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物品评录（24）诸葛瑾、诸葛恪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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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7 07:51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国人物品评录（24）诸葛瑾、诸葛恪

荐公一掬建业水听我三终梁父吟——从诸葛瑾看诸葛恪，从诸葛恪谈诸葛亮

按计划本篇应该写刘封，但是关于诸葛恪的话题酝酿了更久，思路也更成熟，所以我们在此插播一篇诸葛恪、诸葛瑾和诸葛亮的文章。

诸葛家族是东汉时期典型的官宦家庭，传至诸葛亮父亲一辈，因为战乱，家道中落，但也正因为战乱，诸葛家族的很多成员能够一展头角。诸葛瑾、诸葛亮和堂弟诸葛诞齐名，时人有言：“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诸葛融在吴国封侯爵禄，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同样名扬海外。三国时代可谓诸葛家族的黄金年代，如此谈资岂容错过？

人物导读

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之父。胸怀宽广，温厚诚信，深得孙权信赖，努力缓和蜀汉与东吴的关系。孙权称帝后，诸葛瑾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瑾长子，诸葛亮之侄。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诸葛恪为左辅都尉，为东宫幕僚领袖。曾任丹杨太守，平定山越。陆逊病故，诸葛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继位后，诸葛恪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诸葛恪开始轻敌，大举兴兵伐魏，惨遭新城之败。回军后为掩饰过错，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峻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

正文

诸葛恪在吴国的结局无疑是很惨的，诸葛瑾之前说他“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果然应验。不过，不能因为诸葛恪最后身败名裂，就觉得他不学无术没本事，正相反，诸葛恪敏学巧思，在吴国是上上人才。《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

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诸葛恪出入朝廷，围观的百姓翘首以待，吴国只有孙策和周瑜有过这样的待遇。次年东兴之战，诸葛恪大败魏军，献首太庙，又是一件大功。短短一年功夫，诸葛恪的声望已无人能及，成为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但谁成想，转过年来，诸葛恪兵败合肥新城，回国后死于宫廷政变。

诸葛恪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深孚众望到身败名裂，可以非常快，用现在话讲，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分分钟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有格外的吸引力，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就是“逆转的奇迹”，在敌人眼里，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分分钟就做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诸葛恪的悲剧呢？我认为，分析这两个问题，离不开对他父亲乃至叔父的讨论。我们不妨这样思考问题：论深孚众望，诸葛亮也是一样的，却没有被政敌打败；要说诸葛恪根基太浅，诸葛瑾刚到江东的根基比他更浅，他父亲也没有跌跟头；是因为打败仗？你以为失街亭对诸葛亮的冲击不大么？我们于是很好奇，为什么只有诸葛恪这么“倒霉”？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好多人拿这句话来揶揄诸葛亮性格过于谨慎，像司马懿，当时虽然还没有这句话，但话里话外总透着诸葛亮不如自己。《三国演义》中，倍道降孟达之后，司马懿曾对张郃说，

诸葛亮平素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只怕有失，不肯弄险，必然军出斜谷，来取郿城也；若取郿城，必分兵两路，一军取箕谷矣。

司马懿说得好像自己比诸葛亮强多少倍，其实他骨子里也是一样谨慎。火烧上方谷之后，司马懿蛊惑人心，对郭淮说，

孔明若出武功地名，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真为可忧。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可保无事矣。”

武功在渭北之东，蜀军如果没有消灭魏军就东出武功，必然粮道被断，全军覆没。诸葛亮必然屯兵渭南。他熟知地理，怎能不知道这点？他这样做是为了安抚众将，避免不必要的出击。他的逻辑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他这样做还不是因为谨慎？一定程度来讲，司马懿多疑胜过诸葛亮，谨慎也必然更甚于诸葛亮。做大事的人，怎能不谨慎？谨慎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利，也不是诸葛亮的缺点。正相反，诸葛亮之所以在蜀国屹立不倒，无他，就是谨慎。说他是权臣也罢，奸臣也罢，他就是不给你任何打败他的机会。

诸葛亮这辈子，在外做官，在家做人，第一要务就是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刘备入川后大行赏罚，彭羕曾因受赏不均，酒后诽谤刘备，被马超举报下狱。彭羕情急之间给诸葛亮去了一封绝命书，信中痛陈前非，立志悔改，夹叙夹议，总之是一篇很有力的求情文书。诸葛亮收到信后如何回复的呢？诸葛亮没有回复。为什么？这又涉及另一封信。

《三国志·法正传》记载

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有人向诸葛亮抱怨法正私设公堂，擅动私刑，这些是不是事实呢？肯定是。诸葛亮怎么答复呢？法正有功。这简直答非所问。乍看这一段，诸葛亮前言不搭后语，多半怀疑记载有误。《蜀科》出台后，法正曾向诸葛亮抱怨刑法太峻，诸葛亮答以大义，要依法治国。可事情到了法正身上，依法治国好像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因为刘备看重法正，而诸葛亮对此洞若观火。出于谨慎也是自保，他绝不触及刘备和法正之间的关系，用后人的话讲“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言外之意，刘备和法正、自己和法正，这两条线是警戒线，但凡和它们有一丝关联的，自己动都不要动，别人万一动了，自己也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彭羕就是这样的例子。法正“宿自知羕”，“遂（与庞统）并致之先主”[1]。彭羕入狱是因为刘备，彭羕却没有找法正求情，而是找到诸葛亮，这其间的关系波谲云诡，一时难以分辨。到底是法正授意，还是他自己要这么做？诸葛亮摸不清楚。彭羕是法正举荐的，彭羕又恶语中伤刘备，而法正又是刘备的股肱，保彭羕无异于保住一个随时可以中伤法正的利器，万一彭羕拜错了庙，自己又上错了船，刘备极可能迁怒自己。那怎么办？信，我没收到，也不会回复的。他是要等法正自己说话。人是法正举荐的，彭羕获重罪，真要救他，法正也必须要表态；法正如果不说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最终，“羕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马伯庸在《三国配角演义》中写有一篇《白帝城之夜》，涉及蜀汉隐秘的夺嫡之争。就在诸葛亮用特殊方法解决凶手后，主角气喘吁吁地赶到，惊异于现场，“如此，日后史书如何记载？”诸葛亮气定神闲地回答，“很简单，日后不设史官。”我认为，马伯庸在蜀国史官之谜的戏剧化“解读”中点到了诸葛亮做官为人的精髓之处。

就在诸葛恪的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诸葛亮的谨慎。《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记载，

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

诸葛亮作为蜀国真正的执政者，和孙权直通书信，常人看来并无不妥，何况诸葛恪是自己的侄子，书信内容若论及亲族，大家第一反应大概都是去信直言，但诸葛亮这封信并没有交给孙权，而是给了陆逊。第一，如果诸葛恪将来任职节度官，就是陆逊下属，由陆逊转陈更为妥当；第二，诸葛亮在家不谈公事，在官不及私言，直接给孙权去信，如果孙权拒绝，是吴国皇帝驳了蜀国丞相，如果答应，则是孙氏卷入了诸葛氏内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己虽是蜀国实际执政者，但毕竟只是丞相，公议往来，丞相交给丞相才最妥当，也不会授人以柄。诸葛亮的行事特点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充分体现。

反观诸葛恪做事，虽然时而成果显著，却也常有明显阙失，很多时候，并不是他力所不及，而是心思疏忽。就以这次典章军粮为例，“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他觉得不喜欢的就可以不去做，殊不知，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就是从调度江南四郡钱粮起步的。掌握钱粮调度，便可知道行军打仗的补给需求，对军队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也更直接。退一步讲，统帅全军，岂能不熟知军队最基本的运作？曹操陈留起兵，曾亲自动手打铸兵器。别人劝他，说安天下不必扫一屋，他回答说，小事也有大用，何况打铸兵器并非小事。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曹操又在拽人格，但类似的经历在诸葛亮文集中得到了印证。

诸葛亮曾在占领武都阴平后为某部统一更换刀斧，原因是砍斫鹿角毁坏刀斧千枚。先前他以为这是正常损耗，后来才查知是后勤偷工减料，便重新晓谕全军，上阵刀械必须是十折钢刀，更请刀神蒲元亲自淬炼宝刀千口，甚至不惜千里迢迢回成都取蜀江水淬火。如此看来，曹操做的事情是小还是不小呢？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不以事情的大小为标准。诸葛恪最后就是错在这里，前人说他刚愎自用，确实如此，但根本原因是，他眼高手低，以钱粮调配等基本运作细节为小事，不加留心。临事时，果然心里没有分寸，不知道士兵疫情到什么程度是严重，会影响战斗力，后勤补给到底有多困难。他没守过城，没吃过苦，含着金钥匙出生，没有典过钱粮，即便是典兵，也多有阙失。

《三国志·陆抗传》记载，

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

前不久，诸葛恪老先生还远斥候要进攻寿春。估计孙权之前到过诸葛恪大营，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制止了他。我们很好奇，这么明显的缺点，没有人给他提醒嘛？其实真有啊！

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

什么是失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意思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你跟他说了也白说。但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似乎又能看出点别的端倪来。吕岱比诸葛瑾还要大上十几岁，是十足的长辈，他就是指着鼻子骂，诸葛恪也不应回嘴。但好心当成驴肝肺，诸葛恪的回复至少是不尊重老革命。这让我们觉得，诸葛恪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似乎有很大问题，这一点又和他的父亲形成极大的反差。

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

徐州的战乱为孙策、孙权送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如张昭、鲁肃，诸葛瑾。孙策新死，诸葛瑾被推荐到孙权府中，后来做到长史、中司马。

长史是什么官职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诸葛亮的几位长史：张裔、蒋琬、杨仪，每一位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个官职履历已然让我浮想联翩。孙策死前的长史是张昭，政局平稳后，孙权很快将这个位子留给诸葛瑾。观诸葛瑾的出身，一不是淮泗嫡系，二不是随孙策打天下老臣，三不是江东名门望族。无根无基的一个人，在一大批人才中不声不响做到将军府秘书长，他哪来的这么大能耐？

官职可能真的是根据当时需求任免的，也就罢了，但问题还不止，再看他的封爵。公元219年，诸葛瑾受封宣城侯，公元222年，封宛陵侯。这两个地方，不知道大家熟悉与否，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前文写周泰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宣城，这个地方对早年的孙权是极为重要的。宛陵离宣城不远，但属丹阳郡。丹阳这个地名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前文提到过丹阳兵。历任丹阳太守都是孙吴政坛举足轻重的一员，也多由孙氏宗亲担当。诸葛瑾先后受封如此重要的两个地方，孙权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诸葛瑾何德何能受到孙权如此推崇呢？我认为，归结起来就四个字——明知进退。

我们可以横向对比诸葛瑾和其他东吴群臣的传记，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和诸葛瑾同样量级或者更重量级的文职官员，大多和孙权不同程度冲突过，如陆逊、张昭、虞翻，诸位犯言直谏，惹君不悦，就连孙权口中“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顾雍都让孙权喝酒喝不踏实，唯独诸葛瑾，每次他见孙权都是和颜悦色，孙权对他也是倾心相交，他这种行为说明他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

诸葛瑾的政治才能不如张昭、顾雍，以人品著称，至多不过和蜀国的陈震等量齐观，却受到特别的重遇。为什么？因为诸葛瑾是孙权制衡功勋老臣和江东士族的重要棋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诸葛瑾和张昭同属流亡北士，和顾雍、步骘又同为跟随孙权的旧部，诸葛瑾是联系这两派力量的重要纽带。关键是，他没有开疆拓土的功勋，不具备张昭那样威慑孙权的众望，又不同于顾雍这些江东士族，不会直接威胁孙氏政权的统治，因此，孙权可以通过诸葛瑾来安抚甚至打压这两者。孙权重用诸葛瑾，无异于将这两个集体中“各”推出一个典型，然后集中塑造，这样的奖赏，让双方都感到欣慰，又都感到压力。

在东吴整个政局的发展中，不变的主题是联魏还是连蜀的问题，诸葛瑾作为温和的联蜀派，能够在孙权和刘备翻脸的时候“明哲保身”，又能在恢复邦交时“挺身而出”，这样的作用是显著的。在孙权身边，张昭是坚定的联魏派，吕蒙陆逊是坚定的独立派，鲁肃是坚定的联蜀派，他这样的温和派，能够调和众多派系，达到弥补决策裂缝的效果。于是，诸葛瑾便成为东吴政坛最特别又最有用的十全大补贴。

但最最关键的并不是他政治派别如何，而是他看清了自己的作用，并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得罪过一个人。你没看错，一个都没有。在四十年的时间中，诸葛瑾从没有说“我宣城侯如何如何”，都是孙权在说，“诸葛瑾当官做人都很到位，懂做官更要会做人”。这是孙权以诸葛瑾为例教做人！我们翻翻诸葛瑾的传记，没有一次犯言直谏，也没有一次同僚冲突，他每一次发言，或是替人求情，或是给孙权舒心。这样的人谁不喜欢？他的面子谁不买？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明着吃亏，他儿子诸葛恪后来才能暗地里占便宜。公元234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这是啥意思啊？就是孙权一定程度认为诸葛恪可以起到宗室才能起到的作用啊。这不都是诸葛瑾吃亏吃出来的便宜吗？我们之前写《赵氏孤儿小传》，明写赵武，暗写赵衰，是谁让赵氏转危为安？还不是赵衰。

诸葛瑾能有最后的荣誉，归根结底就在于他善于守拙，能够知道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不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像陆逊那样犯言直谏，他知道都是无用功。诸葛瑾为什么说诸葛恪“将大赤吾族”？因为诸葛恪在早期体现出来的智慧是没有限制的。节制，是一个政治家成功的必备条件，而诸葛恪在诸葛瑾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对于根基尚浅的诸葛家族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诸葛瑾下这句定语，是在诸葛恪征讨山越大获全胜之前，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大家可能会觉得诸葛瑾糊涂，但整个故事看完，真得感叹，知子莫如父。

小时候，诸葛瑾带儿子去参加孙权的酒宴，孙权要给张昭敬酒，张昭推辞不喝，诸葛恪说什么呢？

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把九十多的老头子挤兑得无言以对，以致后来张昭因为很小的问题失态（事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这件小事，诸葛瑾看在心里，绝不以为喜。这件小事情本可以避免，只要诸葛恪承认自己百智一失，就可以同时回护两个人的面子，但偏偏诸葛恪“奋勇出击”，把东吴最举足轻重的政坛元老得罪惨了。张昭不喝酒，不是第一次，之前有一次，孙权喝酒前说错话，他老人家就赌气离席了。现在又不喝酒，孙权的面子肯定下不来，如果能够在这里压张昭一头，就是捡回了原来的面子啊。诸葛瑾知道，一个臣子最忌讳卷入主公和另一个臣子的恩怨。

但是，为什么这种得罪人的事，孙权找到了诸葛恪？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前孙权提拔诸葛瑾，不过是无声地制衡其他几派，现在，诸葛恪俨然成为孙权手里的一种武器了，不管这武器砍向谁，对方不敢怨孙权，必然都恨他。历史上那些宠臣，得势时，哪个不是呼风唤雨，等到君王大事已毕，树倒猢狲散，哪个不是身败名裂。诸葛瑾多大学问，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么？如今诸葛恪越是聪明，就说明这武器越好用，孙权就越爱用，诸葛恪就越得罪人，到头来就跌得越惨。别怪孙权无情，是你给了他机会，那么多人，怎么就你诸葛恪上道了，因为就你“聪明”。话说回来，你是真聪明么？

《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吴书》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

大家都看好诸葛恪，不仅是因为诸葛恪天资聪颖，才学过人，更因为大家以为孙权最喜欢诸葛恪，也最可能被选为辅政大臣，但孙权再次证明了大家的想法是错误的。很显然，在孙权心中，诸葛恪不是一个合格的辅政大臣，五大辅政，诸葛恪连第五名都没排上，落差大不大？大。意外不意外？不意外。对孙权来讲，诸葛恪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了；辅政大臣，他没有必要来做。为什么？因为辅政大臣最重要的不是才能，是人脉，而这一点，诸葛恪不具备。如果真做不成辅政大臣，诸葛恪可能最后也不会祸及满门，但“可惜”，这时候，诸葛瑾的人脉发挥作用了，由于身为宗室重臣的孙峻铁保，最终诸葛恪保送成为首辅。有趣的是，诸葛恪最后入宫被杀，同样是孙峻的阴谋。成也孙峻，败也孙峻。这样讽刺的结局再次向我们透露出诸葛恪的一个致命缺陷——胸无城府，鲜有远谋。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孙峻以果决著称，他力保诸葛恪为首辅，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他认为诸葛恪作为流亡北士的后人对宗室的威胁较小，自己将来进退自如；第二，他认为诸葛瑾的家风多少会遗传给诸葛恪，和他共事更容易。谁成想，最后这两条打算全部落空，诸葛恪东兴大捷后变得愈发专权，直接威胁到了宗室的利益。从帮助一个人到谋害一个人，转变可谓巨大，我以为，最根本原因是，诸葛恪没有长远的规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也不知道作为首辅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回到诸葛亮身上找依据。

去年夏天，我买了一本《诸葛亮文集校注》。我很好奇，诸葛亮平时常念叨些什么？除了刘备，他最常提到的人是哪一位？是庞统、法正？还是蒋琬、费祎？答案出乎意料，是一个叫董和的人。董和不太出名，他的儿子董允是蜀汉四相之一。董和董幼宰，一个在蜀汉朝廷里不太显眼的人物为何受到诸葛亮如此推崇？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诸葛亮教令中最多提到的人，和他个人最在意的人，其实是两回事。这两者在他的世界观中是分属不同集合的。在教令中提到最多的人，恰恰是他最希望别人在意的人。他教令中屡次提到董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大家都成为董和。

董和，荆州人，先于刘备入蜀，早年是刘璋手下的官员，他曾和诸葛亮同时主持刘备左将军府事务，具有较好的合作经历。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国实际的一把手，鼓励大家开诚布公，他提到四个人：崔钧、徐庶、董和、胡济，前两人能够指出他的个人得失，后两人能够一心为公，和他探讨施政得失。这篇教令的目的，就是以董和为典型事例，鼓励刘璋集团的旧臣和愿意合作的益州士人，到新政府中来，和荆州士人合作，共同治蜀。

过分批评政策过失，可能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于是诸葛亮又做了第二步：废徙廖立，罢黜来敏。这两位都是荆州士人，但犯了同样的错误：乱议朝政。议政，要有节制，要有指导方针，要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巩固政府根基，最大限度为北伐服务。诸葛亮在《黜来敏教》中提到罢黜来敏的理由：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融那样的大牛，诸葛亮都觉得乱群当黜，你来敏又怎样？政府有规矩，大家都要遵守，不会因为亲亲疏疏就执法有偏。诸葛亮用严刑峻法来稳定朝局，让时局为自己所用。

荆州已经不在蜀国手中，处罚荆州士人容易让东州士人蠢蠢欲动。于是诸葛亮又走了第三步：罢黜李严！在接连处理廖立、来敏、马谡之后，李严也不能“幸免于难”。这种三换一式的政治操作，既弹压了舆情，又保持了朝局的平稳，最终直到蜀国灭亡也没有出现政变，朝局始终平稳。

能有这样结果，首先，得益于诸葛亮整体构思的正确。诸葛亮总是很清楚自己在政局中扮演的角色。他知道，刘备死后，政治权利出现真空，这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遇，但其中也暗含着挑战。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在他手中高举的“光复汉室”的大旗下，以此整合蜀汉的政治力量，并达到对反对势力弹压的目的。

其次，他的执政理念是有整体战略支撑的。他每走一步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结果，也很清楚自己下一步走到哪里去。每做一件事，发布一个教令，目的性很强，比如，罢黜来敏，他开篇援引来敏“原话”，“诸人共憎我”，把来敏案定性，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诸葛亮永远都知道自己进退何方。征孟获也好，失街亭也罢，你抓不住他一点把柄，等他缓过气来，你却被他按住了。这就是诸葛亮的政治斗争智慧。

这些正与诸葛恪形成鲜明的对比。诸葛恪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做到首辅。他总以为，孙权偏爱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父亲多少关照，却得到了孙权的特殊照顾，走到哪里，都有孙权替自己撑腰。

《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

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

诚然，诸葛恪抚越是一次大胜，但也流露出一些很危险的信号。臼阳在丹阳治下，臼阳长应该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吧。市长级别虽然不高，但我们说过，丹阳这个地方对于东吴是很敏感的，诸葛恪却敢先斩后奏。大事当前，固然可以当机立断，但毕竟是很敏感的地区，也仅仅是违反诸葛恪的教令，他没有依法处理，而是就地正法，这样做的潜在逻辑就是——有权利，我就有资格决人生死。孙权临死前遗命“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这其中的意味大家不难体会，生杀大权坚决不放是对诸葛恪一种警醒。很明显，在孙权眼里，诸葛恪聪慧过人，但有些肆无忌惮，必须要予以节制。

孙权死后，诸葛家族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不再具备左右逢源的政治资本。诸葛恪身居高位，最该做的是保护自己。无论是改革新政，还是东兴大捷，胜利之中都存在隐忧。孙权晚年确实弊政重重，但短时间改弦更张，会出现隐蔽的政治投机，本就缺少从政经验并不能洞悉人性的诸葛恪更无从辨别敌友，无法分辨谁和自己倾心相交，谁又是趋炎附势，瞬间带来的威望反而蒙蔽了他的判断。东兴大捷也有较大的问题，前线指挥的是丁奉，后面接应的是吕据，直接原因是魏军轻敌冒进，论战功诸葛恪不如丁奉，论资历又不如吕据，诸葛恪不能推功及人，又一次坐失韬光养晦的时机。

在改革弊政显露成效之后，诸葛恪本应更注意培植人脉，注意和宗室保持合作，平衡朝局。他既没有陆逊那样的功绩，也没有顾雍那样的根基，一切的成功都是暂时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稳定朝局。过渡时期，朝局越稳定，对自己越有利。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借助东兴大捷再兴兵祸，将胜算堵在偶然性的事件上。在此之前，东吴屡次北伐，没有一次成功，你凭什么认为你就能赢？“万一”输了，以你的资历和人脉，又怎么善后？这些他都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也多半超出他的应变能力之外。兵败之后，他慌了神，没有执政经验的弱点暴露无疑，在危急时刻显然无法面面俱到，这样更把宗室力量彻底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他整体的失误，也将他的行事作风体现得淋漓尽致。三国杀里诸葛恪的阵亡台词是“重权震主，是我疏忽了”。其实他失势不是因为重权震主，霍光、诸葛亮、曹操都是重权震主，他们都没有吃眼前亏。他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还是他做事情没有长远规划，总还想着像孙权在世那样，以抢功劳、出风头为目的去做事情，事情岂能做成？是孙权的关爱反而将他的决策目光极大缩短。借用张宏杰的论断，“聪明”的诸葛恪也成了一个“洞穴人”。

我们之前说过，郭嘉的身后有若干人物的影子。第一个影子，我们已经讲过，陆逊；诸葛恪是他的第二个影子，早年意气风发的偶像派政治家，最后因为决策不成熟，落得身败名裂。同样的经历，未必不会应验在郭嘉身上。公元207年，郭嘉力主曹操远袭乌丸，曹军行至敌军二百里外便被发现，奇袭计划打了折扣，战斗也极为惊险。我们不妨试想，如果这场仗曹操打败了，又会如何？出兵前，曹操是力排众议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如果最后输了，郭嘉是一定会被人揪住痛打的，汉室旧臣也会蜂拥而至，揪着姓郭的辫子不放，一门心思要打后面姓曹的老虎。最后，郭嘉即便没有早死，结局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至少我们要在这里打个不大不小的问号。

这就是所有偶像派人物的苦恼，如果他们希望长久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摘掉自己偶像派的帽子，隐藏在巨人的背后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发挥自己价值的同时保护自己。这是一种悖论，也许某年某月某日，从日上三竿到太阳落山，这些人一直在思考一个左右互搏的问题：如何能让自己既不摆脱偶像派的光环，又快些摆脱偶像派光环的诅咒？这个问题，谁都没有正确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已有两个错误答案——陆逊和诸葛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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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瑾其实也很谨慎，甚至比他以谨慎闻名的二弟还要谨慎，可是他并无十分出色的才干，带兵打仗还打了两次败仗，孙权做皇帝，他却当了大将军，官爵却仅在陆逊之下，实在有点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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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ker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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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逊是典型的志大才疏，小聪明无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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