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之唐曲江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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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1 15:13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西北望长安之唐曲江

西北望长安之唐曲江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这是杜甫《丽人行》一诗的开篇语，全诗写的是杨玉环的姊妹们三月三日春游曲江时的情景。
三月三日在古代是上巳节，它同中和节、重阳节一道为三大时令节日。周、秦、汉的时候，每逢这一天人们都要走出家门到水滨去洗濯，洗掉积淀的污垢，祈求幸福，除去不祥，这就是“祓楔”。唐朝的时候，洗濯这种行为在三月三日的活动中已经隐退，人们更注重的是踏青赏春，。曲江一带就是唐人三月三日的主要活动地点。
曲江在秦朝的时候名为隑州，是秦宜春苑的一部分，这里还埋着秦朝的一个皇帝—－秦二世胡亥。胡亥是被丞相赵高的女婿阎乐杀死的，临死之前胡亥请求阎乐放他一条生路，自己宁愿带着妻子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阎乐说，我只是奉了丞相的命令来杀你，其它事免谈。
有些末代国君没有和他们的祖宗埋在一起，胡亥就是其中之一，赵高以“黔首”的待遇将他埋葬在曲江，那时候秦朝的国都在咸阳原上，曲江属于郊县，也就是说胡亥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当一名普通百姓，在他死后得以实现。汉武帝时的文士司马相如写了一篇《哀二世赋》，文中提到：“临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参差。”“曲江之隑州”指明了胡亥墓的地点，司马相如认为胡亥负有导致王朝灭亡的责任，因而他的墓前没有人凭吊，长满了荒草。胡亥之墓确实很不起眼，和其父亲秦始皇的陵墓相比完全是天壤之别，甚至还比不上附近的明代藩王的墓。
西汉的时候，曲江依然是皇家的园林，随着东汉建都洛阳，曲江日见荒凉。
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兴建都城大兴城，工程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宇文恺主持。宇文恺在制定总体方案时考虑到城东南乐游原一带地势高兀，需要平衡一下，就在大兴城的东南角重新修复了曲江，使得乐游原的高与曲江的凹成为互补。而在大兴城的西南角，则因为城外有汉时的昆明湖，地势低下，便在城内禅定寺中建造了一座高达三百三十尺的木塔。禅定寺在唐朝改称大庄严寺，与之相邻的大总持寺中也有一座高度大体相等的木塔，这就是现在西安市西南丈八路附近木塔寨这一地名的来历。
宇文恺在兴建都城时注重地势风水的例子很多，比如崇业、靖善两坊所在地位于一道高坡之上，由南向北数过来这是城中的第五道高坡，代入周易卦象中就是五爻。周易乾卦第五爻的解释是：“飞龙在天”，是极高贵之象。这种地方是不便让常人居住的，因而在这两个坊中分别修建了道教的玄都观和佛教的兴善寺。提到玄都观人们自然会想到刘禹锡的诗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而兴善寺则因为不空三藏法师住寺翻译佛经闻名，成为中国佛教中密宗教派的起源地。不空三藏在唐肃宗、代宗朝被尊为国师，圆寂后被赐封“司空”，唐代宗还曾根据他的建议下令全国各级政府机关的食堂设立文殊菩萨像，官员们吃饭前必须礼拜。提到这件事，让人想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不少家庭在吃饭前都要敬祝“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唐朝的薛逢有两句诗；“阿婆三五少年时，也曾东涂西抹来。”
曲江重新修复之后，它的名称出现了问题，隋文帝很厌恶这个“曲”字，这种心情可以想象，一个新的朝代总希望能够在宽广笔直的大道上阔步前进，而曲字有曲里拐弯儿的意思，怎么看怎么不吉利，。于是曲江便改名为芙蓉园，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每当盛夏的时候，这里的水面上荷花盛开。
长安城中地名的更改有成功的，芙蓉园就一直沿用了下去。但也有不成功的，唐肃宗至德二年，将唐长安城东面的通化门改为达礼门，达到礼治看起来很有意义，和原来的通达教化是一个意思。但长安城是一个卧虎藏龙之地，爱抬杠的人也不少，“寻章摘句老雕虫”，偏偏有人在晋武帝时的太宰司马孚关于丧期问题的奏章中找到了一句话；“三年之丧，自古达礼”，因而断定“达礼”一词乃是国丧的预兆。事情也就凑巧，三年多后，太上皇唐玄宗和在位皇帝唐肃宗先后去世，这似乎应了“三年之丧”，于是，这座城门又改回旧称通化门。
隋朝毕竟是短暂的，大兴城建成不久就随着朝代的更替而易主。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城大体上沿袭了隋大兴城，在新主人时期，长安城发展成为一座卓立于世界的国际大都市。
当着唐朝的国力逐步强盛时，曲江也日见繁华，在水边的岸上增修了许多华丽的建筑，有供皇家专用的行宫，也有朝廷各机构为本部门修建的亭台，如尚书省亭子、宗正寺亭子等。开元年间，唐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唐玄宗为了方便自己前往曲江游览，下令修建了御用的夹城，由大明宫经兴庆宫最终到达曲江，皇上在夹城里面行走神知鬼觉只是瞒着百姓们。为了这道夹城，长安城东城墙新增加了一个便门，便门位于曲江之北，名叫新开门，是通往曲江的夹城的出口。现在那里还有个村子叫做新开门村。也是在开元年间，还开凿了黄渠，引浐河支流的水注入曲江。
三月三日在唐朝是国家的公众假期，此时正值阳光明媚，百花盛开，和风微拂，水波荡漾，草木青翠，足以赏心悦目。在这一天，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会来到曲江，所谓“举国盛游”。唐朝的皇帝会在这一天大摆宴席招待百官，白居易曾经在文章中写到：“获赐宴于内廷，又赐欢于曲水。伎乐选于内坊，茶果出于中库。荣降天上，宠惊人间。”看的是皇家教坊的伎乐，吃的是供皇帝享用的茶果，可见宴乐之盛。
这一天的曲江有彩舟巡游，有百转流莺的歌声，有长袖飘逸的舞者，有顶竿钻火的艺人，有吆喝叫买的商贩。整个曲江沉浸在欢乐之中，如苏颋诗中所言：“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
那时的唐朝是开明的，长安的女子们穿着低胸的长裙，套上开襟的短褂，披起薄透的披帛，梳就高髻的发型，发髻上插着眩眼的头饰。精明的商人还备有编梳成型的假发，供人选用。她们可以毫无拘束的在曲江游玩，所过之处，香气盈盈。
那时的唐朝是开放的，来自西域、北陲、东瀛、南海的各国人士已经融入到长安的生活之中，他们来到曲江就象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那时的唐朝是兼收并蓄的，曲江之北到春明门一带有不少胡人开的酒店，“落马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在曲江可以听到来自西域的歌曲，看到胡旋舞、拓枝舞，吃到饆饠、胡麻饼，喝着原产于波斯美酒三勒浆。擦身而过的可能是来自新罗的留学生，来自日本的遣唐使，或是来自天竺的僧人，也可能是从大秦而来的景教教徒。
对于一些人来说，曲江之游是奢侈的，杨玉环的姊妹们就是这种奢侈的代表。“ 炙手可热势绝伦”，杜甫捕捉到了这些镜头，写进了他的《丽人行》一诗中，在诗中我们看出诗人心中的隐忧。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物极而反，天宝年间曲江的歌舞升平在安史之乱中化作轻烟随风散尽。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战乱之时，杜甫再次来到曲江，春天依旧，但游人已经不见踪影。
长安收复之后，曲江也在慢慢的复苏，若大的长安城总是要有几处游玩的地方。
唐肃宗乾元元年春季，时任左拾遗的杜甫退朝之后经常路过曲江，他在此典当了衣裳换回钱买酒，喝的七八分醉，“酒债寻常处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的自然景色是美好的，但杜甫的仕途却一天比一天黯淡，这一年六月，他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在长安居住了十余年以“少陵野老”自号的杜甫再也没有回到长安，曲江只能在他的记忆中闪过。公元七六七年前后，杜甫在奉节写下了《秋兴·八首》，在第六首中提到了曲江芙蓉园，这首诗的结尾是“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曲江的再一次大规模修葺是在唐文宗太和九年。修葺的起因有两种说法，一是郑注告诉唐文宗说长安这块地方将会有大的灾难发生，大兴土木可以压住灾难。另一种说法是唐文宗看了杜甫的《哀江头》一诗后，有意重现“江头宫殿”的盛景。
这次修葺调用了一千五百余名神策军士兵担任清淤以及紫云楼、彩霞亭的修建，紫云楼和彩霞亭建成之后，唐文宗亲笔为这两座建筑提写了匾额。宦官首领仇士良组织了大型的杂技演出恭迎匾额。唐文宗修葺曲江的行为符合仇士良的心意，仇士良在“我们应该怎样控制皇上”那段谈话中讲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它事。”
唐文宗还下文给朝廷的各个部、寺说，如果哪个部门想在曲江修建亭台馆舍尽管提出，以便划拨土地。
重修曲江并没有能够重振雄风，就在工程尚未完工之时发生了“甘露之变”，大臣朝士被杀，政府办公地被毁。更多的人受到牵连被贬到偏远地区，长安城中人心惶惶流行起一种被称为“被袋”的旅行包，人们将常用的衣物细软装进“被袋”中随身携带，一旦接到被贬的通知，背起被袋就出发。
开成元年的三月三日，也就是距“甘露之变”三个月后，唐文宗照例赐宴曲江。当时文宗实际上已经被宦官控制，这种出头露面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姿态的需要。朝廷的官员们都来到了曲江，似乎依旧是一片天顺人和的景像，只是尚书左仆射令狐楚请了病假。令狐楚不是真病，有着千余年的历史积淀的政坛，称病已经成为表明自己态度的一种手段。令狐楚认为众多的大臣被杀，尸骨尚未妥善掩埋，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大宴曲江是不合适的。
唐文宗开成四年，又是一个三月三日，又是曲江赐宴，各位大臣都在奉和文宗的诗。此时，一代名相裴度虽然已经回到了京师长安，但已重病在身无法来到曲江。裴度的缺席，使得自“甘露之变”后一直戚戚不乐的唐文宗更添一层悲观情绪，他亲笔写下了一首诗让中使送到裴度府上，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此时的唐文宗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镇得住局面的大臣来主持朝政，而裴度正是不可多得的人选。第二天，唐文宗又亲笔写下一封书信，信中写道：“千百胸怀，不具一二，药物说须，无惮奏请之繁。”这种语气在皇帝和臣子之间是不多见的。当这封信送达裴度府宅门前时，收信人已经去世。这一天是开成四年三月四日。
不仅是在三月三日，平常的时候，曲江也是长安人游玩的好去处，这在唐人的诗中可见一斑。晚唐的裴休在未担任宰相之前曾出任宣州观察使，即将离开京城前，裴休和几位同僚穿着便装到曲江一游。在紫云楼前水边的草地上休息时，身边的一群人引起裴休的注意，这群人中有一个喝的醉醺醺的男子话显得很多，意气指使，目空一切。裴休不忿，就上前去问那个男子：请问你担任什么职务？那男子答到：“诺，郎不敢，新授宣州广德县令。”男子回答完毕，又反问裴休在哪里任职，裴休学着男子的语气回答说：“诺，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简直是电视剧中常见的情节，还没上任的县令遇上了即将上任的刺史，那男子听到裴休的答话后，连招呼都顾不上打逃之夭夭。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长安城，有些官员偏要刨根问底，特意跑到吏部去询问有没有新授广德县令这个人，吏部的人说，确有其人，不过他已经申请调到别的州去任职了。

曲江的闻名，还在于这里是每年科举考试之后新科进士宴游的地点。有趣的是，这种宴游最早乃是落榜考生的告别会餐，场面因陋就简，找一块比较平坦的草地，凑上几个菜，吃完之后将盘子顺手抛到旁边的土沟里，然后就各奔东西了。后来，才演变为新科进士的宴游，那些落榜生只得另寻他处好自为之。
这种宴游在晚唐最为盛行，有专门的组委会，下设录事、主宴、主酒、主乐、主菜等职能人员分头操办。这些人都属于“进士团”的人员，这种进士后援团主要由长安城中的闲散人士组成，他们喜欢凑热闹，往往是当年的宴游一结束就开始筹备第二年的宴游。宴游办的很豪华，仅就吃的而言，“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宴会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有相识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打球宴、牡丹宴、看佛牙宴等等。
唐僖宗乾符四年，新科进士刘覃独家争得樱桃宴的主办权。在宴游的时节，樱桃刚刚成熟，长安城中即便是权贵人家也还没有品尝到，但却难不住刘覃。刘覃的父亲当时任淮南节度使，办公地点扬州在唐朝时是数一数二的富庶之地，虽说到了晚唐时期扬州的富饶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底子还在，地方长官搞些钱不成问题。有父亲的资金赞助，刘覃搞到的樱桃是论堆计算的，再拌上糖酪，凡是在场的人从进士到杂役不论高低贵贱人人有份。
有关晚唐进士曲江宴游的事，五代人王保定在他的《唐摭言》中多有记载，其中讲到每当进士们在曲江进行宴游时，长安城中几乎半空，人们到曲江去看热闹，很多公卿家庭全家出动，在观赏宴游的同时也品评新科进士，为自家挑选女婿。王保定称曲江宴游为“竟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
将这种宴游放到唐社会的历史背景中去看，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种值得夸耀的事，晚唐时期，国家的实力日见衰落，而这种宴游反而愈演愈烈，这本身就不是正常现象。
唐昭宗天佑年间，历史即将告别九世纪，延续了近三百年的大唐王朝已是积重难返，走到了尽头。据记载，在天佑初，长安一带连续刮了几天的大风，直刮的曲江池的水面上波涛汹涌，在一天夜里，池中发出巨大的声响，如惊雷炸地，水面同时开始下降，最终流尽。
现在无法证实这种说法是否准确，或许是一次地震，或许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地裂，或许如术士所说的国之将亡必有先兆。天祐乎？不祐乎？
曲江从此风光不再，逐渐成为农田。而后世的百姓们则将注意力集中到曲江附近一口不起眼的窑洞上，人们称之为“寒窑”。
喜欢京剧的人一定熟悉马连良老先生“一马离了西凉界”那段唱段，这出戏在京剧中叫《武家坡》，在秦腔中叫《五典坡》。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为薛平贵和王宝钏，而“寒窑”则被说成是王宝钏含辛茹苦等待薛平贵的地方。过去有一种说法讲“寒窑”一带的荠荠菜长得比别的地方要好得多，那是上天怜悯王宝钏而特意安排的。看来上天也是在敷衍了事，如果认真一些安排些五谷杂粮，岂不比野菜更具有人性化。至今，当地还有一句俗话：吃不开的王宝钏。用来形容某人受到冷遇。
唐朝诗人许浑登上咸阳城楼后写下了一首七律，在此引用这首诗的后四句作为本文的结尾：
鸟下绿芜秦苑夕，
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渭水流。

[ 本帖最后由风使于 2008-6-4 13: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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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9-2 12:20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文笔很好呀！
其中包含的历史知识也非常丰富，不是熟稔历史与杂书难为呀，多好的文化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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