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说说王安石及其新党集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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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 21:5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说说王安石及其新党集团吧

论坛里似乎对宋史感兴趣的多。
聊聊王安石和其新党成员吧,大家都是个什么评价?比如变法的性质,新党的成分,王个人的诚或伪,新法的成果,对靖康的影响,吕惠卿章惇王韶的评价,司马光的旧党也可以聊聊,从韩琦到文彦博到范纯仁二苏,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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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 23: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嗯 历史课上基本学不到什么

比较感兴趣的是变法的性质、为啥会失败、如果成功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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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08:05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Q
我的看法(可能也是抄袭的别人的看法),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品都没问题,属于高风亮节的那种。变法派其他成员普遍人品不堪,保守派相反。变法的性质就是与民争利,换句话说叫充实国库。变法的具体策略制定的一塌糊涂。王安石守地方的时候能成功,是靠的他个人的无私品质,和没有绩效压力。变法要想成功,除非个个执行官员都具有圣人的品质,和愿意为了变法而丢官罢职的代价。
其实司马光这派本来也是支持变法的,他们反对的仅仅是王安石制定的那些根本不具备可执行性的政策。正可以用上“投鼠忌器”这成语。司马光们认为抓老鼠的前提不能砸了玉器,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王说我行,于是大家就请王来干。结果王是抓到老鼠了,却不但砸碎了玉器,连房子都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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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0:04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就是十一世纪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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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离线 阿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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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0:19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最近看仁英神时期的宋穿书比较多,受作者影响比较大

一、宋朝到了仁宗时期,由于祖宗家法的制约,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尝试,但是由于仁宗的不坚定导致新政失败,这时期的变法干将韩、富后来都成了保守派,畏惧抵抗变法

二、庆历新政中,欧大炮轰出《朋党论》,开党争之先河

三、无论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肯做事的人总会受到各方面攻击,而道德攻击是最常用的手段,所以常说新党都是小人,无非是积毁销骨,像苏洵就直接对王安石人身攻击,然而旧党中冯京外号“锦毛鼠”、文彦博构陷狄青,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旧党把清流和自己绑在同一战车上,借助了清流的名声,本来是清流颇有操守,偷换概念成了旧党都是君子。

四、旧党的军事战略极度保守,达不到神宗的野望,新党投神宗所好,积极进攻,收复河湟,一方面讨好了军方,同时也为失败埋下祸根——边臣“妄开边衅”(交趾),掏空国库

五、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王安石变法的矛盾也在这里,靠新晋士大夫去挖老牌士大夫的墙角,终究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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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未知-离线 马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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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3:31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变法的起因和目标是为了改善财政,由于前面几任的积累,宋朝的财政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延续旧的制度耗下去,情况只会恶化,直到支撑不下去的那一天,要想短时间内改善,需要采取一些激进的方式来改变。采取的这些方式并不是因为别人想不到,而是因为有负面效应,看值不值,什么时候做需看情况。

现代经济讲究张弛有度,当需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执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拉动增长,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时候,就需要执行稳健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赤字,抑制物价,这个时候经济增速就会变缓,这是一个矛盾体,需要不停地转换,不是说哪一种就是好的,哪一种就是不好的。

王安石的主要问题是一味强调速度,想短期之内解决问题,没有停下来消化矛盾,当然年轻的皇帝可能也等不起,没有这个耐心。

关于改革派腐败分子多,保守派腐败分子少,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到现在也适用。揪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实都很有能力,都干了不少政绩,很多廉洁的清官其实干不成什么事。激进的政策意味着风险,靠什么刺激官员,说一心为公,一心想着朝廷,那是鬼话,腐败分子能自己得到好处,有动力去做那些激进的事情,但大局有利时,上层会容忍一定的额腐败,大局不利时,就要秋后算帐了。保守派追求的则是少犯错误,自然不会去做那些激进的事情,维持现状最好了,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有什么突出政绩就很难。又能干,又敢干,又廉洁的人有没有?有,但很少。王安石自己是,但下面的人不是,他找不到和自己一样的人,只能优先考虑执行力,其次才考虑个人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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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3:43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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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五袋石果 于 2012-11-3 08:05 发表
我的看法(可能也是抄袭的别人的看法),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人品都没问题,属于高风亮节的那种。变法派其他成员普遍人品不堪,保守派相反。变法的性质就是与民争利,换句话说叫充实国库。变法的具体策略制定的一塌 ...

司马光支持过变法?
新党内部成员可以谈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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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4:0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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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阿巽 于 2012-11-3 10:19 发表
最近看仁英神时期的宋穿书比较多,受作者影响比较大

一、宋朝到了仁宗时期,由于祖宗家法的制约,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庆历新政就是一次尝试,但是由于仁宗的不坚定导致新政失败,这时期的变法干将韩、富后来都成了保守派,畏惧抵抗变法

二、庆历新政中,欧大炮轰出《朋党论》,开党争之先河

三、无论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肯做事的人总会受到各方面攻击,而道德攻击是最常用的手段,所以常说新党都是小人,无非是积毁销骨,像苏洵就直接对王安石人身攻击,然而旧党中冯京外号“锦毛鼠”、文彦博构陷狄青,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是旧党把清流和自己绑在同一战车上,借助了清流的名声,本来是清流颇有操守,偷换概念成了旧党都是君子。

四、旧党的军事战略极度保守,达不到神宗的野望,新党投神宗所好,积极进攻,收复河湟,一方面讨好了军方,同时也为失败埋下祸根——边臣“妄开边衅”(交趾),掏空国库

五、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答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王安石变法的矛盾也在这里,靠新晋士大夫去挖老牌士大夫的墙角,终究是一场空。

说的很好!
庆历不算什么变革,旧党也谈不上什么军事战略吧,只不过墨守成规,不轻构衅。。。。。
收复河湟的意义谈谈吧,正面的负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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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4:1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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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马岱 于 2012-11-3 13:31 发表
变法的起因和目标是为了改善财政,由于前面几任的积累,宋朝的财政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延续旧的制度耗下去,情况只会恶化,直到支撑不下去的那一天,要想短时间内改善,需要采取一些激进的方式来改变。采取的这些方式并不是因为别人想不到,而是因为有负面效应,看值不值,什么时候做需看情况。

现代经济讲究张弛有度,当需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执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投资拉动增长,这个时候可能会带来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当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时候,就需要执行稳健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减少赤字,抑制物价,这个时候经济增速就会变缓,这是一个矛盾体,需要不停地转换,不是说哪一种就是好的,哪一种就是不好的。

王安石的主要问题是一味强调速度,想短期之内解决问题,没有停下来消化矛盾,当然年轻的皇帝可能也等不起,没有这个耐心。

关于改革派腐败分子多,保守派腐败分子少,这其实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到现在也适用。揪出来的很多贪官,其实都很有能力,都干了不少政绩,很多廉洁的清官其实干不成什么事。激进的政策意味着风险,靠什么刺激官员,说一心为公,一心想着朝廷,那是鬼话,腐败分子能自己得到好处,有动力去做那些激进的事情,但大局有利时,上层会容忍一定的额腐败,大局不利时,就要秋后算帐了。保守派追求的则是少犯错误,自然不会去做那些激进的事情,维持现状最好了,这种情况下,指望他们有什么突出政绩就很难。又能干,又敢干,又廉洁的人有没有?有,但很少。王安石自己是,但下面的人不是,他找不到和自己一样的人,只能优先考虑执行力,其次才考虑个人品德。

变法的起因是因为财政窘迫,目标是改善财政还是富国强兵(重点强兵)?
变法派是没有回头路得,他们永远只嫌速度慢,不可能回头等对方反咬一口的。。。。。更加上没有效果,支持的皇权也会冷淡下来。。。
我觉得王优先考虑执行力,其次才考虑个人品德,是果而不是因,王没有自己势力的经营,只能用官职利禄去“钓”新法支持者,所以热衷名利,愿意做事的才能上位,而保守的患得患失的必须让路。。。。。
个人见解。
在变法中后宫政治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为什么会站在旧党一边,甚至反对亲生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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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8: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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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4:06 发表


说的很好!
庆历不算什么变革,旧党也谈不上什么军事战略吧,只不过墨守成规,不轻构衅。。。。。
收复河湟的意义谈谈吧,正面的负面的。。。。

司马光在麟州坑了庞籍一把之后,不愿再论兵事,反对任何扩张军队战争决策,基本上可以作为旧党军事上的指导方针,像富弼年轻时因出使契丹,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拒绝割地要求而名声大噪的强硬派,沦为旧党后,一再要求神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甚至至死还要上书神宗割地于西夏,已达到修兵息民。

神宗自己又是个外强中干的恐辽症患者,被辽使一讹诈,就割了“七百里地”给契丹(苏辙在元祐元年弹劾韩缜说:“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余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方外。敌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卒,无所复施。”),旧党把黑锅扣在当时主政的新党头上,小说中为新党洗白,把黑锅还给旧党大佬,说是他们威胁神宗,为辽国张目。但无论如何,神宗才是割地的最终拍板者。

王韶收复河湟,一步登天,官至枢密副使,位列宰执,激发了很多人的幸进之心,章惇收峒蛮,熊本平泸夷,这还算是平定内部隐患。挑衅交趾,引发大军出动,这就是完全不必要的了,短短几年间,内外多处用兵,虽然一方面反映了变法卓有成效,但是毕竟还是增加了老百姓负担,一定程度上造成民怨沸腾,给了政敌攻击借口。

收复河湟后,本来占据对夏战略主动的神宗一时脑热,竟然五路伐夏,妄图一举平夏,将大好局面完全丧失,这与变法关系不是很大了。

两宫太后反对变法,无非是家族利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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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19:3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0 阿巽 的帖子

司马光割让横山,富弼“二十年不言兵”,对西夏方针有必要这样吗?富弼至始至终感觉算是个厚道人,他为什么从强硬派转变为保守派呢?
割七百里我也认为神宗是主要责任人,但说到恐辽还是有些过了。小说?。。。什么东东。。。。
王韶的平戎,水平还是有的,讨论下河湟收复的意义,利弊得失?
两宫太后有什么家族利益?高一直号称从不为家族谋私利的。。。。。。。两个侄子也不怎么样的说。。。。
章惇吕惠卿是什么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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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21: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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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9:34 发表
司马光割让横山,富弼“二十年不言兵”,对西夏方针有必要这样吗?富弼至始至终感觉算是个厚道人,他为什么从强硬派转变为保守派呢?
割七百里我也认为神宗是主要责任人,但说到恐辽还是有些过了。小说?。。。 ...

旧党基本上是北人,新党基本上是南人

据说太祖有南人不得为相的祖训,党争还附带地域攻击

像章惇吕惠卿这些福建子,家族在沿海多山地区,对商业的认识比更北人深刻,这是有客观原因的

两宫太后的家族利益指的是宗室不是外戚,宋朝对宗室控制很严,宗室在政治上得不到发展,转而走官商勾结的道路,一心求财,王安石变法,触动的就是这些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宗室有便利条件,直接入宫向两宫哭诉,两宫耳边充斥的都是新法如何残民的说辞,自然就偏信了

司马光割横山是在他执政全面撤销新法之后的事,我说的是他早年间犯的军事错误,这老先生有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 本帖最后由 阿巽 于 2012-11-3 21: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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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21:25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张方平对奏神宗:“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这种睁着眼说瞎话,神宗居然也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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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21:4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河湟开边要结合地图来看






[ 本帖最后由 阿巽 于 2012-11-3 21:5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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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3 22:2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宋神宗时,王韶上“平戎三策”,说“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由王韶主持熙河开边,吐蕃腹地熙河、青唐落入北宋朝手中,羌人俞龙珂率部属十二万内附,为了表示忠心,俞主动提出,“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神宗依他的心愿,赐姓包,赐名顺。包顺遂引导王韶深入诸番部。

熙宁八年(1075年)宋廷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治所今甘肃西和)、永宁寨(今甘肃甘谷)等地设州、买马,进行民族贸易,此举受到了边境各族的热烈欢迎,史载“熙河人情甚喜”[1]。朝廷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通远军自置市易司以来,收本息钱五十七万余缗”[2],吐蕃政权逐渐瓦解。王安石下台后,熙河开边事停。


利:战略上断了西夏一臂,并反过来包抄西夏,取得稳定的军马来源,打通丝绸之路,取得新的财源

弊:政治上的党争,导致了自身外事政策的反复不定

得:王韶在洮河流域,收复熙、河、洮、岷、叠与宕州等地,建立熙河路并威胁西夏右厢地区。

失:未能持久开发河湟地区,导致对青唐的直接占领总是难以持久,最终不但没起到南北夹击西夏的战略意图,反而因为与青唐政权的两败俱伤,为西夏吞并河徨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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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00:41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啊赚也是共产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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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5 08:58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旧党开始主张实施的是庆历新政的东东,王安石的变法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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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5 10:01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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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司马光 于 2012-11-5 08:58 发表
旧党开始主张实施的是庆历新政的东东,王安石的变法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变法成功了,中国不就提前800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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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5 16:58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很多人评价王安石,会说他目的是好的,想法是好的,就是用错了人

那么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府有想法不好,目的不好的么?有不腐败的么?

政府干预经济必然导致腐败,干预的越深,腐败越严重

权力导致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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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5 18:06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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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6 11:48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说到王安石,论坛里最有发言权的临川介甫兄怎么没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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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22:08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回复 #21 东南海 的帖子

在写,但最近家里遇到一些变故,搁置了下来,等心情平复以后我会接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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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4 16:09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回复 #15 阿巽 的帖子

河湟开边我到认为所谓的“失”不能不能算到新党头上。
楼上说了不少,很多更是全面概述的东东。谈谈细节吧。
王安石到底是不计名利的君子还是虚伪的小人?
吕惠卿章惇王韶的评价?
司马光和范纯仁个人认为都算君子,操心也不错,旧党这样的人还有不少,为什么都反对新法和新党呢?
宋哲宗在新法的影响下作为和过失是什么样的呢?
扯点更远的,赵良嗣的计划应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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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6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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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4:14 发表
变法的起因是因为财政窘迫,目标是改善财政还是富国强兵(重点强兵)?
变法派是没有回头路得,他们永远只嫌速度慢,不可能回头等对方反咬一口的。。。。。更加上没有效果,支持的皇权也会冷淡下来。。。
我觉得王优先考虑执行力,其次才考虑个人品德,是果而不是因,王没有自己势力的经营,只能用官职利禄去“钓”新法支持者,所以热衷名利,愿意做事的才能上位,而保守的患得患失的必须让路。。。。。

荆公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富民、强兵,强兵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吞辽灭夏,恢复汉唐故境。
结果:富国做到了,强兵也有效果,但强兵的终极目标却因为神宗战略上的无能而无法实现,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六十万,虽也取得一些战绩:东北方向攻占了军事要镇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四寨,打通了北进横山的要道,在西北方向则控制了兰州,开拓了从腹背压迫西夏的范围,但为这些战果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不是荆公的责任,荆公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王韶攻伐河湟时,荆公身在开封,但他对王韶每次战役的部署却几乎都能很准确地加以料度——《续资治通鉴长编》于叙述这几次战役的结局后,均有“一如安石所料”语。可惜的是神宗伐西夏时,荆公已经罢相。)

而富民的效果却因为荆公与神宗思想境界的巨大差距而未能尽如人意,这是因为二人在诸多问题上意见存在龃龉:
1  改革应以正风俗人心、整顿吏治为先还是理财为先(变法酝酿之初,当神宗催问王安石关于制置三司条例司事如何时,王安石对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绪,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王安石原是认为,要进行改革,正风俗人心、整顿吏治、创立法度,才是“最方今之所急”。但是在实际着手时,成立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却纯粹成了解决财政的机关。熙宁四年二月,“上患陕西财用不足。安石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巨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从一开始主张的礼义教化,正风俗,立法度为先,变成理财为先,实际上正反映了王安石的理想和实行的矛盾。他没有张居正那么幸运——执政时皇帝年幼,因此便没有像张居正执政时那样广阔的舞台可以尽展所长,他只能被迫调整自己的想法以迁就神宗的要求。);
2  理财是为了既富国同时又抑兼并以惠贫民,损有余以补不足还是单纯为了解决国家财政收入危机(王安石说:“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理财首先在发展农业生产,抑兼并即所以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只有通过抑兼并以惠贫民,损有余以补不足,才能达到他“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的理想。然而,同是对于役法,神宗所关心的却是多征役钱,保护富户。神宗曾同舒亶论役法。“亶言役法不均,责在提举官。神宗曰:“提举官未可责也。近臣僚有自陕右来者,欲尽镯免中下之民。联谓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若中下尽乡、而取足上户,则不均甚矣!朝廷立法,但欲均耳。”都是讲一个“均”字,王安石和神宗解释与要求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在实行中王安石却不能不被迫改变自己的理想以适应神宗的要求王安石去职了。荆公卧归钟山后,变法在神宗主持下,形式上继续维持。但本质上却有霄壤之别。这个差异便在于元丰之政已随着王安石的去职而丧失了他制法的精髓。这个精髓便是他所抱的抑兼并,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的理想。而这一点正是王安石的理财与单纯图聚敛的征利手段的本质区别。割弃了它,便是把王安石的崇高理想降低到单纯为解决国家财政收入的“富国”措施。)。
富民也并非完全没有做到,农田水利法增加农田水利田1亿多亩,每年总计增产粮食一万六千五百至二万三千万石,《宋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兴修成功的水利田共10793处,受益的民田面积共361100多顷,各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显示出此法辉煌的经济效益!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

当然,要想真正客观全面地评骘新法,还是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赜,即把熙宁变法放到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来考察。免役、青苗、方田均税、科举、保甲、保马等法都为南宋、元、明、清所沿行,这是因为这些新法能适应整个后期封建社会的发展,为地主阶级统治制度所必需。它们是政治制度必须适应并服务于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一基本规律的必然,同时又是前此有关制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可能有人会说保甲法被封建反动政府所沿用,已经失去了荆公以民兵制改造募兵制从而加强国防力量的积极意义,怎么能因为被沿用而肯定它呢?其实,初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地主阶级仍然有它的发展余地,它比起门阀世族统治毕竟是一个进步,因此即便它是纯粹从加强封建地主统治着眼的,也仍然是历史的进步。
所以,若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说变法失败显然是一种机械、片面的观点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2-1 14:5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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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迅哥说“旧党的军事战略极度保守”,说的很对,朱熹曾说对熙河之役有极为精当的评语:“若非荆公力主于内,则群议动摇,决难成功”,并讥讽元祐诸臣“弃地与西夏……恨不得纳诸其怀;其意待西夏倔强时,只欲卑巽请和耳”。具体说来,保守派卑巽到何等地步呢?我试举几例:韩琦、富弼对王荆公将兵法整军经武(例如置37将拱卫京师,此举很明显是为抵御辽国,乃是必要的国防举措)、攻略河湟的作为大为惶惧,辽国两次出重划地界的无理要求,他们竟主张自行解除武装以释契丹之疑,孙子曰“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 治边若以怕事示弱求安,则为苟安;以图强求安,方是磐石之安。守旧派却不谋所以待敌,而唯侥幸于其不来,到了司马光、文彦博之流执政时,更主张把熙河路、及元丰四、五年攻占的所有军寨全部放弃(最后经变法派安焘、孙路竭力抗辩,熙河路才保全下来。)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6 22: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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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2:1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小陆伯言 于 2012-11-3 19:34 发表
割七百里我也认为神宗是主要责任人,但说到恐辽还是有些过了

神宗的的确确是恐辽,面临辽国要求重划代北三州地界的无理挑衅,荆公无数次苦口婆心地鼓励他不必恐惧辽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载

QUOTE:
王安石白上曰:「契丹无足忧者,萧禧来是何细事,而陛下连开天章、召执政,又括配车牛驴骡,广籴河北刍粮,扰扰之形见于江、淮之间,即河北、京东可知,契丹何缘不知?臣却恐契丹有以窥我,要求无已。」
上曰:「今中国未有以当契丹,须至如此。」
安石曰:「惟其未有以当契丹,故不宜如此。凡卑而骄之,能而示之不能者,将以致敌也。今未欲致敌,岂宜卑而骄之,示以不能?且契丹四分五裂之国,岂能大举以为我害?方未欲举动,故且当保和尔。」
上曰:「契丹岂可易也,以柴世宗之武,所胜者乃以彼睡王时故也。」
安石曰:「陛下非睡王,契丹主非柴世宗,则陛下何为忧之太过。忧之太过,则沮怯之形见于外,是沮中国而生外敌之气也。」安石又言:「萧禧不当满所欲,满所欲则归而受赏,是开契丹之臣以谋中国求赏,非中国之利也。」又言:「外敌强则事之,弱则兼之,敌则交之。宜交而事之则纳侮,纳侮而不能堪则争,争则启难,故曰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

荆公虽竭智尽虑,但都无济于事,神宗还是屈从了辽国的无理要求。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6 22:1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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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5:4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楼上的回复发言资料很翔实。赞一个。
23楼的回复能再评论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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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7:42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1-26 12:16 发表

荆公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富民、强兵,强兵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吞辽灭夏,恢复汉唐故境。
结果:富国做到了,强兵也有效果,但强兵的终极目标却因为神宗战略上的无能而无法实现,灵州之战与永乐之役中死伤民兵多达 ...

北宋就是因为富国强兵而亡

富国就是压榨人民,强兵就是穷兵黩武

燕云十六州的人民生活的好好的,你吃撑了去恢复汉唐故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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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6 18:3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弱势群体 于 2012-11-26 17:42 发表

北宋就是因为富国强兵而亡

富国就是压榨人民,强兵就是穷兵黩武

燕云十六州的人民生活的好好的,你吃撑了去恢复汉唐故地啊

恢复汉唐故地是口号,目的还是为了拓展战略空间,恢复长城防线

没有燕云十六州,北方防线无险可守,最终结果就是冗兵

三冗问题不解决,宋朝必定会被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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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8 14:2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阿巽 于 2012-11-26 18:32 发表

恢复汉唐故地是口号,目的还是为了拓展战略空间,恢复长城防线

没有燕云十六州,北方防线无险可守,最终结果就是冗兵

三冗问题不解决,宋朝必定会被拖垮

荆公高屋建瓴,又岂是那些公然宣扬失败主义(往严重了说就是公然散布汉奸言论)的软骨病腐儒,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之流所能比?这些人已经“进化”到完全站在辽国、西夏的立场来指责大宋——认为契丹来挑衅是因为朝廷整军经武,从事战备,应把边境守备自行解除,把内地的练兵教战统统废止。大宋为何如此不幸,被交给这些人折腾?!
我们只需看看这段文字便知司马光政治外交上的浅陋颟顸:

QUOTE:
《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載:“臣光曰:建信侯谓冒顿残贼,不可以仁义说,而欲与为婚姻,何前后之相违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建信侯之术,固已疏矣;况鲁元已为赵后,又可夺乎!”

“服则怀之以德”这句话非常空泛,第一,匈奴当时并未前来归服,何来“服则怀之以德”?第二,司马光明知“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奚有于妇翁”,汉朝还怎么对匈奴怀之以德?至于“叛则震之以威”那就更不切实际了,那时并未臣服于汉的匈奴何来“叛逆”?司马光用夷狄归服后的做法来评论高祖和亲的政策,不啻两句空话。事实上当时对付匈奴除和亲、开战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高祖、文、景、武所作的决定至少已经是当时最不差的选择了),司马光二者都反对,却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不是空谈吗?与从政相比,他还是乖乖做学术更为适合,说对了能给人一点借鉴,说错了人家当他放屁得了,也不致误国殄民。
一位网友这样评价司马光:

QUOTE:
或许司马光将匈奴看得就和老百姓一样,施以小惠就感恩戴德,施以厉色就两股战战。常见这种情况,面对某个问题,说应当如何如何,对方就会如何如何,一厢情愿的多,一旦对方不如何如何了,除了骂对方是蛮夷之外,也没有什么办法。从好了说,这叫君子斗不过小人;从坏了说,这叫只会耍嘴皮子不会做事。说的有些苛刻了。呵呵。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2-12-14 23: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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