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载(大坑)
前言
一、
我之所以将要叙述下面文字的缘由或是初衷，正如班固在他的《西都赋》中借东都主人之口所说的“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这是人们的共性。当我想叙述盛唐的最后一年――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时候，我吃惊的发现，虽然这一年已经逝去长达1250年之久，但还是被牢牢的铭记在我的心头。
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或者是三百六十六天，对于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来说，实在是微乎其微，就如一个人打了个盹，而对于盹中之事，是毫无所知的。一年之中做出重大决策可以强烈或是深远影响复杂的国家或是社会的时间也就是决策者的一念，虽然这一念的时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这一念的时间却可以使一个国家或是社会产生天翻地覆的效果。
假如可以把《红楼梦》中风月宝鉴的两面看作繁华与噩梦的话，那么天宝十四载――这一年的十一月初九日，正处在这宝鉴的薄壁上，这是无法平衡的。而这一天前，国家和社会的表面映像还是宝鉴正面的凤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这一天后，所有的光环都逐渐褪去，背面的骷髅便展现给了世人，冷淡，沉郁，阴森，可怖。
在看到决策者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隐藏在社会背后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心理正常的决策者，无论他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怎样的成功或是失败，这些决策都为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影子所影响甚至控制，而这个影子却不为所有的人或是事物所操纵。我们不知道它是谁，更不知道它从何而來，到何方去。在众多的纷纭的解释中，它或许被赋予天意，或许，又被蒙上了带有主观情绪的神秘或是其他色彩。我们只能通过社会所影射出的现象或是变化来寻找这影子的蛛丝马迹，但无论如何，这总是管中窥豹或是雾里看花，不可能得到关于它的完整的信息。也许，因为距离时间的久远，使我们走出了当日的庐山，才可能隐约的看到它的整体；也许，正因为距离时间的久远，使我们扑朔迷离，在没有太多证据和生活背景的情况下，对它进行我们现阶段合理的臆造。因此，我不成熟的看法是，对于历史的讨论，通常情况下，我们才走出了一个庐山，但又走入了另一个庐山，这种庐山的反复重演使我们无法得知历史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的眼睛又往往被一叶所障，或是想盲人摸象一般，把自己所见到的或所摸到的零星发展成为林林总总的观点和看法，而这些观点和看法又出于生活在现阶段的人的思维。
但人们总是对自己所不知或是迷茫的事物充满了绝对的好奇，就好像现在我拿起零星而散乱的久远的碎片企图复原成一个另自己满足和满意的较为完整的画面一样。这种经历和过程对于人类而言，无疑是一笔可观的物质上或是精神或是两者兼有的财富，但仅仅对于像我这样的个人而言，却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一种时间和生命的浪费，因为我只是一个历史的爱好者，我所将要从事的行业而是要去研究不同的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与室内外场地的关系，仅此而已。
而我，正是通过这种关系来看待历史及其填充历史的事件的，当然，这种出发点就暗示着，我也是摸象的盲人。但不管怎么说，这最起码是一次奢侈的精神上的满足。
二、
受一面之辞的影响，我对历史上的唐朝产生了兴趣。之所以说是一面之辞，是因为我们对于唐和其他历史朝代的只是通过文献和考古两个途径来感觉和触摸，至于真正的鲜活的唐，我们都没有领略过，否则，传说中的彭祖就不能称之为彭祖了。
但是，唐毕竟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而且还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现在的人们，譬如我们念的古诗，很大一部分都来自唐代，而且耳熟能详，妇孺皆知；再譬如我们习毛笔字，初学一般都是学欧颜柳赵四家，这四家里有三家就是唐人；甚至国外华侨聚集的地域被称之为唐人街，等等。而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唐制，我们反而却是不易发觉的。
而我对唐的初步印象，是由红、黄、绿、蓝的纯色按不同比例混合而成的画面，高贵，热烈，豁达，沉稳。而所有的种种表现都集中在了唐的首都――长安身上。在课堂上，老师已经把关于长安的种种描绘的淋漓尽致：那是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城，“前直子午谷，后枕龙首原，左临浐灞，右抵沣水，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七十六里，其崇一丈八尺”。而这个大城居然是由长安地区的农民仅仅利用了两个冬闲时间就修筑而成，不能不算一个奇迹。长安规划的“象天法地”，更能引起我们心灵的强烈震撼。填充并分隔长安的一百零八坊，暗合着天空的星辰，而宫城正处于北宸的位置，王权的尊贵则不言而喻。至于乾卦中的六陂，一年有闰的十三门，这些风水上的暗合在长安城中俯仰皆是，是不能细细数出来的。而这种带着天人合一思维的庞大棋局式的等级分明而森严的规划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我曾经试想自己在一个微雨的天气走在一百八十六步的朱雀大街上，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宽阔的街道。从气势恢弘的明德门到皇城的朱雀门，一共九里一百七十五步，对步行而言，这实在是一次不轻松的漫长游赏。从明德门出发向着皇城的朱雀门，这虽然是一个下坡的过程，但并不阻碍和烘托出皇城的神秘和虚幻，威严与神圣。因为朱雀大街的宽度已经使周边十八坊的建筑不自觉的低矮下来，街的宽度与建筑的高度反差的强烈，形成了一个很夸张的比例，这就在人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向心的感觉，反映出来便是一种无助和畏惧。而此时远处大街尽头隐约的皇城划破了天际线，那皇城便有了一种魔力，而这次的徒步游览也就变成了一次朝圣之行。当然，皇城决不会轻易的允许常人进出，否则，被香烟缭绕的皇家禁地就成为普度芸芸众生的场所了。
微雨的天气应该是很舒服的，微雨压住了浮在朱雀大街上的灰尘，也许正如长期生活在长安的王维和韩愈说的那样，“客舍青青柳色新”或是“绝胜烟柳满皇都”，从他们的诗中看来，长安城里的柳树应该不少，而且有很不错的观赏效果。我猜想这柳树大概是那亡国的风流浪子隋炀命人所种，来模仿江南的。这只是个猜想，但柳树确实给长安带来了暖，带来了威严中的平和与安逸。在柳丝的轻拂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背影，有绣罗衣裳翡翠匌叶肌细骨匀的贵妇，有文才飞扬风流倜傥麒麟玉珂的文士，有年即弱冠身跨青骢意气风发的游侠，还有碧眼白肤曲髯棕发皮囊驼铃的番商，各种阶层各种皮肤的人充满了长安的整个场地，他们的种种活动，被这块场地所限制，同时又对这块场地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影响就是，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通过自己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的活动，对长安的骨架进行了合理的丰满，无论是他们的羯鼓琵琶，驼峰素鳞，排律胡旋，还是他们的檐檩枋柱，絺绤绫罗，言谈举止，都给长安深深刻上了浓重的时代气息。如今的西安虽然还是笙歌繁华，但是不同时代的人为长安或是在同样的地理位置增加的，不仅仅是人的气息。
三、
长安城让我们记住了它的设计者宇文恺，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即使这样，人对环境的改造也是有限制的。无论长安城的设计有繁星般的优点，但不免多多少少存在着缺陷，对于这块巨大的场地而言，这是一块不能忽略的瑕疵。长安城直接建在龙首原之上，这就意味着龙首原地形的南高北低决定了长安城大致的地形，这对长安城正北的太极宫而言，无疑是一处软肋，因为对于任何适于住人的建筑，低洼的地方总是不适合的。而对于那些所谓九五之尊、真命天子来说，太极宫在夏季的卑下湫湿几乎更是无法忍受。即使一代明主隋文帝或是唐太宗，也选择了离开太极宫外出避暑。隋文帝在他的离宫仁寿宫避暑六次，最终在那里不明缘由的崩殂；唐太宗开始也到仁寿宫避暑，在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完工后，便改幸翠微宫，并在贞观二十三年崩于翠微宫的含风殿。真正放弃太极宫的，是体弱多病的唐高宗，龙朔二年，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故新修大明宫，并于次年移居听政。从此，象征北宸的太极宫逐渐离长安的“中心”远去，甚至在我要叙述的这段历史中，成为荒凉凄清的幽闭之所。
长安城中覆满黄土的道路也给生活在这个繁华都市的人们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在中国的西北，一年中以晴日居多，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穿梭如流水一般，他们带起的轻浮而又厚重的浮土弥漫在街道，城门，市井，达官贵人的私人院落，甚至于皇城的城墙或是角落，当夕阳西下收市的时候，商贩们一定会发现他们的帽子上已经层叠了厚厚的尘土，也许他们已经习惯，摘下帽子不经意的那么一打，尘埃很快的散尽，油灯或是蜡烛的微光也随着鼓声在城中的闾巷中慢慢展开，一天的活动便宣布结束。倘若是西北特有的大风天气，咆哮的狂风卷着大量浮土侵染着人们的眼鼻，这是一件比较烦心的事情，即使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也只能出门戴一个口罩或是选择呆在室内，别无他法。土路带来的最大不便还是下大雨的时候，泥泞湿滑，行动艰涩，车轮深陷在泥潭之中，行人浑身都是泥渍，甚至路基或是房基被毁坏。我们不妨看一下长安大雨的两个实例，“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汙潦”，“上元二年，京师自七月霖雨，八月尽方止。京城宫寺庐舍多坏，街市沟渠中漉得小鱼”。这些大雨虽然都是数年难得一见，但是我们可以判断黄土的路面和不够良好的排水肯定是加重了灾情的。
现在倘若让我们来分析这些不利的因素，我们多半会说为什么不能把地形改造一下，为什么不能把太极宫的殿基再做高些，为什么不能把路面铺成砖石呢？但只要我们稍微考虑一下当时的条件限制或是进行一下粗略的计算，我们就可能明白这些为什么就像镜花水月一般，不攻自破了。其实即使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仍然是一笔惊人的开支。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时代，人对环境的改造都是很有限的一点，我们虽然有移山填海的豪情壮志，但绝对没有把世界挖湖堆山的能力。当然包括对自身结构的改造，也是一样的道理。
四、
大凡事物都有对立的两面，那么利弊也就同时存在于这个事物身上。长安城正是如此，一方面竭力展示自己的黼黻烟霞，一方面也暴露着自己的黄云尘土。长安的初创是成功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微变，长安城也在慢慢的进行改变，当长安的繁华到达顶峰的时候，唐本身也达到了极盛。
这个极盛是多方面的,王朝在当时自然是如日之中:从遥远的碎叶到极寒的新城，从冰冷的娑陵水到炎热的交州，到处都留下了唐军旗帜的色彩和战鼓的声音。东来的倭国使节，西来的拂菻孔翠，北来的室韦丰貂，南来的林邑火珠，都是诗人们吟咏的对象。珠宝,皮货,丝绸,药材在两市随处可见,随处都能吃到胡人的胡饼与毕罗.大秦寺,摩尼寺,祆祠,佛寺,道观,各种宗教的活动场所都集中在了这个长安城内.在平康坊的南中二曲,箜篌,羌笛,琵琶,筚篥不绝于耳.倘若逢上千秋节,或许可以在勤政楼下听到“义者闻之血涌，愁者为之肠断”的许和子的歌声.种种的繁荣背后,是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长安和洛阳一斛米的价钱不满二百，绢匹也是这样.由于经济的发达和稳定,于是”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也就成为了必然.
但这样的繁华盛世(我之所以反复的使用繁华一词,首先是我的修饰能力有限,但其次对于梦幻的长安,我们又实在找不出一个简要的合适的形容)在天宝十四载发生的藩镇叛乱中烟消云散.当然,这样一个盛世是不可能一昼夜之间就由盛转衰或是不能因为一段突发的事变而无法立足,我们一定会产生千万的疑问,并积极的寻找其内在的原因.总之,在唐王朝的第七位皇帝(包含武后在内)玄宗在完成他的开元盛世之后,政局便向着不和谐或是不稳定的方向发展,这个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表示这种逐渐的式微直接导致了天宝十四载的藩镇叛乱,准确的说,天宝十四载的藩镇叛乱是存在一定偶然性的,偶然事件的不断积累直接导致了叛乱的发生,而这种偶然的事件产生在一个特定场景之下,那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增加了偶然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概率,但在当时来说至高无上的皇权对于维持庞大王朝的正常运作是积极的,因为只有存在一个庞大的中枢系统,才能保证王朝在高速运作下仍然具有很大的向心力,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而天宝十四载的藩镇叛乱,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被割据着的铁蹄踏碎,中央集权衰落,离心作用超过了向心作用,从而导致藩镇与中央的对立,这严重影响了王朝的正常运作,因为王朝的内部出现了两种声音,这两种声音在后来的一百五十多年彼此消长.尽管王朝的中枢为恢复他们的权利做了多次的尝试,但最终宣告失败,加上黄巢起义数年的破坏,唐王朝终于被割据者朱温所废黜.当然,王朝的如何结束并不在我的叙述范围之内.
原因和结果不仅仅如此,天宝十四载的叛乱影响深远,甚至到生活的各个细节,我会慢慢的在后文中提及,不过我们还是应当回到繁华如唐三彩般易碎的皇权所在地----长安,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启发与提示.
五
长安的确是一块有趣的场地:在大的方位上,它位于王朝的中心偏西,在立国之初,曾是关陇贵族的根基所在,同时又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与终点,这种双重的身份使它与王朝的荣辱自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饱看繁华对于人的眼睛而言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妙过程,但也常常给人本身带来种种的梦幻与错觉.对于长安而言,繁华确实掩盖了场地本身的缺陷或是其他人为的阴暗面,而这些阴暗面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多,在杜甫的诗中,我们能清楚的看到这些悄变.在开元末年,我们还能看到杜甫”捡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的闲适,但到了天宝年间更多的是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揭露.这暗示着王朝在其鼎盛的时候开始逐渐衰落, 这种颓势逐发展并蔓延开来, 尽管长安的外表还是曲江或是乐游原的欢娱和勤政务本楼前的笙歌.但这些颓势正使长安的色调变污变暗.然而,王朝的中枢似乎没有发现这种变化,即使是在叛乱发生的天宝十四载当年三月的丙寅日,勤政楼上依然觥筹交错,回荡着带有祝颂性质的<<九部乐>>.当铅华的色调正在逐渐褪去,笙歌下的长安丝毫没有意识到大难的降临.当然,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料突发事件的发生.虽然在此以前有不少大臣提到东北有叛乱的可能,但都被皇帝一笑了之.
我们无从也无法了解当时败絮如何在金玉般的壳内滋长,即便是生活在开元天宝时代的人们,尽管他们之中存在着较为准确的预测,但这种预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生活的经历.,他们也无法解释这个自古以来便纠缠不清的话题.但一种似乎有理的说法是:人性的扭曲.人通过他的生理活动来改变和影响着他所生活的场地,而这种场地的变化又给人带来了心理上的改变和影响,而这种心理变化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他的生理活动.这是一个圆圈,无论你身处其中还是身在其外,你都不易找到甚至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人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动物.而这种复杂不能完全靠道理来阐述.
总之,人的变化改变了时局和人所处的场地,在王朝的内部,中枢系统中的内部争斗严重影响了行政的效率,皇帝本人也耽于声色;贫富悬殊的增大使王朝产生了一种不安,政府控地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使王朝的经济制度趋于崩溃,土地的兼并和逃户的增多也减少了王朝的税收.对外,连年的穷兵黩武使边境变的骚动不安,同时使军费的支出居高不下,精锐的驻边使国内产生空虚,王朝在内部没有有效的防御力量.这一切的变化使表面的盛世都飘忽不定,任何一处的失衡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但是笙歌,是能压倒一切的.王朝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久远的商纣的酒池和鹿台,幽王的褒姒与烽火,近处的后主的结绮与后庭,炀帝的南游和北征.但身处庐山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前人是多么的相似,或许他们知道,那就是自欺欺人.
当天宝十五载六月的乙巳日叛将孙孝哲的铁骑踏过明德门并走向朱雀大街时,喋血的长安已经在精神上死去.
六
长安是被玄宗放弃的, 天宝十五载的六月辛卯日,叛军崔乾祐部攻陷了长安的门户潼关.此时玄宗已无心把长安坚守下去,当然他也没有了坚守的资本.于是他选择了出逃,去往当时人称”扬一益二”的益州.在经过马嵬兵变和太子分道等沉重打击玄宗的事件后,他们一行才仓皇到达目的地成都.
国都的失守,皇帝的出逃,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中央的威信一落千丈,对于翘首以盼官军的沦陷区的百姓而言,更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不过幸好的是,正统皇帝的存在还是产生了强烈的向心作用,使各地的官军或是义军能够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有力反攻,从而避免了出现距我们三百六十年前几个南明政权各自为政的一幕.
而此时的长安,不只是繁华的烟消云散.在玄宗逃走后,长安就遭到了一次洗劫,” 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公第舍，盗取金宝，或乘驴上殿。又焚左藏大盈库”.而”果于杀戮”的孙孝哲的进驻,使长安几成芜城.我们不难想象在夕阳西下,云霞涂血的时候,叛军的胡骑在长安的各个街道上飞奔,同时溅起了混着血污的西北黄土,数百计的朝臣,宦官,宫女在一队队叛军的监护下,迈着他们沉重的脚步,沿着宽阔的朱雀大街,极不情愿的向洛阳进发.在崇仁坊,霍国长公主和王妃,驸马都被叛军剖心,宰相杨国忠和宦官高力士的亲信以及叛军首领安禄山的仇家也被杀死,长安城一片殷红,甚至连长安上空殷红的晚霞也沾染了血腥.当残阳的最后一丝光辉打在叛军的背后,衬托出阴森的剪影,他们狞笑着,放火,打劫,奸淫,掳掠,他们剩余的事情便是杀戮,甚至连婴儿也不放过.当最后一声哀嚎过后,夜幕笼罩了长安,除了乌鸦们不吉的哀啼,剩下的便是夜的死寂.当然还有些许的灯火,不过同庞大的长安相比,那些灯火便如同鬼魅,它们带来的不是良夜的静谧,而是在证明着,这是一个活的坟茔,或是人间的地狱.
人力毕竟是有限的,叛军无法使长安从地理上消失而去,他们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影响改造着长安这块场地,他们改造长安的目的很简单而明确,这就是富贵.这是一个能够扭曲人性的名词,它暗藏在人们的思想中,慢慢影响和改变着社会.当长安城中的人们为了富贵而互相倾轧时,他们忘记了他们控制并影响着王朝的中枢,或许当他们获得残杀和构陷的快感时,他们并不知道祸乱就在他们的身后.长安陷落后,他们中的许多被叛军杀死,甚至被铁棒揭去脑盖,血流满街.然而,屠杀他们的叛军更没有想到或是已经忘记,被他们杀死的人是自己的前车之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样的句子,人们往往是能脱口而出的,但是是否运用在实际行动上,那就不得而知了,这是人性的弱点.但叛军在口头上或是连口头都没有,他们的残暴扰民,靠抢掠来维持生计,不可能也不可以长久.
而长安,在垂死中坚持着,当它在沦陷中迎来第十三个月圆时,即至德二载的九月癸卯日,在宁武夺位的肃宗的长子广平王李俶,带着官军和回纥铁骑,出现在朱雀大街上.
七
长安的收复在很大程度上带着肃宗个人的私心,但同时更是万姓的期待.不过，我们能够从收复长安前发生在陈陶和青坂的战斗中看出唐军平叛的艰难,那就是--王朝中枢的式微和它的不协调以及叛军实力的强大,使唐王朝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得胜利.也许有人会认为肃宗如果采用李泌的方案，叛乱或许能够提前结束，但事实上，在中国这样古老的国度里，人的喜怒哀乐是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在平叛期间，王朝内部皇帝与上皇，皇帝与诸王，朝臣与朝臣，朝臣与宦官等关系更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在王朝的皇权和中枢式微的情况下，这些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时局。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永王的起兵使肃宗下定了首先收复长安的决心，这一决策和决策的被实施，使肃宗的地位得以巩固，同时在客观上又使皇帝的权威得以重新树立，中枢系统才能得以有效的进行下去。
长安的收复对各路勤王军和义军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广平王继续东进，在至德二载的十月的壬戌日又收复东京洛阳，同时为他自己的帝业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此时的局面明显向着对王朝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此时的战事却少了下来，因为无论对于未来的成功者还是对于以后的成仁者来说，进行合理的调整是客观需要的，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地位得以巩固。只不过最后一个略为成功，另一个完全失败而已。
肃宗的整顿成败各半，怎样酬谢和对付功臣，是他未入长安前就和李泌深论过的，这理所当然应该获得成功。对于继续和彻底平叛，他大概没有想过太多或是把心思都花在了前者.因此,我们不难看到,当肃宗使鱼朝恩控制九节度时，邺城的平叛便注定彻底失败。彻底以失败告终的是杀父夺权的安庆绪，他死在了他的防范对象史思明之手，而史在发现自己进入了唐政府圈套后，又重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叛乱又重新开始。
场地给人以向心的作用，而赋予皇权象征的长安正是产生强大向心作用的场地，叛军的老巢范阳显得相形见绌。绝大多数是心向长安的，因此出现“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的现象,也就不难解释说明了。
史思明沿着安禄山曾经叛乱的路线进军，，同时也走上了安的老路.虽然史思明顺利的攻占下东京洛阳,但在上元二年的三月，他在柳泉驿被儿子史朝义缢杀，而史朝义在宝应元年也被迫投缳道路， 这意味着从天宝十四载到宝应元年达八年之久的安史叛乱至此平定。但疲软的唐中枢没有妥善解决也不可能妥善解决好安史的遗留问题，为以后的藩镇割据埋下了直接的祸根。
而长安，经过叛军的洗劫，依旧萧条。往日的笙歌艳舞、红妆翠裹都成了种种的传奇，当我们想象着重新走到朱雀大街的时候，两边可人的杨柳仍然挡不住残砖断瓦、黄土烟尘，与视线相齐的远处的皇城上也密布着彤云，或许我们来到长安的时间正好是上元二年的四月甲寅日，残阳半没在延平门的背后,曾经处在王朝心脏位置然而却废置几乎百年的太极宫中忽然传来了报丧的钟声，那钟声闷闷的，如同这残阳中笼着的暮气.同时钟声也拉得很长，便如我们在朱雀大街上长长的投影.当白日里最后一丝西风将钟声传送到长安的各个角落时,这似乎在宣告着长安或是盛唐繁华的流去。而残阳，也在钟声中渐渐下去，留给我们的，是难以言表的沉默与遐想.
八
安史叛乱对王朝来说,无疑是一场突然的最沉重的打击,它对王朝以至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李唐王朝被它一劈为二--前面的一百三十七年是逐渐迎来的奢华,后面的一百五十二年是企图的恢复直至沉沦.从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作>>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王朝的生气,那是朝圣时王权的对人心理产生的震慑.但这种震慑是暂时的,它没有持久性.因为安史叛乱开了边镇对抗中央的恶例,其他大小藩镇当然也不会安分守己,于是中央与藩镇间的大大小小的斗争便填充了王朝的后一百五十多年,几乎从未停息.
王朝的中枢已经在叛乱中式微,得益的是王朝后宫中服侍皇帝的宦官们,对于王权式微的皇帝而言,宦官更比将领更值得信任.因此,给予宦官高位的虽然是玄宗,但真正使宦官掌握生杀大权的却是是玄宗的孝子肃宗和肃宗的贤孙德宗.宦官专权的中枢和牙兵骄横的藩镇共同形成了安史叛乱后王朝的格局.
藩镇的割据对王朝的中央来讲,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王朝中央不允许藩镇如此,但又无可奈何,仅河朔三镇五十七个节度使中，由唐中央所任命者才四人.他们任用牙兵控制地方,” 郡中官吏，皆自置制，户版不藉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这不仅仅是对王权的挑战,更使王朝的收入陷入窘境.这加速了王朝初年实行的”均田”的土地制度的瓦解,从而迫使中央改变税法来增加王朝的收入.于是在建中元年的正月,新的”两税法”取代了原来的”租庸调”法.而这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宦官此时成为皇帝的化身,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不带刀的牙兵.因为牙兵骄横到拥立军阀,而宦官专权跋扈,甚至对皇帝都可以生杀废立.他们在幕后操纵着改朝换代的登基大典,同时也一次次血溅于后庭的帏幕.” 兰欹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这大概是当时宦官专政的实情,” 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偾，至昭而天下亡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末,而宦官的最后倒台也使王朝跌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一个作者曾这样说道:”皇帝以宦官为自己的代表，使之凌驾于百官之上，目的是集权于自己使声威更振；节度使挟牙兵以自重，凭之威慑众将，目的也是集权于自己使割据更强，不料却自食其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实是咎由自取.”我同意他的看法,正是由于安史叛乱,使皇权衰落,而这种衰落造成了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藩镇反之亦然.
藏在表象背后的是社会的变革,如果说天宝十四载前的王朝正在发生悄变,那就是“均田”的逐步瓦解和”府兵”的逐步破坏,这是王朝最基本的制度.假使没有安史的叛乱,王朝可能会进行逐步的渐进的调整,这就可能会延长王朝的繁荣与辉煌,也许王朝的铺陈会继续绚烂不短的时间.但历史不容假设,安史叛乱的意外爆发改变了这一进程,王朝被迫在极度扩张时内缩并突然衰落,这是安史叛乱带给唐王朝这块巨大场地的深远影响同时在人的心理上制造了巨大的创伤,甚至几代之后,伤痕犹在.
[ 本帖最后由 风使 于 2008-6-4 13: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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