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谈傅国涌谈金庸之二:金庸的慷慨与吝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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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傅国涌谈金庸之二:金庸的慷慨与吝啬

谈傅国涌谈金庸之二:金庸的慷慨与吝啬


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 吕坤

傅国涌说金庸与三联书店谈续约,提出了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这话,我可真看不懂了。
俺本“三俗”,还以为跟出版社谈合约,必然“都围绕着钱”呢。
请教傅先生:据您所知,哪位小说家与出版社谈合约,不是围绕着钱?这些年,您自己,都围绕着啥子,在跟您的出版者谈条件?难倒阁下所谈,皆关乎全人类的解放?
傅先生又说:“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我不相信金庸靠他那十几本小说——即便是武侠小说——可以煽颠成功,取当局的地位而代之。社会弱势群体没有得到有效照顾是当局不是金庸的责任,谁也没资格要求在公益捐款中总看到或常看到金庸捐款的报道。
傅国涌写《金庸传》,爬梳材料,很用了些心思的。他应该知道金庸已经捐出了超过5000万的资产【注】。金庸不是世界首富,连华人首富都不是,在香港一地,他的财产也已经排到第64名了。以金庸的身家论,能捐出5000万,比绝大多数华人富翁,港台海外的,尤其内地的富翁,都更慷慨,而不是更吝啬。
    有谁得了重病,“近五十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此时,金庸肯捐款当然好,金庸不捐款,仍然无可指责。为每一公民提供医疗保障是当局不是金庸的责任。即便金庸有比他现在多一百倍的财富,都拿出来,帮助这片土地上那么多的无钱治病只好等死的人,仍是不足。
我倒很赞同傅先生的另一见解,“为了纪念抗击SARS,杭州要集资建雕塑,金庸也只主动捐了一套大字本的《射雕英雄传》”,这样做太不合适了。
《射雕英雄传》,很干净的书,不该送到那么肮脏的地方。
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如此之少,居然还有闲钱建什么狗屁雕塑。如此雕塑,除了给某某歌功颂德外,有屁用?金庸捐书真是胡闹,一口痰吐过去就够了。
《偶像的黄昏》中,傅国涌先生又将李敖当年的滥调,一字不差,重抄了一遍。
他抄,俺也抄:

“‘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

近2000年来,捐出全部家产的“居士”,几乎没有。按照李敖的观点,上亿人都是“伪善”的。
创教者要求信徒捐出家产的,不止佛教一家。
今日世界上的基督徒超过10亿,其中,比较有点钱(中产以上)的,也不止一亿人。我们不妨学习李敖,质问这亿人中的几乎任一人:

《马太福音》记载,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就是财利的意思)。”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基督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基督的话,你不遵从,也好意思自称基督徒,你丫这也太伪善了罢!

按照李敖的标准,2000年算下来,“伪善”的基督徒可能超过百亿人了。
李敖尽可以将所有“居士”或者基督徒都说成“伪善”的(尽管很无聊),李敖也可以说整个佛教或基督教都是“伪善”的(尽管很荒谬)。李敖的眼珠子却是只盯着一个人,将这样就没人能达到的标准强加到一人头上,达不到,你(这一个人)就是“伪善”的!
除了李敖脑子有病以外,我想不出其它合理的解释。
李敖说金庸听了他的质问,“无言以对”,这是李敖个人的理解,恐怕是超正常的理解,也许,对这样神经病的问题,金庸根本就懒得回答,不屑一辩。
李敖这样胡咧咧,我不奇怪——胡咧咧本来就是李敖的特点与特长。傅国涌先生居然连这样浅显的道理也想不明白,认同李敖的滥调,跟在李敖后面起哄,有些不可思议。
傅先生居然对“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也颇有微词,更加不可思议。
金庸晚年说了不少昏话,令人失望。但他的早年,真是光彩得很。《明报》社评中一再强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便尤其光彩。
    首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完全不错。这话说的,相当有分寸。只说人不为己违反天理,却无除了为己外断乎不可为人的涵义,更不是要大家都去损人利己。
其次,金庸写出这句话时,名声啊,地位啊,财富啊,都有了,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成功人士”。这样的人,不肯自秘,而将自己很体己的成功经验(人须为己)分享、普及给普罗大众,这样的举动,不自私,不利己,也可以说是崇高的。
再次(却是最重要的一个“次”),傅国涌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金庸一再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训时的语境。
金庸引用此言,是有针对性的。
与金庸同时,还有一位畅销书作家,作品的销量比金庸多出不少,赚到的稿酬比金庸少不很多。
此人一面坦然地享受着全世界最高等级的安全、荣耀、财富、声华……,一面一再地教育训诫他的读者们:你们要大公无私、毫不利己、全心全意、一怕不死二怕不苦……
此二人,如风清扬与岳不群。岳不群教育弟子令狐冲随时准备为华山派的荣誉壮烈牺牲;风清扬则对令狐冲“就算他真是正人君子,倘若想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的谬论,大加赞赏。
对这两位畅销书作者,都应听其言而观其行,再对比二人的言与行,就知道哪位爱人如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哪一个丧尽廉耻,“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我尊敬查先生,因为他是在那样的年代,面向公众,申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至理。
我读李银河女士的作品很少,也不赞同近几年她的一些观点,但一直对她非常尊敬,只为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说过的一句话:大公无私,是奴隶主对奴隶的要求。

                                         2013、4
补记:
    想了半天,不围绕着钱与出版社谈合约的作者,还真想到一位,就是“姓了一辈子钱”的钱锺书先生。除钱先生外,再想不起第二人了。
    在内地出书,还有一个该谈的问题,就是言论的尺度。但于《金庸作品集》,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2006年,作家出版社印行《金庸散文集》,此前金庸一直在争取更宽的尺度,不理想,先生也很失望的。

【注】金庸给香港中文大学捐款100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1200万;拿出310万人民币给家乡嘉兴的一所中学盖了座图书馆;花费1400万人民币在杭州建造“云松书舍”,没住,捐出去了;1992年,以明报董事会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万港币,看金庸当时所占股份,金庸为此失去的约有1000万港币;1993年,金庸捐赠100万元人民币,作为“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启动资金,2007年8月,又向北京大学一次性捐款1004万元人民币;1995年,金庸出资120万在浙大设立“金庸奖学金”和“浙大金庸人文基金”。
责人“伪善”,岂可随便?

讨论金庸的伪善或不伪善,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我从来没说过金庸不伪善,当然,我更没说过金庸伪善。
我说的,只是:由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这一件事,推导不出“金庸伪善”的综合结论。
自古至今,在家的佛教徒,也就是“居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捐出全部家产。金庸捐出的,以他的身家论,不算多,也不算少,并不比大多数居士更伪善。
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不宜定为伪善。即便此事伪善,仍然推导不出“金庸伪善”的总体结论。
生平没做过一件伪善的事,谁啊?谁从来不曾假模假式、假冒为善、假戏真做?
人所具有的,我无不具有。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性的各种弱点,例如伪善。但我们不可能不可以在每个人头上都烙上“伪善”的钢印,太不人道,也毫无意义。只有当某人在某方面的弱点特别突出,其程度超过61.8%(随便说个比例,取的是“黄金分割”)的大众,我们才好意思说他“伪善”、“奸恶”等等。
这个帖子中的朋友,加上我,都自己掂量一下:真的比金庸更不伪善?
我可不敢说。80岁时回头检点自己的一生,在私德、公德上做到查先生的地步,大节无亏,很够了。
自称佛教徒却未全部捐出家产,不算太伪善;把所有金庸做过的有“伪善”嫌疑的事加在一起,我也看不出他比多数人更伪善。
所以:我从来不说金庸不伪善,当然,我更不说金庸伪善。
一九三三年,萧伯纳访华,有人指责萧氏“虚伪”。鲁迅说:“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通信(复魏猛克)》)鲁迅这样的态度,是我极为赞成与佩服的。萧伯纳的虚伪程度并不高于多数“中外古今的名人”,单单指责其人“虚伪”,太不厚道。同理,自古以来的“居士”中,像金庸这样没有捐出家产的占多数而非少数,以此指责金庸“伪善”,纯粹自己脑子有病。
对一个伪善程度有限的人,挑起伪善这个话题,而投以质疑的眼光,先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道德上失分的,不是对方,是自己。
我手里先拎着顶“伪善”的大帽子,随便从街上选定一人,好,就是你了,予以长期的密切的关注观察,小样,我就不信找不出你伪善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真证据,很过硬——对公众一一宣布,广而告之,公众不自觉地就会对你的品德心存疑虑。你的名声,或多或少,已经被败坏。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包不同的。这事他做过,我没做,所以他伪善我不伪善!却来不及细想:他没做过的事,你做过;他做的事有些不是你绝不会做而是没机会没条件做。
再有,就是“堆砌法”。为了证明某人具有这一(设定为A)不好的品质就把他生平做过的有限几件不好的事拿出来罗列一遍,尽管其中有些事与这一A品质就没什么瓜葛;为了证明这人同时具有那一(设定为B)不好的品质就把他生平做过的有限几件不好的事再罗列一遍,……一个做过三四件不好的事的人,经过这么一“堆砌”,也会令公众疑心他五毒俱全、十恶不赦。
几个人架得起扛得住这样的道德拷问?
很佩服胡适先生的见解: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是。我也曾对人,例如李敖,进行过道德拷问。原因,大致有三:
一、李敖自己向来以极高的道德标准拷问除他而外的几乎每个人,我有兴趣请他入瓮。
二、我相信89%以上的人不会见财起意侵占朋友家产,我自己不会。
三、我相信98%以上的人,不会一再地为美国当局1932年针对平民的屠杀辩护,我自己不敢。
私德、公德,皆已“跌破底线”。对这样的人渣,我只希望自己可以“骂”得更难听,能力限制,做不到就是了,一直引以为憾。
    骂过李敖吗?没有!他没人性,我就说他没人性,这不是“骂”;他明明脑子有病,我偏要说他没病,那才是骂人。

                                                         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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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傅国涌谈金庸之一:金庸与“大一统”


在《偶像的黄昏》一文中,傅国涌先生揭出“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之“四个主要精神源头”,其三,乃是: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懈的追求。”

说金庸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无异词。至于金庸“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懈的追求”,真不知从何说起。
我很奇怪,就在傅先生这篇《偶像的黄昏》中,居然还有这样的字句:

“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这话,我很赞成。傅先生能看到这点,我很佩服。
假如真像傅国涌说的那样,金庸“不懈追求”一个“古老的大一统之梦”,对于“一统江湖”,必然欢欣鼓舞,至少,乐见其成。
看《笑傲》一书,对“一统江湖”,它的作者,金庸,竟是何种态度?
一个人,不懈追求着“古老的大一统之梦”,怎么可能写出《笑傲江湖》?
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对于满清占领回疆,是全然反对的;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对大明最后一片土地台湾被清军攻占,也流露出怅然若失之情。从头到尾,我没有从金庸小说看到作者明显的“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懈的追求”。
金庸为《明报》所写“社评”中,主张从日本收回钓岛,从英国拿回香港,从北极熊的卵翼下取回外蒙,那主要表现了金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大一统”关联不大。
这几个地方,不是儿子【注】要分家另过的问题,是儿子受别人的逼、骗、诱,“倒插门”,到别人家当赘婿的问题,金庸反对的是后者。他赞成分家?反对分家?从他谈港、钓、蒙问题的《明报》社评里是看不出来的。
假如很早就分家了,身为越国国民,对于被日本侵占的越国固有领土,金庸这样的民族主义者照样会强烈主张收回,归越。即是被吴国占了,一样不答应的。
金庸主张从日本收回钓岛,从英国拿回香港,从北极熊的卵翼下取回外蒙,不是为了“大一统”。
我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追求大一统之梦,首先看他对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一统江湖”的嬴政的评价。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凡是认同、追求“大一统”的人,没有不对秦始皇顶礼膜拜的。一个人,只要对秦始皇持批判否定的态度,绝不至于看重甚么“古老的大一统之梦”。
金庸,对秦始皇,什么态度?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像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依然存在。”(金庸《“明月”十年共此时》,1976年作)

金庸: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洗脑。……(时代周报记者插话: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2009年《时代周报》对金庸的访谈录)

金庸,比柏杨,更不在意“古老的大一统之梦”。
秦始皇,死了2000年了。
金庸也谈过秦后2000年的事,眼前的事: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在台所见、所闻、所思》,1973年作)

这段话,也被傅国涌先生引用在《偶像的黄昏》里,居然给当作金庸“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懈追求”的证据,真不知从何说起啊。
是的,金庸此言确有“大一统”味道,可惜,太不“古老”了!
金庸想要见到的,是通过“和平”手段所建立的“这样”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古老的大一统之梦”可不在乎和平与否、这样那样。他们眼中,分裂必坏,“一统”就好,并且越早越好!
引用过金庸这段话,傅先生未加分析评说,紧跟着下一段、下一行,说的是:

“金庸希望两岸统一,他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立场,他对美国的仇视以及对西方文明的排斥,……”

这里,我不评论傅先生观点之对错。只是觉得他这上下文,也忒能跳跃了!上一段(行)与下一段(行)不仅不搭调,干脆就是在唱反调。
上一段所引用的,是金庸认同西方文明,不是他“排斥西方文明”的证据。金庸口中的“民主”、“权利”似非中土所有,西洋货色罢。
金庸说的几个自由,与罗斯福总统所揭橥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又基本重合。
傅先生上文所引用的,与下文谈金庸“仇视美国”,又完全不搭调。
这上下文,可也忒能跳跃了!
在大西洋另一边,有不少纯种的“西方”学者,怀抱着与金庸相似的梦想,套用金庸的话,就是:

希望欧洲各国各民族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自由、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提出这种主张的欧洲学者们,追求的不是中国式的“大一统之梦”,是在维护而非“排斥”他们自己的西方文明。
我想,金庸并不完全反对“一统”。欧洲这60年走过的“一统”之路,金庸应该是很赞成的。
在欧洲,与任我行的“一统江湖”相对应的,是希特勒那种形式的“统一欧洲”。
推进“一统”的每一步,都充满血腥。“一统”告成之日,人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必被剥夺殆尽,沦为黔首,屁民。
希特勒是这样,斯大林也是这样。任我行如此,秦始皇同样如此。
金庸不反对华夏之“一统”,他反对的,只是任我行、秦始皇那样的“一统江湖”。
像赵匡胤,“一统”时虽不够“和平”,总在尽可能避免流血。基本实现“一统”之后,也没自我膨胀到任我行的地步,还知道善待读书人,不过多干预民众生活。
老赵,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做到最好。这样的“一统江湖”,金庸应该不会反对。
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比统一更重要,更尊贵,二者相矛盾时,取个人自由,反“一统江湖”,这是我读到的《笑傲江湖》。
金庸,比大多数国人,更不在意那狗屁“古老的大一统之梦”。

                                      2013、2


【注】与“儿子”相对应的“父亲”,是历史上形成的“中国”这个概念。现世,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代表“父亲”。民国建立在前,也只算“兄长”,不是“父亲”。

补记:
    金庸在他《我看中国历史大势》中,说:

    “后来秦国统一了天下。统一天下也可以说是顺应了潮流,因为当时经济的发展有这个需要,如果统一,商业、工农业就可以很方便地互相流通。……总之,当时全国统一是符合潮流的,对提高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是有好处的。但是秦国的政治,在统一之后就不大顾及人民的生活了,很多政策、法律都很苛刻,民不聊生,要人民做很辛苦的劳役,所以统治不长久。人民对政府不拥护,整个社会不安定,国家不安定,统治就不长久。后来秦末的时候,天下大乱,楚汉相争,刘邦统一全国。汉朝统一之后,许多管理方式大致上还是沿袭秦国的,变化不大,不过,社会比较安定了。当时的政策是道家的政策,让人民自己发展生产。生产发展了,经济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就过得去了,生活一好,天下就太平了。……”

金庸早年(没脱离香港左翼的《大公报》、“长城电影公司”之前)和晚年(在大陆的各种讲话),都有一点迎合官府的倾向。
    金庸数十年间思想有变化,拿《大势》要求《笑傲江湖》与它一致,似乎不妥。
    即使大势一文,也只笼统肯定统一是潮流,而具体否定暴秦的统一,肯定汉朝,因为“当时的政策是道家的政策,让人民自己发展生产。”——就是还肯给人民一定限度的自由。
顺着金庸《大势》说:既然统一是潮流,那早晚会统一的,只是未必由秦始皇以那样的方式一统江湖。
   秦始皇顺应了潮流,更辜负了这个潮流。
   金庸《大势》对秦灭六国之后的做法,说了一堆坏话,这样的统,有何价值。“秦始皇坏到透顶”之说,并无明显变化。
    马加爵和毛都杀过人,数量相差太大,罪恶程度不同。说赵宋虽算不上大一统,但其结束五代十国局面也一样是依靠武力。——没意思。
    金庸为《明报》所写“社评”中,主张从日本收回钓岛,从英国拿回香港,从北极熊的卵翼下取回外蒙,那主要表现了金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大一统”关联不大。
    金庸希望陆台统一是着眼将来,如果内陆永远这样的话,……
    金庸从来没劝过蒋先生、你等会、请随便马上统一。   
说我自己的看法:如果内陆永远如此,当然该分。看到其他地方中国人过的是人的生活,不是黔首,不是屁民。我只有为他们祝福。羡慕嫉妒,不恨。


    金庸没说过“TAI DU"言论,但我们看他第一本小说对满清侵占回疆的态度,很难免于 JIANG 独 嫌疑的。
    金庸赞成分家?反对分家?从他谈港、钓、蒙问题的《明报》社评里是看不出来的。中国,是历史造成的现实,今日立论,当然要立足现实。
    对外,失去的领土越早拿回越好。对内,统也罢,独也罢,慢慢来,只是不要有国人之间再次的彼此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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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很干净的书,不该送到那么肮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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