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孤诣五驾马车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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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心孤诣五驾马车

宋大明八年闰五月庚申日，孝武帝刘骏在玉烛殿驾崩，年三十五。从年龄而言，他刚近中年，正是大有可为之时，然而却天不假年，把一副沉重而芜杂的摊子交给了十六岁的太子刘子业。当时的宋朝，比诸开国之时已经大有不同。虽然孝武帝之父文帝的元嘉之治可以堪称当时的盛世，但是随着元嘉末年与北魏间的战争，以及孝武帝与其他宗室间的三次战争，经济基础遭到了相当破坏。世家大族和地方豪门兼并土地，占山固泽，隐匿民户，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权的巩固。孝武帝在大明二年二月丙子日发布的诏书中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槥，朕甚伤之。”（1）而大明七、八年的东方地区旱灾，导致“甚者米一升数百……饿死者十有六七。”（2）此外，北魏虽然在太武帝死后一度陷入内斗，但毕竟是宋朝最大的外部威胁，其亡宋之心不死。所以，时局并不容乐观。当然，任何一个帝王都希望江山永固，为了保证这点，孝武帝给自己儿子配备了一个五人顾命集团，遗诏中对这个集团组织和情况的描述是：“义恭解尚书令，加中书监；柳元景领尚书令，入住城内。事无巨细，悉关二公；大事与沈庆之参决，若有军旅，可为总统。尚书中事委颜师伯。外监所统委王玄谟”（3）。下面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江夏王刘义恭是这五人中唯一的皇室宗亲。他也是当时整个直系宗亲中还活着的辈分最高的人（4）。毫无疑问，他是皇族势力的代表。由于他“乃卑辞曲意，尽礼祗奉，且便辩善附会，俯仰承接，皆有容仪。每有符瑞，辄献上赋颂，陈咏美德”（5）和“义恭性嗜不恒，日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意，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6），这种对上恭顺和奢靡的生活态度获得了孝武帝的信任，在孝建大明年间一直平安地高居显位（7）。既然政治上恭顺无野心，又是宗亲内最有地位的人，那么这个顾命自然非他莫属，而且必然是顾命的核心成员。于是，他以“太宰、中书监、领太尉”的身份成为五人顾命集团第一人，无论什么事情都要由他过问处理。在他的三个职务里，太宰、太尉实为荣誉官职，并无多大实权，仅仅反映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尤其太宰，是所谓的百官之首，这正反映出刘义恭的政治资格。当然，太宰和太尉府可以辟召府中属员，因此可以组成具备一定政治能量的集团。中书监是掌诏敕颁布的中书部门的首脑，虽然从南朝起，从寒族中选任的中书通事舍人逐渐夺取了出制诏敕的权力，中书令、监、侍郎权力减轻，甚至成为清华贵重的官职而已（8）。但是，特殊时期有特殊情况，刘义恭既然作为顾命大臣，仅以太宰和太尉的职务是无法直接插手朝政运作的，而担任中书监之后，作为决策机构中书部门的领导人，就可以在名理上合法地参与对朝政管理。

柳元景是五人之中第二个事无巨细都要参与管理的顾命之臣。他能参与这个顾命集团，背景要复杂的多。在《王玄谟雍州土断初探》中，本人已经论证，他出身雍州土豪，以讨伐蛮人、与北魏作战以及参与皇室内斗的军功获得晋身台阶，成为朝中掌权人物。但是，正是因为他战功显赫，能力超群，家族又在地方形成强有力的势力集团，因此孝武帝曾予以压制和打击。除了土断一文中已经说到的，他在中央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是遭遇不信任的体现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他任职和经历看出遭到的压制——从大明二年因土断问题，孝武帝被迫妥协，以开府安抚其之后，他的职务便发生了根本的大转变。大明三年正月，他改任尚书令。对于当朝理务非所长的军人来说，从掌握禁卫权的领军将军改成行政执行机构尚书台的长官，就是剥夺其军权的策略。尚书令这样的职务，实际成为他体面养老的职务。此后不断给予诸如左光禄大夫、司空这样的荣誉官职（9）。到大明七年，成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却是荣誉职务，不加督的州刺史只是行政官。而虽然侍中可以进出禁中，但是从遗诏中可以看出，柳是居住于城外的，而且一定是被限制在城外。否则，遗诏没必要强调要他入住城内。更为明显的是，柳元景整整比沈庆之年轻二十岁（10），又是军旅宿将，可是自从孝建元年讨平刘义宣、臧质等人的叛乱之后，这样一位将领始终被羁縻在京师，没有一次出征的机会，所有的征伐都由老迈的沈庆之为之。这是相当不正常的一种现象，这充分显示了他所遭遇的不信任。然而，正如土断一文中说的，孝武帝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完成对雍州柳氏集团的有效削弱，无法把一个木刺剔干净的木棍交到儿子手上。面对雍州地方豪族的强势和雍州军队已经压倒京口军队这样的局面，他只有选择将柳氏集团纳入皇权政治体系，让他们参与到政治决策中来，分享政治成果，以保证暂时稳住该集团，让自己的儿子有充分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柳元景进入顾命的名单，既是形势促成的，也反映了一种无奈的决策。尽管如此，孝武帝还是为这个决定加了个保险——这个保险就是沈庆之。

沈庆之也是武将出身，以军功闻名。他曾经早在晋末宋初就到雍州参与镇压蛮族的起义。期间，他深受宋武帝的舅舅赵伦之的欣赏，直接命令自己的儿子竟陵太守赵伯符拜其为宁远中兵参军。之后，他参与了元嘉七年的到彦之北伐，返回后又被檀道济赏识，推荐给宋文帝，得以担任禁军领队之职。他参与了宋文帝诛杀刘湛的行动，并表现出机敏的一面（11）。当元嘉中期荆雍蛮人又大乱的时候，他统军连续大破诸蛮。在征伐期间，他曾经一度成为孝武帝的幕府成员（12），其能力也为孝武帝亲知。而诸如柳元景、宗悫这样的雍州豪族、时任地方职务的王玄谟都在他的麾下，受其指挥（13）。沈庆之的军旅才能是无可置疑的，对于这些武将豪族来说，对其具备敬畏之心是很正常的，因此虽然他并非出身荆雍豪族，但是他却对这些势力有一定的统御和控制能力。跟荆雍豪族没有实际利益的瓜葛，而又对其有制约的能力，这正是孝武帝极其看重的一点。其后两次内乱，他都果断地站在孝武帝一边，在政治可靠性上获取了足够的加分。而且，已经七十岁的他在平乱之后一年不到迅速激流勇退，获得孝武帝的嘉许（14）。以至于此后大明三年竟陵王的叛乱，孝武帝没有选择在朝的柳元景出征，而是让退休在家的沈庆之统军（15）。在遗诏中，我们清晰的看到孝武帝对他的信任达到了极点：虽然刘义恭和柳元景对一切朝廷事务都要管，但是遇到大事，沈庆之有参与决策权。实际上等于说军国大事没有沈的参与，不可决定。而且征伐的事情归沈，实际上等于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沈来控制。也就是说，名义上看刘义恭为顾命之首，刘和柳在顾命座次中也列于沈的前面，但是在这五人顾命集团中，拥有最大权力的还是沈庆之。

其实除了沈庆之之外，另外两人却是实际权力的掌握者。先来说颜师伯。在遗诏中很明显的一点是，柳元景是领尚书令，应该是尚书台的最高长官，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尚书中事居然不是由他专管，而是交给了尚书右仆射颜师伯。这等于把柳元景在自己职务内的权力给架空了。所谓事无巨细都要管，变成了只能管一些琐碎的事情。那么颜师伯是如何获得这样的信任的呢？他早在孝武帝出镇彭城时，就因为“善于附会”（16）而“大被知遇”（17）。后来，他参与孝武帝讨伐元凶夺取皇位的谋划，自然获取了孝武帝更大的信任。接着在大明二年击退北魏军队，大明三年支持孝武帝平定竟陵王叛乱，因此得以进京，管理官员的选拔，竟然达到“亲幸隆密，群臣莫二……专情独断，奏无不可……居权日久，天下辐辏，游其门者，爵位莫不逾分。多纳货贿，家产丰积，伎妾声乐，尽天下之选，园池第宅，冠绝当时，骄奢淫恣，为衣冠所嫉”（18）的境地。因此，他得以顺利地成为顾命大臣，并且真正控制尚书台的事务。

王玄谟的情况要比颜师伯略复杂一些。关于他为何能得到孝武帝信任，土断一文中已经分析。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王家在南迁之后，也在地方形成了一定的豪族势力。我们发现，王氏家族有诸多成员被选入幕府或出任地方官员。略举几例如：“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玄谟时为徐州刺史”（19），“王玄载，字彦休，下邳人也。祖宰，伪北地太守。父蕤，东莞太守。玄载解褐江夏王国侍郎、太宰行参军。泰始初，为长水校尉”（20），“玄载弟玄邈，字彦远。初为骠骑行军参军，太子左积弩将军，射声校尉。泰始初，迁辅国将军、清河广川二郡太守，幽州刺史”（21），“同族王文和，宋镇北大将军仲德兄孙也。景和中，为义阳王昶征北府主簿”（22）。此外，王玄谟的儿子王宽“泰始初，为随郡太守”（23）。从上可知，在宋明帝之前，王氏家族多人出仕。而且王玄谟在大明年间出任徐州刺史时，“时北土饥馑，乃散私谷十万斛、牛千头以振之”（24），可见其家族的经济实力。这也是一种政治资本。至于遗诏内的外监说法，根据张金龙先生的推理即是制局监（25）。也就是说，王玄谟以领军将军的身份和掌握外监的授权，真正掌握了整个宫廷的禁卫权和军政（26）。

由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五人集团存在着相当的问题。首先，从行政才能而言，五人中有三人直接出身军旅（柳、沈、王），管理非他们的长项。比如沈在前废帝时期上书请求允许民间私铸铜钱，结果导致钱货混乱（27）；王玄谟在雍州土断中对田租采取九品混通这一过激手段（28）等等。而另两人的实际行政才能也值得怀疑。这样缺乏行政能力，而完全出于政治考虑的组合，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就显得力不从心。

其次，其组织结构存在致命缺陷。在五人集团中，最受尊崇的两位是有名无实，而其余三位才是真正能控制朝政和决策的。另外这三人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和军权实际也被各自一分为二。沈庆之握有大事参决权，行政处置的实际权力掌握在颜师伯手里。军队的管理和宫城的禁卫权由王玄谟控制，但是军队征伐权却在沈庆之手里。这样复杂的权力制衡，可见孝武帝的煞费苦心。但是，这样分配权力的后果却是没有一个集中的核心，导致了“时朝政多门”（29）的局面。这种情况必然导致顾命大臣内部的分化和重新组合。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因为历经东晋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之后，“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30）。在这种局面下，皇帝和宗室和官僚之间信任度非常低，相互的猜忌达到一种空前的程度（31）。而靠起兵夺取天下，并非以嫡入统的孝武帝为了达到自己乾纲独断的目的，“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通便，耳目所寄，事归近习”（32），凭借“帝末年为长夜之饮，每旦寝兴，盥漱毕，仍复命饮，俄顷数斗，凭几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肃然整容，无复酒色。外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33）来威慑群臣。一旦如出现沈怀文那样为被杀臣子鸣不平的现象，就触犯了天子的禁忌，终遭杀身之祸（34）。这都是相当不正常的，极端的。正因为如此，顾命之臣政治上的考量就彻底超乎能力的考量，而在顾命之间还要设置极其复杂的相互牵制。当然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这种相互的敌意和猜忌的根源是构成当时社会的皇帝、士族、庶族之间深刻的经济矛盾（35），这里不作详细展开。

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以上两个矛盾发生了总爆发。首先是分化组合。毫无疑问的是，因为土断的矛盾，柳元景和王玄谟无疑是不和的，这两个人走不到一起。而从“世祖崩，义恭、元景等并相谓曰：‘今日始免横死。’义恭与义阳等诸王，元景与颜师伯等，常相驰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36）来看，刘义恭、柳元景、颜师伯三人最容易结合在一起。而在《王玄谟小传》中，笔者提到沈庆之是看不起王玄谟的。以王玄谟那种严苛少恩不群的性格，他在朝廷中势力最薄弱，也最容易遭到大家的共同排斥。加上他控制的军权和禁卫权，大家巴不得把这个权力收归自己，因此，五人集团之中，他第一个被排斥。关于是顾命集团内斗而非简单的恩倖们将其排除出朝廷，这个我在土断一文中已经论证，这里不赘述。

王玄谟被排斥之后，五人顾命变成了四人顾命。因为刘、柳、颜的结合，沈庆之显得尤其孤单。他“与江夏王义恭素不厚”（37），所以不可能与刘、柳、颜集团融合。当那三人向他游说废立的时候，他不仅因为与其中的人关系不好而将事情公开，而是他很清醒的看到，自己就算参与其中也得不到更多，还不如告发他们来得更有利。因此，他选择与前废帝联手，处置了刘、柳、颜集团。

当然，这个顾命三人组竟然选择废立也是因为与前废帝的冲突。正史记载的证据有“前废帝少有凶德，内不能平，杀戴法兴后，悖情转露。义恭、元景等忧惧无计，乃与师伯等谋废帝立义恭，日夜聚谋，而持疑不能速决。”显示是因为前废帝的杀了戴法兴之后才开始筹划的。但是为什么戴的死会导致他们如此担心呢？很明显，因为戴与其是一党。这点吕思勉早已点出“则法兴与义恭等，实已相互交关”（38）。其实，史书记载的矛盾之处也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如：孝武帝时“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上性严暴，睚眦之间，动至罪戮，尚之每临事解释，多得全免，殿省甚赖之。而法兴、明宝大通人事，多纳货贿，凡所荐达，言无不行，天下辐凑，门外成市，家产并累千金”（39）。把这段与前述颜师伯（18）的一段文字对比，便可知颜师伯与这些人早有勾结，一直互利。因此在前废帝登基后，“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颜师伯、义恭守空名而已。废帝年已渐长，凶志转成，欲有所为，法兴每相禁制，每谓帝曰：‘官所为如此，欲作营阳耶？’帝意稍不能平”（40）。戴法兴的话是否属实已经难以知道，但是顾命权臣与中书人员勾结把持朝政，压制前废帝的君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说，本该全力协助引导皇帝进行国家管理的顾命大臣竟然站到了君权的对立面。这样一来，双方必然要发生矛盾，当矛盾在政治上无法解决时，必然以肉体消灭的形式来达成。

在清除了三位顾命之后，王玄谟被召回，与沈庆之同列尊位。沈庆之也一度在讨伐义阳王刘昶的行动中“从帝度江，总统众军”（41）。然而，他最终还是死于前废帝之手。关于沈的死，吕思勉先生觉得十分蹊跷（42）。笔者也觉得颇费思量，暂时也没有什么头绪。就先作为一个历史之谜存疑吧。

至此，五位顾命大臣四位魂归极乐，一位在朝中苟全，顾命体系彻底瓦解——就在沈庆之死后26天，前废帝被杀，他的叔叔刘彧踩着侄儿的血迹登上了皇位（关于刘彧实施政变的讨论，将在以后的文章里作专题讨论）。

后记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一个人无法操纵历史进程。无论你事先对一个事物设想得如何完美，但是它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它的进程也总是脱离既定的轨迹。因为人不是神仙，只能看见眼下的环境和条件，并受现实条件的束缚，而无法预料到未来发生的一切。所以，一切预设体系的成功，并非由一个人理性的头脑决定，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未来的机遇和环境。孝武帝苦心设计的五驾马车存在着先天的结构缺陷，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缺陷迅速暴露出来，仅仅运行了三个月就导致五人集团发生了分裂，失去了平衡。而他们与年幼皇帝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整个体系的崩溃。这种矛盾的过早激化，恐怕是孝武帝未曾料及的。然而，一切已经无法弥补，中央朝廷躯体上巨大创伤留下的权力真空最终被第三支政治力量所填补，进而导致成王败寇御座易主的结果，徒让后人无限感慨而已！

（1）（2）《宋书·孝武帝纪》
（3）（5）（6）《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列传》
（4）根据《宋书》整理。当时宋武帝两个弟弟刘道怜、刘道规及其六个儿子均已亡故。宋武帝七个儿子也只剩刘义恭还在世。
（7）整理表如下：
元嘉三十年四月己巳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徐二州刺史
五月壬辰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傅、领大司马、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徐二州刺史
六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傅、领大司马、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
孝建元年使持节、侍中、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太傅、领大司马、南徐州刺史
孝建二年二月使持节、侍中、都督扬东扬南徐南兖四州诸军事、太傅、领大司马、南徐州刺史
十月太傅、领大司马、扬州刺史
孝建三年七月太傅、领大司马
十月丙午太宰、领司徒
大明三年三月癸巳太宰，领司徒、中书监
大明六年五月壬寅太宰，领中书监
大明七年十二月己未太宰、尚书令
大明八年闰五月壬寅太宰、尚书令、领太尉
（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六章第二节“中书的发展，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中书令权重，使尚书的实权陵替；第二是中书省职掌的文书诰命出纳，又转归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只是清华贵重，反无事任，又成虚位。前者正当魏、晋时期，后者则在南朝时期更为显著。”
（9）《宋书·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四月“丙申，加尚书令柳元景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10）《宋书·柳元景列传》“永光元年……时年六十。”《宋书·沈庆之列传》“帝乃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时年八十。” 《宋书·前废帝纪》“永光元年……新除太尉沈庆之薨。”
（11）《宋书·沈庆之列传》“及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袜缚绔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缓服。’”
（12）《宋书·沈庆之列传》“又为世祖抚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为雍州，随府西上。”
（13）《宋书·沈庆之列传》“世祖至镇，而驿道蛮反杀深式，还庆之又讨之。王玄谟领荆州，王方回领台军并会……雍州蛮又为寇，庆之以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既至襄阳，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振威将军刘颙、司空参军鲁尚期、安北参军顾彬、马文恭、左军中兵参军萧景嗣、前青州别驾崔目连、安蛮参军刘雍之、奋威将军王景式等二万余人伐沔北诸山蛮”
（14）《宋书·沈庆之列传》“庆之以年满七十，固请辞事，上嘉其意，许之。以为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宋书·孝武帝纪》孝建元年“五月甲寅，义宣等攻梁山，王玄谟大破之。己未，解严......六月戊辰，臧质走至武昌，为人所斩，传首京师......庚寅，义宣于江陵赐死”，孝建二年二月“丙寅，以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15）《宋书·孝武帝纪》“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讨诞。”
（16）（17）（18）《宋书·颜师伯列传》
（19）《南史·王玄谟列传》
（20）《南齐书·王玄载列传》
（21）《南齐书·王玄邈列传》
（22）《南齐书·王文和列传》
（23）《南史·王宽列传》
（24）（29）《宋书·王玄谟列传》
（25）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下册P637“据此，制局监亦即外监”
（26）《南齐书·幸臣列传》“制局小司，专典兵力，云陛天居，互设兰锜，羽林精卒，重屯广卫。至于元戎启辙，式候还麾，遮迾清道，神行案辔，督察来往，驰骛辇毂，驱役分部，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禀，卖弄文符，捕叛追亡，长戍远谪；军有千龄之寿，室无百年之鬼。” 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下册P638对这段记载有如下分析：“由此可知，南朝制局监的职能体现在：（1）宫殿禁卫兵力的部署；（2）皇帝出行时警卫部队的调派、督察；（3）与征兵兴役有关事务的处理。”
（27）《宋书·颜竣列传》“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由是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于此者，谓之綖环钱。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
（28）《宋书·王玄谟列传》“其年，玄谟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九品混通田租在当时已经不是普遍的习惯，我在土断一文中已经点明，这是“东晋咸和五年实行度田税米之后便废弃了的征收方式”。因此王玄谟使用此招固然目的明确，但于时不合。
（30）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P267
（3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P361“凡置君如弈碁之世，往往君臣上下，彼此相猜……宋文帝之为人，已不免失之猜忌，而孝武及明帝二世尤甚”
（32）《宋书·恩幸传》
（33）《南史·孝武帝纪》
（34）《宋书·沈怀文列传》“怀文与颜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见诛，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谓怀文曰：‘竣若知我杀之，亦当不敢如此。’怀文默然。尝以岁夕与谢庄、王景文、颜师伯被敕入省，未及进，景文因言次称竣、朗人才之美，怀文与相酬和，师伯后因语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怀文屡经犯忤，至此上倍不说……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怀文素不饮酒，又不好戏调，上谓故欲异己……明年，坐朝正，事毕，被遣还北，以女病求申。临辞，又乞停三日，讫犹不去。为有司所纠，免官，禁锢十年，既被免，买宅欲还东。上大怒，收付廷尉，赐死”。这里沈的死是长期不信任积累的结果，所谓“倍不说”，恐怕杀机正是启于此。
（3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之《南朝寒人兴起》，“必须指出，当时的国家不可能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工具，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封建地主的所有制。但是门阀贵族自己却又正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积极破坏者......作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破坏者，他们不能不和皇权对立。”“这些新兴的地主和原有的未挤入士族队伍的豪强结合在一起，寒人地主的队伍是扩大了。他们要和门阀贵族斗争，力图打破门阀独霸的统治轨辙......和门阀的斗争有时是和皇权相结合的，但又是和皇权相矛盾的。通过斗争，自宋以后，士庶逐渐混淆，这就是说享受士族特权的人越来越多，相对缩小了作为皇权基础的赋役征发对象......在这样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是动摇了专制皇权的统治基础。”
（36）《宋书·柳元景列传》
（37）（41）《宋书·沈庆之列传》
（38）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P363
（39）（40）《宋书·戴法兴列传》
（42）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P366“此非实录，自不待言。庆之此时，年已八十，当其七十时，已于娄湖广开田园之业，俨然一田舍翁矣，尚安有远志？且庆之于孝武，始终尽忠。既发义恭之谋，又从废帝度江讨义阳王昶，则于废帝亦非怀二。既无侵逼之虞；而且藉其声望，足资镇慑；其于废帝，可谓有害无利，乃亦从而杀之，此实最不可解者也。”同书P370“然危而不能持，颠而不能扶，有先之起事者，即不免受附从之祸，为一身一家计，则诚如兴宗之言，有可深念者矣。文秀得毋门户之计深，而进是说于庆之邪？八十田舍翁，安知不为所动？……从来门内之忧，恒酷于门外。攸之是时，与宗越、谭金、童太一，同为废帝腹心，谗构庆之，固自易易，庆之得毋为所中欤？是则不可知已。”

参考资料：
（1）《宋书》中华书局
（2）《南史》中华书局
（3）《南齐书》中华书局
（4）《资治通鉴》岳麓书社
（5）《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上海人民
（6）《两晋南北朝史》吕思勉上海古籍
（7）《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
（8）《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张金龙中华书局
（9）《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杜建民齐鲁书社
（10）《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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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应该发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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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镇北将军 于 2013-12-19 11:15 发表
那应该发哪？

你不心里有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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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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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9 11:52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我没数，难道发水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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