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原柳氏父子京尹———唐京兆尹之柳公绰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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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原柳氏父子京尹———唐京兆尹之柳公绰

华原柳氏父子京尹（上）
———唐京兆尹之柳公绰
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新任京兆尹柳公绰前往光德坊京兆府办公地上任。
京兆尹初次上任是有一套隆重的仪仗队伍的，前有清道，戟阵追随，刀盾弓槊，枫鼓金钲，仪刀团扇，僚佐相随，鐃吹横吹。即象征着身份，又昭示着权力。
队伍正在行进间，意外发生了，一个神策军小将驰马从横向窜出，直冲进仪仗队中。
短暂的乱之后，这名神策军小将被制服。京兆尹柳公绰按住马头，下令依照法令行事，对于擅闯京兆尹仪仗的人处以杖击。一阵棍棒落下，受仗者气绝身亡。
京师长安三大恶，中使、闲汉、军神策。对于这三股势力一般很少会有人去惹，法令遇上他们也多会绕道而行。这一次神策军小将因违反了法令被京兆尹杖杀的消息在京城引起极大地反响。
第二天，大明宫内，延英殿上面带怒气的唐宪宗责问柳公绰事前不请示独断专杀一事。
柳公绰从容对答：陛下不认为臣是无能之辈，令臣管理您车轮下的土地。此次臣初次上任，就有人违反法令闯进仪仗队伍之中，这不仅是对臣的无礼，更重要的是在蔑视陛下的权威。臣只知道冲闯仪仗的人理当杖击，并不在于他是不是神策军的人。
唐宪宗退而求其次，追究柳公绰事后不汇报的责任：“何不奏？”
柳公绰答到：臣只是在行使正常的职责，没有必要汇报。
宪宗再求其次：“谁当奏？”
柳公绰答：此人所在的神策军应当上报。如果死在大街上，由金吾街使上报。如果死在坊里，那么应当由左右巡街使上报。
唐宪宗最终也没有找到柳公绰在这件事上有什么不妥之处，事后他对左右的人说：你们以后遇上柳公绰这个人要多留心，连朕也怕他几分。
这件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柳公绰是一正直耿介之人，而唐宪宗亦是一讲理之人。
唐代历史发展这一条曲线在安史之乱时降到了谷底，而后又开始爬升，至元和年间达到一个高点，这一高点使得唐朝的历史又延续了一百年。这和唐宪宗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当然，这个高点与唐朝的辉煌时期尚有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非出于某些人的因素，而是势使其然。唐代建国至元和年间又达二百年，不能指望一个世袭君主制统治的的朝代在二百年后还会有大的辉煌，这不符合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
柳公绰首次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并不长，上任不久他就因为母亲去世而去职回家守丧，这叫丁忧。那个时候和现代不同，现代强忍死失去亲人的悲痛坚守工作岗位会受到赞扬，而在那个时候这样做会被鄙视，所谓“张琮自请起复，高筠不肯做孝”。唐朝的法律中有十恶之罪，其中第七恶为不孝，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就是不孝之一。因而，在任官员去职丁忧是常见的事，除非皇上认为工作需要下旨缩短某个官员的守丧期，这叫夺情，否则是一定要守够期限的。
为父母守丧的期限为三年，在此期间要坚持做到“四不”，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当然，在自己家吃不吃筵席没有硬性规定。丁忧有时候也误事，唐顺宗永贞元年那场变革正值关键时刻，作为主力之一的王叔文便因母丧而去职，本来基础就不深固的变革阵营又遭变故，力量锐减。
初一看到柳公绰这三个字觉得很眼熟，那是因为这和唐朝著名的书法家柳公权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柳公绰是柳公权的亲哥哥，现在柳公权的名气大于柳公绰，而在当时则恰恰相反。
柳公绰，字起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贞元元年，年方十八岁的柳公绰参加制举考试，一举登科。三年之后，二十一岁的柳公绰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再次登科。
制举是科举考试的一种形式，《新唐书·选举志》中说：“其天子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制举考试由皇帝出题，考试地点设在皇宫大殿内，其规格高于普通的贡举考试。年青的柳公绰四年之内两次参加制举，两次登科，不知令多少陷入“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套中的人羡慕不已。
元和二年，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柳公绰入西川节度府中任节度判官、西川营田副使，当时裴度也在节度府中任判官。裴、柳二人的关系密切，元和五年柳公绰奉诏入朝任吏部郎中，裴度有诗相赠：“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西川节度使武元衡也写了诗送别柳公绰：“落日河桥千骑别，春风寂寞旆旌迴。”
送君桥头已是伤感，君别之后春风寂寞，写的很真切。
在西川节度府，若论诗文谁也比不上主帅武元衡。岂止是在西川，就全国而论武元衡的诗名也是数一数二的。读其诗，总能在清雅之中品味出几许刚毅之气，这种隐藏在骨子里的气质偶有显露，便似“铁马秋临塞，虹旌夜渡泸。”（武元衡赠李吉甫诗句）。
元和八年，柳公绰出任鄂岳观察使、鄂州刺史，他的前任是吕元膺。元和时期有几位具有大臣节操、名士风度的文臣，如柳公绰，如许孟容，如吕元膺。
鄂岳观察使驻地江夏，历来就是兵家重镇，其辖区北临淮西藩镇，一旦朝廷用兵淮西这里便是前线。
元和十年初，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吴元济，柳公绰接到命令，让他调派本部五千兵马归安州刺史李听指挥。按照管辖范围，安州是由鄂岳观察使节制的，现在让观察使柳公绰调派兵马显然是因为他是文臣，而李听则是将门之后。
李听的父亲是中唐名将李晟。此时，李晟的儿子中已经有两个在领兵，一是和淮西相峙的李听，一是面对淄青藩镇李师道的武宁节度使李愿。而两年之后，李晟的另一个儿子，庶出的李愬请缨上阵，雪夜生擒吴元济，给这场战役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朝廷认为我是儒生就不懂军事吗？这是柳公绰接到命令后的反应，他当即上奏要求亲自将兵开赴前线。在得到朝廷的许可后，柳公绰率领本部兵马渡过长江，北上安州。安州刺史李听遵循迎接观察使的礼仪，身着戎装挎弓背箭迎接柳公绰。
柳公绰对李听说；你出身于名将之家，熟知军事，如果认为我没有能力指挥，你可以告缺。如果愿意听从我的指挥，我将任命你为部署，今后将按照军事法令行事。
李听回答的很干脆：一切都按您的命令办。
柳公绰任命李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兵马都虞侯，并为其调配了六千兵马，比朝廷要求的还多了一千人。柳公绰告戒指挥这些士兵的将领说：行营中的事务都由李听决定。
史称柳公绰号令整肃，知权制变，甚为时人所称道。当时唐中央政权进讨淮西的战争进行的并不顺利，但鄂岳的军队却经常在战斗中获胜。
唐穆宗长庆元年五月，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柳公绰再次担任京兆尹。
此一时，国家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幽、镇一带的藩镇重新叛乱。此时距离元和十四年平定李师道不过两年多时间，藩镇这个生长在大唐肌体上的毒瘤刚刚被抑制住就又开始扩散，唐中央政权再一次遭遇挑战。
在此次讨伐幽、镇的战争中，唐王朝重蹈覆辙，任用宦官监军，“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监临，皆承制诏委任”。前方将士没有自主权，行动听命于千里之外的宫中，更糟糕的是这些命令朝出夕改，前一道命令还在路上，更改的命令又驰马出宫。而撤掉监军，军事行动决定于前方的将帅正是征讨淮西能够取胜的关键。
尽管此次唐王朝派出了当时的最强阵容，除了李愬因病去世之外，五年前征讨淮西的主帅裴度，大将李光颜、乌重胤同时上阵，但主上不明，宰相无能，宦官用事，中央政权在这场战争初始就注定要败下阵来。
在这场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京兆尹柳公绰曾就通往前线的官道沿途驿站驿马供给问题上奏唐穆宗，从这份奏章中可以看出宦官干涉军事行动的严重程度和唐中央政权指挥的混乱程度。
柳公绰在奏章中写到：自从对幽、镇用兵以来，宫中派出传达命令的中使来往频繁，以至于驿站的驿马已经满足不了需求，而且朝廷对于传递敕命使者的随行人员和携带的行装都没有作出必要的限定，那些穿着紫色和绯色服装的高品宦官一张口就要二、三十匹驿马，就连穿着绿色和黄色服装的低品宦官也要配备五到十匹驿马。他们从不按照规定向驿站的官吏出示牒券等证明，随口说要多少匹马就必须配备多少匹。原有的驿马满足不了需求就强行夺取官道上行人的马匹，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上自有身份的人士下至普通的百姓无不受到惊扰，有的人怨恨，有的人嗟叹，有的人高声叫骂，人们不得不改走小路，官道上几乎没有了行人。还希望圣上对此加以限制。
这份奏章是针对中使而言的，这势必引起宦官的不满。当年七月，京兆尹柳公绰因为直言不讳为内侍省所恶，转任吏部侍郎。
柳公绰自幼熟读经史，天资仁孝。为人处世端介寡和，这一点和武元衡的性格相似。他在担任官职后处理事务都以法令和礼制为准，在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时，邓县有两个官吏犯了法，“一赃贿，一舞文”。前者接受贿赂，后者玩弄法律条文以行奸邪之事。邓县的县令认为柳公绰是一位正直的官长，一定会诛杀那个受贿的人，这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贪赃受贿为人所恨。
出乎县令的预料，柳公绰在结案判词中写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诛舞文者。”
有人犯法并不可怕，可以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去惩处，可怕的是法律被人玩弄。
从柳公绰在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的另一件事上可以看出他对礼制的态度。
宝历元年，牛僧孺以宰相的身份出任武昌军节度使，上任路过襄阳，柳公绰身着全套戎装提前到馆舍迎接。他的部下认为襄阳的地位高于武昌，这种礼节未免有些过于隆重了。柳公绰说：我们方镇以隆重的礼节迎接宰相，是为了尊重朝庭。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数年之前朝廷征讨幽、镇未果，藩镇势力重新抬头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柳公绰这样做意在表明再重要的方镇节度在宰相面前也只是一个地方官员，是在维护唐中央政权权威性。
柳公绰一生两任京兆尹，五次节度方镇，三任御史大夫，三任尚书，治境安边，均有佳绩，被认为是有望成为宰相的大臣。
太和六年四月，柳公绰病卒于长安升平里。此时他的弟弟柳公权正以书法闻名于世，他的儿子柳仲郢则在御史台任侍御史。
（上篇完）

[ 本帖最后由风使于 2008-6-4 13: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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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9-26 11:0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华原柳氏父子京尹（下）
——唐京兆尹之柳仲郢
唐元和十一年，柳公绰首次出任京兆尹。唐会昌五年，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出任京兆尹，这期间相隔三十年，恰恰是人们常说的“一代人”。
会昌五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唐武宗毁佛灭法。灭法一事固然同释道相争有关，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寺院经济与国家经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已经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以至于必须动用国家机器来解决问题。这正如过去常说的那样：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唐朝的皇帝有崇道的，也有尊佛的。崇道的将将老子奉为玄元皇帝，尊佛的下令将佛像敬放在官员进餐的食堂让他们在饭前顶礼膜拜。唐武宗在灭法之后死于丹术，被礼佛的人看作是对其毁佛崇道一事的反讽；而唐懿宗奉迎佛骨则引起一些大臣的不满，他们甚至举出唐宪宗奉迎佛骨之后身亡的例子用以证明这种举动是大丧之兆。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看出了这种不满的程度，他批注到：“言之至此，人所难也。”而唐懿宗那句“朕生得之，死亦无恨”的话竟成为谶语。就在佛骨尚在长安城中供奉的时候，懿宗一病不起。
对于唐朝的皇帝来说，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信奉哪一种宗教，而是在于追求长生不老，宗教成为通向不死之路的阶梯。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人注定是要死的，而那些灵丹妙药会对人的生命造成伤害，但是贵有天下的君王们仍然前仆后继的去追求肉体上的不死。
会昌五年毁佛共拆毁寺庙、招提四千六百余所，收回良田数十万顷。这场风暴显然是猛烈的，时至今日人们还会不时的从地下发掘出当年被毁坏掩埋的佛像石刻。而那些被毁寺庙中的铜钟、铜磬则被统一收回到各地的官府，熔炼后铸成铜币。
在铸币之前，有人提出在铸币用的模范上加刻“新”字，以示和旧币的区别。兼任京畿铸钱使的柳仲郢制止了这种做法。一个国家发行的钱币是有规矩定式的，随意改动样式将会损害钱币的权威性。此次全国有二十多个地方用收缴的铜器铸造铜币，只有淮南在模范上加刻了“新”字。一年多后，唐宣宗即位，佛寺重兴，那些加了“新”字的铜币竟被人收集起来，熔化后重新铸成佛像，本来就短缺的铜币又一次流失。
柳仲郢担任京兆尹期间所办理的案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刘诩殴打母亲案。
按照唐律，殴打自己父母的人应当处死，由此看来刘诩一案算不上什么大案难案。但由于这个刘诩乃是神策军中的人，神策军属于宦官管辖下的禁军，事情一旦和宦官挂在一起就变的复杂起来了，一件很清楚的案件很可能会避重就轻甚至不了了之。
关于这一方面的事，诗人王建在《羽林行》一诗中有过描述：“百回杀人身应死，赦书尚有收城功。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该姓。”应该判处死刑的人就这样又活了下来。
柳仲郢对于这类事情也有着亲身经历。
唐文宗大中五年时，柳仲郢在朝任侍御史。京兆富平县人李秀才诬告乡亲砍了他父亲坟墓旁的柏树，并用箭射杀了那位乡亲。这个李秀才不是姓李的秀才，而是姓李名秀才。司法部门判定李秀才犯了擅自杀人罪，应当处死。但是此人籍属禁军，籍属应该是在禁军挂着名字，所谓“市井富民，往往行贿寄名军籍，则府县不能制。”李秀才不仅在禁军挂着名，还有宦官罩着，说情说到了唐文宗那里，文宗批复将死刑改为打上一顿屁股后流放边疆，这在法律上叫做“决杖流配”，后来的《水浒传》中管这种人叫“贼配军”。
按照制度，犯人实施决杖时应由御史台侍御史在场监督执行，这一次轮到柳仲郢监决。柳仲郢认为自己不能去执行这次监决，他上奏唐文宗说：圣明的君王制定了法律，擅自杀人者必须处死。现在李秀才犯了杀人罪，这个贼人不处死，就是乱了朝廷的典章，而我如果监督决杖就是失职。我听说上面有英明的天子，下面就不会有破坏法律的臣子。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官员，却不能亵渎自己的职责，更不能玷污圣上的英明。
柳仲郢坚守法律，据不执行监决，唐文宗只得再换一个侍御史，而换上的人和柳仲郢一样，认为李秀才应该处死而不是决杖流配，此案最终绕过御史台改由京兆府监决。
有鉴于此，这一次柳仲郢不等皇上的批复下达，就抢先一步将刘诩杖杀，省得夜长梦多。
刘诩被杖杀之后，宦官们大为不满，柳仲郢因而受到诬陷，被免去京兆尹的职务，改任它官。
神策军起于唐代宗时期，此后势力逐步壮大。属于神策军派的宦官是唐中晚期宦官的主要力量，连皇帝都由他们拥立。自唐宪宗元和年间到武宗会昌年间，敢于在神策军头上动土的京兆尹有四个人，一是许孟容，一是薛元赏，另外两个就是柳公绰和他的儿子柳仲郢。
前人在谈到教育子女一事时，除了会提及孟母三迁之外还会提到另一个词：柳仲郢母。据说柳仲郢的母亲韩氏为了防止柳仲郢夜间读书时打瞌睡，特意用熊胆汁配制成药丸让他咀嚼提神。人们常用吃了豹子胆来形容某个人胆量之大，这柳仲郢小时候可是吃了熊胆的。
说到柳仲郢的母亲韩氏，就要涉及到姻亲一事。官员之间的联姻使得婚姻已经超出了生儿育女的范畴，加入了巩固某一阶层政治地位的因素。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当时那些知名人士中，李德欲的婚姻是一个例外。
柳仲郢的母亲，也就是柳公绰的妻子韩氏是韩皋的女儿。韩皋在元和年间历任户部、吏部、兵部尚书，韩皋的父亲韩滉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而韩皋的爷爷则是开元名相韩休。柳仲郢本人的妻子韦氏是元和宰相韦贯之的女儿，韦氏的兄弟是那位给唐宣宗写下《处分语》的韦澳。柳公绰的外兄薛官早年病故，其女儿由柳公绰扶养，后来嫁给了张毅夫。韩皋，韦澳，张毅夫都曾担任过京兆尹。
当然，吃熊胆和胆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同吃了猪脑子不会改变人的思维能力一样。但柳仲郢确实继承了他父亲身上那种正直耿介，不畏权势的性格，这和从小他所受的家教有很大的关系。当时人们谈论家法时经常以柳家为例，柳仲郢的儿子柳玭曾就其家的家法写过一篇《柳氏训序》，《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庭读了这篇训序后说：“其家法整肃，乃士流之最也”。
柳仲郢是元和十三年的进士，他在政坛上名声初显是在牛僧孺的幕府中。
宝历元年，唐敬宗玩心特强不理朝政，这使得宰相牛僧孺陷入两难境地，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
直言铮谏，势必惹恼皇上，以牛僧孺的性格、地位以及处世方式而论，他不会像刘栖楚那样情愿在御阶上磕破脑袋以履行谏议的职责。这里面恐怕还有一个年龄差的问题，牛僧孺已经年近半百，而唐敬宗不过十六岁，要是自己的儿子不听话，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但现在不听话的是皇帝，旧唐书的作者在评价唐敬宗时写到：“彼狡童兮，夫何足议”，牛僧孺大概也有这种想法。
但是，放任唐敬宗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对于牛僧孺来说又有悖于宰相的职责。两难之际，牛僧孺提出到地方去任职，眼不见为净。
唐敬宗对于牛僧孺还是照顾有加的，特别将鄂、岳观察使的建制升格为武昌军节度使，让牛僧孺带宰相职出任武昌军节度使，而柳仲郢则在节度府中任从事。在此期间柳仲郢表现出众，牛僧孺赞叹说：“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
而柳仲郢真正受到重用则是在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期间。
柳仲郢并不是李德裕的追随者，更在许多事情上与李德裕的观点相左。会昌五年吴湘案时，御史崔元藻因为复查案件而被贬，柳仲郢多次上奏为其申理，这被认为是针对李德裕的，当时有不少人都为柳仲郢的命运担忧。
但是，李德裕则认为柳仲郢这样做并无一点私心，反而更加看重他，随即举荐柳仲郢为京兆尹。
任命下达之后，柳仲郢前去拜谢李德裕，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都是说些感激的话，柳仲郢却说：我一定会像在奇章公幕府时那样去努力，以报答你的厚德。
牛僧孺的祖上牛弘在隋朝时被封为奇章公，唐人因而用此称号尊称牛僧孺。
有一种说法认为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相争四十年，而会昌五年应为这四十年的倒数第二年，柳仲郢受到重用后当着李德裕的面表示要像在牛僧孺手下时那样工作，无疑是犯了忌讳。
事实上，李德裕并没有因为这些话而记恨于柳仲郢。这或是表明李德裕并非因私怨而妒贤的人，或是表明李德裕并没有自立一党。
关于朋党一事，元和八年唐宪宗与宰相李绛有过一段对话。宪宗问宰相：人们传言外面朋党势力很盛，这是为什么？李绛对答：自古以来君王最为痛恶的莫过于臣子们相互结为朋党，因而那些小人们都会用朋党来诬陷正直的人。朋党这种现象说起来很可恶，仔细查找却没有什么迹象，这都是那些肖小企图加害于善良人们的说辞。君子当然要和君子们在一起，怎么能够强迫君子和小人们相互友好，然后说这样才是没有朋党呢？
对于李德裕的这次提拔，柳仲郢一直记在心上。古人说：食人一饭当永生相报，柳仲郢就是这种讲义气的人。唐宣宗大中九年，柳仲郢兼任盐铁转运使，此时李德裕已经在六年前去世，其家族受到牵连也是颠沛流离。柳仲郢将李德裕兄弟的儿子李从质安排在盐铁院任推事，主管苏州一带的盐铁事物，让其用所得的俸禄来供给家用。当时的宰相令狐陶对此很是不满，柳仲郢给令狐陶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太尉受到责处已经很久了，他的家人也因此而漂流零落，这样下去恐怕连祭祖这样的大事都会无人去作，实在是令人痛心。
也许是柳仲郢的信说服了令狐陶，也许是令狐陶由自己每次面见宣宗都会紧张的浑身冒汗的情况体会到伴君之难，因而动了恻隐之心，在接到柳仲郢的信后，令狐陶下令任命李从质为朝廷正式官员。
而在任盐铁转运使期间，柳仲郢却驳了唐宣宗的面子。当时宣宗让柳仲郢安排一个名叫刘集的医生担任盐场的主管，这个职务不入流品，又是皇上本人亲自写的条子，完全可以送个顺水人情，但柳仲郢却没有照办。他上奏宣宗说：如果这个医生医术高明，应该让他去尚药局担任医官。假如盐铁院有一个与其职能毫不相关的医生，臣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考核他的工作。再说，安排一个人担任盐场主管这样一个低级别的职务，不是一国之君应该干的事情。
唐宣宗在柳仲郢的奏疏上批示：赐给刘集绢百匹，安排人送他回家去。
读书学习是柳家的家风，柳仲郢的父亲柳公绰年少时读书千卷，成为名士。柳仲郢的叔叔柳公权手不释笔，终成书法大师。柳仲郢本人也是嗜书如命，公事之余，开卷读书，不舍昼夜。《九经》、《汉书》、《后汉书》亲手抄写一遍，魏晋南北朝的史书手抄两遍，全是用小楷精心写下，每个字都很认真没有败笔。今日有些人也抄书，却是为着去创什么记录，还要为国争光，真是人各有志。
柳仲郢一生一任京兆尹，两任河南尹，一任东都留守，一任刑部尚书，三任大镇节度使。他在任河南尹时，为政宽松，有人问他为什么和任京兆尹时做法大不相同，柳仲郢回答说；京兆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要的是次序，应该以弹压为先。而河南则是地方，治理起来应该重在养民，以和谐为主。这两个地方是不能类比的。
这就令人想到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对联中的一句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
按照柳仲郢和他父亲柳公绰的序品，位于长安升平里的柳家门前是可以树立戟杖的，据说每当柳仲郢的职位升迁之前，总会有许多鸟儿聚集在他们家门前的戟架上，五天之后才会散去。但当柳仲郢官受天平军节度使时这些鸟儿却没有出现，家里人都认为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柳仲郢卒于天平军任上。

2005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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