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玄谟雍州土断初探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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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9 11:1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王玄谟雍州土断初探

虽然一直很想写，但是没时间，有时间了又有些走神。仓促几天内草写了个稿子，希望行家批判。

前言

众所周知，自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之后，北方大批汉族士民南迁。为了安置这些流民，南方政权设置了大量侨置郡县。在这些郡县之内，侨民获得比一般民户优越的待遇，可以免调役。而且，由于流民力量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作用，朝廷对流民集团的领袖往往采取拉拢和优容的政策，使得他们可以荫蔽大量农户。这样，虽然侨置郡县内有许多农户，但是有相当部分不在国家编户之中；在国家编户中的又享受特殊待遇，所以当他们到了一定规模，便严重影响到中央集权和国家财政。因此，统治者改变这种状况，推行一种称为“土断”的政策，即通过整理户籍将侨郡的农户改成国家编户，以便ZF对其管理和进行剥削。根据王仲荦先生的观点，在东晋时期一共进行了四次土断。其中最后一次土断是由刘裕在义熙八、九年主持的，土断的进行是全国性的（除了在晋陵郡境内的南徐、南兖、南青三州），成果一直保持到宋文帝元嘉时期，因此元嘉年间的黄籍成为后来齐、梁整理户籍的依据。由此看来，这次土断是相当彻底和相当成功的。但是，奇怪的是，到宋孝武帝时，又开始搞土断。如果说，是因为年岁久了，需要重新清理的话，那么土断应该是全国性的，可是这次的目标却只针对雍州。而且这次针对一个州的土断居然差点闹到内乱的地步，令人匪夷所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由于史书对这次土断及其相关事件的记载极少，仅存的史料也很分散，因此笔者立足现有资料，进行有限的推测，以提供给大家一个视角，至于究竟这样的结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相信大家自有判断。

孝武帝孝建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戊子），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被任命为雍州刺史，接替刘延孙。此时，距离刘的前任武昌王刘浑谋逆事发被废才三个月(1)，距离王玄谟再次出山任职仅五个月(2)，而距离讨平臧质等人的叛乱还不到一年半(3)。此间，各州刺史频繁调动和更换 (4)，在短短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扬、南徐、南兖、豫、青、冀、郢、湘、益、雍、江、梁、秦（注：北秦州例外，以南秦为秦）、交、宁、徐、兖一共17个州更换了刺史，占全部19个州的近九成（只有荆、广二州未易人），而且其中有的州更换不止一次。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换血体现出孝武帝在平定叛乱之后对臣下的不信任感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努力。那么，王玄谟为什么能出任此职呢？我觉得就王玄谟而言，是孝武帝能当心腹用的棋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王玄谟自从投奔刘裕以后，服务过的幕府主人包括刘义真、谢晦、刘义欣、刘义宣、刘义宾、刘骏(5)。此时刘骏成了皇帝，而其他人都已死，就故主交情而言，刘骏是为唯一。此外，刘骏得以出镇彭城，实有王玄谟请求之功(6)。刘骏起兵反戾太子刘劭，王玄谟也站在刘骏一边(7)。这些都说明他有足够成为孝武帝心腹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王玄谟并非以出色的军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他更是以无能和苛刻闻名军内(8)，这些在军事角度来看糟糕透顶的品质，从帝王权术角度看却是难能可贵的东西——无大军功则好驾驭，不会恃功傲主；无良好的军事才能则不用担心他会反叛；苛刻与人关系不善，则不会结党组团，与君权对抗。虽然有人说他在平定刘义宣、臧质叛乱时曾与义宣勾结，但是现在义宣死了，一个缺乏人际网和不具备良好军事才能的人就算要蹦达，又能如何？他只有傍着新帝这棵大树，才有继续荣华富贵的机会。更何况此时此刻，一个有前科的人巴不得努力作为，来表达忠心，这正是可以利用的。因此，王玄谟无疑是孝武帝贯彻自己想法的一颗棋子。

那么孝武帝要把王玄谟这颗棋子摆在雍州有什么用意呢？我们只要看一下王玄谟干了些什么就知道了。他到了雍州之后，“请土断流民”(9)，并谈及“侨郡县无有境土，新旧错乱，租课不时，请皆土断。”（10）而另据记载“大明元年……秋七月辛未，土断雍州诸侨郡县。”(11)将这三条联系起来看，可以判断，在孝建二年十一月初一之后到大明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之前，王玄谟提出了在雍州进行土断的建议。这段时间很短，大约是一年零九个月。以一个人任职、熟悉当地情况，然后提出建议，上报请求批准来计算，这段时间跨度应当是合理的。这两段话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土断并非王玄谟私人制订的政策，而是请示了皇帝的。按照官场的思维，他的请示是很可疑的。结合前面他棋子的身份，笔者认为，土断雍州的想法应该源自孝武帝的乾纲独断，而王玄谟是他的打手，是实际操作者，君臣之间要唱一个绝色的双簧来实施这件事情。一旦有什么变故，皇帝可以把责任推给臣下；而一旦成功，皇帝实现了自己的想法，臣下则获得了宠信。

那么孝武帝为什么这么迫切地要在雍州实施土断呢？王玄谟在上奏里说的那些属实么？据记载“晋江左立。胡亡氐乱，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为雍州，而侨郡县犹寄寓在诸郡界。”(12)从中我们发现，雍州最初设立就是个侨置的州，所辖的郡县均为侨置，并无实土。虽然经历了之前的土断，但是直到雍州在元嘉二十六年获得实土为止，仍然保留大量侨置郡县。也就是说，对于雍州而言，其先前的土断是相当不彻底的，存在再实施土断的必要。这个与王玄谟所言契合。

虽然存在土断的必要，但是有必要这么着急么？这无疑与雍州当时的情势有关系。雍荆一带有蛮人居住，因为当地官府对他们的剥削和欺凌，所以一直存在冲突。元嘉七年之后，蛮人多次举行反抗活动。（13）元嘉十九年，一直对蛮人采取招抚政策的雍州刺史刘道产病故，当地蛮人纷纷起来造反。（14）对于这种情况，刘宋王朝采取了血腥镇压的政策。为了有效镇压，刘宋王朝扶植当地的强宗豪族出任幕府职务，并组织武装对抗蛮人。不仅如此，当刘宋王朝北伐时，也让这些强宗豪族参与，成为朝廷主力军使用。这一时期，许多荆雍土豪利用军功取得了一定的职务和政治地位。其后，雍州豪族势力又参与了武陵王刘骏讨伐太子刘劭的皇室权力斗争。他们支持武陵王刘骏，并出兵帮助其拿下建康，取得政权，由此跻身朝廷统治集团的核心。柳元景（15）、宗越（16）、谭金（17）、武念（18）、薛安都（19）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柳元景所在的柳氏家族，除柳元景在朝中“为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寻转骠骑将军、本州大中正，领军、侍中如故”（20），掌握宿卫权，拥有入内参机密和本州察举之权外，家族人士纷纷在雍州获得官位，出现了“时柳元景宗强，群从皆为雍部二千石”（21）的现象。这些地方豪族取得了政治地位之后，便要保障自己的利益。除了前面举的，柳元景利用自己担任州大中正的评定门品的权力，为自己家族谋取了许多官位之外，他们在雍州之地，必然利用侨置制度的有利地位，隐匿了大量户口，获取了大量的实利。

此外，如此迫切的一个旁因是政权初安后的财政问题。宋文帝元嘉末年与北魏征战，国家消耗很大。如元嘉二十七年，“以军兴减百官俸三分之一”（22）“是时军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赀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并四分借一，事息即还”（23），而此后北魏军队南下，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杀掠不可胜计......所过郡县，赤地无馀......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24）。文帝驾崩后，两三年里皇室宗亲又为争夺皇权两度兴兵，此时国家财政的危机是显而易测的。因此这也是孝武帝财政开源的政策之一。

话又说回来，作为经济政策的土断，直接皇帝下诏实施不就行了？如果有人反对，直接象刘裕当年那样杀几个人便行了，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事实上，以柳氏家族为代表的雍州豪族已经远不是软弱门阀集团那么简单了。从前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抢班夺权时功勋卓著的柳氏家族不仅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地方集团，还在朝廷中掌握着宿卫权。我们知道，刘宋王朝的建立，就是获取军功的下等士族夺取皇权的例子，所以皇帝对这样军功集团（25）的猜忌也是可想而知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些当年的元勋，其政治和军事能量是很大的，正是当年具备的才能，如今成为威胁皇权的东西。在已经恢复皇权政治的时代，孝武帝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士族集团凌驾于皇权之上（26）。其实，孝武帝对柳氏集团的猜忌早就有了。比如“上在巴口，问元景：‘事平，何所欲？’”（27），这是一种试探。（也许有人觉得这还太早，但政治人物的心机之深，也不是一般道理可以解释的）。再如孝武帝原来想按照自己与柳元景的约定，在夺取皇位后让他回雍州，但是被臧质的一句“爪牙不宜远出”（28）说动，留柳元景在身边。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果原因仅仅判断为孝武帝同意臧质的观点，那就肤浅了。留柳元景是以其在朝牵制雍州宗族，防止他回去之后自主一方。这种防备从柳元景在朝廷中充斥不安全感看出来。他在朝中任职的种种小心作为，诸如“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唯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以钱乞守园人”（29），看起来更象是为自保的韬光养晦，政治作秀而已。那么对于皇帝而言该怎么解决这些元勋呢？当然不能简单地一杀了之，必须要找一个时机，找一个借口，从一些小地方开始，逐步削弱并打击。无疑，土断成为孝武帝有整治柳氏集团和雍州地方势力的一个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与土断配套的便是王玄谟改革雍州田租的征收方法。“玄谟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30）无疑，这是土断之后实施的，这种九品混通的收租方式需要对每户的产业进行核计，划分成九等，按总的田租进行有差别的分摊。这种这种自东晋咸和五年实行度田税米之后便废弃了的征收方式对贫民有利而对豪族富户是不利的，因此所谓“境内莫不嗟怨”（31），其实就是当地强宗豪族煽动的不满。王玄谟采用这样的方式肯定是得到了孝武帝的授权，但是这种授权肯定是私下的。但是，既然这样的征收方式对豪族富户不利，他们自然是不会买他的帐的。“民间讹言玄谟欲反，时柳元景当权，元景弟僧景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势，制令南阳、顺阳、上庸、新城诸郡并发兵讨玄谟。”（32）民间的讹言自然是豪族散布的，他们要通过这样一种“栽赃”的手段来为后面自己实施行动寻找合理的借口。在此张灿辉曾指出，柳僧景只是个管7千余人的并不属于雍州管辖的新城郡太守，竟然能号令雍州大郡发兵，可见柳氏集团在当地的权势。（33）这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事情的号召者，必然是当地最有权势背景者，人人仰其项背，才敢于如此下令。

然而这一场内乱在王玄谟老道的政治公关中平息。史书对这场公关的过程仅留下“玄谟令内外晏然，以解众惑，驰启孝武，具陈本末。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抚慰之。”（34）寥寥数语。但是在这数语背后，隐藏着多少残酷和危险的斗争，今人只能感慨而无法窥知了。面对雍州豪族的强势对抗，孝武帝一方最终选择了退让——次年二月，“丁酉，骠骑将军柳元景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35）；四月，“甲午，以海陵王休茂为雍州刺史”（36）。前者无疑是为了安抚柳氏家族，而后者说明王玄谟被解职调回。令人疑惑的是，在大明三年七月，王玄谟是以前左卫将军的身份出任郢州刺史的（37）。王玄谟首次出任左卫将军是在孝建元年二月辛卯日之前（38），此后转任过许多职务。按照语言习惯，最合理的解释是王玄谟离开雍州刺史任之后短暂担任了左卫将军职务，然后又被削职闲置——如果这个解释成立，那么王玄谟无疑成了这场斗争的一个牺牲品。当然他不是唯一的和最惨的牺牲，大概因为他的忠心和表现，使得他之后不久便被起用，甚至在孝武帝死后成为顾命大臣之一，出任重要的领军将军一职，掌握宿卫权。柳氏家族虽然暂时赢得了胜利，但是也不是没有损失——“长子庆宗，有干力，而情性不伦，世祖使元景送还襄阳，于道中赐死。”（39）又是寥寥数语，没有时间，没有明确的解释。笔者认为，柳庆宗断不会在刘骏与刘劭斗争期间被杀。而刘骏夺取政权后不久，义宣、臧质反叛，其间时间太短，主要矛盾是宗室之间，理论上死于此时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土断事发前，孝武帝绝不至于打草惊蛇，因此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的，便是土断事件平息之后，孝武帝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以求削弱柳氏家族势力之时。或者是双方为谋求平衡的一种政治交换。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柳庆宗正是作为柳氏集团内“有干力”的人而被猜忌，落得挂个“性情不伦”的罪名，半道赐死。

在中国政治习惯中，人存政在，人亡政息是一种常态。王玄谟的解职实际意味着孝武帝推行的土断系列政策的失败。而在一系列政策中，田租九品混通无疑是被完全取消了，但是土断本身呢？我们前面说了，土断是经济政策，其内容是整理户籍，将侨置的郡县农户转为国家户口，并且对其进行征税。同时土断还包含了清查大户隐匿户口的项目。而虽然这次土断完成了一些郡县的合并，户籍的登记（40），但是个人认为随着王玄谟的离去，新任刺史肯定要执行妥协政策，底下做实际工作的当地官员胥吏也一定不会坚持土断后的实际政策，那些反对的豪门大户更是会利用自己在当地的权势设立潜规则，无视新规定。真实情况是“当时民皆不愿属籍”（41）。这些民前面论证了就是地方豪族，也包括被豪族煽动起来的平民——因为成为国家编户的负担要比在大户庇佑下剥削重。这个不愿，根本不是简单的内心不服，它的背后自然是对抗。至此隐匿户口的清查，户籍的管理、征税等等其实都无法彻底完成，土断的郡县规置和新户籍的登记都只是徒有其表的形式而已。因此，这次土断实际是未能完成，以失败告终了。

然而对于天子而言，乾断之事自然没有取消的可能，只要君权还受威胁，自然要想方设法进行整治。大明五年十二月，孝武帝下令“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42）。这是个很隐蔽的经济策略。根据郑欣先生的观点，刘宋户调征收制度继承东晋政策，而边境州郡的户调要低于内地（43）。另外，侨郡县未土断的民户是免调役的。统一户调，明摆着对边境和侨郡县不利。虽然这个策略并非针对雍州一地，但对雍州地方势力遭受经济打击的结果是明确的。然而，孝武帝有生之年终于未能完成对柳氏集团的削弱和打击，甚至死前不得不让柳元景纳入顾命体系，以安定柳氏集团。不过在遗诏中，他把朝政划成几块，让各人专管，大事也让沈庆之参与决定（44）。但是因为土断之事，柳氏集团对于王玄谟是恨之入骨的，因此发生了所谓“玄谟以严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45）的情况。在这里，《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没有注意到柳王矛盾，而将罪名明置于戴法兴一人，殊为可惜（46）。最后，柳氏集团没想到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采取果断的暴力手段重创了该集团，这才使得孝武帝的愿望得以实现(47)。当然，这些后话只是对前事作个了结，并不详细展开了。

延伸小议

总而言之，靠军功积累和政治投机爬上政治顶峰的雍州地方豪族，尤其是柳氏集团成为孝武帝的眼中钉，肉中刺。由于对君权权威的强烈维护之心，以及东晋以来皇权受压制之后逐渐恢复集权的反弹需要，孝武帝企图利用经济和政治手段来削弱柳氏这个集团。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意愿。同时，由于他一生极力树立权威，打击门阀势力，使得当时还控制着舆论导向的门阀集团对其积累了相当的不满，一些事情并非按照历史的真实记载在史书，而是对其进行了丑化。甚至于这种不满也延续到了他的儿子身上，给前废帝的统治天然地树立了许多敌人，间接造就了儿子在宫廷斗争中被杀，进而被污蔑成为昏君典型的悲剧。无论从孝武帝一方还是从门阀势力一方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具备相当的合理性和存在一定的技术错误，这也就造成双方的矛盾、猜忌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你死我活的，这是时代和命运的悲剧。

（1）《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条“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废为庶人，自杀。”
（2）《宋书·孝武帝纪》孝建二年条“六月……庚辰，以曲江县侯王玄谟为豫州刺史。”
（3）《宋书·孝武帝纪》孝建元年条“六月戊辰，臧质走至武昌，为人所斩，传首京师……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
（4）整理孝建元年七月至次年十二月的地方长官易替表：
孝建元年
八月壬申，以游击将军垣护之为徐州刺史。
壬辰，以安西司马梁坦为梁、南秦二州刺史。
九月丙申，以强弩将军尹怀顺为宁州刺史
丙午，以安南将军、江州刺史萧思话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
十月丁亥，以秘书监东海王祎为抚军将军、江州刺史。
孝建二年
正月丙寅，以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辛巳，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
三月辛亥，以吴兴太守刘遵考为湘州刺史。
壬子，以行征西将军杨文智为征西将军、北秦州刺史。
四月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为豫州刺史
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前军司马垣闳为交州刺史。
庚子，以辅国将军申坦为徐、兖二州刺史。
癸卯，以右卫将军顾觊之为湘州刺史。
六月庚辰，以曲江县侯王玄谟为豫州刺史。
七月己酉，以益州刺史刘秀之为郢州刺史。
甲寅，以义兴太守到元度为益州刺史。
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浑有罪，废为庶人，自杀。
辛酉，以南兖州刺史刘延孙为镇军将军、雍州刺史。
壬午，以新除豫州刺史王玄谟为青、冀二州刺史，青州刺史申恬为豫州刺史。
甲申，以右卫将军檀和之为南兖州刺史。
十月壬午，太傅江夏王义恭领扬州刺史，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竟陵王诞为司空、南徐州刺史
十一月戊子，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谟为雍州刺史。甲午，以大司马垣护之为青、冀二州刺史。
十二月癸亥，以前交州刺史萧景宪为交州刺史。
（5）《宋书·武帝本纪》“永初三年……以司徒庐陵王义真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宋书·少帝本纪》“景平二年……废南豫州刺史庐陵王义真为庶人”，《宋书·索虏列传》“少帝景平元年……车骑参军王玄谟领千人”，；《宋书·王玄谟列传》“少帝末，谢晦为荆州，请为南蛮行参军、武昌太守”；同书“元嘉中，补长沙王义欣镇军中兵将军，领汝阴太守”；同书“后为兴安侯义宾辅国司马、彭城太守”；《宋书》注引孙虨《宋书考》“又案沈庆之传，征驿道蛮，王玄谟引荊州军并会。时义宣为荊州刺史，观玄谟答义宣书有‘昔因幸会，蒙国士顾’之言，则玄谟尝为义宣荊州府职也”；与刘骏的关系参见（6）
（6）《宋书·王玄谟列传》“义宾薨，玄谟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乃以孝武出镇。”
（7）《宋书·王玄谟列传》“元凶弑立，玄谟为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谟遣济南太守垣护之将兵赴义。”
（8）《宋书·沈庆之列传》“其年，太祖将北讨，庆之谏曰：‘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宋书·王玄谟列传》“玄谟性严克少恩，而将军宗越御下更苛酷，军士谓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自可，宗越更杀我。’”
（9）（30）（31）（32）（34）（41）（45）《宋书·王玄谟列传》
（10）（21）《资治通鉴·宋纪十》
（11）（20）（35）（39）（42）《宋书·孝武帝纪》
（12）《宋书·州郡志》
（13）《宋书·夷蛮列传》“元嘉七年，宜都蛮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诣阙献见。其后沔中蛮大动，行旅殆绝。”
（14）《宋书·夷蛮列传》“先是，雍州刺史刘道产善抚诸蛮，前后不附官者，莫不顺服，皆引出平土，多缘沔为居。及道产亡，蛮又反叛”；《宋书·沈庆之列传》“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刘道产卒，群蛮大动”
（15）《宋书·柳元景列传》“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以勇称……及道产死，群蛮大为寇暴。世祖西镇襄阳，义恭以元景为将帅，即以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既至，而蛮断驿道，欲来攻郡……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驿道……朱修之讨蛮，元景又与之俱，后又副沈庆之征郧山，进克太阳。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参军……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二十七年八月，诞……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太祖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景乃率诸将自湖关度白杨岭，出于长洲……诞登城望之，以鞍下马迎元景。除宁朔将军、京兆、广平二郡太守，于樊城立府舍，率所领居之，统行北蛮事……臧质为雍州，除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将军如故……复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关城……再出北讨，威信著于境外。又使率所领进西阳，会伐五水蛮……世祖入讨元凶，以为谘议参军，领中兵，加冠军将军，太守如故。配万人为前锋，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皆隶焉……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孝建元年正月，鲁爽反……加元景抚军，假节置佐，后玄谟。复以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持节如故……于是克捷。上遣丹阳尹颜竣宣旨慰劳，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邑如故。固让开府仪同，复为领军、太子詹事，加侍中。寻转骠骑将军、本州大中正，领军、侍中如故。”
（16）《宋书·宗越列传》“宗越，南阳叶人也……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世祖镇襄阳，以为扬武将军，领台队……二十七年，随柳元景北伐，领马幢，隶柳元怙，有战功……还补后军参军督护……随元景伐西阳蛮，因值建义，转南中郎长兼行参军，新亭有战功。世祖即位，以为江夏王义恭大司马行参军，济阳太守，寻加龙骧将军。臧质、鲁爽反……质败走，越战功居多……. 封筑阳县子，食邑四百户。迁西阳王子尚抚军中兵参军，将军如故。”
（17）《宋书·谭金列传》“谭金，荒中伧人也……后出新野，居牛门村。及安都归国，金常随征讨。自北入崤陕，及巴口建义，恒副安都，排坚陷阵，气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质，每有战功。稍至建平王宏中军参军事，加建武将军，寻转龙骧将军、南下邳太守，参军如故。”
（18）《宋书·武念列传》“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门，出身郡将……世祖临雍州，念领队奉迎。时沔中蛮反，世祖之镇，缘道讨伐，部伍至大堤岩洲，蛮数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驰赴奋击，应时摧退，即擢为参军督护。其后每军旅，常有战功。世祖孝建中，为建威将军、桂阳太守。竟陵王诞反，念以江夏王义恭太宰参军、龙骧将军，隶沈庆之攻广陵城……复以为冗从仆射，出为龙骧将军、南阳太守。”
（19）《宋书·薛安都列传》“薛安都，河东汾阴人也……世祖镇襄阳，板为扬武将军、北弘农太守。虏渐强盛，安都乃归襄阳。从叔沈亦同归国，官至绥远将军、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随王诞版安都为建武将军，随柳元景向关、陕，率步骑居前，所向克捷……军还，诞版为后军行参军….. 鲁爽向虎牢，安都复随元景北出，即据关城，期俱济河取蒲坂。会爽退，安都复率所领随元景引还。仍伐西阳五水蛮。世祖伐逆，转参军事，加宁朔将军，领马军，与柳元景俱发……世祖践阼，除右军将军。五月四日，率所领骑为前锋，直入殿庭……以功封南乡县男，食邑五百户……从弟道生，亦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孝建元年，复除左军将军。二月，鲁爽反叛，遣安都……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进爵为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户。时王玄谟距南郡王义宣、臧质于梁山，安都复领骑为支军……贼阵东南犹坚，安都横击陷之，贼遂大溃……转太子左卫率。”
（22）《宋书·文帝纪》
（23）《资治通鉴·宋纪七》
（24）《资治通鉴·宋纪八》
（25）《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可见，柳元景仕途的升迁，全系于军功”
（2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恢复了常态……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寒人‘僭越’必须仰赖于皇权提掖”。也就是说，柳氏由寒族的发迹，仰赖于皇权，皇权同时限制其发展成东晋那样的门阀，超脱皇权的掌控。
（27）（28）（29）（36）《宋书·柳元景列传》
（33）《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僧景以他州小郡太守号令雍州大郡兴兵，可见其家族势力的膨胀。”
（37）《宋书·孝武帝纪》“以前左卫将军王玄谟为郢州刺史”
（38）《宋书·孝武帝纪》孝建元年条“二月……辛卯，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
（40）合并郡县的证据为《宋书·州郡志》。例南阳郡条目下，“孝武大明元年，省叶县”。其余不赘述。登记户籍的证据为《南齐书·张敬儿传》“初，王玄谟为雍州，土断敬儿家属舞阴，敬儿至郡，复还冠军。”
（43）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之《两晋赋税的若干问题》“在南方，经东晋迄刘宋前期，史书中未见有户调的新规定，大明五年（461）宋孝武帝始‘制天下民户岁输布四匹’，大概最迟到这时，西晋的三个地区，两类民户的征调规定在南方也取消了。”个人觉得，既然前面没有明文载，这里又出现一个“天下民户”，应该是作为一种新规定提出的，也因此重要而被记载。同书《南朝的租调制度》“魏晋时征收户调是采取所谓‘九品相通’的方式……宋、齐仍实行这种‘九品相通’的制度”
（44）《资治通鉴·宋纪十一》“遗诏：‘太宰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以骠骑将军、南兖州刺史柳元景领尚书令，入居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始兴公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悉委庆之；尚书中事，委仆射颜师伯；外临所统，委领军将军王玄谟。’”
（46）《资治通鉴·宋纪十一》“戴法兴等恶王玄谟刚严，八月丁卯，以玄谟为南徐州刺史”。其实根据《宋书·柳元景列传》“前废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杀戴法兴后，悖情转露。义恭、元景等忧惧无计，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速决”，如果《宋书·戴法兴列传》“时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己，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为真，那么戴法兴之死，刘义恭和柳元景辈应该高兴才是。对此，吕思勉早就在《两晋南北朝史》中点出：“则法兴与义恭等，实已交关”。赶走王玄谟的真正后台，是为柳元景。这也是前废帝除了柳元景之后立即招王玄谟回来的原因所在。
(47)文章初稿写完之时，又在《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12期，李文才《襄阳柳氏与南朝政治》文中发现有共同认识之句：“柳元景及其诸弟子侄虽多数死于前废帝之手，但从其长子柳庆宗死于孝武帝之手，及柳元景在这段时间内的言行思虑等情况以观，前废帝处死柳元景及大杀柳氏人物，未必不是秉承孝武帝之遗愿而为之。”

参考资料：

（1）《宋书》中华书局
（2）《资治通鉴》岳麓书社
（3）《南史》中华书局
（4）《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上海人民
（5）《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上海古籍
（6）《魏晋南北朝史探索》郑欣山东大学
（7）《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
（8）《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经济卷》高敏经济日报
（9）《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张金龙中华书局
（10）《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电子版）
（11）《二十史朔闰表》陈垣（电子版）
（12）《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电子版）
（13）《大同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12期李文才《襄阳柳氏与南朝政治》（电子版）
（1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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