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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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05:5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

《晋阳秋》，一部为司马懿说公道话的良史
本文包括正文和文末附件两部分，文末附件为十三条史料，正文分为以下几个小节：

第一节匪夷所思，《晋阳秋》史料站到了“演戏论”的对立面
第二节以讹传讹，认为“良史必然丑化司马懿”是天大的误解
第三节践踏良史，“演戏论”是从双重标准的母体里面孽生出来的怪胎
第四节寻根问底，深入探讨所谓的“孤证不取”的实质

****************** 第一节匪夷所思，《晋阳秋》史料站到了“演戏论”的对立面 ********************

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向来有着不小的争议。在争议里面，认为其才能大大超出司马懿者占大多数。其根据，主要就是脍炙人口的司马懿因为害怕迎战诸葛亮而表演“千里请战”闹剧的事件。
这个事件的史料来源，主要是《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里面记载诸葛亮根据魏军营门辛毗持节的报告，在“贼不复出”的形势发展趋向下，根据“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常理，判断司马懿“本无战情”，其“千里请战”是演戏闹剧。诸葛亮的这番心理分析的言语，构筑了“司马懿请战演戏论”（下文简称“演戏论”）的思维框架。

笔者认为：那种根据司马懿害怕野战怕得要演戏从而认定诸葛亮军事才能大大超出司马懿的观点，是和历史事实截然相反的，是众多喜欢诸葛亮的人追捧出来的一个荒诞离奇的军事神话。

司马懿是否因为惧怕和诸葛亮进行野战而搞出“千里请战”的演戏闹剧，这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更强”的抬杠式争论。“演戏论”是诸葛亮军事神话的立足点，诸葛亮军事神话的拥护者们利用这个立足点，可以延伸开去，大肆否定其他不利于神话宣传的史料，并严肃批评任何敢于挑战这个神话的观点。留意这种大肆否定和严肃批评是否合乎逻辑思维和历史研究基本规律的人并不多，在大多数拥护者的眼中，把“演戏论”一摆出来，就已经解决了所有的争议。

常见的和“演戏论”有紧密关系的史料，包含那一段作心理分析的《汉晋春秋》史料在内，总共有十三条（见本文文末附件所列），另外还有一些关系虽不密切、但是只要深入探究就肯定会涉及的史料，上述这些，构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史料体系。
现在，笔者将在这个已有的体系的基础上，增加一段史料。这段史料，是一般的读史者都难以得到的，小部分掌握到这条史料的人，也会很容易受到迷惑从而认为这则史料和众多史料一样，都不只过是在证明着早已深入人心的“演戏论”。在笔者列出这段史料以后，现今涉及“演戏论”的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就变成“旧有史料体系+该段史料”的模式。

这段史料就是南北朝时代的刘孝标注解《世说新语》时引用的一段《晋阳秋》：
《世说新语-方正第五》载：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晋宣王战，乃遣辛毗为军司马。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觇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刘孝标注解内容: “《晋阳秋》曰：‘诸葛亮寇于郿，据渭水南原，诏使高祖拒之。亮善抚御，又戎政严明，且侨军远征，粮运艰涩，利在野战。朝廷每闻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故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亮虽挑战，或遗高祖巾帼。巾帼，妇女之饰，欲以激怒，冀获曹咎之利，朝廷虑高祖不胜忿傎（一本作愤），而卫尉辛毗骨鲠之臣，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亮果复挑战，高祖乃奋怒，将出应之，毗仗节中门而立，高祖乃止，将士闻见者益加勇锐。识者以人臣虽拥众千万而屈于王人，大略深长皆如此之类也。’”

清末民初人余嘉锡所作“笺疏”注解内容：嘉锡案：蜀志亮传注引汉晋春秋曰：「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耶？』」亮之此言，深得老贼之情。故唐修晋书亦载之宣纪。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六曰：「司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令不出兵，其实是不敢出也。」斯言当矣。盖懿自审战则必败，畏蜀如虎，故惟深沟高垒以自保。然以坐拥大军而显露怯弱之形，群情愤激，怨谤纷然，乃不得不累表请战以弭谤。叡心知其然，遂使辛毗至军，假君命以威众。君臣上下，相与为伪，设为此谋，以老蜀师。佐治之仗节当门，装模作样，不过傀儡登场，听人提掇耳。唐太宗御撰宣帝论曰：「既而拥众西举，与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无斗志。遗其巾帼，方发愤心。杖节当门，雄图顿屈。请战千里，诈欲示威。」程炎震云：「魏志毗传云：『青龙二年，诸葛亮率众出渭南。先是，大将军司马宣王数请与亮战，明帝终不听。是岁，恐不能禁，乃以毗为大将军军师，使持节。』晋书宣纪亦云：『辛毗仗节为军师。』通典二十九曰：『初隗嚣军中尝置军师，至魏武帝又置师官四人。晋避景帝讳，改为军司，凡诸军皆置之。』炎震案：此及注文军司马并衍马字。盖毗在魏世，自是军师。临川或沿袭晋人习用语，以为司，浅人不知，妄添马字。魏、晋以后，虽以司马为军府之官，然不名军司马也。」

对于这则裴松之没有引用的《晋阳秋》史料以及余嘉锡的注解，笔者经过认真思考和分析比较后，阐述自己的立场如下：
第一、这则《晋阳秋》史料，是晋朝史家孙盛用正面语言来直接描述司马懿的军威有着“虚伪”的实质，而“演戏论”只是根据诸葛亮的间接心理判断来推导出来的。在尊重史料的原则下，考虑到心理判断的局限性，可以认为：《晋阳秋》的这则史料，在证明司马懿有过虚张声势行为这一点上，其参考价值要高于《汉晋春秋》的诸葛亮判断司马懿心理的那一段。但是，这段史料并没有被裴松之所引用。到后世《晋阳秋》佚失之后，读史者只能通过读《世说新语》的注解内容才能获得这段史料。
第二、这则《晋阳秋》史料只是写了虚张声势，但是没有写到有专门针对辛毗持节那一幕而言的“演戏”，甚至连《汉晋春秋》用正面语言写出的“表固请战”也没有。出于同时尊重《汉晋春秋》的原则，应该判定为孙盛没能搜集到司马懿千里请战这一行为的资料，所以没有写。从裴注的情况看，孙盛的另一著作《魏氏春秋》也没有千里请战的内容。这反映了史家之间的资料丰富程度的差别。在这则史料里面，虚张声势只是司马懿被巾帼激怒之前的策略，而辛毗营门持节的一幕，则是货真价实的后方君主和前方将帅的公开冲突。这一点和孙盛自己的《魏氏春秋》口径一致，也和明文写出“宣王数数欲进攻”的《魏略》相呼应。从这一点来看，这则史料并不是支持“演戏论”的，恰恰相反，它是反“演戏论”的。
第三、这则《晋阳秋》史料虽然写到了司马懿在对峙的前期有着虚张声势的行为，但是并不像诸葛亮军事神话拥护者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能推导出司马懿在诸葛亮面前表现得虚弱丑陋、狼狈不堪的结论，相反，孙盛自始至终，都是用中性甚至是赞美的笔调来写司马懿。到最后甚至引用了别人的评论，认为司马懿虚张声势的举动是“大略深长”。孙盛把持这种评论的人尊称为“识者”，为对这段史料的评论定了调。从这种评论的取向来看，这则史料是强烈反对“演戏论”的。因为“演戏论”论证的目的无非就是要证明司马懿非常害怕和诸葛亮进行野战，而这里面的司马懿却根本没有害怕的意思，虚张声势只不过是为了减少伤亡成本而作权宜之计而已，一旦被巾帼激怒，则当真要狠狠地和诸葛亮打一仗以宣泄心头恶气。到这里，可以说，这则《晋阳秋》史料，无论是从事件记叙方面，还是评论取向方面，都是反“演戏论”的，就连所注解的《世说新语》的正文本身也是反“演戏论”的。它们和《魏氏春秋》、《魏略》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宣王欲进攻。《魏氏春秋》、《魏略》在文字表达上也是反“演戏论”的，只不过它们的评价取向因为裴注里面没有所以无法了解。可以确定的是，裴松之是把《魏氏春秋》、《魏略》的文段当成“演戏论”佐证的角色来引用的（下文第三小节再对此详细分析）。
第四、这则《晋阳秋》史料在赞美司马懿军事才能的同时，也赞美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这种对诸葛亮的赞美，很容易会让人觉得就算下面再怎么赞美司马懿，无非都是在为晋朝统治者涂脂抹粉，以减轻史家自己人身安全所承受的威胁。两种赞美的联结点，就在于“高祖亦以为然”一句。这一句是和《晋书-宣帝纪》所载司马懿“破之必矣”那封信势不两立的，笔者认为，这就是为何《晋书-宣帝纪》没有完全采信这则史料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无论司马懿的那封信是否在说真心话，既然已经有着司马懿明确的表达，又怎么能说“高祖亦以为然”呢? 《晋书-宣帝纪》里面的“时朝廷以亮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每命帝持重，以候其变。亮数挑战，帝不出，因遗帝巾帼妇人之饰。帝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乃遣骨鲠臣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后亮复来挑战，帝将出兵以应之，毗杖节立军门，帝乃止”一段，只是没有宣王同意和虚张声势两项，其余所介绍的魏国朝廷廷议意见和这则史料里面的非常相似（这一点也和）。司马懿在被巾帼激怒后和辛毗的冲突是货真价实的，这一点也和这则史料相同。只不过《晋书-宣帝纪》却加入了《汉晋春秋》里面的千里请战的内容。《晋书-宣帝纪》是在用史家正面语言写完了这一段之后，才转过头去抄录《汉晋春秋》的诸葛亮判断司马懿心理的那一段。可以说，《晋书-宣帝纪》已经吸收了这段《晋阳秋》史料中与自身行文没有矛盾的内容，其后所抄写的《汉晋春秋》文段，只是以敌方统帅所作心理判断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晋书-宣帝纪》这样的写法，做到了正面和侧面相结合，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相补充的良好效果，堪称兼容并包的典范。
第五、余嘉锡所作的注解，就是神话拥护者们的意见了。注解中提到的程炎震和余嘉锡一样也是清末民初注解《世说新语》的学者。余嘉锡除了联系上出自《汉晋春秋》的“畏蜀如虎”语，还发挥想象力，把“演戏论”推进一步，认为魏明帝顺水推舟配合司马懿，君臣一起演戏。而程炎震引用的《三国志-辛毗传》，主要是对辛毗的官职进行考辨，如果没有额外的特殊证据，应该看作程炎震和余嘉锡都是把这段《辛毗传》当成是支持“演戏论”的史料来看待的。笔者以往在网络讨论里面，多次强调这则有着强烈反“演戏论”内容的《辛毗传》文段，是因为“演戏论”的声势和先入为主的影响，才导致长期地、普遍地、错误地被视作是支持“演戏论”的。笔者这样强调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笔者看到了这段余嘉锡注解。笔者向来认为，这段《辛毗传》里面的三个时间状语，是和“演戏论”势不两立的。这两位学者是如何看待这则美化司马懿的《晋阳秋》史料的呢？从他们对这则史料不予置评的行为来看，他们除了没有觉察到里面的强烈的反“演戏论”细节外，还认为赞美司马懿部分都是孙盛为了保护自己而作的妥协，所以这些赞美内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值得口诛笔伐。

***************** 第二节以讹传讹，认为“良史必然丑化司马懿”是天大的误解 ***********************

然而！然而！！

孙盛的那些美化司马懿的话，并非就是像神话拥护者认为的那样，是出于自保。
因为，《晋阳秋》曾经是一部被广泛接受的良史！
《晋书-孙盛传》载：“《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而孙盛本人，也是所有编撰旧晋史的史家里面最有骨气的一个。如果说史家秉笔直书要承受得罪统治者的风险，那么孙盛就有过因为秉笔直书而招致杀头威胁的经历。这样的经历，是连《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也没有过的。
《晋书-孙盛传》载：“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从关于孙盛其书其人的记载，不难看出，那段《晋阳秋》史料里面的有利于司马懿正面形象的描述和评论，是决计不能以史家避讳曲笔来看待的。那些内容，只能看作是一位坚定正直、刚强不屈的的史家，在一部被很多人认可接受的、有着良史荣誉的史书里面，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和自己的认识，秉笔直书写出来的史料。

反“演戏论”的史书同时是一部良史！反“演戏论”的描述和评论并非是史家避讳曲笔！！
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讨论领域而言，这样的发现，真可谓是平地一声惊雷！

曾几何时，“良史”的概念，成为神话拥护者们驳斥《晋书-宣帝纪》里面不利于神话宣传的史料的霸道武器，他们面对那些足以把诸葛亮军事神话置之死地的史料，义正词严地宣告：《晋书-宣帝纪》是“秽史”，裴注《三国志》才是“良史”，研究诸葛亮北伐战争，应该采信良史，唾弃秽史。
神话拥护者们无处不在地宣扬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在诸葛亮军事才能讨论领域，任何赞美司马懿的内容，都有为晋朝统治者歪曲事实涂脂抹粉的嫌疑；任何揭露司马懿丑陋形象和败绩纪录的内容，都是有骨气的史家冒着触犯统治者忌讳的危险写出来的珍贵史料。前者应该贴上“秽史”的识别标签；后者则贴上“良史”的识别标签。
这样的价值观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的在情在理，但是实际上是怎么一种情况呢？
最能符合这种价值观的史书无疑就是《汉晋春秋》，但是，在裴松之眼中，受广泛接受的良史《晋阳秋》以及后世被无数神话拥护者视若至宝的《汉晋春秋》，都不能算是良史，都只能看作是做足了“搜求异同，罔有所遗”功夫的史书，都需要批判吸收。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连裴松之自己都认为不是良史的《汉晋春秋》，里面的史料却是最多地被后世的神话拥护者们当作“良史”来看待，用作批驳“秽史”的工具---------------和自己立场一致，不是良史，也是良史。
孙盛《晋阳秋》的良史地位受到广泛承认，但是裴松之却并不承认这种荣誉，并且在注解《三国志》的时候多次批评孙盛的史书，他对《晋阳秋》的批评，甚至影响了后世《文心雕龙》对《晋阳秋》的评价---------------和自己立场对立，纵是良史，亦非良史。
“良史”本来就是一个全称判断，全称判断往往会带来“一竹竿扫翻一船人”的株连效应。例如，只要判定《晋书-宣帝纪》的魏军追击蜀军取得“俘斩万计”胜利的记载是歪曲事实从而扣上秽史罪名，就可以株连上面的割麦战记载和下面的司马懿那封把诸葛亮军事谋略贬损得一钱不值的信，因为它们都是出自秽史。
神话拥护者们使用这种“良史判断思维”的时候，只允许这种思维对论敌的史料产生株连效应，不允许对自己史料产生株连效应。例如，陈寿因为评价诸葛瞻名不副实而被非议，这种非议并没有进一步扩大为秽史界定；而在《晋书》的讨论中，任何细小的问题（例如有没有详细写出斩获多少首级缴获多少武器），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地被扩大化为秽史界定。
裴松之拒绝承认《晋阳秋》的良史荣誉，这充分表明“良史”的概念是依附于某一个特定历史研究群体的立场而存在的。不同立场的历史研究群体，他们所推崇的“良史”不一定相同，甚至会产生你褒我贬矛盾。而神话拥护者们祭出“良史”这个概念的时候，却是认为“良史”的评定在史学界是有着划一整齐的评价的，所以“良史”有着要求敌对史料无条件投降的权威。不向“良史”投降，你就是采信“秽史”，你就是不入流，不成器。

笔者向来就反对区分“良史”“秽史”的做法。笔者一贯的立场是：研究历史首先就应该尊重史料，研究者不能把自己凌驾在史料之上，在史料面前，研究者是非常渺小的。对史料不能简单否定，史料的内部矛盾和不同史料之间的矛盾，应该优先采用兼容并包的办法，努力寻求矛盾的弥合点，直到这种努力达到物理界限，才是启用二者取其一的办法的适当时机。“良史”“秽史”之类的全称判断，是不能用于判定史料真伪的。
神话拥护者们使用“良史判断思维”的时候。则是优先采用二者取其一的办法，简单否定对自己不利的史料。例如对于《汉晋春秋》的蜀军取得“斩首三千”的记载和《晋书-宣帝纪》的魏军取得取得“俘斩万计”胜利的记载的矛盾，神话拥护者们就只采用前者，不愿意作出任何寻求两者兼容的努力，哪怕这两则史料在行文叙述上就有着不同的形势进展背景。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相当不公正的（《晋书-宣帝纪》在这个争议的处理方法上同样有着不妥之处）。

神话拥护者们很容易就能从裴松之所引用的《汉晋春秋》文段里面读出一个被诸葛亮打得狼狈不堪的司马懿形象，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批驳敌对观点的时候，用非常尖酸刻薄的口气去挖苦这个威风扫地的“司马宣王”。他们用那种语气强硬地宣示着自己的观点立场是采信了良史，唾弃了秽史的。
他们之中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不但他们所引用的《汉晋春秋》文段不是“良史”，而且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挖苦着的“司马宣王”形象，和《汉晋春秋》原书里面的司马宣王的形象是完全相反的！
《晋书-习凿齿传》里面用非常大的篇幅，记录了习凿齿自述的《汉晋春秋》写作动机，在里面可以看到，在习凿齿最原始的写作构思里面，司马懿就已经是以一个英明神武的、“救世主”式的英雄形像出现的。裴松之为何不把《汉晋春秋》这支揭露司马懿丑态的“主力军”评价为良史？除了他所批评的“搜求异同”、采信异闻等几项他自己写注解时也多次触犯的罪名之外，该书的这种把司马懿吹得上了天的写作倾向无疑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知道，裴松之可是一个“演戏论”的铁杆支持者。这一点在本文第三节将有详细论述。《汉晋春秋》里面盛赞司马懿的内容，只有在注解《三国志-公孙渊传》的时候，裴松之才引用了孙权写给公孙渊的信里面的一句话，即“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
裴松之剪裁出来的和魏蜀对抗有关的《汉晋春秋》文段给人一个相反的司马懿形象，这明显就是一种断章取义、歪曲原著的效果。可笑天下千千万万的神话拥护者们，每次和论敌论战，都在心底里或多或少地感激《汉晋春秋》，其实都感激错了对象，因为他们读的都是裴注引用的《汉晋春秋》文段，他们真正应该感激的是裴松之。----------------------经过裴松之剪裁，司马懿就面目全非了！！-------------------如果说裴松之的剪裁是对非良史的《汉晋春秋》史料的一种“良化”的话，那么从另一角度看，这种“良化”其实就是对抗击诸葛亮战场上的司马懿的“丑化”。对于“演戏论”这种虚妄荒诞的理论，丑化司马懿是必须的，不大力丑化司马懿，诸葛亮的军事神话形象就根本捧不起来。从裴松之到后世的神话拥护者们，在丑化司马懿方面都是趋之若鹜，乐而不疲的。

******************* 第三节践踏良史，“演戏论”是从双重标准的母体里面孽生出来的怪胎 **********************

诸葛亮的段心理分析话语构成了“演戏论”的思维框架，但是后世神话拥护者们所支持的“演戏论”和诸葛亮的那段心理分析话语是有着很大的分别的。

诸葛亮的那段话，是在他对敌方情况的掌握有着严重缺陷的情况下，才根据“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常识来推理的。也只有在情况掌握不全面从而无法解释眼前奇怪的现象的情况下，才能根据兵家常识把“不复出”的敌人判断为“本无战情”。因为“敌不复出”意味着敌人曾经“出”过，既然曾经“出”过，又怎么能用一个“本”字来描述敌人的“无战情”呢？
诸葛亮掌握不到的情况，就是魏明帝在司马懿出发奔赴前线之际下达的诏书：“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见《三国志-明帝纪》）”笔者惯于把这道诏书简称为“坚守追击”诏书。笔者向来强调：魏明帝在王双、张合的前车之鉴下仍然要求要追击诸葛亮，并把这种追击看作是“全胜之道”的组成部分，这是《晋书-宣帝纪》的 “俘斩万计”记载的最好佐证，因为这个战果就是在魏军追击蜀军的过程中取得的。有了这道诏书，限制在外之将的“君命”就已经被强调了，司马懿“有所不受”的选择，就已经是要偏向“有所受”--------------“有所不受”本来就包含着一种选择意味，“不受君命”在这句话里面只不过占据着“有”的比例，“受君命”仍然是占主体的。试想，一支在外的军队，如果“不受君命”占了选择的主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就成了叛军了。这道诏书，明确了司马懿作为前方主帅的权限范围，没有授予司马懿出营和诸葛亮进行野战的决定权。所以司马懿在前线如果希望出营和蜀军野战，必须要通过千里请战，说服皇帝改变主意，授权给自己，才能出战。魏明帝的这种限制权力，也不能看作一般的限制来看待，因为，在诸葛亮发动最后一次北伐前几年时间内，魏明帝和司马懿已经就对付诸葛亮的具体战术问题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见《三国志-辛毗传》，特别留意那三个时间状语）。到诸葛亮发动入侵，魏明帝干脆就用诏书的形式，强制要求司马懿按照自己设想的那种“坚守追击”的战术去进行抵抗。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君命”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阻吓，而不是可以随便的就能以“有所不受”为借口搞自由发挥。司马懿是不甘心这样被束缚着手脚进行抗蜀战争的。战争的初期他看到蜀军某部被洪水隔断和主力的联系，就果断地出动了一万人马来急攻该部，蜀军依靠弓箭延缓魏军的攻势，及时搭起竹桥恢复交通，魏军见交通恢复就停止攻击。这就是武功水之战。因为这种进攻面对的只是蜀军某部，所以只能说是部分违抗了皇帝的旨意，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的灵活处理。魏明帝所规定的“坚守”只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司马懿等魏将在前线发现这种静态的“坚守”概念已经不足以应付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于是就主动抢占先机，与蜀军展开了争夺战略要地北原的战斗。只有在抢到了北原之后，魏军的“坚守”策略才是稳固的，参加北原争夺战也同样是部分地抗旨。

然而，后世的读史者是可以轻易地掌握到诸葛亮当时无法掌握到的魏明帝诏书的。诸葛亮因为掌握不到足够情况，从而根据兵家常识来解释他想不通的现象，而后世的读史者是否仍然要跟随着诸葛亮的思路，继续用兵家常识来解释千里请战辛毗持节的那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呢？
---------------------神话的拥护者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这样做，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后果一、荒诞离奇
诸葛亮前四次的北伐胜败参半，但是最后一次北伐，诸葛亮得到的只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他死前就已经在北原之战落败，武功水之战也只是仅仅做到挽救被攻部队而已。他死后也是如此，因为司马懿追击的谨慎，蜀军连歼灭一部分追击魏军的机会也没有。套用一个围棋界用语，最后一次北伐是诸葛亮的“完败”。诸葛亮军事谋略方面(即陈寿所谓“将略”)的弱点，在这次北伐里面已经是暴露无遗。诸葛亮的这种完败，已经有着不少史料记录和带着贬义的评论。
而“演戏论”要做的事，就是要把这个完败的诸葛亮，吹捧成比胜利者还要高强十倍百倍的军事之神，个中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在众多的不利史料的包围下达到这种虚妄的目标，神话拥护者们只能选择彻底违反逻辑思维规律和历史研究规律这条不归之路。

后果二、倒行逆施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思路来看待辛毗持节那一幕，思考的结果应该是和别的史料能够互相呼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如果不能形成呼应，那么就应该反思这种思路缺陷之所在。可是，神话拥护者们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任何和他们的思路矛盾的史料，他们采用将之扣上“秽史”、“异闻”帽子的方式予以否定，哪怕他们的思路本身既有着严重缺陷。一句话，史料只能为他们的思考结果服务，而不是他们思考结果需要接受相关史料的验证。“畏蜀如虎”和“死诸葛走生仲达”能够满足“演戏论”的需要，就大肆宣扬；“俘斩万计”记载和“破之必矣”书信对之形成挑战，就打入另册。司马懿把诸葛亮赞叹为“天下奇才”，这样的评价正中下怀，就认为这是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总体评价从而大书特书；司马懿批评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认为诸葛亮虽然在治军和统军方面很投入但是“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所以对诸葛亮可以有一个“破之必矣”的预期，这样细致的剖析形成威胁，则只能落得个被唾弃、被歪曲的命运。

后果三、白日梦呓
神话拥护者们对不利史料的过滤是大面积地、无情地进行的，但是也会遇上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神话拥护者们都以裴注《三国志》为大本营，一旦《三国志》内部出现了不利史料，则后院起火之势不可遏抑。
很不幸的是，《三国志》内部不但有不利史料，而且还不止一处，它们对神话形成的挑战是非常严厉的甚至是致命的！
上面已经提到的魏明帝“坚守追击”诏书，和《三国志-辛毗传》里面司马懿在诸葛亮发动战争前的几年内就已经向皇帝多次提出不能仅仅依靠坚守策略的记载，都是对“演戏论”非常有力的挑战。而真正具有致命性的挑战，则是北原之战的记载。
《三国志-郭淮传》载：
“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并田于兰坑。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逆击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於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可以想象一下，郭淮在“堑垒未成”的情况下发动“逆击”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那不就是明明就是野战里面的反攻吗！蜀军要抢北原，郭淮反攻后蜀军没抢到，这不明明就是野战反攻取得了胜利吗！
魏军已经在野战中战胜了蜀军一次，而“演戏论”偏偏却要认为司马懿害怕野战以至不得不搞出演戏闹剧！其根据，竟然仅仅就是诸葛亮那段以敌情掌握不全面为背景的心理分析！
《三国志》后院起火，但是在这里却是不能使用秽史帽子的，怎么办？
神话拥护者们还能怎么办呢！只能装作没看见，继续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对北原之战记载尽量低调对待，不宣传。就算到了不得不宣传的场合，也不和“演戏论”同时出场，避免引起不良的联想。单独提到北原之战的时候，就强调是郭淮抢先到达所以才没能打胜，并不是诸葛亮野战无法压倒魏军，绝对不去探讨“堑垒未成”的情况下发动“逆击”到底是怎么一个概念。北原之战是魏军切实地打到蜀军头上的一记勾拳，而神话拥护者们却不喜欢把注意力放在这种切肤之痛上，他们喜欢的是宣扬没有发生过的“胜利”（即“演戏论”和接踵而来的“死诸葛走生仲达”）以证明蜀军战斗力是超出了敌人多少倍。对那些神话拥护者们写的赞美诸葛亮如何压得司马懿乌龟缩头的文章，笔者会马上质疑：为什么偏偏不写北原之战！-------------------试想，这样写他们还站得住脚吗！
许多人都认为裴注和陈寿对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幹，优於将略”的评论是并不矛盾的，因为诸葛亮虽然将略不行，但是治军成绩好，军队战斗力强，野战魏军根本不是对手。这其实就是在认为“演戏论”和陈寿的评论可以兼容。------------------北原之战的记载表明：这两者并不兼容。在诸葛亮军事才能讨论领域，裴注的立场和陈寿《三国志》的立场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它们之间的分水岭就是北原之战的记载。这段记载连同陈寿的评论，表明陈寿虽然认可诸葛亮的治军，但是并不认同荒诞离奇的“演戏论”。

后果四、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是采信“演戏论”所导致的后果里面最为严重的一种。
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延传》里注引一段为魏延鸣冤的《魏略》时，对这段鸣冤文字下了这样一个评语：“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问题就出来了！
--------------------诸葛亮那段判断司马懿心理的文字，岂非正是“敌国”的统帅对魏军辛毗营门持节一事的一种“传闻之言”？孙盛《晋阳秋》的那段描写货真价实的君臣冲突的记载，岂非就相当于是晋朝高祖宣皇帝的“本纪”里面的内容（《晋阳秋》是编年体史书）？
-------------------裴松之这个“不得与本传争审”的价值分析听起来是何其的公允，可以说，这是一种只要立场没有严重偏颇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的价值观，那么，他有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这种价值取向不动摇呢？
-------------------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上文讲到，裴松之是一个“演戏论”的铁杆支持者，他是把《魏氏春秋》、《魏略》明文写出了宣王欲进攻的文段当成“演戏论”佐证的角色来引用的，笔者为什么这样断定呢？因为裴松之并没有尊重这些白纸黑字的记载，他把这些记载和《汉晋春秋》文段综合分析之后，就形成了诸葛亮军事才能远远超过司马懿的观念。并且把这个观念看作判断史料真伪的标准（参看文末附件第3条，另外，笔者曾作《从萨达姆的下场看裴松之的评史》一文，在该文中笔者指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是否强于司马懿，应该是参考了所有史料之后才能做出的结论，先做出结论再用这个结论来否定不利于这个结论的史料，这在逻辑思维上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另外这样的做法也触犯了议论文写作里面“以人为证”的忌讳。）。裴松之的这种观念，充分反映出在他眼中，《魏氏春秋》、《魏略》标明宣王欲进攻的文字明显只是避讳曲笔，所以放心地拿来作为“演戏论”的佐证。但是对于那段有着明显评论定调的《晋阳秋》，裴松之则根本不会去理会什么“本纪”的尊崇地位，更加不会去理会这个“本纪”是出自一本受到广泛认同的有良史荣誉的史书，为了达到宣扬诸葛亮军事神话的目的，他在这里的标准是：“本纪”不得与“敌国传闻之言”争审。
在众多“宣王欲进攻”记载的包围下，裴松之采用了双重标准，唾弃了来自有良史荣誉的史书的史料，为诸葛亮军事神话杀出了一条血路。
裴松之喜欢否定史料，但是他采用的一系列否定标准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明显是荒谬的，这些荒谬标准里面，以“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一条最为野蛮。他根据这个思维来把关于诸葛亮呕血的记载通通打成“虚记”，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偏袒诸葛亮的行为！
“演戏论”建基于有严重局限性的心理分析，又和众多的相关记载矛盾，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不良”，裴松之为了把这个虚弱的“怪胎”扶上神坛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后世的神话拥护者们为了维持这个“怪胎”的呼吸，不得不继续搞双重标准。
《晋书-宣帝纪》里面收录的司马懿“破之必矣”的信，对“演戏论”形成严重挑战，神话拥护者们就争先恐后地对这封信加以否定或歪曲，认为这不过是司马懿的带有主观色彩的一面之词，不足采信。--------------------问题又来了！！难道诸葛亮那段心理分析就不是带有主观色彩的一面之词？----------------------这又是一个双重标准。
有的神话拥护者们认为这封信只不过是司马懿兄弟的“家书”，是在向家里人吹嘘---------------又一个双重标准！抛开家书必定吹嘘这样的荒谬逻辑不说，单讲按照兄弟通信就可判定为“家书”的思路，诸葛亮发给诸葛瑾的信，就可看作“家书”，能否这样就可以认为里面谈到的北伐军事内容就是吹嘘呢（笔者按：把这封信说成是“家书”，反映出持此意见者对司马孚所任度支尚书一职的重要性的无知，参看《晋书-宗室-司马孚传》）？
低调一点的拥护者们就会以此信出于“秽史”为由，避而不评，就象俗话说的“惹不起，总躲得起”。到现在，在笔者揭露裴松之曾经践踏有良史荣誉的《晋阳秋》这一事实之后，他们的这种退避理由也同样要陷入双重标准的泥淖，他们连躲都没地方躲！
双重标准的阴影还会蔓延到军事讨论之外的领域。例如，甲先生喜欢根据诸葛亮的一些不太正面的行为，来判断诸葛亮这样做其实是带着什么样的不光彩的心理。乙先生批评道：人家诸葛亮已经说出了自己的是怎么想的了，你这种根据行为判断心理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是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结果的。笔者一见，马上就提出质疑：既然乙先生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那么，诸葛亮曾经根据行为判断司马懿的心理，请你也同时把批评矛头对准诸葛亮的这种错误的研究方法。另外有一位铁杆支持“演戏论”的丙先生则认为甲先生的根据行为判心理的分析思路过于“唯一”化，应该允许分析有多样性的结果。笔者一看到就马上质疑丙先生：为什么诸葛亮的罗列出来的魏军行为，你就偏偏只允许推导出司马懿害怕得要演戏这样“唯一”的结论呢？。。。。。。。
笔者认为，在纯粹意义的思维方法层面上，对“演戏论”的接受，是中国历史研究者里面的大多数人的一次“集体失贞”，他们顺带地接受了寄生在“演戏论”这种谬论里面的一系列非常不合理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以后当他们在历史研究领域里要批评别人的某种思维方法或价值取向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回过头来仔细审视一下“演戏论”，就很可能会发觉，他们要批评的东西，其实早就已经在自己接受“演戏论”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过一次了。要是再批评下去，就只会有三条路可走：或是“心安理得”地搞双重标准；或是落入“玩火自焚”式的尴尬；或是把“演戏论”也作为批评对象来对待。有鉴于诸葛亮的巨大历史魅力，第三种选择无疑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 第四节寻根问底，深入探讨所谓的“孤证不取”的实质**************

“演戏论”的争议和“俘斩万计”的争议是形影不离的，把“演戏论”刻画清楚后，现在回过头探讨“俘斩万计”的问题。
对于《晋书-宣帝纪》的“俘斩万计”记载与《汉晋春秋》的“斩首三千”记载的矛盾，到现时为止有四种立场：
第一种：裴注《汉晋春秋》文段的立场（注意，不一定就等于原著的立场），只采用“斩首三千”。这种立场可以解释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里面的要求“坚守”部分，不能解释要求“追击”部分。
第二种：《晋书-宣帝纪》的立场，只采用“俘斩万计”。这种立场可以解释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的要求“追击”部分，不一定能解释要求“坚守”部分。
第三种：网络三国研究者“燕京晓林”先生的立场，两者皆取，认为是同一场战役里面的不同战斗，魏军先大败，然后再大胜，此后两军于卤城长期对峙，最后诸葛亮接受李平的建议退兵。笔者认为，这样的立场的优点，是可以和《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的“粮尽退军”一语吻合。其缺点，则是与《晋书-宣帝纪》里面对追击场面的描述难以统一（尽管“燕京晓林”先生对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种立场可以解释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里面的要求“坚守”部分，不能解释要求“追击”部分。
第四种：笔者长期坚持的立场，两者皆取，认为是同一场战役里面的不同战斗，魏军先因为内讧而仓促出击招致大败（司马懿对此不负决策失误责任），经过长期对峙，魏军在诸葛亮接受李平建议开始退兵之际，发动突然进攻，攻破蜀营防线，并在追击战中取得“俘斩万计”的战果（参考《魏略》，可知这种战果是司马懿不采纳张合的建议才取得的），最后追击因为张合中箭而停止。这种立场，既可以解释魏明帝的“坚守追击”诏书里面的要求“坚守”部分，又可以解释要求“追击”部分，唯一不完美的，就是和《三国志-诸葛亮传》里面的“粮尽退军”一语不吻合。

对于《晋书-宣帝纪》的“俘斩万计”记载，史学界长期以来有种对待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孤证不取”，认为“俘斩万计”在《三国志》里面没有记载（有一定研究功底者则会指出：是魏国官修史书王沈《魏书》没有记载），而陈寿（或王沈）为避讳不写蜀军胜利可以理解，不写魏军胜利就怎么都讲不过去。所以，《晋书-宣帝纪》的“俘斩万计”记载，其实就是采用了没有证据支持的异闻，属于“孤证”。而裴注《汉晋春秋》的“斩首三千”记载，则可以在“《三国志-王平传》里面找到“魏大将军司马宣王攻亮，张郃攻平，平坚守不动，郃不能克”一句作为参照，所以“斩首三千”不是孤证。
对于这种“孤证不取”的价值观，笔者以往的应对立场是：《三国志》里面的魏明帝诏书、《三国志-辛毗传》记载都可作为“俘斩万计”的佐证，“孤证”其实并不“孤”，而且，无论这种价值取向优劣如何，如果得出来的筛选结果，是和《三国志》里面的魏明帝诏书、《辛毗传》记载相矛盾的话，则肯定要回过头去反思其筛选推理有否缺陷----------------而这是包括神话拥护者在内希望维持现状不变的人们不愿意去做的，在他们看来，只需要一条煞有介事的“孤证不取”的指责，就足以判定《晋书-宣帝纪》是秽史，里面其他的不利于诸葛亮军事神话的史料都要受到株连，不足采信。

到现在，笔者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发现这种所谓“孤证不取”的指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第一、取证判断有误
说“俘斩万计”记载是“孤证”，反映出对《晋书》的史料来源的无视。《晋书》的史料来源，包括王沈《魏书》、十八家旧晋史，另外还包括陈寿《三国志》在内。到今天王沈《魏书》和十八家旧晋史十八家旧晋史已经全部佚失，而陈寿《三国志》里面没有记载的“俘斩万计”的来源无疑就只能是王沈《魏书》与十八家旧晋史里面的一家或数家。证据有来源，只不过来源史书已经佚失而已，“孤证不取”所指责的“孤”，其实就包含着“证据佚失=没有证据”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在法律上能否行得通笔者不清楚，但是在历史研究史料取证方法的领域，这样的逻辑无疑是讲不通的。

第二、对王沈《魏书》和陈寿《三国志》的角色判定有误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孤证不取”的指责，是把王沈《魏书》和陈寿《三国志》是“魏国官方对己方胜利的忠实记录”，并且把这两本史书相提并论，等同看待。
事实上，陈寿《三国志》的魏书部分并非是完全照搬王沈《魏书》的记载，在诸葛亮北伐战争内容上尤其是如此，在诸葛亮军事讨论领域，这两本书是不能画上等号的。把这两本书混为一谈，其实就是在认为“陈志无记载=王书无记载”，这个等式，反映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王沈《魏书》作为魏国官修史书，其魏军战胜蜀军的记载，陈寿没有理由不照搬。
问题是：这样的价值观忽视了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王沈的历史污点！
王沈是出卖曹髦的可耻告密者，他卖主求荣投靠司马昭，很早就已经是声名狼藉，经他最后修定的魏国官修史书《魏书》为司马家篡夺政权避讳是尽人皆知的。
《晋书-王沈传》载：
“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笔者按：“正元”是高贵乡公曹髦时的年号，从公元254-255年，只有两年，然后就改元“甘露”。甘露四年阴历五月己丑日，曹髦被弑。）
这条记载，表明《晋书》的编撰者们已经认识到“《三国志》魏书部分=王沈《魏书》”之类的等式是不能成立，因为这两者之间在是否避时讳这一点上存在有着相当强的对立性，陈寿对该书的史料的态度是很谨慎的。
套用神话拥护者们的“良史判断”的思维，王沈因为其巨大的历史污点，加上他为司马家避讳现象严重，所以王沈《魏书》的秽史嫌疑比任何其他史书都要大，如果王沈《魏书》记载了司马懿取得“俘斩万计”胜利，而蜀国方面则流传着诸葛亮取得“斩首三千”胜利的说法，并且张合在追击战中中箭阵亡是天下皆知的，那么，王沈《魏书》的这种记载，就无疑是秽史中的秽史，是所有的希望采信良史的人要唾弃的第一号对象。而陈寿作为崇敬诸葛亮并对诸葛亮治军水平评价不低的蜀人，不采纳这种记载也是情理中的事。
反过来，假设王沈《魏书》真的没有收录“俘斩万计”，那么是否“孤证不取”就能顺利过关呢？也不见得！因为追击战无论战果如何，毕竟是损失了国家名将张合，而追击命令是由司马懿下达的，认为该书不收录或语焉不详是出于为司马懿避讳，同样也是讲得通的。
综上所述，“俘斩万计”如果曾经被王沈《魏书》记载，那么它一出世就已经是背负着百口莫辩的秽史嫌疑了。现时“孤证不取”的指责者们所作出的“王沈《魏书》有记载则一定会被尊重被照搬”的判断不能成立，从而“陈志无记载=王书无记载”这样的等式也不能成立。如果“俘斩万计”没有被王沈《魏书》记载，则照样不能因此就断定其他旧晋史所收录的“俘斩万计”就是无根妄语--------------两条路都走不通，这是王沈的历史污点所导致的，“孤证不取”的指责者们所依赖的“魏国官方对己方胜利的忠实记录”已经被这个人的历史污点搞得一塌糊涂了。
所谓的“秽史”收录的司马懿胜利，除了有很大可能性是出于粉饰当权者之外，也不能排除诸葛亮的确是被司马懿打败的可能性，联系诸葛亮屡伐屡败的史实，这一种可能性也不小，所以不可忽视。笔者认为，《晋书-宣帝纪》就是联系了大量不利于诸葛亮军事神话的史料后，才选择了后一种可能性，没有因为“为尊者讳”的可能性就把司马懿的胜利一概看作是凭空捏造。

第三、对裴松之这个人的学术人格认识有误
不少人认为，经过裴松之注解，裴注《三国志》之外已经是没有会引发大争议的史料了，因为裴松之的注解字数几乎是陈志的三倍，保存了大量的史料，并且裴松之在他自己的《上三国志注表》中写道：“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表面上看起来，是已经把应搜集的都搜集了，就算是明显错误的，也光明正大地把错误记载摆出来加以批评。所以有较大争议的内容，如果《三国志》里面没有，而且裴注里面也找不到，那么就可以断定是没有记载了。
然而，事实上仍然存在不少裴松之认为是错误但是根本没有摆出来的东西！
例如本文重点分析的《晋阳秋》描述的真实君臣冲突以及对司马懿的赞美评语，裴松之就根本没有堂堂正正地摆出来加以批评。
又例如，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魏书二十二-卢毓传》以及《三国志-魏书二十七-胡质传》的时候，都引用了旧晋书之一的虞预《晋书》的内容，但是，如果认为他引用过该书内容就表明该书其他部分再没有和他立场严重对立的内容，这样想就完全错了。
宋朝官修的《太平御览-皇王部十二-卷九十五-西晋皇帝》里面，大段抄录包括“俘斩万计”在内的《晋书-宣帝纪》的内容，并引用了虞预《晋书》对司马懿的评语，里面有“谋而鲜过，举必独克”八个字。该书用史家评语的形式来赞扬司马懿战无不胜，比起《汉晋春秋》里面转述孙权“司马懿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也”的称赞以及《三国志-明帝纪》里面转述魏明帝的“司马懿临危制变，擒渊可计日待也”的称赞来说，无疑要更能表达出史家个人的褒贬立场，可以推断，虞预《晋书》里面就有着“俘斩万计”的记载，但是，这些内容裴松之半点都没有提到过，更不要说是迎接这些内容的挑战。
虞预《晋书》并没有良史的荣誉，虞预这个人的人品也有着不光彩的一面，但是人品不好的虞预，和人品正直的孙盛，还有私修《魏略》的鱼豢，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司马懿并不惧怕进攻诸葛亮，《汉晋春秋》原著也未必就会赞同认为诸葛亮军事才能远远超过司马懿的“演戏论”，在这种被敌对史料包围的情况下，裴松之仍然硬要推销“演戏论”，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只取孤证，不及其余”，后世专以“孤证不取”指责《晋书-宣帝纪》，何其谬哉？

第四、对《晋书》的学术品位和后世对“俘斩万计”接受程度认识有误
包括神话拥护者在内的希望维持现状的人们，喜欢片面强调《晋书》广采异闻的缺点，却对裴松之广采异闻的行为避而不谈。在他们眼中，《晋书》就是由一群文学才能远远超过其史学才能的文人雅士搞出来的大杂烩，这帮人辨别史料真伪的能力相当低下，所以他们会收录“俘斩万计”等荒谬的史料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唐朝在官修《晋书》之前，就已经通过官修形式开始五部史书的编修。他们分别是：由姚察、姚思廉父子先后担任主修、魏征担任监修的《梁书》和《陈书》，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崔仁师修撰的《周书》，以魏征为主修的《隋书》，由李百药修撰的《北齐书》。在贞观三年后，这些史书的编修都以房玄龄、魏征为监修。《晋书》则是由唐太宗发起编修，由房玄龄等三人任监修，令狐德棻等四人任主编，整个写作班子有二十一人之多，编写虽然有分工，分工抄写人员里面虽然有文人雅士，但是最后还由主编审定加以监控。整本书篇幅庞大而体例完备，内容充实而文字简练。从上述资料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修《晋书》之前，房玄龄和令狐德棻就已经有过编修史书的丰富经验，唐太宗也已经有了主持大规模修史的经验积累。
在唐朝官修《晋书》之前，史学界已经有着数量很多的史书问世，例如单单是晋朝历史就已经有十八家之多，关于史书编修的一些学术经验已经是发展得相当的成熟，名著《文心雕龙》里面的“史传篇”就介绍了许多史学界的修史情况和经验，非常有参考价值。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载：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可以说，“孤证不取”的指责者们所要提倡的取舍观，随意贬低《晋书》的人所要提倡的价值观，这里面都已经讲得很透彻了。
而在唐朝之前的北齐，就已经有魏收因为采用极其不公正不严肃的态度来修《魏书》从而导致该书蒙上“秽史”的骂名。可以说，到魏收为止，“良史”和“秽史”的对立概念，已经是完全确立，深入人心。
所以，现今的不少人那种认为《晋书》的编写班子的史料取舍水平居然会低到连“孤证不取”和“为尊者讳”也不知道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幼稚的。神话拥护者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和那位曾经错用马谡的诸葛亮一起“英明”地看破司马懿的鬼把戏，所以，长期享受良好自我感觉的他们敢于把自己凌驾在任何不利于神话宣传的史料之上，在这些人里面，用一两句话简单否定《晋书-宣帝纪》甚至整本《晋书》的人可谓比比皆是。
《晋书》的“成于众手”经常被人当作《晋书》的缺点来谈，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非但不是缺点，相反应该是它相对于和私修史书比较而言的最大优点。
《文心雕龙》里面的“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看起来非常合理，其实不然。因为每个史家都会有个人的局限性，所以每个史家的“文疑”的标准就会有差异，从而导致取舍的标准也产生差异。史料取舍里面大的错误方法可以避免，但是个人局限性对史料取舍的影响是无法完全消除的。成于众手的群修史书，则可以取得一种不同的个人立场之间的制衡效果，这种效果反映到史料层面上就是兼容并包，可以降低个人局限性的影响。兼容并包的努力在自我意识强烈的史家眼中，则多半就只能落得个“广采异闻”的印象。
现时的人谈到“俘斩万计”，总喜欢说后世史家一致不采用这则史料，并举《资治通鉴》为证。可是，正如上面第三点讲到的，宋朝官修的《太平御览》里面就收录了“俘斩万计”。唐修《晋书》之后的后世大型史书，专门写到诸葛亮北伐战争的就只有《资治通鉴》一部，所以如果用是否撰写了大型史书为标准来界定一个人是否史家，那么这个所谓后世赞同“斩首三千”的史家其实只是司马光一家，就像现代的皮包公司，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只有光棍司令一个成员。如果把界定标准放宽，那么《太平御览》的编撰者就是没有采用这种史料的史家。《太平御览》除了抄录《晋书-宣帝纪》，也在第二百九十一卷里面抄录了那段记载“斩首三千”的《汉晋春秋》，部分地做到了唐修《晋书》时应该做却没有做到的事。《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都是写给皇帝看的，“俘斩万计”和“斩首三千”的表面上的对立，不单摆到了唐朝皇帝面前，还摆到了宋朝皇帝面前。那些所谓后世史家只采用“斩首三千”史料的说法，在这里可以说是被彻底地证伪。

第五、对《晋书-宣帝纪》的史料取舍态度理解有误
《晋书-宣帝纪》写到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战争内容所受到的质疑，主要有以下五种：
甲、收录秽史，一味美化司马懿；
乙、上邽割麦战战果和《汉晋春秋》的记载相反；而且不写该场战斗中诸葛亮击败上邽守军之战。
丙、收录被称作所谓“孤证”的“俘斩万计”；
丁、写司马懿在攻坚-追击战中大破诸葛亮，却偏偏不写张合在追击中被射死，这是极其卑鄙的笔法；
戊、阳遂之战司马懿的言辞表达和《三国志-郭淮传》里面的记载有雷同，明显是盗用郭淮的功劳转到司马懿名下。
甲种质疑，不攻自破。只要看看该纪收录“死诸葛走生仲达”事以及“狼顾相”的记载，即可明了。
乙种质疑，该纪的割麦战纪载，和《汉晋春秋》的记载是无法得到弥合的，笔者曾经努力去弥合，但是最终失败了，只能二者取其一。前者有《三国志-明帝纪》裴注引王沈《魏书》“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宣王与亮相持，赖得此麦以为军粮”一句支持。后者在诸葛亮上邽退军后撤去对祁山之围困，任由司马懿推进战线和祁山守军会师这一点上，和前文所述奔赴上邽“逆宣王”的目的矛盾，讲不通（详细可参看笔者《〈汉晋春秋〉诸葛亮记载的三处硬伤》一文，该文因为是早期作品，个别细小问题须要修改和补充，但是作为主题内容的“三硬伤”质疑，直到今天笔者仍然认为是很有挑战性的）。
丙种质疑，本小节论之甚详。
丁种质疑，这看似卑鄙，其实完全是误会，这只是史家编写纪传体史书的一种常见问题而已。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载：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其实想象一下就知道这种质疑是根本不成立的！唐修《晋书》时，《三国志》行世多年矣！张合之死，可谓是众所周知，想掩饰也掩饰不住！就算掩饰了，对编写者也没有任何的物质利益可言，其他的为司马懿避讳的质疑仿此。
另外，《晋书-天文志》的星象纪录里，就有张合阵亡的内容，说《晋书》故意掩盖张合阵亡，是没有根据的。
戊种质疑，细读《三国志-郭淮传》，即可知郭淮的意见表达，和司马懿的意见表达完全可以连接起来，是将领提出见解，主帅加以接纳和补充，不需要启用二者取其一的方法。这种将领和统帅的商议，有《郭淮传》中“宣王善之”一句为证。只讲司马懿运筹而不讲郭淮，除了旧晋书对司马懿的突出吹捧的因素外，也有上文《文心雕龙》提到的纪传体“数人分功”的问题存在。
笔者认为，该纪在关于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战争的内容中，只在不采用诸葛亮击败上邽守军之战和不采用“斩首三千”方面有偏颇。该纪是众多魏国观点史料的集成版，真正反映了裴松之要刻意抹杀的历史的另一面。该纪描写最后一次北伐的内容，资料丰富，对不同立场的史料兼容并包，加以弥合。该纪彻底唾弃了裴松之曾大力推销的“演戏论”，采纳了众多能清楚表明司马懿并不惧怕和诸葛亮野战的史料，并在采纳的同时，也把“演戏论”的史料依据（即诸葛亮的那段心理分析）以“敌军统帅对形势的判断”的形式加以收录，这是该纪最为可贵的地方！
该纪收录“死诸葛走生仲达”史料，和众多司马懿不惧怕诸葛亮的记载相参照也是能自圆其说的。“死诸葛走生仲达”在裴松之剪裁出来的史料体系里面，是司马懿的彻底出丑。但是在一系列反神话的史料参照下，因为司马懿惧怕野战这一点不成立，则 “以穷寇不之逼”一句，可以理解为司马懿希望再取得一次“俘斩万计”的追击战果，但是快要追上的时候发觉蜀军的阵形没有混乱，甚至有整备反攻的迹象，己方在当时地形、阵形等条件下并无胜算。所以不攻而退还。到后来发觉诸葛亮真的是死了，蜀军其实已经群龙无首，所以决再去追。该纪在司马懿说“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这句话之前加了一个 “笑”字，实现了不同观点视角史料的弥合。这个“笑”字，反映了编写者们有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对那些知情权甚少的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一笑置之，即可解嘲，并不能作为判断战况的唯一证据。这种价值观同样是对裴松之精心构建的“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诸葛走生仲达”体系的一种唾弃。
那种认为《晋书-宣帝纪》是盲目照搬了大量旧晋书的美化司马懿文段的指责，其实是忽视了唐太宗的存在。唐太宗是支持“演戏论”的，到后来还称赞诸葛亮“才兼将相”。在这位神话拥护者的监督下，《晋书-宣帝纪》里面的“俘斩万计”等不利于神话的史料，不通过严格审核是难以生存的。唐太宗写的该纪的评语，涉及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部分只抓住“演戏论”做文章，没有能对“俘斩万计”作任何批评。这种评语和正文的差异，笔者认为这是唐太宗在看到众多的不利于神话的史料后，对自己立场的一种修改和妥协，他保留了自己立场的底线，但是也尊重史臣们的不同意见。

综上所述，可知用所谓“孤证不取”来指责“俘斩万计”记载是不能成立的。这种指责主要错在通过《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的比较来确定是否用了“孤证”。
这样的错误源于“《三国志》魏书部分=王沈《魏书》”这样的错觉，只有在众多相关史书佚失之后，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唐修《晋书》之际，众多史书还没有佚失，这个时候，众多不利于诸葛亮军事神话的史料，在编写班子的视野里其实并不是《文心雕龙》的“旧史所无，我书则传”，而是“旧史本有，裴注不传”，是裴松之这个人在众多的“宣王欲进攻”史料包围中孤军奋战，一意孤行地推销“演戏论”，并且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歪曲《汉晋春秋》原著里面的司马懿形象，这个人通过野蛮的简单否定，过滤掉绝大部分不利于神话的史料，精心地构建了“畏蜀如虎-演戏论-死诸葛走生仲达”这样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的体系。
--------------------也就是说，所谓的“孤证不取”，其实是神话拥护者们的“反证不取”的众多表现之一，不取不利证据，则自己观点肯定能成立！！当反证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孤证”的时候，则“反证不取”就表现为“孤证不取”，要是看起来不像，照样还是不取，只不过是换了个幌子，总之神话是不能接受任何的修改和妥协的，任何细小的修改和妥协，都有可能给外强中干的神话带来灭顶之灾。裴松之不取反证，并通过野蛮的简单否定和不联系、不宣传三种方法，对反证加以打击和孤立，在众多史书佚失之后，《晋书-宣帝纪》受到所谓的“孤证不取”的指责就是裴松之这种努力的收获。而在这些史书佚失之前，还是有不少人不卖他的账。例如注解《世说新语》的人就采用了被裴松之舍弃的《晋阳秋》史料，而唐修之《晋书-宣帝纪》则是对裴松之的那种一意孤行的偏袒的一次大纠正。

剖析“演戏论”的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诸葛亮军事才能的问题。

陈寿的那段评语，因为适中，所以招致“两头不讨好”的结果。神话拥护者们当然接受不了这样低的“将略”评分，在陈寿还在世的时侯就已经是怨言四起。而持魏国史料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样的评语已经是抬举偏袒了诸葛亮。

笔者认为：较为公正的做法，就是在陈寿的评语基础上，维持治军才能（包括领导才能和理论水平）评分不变或适度提高，大幅降低“将略”评分。大幅调高军事发明才能评分。因为“将略”是军事才能的核心才能，所以总体上是在陈寿评语的基础上加以一定程度的降低。这样的调整，和诸葛亮北伐多次失败的史实是相一致的。
维持治军才能不变的根据，除了已有的理论，还需要加上那段没有被裴松之引用的孙盛《晋阳秋》史料对诸葛亮治军才能的赞美内容，虽然对于这类赞美司马懿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将略”评分变动的根据就是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晋书-宣帝纪》系列史料，另外还要加上那段《晋阳秋》史料的评语。
军事发明才能的大幅调高的根据，是基于该方面诸葛亮的杰出表现。诸葛亮的连弩射杀了魏国名将，并在武功水之战中挽救了受优势敌人急攻的一部分蜀军。经诸葛亮改良的八阵，系统地提高了蜀军的阵形素养，后来还受到晋朝统治者的重视，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克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运粮的困难，甚至被当作一招战略上的“奇兵”来使用（可参看笔者《木牛流马---------“天下奇才”所惊叹的》一文）。不过，不能因为诸葛亮的八阵声誉好就认为蜀军野战必胜。八阵有优点不假，但是对战斗胜负而言，阵形并非唯一决定因素。魏军在和经过八阵训练的蜀军的一系列野战中有败有胜。蜀军八阵的优越性直到诸葛瞻绵竹之战仍然存在，不过邓艾所率领的疲惫之师最后还是打败了诸葛瞻。“演戏论”是鼓吹诸葛亮野战占压倒优势、司马懿害怕得要演戏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谬论，在研究诸葛亮军事发明才能的领域，采信“演戏论”对任何希望尽量做到客观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

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巨大历史魅力和悲剧色彩的伟人，只有既充分地认识到他正面的成功，也充分地认识到他负面的失败，你才能真正称得上是读懂了诸葛亮这本大书。而要做到后者，你就必须要读懂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司马懿，抛开丑化，认真地、好奇地去读懂他。

诗曰：
几经孔削与秦焚，史传昭昭恐未真。
人似雁身空过影，事随玉屑渐成尘。
搜来梅格山中谱，写作幽花雪里春。
饱看掌心刘项战，风波静处且垂纶。

[ 本帖最后由风使于 2008-6-30 19:4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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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05:5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附件：

现把 “演戏论”争论要用到的有直接关联的史料或资料简要开列评述如下：
1-------------《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根据辛毗持节，在“贼不复出”的前景下，根据“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兵家常理，判断司马懿“本无战情”，“千里请战”是演戏闹剧。这段心理分析，是“演戏论”的灵魂。
2------------《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司马懿判断诸葛亮的健康不能持久。
3------------《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书》、《晋阳秋》以及刘琨“亮军败欧血”一句，记载诸葛亮呕血、流星落蜀营，在这则注解里面，裴松之亮出自己的底牌：“夫以孔明之略，岂为仲达欧血乎”，并据此把呕血的记载都斥之为“虚记”。
4------------《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记载脍炙人口的“死诸葛走生仲达”。
5------------《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司马懿称赞诸葛亮为“天下奇才”。
6------------《三国志-明帝纪》，记载魏明帝对司马懿所下之‘坚守追击’诏书。并简要描述两军对峙阶段的情况。
7------------《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送巾帼希望激怒司马懿，明文写出“宣王将出战”，没有演戏的意思。同时重复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健康状况的内容。
8-------------《三国志-辛毗传》，用“青龙二年”、“先是”、“是岁”三个连环紧扣的时间状语，写出鲜为后世所注意的一个事件：司马懿在诸葛亮发动最后一次北伐之前的几年和平时间内，就已经多次申请要先发制人地“与诸葛亮战”，这意味着伐蜀，这个期间司马懿对伐蜀的态度，可以参考魏明帝在诸葛亮刚刚进驻汉中就想发兵进攻的记载和司马懿协助曹真伐蜀的记载。另外如果采取较为中和的理解路子，同时考虑后来司马懿反对曹爽伐蜀的意见，则可以理解成为司马懿在这段时间内多次和魏明帝讨论如何应对诸葛亮下一次入侵的战术，在讨论中司马懿提出不能继续执行朝廷廷议一贯所提议的只守不战的策略（这种策略有《三国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里“初，亮出，议者以为亮军无辎重，粮必不继，不击自破，无为劳兵”一句为证，本文正文所引用的那段《晋阳秋》史料里面提到的魏国廷议意见与这种策略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是多出了几句赞美敌帅诸葛亮的文字。）。后世之人绝大多数都被流行的“演戏论”先入为主，未能看出这三个时间状语里面的玄机。这个记载，也和其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方面的评价遥相呼应。
9-------------《三国志-辛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简要描写辛毗监督司马懿的情况，明文写出“宣王数数欲进攻”。没有演戏的意思。
10------------《三国志-郭淮传》，记载北原之战和阳遂之战，北原之战的记载明确写出郭淮在“堑垒未成”的情况下，“逆击”蜀军，这是所有鼓吹诸葛亮野战占压倒优势的人都没有勇气去面对的史料。
11--------《水经注-渭水》注引《诸葛亮表》，另外有《太平御览卷七十三》，记载武功水之战。司马懿看到蜀军某部被洪水隔断和主力的联系，果断发动万骑出击。诸葛亮用弓箭延缓魏军急攻，并及时搭起桥梁恢复联系才避免该部被歼灭。武功水和北原，都是魏蜀两军的局部战斗，都是司马懿根据前线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对魏明帝禁止出战命令的阳奉阴违，是魏明帝和司马懿战前就存在的君臣分歧的延续。这种阳奉阴讳和上面第8点提到的“司马懿战前请战”相呼应。这两次战斗也可以和《汉晋春秋》里面姜维“贼不复出矣”一句相呼应。只不过后世之人的注意力往往都只集中在这句话之后的心理分析内容。
12------------《晋书-宣帝纪》，因为是后世官修的集大成者，记载非常丰富，有大量不利于诸葛亮军事神话的史料。对“演戏论”讨论而言，最重要的有司马懿写给其弟司马孚的信，信中把诸葛亮的军事谋略水平贬损得一钱不值，并表明自己“破之必矣”的坚定信心。神话拥护者们全部都没有勇气面对这封信，有部分人把这封信看作是“家书”，认为这是在对家人的吹嘘。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反映其持有者对司马孚所担任的度支尚书官职的无知。《晋书-宣帝纪》同时收录了诸葛亮判定司马懿演戏的心理分析，以及“死诸葛走生仲达”和“天下奇才”之赞叹，但是始终在军事方面把司马懿写成一个英明果断、足智多谋的形象，没有神话拥护者们希望看到的狼狈不堪的面目，在军事决策上也写出了魏军决策者们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面貌。《晋书-宣帝纪》篇尾有唐太宗写的评语，明确支持“演戏论”，与正文格格不入，并且，这段评语因为其褒贬明确，被神话拥护者们引用的频率远远超过正文。在他们眼中，这段评语才是合乎他们胃口的、真正的“宣帝纪”。笔者认为，《晋书-宣帝纪》在对诸葛亮战胜上邽守军的史料以及“斩首三千”的史料兼容方面做得不够，有失偏颇，但是在对五丈原两军对峙的史料兼容方面，真正做到了“兼听则明”，堪称史家典范。
13--------------《晋书列传第七-宗室-司马孚传》，有珍贵而被容易忽视的史料，这种忽视是造成诸葛亮军事神话大行其道的重要条件。该传在描述魏国对蜀兵力布置这个问题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该传和裴注里面引用的王沈《魏书》、《资别传》，都是诸葛亮研究北伐战场上魏军军队人数的重要参考资料。在这些史料的参照下，再参照《三国志-明帝纪》里面写到讨伐公孙渊时“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一句，可以看到五丈原对峙里魏军人数未必就多于蜀军。这种推断，对那些一开口就是魏国国力是蜀国多少倍所以诸葛亮面临多大困难之类的分析是有着很大威胁性的。该传中司马孚担任度支尚书这一重职的记载被忽视，是一些人把司马懿那封信看作“家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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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13:5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已经全文拜读，真乃精辟大作！
不过这篇如果在某论坛，必定遭到大部分神化拥护者的大量板砖！不过在这里环境好多了，不用担心。
关于斩俘万计发生的时间，以后咱们再详细讨论。基本思路还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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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15:51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全文读完
说一说“裴松之的注解字数几乎是陈志的三倍”的问题。
据现有文献记载，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南宋学者晁功武的《郡斋读书志》：“宋文帝嫌其略，命裴松之补注，博彩群说，分入书中，其书多过本书数倍。”以后《文献通考》采用这一说法，遂渐为史学界承认。李龙官校勘《三国志》时又提出“裴注三倍于正文”的段论。时至今日不少介绍《三国志》的书籍都采用注文多余本文说。

实际上经过全面细致的统计裴注要比本文少四万多字。
王廷洽是较早进行统计工作的学者，他根据中华书局的《三国志》分别对本文和注文进行计算，最后得出本文和注文的字数总字数：《三国志》全书366657字，裴注32799字。《魏书》205559字裴注215214字《蜀书》58164字裴注40502字《吴书》102964字裴注65083字。
1990年，崔曙庭也公布了他对《三国志》本文和裴注的统计数字。崔曙庭所用的版本是清同治年间《聚珍版》大字本。统计结果为：《三国志》全书367327字，裴注320805字。《魏书》205259字裴注214978字《蜀书》58452字裴注40473字《吴书》103616字裴注65354字。

就《三国志》而言《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均是注文多余本文，做为目录学家在介绍众多著作时不可能对每一部书都认真详细阅读，往往读完前几卷便匆匆下定结论。即使是治魏晋史的人往往会被开卷后的大连注文所迷惑先入为主产生错觉。
人们迷信权威，愿意承袭前说，不肯对长期已经形成结论的东西去提出疑问，因为这是最省力的方法。如果有怀疑就要去思索，去推敲，想办法查找，有时还得用最笨拙最辛苦的方法。如前面提到的王、崔二位先生。

老陆辛苦！以上两段算是对兄的一种回应，支持“演戏论”的人大多也犯了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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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20:14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陆逊少年时于2005-01-04, 5:58:16发表
后果四、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是采信“演戏论”所导致的后果里面最为严重的一种。
裴松之在《三国志-魏延传》里注引一段为魏延鸣冤的《魏略》时，对这段鸣冤文字下了这样一个评语：“臣松之以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
问题就出来了！
--------------------诸葛亮那段判断司马懿心理的文字，岂非正是“敌国”的统帅对魏军辛毗营门持节一事的一种“传闻之言”？孙盛《晋阳秋》的那段描写货真价实的君臣冲突的记载，岂非就相当于是晋朝高祖宣皇帝的“本纪”里面的内容（《晋阳秋》是编年体史书）？
-------------------裴松之这个“不得与本传争审”的价值分析听起来是何其的公允，可以说，这是一种只要立场没有严重偏颇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有的价值观，那么，他有没有自始至终地坚持这种价值取向不动摇呢？
-------------------答案已经非常清楚了！

此处似乎是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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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4 20:28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晋阳秋》曰：‘诸葛亮寇于郿，据渭水南原，诏使高祖拒之。亮善抚御，又戎政严明，且侨军远征，粮运艰涩，利在野战。朝廷每闻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而拥大军御侮于外，不宜远露怯弱之形以亏大势，故秣马坐甲，每见吞并之威。亮虽挑战，或遗高祖巾帼。巾帼，妇女之饰，欲以激怒，冀获曹咎之利，朝廷虑高祖不胜忿傎（一本作愤），而卫尉辛毗骨鲠之臣，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亮果复挑战，高祖乃奋怒，将出应之，毗仗节中门而立，高祖乃止，将士闻见者益加勇锐。识者以人臣虽拥众千万而屈于王人，大略深长皆如此之类也。’”

这段不就是在说司马懿在演戏虚张声势么. 老陆却把演戏跟虚张声势分割开, 再将虚张声势归入"胸有成竹"里去. 结果谁也清楚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孙盛作的<晋阳秋>就已经指出司马懿的出战是"虚张声势"在演戏了. 其后演了一次司马懿还要继续演下去, 数次止步营前, 就实在是深明得胜之道在于相持而不在于出战.

诸葛亮的判断之言更加符合晋阳秋的记载. 诸葛亮多次挑战, 司马懿都不回应. 晋阳秋言"朝廷每闻其出，欲以不战屈之，高祖亦以为然。", 因此"彼无战心". 判断完全正确嘛. 依晋阳秋所言, 司马懿难道是有战心?

PS: 对此等文章, 先去附加之赞美晋书之言论, 再除去以晋书为基底, 就能够比较得出来文章原本含有多强烈的引导性. 引导性太强烈的文章, 研究得再深, 也只是失之偏颇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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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5 12:4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对于司马千里请战，个人认为摆姿态的成分较多，所以说其“演戏”倒无不可，诸葛亮的判断，大半是对的，但有个关键问题他错了，而这个关键问题却决定了司马懿千里请战的性质。

按《汉晋春秋》记：亮自至，数挑战。宣王亦表固请战。使卫尉辛毗持节以制之。姜维谓亮曰：“辛佐治仗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於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诸葛亮的这段话，说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还是对的，但后面的“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的判断则是错误的，当然，也不排除是自解之词。

但后世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多习惯于将这段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要对就是全对，因此也就出现了只要是承认司马懿是在做戏，就等于承认了司马懿对诸葛亮无计可施，从而推导出司马懿惧怕诸葛亮，这种逻辑是恐怕不成立。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司马懿千里请战确实是在做戏，但诸葛亮说司马懿这样做是对自己没有办法却无道理，相反，当时的情况说明面对敌人无计可施的不是司马，而是诸葛，本无战情却“千里请战”正显司马为帅之智，以不战而指其畏战实在于理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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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5 13:32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难得老万会说这么一番话啊.

嘿嘿, 倒是推推看有计可施看看?

既然能因为诸葛亮只能向司马懿挑战推导出诸葛亮对防守的司马懿无计可施, 自然可以推导出司马懿只能千里请战却打死不战表明司马懿对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否则不需要演戏. (老陆如果硬要支持司马懿那一句话表示司马懿有取胜之道, 那么诸葛亮的数番挑战也表明了诸葛亮有取胜之道,只是司马懿躲在龟壳里而已.)

谁堕谁画中? 就看两个扯皮条的大打口水仗吧.

本无战情却“千里请战”正显司马为帅之智这句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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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5 14:0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本来某甲和某乙约好拿刀开劈，可甲躲混凝土工事里面就是不出来。一边电话回家请示妈妈要不要出去玩命（这不废话嘛），一边写信给兄弟说：不是俺怕他，是妈妈不让俺出去（汗~），俺要出去，早把某乙砍成一条一条的了，哼哼！

后世有好事者据此考证得出结论，某甲武功高于某乙多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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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发表于 2005-1-5 19:42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斜出正入于2005-01-05, 14:09:46发表
本来某甲和某乙约好拿刀开劈，可甲躲混凝土工事里面就是不出来。一边电话回家请示妈妈要不要出去玩命（这不废话嘛），一边写信给兄弟说：不是俺怕他，是妈妈不让俺出去（汗~），俺要出去，早把某乙砍成一条一条的了，哼哼！

后世有好事者据此考证得出结论，某甲武功高于某乙多多矣~

寒一个~
战争关系到国家存亡，可不是今天打输了去医院休养一阵子又能找别人干架。
而且某甲从来没和某乙约好，明明是某乙自己打上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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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表于 2005-1-5 20:0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这种事情,也可以说,某甲找某乙拼命,某乙站院子里不开门,掂量自己砍死某甲会给自己造成多少损失,如果他认为伤了自己一个小指头,不值得,不去.又怕兄弟认为自己胆小，就打个电话给老大,让他帮找借口,问问该不该去啊,告诉兄弟老大说了,这小杂碎而已不用去,让某甲吵累了就回去了.
另外一方面某甲一时头脑发热冲来拼命，这下有时间冷静,就自我解嘲说,如果砍得赢又何必打电话给老大,(分明怕我)

这事,从书上的文本来看，换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解释,自然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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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发表于 2005-1-9 19:5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其实司马懿到底是否真的害怕诸葛亮，我们看一个基本事实就清楚了：
——晋书宣帝纪：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
背水为阵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吧？如果司马害怕诸葛，完全可以赞同部将建议，在渭河北岸布营，这样既安全又不违背明帝旨意。
可是司马却坚持背水为垒，摆明了根本不怕诸葛来进攻。同时威胁着逐个东进的侧背，迫使诸葛只能西进没有什么威胁的五丈原！这等胆略还不明白？
其他什么北原出击、万骑出击等楼主已经说到，这里就不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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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表于 2005-1-9 21:1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燕京晓林于2005-01-09, 19:54:09发表
其实司马懿到底是否真的害怕诸葛亮，我们看一个基本事实就清楚了：
——晋书宣帝纪：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
背水为阵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吧？如果司马害怕诸葛，完全可以赞同部将建议，在渭河北岸布营，这样既安全又不违背明帝旨意。
可是司马却坚持背水为垒，摆明了根本不怕诸葛来进攻。同时威胁着逐个东进的侧背，迫使诸葛只能西进没有什么威胁的五丈原！这等胆略还不明白？
其他什么北原出击、万骑出击等楼主已经说到，这里就不细说了。

这里背水为垒和韩信之流的背水列阵是两个概念，这一点不能弄错。前者是修筑防御工事驻守，后者是主力会战。

古代战争以白刃战为主，一个拥有完备防御阵地的兵团，只要兵力足够保障侧后，基本上战与不战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进攻方才会出现很多千奇百怪的挑战方式，千方百计要引防御方出来交战。这些都是军事技术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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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发表于 2005-1-9 23:2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斜出正入于2005-01-09, 21:19:18发表

古代战争以白刃战为主，一个拥有完备防御阵地的兵团，只要兵力足够保障侧后。

关键就是这个保障侧后了。

诸葛直接从五丈原北渡会如何？

整个西面到长安都被割断。

首当其冲就是上圭，那里还有司马在3年时间里刚迁去的5000农户呢。

诸葛费那么多劲挑战也该是计中计，属于烟幕为主；但司马真能出来的话，孔明也有信心跟他打。

诸葛就会跟人送女装这么一招？可笑啊。哪有那么简单。

诸葛只要北渡，势必立刻导致决战。

司马本该主力屯住北原，就是郭淮当初挖堑壕未完工仓促间还击退蜀军来犯的阵地。把郭淮放渭南坚壁不出才对。

难道诸葛大半年时间一直无力北渡么？不要说是顾虑司马来断后路不敢北渡啊。孔明在五丈原难道没有坚壁么？渡河成功后以渭河的水文情况，浮桥跨两岸不难吧？司马要应付只有就地也北渡，再沿渭北岸来战；直接从渭南岸来击不可取。诸葛连弩野战不一定好用，守寨可是强项。我在文物馆看到的蜀汉普通弩弩机也比东汉的大许多，射程有优势。历史上实际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人对蜀攻坚成功的案例。

司马从渭南过来，先要吃攻坚亏，然后诸葛正好回头决战。

司马就地也北渡，再沿渭北岸来战；慢了吧？不如直接屯北原吧？

如果诸葛能北渡为什么不渡？秋收时控制五丈原北岸才是正着和必然导致决战的关键时机。刚好诸葛死了，此事未遂。于是就闹出这些司马怯战与不怯的争论。

不要说我YY，北渡是个明摆着的威胁呀。司马一开始跑去渭南，就是明确的消极避战，牺牲了上圭和整个西面。司马自己说渭南是粮仓要害，一定要保。没说其他地方怎么保。其他地方是郭淮在闹着要守。

郭淮传：是时司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暂垒末成，蜀兵大至，淮逆大至，淮逆击[走]之。后数日，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淮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地图是跑去襄阳网随便拿的，不知道可靠否？他未标明原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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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发表于 2005-1-9 23:50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明帝纪：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

不考虑其他争议史料的话，明帝纪的说法是坚壁拒守是明帝订下的总方针，挫其锋、虏略无所获二项是坚壁成功与否的关键。二件都是人家郭淮积极倡议和实施的。我的意见是本该由司马在渭北击退诸葛的来犯。渭南坚壁是轻松活，不是围棋的急所。

这个是看地图得出的兵力部署方面的看法和分析；在这个帖子里提起这个，目的是想说司马的部署总体就是倾向于消极的；相比之下，请战持节演戏真还是假，只是一个小插曲，不那么重要。

不过，根据明帝的指示来看，司马千里请战反而是合理的，将在外君命不受之说，不适用于此处。通常皇帝不会给大元帅下这种命令，那时侯将在外君命不受是合理的，正常的用兵失败或损失偏大，一般也不会斩为将者的脑袋；但是这一次不同啊，这牵涉违背方针的责任问题，兵凶战危，难求万全，到时候损兵加违命，罪名就重了。

司马请求修改既定方针是合理的。但是其动因应当是有较大机会出击获胜、或者是秋收季节将近，不出击不足以保证收成；绝不至于是简单的被激怒。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这个怎么看怎么都不象记载司马懿的历史，倒象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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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表于 2005-1-10 10:18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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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斜出正入于2005-01-09, 13:19:18发表
这里背水为垒和韩信之流的背水列阵是两个概念，这一点不能弄错。前者是修筑防御工事驻守，后者是主力会战。

古代战争以白刃战为主，一个拥有完备防御阵地的兵团，只要兵力足够保障侧后，基本上战与不战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所以进攻方才会出现很多千奇百怪的挑战方式，千方百计要引防御方出来交战。这些都是军事技术决定的。

我可没有说这个背水与韩信的相同，有误解吧？

我只是想说明司马的决心。如果害怕诸葛，完全可以在渭河北岸布防，不仅可以利用河流阻挡敌人，自己逃跑也方便。
可是司马偏要选择渡河背水布防。请教：在平坦的河岸边可有险要地形可供利用？一旦被对方攻破，背后是河水，如何撤退逃命？
由于明帝已经规定了大政方针，也就是东线主力出击，西线防御，因此司马在必然采取防御态势的前提下，主动采用更加积极、富有攻击性的防御部署来对抗诸葛。

第四次北伐时，诸葛还知道利用祁山附近南北二山修建防御工事抵抗司马的进攻呢！如果司马害怕诸葛，就不会这样部署。这可不是部下或者什么人逼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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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发表于 2005-1-10 10:41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廖化兄：

有几个军事问题一起探讨。
1、首先不是所有的渭河地带都适合大军渡河作战。因此，郭淮强调抢先控制北原即可阻止蜀军北渡是有其道理的，这里一定是北渡的关键所在。后来蜀军大至来争夺，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由于北原要点被魏军控制，蜀军已经不能北渡。否则郭淮的建议失去意义。
2、这里是关中，与西面的陇右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地区，中间隔着险峻的陇山山脉。其中，除了渭河峡谷小道和陇坻要道（就是马谡没守住的那条）外，再没有其他可供大军行军的道路。因此兵发关中的诸葛亮，是不可能再翻越陇山去进攻陇右的。
3、诸葛亮对魏军威胁最大的进攻方向，司马已经分析的很清楚，就是沿渭河与秦岭之间的谷地、坡地向东——武功方向进攻，这样司马就要出来作战了。
但是诸葛这样进攻，首先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侧敌进军。因为司马在渭河南岸布营，正好威胁到诸葛东进的侧翼。
诸葛考虑再三也没有敢于向东进攻，而是转向西面的五丈原。
从这里，我们才能看出司马冒险背水布阵的高明之处：如果司马为保险，躲在渭河北岸防御，诸葛则可以从容地东进武功，乃至长安，那里可是魏军的后勤基地。
4、诸葛在五丈原屯田，纯粹是假象。那五丈原方圆不过几十里，四周还有敌人虎视眈眈，即使收获到一些粮食，哪里够10万大军的使用？其目的还是一个：诱使司马出战而已。
5、这个地图确实有错误：当时的武功、长安，都在渭河以南，而不在以北。如果看这个地图就不能理解司马背水的意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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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发表于 2005-1-10 10:46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廖化将军于2005-01-09, 15:50:42发表
明帝纪：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马宣王率诸军拒之。诏宣王：“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

不考虑其他争议史料的话，明帝纪的说法是坚壁拒守是明帝订下的总方针，挫其锋、虏略无所获二项是坚壁成功与否的关键。二件都是人家郭淮积极倡议和实施的。我的意见是本该由司马在渭北击退诸葛的来犯。渭南坚壁是轻松活，不是围棋的急所。

这个是看地图得出的兵力部署方面的看法和分析；在这个帖子里提起这个，目的是想说司马的部署总体就是倾向于消极的；相比之下，请战持节演戏真还是假，只是一个小插曲，不那么重要。

不过，根据明帝的指示来看，司马千里请战反而是合理的，将在外君命不受之说，不适用于此处。通常皇帝不会给大元帅下这种命令，那时侯将在外君命不受是合理的，正常的用兵失败或损失偏大，一般也不会斩为将者的脑袋；但是这一次不同啊，这牵涉违背方针的责任问题，兵凶战危，难求万全，到时候损兵加违命，罪名就重了。

司马请求修改既定方针是合理的。但是其动因应当是有较大机会出击获胜、或者是秋收季节将近，不出击不足以保证收成；绝不至于是简单的被激怒。春秋曰：“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宣王将出战，辛毗杖节奉诏，勒宣王及军吏已下，乃止。”这个怎么看怎么都不象记载司马懿的历史，倒象小说。

廖化兄：
关于司马请战的观点完全赞同！

不过还有不赞同的：
渭北坚守其实比渭南轻松，因为蜀军要渡河进攻，等于多一道障碍；而司马坚守渭南的背水布署并不消极，而是在防御中透着杀机，威胁着诸葛东进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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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发表于 2005-1-10 12:56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就诸葛挑战而司马不应一事，向来被看作司马畏战，问题是此判断的前提——战则诸葛必胜，司马必败——是否成立呢？两人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并不多，互有胜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诸葛亮敢于挑战司马懿是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

诸葛亮激司马懿出战，是因为司马懿坚壁不战，如此诸葛亮无任何突破的机会，若司马出战，则尚可一搏，总比没有任何机会好，此谓之“先战而后求胜”，并不能证明其胜券在握。

诸葛亮粮运悬远，利在急攻，但面对不动如山的司马懿却一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故以巾帼来刺激敌人，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将其赞为高招似有不妥。

司马千里请战，不过是分谤息事。“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坚壁不出是当时魏军的大方针，但战场上瞬息万变，自然不能对既定的东西机械地执行，司马懿一次出战，并不意味着魏军在大方向上转守为攻，在何时出战，何时不出，作为前线统帅且早已假黄钺的司马懿自然有权便宜从事，绝无千里请战之理。

兵法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司马渭南坚壁不战，正合此道。从局部看，似乎蜀军迫魏军高挂免战，在战场上占了上风，实际从大局而言，其所制定的战役目的无法达成，最终仍难逃铩羽而归，师劳无获的失败命运。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司马懿真的有水平，不怕诸葛亮，出来打打何妨？这种思路就像认为比尔·盖茨就该花200、300美元去买仅值100美元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富有一样，实在是有些咄咄可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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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表于 2005-1-10 13:3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出战并不代表我怕了你，况且怕不怕和能不能战而胜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既然他们没能打起来，那么也就没证据来判断谁的军事才能高。

有些朋友认为诸葛亮是个全才，其中部分甚至认为他是“神”，这确实不太可取。但有些朋友搅尽脑汁要把诸葛亮从“神坛”上搞下来，这种做法就很高明吗？即便你怎么给司马正名，怎么“美化”他，也没有用了。诸葛亮某种意义上不再是个历史人物，他已经上升到了精神偶像的地位。我们一看到诸葛亮三个字，心情就很愉悦，如果哪个朋友说自己是“小诸葛”，大概做梦也会笑醒；要是人喊你司马懿，试试？

所以，想让诸葛亮的对手翻身，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情，即便是周瑜，大概也只有在MM心里占点便宜罢了。

我们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来揣度诸葛和司马当时的心态----而且是无事实依据的揣度。你说司马是真怕也好演戏也罢，出战合理也好拒战稳妥也罢。关键是，诸葛亮挂了而司马懿笑到了最后。历史不都是胜利者编写的么？

然而，作为失败者的诸葛亮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比司马懿高了不知道多少。难道仅仅是因为演义？我觉得抱有这种想法并因此将喜欢诸葛亮者都视为“文盲”的人，需要好好反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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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发表于 2005-1-10 14:00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司马懿真的有水平，不怕诸葛亮，出来打打何妨？这种思路就像认为比尔·盖茨就该花200、300美元去买仅值100美元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富有一样，实在是有些咄咄可怪。

--------难道有一位乞丐说自己是富翁，乞丐就成富翁了？第四次北伐司马懿怎么就不充富翁了呢？
战略上的主动权不是在司马懿手上，而是在魏国手上。分清这一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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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发表于 2005-1-10 14:07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万壑松风于2005-01-10, 12:56:14发表
就诸葛挑战而司马不应一事，向来被看作司马畏战，问题是此判断的前提——战则诸葛必胜，司马必败——是否成立呢？两人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并不多，互有胜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诸葛亮敢于挑战司马懿是早已成竹在胸，稳操胜券。

诸葛亮激司马懿出战，是因为司马懿坚壁不战，如此诸葛亮无任何突破的机会，若司马出战，则尚可一搏，总比没有任何机会好，此谓之“先战而后求胜”，并不能证明其胜券在握。

诸葛亮粮运悬远，利在急攻，但面对不动如山的司马懿却一直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对策，故以巾帼来刺激敌人，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将其赞为高招似有不妥。

司马千里请战，不过是分谤息事。“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坚壁不出是当时魏军的大方针，但战场上瞬息万变，自然不能对既定的东西机械地执行，司马懿一次出战，并不意味着魏军在大方向上转守为攻，在何时出战，何时不出，作为前线统帅且早已假黄钺的司马懿自然有权便宜从事，绝无千里请战之理。

兵法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善之善者”，司马渭南坚壁不战，正合此道。从局部看，似乎蜀军迫魏军高挂免战，在战场上占了上风，实际从大局而言，其所制定的战役目的无法达成，最终仍难逃铩羽而归，师劳无获的失败命运。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司马懿真的有水平，不怕诸葛亮，出来打打何妨？这种思路就像认为比尔·盖茨就该花200、300美元去买仅值100美元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富有一样，实在是有些咄咄可怪。

古代战争就是这个样子的。碰到廉颇深沟高垒，以秦军精锐，还是得用到反间计才行。当然，廉颇也是名将，布置上没有太多空当可钻也是原因，碰上军盲，深沟高垒都不会也是有的。司马不战，起码证明他认为战没有便宜。如果说这一切不能证明诸葛比司马厉害，那么要拿这些来证明司马比诸葛厉害就更加是胡说八道了。

最后诸葛的“铩羽而归”不是战场失利，而是染病而亡。如果这就证明司马更厉害的话，那么被武田打得屁滚尿流的德川也应该比武田厉害，因为武田病死了，还不是得乖乖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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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表于 2005-1-10 14:1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燕京晓林于2005-01-10, 10:18:53发表
我可没有说这个背水与韩信的相同，有误解吧？

古代打仗，扎营都讲依山傍水，靠着水深沟高垒算什么勇气？背水列阵才真的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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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发表于 2005-1-10 15:29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不说史实的问题,毕竟材料局限很难说有最终定论
就说作者在辩论上耍了一个很粗略的花招:虚构一个所谓"大多数持诸葛亮军事神话论的人",这样一个虽然一定程度存在但没有真正实体的批判对象.可以说喜欢诸葛亮的人绝大多数不在作者所说的这个群体之内,如果他稍有历史常识的话.
作者在批判时宣称的目标是前者,而实际牵扯到的是后者这个更广泛的群体.所以个人觉得不妥.其实破处诸葛亮的神话色彩并不难,难在要做到恰到好处,而不可矫枉过正.古史辨派的末流就是最好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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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表于 2005-1-10 20:21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superzz_0于2005-01-10, 15:35:57发表
诸葛亮水平确实有限，但是司马水平也就那么回事．两个半斤八两而已

这种评价对拥亮反懿派跟拥懿反亮派都是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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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发表于 2005-1-10 20:38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感觉superzz_0就是各打五十大阪，搞平衡的主
互有胜负而已，谁都没有占对方什么大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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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5-1-10 22:3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确实如此啊，两个文官出身的家伙，用兵都实属一般．闪光点当然也有，但是就事论事而言，两者的战果都不大．因为孔明没有得胜，说明其水平就那么点；而司马所谓防守成功是很正常的，在战略优势下要失败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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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发表于 2005-1-10 22:4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superzz_0于2005-01-10, 22:30:03发表
确实如此啊，两个文官出身的家伙

后面的不说你，单批你这句。

诸葛亮一开始担任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职务，这一职务既掌握兵权，又可以参与策划。

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文官”或“武官”去简单描述诸葛亮的地位（这一观点也可以推论后来也担任军师中郎将的庞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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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发表于 2005-1-10 23:2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superzz_0这句话中的文官换成文士就没有问题了，诸葛亮在隆中结交的均为儒生，司马氏兄弟也都是文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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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0 23:4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请教一下陆逊兄，为什么唐太宗也是拥亮派，以至于在《晋书》上昧着良心称赞诸葛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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