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谟小传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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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9 11:5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玄谟小传

王玄谟，字彦德，太原郡祁县人。大约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约公元388年）（1），宋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二月乙巳病死，享年81岁。

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的六世祖叫王宏，是东汉的河东太守、绵竹侯。因为其堂叔司徒王允诛杀董卓，遭董卓部将反扑而死难的事情，弃官向北出逃，到新兴郡避祸。后来，担任新兴、雁门两郡的太守。不过根据张森锴《宋书》校勘记所述，在范晔《后汉书》内说的是王允用同郡的王宏为右扶风太守，后被董卓部将李傕矫诏杀害。而谢承的《后汉书》说王宏是王允的兄长。因此张认为，这段叙述是来自家族谱牒的不实之词。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当时讲究门第出身的环境下，攀附门第是一件并不奇怪的事情，而且事实上所谓的谱牒考证也是非常混乱和难以调查的。所以，王玄谟的家族并无法确证是太原王氏之后，有可能只是个寒门庶族。

王玄谟的祖父叫王牢，在鲜卑慕容氏政权中当官，一直当到上谷太守。后来，跟随慕容德迁居青州（2）。不过，他还未成年，父亲王秀就死了，由亲戚王蕤抚养。从小缺少父爱的他成了一个不合群的人，但是这个继父以识人出名，他总是笑着对人说：“这个孩子啊，气度不凡，象我家先祖太尉王彦云，前途不可限量。”（3）

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出兵伐南燕，五月抵达下邳。王玄谟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到徐州见了刘裕。作为刘裕，一定是对北方士家大族的情况有所了解，为了争取人心，任命他为从事史（从王玄谟家族后来多人仕宋看，当时应该是王家家族投向刘裕）。随后，刘裕在与他的交谈中，发现他谈吐不凡，十分惊异。

惊异归惊异，当时的王玄谟毕竟是一二十二岁的青年，难免热血激语，但是真的要委以重任还不可能。另外，门阀制度下选官不仅要依靠出门，还得朝中有人，一个北边来的人，又不甚合群，自然无从得到提拔。然而被刘裕赏识毕竟还是起了相当作用，虽然很难探清详细的细节，但是至少在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庐陵王刘义真出任车骑将军之后，他成为车骑参军。

由于当时刘义真才十六岁，这些幕职的指定很可能是刘裕的意思。王玄谟旋即随军出发，参与在司州境内的反击北魏军的作战。当时，北魏大军多路突破黄河南下，其中郑兵将军山阳公达奚斤率步骑3千余人南下进攻许昌。王玄谟奉命率千余增援守卫许昌的颖川太守李元德，但是在与北魏军的交战中他和李元德都兵败，仅与少数人逃回（4）。

此后没有多久，朝中变故骤起。刘裕病故后，担负辅佐少帝责任的徐羡之、傅亮、谢晦废了少帝，另立刘裕第三个儿子刘义隆。他们与刘义真关系不好，担心皇位继承顺序在刘义隆之前的刘义真也觊觎皇位，在立废少帝之前先将刘义真废为庶人。这样，王玄谟实际等于陷入无主可依的地步。

但是，否极泰来，元嘉元年（公元424年）八月，谢晦出任都督七州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上表奏请让王玄谟担任南蛮行参军、武宁太守。谢晦为什么要选择王玄谟呢？当时王已经三十七岁，而春风得意的谢晦三十五岁。估计其一，同龄人比较容易沟通；其二，谢晦以自己这个年龄出任封疆大吏很是得意（5），看到不得志的人，有些同情。呵呵，这两点只是个人臆测，而最重要的，估计与谢晦出镇的原因有关。当时，谢晦与徐羡之、傅亮废少帝立新帝，共同在朝主政。三人欲巩固自己的权力，要引外援，因此让谢晦出镇荆州。对此，谢晦一定要带些自己的人到地方上去，而选择一个刚失去靠山的人，必然感激自己，便可成为自己的亲信。还有一点，从后来来看，王玄谟虽然不合群，但是很会表达意见，说动别人，于是让谢晦感兴趣。

到了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诛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造反了，但是立即被文帝平定。作为谢晦的部属，他自然是要被论罪，但是文帝以其不是主谋宽恕了他。随后王玄谟究竟如何不得而知，直到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右将军到彦之率兵北伐，企图收复河南失地，王玄谟作为扬武将军也随军出征，兵逼虎牢（6）。

但是，北魏军队根本就不与他们作战，全军撤到河北。十一月，天寒地冻，北马膘肥之时突然南下，一举将宋军打回老家。到次年二月，宋朝在黄河以南的重要据点滑台失守，太守朱修之也被北魏军队俘虏。在这场战役中，王玄谟的表现不详，但作为这样一场大败绩，倘其中有好的表现早青史留痕了。

不过这位王玄谟虽然在战场上未获得什么出色战绩，但是又一次展现出能说会道的本事。他向宋文帝上疏，分析了几次与北魏交锋失败的原因。他认为虎牢、滑台一带战事的不利，并非仅是指挥作战的人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老百姓害怕到遥远的地方服役。因此他提出，就近征发民众从军，这样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7）。

其实，王玄谟说的并非一无是处，不过他只是说出了一个现象，并没有触及军士畏惧远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在沉重剥削下不愿意服兵役，到前线送死；二是南朝士卒没有地位，只有实在生活不下去的人才去投军，因此没有作战的积极性。

我们现在无法揣测他是否意识到这点，不过就算他意识到了，也不可能写进奏疏。有官场或办公室政治经历的人很名报明白这点，当出现问题时，揭露其问题的本质总是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或高层的利益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个跟在位者跟自己都牵扯不大的理由，而且又要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

此时的王玄谟已经四十四岁，经历了许多政治斗争，政治经验已经非常老道了，这样处理是很得体的。所以，他的奏疏很得到宋文帝的赏识，他每次上奏疏谈北伐的事情，都让文帝很满意，以至于文帝曾对殷景仁说：“听王玄谟这个人说北伐的事情，使人感到如霍去病伐匈奴一般，北方可定，功业可成。”（8）

元嘉十年（公元433年），持节监四州军事、豫州刺史的宗室长沙王刘义欣进位镇军将军，王玄谟则成为镇军中兵参军，领汝阴太守。在上任约一年光景，他上报汝阴境内发现嘉禾。大约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王玄谟被持节都督七州军事、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征为幕府，并参与了讨平诸蛮叛乱的战斗（9）。

在这次战斗中，他发现部下中有个叫张世（明帝时改名张兴世）的，每战必有斩获，而且超过诸将。于是，王玄谟就在文帝面前说到张的胆力。后来张世也成为一时名将，可算王玄谟的知人之功了。不过这种发现锥已从口袋出的目光并不能说明他识人的本事。

不久，王玄谟又成为辅国将军、徐州刺史，兴安侯刘义宾的辅国司马兼彭城太守。元嘉二十五年（公元448年），刘义宾病死，王玄谟很聪明地及时上表，说彭城是水陆要冲，请派皇子坐镇，出任徐州刺史。宋朝以宗室出镇地方，管理军政是惯例。彭城也确实是当时的水陆要冲，也是徐州治所，但是之前几任，不是宿将元勋，就是皇弟或宗室疏支，还没有皇子出镇（10）。因此，王玄谟的请皇子出镇，恐怕有其用心之所在。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大兴北伐。对于这次北伐，朝臣大多反对，但王玄谟却是极力鼓动者之一。这次北伐，宋朝的准备很不充分，不仅在人力物力上不足，也没有有能力的大将之才。宋朝为了充实兵力和军需，征发六州之民丁，还向四州富民、富僧尼强借钱财，充作军用。

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十几年前，正是王玄谟本人认为征发民众到远方服兵役是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如今却明知南兖州和徐州南部距离战地很远，居然还鼓动文帝出击，这就应该有别的原因了。

他当时已经六十三岁，自从投奔刘裕以来已经大约四十年了，却还只是一个太守（第五品），并且长期没有显赫的军功，又委身他人的幕府，还写了那么多看起来激扬文字的奏疏，自然希望能有自己扬眉吐气的那一天。于是，他被任命为第四品的宁朔将军，同时担任前锋官，率水师从南方出发，直入黄河，进逼济州州治碻磝城（今山东东阿西北）。

北魏济州刺史王买德按照北魏太武帝制订的避敌锋芒以待秋后的政策，先弃城而走。负责北伐这个方向的总指挥青、冀州刺史萧斌留驻碻磝，王玄谟继续前进进围东郡郡治滑台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台城是当时黄河南岸重要的据点，北魏军队凭借这个桥头堡可以向南发动侵略。而宋军一旦拔除了这个据点，水陆两师可以缘河而上直达洛阳一线，或者就近威胁北魏政府财赋主要来源——河北地区（从滑台到河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邺城不足200里）。

七八月间，王玄谟的数万（11）大军包围了滑台城。他还派遣钟离太守垣护之率百艘船组成的水师进一步沿河而上，驻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外的石济，以阻遏上游来的北魏援军。此时，宋军士气正旺，甲械充足，但是王玄谟却刚愎自用，不肯倾全力战斗，导致顿兵城下，久攻不克的局面。

刚刚包围城池时，将佐们发现城内多茅屋，于是建议用火箭射进城内。但是，王玄谟不同意，他说：“这些都是我的财富，为什么要现在烧了它？”过去，火焰塔写的《五胡录》中以此为王玄谟贪财的一个佐证，其实这是偏激了。他的这个处理是认为自己很快将攻克这座城池，而这些物资都是他的军需（12）。消息传到城里，城里人立即拆除了茅屋，在地上凿穴居住。

此后，王玄谟又干了几件蠢事。当时，北方汉族遭到鲜卑人的残酷奴役，都盼望南方王师来解民倒悬，因此宋军刚到的时候，每天都有千名老百姓或荷担挑粮供应军需，或拿着武器来投奔。但是，王玄谟却不亲近和优待那些领头的人，而把人员和粮食都交给亲信来管理。同时，他贪财好利，甚至在打仗之时做起生意来。他贩卖当地出产的梨，但是压低价买进——一匹布换八百个梨。他的这些做法寒了将士和当地百姓的心，于是士气低落，将士怨言纷起，更别提什么攻城了。

另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火焰塔在《五胡录》中，将王玄谟说成精明的南方商贩，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从籍贯还是出生地来说，王玄谟都是地道的北方人。

九月，北魏太武帝觉得时机来了，于是率军南救滑台。北魏发州郡军户五万从军。军户是当时兵制下的特殊群体，他们是世代为兵的人，他们有专门的户籍，与民户分列。在北魏时代，军户组成的部队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

北魏大军将至的消息传来，在石济的垣护之紧急派人送信给王玄谟，以开国皇帝刘裕攻南燕都城广固为例，劝说他立即不计士卒伤亡，全力攻城（13）。王玄谟并不采纳。此时，他的部下建议，北魏军将至，立即布置战车为营，做好与骑兵作战的准备。

当时，南朝部队以步兵为多，北方军队以骑兵为多，骑兵机动能力超过步兵，因此在战术上占优。刘裕还在晋朝为将时，为了对付北方骑兵，组织了战车部队，以车阵保护步兵方阵和辎重。在讨伐南燕的战斗中，车阵在面对南燕骑兵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然而，王玄谟依然不采纳，我行我素。

到了十月癸亥日，北魏大军抵达枋头，距离滑台不足五十里。太武帝先派遣关内侯陆真与几个人乘夜晚潜入城中抚慰，并观察了王玄谟的营地，将情报转送出来。此时，王玄谟估计还在算梨的生意让他赚了多少呢。同时，太武帝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五千骑兵从石济渡河，以防止王玄谟逃跑。按说此时垣护之此时就在石济啊？估计是北魏军势大，其仅能先求自保吧。

两天后的乙丑日，太武帝全军渡河，隆隆的战鼓声传到了滑台宋军营地。正在做着升官发财梦的王玄谟大惊失色，连作战的勇气都没有，率军仓皇撤退。由于他丧失人心，军无斗志，半路上队伍就散了。长孙真率骑兵追击，一举斩杀万余人，缴获军械物资如山（滑台城里的茅草没弄到手，自己的物资都吐出来了，不知道这些物资里面有多少廉价的梨呢？）。

这次惨败，死的是众军士，这王玄谟王老头倒逃得了性命。不过刚回到碻磝，他就被正在气头上的萧斌下令抓起来，准备斩首示众。这时，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为其求情，说：“佛狸（太武帝的小名）威震天下，又指挥百万大军，这不是王玄谟所能对抗的。而且，现在这个自己杀掉自己的战将，实在不是什么好的处理办法。”

其实，早在北伐出发前这位沈校尉就反对北伐（14），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认为王玄谟的本事不在元嘉初年北伐失败的檀道济和到彦之之上。看来沈庆之早就发现王玄谟是个草包，但是他说话很巧妙，没有直接说，而是通过比较来说，让人不便反对。

那么沈庆之又为什么要为草包求情呢？事后，宋文帝曾经问过他，他说：“打了败仗的人正担心以此获罪，一听说王玄谟被杀，就不敢归营，四散潜逃。北魏军队正在逼近，正需要收拢散失的人员，怎么可以把他们赶走，削弱自己呢？”由此可见，沈庆之并非出于私情维护王玄谟。

另外，我认为沈庆之还有一层意思没说出来：王玄谟这个草包是你皇帝自己点的将，责任在谁呢？话说回来，这王玄谟以为自己必死了，半夜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只要诵读观音经千遍即可免死。不过观音经很长，梦中人又传授了简述之法（15）。醒来之后，他就开始诵读，一直到绑赴刑场还在那里哆哆嗦嗦地念经。这时，萧斌同意了沈庆之的进谏，让刀下留人，几乎魂飞天外的王玄谟总算逃得一条老命。

然而北伐的事情还没完，既然前军溃败，萧斌便收拾部队回历城，留下王玄谟代守碻磝城。但是，北魏大军很快逼近，王玄谟放弃碻磝，退往历城，半路又被北魏军击败，胳膊中箭。江夏王刘义恭给他去了封安慰的信：“我听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胳膊上的箭伤，如何知道不是将军得到升迁的象征呢？”（16）

同时，这里笔者在翻译时还曾经产生过一个误解。《宋书》此句之前的记载为“召令还，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乍一眼看，结合那句“因败为成”，以为是王玄谟杀了回马枪大破魏军，其实文言文主语省略的情况很多，从前后文来看，“召令还”并不能认为是失败，因此这个败说的就是王玄谟本人被击破。江夏王的话是出于一种抚慰而已。

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北魏朝中变乱，宋文帝又发兵北伐。王玄谟又在军中参与了进攻碻磝的战斗。不过，这次没有担任重要的指挥职责（17）。

元嘉三十年（公元453年），皇太子刘劭弑宋文帝，举国哗然。虽然刘劭任命王玄谟为冀州刺史，但是他没有站错队伍。他命令济南太守垣护之率部参与武陵王刘骏的讨逆军（当时首创义帜的是南谯王义宣，其在荆州幕府与义宣关系是不错的。但是从此举看来，他不仅在当彭城太守时与武陵王的关系不错，还意识到武陵王能够即位）。这次站对了立场使他获益非浅，当年六月便出任徐州刺史。不久还加都督衔，升左卫将军。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南郡王刘义宣（18）、江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造反。孝武帝刘骏任命王玄谟为代理辅国将军，豫州刺史，讨伐叛军（19）。他率领部队沿江而上抵达梁山在东西两岸设立状如弯月的营垒，进行防御。西垒交给胡子反和柳叔政，自己屯东垒。

当时，他很畏惧鲁爽的弟弟鲁秀，所以，在听说鲁秀没有沿江而下而是北上进攻毛修之去了之后，他大为高兴，说：“这个鲁秀不来，要生擒臧质就很容易了。”但是很快事实就告诉我们，他这话跟赵括的那句，“如果来的是白起，我要考虑考虑，如今来的是王陵就不在话下了”一样。

首先是他听说叛军人数众多，立即派遣司马管法济请求孝武帝增援。于是作为诸军总指挥的柳元景奉命率部进驻姑孰（今安徽省当涂县）。当时，刘义宣写了封信给王玄谟，内容无疑是要他跟随自己造反。虽然当年刘义宣对王玄谟有知遇之恩，但是这时王玄谟认定跟刘义宣没有前途，他又一次站对了队伍。他以一封信拒绝了刘义宣的招揽。

虽然王玄谟拒绝得非常肯定，但是臧质已经看出王玄谟的怯懦，因此建议留万人监视，王玄谟一定不敢出战，而主力可以沿江而下，破柳元景和直扑建康。幸好此时，江夏王刘义恭以一封书信使刘义宣怀疑臧质提出这个计划的动机，才使得这个战略构想没有实施。

尽管这个计划遭到否定，叛军仍然筹划进攻。臧质派遣将军尹周之率军突然攻击西垒。由于当时西垒主将胡子反在东垒参加军事会议，因此仓促赶回应战。但是，因为叛军占有数量优势，所以他们逐渐不支。当水军将领刘季之向王玄谟求救时，他却不发一兵一卒。

我们不知道他当时是抬出如何的理由，因为唇亡齿寒，分兵两营，其中一个失败了，另一个也坚持不了多久。随后，大司马参军崔勋之与之顽强争论，于是王玄谟派崔勋之率军救援。但是等他们赶到的时候，西垒守军因为寡不敌众已经战败，营垒也被攻破。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崔勋之战死（20）。

胡子反和柳叔政逃回了东垒。面对这样的败绩，王玄谟也许是要找替罪羊，将胡子反军的军副李文仲斩首。不仅如此，他还惊慌地派遣垣护之向柳元景请求撤退的命令，说：“现在只剩下东垒的万余人，而敌人数倍于我，根本抵挡不住，不如让我后撤与将军合军一处，协力对抗。”

柳元景立即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敌人虽多却相互猜忌，只有前进攻击才是好的应对之道，于是准备带部队前往。他根据垣护之的建议，尽选精锐数千，大张旗鼓，使敌人认为来了很多援军，士气一时低落。王玄谟此时也不敢再说什么后退，由于薛安都、宗越等猛将也抵达，他也壮了胆，布置出战。他让薛安都为前锋，诸将为后继。同时，也许是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亦或出于胆怯，他让垣护之总督诸将（也就是前线总指挥）（21）。

由于薛安都刚以“关羽斩颜良”的方式杀了号称“万人敌”的鲁爽，因此叛军畏其威名，不敢主动接战。于是，诸军前进攻击。战斗中，薛安都、宗越两军突破敌阵两翼（22），垣护之又用火攻击破敌水师（23），叛军被彻底击溃。这一仗，重创了叛军主力，此后诸军追击，彻底平定了叛乱。

本来平定叛乱，王玄谟是有功劳的，加都督衔并封曲江县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军司马刘冲之到孝武帝面前告了他一状，说他在梁山时与义宣有勾结。其实这种控告一般来说是子虚的，可能是不采纳刘季之的建议救援遭到攻击的西垒以及懦弱之状给了人一种误解，或者因为杀李文仲、拒绝刘季之建议激起了刘冲之的不满，就是故意报复他（刘冲之，刘季之莫非是亲戚？）。

但是不管如何，这次告状引发了恶性的后果——孝武帝对这件事情也产生了怀疑。派来调查的人查不到确实的证据，但是上奏说王玄谟虚报战果，私藏值钱的战利品，因此被免去官职（24）。

虽然一时丢官，可是王玄谟的官运不散。孝建二年（公元455年）六月就复出，担任豫州刺史。当时境内有刁民司马黑石推举夏侯方进为天子造反，被他讨平。八月，他出任青州、冀州刺史。十一月，又调到雍州做刺史，并兼宁蛮校尉，加都督衔。由于雍州处于边境，有许多北方南迁的侨民。

这些侨民并不属于官方户口之列，而且以家族形式分布分散，给政府征收租税，征发劳役造成很多不便。为了将这些侨民编成政府管辖下的户口，于是王玄谟根据东晋桓温搞的土断制度，也申请在雍州开展“土断”。然而，由于政府租税劳役很重，民众并不愿意，世家大族也不愿意交出自己名下藏匿的户口，因此遭到了抵制，被迫停止。

当年，王玄谟又改革租税征收制度，把以前官民不等的租税额按照同样的标准征收，引起了境内极大的不满。于是，有人散布谣言，说王玄谟要造反。此时，新城太守柳僧景倚仗在朝中得势的兄长柳元景，下令诸郡发兵，要讨伐王玄谟。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雍州的治所就在襄阳，而襄阳是柳元景的大本营。由此个人怀疑，是土断或别的原因使柳、王交恶，以至于刀兵相见。不过，王玄谟虽然在战场上表现一般，但在官场上却十分老道。他成功地安抚了下属，消除流言，并派人快马上京，向孝武帝表明事情缘由。

孝武帝其实也不是傻瓜，他清楚地判断是王玄谟的政策得罪了人，而本身并无谋反之意，因此他也派主书吴喜公快马前去抚慰。他让吴喜公带话说：“梁山通敌那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我开始就不介意，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不错，能够相互信任，我不相信七十岁的老头有谋反之心，你姑且多笑笑，让你的眉毛舒展一下。”（25）

其实孝武帝的最后意思是意有所指的。这个王玄谟为人严苛少恩，还经常一脸严肃，一本正经，几乎没有笑容，所以皇帝让他笑，伸展眉毛。他的严苛并不是威严，而是一种刻薄，因此他的士卒怨言很大，有士兵中的打油诗为证：“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

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王玄谟严苛少恩。南郡王刘义宣造反时担任丞相之职，他的丞相府长史张畅不愿跟随造反而差点被杀，后来因为有人作保而活下来。刘义宣在梁山兵败时，张畅找机会返回官军一侧，但是被乱军掠去了衣服。他找了件破衣服勉强裹住身子，这时正好遇上王玄谟乘坐车子外出，他也不谦让，推开王玄谟上了车子。王玄谟非常恼怒，部下起哄要杀了他。要知道，当年王玄谟主动请宋文帝以皇子出镇彭城，身为皇子的孝武帝就是以安北将军身份带着安北长史张畅来的，张畅还兼任沛郡太守。所以从资格来讲，两人不相上下。此后王玄谟兵败滑台，敌军兵逼彭城，守城的人都想跑，前线总指挥江夏王刘义恭也吓得想跑，又是张畅以强硬态度阻止的。那次，张畅接待北魏太武帝的使臣有礼有节，不卑不亢，不过在北魏使臣笑谈王玄谟失败的时候，他确实说了“王玄谟不过是我们这里一般的将领，只是因为他是北方人才让他做个前面带路的而已。”（26）

这不过是临时应对之辞，也许这个在关键时刻成为影响心胸狭隘的王玄谟判断的一个因素。就在他要被杀之时，那个王玄谟相中的将领张世用袍子盖住了他，把他救了下来（27）。但是，王玄谟不打算放过张畅，他把张畅抓起来，送到京师交给廷尉处理。这时，张畅的儿子张融和南阳王关系不错，而王玄谟的儿子王瞻是南阳王的长史，因此他去求王瞻帮忙，只要削官，保住一条性命，但是得到的却是否定的回答（28）。虽然最后或许因为皇帝或许因为政治斗争的结果，张畅保住了性命，但是王玄谟的心胸狭窄也可见一般了。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七月，王玄谟出任郢州刺史。次年三月前后成为金紫光禄大夫，调回京城担任太常卿。不久修建明堂，他又以太常卿之职担任起部尚书，负责建设工作。之后，他又管理北选。然而伴君如伴虎，这个南北朝的皇帝大多是心理变态的暴君，这个孝武帝也不例外。他经常羞辱群臣，称呼王玄谟为“老伧”（老不死的北方佬，伧字是南方人骂北方人的专用名词），并且在朝廷公文中也这么写。他还写了首四时诗送给王玄谟，内容为：“堇荼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此外，孝武帝养了一名叫“白主”的黑奴（大概就是为了羞辱才取这么个名字的吧）。这个人拿着杖侍奉左右，孝武帝让他打谁就打谁（朝廷之上的SM表演？），上了年纪的王玄谟也没少吃苦头。

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十二月，王玄谟出为平北将军、徐州刺史。这回外放的王玄谟做了些须善政（是因为之前“叛乱”流言事件的刺激亦或观音又在梦里有何警示？）。当时，徐州一带正闹饥荒，他拿出自己私家储藏的谷物十万斛，牛千头进行赈济（私家储藏能到这个数量，可见其财力非同一般）。次年八月，他又以彭城发现木连理，作为祥瑞上报。这个木连理便是两棵树枝干生在一处，被当时YY认为是帝王有德，八方合一的象征。其实，这是相当虚妄的。不说以汉晋土地而言北方大片土地还处于北魏的统治之下，就是刘宋开国时的关中河南之地也在北魏手中。八方哪里合？只是迎合帝王的把戏而已。不过这里不宜批判王玄谟个人为多，有宋一朝木连理祥瑞记载有51次之多（29），可见是种风气了。

大明八年（公元464年）二月，王玄谟又升为领军将军。闰五月，孝武帝驾崩，他返京受诏参政，辅助幼小的皇帝管理外监事务。此时，受诏命的人很多，朝政意见不统一，十分混乱。其中，江夏王刘义恭和柳元景逐渐控制了朝政，因为与他们的意见不一（或许还有旧日的恩怨），仅仅回朝三个月后（八月），他就被赶出朝廷，以镇北将军出任青、冀二州刺史。尤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暂时离开了权力中心，结果避开了任性胡为的前废帝的屠刀。此时，又有一件事情显示了他的政治智商。永光元年（公元465年）正月乙未日，前废帝刚改元永光，十一天后，王玄谟就在当地发现了白雉。这个白雉可是周公时越常部落献上的，自然是万邦朝拜之吉征。从时间和政治策略而言，个人觉得不能排除是王玄谟故意所为的可能性。

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及时的动作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在他的政治对手刘义恭和柳元景被前废帝杀掉之后，他被前废帝以领军将军之职征召。当时，前废帝在朝廷中对群臣大行杀戮，他的儿子和侄儿们都劝他不要出山，可是他说：“我受先皇厚恩，岂可以害怕遇祸不去呢？”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敢于去还是要有些魄力和胆量的（莫非是越老越倔了？）。果然在入朝后，王玄谟几次上书进谏，还流着眼泪请求皇帝减轻刑罚不要杀戮，以安众心。在此要指出一点，有人认为王这是为民请命，其实是不对的。从史书记载上看，前废帝凌虐和乱杀的基本是那些宗室亲戚、朝廷高级官员（30），王玄谟也是从维护世家大族自身安危的目的出发，进行劝谏的。这根本不是什么为老百姓请命。不过这样的进谏引起前废帝极大不满，但是幸运的是未遭皇帝毒手。

除了劝谏，王玄谟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举动去改变现状。这当然无可厚非，因为连当时朝野名臣宿将沈庆之都不愿意去冒这个险（31），何况王玄谟了。然而，毕竟因为王玄谟的资格太老，前废帝对其还是不放心。当时王玄谟身边有旧部三千人，都被前废帝派了人监督。王玄谟在感慨埋怨之余，只能请求派五百人到岩山给自己挖坟墓。谁知道还没挖好，这些士兵又被前废帝招回，说是要陪他去打猎。更糟糕的是，当时街巷经常流传着王玄谟已经被前废帝杀掉的流言（呵呵，不知道是不是王玄谟的政敌或部分仇恨他的百姓有意传播小道消息呢？），以至于王玄谟十分忧惧，到了几天不吃饭，晚上睡不着的地步。他还成天胡言乱语，说自己已经被抓，随时都会丧命了（32）。这时，之前劝沈庆之未果的蔡兴宗再次来劝王玄谟起兵废帝，利用已经随从前废帝打猎的那五百前部下行事。王玄谟信任的代表典签包法兴将蔡兴宗的话转告王玄谟，但是他思量之后让包法兴转告蔡兴宗：“这个事情不好办啊，不过我保证不把你的话泄露给别人。”（33）王玄谟此举一方面恐怕确实是单纯的害怕，但是另一方面恐怕是其政治投机素质在起作用。因为自从东晋以来，参与废立的大臣下场都不怎么好，尤其是宋朝时，废少帝立文帝的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都被文帝除掉了，因此他自然也要斟酌一下。（另说一句戏言，不知道他是不是觉得在孝武帝棍棒之下能熬过来，这次也一定能熬过去？）

景和元年（公元465年），暴虐的前废帝终于被身边的太监所杀，明帝即位。此时的王玄谟居然换了个人，大言不惭地指责自己的亲信郭季产和女婿韦希真，说：“当初危难的时候，我周围的你们没有一个进言启发我一下的。”（34）郭季产立即顶了一句：“那个时候，尚书蔡兴宗让包法兴带话给你就是一个机会，但是你自己说大事难行，我劝了有什么用？”（35）王玄谟想把责任推给身边的人，但是一下子被人说破真相，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由此可见，之前的王玄谟是有废立之心的。同时，也可以看出王玄谟是个相当虚伪的人，是个彻头彻尾有利则争，有害就避的小人。

不过，虽然王玄谟未能成为“伊霍之臣”，但是仍然得到了重用。明帝登基之后，四方觊觎皇权的宗室、封疆大吏起兵叛乱，情势一片大乱（36）。明帝以弟弟司徒建安王刘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前去讨伐。但是宗室挂帅只是个形式，具体还是需要有一位实际军事统帅的。当时，与之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柳元景、沈庆之、朱修之、萧思话、臧质、垣护之、刘秀之、刘延孙、宗悫等人均已亡故，薛安都造反，宗越伏诛。朝中所剩元勋不多（37），而七十八岁的四朝元老、前朝顾命大臣王玄谟的资格便很少有人匹敌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于是在泰始二年（公元466年）正月，刚加了镇军将军职衔的他升为车骑将军，担任江州刺史，作为建安王的副手出发。为了表示皇帝信任和爱护的态度，明帝还赐予他一副诸葛亮筒袖铠，并允许患有脚病的他乘车进出皇宫。

这位王玄谟大概是上了年纪了，指挥各部队先出发，自己晚些起行。但是，他还是一副无能样子，各部队没有统一的号令，几十支部队挤在一起夜晚各自有各自的号令。不过这傻人有傻福，前一次讨南郡王刘义宣和臧质的叛乱有垣护之定策出力，这次又有沈庆之父亲堂兄的儿子沈攸之出来帮忙，统一了号令（38）。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出征主要还是拿王玄谟的资历来镇住部队（如在这次讨伐作战中立功卓著的张兴世，即王玄谟征蛮时发现的将才张世），而不是用其作决策。此外，王家亲族任官的也因为王玄谟的立场而支持明帝。如王玄谟的儿子王昙善起兵于义阳（39），王玄谟的堂弟清河、广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据盘阳城（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都响应明帝。

八月，因为前线诸如沈攸之、张永、张兴世的处置得当，讨伐顺利结束。九月，王玄谟也因身为统帅，计功转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护军将军。十一月，又出任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次年五月又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七月，为特进、左光禄大夫、护军将军。泰始四年（公元468年）二月，始终赖在高位，宠眷不衰的王玄谟终于病故，谥号为庄公。他有好几个儿子，从有女婿（见前文）来看，至少有一个女儿。儿子中见诸史册的按年龄排列有王深、王宽、王瞻。另外似乎还有个王昙善。因为王宽担任随郡太守时曾经起兵救母，而王昙善起兵的义阳正是随郡（见（39）注释文），加上史册没有明确记载王宽的字，所以疑心是一个人。另外这三个儿子中王深死的早，后来王深的儿子王缋继承爷爷的爵位。王宽后来一直担任官员到齐朝。王瞻则因为负气傲物，在齐朝时，被太子萧赜（后来的齐武帝）所杀。

王玄谟的谥号是个有趣的话题。根据古代谥法，“兵甲亟作曰庄，澼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40）从王玄谟生前受到荣宠来看，应该是前三种含义。兵甲亟作很可能对应的是他迅速起兵响应孝武帝，讨伐害死文帝的刘劭。澼圉克服对应的是他北伐以及讨伐蛮族的功绩。胜敌志强比较虚，对应他的那些所谓胜仗罢了。综上以观，朝廷给他的谥号集中于军事方面，但是实际上个人倒以为字用的不错，可是恐怕除了“死于原野”之外，后面的那些才是真正符合事实的评语。当时有个小故事，王玄谟有一次请教谢庄，问他什么为双声，什么为叠韵。谢庄脱口而出：“悬瓠为双声，碻磝为叠韵。”（41）堪称讽刺之绝。

此外，再记一件无法考证为何时发生的事件。王玄谟担任徐州刺史之时（他有两次担任该职，是哪次任上不详），其堂弟王玄象担任徐州境内下邳郡的太守。这个王玄象有盗墓取宝的嗜好，把境内所有的坟墓都掘了。传说他有一次听人报告一个坟头上早晨出现一个女子，近看就没了。于是王玄象便让人发掘，看见一棺材以及几百个金蚕和铜人。打开棺木，有一个正当二十的女子，面容就象活着时一样，躺在那里说：“我是东海王家的女儿，不应死的，这里的钱财可以送给你们，但是不要伤害我。”（42）但是发掘的人看见女子手臂上戴着玉镯子，就砍下她的手臂，于是女子死去。王玄谟没有维护亲情，而是把事情上报，使王玄象丢了官。个人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说明王玄谟的为人。因为首先王玄象与其关系如何，如今的史书没有明载。其次，王玄象挖得遍地没有完整的棺木他不管，偏偏这个就管了？问题正应在这个东海王家女身上。东海王氏乃是西晋皇室的亲属，其代表人物是魏未中领军、兰陵侯王肃。王肃之女嫁给司马昭为妻，是晋武帝的生母。由此看来，这可不是什么一般的富户。而且东海王氏与琅邪王氏一脉所出（43），琅邪王氏可是东晋开国“王马共天下”的主角。虽然当时东海王氏势力已经衰微，刘裕亦曾打击琅邪王氏的势力，但是作为百余年的名门望族，政治力量还是很大的，因此王玄谟这么做是很有政治头脑的表现。

综观王玄谟一生，其在军事和政治上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人格和品质。所谓玄谟，即玄妙的谋略，但是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完全是一塌糊涂，除了嘴上能吹，笔下能写，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本事。而且他的所谓战果，也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当然这个内战内行也是很虚妄的，只是因为这家伙仿佛是个福将，每次内战总有聪明人辅佐，也算一种别样的风景了。不过从政治表现来看，这个人算是有些头脑，几次政治斗争有的平安渡过，有的则站对了阵营。而且老而不死，福泽纷至，位极人臣，于政治颠峰全身风光入土，也算是一传奇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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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9 11:50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11）《魏书》太武帝本纪记载萧斌所统帅部队有六万人。纵然《魏书》以北魏的立场夸大数字，作为这条战线而言，应该不会太少，至少也该有三万以上。当时该战线有垣护之百舸前突，以每舸也就数十人，当在数千；另外根据萧斌后来准备派沈庆之率五千人增援而不是大军增援来看，萧斌在碻磝的部队应该也就在万人。因此，说王玄谟有数万之众，应该合理。

（12）《宋书》王玄谟列传记载“玄谟恐损亡军实”，《南史》王玄谟列传记载“玄谟曰：‘损亡军实。’”《资治通鉴》宋纪七记载“玄谟曰：‘彼吾财也，何遽烧之！’”。从三段记载分析，《南史》很有可能是沿袭《宋书》的说法，但将议论性文字改为人物当时口述之词。不过，对王玄谟来说最不利的就是《资治通鉴》的记载，无疑《五胡录》作者取信的是《资治通鉴》的记载。

笔者不清楚《资治通鉴》记载的根据从何而出，但是就是以这句话本身来说，要说王玄谟贪财，似乎也难以成立。屋顶茅草能作什么私财？恐怕最理想的也不过作牛马饲料，这正好证实了“军实”之言。一个当事人说话，带点感情色彩在逻辑上完全是合理的，比如人民解放军战斗史上经常将缴获敌人物资称为“发财”。所以，开玩笑可以，但要在史实上认定王玄谟贪这些茅草为“己财”，有失偏颇。

（13）《宋书》垣护之列传记载垣护之原信为“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事迫于曩日，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

（14）《宋书》垣护之列传记载“其年，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沈庆之从战术、将领和军力等几方面陈述，认为北伐会失败，但是最终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5）《太平广记》报应十引《谈薮》记载，简略后的内容为“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情，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唸唸从心起，念佛不离心。”

（16）《宋书》王玄谟列传记载“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疮，得非金印之征也。’”《南史》王玄谟列传记载为“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金创，将非金印之征邪？’”最后一句句读之分，《南史》为善。因为通篇来看，这里确实是个反问语气。

（17）《宋书》张永传记载“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同书索虏传记载“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张永、王玄谟及爽等北伐......玄谟攻碻磝，不克退还。”

（18）《宋书》孝武帝本纪“三十年正月......辛未，改封南谯王义宣为南郡王。”

（19）《宋书》王玄谟传记载“及南郡王义宣与江州刺史臧质反，朝庭假玄谟辅国将军，拜豫州刺史”。同书柳元景传记载“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遣左卫将军王玄谟讨之，加元景抚军，假节置佐，后玄谟。”查同书孝武帝本纪，“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鲁爽、车骑将军江州刺史臧质、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兗州刺史徐遗宝举兵反......己卯，领军将军柳元景加抚军将军......辛卯，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同书鲁爽传记载“孝建元年二月，义宣报爽，秋当同举。”各自记述十分矛盾，因此在正文中未作辩明，而是依王玄谟传叙述。在这里个人估计，鲁爽先反，孝武帝派王玄谟讨伐，但还没准备完义宣等人皆反，于是派柳元景总督军队。因为，以孝武帝坐镇彭城对元嘉北伐的了解，不仅对王玄谟的军事能力有怀疑，最重要的是他还对王玄谟是否足够忠诚有些怀疑。这点从下文刘冲之告状之事便可以看出。

（20）《资治通鉴》宋纪十记载“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固争，乃遣勋之与积弩将军垣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勋之、询之皆战死。”但查《宋书》垣护之传所记垣询之的内容，只说在梁山战役中战死。不知《资治通鉴》依据什么资料，所以暂时没有列入。

（21）《宋书》臧质传记载“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br>（22）《宋书》薛安都传记载“贼阵东南犹坚，安都横击陷之，贼遂大溃。”同书臧质传记载“刘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众军乘之，乃大溃。”

（23）《宋书》垣护之传记载“及战，护之见贼舟舰累沓，谓玄谟曰：‘今当以火平之。’即使队主张谈等烧贼舰，风猛水急，贼军以此奔散。”

（24）《宋书》王玄谟传记载“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多取宝货，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南史》王玄谟传记载“检虽无实，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谟没匿所得贼宝物，虚张战簿，与徐州刺史垣护之并免官。” 这里“使有司”让我产生了歧义，这个使是派遣还是指使？我按照前一个意思来译。<br>（25）《宋书》王玄谟传“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南史》王玄谟传“玄谟启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申卿眉头耳。”

（25）《宋书》王玄谟传“梁山风尘，初不介意，君臣之际，过足相保，聊复为笑，伸卿眉头。”《南史》王玄谟传“玄谟启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申卿眉头耳。”

（26）《宋书》张畅传“王玄谟南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笔者认为，张畅这话除了应对之辞之外，恐怕确实也有打心眼里瞧不起王玄谟的意思。因为张畅当时在彭城，又在时为王爷的孝武帝幕府中，对前线的事情应该是清楚的。

（27）这里笔者有个疑问。因为《宋书》仅记载张世救张畅，而《南史》张融传记载得更详细，为“兴世以袍覆畅而坐之”。笔者不能把这句说圆。难解的是这个坐，究竟是张世（即记载中的张兴世）把袍子盖在张畅身上，自己坐下，还是让张畅坐下？由于缺乏材料，两个情况似乎都说的通。

（28）《南史》张融传，记载为“时玄谟子瞻为南阳王长史，融启求去官，不许”。这里记载不详，不知道这个不许是不是王瞻的本意，因此无法对王玄谟的心意作出判断。从《南史》对王瞻的记载来看，这家伙也是个“负气慠俗”的人，说话很冲，后来为此丢了性命。他一口拒绝张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29）《宋书》符瑞志。其实这里有个很荒诞的事实，那就是宋朝自建国（公元420年）到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才第一次出现木连里，此后便经常发现。从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以后一直到明帝泰始七年（公元471年），几乎年年出现，最多一年出现4次。而宋朝自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到彦之北伐失败之后，连战连败，丢土丧城，甚至被北魏打到过长江。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祥瑞东西不过是一味地道的“精神鸦片”而已。

（30）根据笔者对《宋书》和《南史》中记载的整理，从永光元年（公元465年）八月辛酉日到景和元年（公元465年）十一月戊午日（注：永光元年八月癸酉日改元景和），前后118天，前废帝共进行了八次针对宗室和高级官僚的杀戮。具体如下表：
1.有日期可查
永光元年八月辛酉日       赐死越骑校尉戴法兴，杀戴法兴的两个儿子，并毁坏戴法兴的棺材，整个烧掉。
12天后的八月癸酉日       亲率宿卫杀了叔祖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宗室廷尉刘德愿。刘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的诸弟子侄数十人、颜师伯的六个儿子都被杀死。同时，刘义恭还被截去四肢，剖腹掏出内脏，挑出眼睛用蜜腌渍，称为鬼目粽。
28天后的景和元年九月辛丑日赐死弟弟新安王刘子鸾（年仅10岁）、南海王刘子师（年仅6岁）、妹妹（第十二皇女）。
38天后的十月己卯日       诛杀姑父东阳太守王藻（娶孝武帝妹妹，临川长公主）。
13天后的十一月壬辰日    亲率宿卫杀死姑父宁朔将军何迈（娶孝武帝妹妹，新蔡公主），并赐死太尉沈庆之。沈庆之长子侍中沈文叔与其子秘书郎沈昭明自杀。另外就在当天或不久，赐弟弟镇军将军晋安王刘子勋毒药，不过因为使臣报信，刘子勋先造反而没死成。
26天后的十一月戊午日    遣使杀死堂兄黄门郎南平王刘敬猷、庐陵王刘敬先、后军将军南安侯刘敬渊。
2.没有明确记载日期
八月（月根据《资治通鉴》定，下同），诛杀员外散骑侍郎奚显度
十月遣使用鞭子打死会稽太守孔灵符
此外，刚即位时，还有一例：
金紫光禄大夫谢庄因为给殷贵妃写的悼文不合意，派遣使臣责问他，并要杀了他。孙奉伯进谏免于一死。
另外主要的凌虐记录包括：
景和元年十一月戊午日逼迫南平王铄（刘敬猷之父）的王妃江氏入宫伺候他，江氏不从，便打了她一百鞭。（《宋书》南平穆王铄传）
同日，让宫女裸体追逐，一人不服从，被斩杀。当夜梦见一女子骂自己，醒来从宫女中找出相貌跟梦里的女子类似的杀死。（《南史》前废帝本纪）
逼反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宋书》晋熙王昶传）
往父亲孝武帝的坟头泼粪，掘了父亲宠妃殷贵嫔的坟墓，骂父亲是“奴”（《南史》前废帝本纪）
强纳自己的姑妈新蔡公主为后宫。（《宋书》晋安王子勋传）
让左右当着叔叔始安王刘休仁的面轮奸刘休仁的生母、他的奶奶杨太妃。（《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将大臣们拖出去进行殴打。（《宋书》前废帝本纪，“元凯以下，皆被殴捶牵曳”）
将叔叔湘东王刘彧、始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装在竹笼里安置在皇宫里，不离左右，分别给予“猪王”“杀王”“贼王”的称号。还把刘彧剥光衣服放在泥浆坑里，用木槽装饭让他从槽中吃饭。一次，还把刘彧剥光衣服，捆住手脚，用杖穿起绳索，让人挑着往宫中屠宰之地，说今天就要杀猪。而且，屡次想杀害三位叔叔。（《宋书》始安王休仁传）

（31）《宋书》蔡兴宗传记载蔡兴宗劝沈庆之起兵，沈庆之回答“深感君无已。意此事大，非仆所能行，事至故当抱忠以没耳。”

（32）《宋书》蔡兴宗传记载，王玄谟的典签包法兴在见到蔡兴宗时，谈及王玄谟的近况说“领军比日殆不复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门，不保俄顷。”领军是王玄谟职务领军将军的简称，这里以职务代称人物。

（33）《宋书》蔡兴宗传，“此亦未易可行，期当不泄君言。”

（34）《宋书》蔡兴宗传记载，“太宗践祚，玄谟责所亲故吏郭季产、女婿韦希真等曰：‘当艰难时，周旋辈无一言相扣发者。’”

（35）同上，记载“季产曰：‘蔡尚书令包法荣所道，非不会机，但大事难行尔，季产言亦何益。’”

（36）《宋书》王玄谟传“时四方反叛”。同书明帝本纪“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顗率众赴之......后将军、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进号征南将军，右将军、会稽太守寻阳王子房进号安东将军，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进号平西将军。子绥、子房、子顼并不受命，举兵同逆......平北将军、徐州刺史薛安都进号安北将军。安都亦不受命......以征虏司马申令孙为徐州刺史，义阳内史庞孟虬为司州刺史。令孙、孟虬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并同叛逆......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晋陵太守袁摽、山阳太守程天祚并举兵反。

（37）笔者所能查及的，朝中所剩的有一定威望的勋臣宿将只剩王玄谟、刘遵考（刘裕堂弟）、张永。如殷孝祖等都是文帝末年后起之人了，加上王玄谟在孝武帝崩后曾受顾命，这个身份确实很难有人能比了。

（38）《宋书》沈攸之传记载“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驿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军吏曰：“今众军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乃就一军请号，众咸从之。”

（39）《宋书》州郡志“晋武帝分南阳义阳立义阳国，太康年，又分义阳为随国......明帝泰始五年改为随阳。”同志校勘记引洪颐煊《诸史考异》“顺帝升明二年十一月甲子，改封南阳王翙为随郡王，改随阳郡。志误。”因此查《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随郡即今日的湖北省随州市。

（40）《逸周书·谥法解第五十四》（网络拷贝）

（41）《南史》谢庄传，“又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碻磝为叠韵。’”校勘记中指明玄护为王玄护，是人名。但范文澜先生注《文心雕龙》，却写成“悬瓠为双声，碻磝为叠韵”。个人认为，范文澜先生的注更接近实情。因为细品此句，便可知悬瓠碻磝都是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后的事情。前者即陈宪以不满千人的部队坚守悬瓠四十二日，挫败北魏军进攻；后者则说王玄谟率数万人围攻滑台不下，逃回碻磝，又弃碻磝，负伤而返的事情。对比之下，讽刺意味是很深的。

（42）《南史》王玄谟传，“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

（43）根据网络上的一份王氏族谱，实际缺乏有力的证据，更多来自个人推测，如果能有人补充那是再好不过。

参考资料：

（1）《宋书》中华书局

（2）《南史》中华书局

（3）《魏书》中华书局

（4）《北史》中华书局

（5）《晋书》中华书局

（6）《资治通鉴》岳麓书社

（7）《中国历史地图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谭其骧地图出版社

（8）《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杜建民齐鲁书社

（9）《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其他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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