿当初是如何树立威名的。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借了上巳祈福的机会搞了一次仪仗队演习而收服了江南大族的心的。后来三月三上巳就成了士人们固定的在水边饮酒聚会嬉游清谈的日子。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四十二位名士齐聚山阴兰亭（今绍兴西南）饮酒赋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禊集”。当时众多士人的诗歌都被收到了《兰亭集》当中。不过，比这些诗歌更受士人关注和传诵的，是王羲之作的《兰亭集序》。

八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中）
　　晋人对山水的审美认识与玄学大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生命意识之契合，在《兰亭集序》一文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兰亭集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这篇短文中，王羲之先是描绘了兰亭的春日丽景。晋人对山水的欣赏往往有着很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趣味。在王羲之笔下，绍兴山水非唯秀丽怡人，而且充满情思趣味，充满勃勃生机。正是对山水的神韵的体味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之后，作者才笔锋一转，由充满生命力量的山水写到了他对宇宙和生命的体认：“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阿，人们往往忘情于山水之间，等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才发现人生易逝，良辰不再！因此，王羲之得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认识：“说什么生与死都是一样，长寿与短命没有差别，今日方知庄子的这种论调全属虚诞！后人将悲叹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正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悲叹前人!”
　　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未必是王羲之的认识。今人郭沫若也曾怀疑过。而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罗宗强先生指出：中朝以来，经过几代玄学大师的发展，名教与玄学重有合一的趋势，东晋南朝人入世已深。王羲之的思想显然是有着儒释道融合的迹象，他一方面向往宁静娴雅的氏族生活，另一方面却也非常关心个人去就。王羲之后来就是因为同王述不和，而当王述做了自己的长官并且拒绝拜访他这个属下的时候，他竟拂袖去职，并且誓不为官。因此，在兰亭之会上产生对庄老的怀疑乃至否定，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他这种认识基于对大自然生命的体悟而又很能打动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后人誉之为“千古伤心《兰亭序》”。有人还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王羲之听说之后非常高兴。
　　除了《兰亭集序》一文让王羲之名垂千古，更让他受万代敬仰的，则是他的书法。有晋一代，书法就是堪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艺术成就。魏晋南朝时期，书法成为时尚，很多世家大族都出了一些书法大家，时有“三谢”、“四庾”、“六郗”、“八王”的说法。本文说到的琅琊王氏家族中，最早以书法著名的，就是王衍、王戎兄弟。而人的草书都清洒流便，很合他们个人的精神气质。而王览的后代中，王敦、王导、王廙、王旷也都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其中王廙尤擅飞白，时人有“王廙飞白，右军之亚”的说法。王羲之之后，王献之、王徽之，以及王导的后代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等人都以书法著名，尤以王恰成就最高。他的后代中王珣、王珉、王弘、王昙首、王僧绰、王僧虔、王俭、王褒……梁人庾肩吾《书谱》列著名书法家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仅仅王览一门就有九人；而《宣和书谱》更选入了十二位王氏书法家于其列中！在中国历史上，一门之中能绵延不绝地产出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的书法家，真是世所罕见！
　　下面我们专门说说王羲之的书法。
　　从唐代开始，王羲之就获得了“书圣”的称号。这个称号始终没有人反对，可见王羲之的字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高。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个人的天赋和努力自然是重要因素；此外，优良的家风和文艺传统也不可忽视。王氏家族中书法家自多，他的岳母郗夫人也是著名书法家，被人誉作“女中仙笔”；此外，谢氏家族、庾氏家族之中众多大书法家也都与王羲之同时并且过从甚密。此外，王羲之等等东晋士人旷达玄远的精神境界和洒脱飘逸的作风也是造就他们高潮的书法技巧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等难得的优越条件与王羲之这样的旷世逸才相契合，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代书法巨匠。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誉。很多士人都以获得王羲之的墨迹为荣。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发现这桌面看起来很爽，于是奋笔大书一气，那神采自在竟然比写在纸上还精彩。没成想门生的父亲见了不知道是谁在光鲜桌面上涂鸦，竟而吩咐人把桌子刮得干干净净。门生知道之后真是悔恨不已。还有一次，王羲之偶然看到一位老太太卖扇子生意冷清，便在每个扇子上写了几个字。老太太说“你把我的扇子弄脏了，现在卖不出去怎么办啊？”王羲之一笑：“你就说王右军给你弄脏的！”老太太照做了，结果大家一顿疯抢，一把扇子可以卖十余两银子。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等她再去找那位“右军”先生的时候，王羲之已经不知去向了。
　　王羲之的书法其盛誉之高，竟至如此。时人总结他的书法，用了八个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羲之也不是一味洒脱飘逸。他似乎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晋书·本传》记载，当年殷浩北伐，王羲之以为不可，曾写了几封信劝阻，分析形势又宣讲道理，其辞甚切。当然了，殷浩每次都没有听他的。另外，他治下每次有饥荒，他都要开藏赈济，当时朝廷苛捐杂税比较繁重，他还曾上书请免。可见，王羲之虽然服药清谈，潇洒旷逸，却也绝对不是“万事不管”，在这方面，他比他儿子强多了。

八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下）
　　王氏家族在南朝时期很多人信五斗米道教，因此很多人的名字都带个“之”字。除王羲之外，还有王胡之、王彪之、晏之、允之等等平辈兄弟，还有徽之、献之、恢之、陋之等等儿孙辈，名字带之字的王氏子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绝了。
　　在本章中，我们还要集中说一说王羲之两个平辈的堂兄弟：王胡之和王彪之。
　　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在王氏家族中，王胡之这一支比较倾向于老庄的超脱、逍遥的作风，到了宋齐时期，更是以“朝隐”出名。
　　谢安同王胡之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写诗唱和，很多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曾作过吴兴太守，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好地方，山水优美生活惬意，所以中央调他他死活不去。郡中有个湖泊叫“印渚”，风光特别秀丽，是他流连忘返，他曾赞叹道：“这里不但让人心情舒畅，而且日月特别晴朗！”
　　在给谢安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
　　在他看来，栖迟山林的隐者巢父、许由，辅佐舜、禹的功臣授、契，乘时而起立功成名的姜太公．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他们或显或隐，或出或处，备有信仰，各从所好，却并不矛盾。那么他呢，则宁愿遵行老庄之道，高卧山林。
　　这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隐居追逐。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调和儒、道。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与王胡之不同，他这一支比较正统，政治上比较积极，学术上则比较严谨，主要原因就是王彪的“青箱”之学。
　　王彪之是上文说过的王彬的儿子。王彬很有骨气，王彪之则与乃父一样，人品颇有骨鲠之气，为学极尽渊停岳峙。王彪之据说二十多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此公对周礼非常精通，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地秩序等等都更为涉猎，而且他还把这些有关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连同他的为人立世、个人著述济济于一箱，他的后代们世代相传，后世半戏谑半景仰地称之为“王氏青箱学”。
　　王彪之因为熟悉典章制度，曾被任命为“太常”。太常又称奉常，在汉代是九卿之一。这个官职的权力在南朝时期有所削弱，但是仍不失为朝廷中专业性最强的官职之一。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只有那种读死书把书读得很死的人才是无用的书生——此类人多数是做什么都很死。而真正的书生绝不应该是单纯考究经义，而是应该经天纬地贯通六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打仗考的是运筹帷幄和活学活用，而治国则需要严谨的学识和广播的知识。王彪之这样的学者，便属于政府机构之中最不可少的专家之一，他就是古代政权机构中的“智囊团”中的一员。鉴于他曾经官拜太常，那么他更应该是智囊之首，国家的礼仪制度都需要王彪之的指引和规戒。
　　大凡真正学礼者，都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无聊的繁琐章程，而常常能从严格而且繁琐的仪礼中悟出儒学的真谛，并且砥厉自己的心性品格，形成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严谨庄重的纯儒作风。王彪之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这在玄风尚炽而儒道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两晋南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以前说过，王家有个优良传统便是“与时俱进”，但是王家有很多特例，王彪之就很明显。他没有王导那种权变意识，有的却是一种凛然正气和磐石一般的政治原则。他一生都是司马家之忠臣，却不为当时的权臣所欣赏。
　　王彪之的政治生涯后期曾遇到两个当权者，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谢安。
　　桓温曾经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但是王彪之却敢于同他据理力争，毫不退缩。早年王彪之在会稽任内史的时候，为人方正，执法严格，不讲情面，当地—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大族对他望而生畏，不法的气焰大为收敛。过去受不了他们欺压而逃亡他乡的农民三万多户，几年之后都陆续回返家园。兴宁三年，桓温从武昌移镇姑孰控制朝廷，同时任命两个弟弟桓冲、桓豁镇守军事重地。这样，朝廷的命运实际亡便操纵在桓氏手中，有些乖巧的地方官员也争相向他献媚表忠，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僚属到他那里效力，实际上是表示随时听候调遣。不派人前往的只有王彪之等数人。他公然说朝廷自有宰相，可以请示汇报．如果向桓温派人效劳，那又将天子置干何地？恒温对他怀恨于心，便寻找由头奏免了他的育职，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幸而这时遇上朝廷大赦，他被改为降职使用。朝廷知道他的忠心，又于这年十二月调他回京任尚书仆射的要职。过了几年谢安也调到朝廷，他们二人再加上一位太原五氏子弟王坦之便联合起来限制桓温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还有一次是在次年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因为他当时只有11岁，崇德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即做代理皇帝。谢安、王坦之都不同意，王彪之更明确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桓温得知后，十分痛恨他们三人。第二年三月桓温病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自己的野心，便派人向朝廷要求“九锡”，并命文士哀宏草拟了《九锡文》。“九锡”原是皇帝赐给建立不世之功的大臣的九种物品．后来成为权臣篡逆的先兆。袁宏先把《九锡文》拿给土彪之看，王彪之说：“你确有大才、但怎能写这种文章！”袁宏又给谢安阅审。谢安也不提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让他一遍遍修改。袁宏不知毛病何在．又来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笑道：“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日益沉重，你又何必着急？！”袁宏这才恍然大悟，便故意拖延，直到桓温病逝，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彪之同桓温的斗争虽然有些接近迂腐，没有王导谢安等人的灵活，却正义凛然，为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抗争。这种循儒在汉代是很多的，但是在东晋这个人人思玄而且权臣当道的时代，确实是很难得的。
　　桓温死后．由谢安、桓冲、于彪之辅政，其实政令大多由谢安出。王彪之与谢安关系一向不错，两家又是世交，但对他做出的不合礼度之事，也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为了把桓冲挤出朝廷，订击桓氏的势力，请褚太后临朝决政，由他在后面出谋划策。王彪之认为这不合乎礼度，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不过终究没拗过谢安。谢安讲究豪华排场，想重修宫室。这次王彪之则毫不让步，认为北方强寇未除，正是与民休息之时．不可大兴土木，扰害百姓。由于他义正词严，谢安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他去世（公元377年）的第二年才正式动工。
　　一龙生九子。琅琊王氏能够代以繁衍，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族内部成员并不是死抠一条路，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轨迹。不过，殊途同归，诸王的个人发展和努力，最终都丰富和续写了琅琊王氏的绚烂而辉煌的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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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5-7-12 08:4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那么琅琊王氏如何衰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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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5-7-12 11:3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士族是既得利益群体,特权太多.特权多了不一定是好事,客观上造成了许多人颓废,不思进取.比如,一般的士族是不愿意带兵打仗的,因一些庶族就凭借军功，渐握实权(寄奴就是这样的).失势后,士族又不屑做那些事务烦琐的官，自己的能力又不高,南朝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东晋末年，士族渐趋衰落.南朝后期，特别是侯景之乱的冲击之后,晋朝南渡时迁来的百家士族已经“覆略殆尽”.
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同时重视关中地区的庶族,这一阶段的士族几乎和普通庶族没什么两样了.科举制使得人们都可以凭才学参政，这样就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当时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
谈不上衰败,其实这样才对,每个人都要奋发努力,方可出人头地.我们老王家至今仍是一个巨姓,这其中琅琊王家的后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太原王家也不少,天下王姓皆出此二家,呵呵,基本差不多,一家子人),这与王家后辈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我们的老邻居谢家现在的人数是很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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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5-7-13 10:2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琅琊王家，太原王家，与西汉末的外戚王家有什么联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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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发表于 2005-7-13 12:38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琅琊王家，太原王家,大名王家是一家子,都出自周朝太子晋一脉.只是分出去的早晚不同.琅琊王家，太原王家,自秦代王离才分开,长子迁移到琅琊,次子仍居住于太原.大名王家由于新朝灭后,这一支基本上也就覆灭了,所以现在也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大名王家什么时候分出去的也就是个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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