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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书上并无蜀人为诸葛亮带孝的记载
上文把蜀人为诸葛亮带孝称作伪历史，因为其不仅在事实上伪，在历史上也伪，翻遍正史、杂史根本就没有蜀人为诸葛亮带孝的记载。《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只说百姓追思而已，何谓带孝？若蜀汉百姓举国为诸葛亮带孝三年，这在历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人来者，自然要大书特书。《三国志》裴注载袁子曰：“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这与诸葛亮传雷同。《襄阳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习凿齿对诸葛亮非常推崇，“搜求异同，罔有所遗。”（注5）但其书中也并无蜀人为诸葛亮带孝三年之说，只说百姓因时节祭祀而已。
宋代程大昌著《演繁露》一书，全书以格物致知为宗旨,记载了三代至宋朝的杂事。书中《古服不忌白》一文提了蜀人白帕缠头之事。全文如下：
《隋志》：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乌；太子在上省则帽以乌纱，在永福省则白纱。隋时以白幍通为庆吊之服，国子生服曰纱巾。晋人著《白接篱》，窦苹《酒谱》:白接篱，巾也。南齐桓崇祖守寿春，著白纱帽，肩舆上城，今人必以为怪。古未以白色为忌也。郭林宗遇雨垫巾，太子贤注云，周迁《舆服杂事》曰，巾以葛为之，形如幍幍（口洽反）。本居士野人所服，魏武造幍，其巾乃废。今国子学生服焉，以白纱为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乐府白纻歌》：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馀作巾。袍以先驱巾拂尘。吴兢《乐府要解》：按旧史，白纻，吴地所出，则诚今之白纻。列子所谓阿锡，而西子之舞所谓“白纻纷纷鹤翎乱”者是也。今世人丽妆，必不肯以白纻为衣，古今之变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纱帽，其下服如裙襦袜，皆以白；视朝听讼、燕见宾客，皆以进御，则犹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乌纱，则知古制虽存，未必肯用多以乌纱代之。则习见忌白久矣。世传《明皇幸蜀图》，山谷间老叟出望驾，有著白巾者，释者曰：服，诸葛武侯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很多挺亮派断章取义拿文中的最后一句做为蜀人为诸葛亮带孝的证据，可笑之至。此文中心分明是为了论述“古服不忌白”而列举了很多典故，最后否定了世传《明皇幸蜀图》中的老叟著白巾是为诸葛亮带孝。一个被作者否定的传说，居然被断章取义引为历史，可见某些挺亮派的自欺欺人到了何种地步。传说往往是以讹传讹，这个传说也不例外。世传《明皇幸蜀图》中所谓的老叟根本就没有著白巾，而是戴黑帽穿白衣，如下图。讹传了一个莫须有的老叟，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进去，经过一系列包装，一个动人的传说就这么被炮制出来。
明清小说中，也有类似传说的记述。明朝时，志异小说盛行，朱孟震著《浣水续谈》，记载了其在四川任按察使听说的种种奇异传闻。《浣水续谈》载：“蜀山谷民冠制巾，相传为诸葛服，所居深远者，后遂不除。今蜀人不问有服无服，皆戴孝帽，市井中人，十常八九，谓之天孝。余尝以重午登南城楼，观竞渡戏，两岸男女，匝水而居，望之入沙城焉。”《浣水续谈》在历史上评价很差，《四库总目提要》称：“其书杂撮而成，往往不著时代，亦不著出典。如并州士族好为可笑诗赋一条，盖《颜氏家训》之原文，而孟震笔之於已书，俨如新事。然则所谓誂撆邢、魏诸公者，不几为明代之邢、魏乎？惟松柏滩观音寺一条，考询遗老，绘画地图，核其坟塔名氏，师弟世系，知所谓雪菴和尚者在有无疑似之间，特为明确。”《中国文学史》称朱孟震“那种好奇的个性，颇有点和蒲松龄相似。......《汾上续谈》中《褫亭虎》一则，也颇有《聊斋志异》的风味。”当然《浣水续谈》乃志异小说加之朱孟震善剽窃，牵强附会可以在书中随心所欲的演绎。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山谷民衣冠百年不变，这本身没有疑问。山谷民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已不可考，可确定的是山谷民只是少数。四库但朱孟震为了增加小说的奇异性，强加入自己观点，从而扩大化的把蜀人丧事中的孝帽变成所谓的为诸葛亮带的天孝。前面已说过，孝帽的出现是明清时棉纺织业的兴起，从而导致丧服的变革。这并不只是四川在变革，而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丧事，大江南北都是孝帽素衣，难道明朝举国上下都为诸葛亮带天孝？《浣水续谈》又载：“......蛮酋自称太保,大抵与山僚相似。但有首领,其人椎髻,以白纸系之,尚为诸葛公服也。”这是典型的剽窃。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以道名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也摘录了《桂海虞衡志·志蛮》，如下：“而峨州以西，又有罗坐，夜回，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其人椎髻，以白纸系之。云：尚与诸葛武侯制服也。”这与《桂海虞衡志·志蛮》多了后句,但与朱孟震《汾上续谈》中的相似,然而《桂海虞衡志》乃南宋时著,明显朱孟震剽窃了《桂海虞衡志》，再冠冕堂皇的引为己作。此段，《文献通考》所录和《桂海虞衡志·志蛮》不同，暂以《文献通考》所录为准。《桂海虞衡志》为范成大于所到之处将方志未载之风物土宜等及边远地区的一些传闻加以合编而成。范成大从广右入川任官，峨州以西其并未经过，所谓生蛮为诸葛亮带孝必是传闻。峨州以西乃三国时蜀吴交界之处，在今广西和云南两省交界地域，汉朝时乃句町古国。此地诸葛亮南征时并未经过，加之荒远，当地的少数民族未染王化，即使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汉族还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何况在三国时期。《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或椎髻耕田，有邑聚，或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可见生蛮人椎髻的习俗自古有之，说生蛮为诸葛亮带孝，明显是把汉族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少数民族。今天西南少数民族中，缠白头帕的有羌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景颇族、布朗族、德昂族等等。羌族无论男女都喜缠头帕，传说是为了纪念黑虎将军。白色、黑色或黑白各半，长一丈二尺或二丈四尺，以白色头帕占多数。白族男子，有不少用白色或蓝头帕缠头。土家族男女都喜欢用白帕包头，据说是崇拜白虎的表现。哈尼族男子用黑帕或白帕包头。傣族男子用白色头帕或青色布帕缠头，帕长丈余。景颇族青年男子喜欢用白帕包头，白布一端绣有花纹，并垂下红须随风摇荡，别具风彩。而景颇族壮年老年人一般用黑帕包头。布朗族妇女用黑帕或白帕包头，帕长五尺到一丈。德昂族男子缠黑帕或白帕，帕子缠好后两边缀各色绒球。可见，用头帕缠头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尤其是在男子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仅西南少数民族，蒙古族、朝鲜族等也尚白，难道这都是为诸葛亮带孝？
清朝王士禛著《陇蜀馀闻》，记载了陇蜀碎事，“以其奉使时所记，多非亲见之事，且多非所经之地，故曰馀闻。”，（注6）《陇蜀馀闻》载：“汉中风俗尚白，男子妇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昔人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不除。汉中滕太守严其禁，十年来，渐以衰止。然西凤诸府，风俗皆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甚。凡元旦吉礼，必用素冠白衣相贺，则为武侯之说非也。”晚清遗老徐珂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撰《清稗类钞》一书，其中《陕西人之服饰》一则摘录了王士禛的《陇蜀馀闻》，不过摘录的变了味。其文如下：“国初，汉中风俗尚白，男女皆以白布裹头，或用黄绢，而加白帕其上，或谓为诸葛武侯带孝，后遂相沿成俗。汉中太守滕某严禁之，始渐少。西凤诸府亦然，而华州、渭南等处尤至。凡元旦吉礼，必用素冠白衣相贺也。”徐珂摘录的时候去掉了后面的“则为武侯之说非也”，给人一种事实确凿的假象。正如王士禛所质疑，汉中、华州、渭南、西凤诸府都白布裹头，却独把汉中说成为诸葛亮带孝，是因为诸葛亮在汉中呆了七年，从而百姓感其恩，哀悼武侯？值得注意的是汉中和关中百姓还把素冠白衣在元旦佳节还被当作礼物相送，而《陇蜀馀闻》中很重要的质疑却被徐珂在《宋稗类钞》不予摘录。把白色的丧服当白色的哈达送给亲友，这岂不是个笑话，难道川陕人还有对丧服的崇拜？如此奇怪的崇拜怎么没有学者去研究？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川陕人头缠白巾本是一种习俗，白帕根本就不是孝帕。汉中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时就是蜀地，和四川有着相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但在元朝灭南宋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时，却将汉中盆地划归陕西。这是由于秦岭山脉曾经是宋金和宋元对峙时四川的屏障，对此元朝统治者记忆犹新，使汉中盆地北属陕西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这道屏障。从而导致了今天汉中、安康一带的“火巴耳朵”们，烫着火锅，种着水稻，摆着龙门阵，出门却和吃着羊肉泡馍，放着羊，扎着白手巾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们叙着“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乡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以直到今天，汉中人对四川比对陕西更有认同感，因为他们历史上就同根共祖，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习俗，自然包括服饰方面，但这并不能偷换概念变成汉中人和四川人至今都在为诸葛亮带孝。研究四川和汉中的人口变迁史，便会发现这些传说的拙劣，只能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五，四川人的大换血
为了纪念一个人，为其带孝了一千七百多年，这绝对是个天方夜谭的传说。要成就这个传说，为其带孝的人肯定是世代都要怀念诸葛亮的大恩大德，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告诉子孙一定要前仆后继的把孝带下去，50代中代代如此。而且这一千多年中必须政局稳定，更不能有持续的战乱，而且所谓为诸葛亮带孝的四川土著必须繁衍到现在。但再看四川三国后的历史，朝代屡屡变更，大小战事频发。若认真追寻四川人的祖先，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四川人历史的血脉屡次被割断，今日“四川人”概念是至满清以后才形成的。众所周知，美国乃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印第安人才是美国的原住民，而今天印第安人因为白人的大屠杀只占了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若问中国哪个是最大的移民省份，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是四川，在三国后一千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四川人历经三次大换血，土著民占人口的比例比印第安人还少，而造成这个大换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争。
1，两晋时期蜀人的梦魇。
公元263年，蜀汉亡国时，人口为108.2万。司马氏为了防止蜀人反叛，不仅把蜀汉的皇室、王公贵族、文武官员迁出，甚至还把一些豪强地主、普通百姓也强行迁往异地。据统计，共计有三万余家，约十五万人左右。晋惠帝时，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极其凶残的内战，致使天下大乱。298年，由于大旱加之连年战争，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流民十余万人涌入汉中寄食，后又进入四川。301年，巴氐李特、李流率领流民起义，四川陷入战乱，流民刚剽，蜀人软弱，主不能制客，蜀纷纷逃往川南、云南、贵州以及湖北和湖南。《资治通鉴》晋纪八十五卷载：“蜀民皆保险结坞，或南入宁州，或东下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唯涪陵千余家，依青城山处士范长生。”303年12月，李特之子李雄率领流民攻陷成都，次年10月李雄称成都王，305年6月又称帝，国号大成。成汉政权的建立并未给四川带来安宁，成汉军，晋军，南夷及地方武装互相攻击，蜀地六郡已绝少能见到土著居民。几年中，仅逃往湖北湖南的四川人就有5万多家，20多万人。外地也不是乐土，南中连年灾疫，死了十万人，加之夷人叛乱，南中官吏百姓很多都流亡到广西、广东，很多蜀人客死他乡；逃往湖北、湖南的四川流民屡受当地人侵扰，311年1月，一向软弱的蜀人忍无可忍，在李骧的带领下聚众起义，但被官兵镇压，八千多起义者被沉入江中。起义失败后，湘州刺史欲尽诛流民，走投无路的蜀人共推杜弢为首领“四五万家一时俱反”，西晋又派十万军队镇压，在顽强坚持了5年之后，蜀人的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经历了李骧、杜弢两次起义之后，九成以上流亡荆湘的蜀人已在战乱、迁徙中客死他乡，再也未能回到故土。汉中也不安定，307年5月，秦州流民占据汉中成固，进犯抢掠汉中，成主李雄派兵支援流民，攻陷汉中，成固和南郑百姓全部被迁徙到四川。以后成汉多次进犯汉中，汉中百姓向东逃难到荆州、沔阳一带，汉中变的十室九空，313年流民涪陵人李运、巴西人王建等人从襄阳带领三千多户人家进入汉中地区，居住在成固，后又被晋军攻击。
西晋末的战乱让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华阳国志》载：“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府庭化为狐狸之窟,城郭蔚为熊罴之宿,宅游雉鹿,田栖虎豹,平原鲜麦黍之苗,千里蔑鸡狗之响,丘城芜邑,莫有名者。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战乱还未结束，僚人又大量涌入四川，人数惊人，有五十多万，远远多于四川的土著。《晋书》李寿志载：“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僚人好相杀害、性同禽兽、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是诸夷之中最难以道义招怀的一种。成汉灭亡时，蜀地的僚人到了无法制御的地步。梁武帝时，四川和汉中年年伐僚。仅巴州隆城镇，就有獠人二十万户。
两晋时期是蜀人的梦魇，先是流民涌入，后又僚人入蜀。蜀人纷纷外逃，却又遭遇饥疫和战事，大批蜀人客死他乡，羌人、氐人和僚人成了巴蜀的主人，而土著只占人口的四成左右。
2，南宋末年四川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朝移民。
两晋后，四川虽然又经历了多次战争，但规模不大、持续时间不长，加之唐宋时北民南迁，四川人口保持着持续增长。经过了数百年的恢复和发展，四川已恢复了西汉时的繁荣。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有“扬一益二”之称。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南宋初，四川四路人口达到了1,320万，是其古代人口的顶峰。然而辉煌之后却是无边的灾难，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8年）十二月，蒙古开始入侵四川地区，南宋四川政、军、民从此开始了对入侵者长达51年的抵抗战争。在漫长而英勇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军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城郭被焚毁或被遗弃而荒废，连年的战争和人民为避乱向省外的迁徙，致使人口剧减，田野荒芜，十室九空。《元史》汪惟正载：“蜀土数罹兵革，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藏匿。”《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九卷嘉熙元年(1237)三月诏载：“淮蜀重遭于侵扰，道路流离之重，惨不聊生；室庐焚毁之余，茫无所托。”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载：“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活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痍满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吴昌裔《内江县志》载：“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惟安岳复于顺帝至正元年。”战后的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90年），原四川四路的人口仅为82.5万，仅为战前的1/15 ，约占全国人口的0.014。南宋末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葬送了数百年才建立起来繁荣。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财赋收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天壤之别。
元代末年爆发了红巾大起义，湖广随州明玉珍率十多万红巾军攻入四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湖北战乱不休,大量湖广人,特别是麻城孝感人陆续迁川。”（注7）“粗略估计，明氏军人、家属以及他们招募的移民可能有40万，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四川原有的土著。”（注8）明代初年，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明政府下诏移民入川，其中以湖广人居多。明初时，四川人口为140万，明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人口增长到310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06，明末接近400万。
3，明末清初的大浩劫与湖广填四川
在明末清初，四川又遭受了一场大浩劫，这次浩劫几乎让四川土著绝迹。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四川通志》载：“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康熙《成都府志》载：“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使许多人病死。彭端淑《蜀碧》载：“其时，瘟疫流行，有大头瘟，头发肿赤，大几如斗；有马眼睛，双眸黄大，森然挺露；有马蹄瘟，自膝至胫，青肿如一，状似马蹄。三病，中者不救。”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富饶的天府之国居然虎豹横行，《蜀碧》载：“又遭乱既久,城中杂树蓊郁成林,人家遗犬,食贼所杀人肉,多锯牙若猛兽,群聚为寨,利刀不能攻,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颠,逾城楼而下,搜其人,必重伤,毙即弃去,不尽食也。白昼入城市,遗民数十家,日报为虎所害,有经数日而一县之人俱尽残者。”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仅余人口50万人。近80年的战乱及天灾，作为战争中心的川西平原变成荒无人烟。费密《荒书》记载成都城遭受劫难后的情形说：“成都空，残民无主，强者为盗，聚众掠男女屠为脯。继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为害，渡水登楼，州县皆虎，凡五六年乃定。”以至于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阆中。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开始向四川大规模的移民，即湖广填四川。乾隆《四川通志》载：“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康熙《成都府志》载：“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载：“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类似的记载在四川各县县志中都可见，如民国《大邑县志》载：“自明末叠遭兵燹，土著无几，率多秦楚豫章之人，或以屯耕而居，或因贸迁而占籍，五州杂处，好尚不同。”《新津县志》：“明末清初，四川迭经兵燹、灾害、瘟疫，人口大为减少，川西平原出现“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的景象。新津“土著仅余数姓，然皆逃外县，匿迹洪雅”。清王朝建立后，在“民无孑遗，荒榛满目”的情况下，实行移民垦荒政策，规定入籍减赋，以资鼓励。康熙三年(1664年)新津知县常九经在任时，“男妇出耕，送幼子于署，官为视养之，至夜引回”。历康熙、雍正两朝，到新津插业之移民，以湖广籍最多，广东籍的次之，”
今天的四川人，十有八九都是移民的后裔。而这些移民来自湖广、广东、江西、陕西等省，而这些地方在三国时并不属于蜀汉，别人又怎么会为诸葛亮带孝呢？值得注意的是，白帕缠头的四川人绝大多数是农村人，而且是最底层的穷人。而询问知道白帕缠头典故的农村老人，绝大多数都认为是湖广填四川中家家死人，户户带孝从而形成的习俗，当然这是因为四川人大多数都是湖广人后裔的缘故。城里人因为没有白帕缠头的习俗，很多都不知道这个习俗的来历甚至闻所未闻，即使知道的，也是从媒体杂志上看的。研究四川人白帕缠头的起源，就会发现这个习俗从古到今就是一种平民行为，而且起源并不是在三国时期，早在古蜀国时，蜀人就有这个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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