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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介甫 组别 校尉 级别 平南将军 功绩 22 帖子 2195 编号 403919 注册 2010-11-18

#1 发表于 2013-9-13 17:4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转漆侠先生宏文《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节选） ——荆公光辉的经济思想及变法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 【临川按：有的网友说“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变法只是增加政府收入，至于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保障农民利益，纯属胡扯”，然而，对历史事件无论如何评价，都要以史料、数据说话，漆侠先生的这篇宏文便是在广泛占有、深入分析史料并得出可信数据的基础上，得出“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这一令人信服的结论的！原文很长，这里只节选原文对王安石经济思想及变法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论述】 　　　 王安石变法面临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否像顾全芳同志一日咬定的那样，仅仅是所谓的“三大灾害”呢？不是的。“三大灾害”亦即冗兵、冗官和冗费问题，是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即使为解决由“三大灾害”造成的国家财政困难，单靠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是不行的，而必须深人到经济领域中，深人到封建生产关系中。这是因为，国家财政包括了各种赋税的征收，而赋税本身则隶属于分配范畴，亦即隶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试以田赋为例。宋代财政之所以困难，田赋日益减少是一个重要因素，田赋减少主要来自地主豪绅的隐田漏税。宋仁宗时候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从真宗时候的五百多万顷下降到两百八十多万顷，从而造成了田赋的锐减。而所谓“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文献通考》卷四《川赋考》)，指的是，地主豪绅们占有二十亩土地而仅纳一亩的税，或者占有三十亩土地而仅纳二亩的税要想解决隐田漏税问题，光靠解决“三大灾害”是不行的，而必须深人到经济领域、封建生产关系之中，对地主豪绅的土地进行清查，然后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缴纳赋税。这种做法，也就是从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而深人到经济领域进行改革，不单单限于解决财政困难了。王安石变法就是沿着这条路子达到解决国家财政的困难。对此，本师邓广铭先生的《王安石》已经作出了深刻的论述，我在《王安石变法》中也有所涉及现不妨再摘引王安石若干诗文、谈话，以资论证： 　　　      先王有经制，颁赍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王荆公诗笺注》卷一七《发廪》） 　　　是日，上（指宋神宗）又问：“东南民力如何。”安石言其窘急……养民在六府，六府以水土为终始，治水土诚不可缓也。（《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丙子记事） 　　　安石曰：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臣固尝论天下事如奕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长编》卷二二O熙于四年二月庚午记事） 　　　安石曰：……以臣所见，今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尔！（《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丙午）　　　 从上述王安石对变法前宋代社会问题的认识来看，他把这几种关系，即理财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发展生产与调动生产者积极性之间的关系，以及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与“去其疾苦”（包括差役等法）、抑兼并之间的关系，说得极为明确，极为清楚。正是在这样的认识的指导下，王安石才制定了农田水利、青苗、免役、方田均税和市易诸法，在社会经济领域里进行了广泛的改革。而这一改革也就接触到了宋代社会的主要的根本性的问题，这些也就是王安石变法时代的重要内容！因此，就改革的认识来说，王安石所要改革的，不仅仅限于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所谓的三大灾害），而且更深人到广泛的经济领域。而这一认识，正是当时仅仅提出去除所谓“三大灾害”的封建士大夫望尘莫及的。顾全芳同志却跟在空喊去除“三大灾害”的司马光的后面，把变法时期复杂而又丰富的时代内容归结为“三大灾害”，岂不是远远落在王安石的后面！其实，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存在决定意识”。生长在九百年前的王安石，对书时社会问题的认识，理所当然地要比顾全芳同志深刻得多、正确得多，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但从另一方面说，顾全芳同志又是不可以原谅的“无知不能作为依据”（斯宾诺莎语）。顾全芳又怎么能够以自己的那点无知去作为评论复杂历史问题的根据，把深人社会实际进行改革的王安石说成为光说“大话”、“脱离实际”呢？到底是谁“对变法历史实际”进行了“歪曲”? 　　　 　　　四、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问题 　　　王安石变法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由于新法调节了和缓解了社会各种矛盾关系，缩小了残存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劳役制，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在两宋三百年间居于发展的顶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政府的赋税收人大幅度增长，扭转了前此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达到富国的目的。对此问题，我在《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等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多赘。 　　　 “尊马论”者对王安石变法的作用是一笔抹煞的。如果“尊马论”者在前面用吹肿胀大、无中生有的方法，歪曲新法、夸大新法的弊端，而在作用这个问题上，则采用压缩空气、以有化无的方法，极力缩小新法的作用。方法有别，异曲同工，共同达到“抑王”的目的。 　　　 先以农田水利法为例。在变法派积极推动之下，熙宁二年以后的六七年间，兴修的水利10793处，灌溉面积达36309418亩；许多河道得到了浚修，减少了水患；通过淤田，变泻卤为沃壤；许多旱地变成水田，北方扩大了水稻的种植，等等王安石变法的这一成就，无论是以前的汉唐，还是后来的明清，都是无法相比的。（临川按：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下）》页1170讲道：“宋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代，前此的汉唐，后来的元、明，都不足以与其相比。在两宋经济发展过程中，北宋又超过了南宋，而王安石变法时期又是北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宋代经济之所以如此其发展，以农民为主的个体生产特别是其中自耕农的个体生产之得到发展当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北宋初年以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客户比数递年下降，到熙宁五年下降到最低点，从百分之四十下降至百分之三十点四。客户比数下降，意味着自耕农民比数上升，到王安石变法时期大约上升了百分之十。户籍中这一重要变化展示了宋代经济的发展。王安石的经济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变法革新，对这一重要变化和发展显然起了促进作用。”）可是，在“尊马论”者笔下，一则说农田水利有“虚报成分”，二则说“兴修水利时，出现了不少得不偿失的事”，于是，对农田水利法的成就“要作恰如其分的估计”,“不能将其作用估计太高”！试问：“虚报成分”到底占多少？“得不偿失的事”到底有多少件，应当摆出来，让人们比较一下，熙宁一代的农田水利是成就大还是浮夸大，是“得”多还是“失”多！用这类不负责任的语言能够抹煞农田水利法的作用吗？! 　　　 其二，熙丰时期宋代手工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以其中的矿冶业来说，各类矿产品都有大幅度的增长。铜，为宋初的三倍半，高达一千五百万斤；铅为十一倍；锡为九倍：分别为唐代的数倍到数十倍。这是变法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通考》、《宋史》很普通的史书上都有清楚的记载。（临川按：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下）》页588——589中讲道：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了与招募制相结合的新的矿产品分配制度——二八抽分制：即冶户将采掘冶炼的产品的十分之二，作为矿税缴给国家，其余八分全由治户自由处理。这项分配制度之所以成为采治手工业中一项重大变革，主要在于招募制代替了应役制，冶户有了更多的生产活动的自由，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额制，不再根据死的规定，而是根据实际产量向国家缴纳矿税，这就避免了因课额不足而引起的折业代赔的弊端，冶户的再生产获得了初步保证；特别是除去百分之二十的矿税，冶户可以自由货卖十分之八的矿产品，它不仅可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商品，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同时也可推动冶户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力量，利用矿产品向制造业方面发展，从这一方面对社会提供更多的商品。因此，招募制取代了劳役制或应役制，二八抽分制取代了课额制，这是采掘冶炼手工业内部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而这次重大变革是实行这一变革的熙丰时期采掘冶炼业发展到两宋冶炼业发展到两宋顶峰的根本原因！）顾全芳同志能够根据“兵省非所先”一句便判定王安石反对裁减军队，而对这些非常显著的事实却无所觉察，真可谓之“明察秋毫而不能观舆薪”的了。 　　　 其三，熙丰年间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田亩达4614550亩，比宋英宗治平年间增加了21455500亩，也是一项值得提出来的成就，特别重要的是，针对大地主阶级的隐田漏税，变法派以千步方田法清丈开封府界等六路的田亩，并在此基础上均税，解决贫下户产去税存的弊端清查的结果，从原来的118874203亩增至248434900亩，查出隐田129560697亩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清查，熙丰时期的垦田当为八亿亩，折今七亿二千万市亩。“尊马论”者不仅无视这一事实，反倒说五路清丈出的土地不可能达到二亿四千八百万亩，因为全国仅有四亿六千万亩是非颠倒竟至这般地步！顾全芳同志跑得更远，说什么变法对于“农业”是“弊多利少”！试问：变法期间多垦辟了二干多万亩地，清查出一亿二千多万亩隐田，“弊”多在哪里，利又少在哪里？如果定要说“弊多利少”，清查出来的上地，大地主们要按章纳税，对这些人说确是“弊多利少”! 　　　 其四，王安石曾经提出，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变法实现了这一设想，上述矿税大幅度增长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尊马论”者总是有理，一口咬定熙宁时期赋税增加，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扩大剥削造成的是历史实际对呢，还是“尊马论”者的主观臆测对？这里不妨看看反变法派范祖禹所作的《高赋墓志铭》是怎样说的： 　　　 唐州土旷民寡，岁入至薄。公以治平元年至郡，取图籍考之。自唐乾元时领县七、户四万二千六百四十有四，历五代乱及本朝承平，今领县四、户六千一百五十有五。公相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辟，而人力不至，与弃之无异。募两河饥民，计口与田。比公罢归，增民万一千三百八十户，给田三万一千三百二十八顷，而山林棒莽之地皆为良田，岁益税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七，作彼堰四十有四。（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三《高赋墓志铭》） 　　　 不仅唐州垦田赋税共同增长，京西其他诸州如汝、邓也是如此。熙丰赋税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长的，同样是一个无可磨灭的事实！ 　　　 其五，熙丰时期社会经济之所以有如此显著的发展，同新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有密切关系。如青苗法对高利贷的抑制，和缓对小生产者的过度压榨，从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试看宋哲宗元佑六年反变法派掌权期间御史中丛赵君锡对青苗法、常平仓法的评论： 　　　 “臣窃准元枯初年，惩散敛常平钱解之弊（指青苗法），专用余集为常平法（指常平仓法）然自更制之后，州县官吏风靡宽缓，政事苟且，虽有上条，止同虚文。民间每遇丰德，不免为豪宗大性乘时射利，贱价收蓄；一有水旱，则物价腾踊，流亡俄拜，不可胜计。而官司谨守，多熟视诏条，活不奉行，故自二圣（指宣仁太后、宋哲宗）临御，虽阵民深切，蜀除赋敛尤多，以理论之，当渐苏息。然比岁以来，物力凋敝，甚于熙宁元丰之间，至人心复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岂非诸路钱货在官者大抵数千万贯，率常塑滞不发，旧法（指青苗法）虽未尽善，逐年犹有钱货千百万贯流布民间；朵桌之法虽善而不行，则民间钱货无从而得；所以艰难困医，反甚于前，不足怪也……州当今日钱重物轻之际，行之尤切时宜。（《长编》卷四六二元祐六年七月辛巳）” 　　　 这篇文字对青苗、常平仓法的利害得失说得非常清楚。常平仓法被季平同志说得无任何瑕疵，而被顾全芳同志称之为宋初好制度，被王安石泼脏水时泼掉的“孩子”当中的一个，其实在实行青苗之前，它就有许多弊病，这点“尊马论”者则视而不见，而在司马光恢复以后，依然是旧病复发，无补于凶荒。所以赵君锡仍主张实行青苗法。兼之，大量青苗贷款对于缓解钱荒也产生相应的作用，又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篇文字出自反变法派执政期间的御史中丞之手，应该是有更多的说服力吧！ 　　　 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的可靠记载；赞成直笔，反对曲笔；成为我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今之学者应当继承和发扬的学风，而这样做，就必须首先克服头脑中的主观主义！ 　　　 [ 本帖最后由 临川介甫 于 2013-9-29 20:42 编辑 ]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临川介甫 组别 校尉 级别 平南将军 功绩 22 帖子 2195 编号 403919 注册 2010-11-18

#2 发表于 2013-9-21 22:20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全文载于漆侠先生巨著《王安石变法》（2001年增订本）附录页319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临川介甫 组别 校尉 级别 平南将军 功绩 22 帖子 2195 编号 403919 注册 2010-11-18

#3 发表于 2013-9-21 22:22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全文作为附录载于漆侠先生巨著《王安石变法》（2001年增订本）页319 [广告] 真诚支持说岳，携手共创辉煌

司马光 组别 限制发言用户 级别 卫将军 功绩 52 帖子 6154 编号 325435 注册 2009-6-2

#4 发表于 2013-9-22 07:57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二八抽分制与北宋矿冶业发展关系甚微。 二八抽分以岁课为基数,完不成课额,仍按原定课额抽税二分和榷买。如不立额,则抽税三分,七分拘买。抽分制的本质是矿产税,并非新制。矿冶业的兴衰受资源厚薄、开采成本与收购价格等条件制约,抽分制不是矿治业发展的动因。 早在汉代就有征收矿产税的记载,唐代“凡天下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税率为一分至二分. 熙宁、元丰时期,金银坑冶实施"官收二分"的二八抽分制,铜铅锡实施榷买制,铁实施课额制。也就是说二八抽分制仅适用于金银坑冶,铜、铁、铅、锡未施行。 [广告] 《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慕容十二郎 组别 校尉 级别 左将军 功绩 14 帖子 1365 编号 54306 注册 2005-11-30

#5 发表于 2013-9-22 09:40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坐看荆公大战温公 [广告] 安装Alexa工具条，提高轩辕排名，支持轩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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