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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诸葛亮“智激”孙权可以说“激”得很巧妙，“激”是表面的，而和东吴谈判不处于下风这才是诸葛亮真正的用意，这也是一种必要的外交手段。这就好像蒋干前往说服周瑜时，周瑜就先发制人说：“子翼莫不是来当说客乎？”是一样的道理。
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孙权并不太愿意让刘备和他平起平坐，像刘备后来没有经过和孙权商量，乘着孙权和曹操在合肥、濡须等地打得火热的时候进入益州，就让孙权恨得咬牙切齿。刘备一旦夺了益州，占有了荆、益两地，那么实力就会大大加强，东吴和刘备谈判的筹码显然就会失色不少,更会失去在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孙权对刘备势力的控制力量也会下降，因此孙权就急着要回荆州，刘备不是傻子，不肯，因此双方的的矛盾就越积越深，这个无法调和的矛盾终于引来了后来吕蒙夺荆州一事，使东吴后来再一次与蜀国合作时重新回到了主导地位（吴蜀联盟的必要性孙权绝对不会看不出来，而实际上第二次吴蜀联盟的促成也有孙权的意思在内，而不是像演义中所说的那样，单单是蜀国一方面的意思）。这一来，不甘于屈居他人之下的刘备又不肯了，于是就打着所谓“为关羽报仇”的名义东征吴国，企图夺回荆州挽回这个不利的局面，只是最终失败了而已。
曹操有野心，但他不急着当皇帝，仍然打着汉室这块几近烂掉的招牌“挟天子以令诸候”，这是曹操聪明的地方；孙权有野心，但他也亮出这块腐朽的汉室招牌，声称“讨伐汉贼”，以此达成自己的“高祖（刘邦）霸业”，这是孙权聪明的地方；刘备也有野心,他缺乏创业基本,却凭空造出了个"皇叔"身份,使自己在政治上显得"名正言顺",多个块打天下的金牌,这是刘备聪明的地方;而诸葛亮在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东吴，以巧妙的外交方式获取最大程度的政治利益，以成刘备的大业，这又是诸葛亮的聪明之处了。政治的斗争与交流往往就是这么的不可思议.
吴蜀联盟也是外交策略的一大体现,吴蜀两国虽然出现过几次刀戈相向,但相同的政治利益,使得他们在几经曲折后依然能够同病相怜地站在一块,因此刘备去世前,以及诸葛亮上台后,首先办的事就是恢复两国的邦交,在诸葛亮和孙权彼此之间的相互努力下,恢复联盟关系一事终于得以实现.但是,夷陵之战后,吴蜀两国之间的联盟呈现了倒退状.这是因为夷陵之战给两国人民的精神创伤是极其严重的.政治让人的感觉往往是丑恶的,但其实它也具有充满人性的一面,因为政治也是人所操纵的.夷陵之战给两国人民的伤害,犹如两个曾经很要好的朋友之间闹得撕破了脸皮,之后的再度联盟只能算是双方出于风度向对方示意和好而已.两国虽然恢复了联盟,但因为曾经打过架,感情自然无法像过去那样好了.两国之间可以不再打不再闹不再拔刀相向,但过去那个在蜀国危难时吴国出手相助,蜀国牵制魏国给吴国减轻压力的局面是不可能再次重现了的.
另一方面,在三国鼎立后,蜀国平定了云中,吴国在与魏国联盟期间趁机发展了经济,两国的实力都有所增强,对彼此的依赖程度已经不如三国鼎立前,所以联盟所存在的意义也不如以前了.到了后来,两国竟是少有过联军伐魏的例子,大多是各自为战,吴国北伐时蜀国视而不见,蜀国北伐时吴国冷眼旁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
[南征云中]
提到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相信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浮现起所谓的“六出祁山”，我个人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持以中立看法，既不贬低也不抬举，在我眼里曹操才是三国第一军事家，而不是诸葛亮，然而我同时认为会治国的诸葛亮比“会打仗”的诸葛亮更为伟大。人们总是崇拜和歌颂“有效率杀害同胞”的人，而不怎么提到“有效率造福同胞”的人，这也许说明了人的本性还是有着好斗好竞争的一面。
关于诸葛亮的北伐,我过去写过一篇叫《北伐春秋》的文章，里边对其评价大概有失偏颇，我觉得是得再进一步思考的，不过我不想在本文纠正我的看法，关于北伐一事，就等以后再写一篇文章重新讨论一遍吧。我们这里也讨论军事，但不是诸葛亮的北伐，而是南征云中少数民族一事。
少数民族，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人的一个大大的问题，不少三国迷都忽视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三国实际上是只是魏晋南北朝的一个开头——一个重要的开头——它与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里，我建议每一个三国迷，都要去好好地读一下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历史，以增强自己对三国的认识。为了说明一下少数民族在三国时期的重要性，我先把他们在魏晋时期的发展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
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恩怨，可以追述到战国时期，赵国的李牧就曾经对匈族采取过镇压。但严格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问题只能追述到汉朝，因为汉朝以前并没有“汉人”的概念，尽管汉人是继承了战国七雄的文化的。
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恩怨，究竟谁是正义的？依我看，要是用良心来说的话，彼此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正义，双方不过是代表着不同的民族利益而已，只不过我们汉人是强者，是谱写历史的，所以免不了在史书上很傲慢地对少数民族进行贬低罢，其中“蛮”、“夷”、“寇”、“奴”这些带有污辱性的字眼却是频频出现在正史上。我这样说当然不是为少数民族鸣不平——虽然我不否认完全没有，但毕竟时代的理念不同，在“没有外国”的中国古代，这些“贼寇”们当然是会被视为当时"需要"打击和侵犯的对象。
这些少数民族中，以匈族最为具有代表性，自从汉武帝时期匈族在漠北惨败后，开始了长达百多年的“屈辱生活”，三国时期他们在曹魏集团内取得发展空间，到了晋朝“八王之乱”后，匈族等五个少数民族举行了起义，以抗晋朝政府的高压统治，五胡的起义来势汹汹，很快就把晋朝闹得天翻地覆，晋朝政府被迫迁移到了南方，这就是史上有名的“五胡之乱”。
晋府南迁后，北方闹得更加激烈了，此期间出现了石勒、幕容垂、冉闵（汉人）、苻坚等多位乱世雄杰，北方后来被拓跋氏（后改为元氏）政权北魏所统一，东晋王朝则被南宋所替代，此后，以汉人为代表的南方政权，与以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的北方政权之间开始了长达160年的激烈对抗，史称“南北朝”，这期间南方出现的国家分别是：南宋、南齐、南梁、南陈；北方则是北魏，后来魏国一分为二，成为：北周和北齐，这两个国家是一对老冤家，其中北周后来被隋朝所“篡”，晋代魏的闹剧重新上演了一次。关于这些故事，由于与本主题无关，就不多介绍了，大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翻阅一下两晋南北朝的历史。三国时期的令东吴头痛的越族，在整个南北朝时期，也是南方的一大主角。
好了，相信各位看官看到这里就已经不难明白少数民族的问题有多严峻了，接下来我们步入蜀国的话题。
就像吴魏两国分别受到越、羌两族的困扰一样，南蛮也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如何处理好南蛮的问题，是蜀国的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抢掠云中的资源,诸葛亮上台后，很快就对云中开展了军事行动。
云中地区主要居住着所谓的"南蛮",这不是一个好词语,充满着汉人对外来民族的傲慢与偏见,含有"落后,愚昧"的意思.在这里,我得提醒大家一下,没错,少数民族的确是比我们汉人落后的,当绝对不会像三国演义里边说的那般绘声绘色,直将孟获一行人形容为"人猿泰山",犹如原始人一样.实际上,当时落后的云中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能力,并非是"愚昧"得跟原始人毫无差别的,
诸葛亮征服南蛮时,并没有急于求成,他根据云中地型恶劣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策略与敌人周旋和消耗,最终成功地拿下了云中.
孟获是诸葛亮征服云中时的一个对手.关于孟获这个人,云中向蜀汉臣服后,他在蜀汉政权里担当文官的角色,他的形象和演义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至于"七擒孟获"一事,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只有松注中简单地提到"七擒七纵",具体是什么样的擒法纵法,并没有多介绍.演义中那个"七擒孟获"的生动情节,毫无疑问是罗老先生的丰富想象.
南征云中是一次蜀汉扩展和巩固政权的军事行动,对于这场战争,诸葛亮在演义中无疑是扮演着绝对正义的角色.不过现实中却是有着一个有趣的事儿,据说在孟获的故乡立着一块石碑,纪念着一个"抵抗外来侵略者的英雄",这倒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观点.那么,这块碑上所说的,是否可以作为这场战争性质的定论呢?我觉得是可以的.因此,诸葛亮南征云中一事的性质是"侵略",但请大家要以当时的观念去看待这个"侵略"行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英雄积极开拓疆土扫除障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诸葛亮南征云中,只不过把对手换成了少数民族而已,与曹操平定北方各路雄杰并没有什么区别.少数民族"站起来了",只是新中国后的事儿.
诸葛亮出色地镇压了云中地带的人们,此后云中暂时安静了下来,接受蜀汉政权的领导.但是,正如吴魏两国没能解决本国的"蛮夷问题"一样,诸葛亮也同样没有根本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他对云中镇压所取得的成效也只是暂时的,诸葛亮去世后,云中很快就再次起义.
魏蜀吴三国都受到少数民族问题的困扰，这些问题也成了各国利用的对象，如诸葛亮曾经趁孙权北伐时煽动吴境内的“山寇”起来给孙权添麻烦，而孙权也曾积极扶植与荆州集团有矛盾的益州集团人物，连合云中“南蛮”来对付蜀国。当然，诸葛亮和孙权都只是为了自己政权的利益，他们的作法也无所谓对与错，还是丘吉尔那句话：“国与国之间，不会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少数民族的问题是极其复杂和难以解决的,三国都未能将其解决好,这也有着必然性,而这个问题也是使中国难以统一的因素之一,汉人与他们的矛盾是掩盖不了的,强行镇压只能是暂时叫他们表面上屈服而已,因此晋国统一后,很快就遭到了"五胡"的打击,直到隋唐时代,汉人与少数民族经过两百多年的冲突、斗争与溶合,统一条件真正成熟了,才迎来了三百年的大统一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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