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制度2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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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1-23 15:3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论政治制度2

场或更加高远的角度行使权力。
法院拥有对议会通过的法令的司法审查权。最高法院对议会下院通过的法令的否决须得到议会上院的批准，最高法院对议会上院通过的法令的否决须得到议会下院的批准。
议会立法必须永远坚持“有罪推定”原则。若人人圣贤，则无需制定法律，无需政权。人类需要政权实在是无奈之举。只要坚持了“有罪推定”，制定的法律、法令，就容易严密，就不容易出乱子。特别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更是要保持百倍、千倍的警惕，化为法律条文，来扼制人的兽性。
内阁行政必须确立人民公仆的意识。公民、议会、法院既要妥善呵护内阁成员可能有的英雄情怀——为人民建立功勋，更要警惕权力对人性的可怕扭曲。设立调查官制度，调查官对议会负责。
法院司法必须永远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所谓“无罪推定”，就是检察机关或控诉方若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实嫌疑人有罪，则嫌疑人就是无罪的。一个人是否有罪，让人的智力去判断，实在是勉为其难。何况一个人一旦成为嫌疑人，则司法机关很可能在思维定势的作用下对其作出有欠公允的判决。司法独立是民主制度的应有之义——以尽力实现判决的公正。废除死刑，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无权剥夺同类性命，即使他罪大恶极。剥夺一个人性命的权力还是留给苍天吧！司法机关对因权力而腐败的行为必须零容忍——这是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其实，民主制度是对政权执掌人的最好保护）。陪审团制度是权力归还人民的体现，就如选举是权力来自人民的体现一样。虽然不必每个案件都需陪审团，但陪审团制度可使司法腐败得到有力遏止。只有在立法和司法上都接上“地气”，那这种民主制度才可能圆满、自洽。
凡是担任政府官员的不能担任议员和法官，凡是担任法官的不能担任议员和政府官员，一个政府官员要担任议员，必须先辞去官员职务，等等。这些都是政权分立的基本要求。
在民主制度下，军队是政府的一个特殊分支，它是用来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根据政权分立原则，现役军人不得担任内阁成员，不得担任议员，也不得担任法官，不得加入政党，不得经商。
在和平时期，财政的最高行政权和国防、安全的最高行政权必须由一个人掌握。若分开来，由于和平时期在财政经济上容易做出成绩，则易惹起最高军权、安全权掌握者的嫉妒，发生可怕的悲剧；和平时期在财经上做得不好，也易惹起最高军权、安全权掌握者的蔑视，进而取而代之，发生悲剧。
在战争时期，外交的最高行政权和国防、安全的最高行政权必须由一个人掌握。若分开来，由于战争时期在外交上常常万众嘱目，则易惹起最高军权、安全权掌握者的嫉妒，发生可怕的悲剧；战争时期在外交上做得猥琐窝囊，也易惹起最高军权、安全权掌握者的蔑视，进而取而代之，发生悲剧。
其实，在任何时候，财政、外交、国防、安全的最高行政权都最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即在行政权上，总理对财政、外交、国防、安全有最终决定权，特别是总理必须同时兼任军队最高统帅，其对高级军官有任免权（当然，先政府的国防委员会提出高级军官的任免草案。余类），对军队有调防权，军队的一切重大命令都须经总理签署。当然，总理的一切命令都须经国会审批或审查。
国家防务的工作是反侵略。国家安全的工作是反颠覆、反分裂、反奴役、反弱种。
现在的很多国家都是联邦制。如果国家相当于远古的部落联盟，那么邦或州就相当于部落。联邦之政权应为各州部分出让之政权，凡联邦不明文拥有之政权自动归属各州所有。国家的政权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最后又将政权在司法的陪审团制度上归还给人民，州的政权也必须自下而上产生，这是人民主权的应有之义。由于总统接近虚职，而且总统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故在州一级无必要设总统一职，只要设与国家总理相当的州长一职，只不过州长不拥有外交、国防、安全的行政权，至多协助联邦政府行使外交、国防、安全的部分行政权。州的议会、政府、法院一应俱全，州的政权自成系统，但州长须得到国会上院投票表决通过方可正式上任，若在国会上院遭否决，则州议会须另择人选（仍应州执政党里面选择）。国会上院对州长人选投票表决时，应该主要看反对票的比例。州议会提出的州法官人选或对某位州法官的弹劾须经国会上院审批。州法院可依据超级陪审团的审判对州议会提出不信任案，但须经最高法院审批。当州法律与联邦法律有冲突时，联邦法律高于州法律。最高法院和州法院都拥有对州法律的司法审查权，并且最高法院的裁决为终审裁决。在远古社会，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而组成部落联盟。联邦制国家也应该更加有利于各邦（州）的发展，本着这个目的，联邦政权与各州政权应该通过宪法很好地合作。
当然，在下一级的议会选举中，对选举人乃至被选举人的资格限制应该有所放宽。如在村级、乡级、县级乃至郡级，长期居住的外国人应该拥有选举权。这是一个国家应有的胸怀。
以上民主制度的设计应该是比较完善的。既坚持了权力腐败论，又兼顾了权力运行效率；既确立了人民主权思想，又发挥了知识精英的积极作用；既吸纳了当今最先进的民主制度精华，又防范了各国政治制度的弊端；既积极运用了唯理演绎思维，也有明显的试错演化思想。这个设计应该是自洽的，应该是经受得起推敲的。相信其他研究者本着超然的态度也会得出与我相近的结论（通过仿真研究或可快捷生动证明民主制度。同样，通过仿真研究也或可快捷生动证伪专制制度）。
完善的民主制度是“道”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
六、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
专制制度能向民主制度平稳过渡吗？能够！不丹王国的旺楚克就成功实现了这个过渡。如果对目标更加清晰，方法更加妥当，那么这个过渡就会更加平稳，更加顺畅，后续表现更加神奇。
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的最高原则：自上而下，自后而先。联邦一级是上，州一级是下；州一级是上，郡一级是下。细细地想一下，政权的三方面从产生顺序来看，它们有先后之分，先有立法权，次有行政权，后有司法权。尽量不损毁废旧材料的房屋拆除总是自上而下。在正确结束化学实验时，后点上的酒精灯总是先移除。在拆解而不是破坏一个机器时，后拴紧的螺钉总是先把它起出来。制度的平稳过渡是同一个道理。如果自下而上，由于下层政权是民选的而上层政权仍是原来方式产生的，下层政权的法理基础强于上层政权，那么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或国家的大动荡。如果自先而后，真正民选的议会会驱逐原来的政府，而原来的政府不愿被驱逐，会奋起反击，那么议会必然会被解散或被镇压；即使民选的议会不驱逐原来的政府，原来的政府也不愿受到诸多的制约，而议会又要行使其权力，政坛也会发生剧烈的动荡。
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平稳过渡有如下几个要点：第1，有抱负的政治家掌握国家最高政权，或掌握国家最高政权的人大彻大悟；第2，调整高级官员，并责令重要岗位官员调整其属下官员。各级重要岗位官员入选标准：志同道合、能力高强、全情投入、举重若轻；第3，成立政治制度改革委员会，这改革委员会同时是原制度下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改革委员会属下设置几个小组，负责制度平稳过渡细节的研究、设计、指导、修正。这几个小组既要有理论家，也要从现政府官员中抽调一些加入其中。以后这些小组成员都进入民主制度下议会各专门委员会或政府各专门委员会；第4，制定临时宪法，确定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废除原宪法，请求原制度下的议会追认，但原来至高无上的政治力量的地位在制度过渡期保持不变，它是制度改革的中坚力量。以上相关内容对国民暂不公开；第5，至高无上的政治力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讲清形势，阐明立场，表明态度，订出计划，提出要求，这政治力量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到改革彻底完成时（4～5年）自动废除，但此政治力量届时仍是合法的政治力量，审阅临时宪法。此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对外发出明确的改革信号；第6，原制度下的议会开会审议并通过临时宪法，同时废除原宪法，原议会差额选举产生由改革委员会提名的所有大法官，从此司法开始独立；第7，获得原议会授权，原最高领导人担任拥有外交、国防、安全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实权总统。总统任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安全部长，以协助总统行使相应的行政权；成立总统委员会，以协助总统行使外交、国防、安全的立法权；第8，原议会产生由总统提名的总理，组成内阁，经原议会批准，行使民主制下除外交、国防、安全外的一切最高行政权；第9，原议会拥有民主制下除外交、国防、安全外的一切最高立法权（在临时宪法中，要有“用于外交、国防、安全的财政支出，现议会无裁决权，此裁决权归属改革委员会”的条款）；第10，首席大法官、总统、总理、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安全部长、传媒部长、央行行长、议会议长都是改革委员会成员。在制度过渡期，改革委员会的作用不得淡化。“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道德经》）。除首席大法官、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安全部长、议会议长外，其他改革委员会成员和内阁成员都退出原政党，责令这些改委成员和内阁成员各自组建新政党，并担任各自新政党的名誉领袖，原政党的其他成员也可退出原政党并加入某个新政党（在制度过渡期特许保留原政党身份），这些新政党可以是社民党、道德民主联盟、统一党、共和党、劳动党、民主党、自由党等；第11，不鼓励言论自由，也不限制言论自由，专制制度下的敏感档案仍不解密，不评论以前的国家领导人；第12，绝不依靠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的政治力量来帮助政治制度改革，否则，以叛国罪论处。不仅如此，还要对敌对国家或潜在敌对国家的政治力量保持高度的警惕；第13，州议会是原议会或专制制度下的方式产生的议会，州一级的法官和州长仿联邦一级的大法官和总理那样产生，并各自行使民主制下的相应权力；第14，凡违反自上而下，自后而先的原则进行的政治制度改革，都以分裂国家罪论处；第15，凡是在旧政权下的腐败行为，若没有受到旧政权的清算，则在新政权下享有永久的司法豁免权。新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总统由实职总统变为虚职总统；第16，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办法即比例代表制选举议员，产生新国会（在正式选举前可搞一次乃至两次模拟选举），先产生国会上院，后产生国会下院；第17，民主制度下产生的新国会陆续行使其应有的一切权力：产生新内阁，取代原内阁。总统将外交、国防、安全的立法权交给新国会，将外交、国防、安全的行政权交给新内阁，军队的最高统帅权由总统正式移交到新总理，总统成虚职总统，成国家统一的象征，请求新国会在其担任总统期间和卸任后特许其不退出原政党，以表明原政党对走民主道路的坚定信念。对为人民、为国家立下卓越功勋的总统——主导政治制度改革的最高领导人，新国会仍选其担任总统一职，并特许其不退出原政党。对大法官重新审核乃至调整；第18，新国会诞生新宪法（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需要连续两届议会表决批准方可完全生效），制定其他法律。法律的制定要动员全国力量，特别是宪法的制定更要如此，但最终决定权在国会。总统宣布原至高无上的政治力量失去其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但仍是合法的政治力量，请求新国会核准；第19，州一级也用比例代表制选举议员，产生新议会。产生新州长及其同僚，重新审核乃至调整法官，诞生州法律；第20，专制制度下的敏感档案陆续解密；第21，一切进入正常轨道。
七、与政治有关的一些重要观点
有几本著作是特别重要的，就是李耳的《道德经》、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道德经》言简意赅，深奥玄妙；契合人心，彰显天理；导人向善，教化无痕；沁人心脾，舒坦豁然；朴实无华，虚静自然。人们照着《道德经》的教导去做，会匡扶人心、启迪心灵，是极好的生活指南。对人类建立美好的制度也深有启发——让人生活得更自然。
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继承并发展了约翰•洛克的分权思想，首次明确细分了政权的三个方面，用权力制约权力——把权力关进“铁笼子”里——防范权力的胡作非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只要是人，都面临着人性在权力面前的极易扭曲。正因为如此，主动把专制制度转为民主制度的那些领导人才显得那样的弥足珍贵，他们是人类的良心，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如何防范权力对人性的扭曲，是人类在二、三千年前的圣贤们都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到了孟德斯鸠这里，给解决了。当然，孟德斯鸠没有意识到文明的辐射作用。
从《古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原始文明即将被现代文明冲击得七零八落的关键时刻，全面、系统地搜集和记录了还处在原始状态的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卓有成效地整理和研究了这些万金难换、丢失即罪、珍贵无比的资料，让我们较为清楚地了解了人类的远古生活状况，从而为我们的未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当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没有认识到财产基本上在氏族内公有、在氏族与氏族之间私有所蕴含的重大经济学意义。
我们正是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的。
政治牵涉到群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要高度重视选举的公正性，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选举的公正性。
同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或平民阶层）和资产阶级（或贵族阶层）都是一个祖国母亲的儿女，是同胞兄弟姊妹（同一个国家的各政党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应该友爱互助，国家才会日益强盛和充满活力，在外国人面前才活得有尊严。但他们天然存在着斗争，政府应该引导、鼓励他们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谈判和协商（各政党的正确的斗争方式是自由辩论和公平竞选）。从而达到阶级互助的效果：我给你们提供积累财富的条件和机会，你们给我提供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安全舒适的人文环境。政府还可以通过税收、反垄断及规范股市等来实现阶级互助（通过比较各政党理论可行性高低、政治诚信度高低及吸收他党理论合理内核也可实现政党互助），从而缩小贫富差距，藏富于民刺激经济良性发展，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使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成为受尊敬的一员。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既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也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既有经济活动的计划化，也有经济活动的市场化；既有社会财富的一次分配，也有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至于孰多孰少、孰重孰轻，完全决定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关键找到平衡点，和在动态中实现平衡与进步，并且在平衡将被打破的时候找到新的平衡点）。但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都必须坚决反对垄断，在政治活动中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是人，不是畜牲。
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不妥当的，而应该是国有企业产权下放，以增强企业活力而又仍为国民所有。产权下放就是把一家国有企业的产权细分，分到若干个州，比如三个州，每个州再分到若干个郡，比如五个郡，每个郡又分到若干个县，比如七个县，这家企业的全体职工作为若干个县，比如三个县（要成立职工委员会），那么这家企业的产权就平均分成一百零八份。然后就仿照本文介绍的民主制度来经营这家国有企业，这一百零八个县，每个县派出一个有资格、有能力的人全权代表这个县，这一百零八名代表相当于选民，在选民中先自荐或他荐成为经理或董事的候选人，候选人发表施政演说——提出经营策略，一百零八个代表投票选出若干个经理和董事，比如五个经理和十个董事，再在九十三个其他代表中随机产生若干个监事，比如五个监事，分别组成经理层、董事会和监事会——相当于内阁、议会和法院，监事会里要有一名联邦政府官员和至少一名企业职工代表。董事会和经理层草拟章程，一百零八名代表审议、讨论，监事会审核、修改，再经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审批，一百零八名代表投票表决，直至章程通过。如果任期内达到预期标的，则各经理、董事所代表的县所得的红利略高于其他九十三个县，否则，各经理、董事所代表的县所得的红利略低于其他九十三个县。并且这十五个直接掌握产权的立约权和经营权的人的报酬与企业业绩直接捆绑，随业绩的升跌而升跌（即对这十五人废除固定薪酬制）。如果出现亏损，那么这十五个人都需追究刑事责任，这十五个人所代表的县的行政首长必须引咎辞职。只要注意了权力的细化、权力的下放、权力的委托、权力的分立、权力的制约、权力的监督、权力的归还，及利益捆绑和延期问责，一切事情就好办了。这一百零八个县的红利除了上解的部分（上解部分比例不能大），其余部分可用于本地区的福利事业。郡、州一级也差不多，而联邦一级从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即属于联邦部分的税金和下级上解的红利）中可拿来用于社会福利和国防建设等。对于这家企业，联邦政府可每两年变更三分之一的县的产权，每个县产权期限六年。国有企业应该这样来经营。
国家应该鼓励各种资金投入到高端产业中去，甚至联邦政府应该动用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某个高端产业创建的启动资金，然后与某些州、某些国内民间大财团、某些高校商议成立某种高端产品的科研、生产集团，在创业阶段联邦政府多承担一些风险，在创造利润阶段把产权逐步下放，乃至下放到县及参与创业的民间财团、高校，用类似上段介绍的方法经营这个高端产业，以增强国力，增加人民福祉。国力相近的相邻小国也可联合研发高端产品，以提高研发实力。
银行是经济活动的平衡器而不是发动机，企业才是经济活动的发动机，各种发明创造为企业活力提供不竭的源泉，民主制度为发明创造提供制度的保障。
国家应该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它是尊重创造性劳动的表现，是国家强盛的必然要求。国家更要鼓励创造性劳动，而这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因为民主制度尊重个人自由，珍惜个人价值，呵护并激发了人们的创造性。
国家应该重视基础性科学研究，这关涉到国家的发展后劲。
任何国家都要注重粮食和金融安全，因为这是种族兴旺发达、社会平安祥和的基本保证。
人人都有免受风霜雨雪侵扰的权利，人人都有免受疾病痛苦折磨的权利，人人都有享受人类文明成果的权利。住房、医疗、教育必须逐步退出商品领域，乃至基本退出商品领域，这个举措与其他社会福利一起促进了人类的进步，更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在国际交流中，教育可以纳入商品领域。
除住房、医疗、教育外，社会救助和养老金等这些社会保障体系，先由郡级包办或郡级和个人合办，次转移到州级统一标准包办，最后归到联邦级统一标准包办，以不降低国家的凝聚力，也为需要承担风险的各种发明创造提供有力的保障。当然，并不是任何一项社会保障都需要联邦统一标准，某些项目允许各州有微小的差距。
国家应该重视公共卫生和知识传播，这是社会福利的应有之义。
对低端商品的出口和高端商品的进口都课以重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国力强大的必要条件。这低端、高端的边界可随着国力的增强而有所上调。
国际分工合作，只有对同一档次的商品生产而言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是真诚的。同理，只有同一档次的不同商品才可在对等的关税条件下互通有无。
“在正常情况下，越小的经济体其外贸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反之，则越低。”（克鲁格曼）因为较小的经济体其自给自足的能力较低。
宗教倾向相近的相邻小国可开展联合防务，以节省军备开支。
关于提高政权执掌人薪酬的法案通过后不能当届生效，要到下届方可生效；降低薪酬的法案则可当届生效。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对政权执掌人，国家最好建立绩酬捆绑机制。政权执掌人的业绩主要是国民满意程度。
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绝不能有竭泽而渔、揠苗助长、饮鸩止渴等急功近利的行为，而要具备卓越的能力，就必须有渊博的学识、恢弘的气度和强大的定力。对政权执掌人，国家要建立延期奖惩机制。特别是延期惩处绝不能含糊。
凡强令或耍奸使滑增加工人工时、增加学生学时的行为都已触犯危害国家安全罪，都可立案查处。因为反奴役、反弱种是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增加利润要靠发明创造，茁壮成长要有自由时间。永远记住：人不是机器，人是大自然的宠儿，人是能创造各种奇迹的物种。谁扼杀人的创造性，谁就已经犯下了几近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创造性不是培养出来的，创造性是呵护出来的，是激发出来的，是激荡出来的。
婚姻制度是人类为种族正常繁衍而制定的一些规则。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可以看出，婚姻制度就是优生措施。从我们远古祖先到今采取的措施都是消极优生措施，就是尽量避免遗传病患儿的出现，我们以后还是要坚持消极优生原则，至于在实验室里修改DNA片断的工作还是留给上帝吧！因为积极优生能否取得预期效果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这个“积极”是人为的，非自然）。
一个国家的知识精英阶层，一定要有一批人有强烈的爱民、爱国之心，耐得住寂寞，用开阔的视野、超然的心态、理性的思维去研究祖国的政治制度的沿革，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为避免他人猜疑和理论达到应有的高度，不要涉足政权，特别不要涉足政权中的行政权。这样，你的祖国就一定会充满希望。

2012年12月23日
作者简介：刘家维，男，1962年11月生，中国广东梅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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