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贤相话蔡京——一个被泼了一千年脏水的伟大政治家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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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贤相话蔡京——一个被泼了一千年脏水的伟大政治家

一、士大夫集团的丑化

众所周知，由于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将官僚集团侵吞的巨额利益收归国库，断了文官集团的财路，因而这个解决了北宋财政危机的大政治家被历代掌控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所敌视，遭到丑化和贬低达千年之久，就连支持他搞变法的宋神宗也被描画为急功近利、不切实际的昏君，而取得了显赫成功的熙宁变法也被污蔑为祸国殃民，最终惨遭失败的恶政。

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熙宁变法取得了显赫的成功，对于大宋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做到了续命，更是令其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文、景二帝数十年积累，却架不住汉武帝北伐匈奴的几次战争消耗，最终令汉朝从“文景之治”变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足见大规模战争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和消耗是何等惊人。而北宋王朝在经王安石变法之后，在短短几年间，就不仅从无米下锅变得财政盈足，还先后支撑起数场大规模远征（攻交趾、攻吐蕃、五路伐夏，以及之后耗资更多的大规模筑堡推进），足证变法是非常成功地，已然从根本上改变了北宋王朝的财政状况。

然而在宋神宗死后，士大夫阶层全面反扑，以致于“新法尽废”。直到蔡京拜相之后，才又再次开始推行。

蔡京是王安石颇为信重的学生，也一贯将王安石视为偶像，更清楚推行新法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必由之路，因此在掌政之后，便把王安石的那一套社会财税制度改革的招数略加调整，继续拿出来用，很快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然而变法的本质，就是要将官僚集团的敛财渠道收归国有，必然会遭致那些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抵制和仇视，因此在传统论调中，蔡京被描绘成了一位史上罕见的绝代奸臣，一件人事儿不干；而重用他的宋徽宗也不是什么好鸟，而是一个只会奢靡享乐的低能废物；而在这对人渣君臣统治期间，北宋百姓民不聊生，农民起义蜂起，最终还直接导致了北宋亡国……

笔者一度也曾相信过上面的这种谣言，但在对相关历史的了解加深之后，渐渐也就明白了其中的猫腻。其实蔡京和宋徽宗之所以被丑化，除了得罪了士大夫阶层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即北宋为金国所灭——因为这就要求后世的士大夫们必须要给出一个亡国的原因，可他们又不愿意承认是双方军队的战斗力相差悬殊所致（否则就又必须给宋军低弱的战斗力找到原因。然而无论是质疑“以文制武”的国策，还是归因于士大夫们尸位素餐、不思振作，对文官集团而言都是非常不利地），因此就必须要找到几只替罪羔羊，于是这些人本来就想诋毁的赵佶和蔡京便幸运中标，被拎出来背了锅。

在儒教统治的近两千年中，士大夫阶层彻底操控了舆论走向和每位历史人物的口碑，一代又一代地利用话语权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种恶劣状况对于明眼人而言早就不是秘密了。而这套玩法在蔡京身上更是体现地淋漓尽致——即使在他身居相位时，民间都有不少贬低之词；而他刚一失势，太学生陈东便上书，将其列为“六贼”之首，这其实便是整个文官集团早就为他定好的基调；之后撰写《宋史》的史官们更是采用了大量倾向性极强的言辞对其污蔑诋毁。然而在那些极尽渲染的言辞之下，却看不到什么实实在在的过错，全都是些文字游戏；且通篇偏颇不实，以偏概全，选择性失明，对他的贡献和能力只字不提。

当时有一句民谣是：“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才是人间好世界。”笔者看后深有感触——这些士大夫们不愧是文化人，给别人泼起脏水来那真是一套一套地，手法高明，浑然天成，想黑谁不费吹灰之力。像是这个被他们说成是“六贼”之一的童贯，本是北宋帝国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军事新星，说是北宋中、后期第一名将也不为过，韩世忠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童大将军常年身处最危险、战争最频繁的西北地区，在一线直接指挥北宋西境的军事行动，先是在湟川大破西夏，之后又率兵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相继收复了积石军和洮州（今甘肃贵德和临洮）。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个时代里，童贯是不折不扣的帝国柱石，多次撑起了西北险些垮陷的天空。在回京面圣时，他被众人视为英雄，受到了朝野上下的热烈欢迎……然而话语权终究还是掌握在士大夫们手中，他们又怎么可能让一名太监抢走自己的荣光呢？因此童将军最终的结果便是恶名远扬。

有鉴于前人对蔡京的评价大多有失公允，不足采信，笔者希望能够抛却利益和立场，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遂借此文与诸位方家共同探讨。

二、能吏

拜千年抹黑所赐，有很多全靠电视剧和小说来了解历史的人认为，蔡京是一个只会溜须拍马、逢迎皇帝的谄臣，其行政实务能力十分低下。他们也不想想，一个无能的谄臣能够坐在宰相的位置上吗？其实大部分皇帝（包括各级官员、领导）身边，都需要一些擅长吹拍的走狗，但谁也不会把国运相托给这些人。不要说宋徽宗并没有大多数人认为的那么昏聩，而是一位中平之主，就算他真地是昏君、懒君，也绝不是白痴，就算是欣赏某个弄臣，又怎么可能硬扶一个能力不行、做不了实事的废柴上位，整天捅漏子，给自己找麻烦呢？总要找个能做事的人，把摊子撑起来，让帝国能够流畅运转，他才能够尽情享乐啊。

一个能力低弱，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的人，不可能统治一个国家几十年之久，更不可能让赵佶在几十年中都对他倚若长城。蔡京为什么数度罢相都能够迅速复起？就是因为能力强，做事靠谱，治国理政离不开他。一般的大臣不到六十就自请致仕了，可蔡京七十多岁了，宋徽宗却仍然把他请回来复相。

蔡京其人，自幼便勤勉好学、才华横溢，特别是在书法和文学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很快便进士及第。在为官之后，他很快便展露出惊人的才能，是当时有名的能吏，中后期的表现更是堪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能臣。无论是执政水平，还是在治国方面的智慧和创造力，都颇足称道。事实上，蔡京是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其行政才能是被时人普遍认可地。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中，也对他有着极高的评价。如在熙宁末期，宰相王安石就曾叹息道：“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执掌国柄？”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列出三人，蔡京便是其一。而等到旧党上台后（蔡京因为是新党，此时刚刚被罢官），旧党元老、宰相吕公著便邀请他到自己府中，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然后对蔡京说：“蔡君，我阅人无数，却没有一个人能比你强！”之后以手自抚其座，说：“你日后一定会坐在这个位子上，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希望你不要推辞！”

宰相是文官们的领袖，如果没有顶尖的政务处理能力，是绝对无法胜任地。蔡京能被新、旧两个彼此敌对的集团的首脑先后视为宰辅之才，其能力不言而喻。而后来的很多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如司马光一上台，就要尽废新法，其中一项便是要在极短时间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手下人都说时间太短，难以做到，唯有蔡京在五天内便完满达成目标，因而得到司马光的盛赞。由此也不难看出，蔡京的实操能力强于当时的大部分官员。

更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能力出众之外，蔡京还是一位敢于担当、勇于任事、不畏风险、积极改革创新的干才，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改革家，多有开创之举。在他推行的各项政令中，有着大量超越时人认知的政治、经济见识和制度设计，且设计精巧与合理可行兼具，在保证政府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也顺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因而为后世所仿效沿用。一些研究者指出：“他所创制的若干制度在南宋以至元、明的继续沿袭和发展，显然不是‘苛政’二字界定得了的”，其经济改革“适应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在升任宰相之后，蔡京便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经济方面，推行了强化禁榷制、改革币制、完善市舶制、茶盐改革等措施，大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并加强中央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他一手主持的在茶、盐、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改良了垄断收购的弊政，令贸易管理更加规范，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掌控这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对中国古代的专卖制度造成了深远影响，成为了南宋直至元明清所沿用的专卖制度范本，更极大促进了北宋时期小商品经济的发展。

蔡京推行的这一系列经济改革，令北宋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令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百姓生活也日渐富足，既暂时缓解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又得以支撑起徽宗朝在西面对西夏和青唐政权的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及他在教育革新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巨量投入。

蔡京所主持的 “崇宁兴学”，是北宋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教育改革，令宋朝的教育体系得到空前的发展，也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政府在全国各个州县普遍设学，从穷乡僻壤到繁华州县，都办上官学，形成遍布全国各州县的学校网络，令教育机构在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上都远超以往，为远多于之前的学子们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在县学中亦置小学，规定十岁以上的孩童就必须到学堂接受教育，这一举措已经有了现代“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雏形”；又设计、推行了一套叫“三舍法”的升学机制，此后县里的优秀学生可以升到州里，州里的尖子生能保送到国都的太学深造，为全天下的读书人铺开了一条顺畅的求学之路；又推行科举、舍选并行的取士机制，打破了传统科举制度的单一选拔模式，让学校教育与人才选拔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他觉得光读四书五经并不实用，因此设立了六个专科学校（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和画学），其中算学、画学、书学均是前所未闻的首创学科（崇宁时期的画学院更是中国古代惟一举办过的专门美术学校）。在这些专科学校设立之后，每年培养出大量的数学家、画家等专业人才，有力推动了宋王朝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的欧洲，还远没有这样的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蔡京的理念可谓超前于整个时代。

更令人感动的，是他还建立起一整套从生到死、从老到幼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这套体系主要包括三个系统：一为居养院，即政府设立的养老院，负责收养孤苦无依的老人、孤儿、弃婴、流浪乞丐和残疾人，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保障，被收养的孤儿甚至还能获得免费的基础教育；二是安济坊，用来接收穷苦的病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三是漏泽园，这是福利性质的殡葬机构，凡是无主的尸骨或者因家贫而无法安葬的死者，都由政府出资安葬在漏泽园中，给了贫穷者最后的体面，也避免了“卖身葬父”这类悲剧的出现。

这些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立，体现了北宋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稳定社会秩序、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一千年前，世界上其它国家里还远没有这种系统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就连这种政府出资去关怀弱势群体的概念都没有，因此蔡京所推行的这些举措中所蕴含着的前瞻性的社会救助创意，是相当难能可贵地。说他是千年之前的慈善先驱，一点都不为过。

三、蔡京常为人诟病的三个方面

对于蔡京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上：

其一，蔡京的盐政改革不好，搞得很多百姓吃不起盐（“从此官司更不支给丁盐，徒令纳绢，盐给既停，绢价复长，浸久浸增，目今绢一匹估计折纳七贯文省，民力殚竭”）。

蔡京推行盐政，本质目的是为了给中枢敛财，这和王安石变法的初衷是完全一样地，因此笔者猜测，结果估计也差不多——一方面百姓负担增加，另一方面国家垄断盐政的所有利益，让官僚集团基本捞不上了，于是国库富足了，而百姓和士大夫们都利益受损。

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库富足了，就能更好地履行行政职能（比如王安石变法几年之后，政府就有了钱，于是便斥巨资去大搞兴修水利之类的基建工程。此举功在千秋，极大地改善了全国的灌溉状况，进而大大提升了全国的粮食产量），因此那些从百姓身上刮走的钱，最终还是用之于民了；且之前被官僚集团所瓜分的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收归国库后被用之于民。因此，在推行盐政之后，百姓的利益总体来说还是增加地，比之前各级官吏们私分这块利益要好得多。

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一条政令推出之后，都会有一部分百姓利益暂时受损，感到不满。因此是否善政，还是要看利和弊哪个更大。然而无耻的士大夫们一味强调盐政给百姓带来的不利之处，大书特书，却对其带来的好处选择性失明，只字不提，这无疑是一种居心不良的歪曲和误导。而后世一些人一看到盐政改革引发的一些不良后果，就武断地认为必属恶政，这种想法就未免太过简单了。

其二，蔡京的币制改革很差，导致了严重的货币贬值。

对于这点，笔者的看法是他确实没搞好，整体来看弊大于利。当然，他的本意是好地，并非出于私心，是为了利国利民而做的一次冒险改革，只是低估了民间伪造钱币的踊跃程度和造假者们惊人的智慧，才最终失败。不过这只是能力和眼光的问题，并非道德范畴，不该因之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而且，任何一位频繁进行决策的政治家都不免会犯错，看问题要看主体，也不宜就因这一次失误，便完全否定他的整个治政表现。

其三，认为蔡京治政的本质其实就是以苛政盘剥百姓，再把刮来的钱拿去给宋徽宗享乐，从而得到昏君的宠信，得以稳居高位，却导致百姓民不聊生（“天下财赋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这种看法是不正确地。蔡京所推行的新法虽然确实存在从中产、贫户身上搜刮的成分，但主要还是对豪强大族下手，将他们一直把持的敛财渠道收为国有，从而令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从根本上解决了北宋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至于聚敛来的钱财，虽然确实从中拿出了一部分，用于宋徽宗的奢靡享乐，但更多地还是用在了两个地方：其一是支撑对外用兵，以改善西北边境的军事处境；另一点就是用来改善民生，推行诸如治理黄河、在灾年赈济百姓等事宜。

一些人认为，虽然蔡京以新法敛集的财富确实有一部分被用于民生，但数量并不多，绝大部分还是被用于宋徽宗的奢靡生活了，因此对于广大百姓而言，蔡京的政令之弊要远大于利，大部分百姓的生活在他掌政之后出现了急剧下降，人间惨剧不断上演。然而事实真地如此吗？或许下一节中的分析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四、北宋时期最低的民变率

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的财政状况大为改善，国势迅速崛起，“年谷屡登”，官府财政盈余“积于州县者，无虑数十百巨万”（《毕仲游上司马光书》）。中央通过向贫民发放低息贷款所收取的利息（常平钱），再加上免役法等新法的收入，在应付各类开销之后，剩余的数额依然高达“五千余万贯” （《户部尚书李常上言》）。即使在边塞之地，积存的米粮亦“盖数千万石”，而地方上的各类现金收入也很丰足（“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数”）。变法派之一的安焘曾回忆道：“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宋史-安焘传》）。而王安石的接班人蔡京所推行的新法，也结出了同样出色的果实。据记载，仅在崇宁三年，蔡京推行新法刚满一年的时候，国库中的白银已有五千万之巨，成效堪称惊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蔡京的变法“牵涉面之广、影响之大恐怕不亚于王安石变法”。

蔡京所推行的新法完满达成了为政府敛财的既定目标，这一点在史学界中是没有争议地。真正复杂的问题在于，在这套变法政令推行之后，到底是导致了国富民穷，还是国富了，百姓整体来看也富了，利益受损的只有士大夫阶层。

一些人之所以会认为宋徽宗时期民不聊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受到了《水浒传》的影响。他们仅仅是因为在书中看到了梁山泊匪帮和方腊起义，就觉得当时民变四起、国之将亡，其实事实远非如此。真实的梁山泊规模极小，实力极其微弱，不过是几百水匪啸聚一隅罢了。一个没打过仗的文官张叔夜稍微带了点儿人去，就迅速将其平灭。至于方腊起义，规模要大一些，但在童贯对花石纲等激发民变的弊政略作调整之后，大部分人也就四散归家了，残余的少数死硬分子也被摧枯拉朽般扫平。虽然此时的北宋王朝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哪个王朝没有弊政？哪个时期没有起义？就算是在被吹到天上的贞观之治时期，巴蜀地区还不是照样有数万人起事？规模可比梁山要大几百倍了。事实上，整体来看，此时北宋王朝的民生状况还是相当不错地，大多数人安居乐业，造反者并没有多少群众基础；而朝廷的掌控力也很强，统治安如磐石。少数反乱者不过是癣疥之患，根本就掀不起大的风浪。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对百姓的过度盘剥，极容易引发各种民变，甚至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战乱又会造成人口的大量减少。因此民变率和在册人口数，往往是衡量一个社会到底安居乐业还是民不聊生的关键指标，要远比某几个士大夫站在阶级立场之上，处在利益驱使之下，带着情绪所抒发的评论要靠谱得多。而据《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统计，在蔡京的老师王安石推行变法之后，神宗朝民间变乱的次数和规模降到了宋代历史上的低点（在王安石变法前的104年间，成规模的农民起义共计21起，平均5年一起；其中仁宗在位的41年间发生6起，平均7年一起；而在宋神宗变法的18年中，仅有2起民变，平均9年一起；在宋神宗死后到北宋灭亡的58年里，共计5起，平均12年一起）。由此数据不难看出，在王安石变法之后，民变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而在蔡京掌政的数十年中，民变率进一步降低，达到了北宋历史上的最低点。按照常理推断，显然在这个时段中，北宋百姓的生活水平要远胜于变法之前。如果按照一些史学家的说法，蔡京的新法、政令给北宋帝国带来的是“国富民穷”的结果，那就无法解释这些数据和现象。

从上述的民变率数据来看，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蔡京所推行的新法，虽然均有不足之处，但从整体来看，给民生带来的利应该还是远大于弊地，基本实现了“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想。至于为什么蔡京治政时期的民变率比宋神宗时期更低了许多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王安石变法是有史以来，皇权首次对官僚集团下刀，去夺取士大夫们一直掌控的赚钱渠道，自然会遭到强烈的反抗和抵制。在这个阶段中，王安石和宋神宗与士大夫们其实是两败俱伤地，这对君臣一度承受了庞大的压力，但也把最顽固的刺头都给清理掉了，难度最大的改革也有了章程，这为日后蔡京推行新法铺平了道路。

其二，在王安石推行变法时，并无前例可循，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很多地方考虑不周，不少政令也并不妥当。然而在不断的试错与磨合中，新法变得日趋合理；且各方势力也逐渐找到了一个新的利益平衡点，士大夫和皇权的对立不再似王安石时期那般尖锐，因此恶意阻挠新法的捣乱者减少，整体来看内耗较小。

其三，王安石推行变法，是为了给国库敛财。而敛财的主要目的，则是要强兵振武，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平灭西夏，压制广西蛮部及青唐吐蕃，废除对辽的岁币，彻底改变帝国窘迫的国际处境。因此这笔靠着变法搜刮来的巨额经费，大部分都被用在了战争之上，用于民生的只是一小部分。然而随着对外战争的失利，在“五路伐夏”惨败之后，北宋王朝已然再次放弃了振兴武备和军事扩张的国策，从而能够将节省下来的巨量财富用于民生（虽然宋徽宗的“艮岳”和“花石纲”靡费不小，但比起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所耗，仍然微不足道），这便是徽宗时期统治阶层的享乐奢靡程度远超励精图治、崇尚简朴的宋神宗，可民生水平却远好于神宗时期的原因所在。

当然，徽宗时期的民生之所以能得到大幅改善，除了政府靠着变法收获了大量财富，并将其用之于民外，还有着另一个重要因素，即蔡京对百姓、对民生有着超乎寻常的关爱与重视。蔡京是一位非常重视百姓疾苦的“仁相”，在他的努力下，北宋王朝很快就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大宋所有千户居民以上城市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宋会要辑稿》卷62），令“天下穷民饱食暖衣尤有余峙”、“贫者乐而富者扰”。由于拨款太多（颇有些今天希腊、葡萄牙等国福利过度的样子），且居养院等福利场所的管理比较松懈，以致于很多“强壮有行业住家之人”也托庇其中混吃混喝，官府则对此睁一眼闭一眼（“少且壮者，游惰无图，廪食自若，官弗之察，弊孰甚焉”）。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在蔡京掌政的数十年中，北宋王朝为改善民生投入了巨量资金，力度极大，成效斐然。纵观两千年封建史，百姓所享受到的福利惠民政策，当以蔡京主政时期为最优（详见下面第六节）。

有一则史料称，在蔡京统治时期，米价比北宋初年上涨了三至五倍，绢价则上涨了两倍，由此可知通胀严重，进而推论蔡京的治政很差。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北宋享国167年，如此长的经济周期，物价上涨是很正常的事情。像我国1980年平均工资40元，四十年后变成4000，翻了100倍。要按这个标准，蔡京时期比一百多年前只翻了三五倍，那通胀率真地是太低了。更何况，这个几倍的通胀很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蔡京上台前的一百多年里地，根本就不关蔡太师的事儿。

其实通胀率与统治好坏并无必然联系。就算这三五倍的通胀完全发生于蔡京执政之后，也不足以证明蔡京治政不利。反倒是从他执掌朝政的几十年是北宋王朝民变率最低的时段不难推知，在这段时间中，中下层百姓的日子应该比之前相对更好。对于一位秉国者而言，这其实便是对其治政能力和治国效果的最大肯定。

五、北宋灭亡是蔡京的责任吗？

很多人将北宋灭亡归因于宋徽宗和蔡京，认为是这对昏君奸臣的完美组合毁掉了大宋，这种看法是不客观地。平心而论，宋徽宗虽非那种凤毛麟角的千古明君，却也谈不上有多差，在历朝帝王里应该还是在中平的位置（蔡京则算得上出色），只不过比较倒霉，遇到了“满万不可敌”，连北亚霸主辽国都能轻松灭掉的强敌金国，这才国家沦亡、身败名裂。如果因为蝴蝶翅膀的扇动，辽人并没有将完颜阿骨打逼到绝境，以致于被迫起兵反抗，辽国一直统治着北方，那北宋再维持个百八十年其实问题不大，这二人后世的声名也绝不会像如今这么差，多半还会比大部分王朝中间时段的君、相要更好一些。

还有一些人认为，王安石和蔡京先后推动的新法祸国殃民，对国家和百姓的伤害巨大，折耗掉了北宋最后的一点儿元气。而北宋最终亡国，就是变法的恶果显现所致。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地。笔者在上一节中已经详细陈明，在北宋亡国之前，经蔡京对王安石变法的沿用，北宋的财政状况非常良好，百姓生活比之前富足许多，因而徽宗时期的民变率是北宋的最低点，堪称是国富民也富。由此便不难看出，北宋并不是因为被之前的变法搞得乌烟瘴气；或是因为统治昏暗，民不聊生，这才在自身的衰弱、动荡下为外敌所乘。

北宋是一个大国，有着巨量的人口和广阔的纵深，民众向心力强，这样的国家并不容易灭亡，至少当时的北亚霸主辽就没有灭宋的能力。北宋、西夏、辽这三个国家彼此纠缠对立了一百多年，但由于军事水平在同一级数，因此无论国势如何升降变化，都并未出现某一方亡国的情况（想要灭亡一个大国，需要军事上有着明显优势才能做到），直到金国崛起，这才打破了平衡。换言之，北宋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还是因为金兵的战斗力实在太强，而不是因为什么变法，更不是因为出了宋徽宗或蔡京这样所谓的昏君奸臣。辽帝国没有变法，也没有宋徽宗和蔡京，还不是照样被灭？

对于这三个国家来说，金人的战斗力已经强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因此才会有“金人不（可）满万，满万不可敌”的说法。几十个部落临时拼凑了八千部民，就击败了七十万辽军，之后一场胜仗接着一场胜仗，令庞大的辽帝国烟消云散。期间，西夏知唇亡齿寒，曾遣三万精骑往援。可金人仅分兵八百，就轻松歼灭两万夏军，余者溃逃。至于宋军，就更不堪了——曾有金人十七骑路遇两千宋军，对战之下，宋军大败，继而被对方衔尾追杀，最终竟然伤亡过半……

说实话，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之前是否曾经变过法，自身是否君明臣贤，其实区别都不大了，都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终北宋一朝，辽国的军事水平都是凌驾于宋朝之上地，大宋始终处于被动、下风的态势，可辽国七十万大军却打不过8000金兵。而在金人第二次伐宋时，已经在对辽战争中迅速壮大的金国已经能够出动八万大军，宋朝又如何能够抵挡？显而易见，当金国这种恐怖存在崛起之后，辽和北宋的灭亡都是历史的必然，将北宋亡国的主因赖在变法头上，或者归咎于宋徽宗和蔡京，都是极不客观地。金国横扫北亚，灭国无数，后来其后继者（后金）再次横扫、征服了无数国家和部族，打下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疆土，难道那些被灭的国家都变过法，都是因为有宋徽宗和蔡京这样的统治者才亡得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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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3 09:1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六、两千年中最好的社会救助体系（本节为摘引）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一次从宋州（商丘）路过，看到一群大宋的“躺平族”。在路边的槐荫下，许多准备去官库交粮的村汉们疏懒地停车纳凉。虽然身为社会最底层，一个个却“其乐洋洋也”。等张耒晚上回来时，又看到了这些人。他们像是解脱了一般，彼此呼朋唤友，一起去酒店下馆子，喝个半醉，欢喜回家……

身为一个小公务员的张耒，困于家庭负担和繁重的公务（“十载困微官”、“寄十口之饥寒于一官之禄”），又新逢丧妻之痛，正是抑郁苦闷的时候。偶尔遇上这么一群热情洋溢的“躺平族”，不由地被他们那简单的生活快乐所打动，“感之”，遂挥笔写下一首《输麦行》：

场头雨干场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麦。
半归仓廪半输王，免致县吏相催迫。
羊头车子毛布囊，浅泥易涉登前冈。
仓头买券槐阴凉，清严官吏两平量。
出仓掉臂呼同伴，旗亭酒美单衣换。
半醉扶车归路凉，月出到家妻具饭。
一年从此皆闲日，风雨闲门公事毕。
射狐罝兔岁蹉跎，百壶社酒相经过。

过去，人们苦于繁重的徭役和差科，一年到头被官家无偿征调，赔上家业去干这干那，动辄破产，甚至卖儿卖女，官家的苦役令一代代宋人谈虎色变。而上层阶级们却一边兼并不堪重役的穷人田产，还能一边“公子王孙把扇摇”。而现在，宋朝的变法派人士推出了“免役法”，有什么劳民的差事，均由官府出钱，去社会上雇人打工，一边让失业人士赚几个钱，一边又把官差给办了。至于雇人的费用，则由官府向剥削阶层摊派，弱化了富人、地主兼并贫民的能力，也让广大贫民从恐怖的重役中解脱出来，成为了“躺平族”。在农忙之后，他们也大可以学着地主阶级那样，安心地睡睡大觉，喝喝小酒，打猎逐兔，参加村里的社戏娱乐，“一年从此皆闲日，风雨闲门公事毕”、“ 射狐罝兔岁蹉跎，百壶社酒相经过”，以至令张耒欣羡不已。

张耒是苏轼兄弟的门人，与其私交甚笃，故而守旧派得势，都忘不了给他加官晋级。过去，做为诗多屁多的守旧派文人，张耒对于一系列利民新法均心怀抵触，或是不着一墨，或是夸大其辞地进行负面渲染。可现在不同了，在躺平族纯粹自然的快乐感染下，立场和偏见瓦解冰消，遂有了这篇直笔之作。

这也难怪司马光之流将“躺平族”视作眼中钉。神宗死后，司马光上来就拿“免役法”和“青苗法”开刀，但是遇到的阻力也最大，难以遽废。这二法，一个使农民有足够的休养生息、追逐生活乐趣的空间，一个又让他们免于高利贷的剥削，可以从官府借到低息贷款，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日子。和司马光、文彦博这些“大儒”不同，变法派对外开疆拓土，军威大振；对内还生怕“躺平族”躺得不舒服，躺得有后顾之忧。蔡京在登台拜相之后，掌握了财政大权，遂进一步给天下“躺平族”们大发福利：

看不起病？没关系，官府管了！
蔡京在天下各州县设立“安济坊”，专门收治看不起病的平民百姓，穷人不管大病小病，往“安济坊”一躺，什么都不愁了。食宿全部由公家负责，每天还发放生活费。安济坊的医生们会依照病情，将患者按重症和轻症分房安置，每人都设置病历（“人给手历”），悉心进行治疗。地方政府对这些医生有着一套严密的考核机制，按成效支付酬劳，给予奖惩，一切药品免费。

穷人因为孤寡、失业、灾荒、欠债当不了躺平族了？没关系，官府管了！
蔡京在全国设立“居养院”，收养一切孤苦无依的民众，哪怕生活过得去，但年满五十了，一样可以入院，到里边彻底躺平。
在居养院里，有着一整套令周到细致到你难以想像的人性化服务。据宋代诏令、文献（如《嘉泰会稽志》、《夷坚志》）记载，贫民、孤寡甚至乞丐均可入内，除了有吃有住，还发给衣物和生活用具（有些甚至是漆了金粉的精致器具）。院中的伙食也不错，有酒馔、肉食，每天另发二十文钱的生活费，每逢节日甚至还发放过节费。里面住得也很讲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居养所”里，冬天会专门安置取暖的“火房”，燃料是比薪柴更高级的石炭，御寒的被子则是讲究舒适的“毡帛”。每逢暑热之天，“居养所”还会专门搭建供人纳凉的“凉棚”。晚上怕他们被蚊子叮咬，还会配发蚊帐。为了照顾孤儿弃婴，居养院还会雇佣乳母。为了照顾体弱有病的妇孺，还会雇女佣和保姆进行陪护。即使是失能老人，也可以放心地一直住到去世。

穷人的子女上不起学？没问题，官府管了！
蔡京非常重视教育，自崇宁年间开始，便在全天下大办学校，几年间新设了近2000座学校，不论大小城市，民家子弟八岁后便可进入官办的县学就学，一切费用全免，且政府负责食宿和生活费。成绩好的还可以免费进入条件更好的州学就读。州学可升中央太学，太学可以出仕当官。川、闽、广等地的学生去汴京的太学读书，国家会发放路费，还会负责沿途的餐食。蔡太师对于教育非常重视，就连学生生活费的发放都设有详细的规程，管理严格，确保能够落实到位（“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

穷人去世无人办后事？没问题，官府管了！
政府设立“漏泽园”，提供免费棺木，让穷人都能够入土为安。还出资为其立碑，并且每年两次公费购办祭品，行祭祀之礼，让那些无后人拜祭者也能够“香火不绝”（洪迈《夷坚志》）。

总之，生、学、老、病、死——躺平族所担心的一切，统统由官府包下了。以蔡京为首的变法派，建立起一整套遍布大宋所有千户居民以上城市的保民体系，“每岁全活者无虑亿万”（赵靖奏文《宋会要辑稿》卷62），令“天下穷民饱食暖衣尤有余峙”、“贫者乐而富者扰”。

著名导演贾璋柯曾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在从古至今的政治家中，蔡京是为数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在国家富裕之后，他不曾忘记那些贫苦孤寡的社会底层，于是“抑兼并、赈乏绝”，把那些被时代撞倒的人一个个地扶起来，让他们病有医、老有养、学有所、死有葬。

谈到蔡京时代，人们总是说他和宋徽宗一伙如何腐败、如何拼命搜刮，如何奢侈浪费，却很少关注到这样的事实：在宋徽宗在位的大多数年份，社会出人意料地平静。然而细看这些“平静”的年份，其实不过是人祸比较少，老天爷却并不消停：崇宁元年到崇宁四年（1102至1105），东京汴梁以至京东、河北、淮南等地区连年大蝗，造成严重灾荒；政和七年（1117），黄河在河北河间、沧州处大决口，造成罕见的巨大水灾，仅仅淹死者就超过百万，灾民数百万计。紧接着次年江、淮、荆、浙等南方各地也相继爆发了大小水灾，淹死及流离失所者不计其数，有些地方甚至在短期内出现人相食的极端状况。如果如大多数人印象中那样，宋徽宗时代真地君昏臣奸，倒行逆施已达极致，那人祸再加上如此严重的天灾，老百姓们早就揭竿而起，烽火遍布全国了，可偏偏事实却是一片宁静，灾情并未引发社会动荡。反倒是在蔡京罢相当年（1119年），出现了徽宗时期最早的“起义”——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啸聚一方。

此次蔡京罢相，与宋徽宗兴起北复幽燕的念头大有关联。蔡京于六月罢相，当月十九日，宋徽宗便迫不及待下诏，痛责他给百姓提供的福利太好，宣布将大砍福利，在当年便将躺平族们的福利年龄从50岁延迟到了60岁。第二年接着补刀，将福利标准降到每人每天一升粮、10文钱，小儿还要再减半。至于漏泽园，只负责埋人，买祭品搞祭祀之类一概取消（“应资给若斋醮等事悉罢”）。

在宋徽宗的干扰下，蔡京一手打造的这一整套堪称伟业的福利惠民机制被大半荒废，民生水平也有所下降，之后便爆发了方腊起义和河北、京东起义。从此蔡京执政的那近二十年成为历史绝响。而这恐怕是中国漫长的两千年封建史上，劳苦大众仅有的能够躺平的时代……

七、结语

在蔡京当政时期，北宋王朝所创建的国家安养、救助制度，堪称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的奇迹。无论是斥资力度，还是对社会底层救助的效果，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地。这套救助体系是如此地完善，可以说是涵盖了对亿万百姓“从摇篮到坟墓”的救济与福利。我们可以说蔡京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也可以指责他谄媚皇帝、玩弄权术，但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一整套蔡京顶着巨大压力所推行的社会救助体系，是真真正正地为百姓们做了一些好事。

然而像蔡京、王安石、宋神宗这种搞变法，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利益的人，必然会遭到历代文官们齐心合力的贬低与丑化，于是王安石变法和蔡京变法被说成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昏聩暴政，而那个勇于革新的能臣，那个让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的蔡太师，最终竟也成了绝代的奸佞、国贼，这无疑是一种极不公正的历史评断。

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的小岛毅教授在自己所著的书中提出：“我们是否也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他认为：“作为王安石的继承人，其学校政策以及社会政策，相当具有近代国家的特征。如果后来也沿袭这条路线走的话，那么中国甚至整个东亚地区，肯定就会有与现在不同的历史。”言下之意大概是说，如果沿着蔡京路线走下去，那中国早几百年就能实现现代化；正是因为中国放弃了蔡京路线，中国乃至东亚才会在现代化方面一直迟滞不前。

[ 本帖最后由人间遍种自由瓜于 2026-9-3 09:1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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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9-3 13:3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苏黄米蔡嘛，其实高俅也没有多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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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士大夫们找了六个倒霉蛋凑数，来给北宋亡国背锅，其实当时的士大夫里，比他们坏的多了去了。

这些士大夫们，自己坏事做尽，还专找太监、外戚、女人来背锅，极其无耻，偏偏后世很多人还就信了。

QUOTE:

原帖由 住持方丈 于 2026-9-3 13:39 发表
苏黄米蔡嘛，其实高俅也没有多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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