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巴西马忠于2005-01-04, 5:13:55发表

至于燕京兄理解“豫州遁逃至此”是逃到吴地，更是让人感到好笑无比。

孙权在柴桑坐观成败，知道所有战况，诸葛亮还需要跟他说“豫州遁逃至夏口”？

孙权问诸葛亮“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诸葛亮说“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既不肯为曹操下，安肯为孙权下？

孙权说“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诸葛亮说“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然后“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试想刘备为孙权下，哪里会是三足鼎立呢？

刘备投靠曹操、袁绍、刘表，都是身自亲往，这才是投靠。《武帝纪》云“绍使刘备助辟”，《李典传》言“刘表使刘备北侵”，却没见过“孙权使刘备”之类的记载，燕京兄胡乱揣测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原帖由燕京晓林于2004-12-25, 14:26:13发表
我们假设，历史的经过是这样的：刘备等人逃到夏口后，在那里观望局势；发现曹操正准备东进攻打夏口，于是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会上诸葛亮提出去东吴求救；刘备同意并确定诸葛亮出使；（注意此时诸葛亮还未走）此时鲁肃建议刘备进驻樊口（其意义后面说），刘备考虑之后同意；由于自夏口去柴桑要经过樊口，因此，刘备与诸葛亮、鲁肃同船到达樊口；而后刘备与诸葛亮才分手，诸葛亮继续东行去柴桑求救。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三国志》记载的就是夏口会议的派遣，而《江表传》记载的则是两人实际分手时的派遣。这样的话，两个史书的记载其实是不矛盾的。我们不会说，《三国志》记载曹操从邺城经过两个月行军到达新野，一路上不可能有停留，因为《三国志》没有记载停留。因为这些停留并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没有记载的价值。但是停留必定是发生了的。因此，我认为：《三国志》与《江表传》关于刘备在夏口派出还是在樊口派出诸葛亮，其实并没有矛盾之处。
还有一点：《三国志》记载刘备在夏口派遣诸葛亮，并没有立即派遣之词，而《江表传》记载的则是“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可见在樊口是一到即派遣了诸葛亮。这样大的事情，怎么也要讨论一番吧？怎么可能一到即遣？必然是在夏口已经开会确定了，到这里（樊口）只是正式分手（遣出）而已。

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有派遣诸葛亮的可能。除非有更有力的证据来否定。相信当代史学界人士也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是由于并没有更好的证据反驳，自然要采纳。

原帖由廖化将军于2005-01-04, 15:02:00发表
“远布腹心，求见拯救”，是说派遣心腹从远方来，请求孙权的帮助，这个不错。
冒昧问个距离问题：夏口到樊口，樊口到柴桑，各相距多远？
当时孙权在哪里？“时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和樊口固然不远，和夏口又何远之有？
“远布腹心”之远字，不过是个形容而已。

后来周瑜的意见是：“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
此后，“刘备在樊口，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
再紧接：“进，与操遇于赤壁。”
这里没有再提及夏口，直接从樊口写到赤壁。这是否表示古人写史和选用史料，并不太刻意把夏口和樊口之间的区别做出明确标识，并不太刻意寻求两地间不同的意义呢？
尤其是：“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这是否表示当时视夏口为前线，樊口为二线。谈孙刘共同的前线时（起初是刘备单方面的前线）措辞用夏口，谈及刘备大本营事务时用樊口呢？
这个上下文的联系，虽然不能证明刘备一定到了樊口，至少可以表明，单就江表传自身逻辑上来看还是说的通的，并没有什么自相矛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