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土客之争，就没有太平天国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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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7 00:34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没有土客之争，就没有太平天国

洪秀全立意创立拜上帝教的时候，恰好赶上了一个特别的年代。入关两百年的满清统治，按照朝代演化的一般规律，已经进入了衰败期。中国历朝历代，如果能熬到200年左右，那么基本就渐渐迈向衰亡的路子。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官僚机制到了一定年月，必然会腐朽，体制从干实事变成养懒人，人浮于事、专事牟利的现象，越演越烈。改革基本上是靠不住的，最多只能起到一时之效，治标不治本，结果不是被废止，就是改着改着变质了。当一个王朝到了不能不改，又越改越差的困局，王朝的寿数也就差不多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调节社会矛盾，应付未来变化的主要机制，就是官僚体制失灵了，社会问题只能日益严重，直到崩盘。
清代的问题，不仅仅是在人口税事实上取消之后人口增加导致了土地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也很严重，但是，明末以后引进了玉米和番薯，已经大大地改善了中国的粮食种植，使之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从土地上离开，进入城市，是一般的规律。一般来说，如果迁出的人口能够得到很好的安置，离开土地、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能够安定，人口的增加不见得一定是负担，反而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但是，满清作为一个保守的王朝，这是一个异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这个王朝，长期没有自己的工商政策，没有商税，同意，也在意识上还是传统重农抑商那套观念，刻意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不合时宜地限制工商业发展。即使让西洋人的大炮给打开了国门，弄得割地赔款，也依然没有被打醒。还继续维持一系列不合时宜的国策，比如阻碍人口迁徙，不许关内人口迁往关外，对出国的侨民采取敌视政策等。最重要的是，对于两广、福建、湖南的土客籍矛盾，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过于偏袒土籍，加深了地区上的土客籍矛盾。另一方面，满清异族政权的性质，对于汉人士绅一项采取防范政策，因而压制了士绅阶层调节功能。显然，这样的功能，对于管理一个传统小地方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老化的官僚体制，再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打磨，面对日益增多的繁复社会问题和矛盾不仅捉襟见肘，而且还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在两广、福建、湖南的土客籍问题，尤其如此。
所谓土客籍，大多数都是汉人，基本是先来后到，迁徙来到南方定居。土籍来得早，客籍来得晚，如此而已。客籍，又称客家人，多为南宋之后南迁的汉人，而土籍则在南宋前来得更早。既然是两拨人，难免口音不同，风俗有异，价值观甚至也可能不一致，自然就形成了地域矛盾，而且这个矛盾通常不容易化解。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很大程度上带有两大印记，不可磨灭，一是血缘，二是地缘。这不是两种社会学的符号，而是汉人特有的价值观意义的符号，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至少过去的中国人可以凭借这个，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获取资源。
在同一块土地，土籍是先来者，客籍是后来者，势必形成资源的争夺。一般来说，土籍所占的地段都比较不错，而后来的客家人，则只能占有差一些的地方。土籍在平原居多，客籍在山区居多。即使在平原的客籍，社会地位也会相对比土籍要低。但是，土客籍共处，已经几百年了，期间此消彼长，有些地区，客家人也有占优的时候。地缘的认同，基本是古代中国恒久的认同。尽管处于同一个地方已有几百年，原本大家也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双方视乎根本没有彼此融合的迹象。中国的农村，对于外来者一向不太友善。土籍具有优越感，对后来的客籍相当敌视，在他们看来，这些后来者是入侵的敌人，是来和他们争夺土地资源的。为了表达敌意，他们把原本同一种族的客家人的“客”字，加上犬字旁，就像汉人蔑称少数民族或者外国人一样，不仅非我种类，而且类同禽兽。同样，长期受压的客籍，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山区，艰苦的环境也养成了他们好勇斗狠的性格，非常有战斗性。
明清以来，两广的土客籍，多次发生械斗。有的械斗，规模大到波及州县。当然，作为统治者，没有人会喜欢这样的械斗，因为它代表着社会的动荡，触动王朝的敏感神经。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满清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处理的社会矛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繁琐，土客籍问题就变得微不足道（可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或者制止），不受王朝过分重视。另一方面，很多地方官也喜欢利用矛盾分而治之，认为这样叫制衡，利用矛盾从中获利。
王朝末世，治理能力严重退化。表现在处理土客籍冲突之时，就是当权者掌握力的下降。加上地方官员处事不公，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土籍张目，偏袒土籍，压制客籍。结果就是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势同水火，最终逼反了客籍。
土籍的汉人对于儒家思想、道统礼制比较推崇，洪秀全当年传教就受尽土籍的白眼和歧视，无法在他们那里得到认可，加上他和冯云山、洪仁玕的打碎偶像行为，亦为土籍所不容。故此，拜上帝教只能在客籍中传播。随着冯云山的艰苦传道，拜上帝教渐渐成了客籍人的教。在洪秀全到广西之前，冯云山已经在紫荆山打开了局面，并拉拢了杨秀清、萧朝贵这些骨干。冯云山带来的拜上帝教，与道统的儒学礼制形成天然对比，具有新鲜感，不仅有一个超越以往诸神的超大神灵——上帝，而且具有神秘性，组织性强。其时，正值王朝末世，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种种迹象，让人心神不宁，无论如何，都要找一个靠山。而冯云山正好利用这个时代的特色，渲染末世的灾异和劫难，假说入教即可消灾避劫。于是，这个教门慢慢打开了局面，信徒越来越多。由于有了拜上帝教，紫荆山的客家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超越的神灵，再加上这种宗教的期许，所以，拜上帝教很得人心。可以说，客家人因为出于对土籍争斗的需要，而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宗教。而冯云山恰到好处，把它带来了。洪秀全来到的紫荆山，已经是拜上帝教的紫荆山。
在拜上帝教的传播过程中，冯云山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人物。洪秀全的功劳在于，接触过牧师的他、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他，突发奇想，创造了或者编造出一套新的教义来，给冯云山洗脑了。但是，这个人行动力弱，只是一个嘴上的教主。轮到真正需要做实事了，所起到的作为并不大。而冯云山却是一个埋头苦干、遇事能拿出办法的人。更重要的是，无论他怎么干，干出什么成就来，都甘居洪秀全之下。有了这样的搭档，拜上帝教没有不兴盛的道理。拜上帝教在破除偶像方面，不仅比天主教走得远，比它的母体基督教也远。在紫荆山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些砸庙宇、碎偶像的出格行为。要是在做出这种出格行为，而没有获得恶报，就使得当地人更相信在他们身上具有神奇的力量，从而更加扩大拜上帝教在山区的影响，就有越来越多的客家山民，乐意跟着他们走。别的不讲，单讲跟土籍的争斗，有了教门和没有教门，大有不同。尽管官府总是站在土籍一边，但紫荆山山高皇帝远，有好多地方官府管不到，山民有了宗教狂热，觉得自己会有神灵庇佑，打个架、斗个殴，都会额外倍感强劲有精神，更何况入教了，组织性增强，对保护客家人的利益，对于土籍的争斗，可谓有莫大好处。
后来太平天国的事业，紫荆山是一个里程碑。太平天国早期的几个骨干领袖，杨秀清、萧朝贵是穷苦人出身，韦昌辉、石达开则是富豪地主。无论贫富，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土籍。可以说，没有土客籍之争这个时代背景，就没有紫荆山客家人加入拜上帝教，也就没有后来的太平天国。
在洪秀全扯旗造反前，广西各地已纷纷扰扰，遍地烽火，四处成灾。1849年，又赶上大荒，饥民遍地，政府救灾乏术，广西出现大混乱。同时，因为鸦片战争的影响，使一直帮助广西扶贫的广东，也遭受莫大的损耗，爱莫能助。天地会也在广西活跃起来，广西局势越加混乱，土客械斗加剧频发。而偏袒土籍的官府，越往后，就越卷越深，完全丧失了居中调解的资格，反而联手土籍打击客家，最终拜上帝教的客家人在洪秀全指导下奋起对抗，由此爆发了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从此，满清乱局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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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也几百年融合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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