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关孔明南征北伐时蜀汉的經濟狀況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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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 2003-10-10 21:0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兩个记载好像有些矛盾。

另外，还有一些有关孔明政绩的记载：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馀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

请问众前辈，有关孔明南征北伐时蜀汉的經濟狀況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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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3-10-10 21:33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北伐前“国以富饶”可能是真的，不然怎么经的起三番五次的用兵呢？至于出师表里的“益州疲敝”应该是诸葛为了强调北伐的必要性而采取的低调说法吧

不过有一点疑点，就是《三国志·诸葛传》里的评，洋洋洒洒百余字，除了“抚百姓”三字略带过以外，都是讲诸葛的赏罚问题，政治清明，而没有提到任何百姓富足，国富民殷之类的话，可能是三番五次用兵导致消耗巨大，把北伐前的家底都吃光了吧。

至于“袁子云”不太可信，毕竟是多少代以后的人，可信度不如陈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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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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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3-10-10 21:3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兩个记载好像有些矛盾。

不矛盾，孔明说“益州疲弊”是指自己刚接手之时，那时蜀国连连征战，彝林又吃了个大败战，此时说益州疲弊不为过，经过几年的恢复，国家渐渐富裕起来，才有了较充裕的物质。不过怎么看，诸葛亮都有点给自己摆功的味道，诸葛亮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也是为了鼓动北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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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3-10-10 21:48 资料主页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三国志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描写本来就少...... 主要记载的是军事活动和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 除了本纪外, 能够看得到"民"字的记载都少得可以了. 描写诸葛亮治理下的民风官风就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一面. 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国家穷困的话官民还能有诸葛亮这种表现?

陈寿那洋洋洒洒的百余字评价能有个"扶百姓"已经十分给面子了.... 相对其他所谓治世良臣的评价来说.........

陈寿总不会把一个空耗国力的家伙比做萧何\管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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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3-10-10 22:09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马岱于2003-10-10, 21:39:13发表

QUOTE:

<三国志。诸葛亮传>曰：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兩个记载好像有些矛盾。

不矛盾，孔明说“益州疲弊”是指自己刚接手之时，那时蜀国连连征战，彝林又吃了个大败战，此时说益州疲弊不为过，经过几年的恢复，国家渐渐富裕起来，才有了较充裕的物质。不过怎么看，诸葛亮都有点给自己摆功的味道，诸葛亮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也是为了鼓动北伐啊。

对不起，在下没看清楚，真的对不起。

不是"诸葛亮说“军资所出，国以富饶”"，“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是陈寿记载的，孔明好像没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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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3-10-15 19:4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夷陵之败直至蜀汉灭亡这段时间，影响蜀汉的經濟因素有：
蜀汉益州疲弊
孔明治政多年(包括孔明对蜀汉的休養生息)
孔明北伐
孔明南征後得到不少资源
蒋、费治政多年
黃皓等奸臣弄权
姜维多次北伐
其他次要或无关重要的因素

由於夷陵之败後的结果导至蜀汉益州疲弊，所以从益州疲弊之时算起。
以上情况後的蜀汉亡时有的物资：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三国食货志>
可见当时蜀汉並不怎么窮。(当时?#092;很值錢的)。

虽然蒋、费治政时间比孔明多些，但孔明治政多年和蒋、费治政多年的结果的结果不会相差很远。
因为他们都是"咸承诸葛之成规"。

蜀汉不利經濟的因素：
蜀汉益州疲弊
黃皓等奸臣弄权
姜维多次北伐
孔明北伐

但蜀汉亡时仍有这样的物资，看來不止是蒋、费之功，还有孔明之功。

设蒋、费治政多年的结果为x，孔明治政多年的结果为y，z为孔明南征後得到的物资，
x和y,z相差不多(或者y+z>x)
x+y+z-多种蜀汉經濟因素=不太窮
多种不利蜀汉經濟因素将会导至蜀汉非常窮
x+y+z>多种不利蜀汉經濟因素
不利蜀汉經濟因素有4个，有利蜀汉經濟因素有3个。
y,z皆为孔明之功。
而蜀汉若想填补这4个不利蜀汉經濟因素的话，必需要有些有利蜀汉經濟因素导至的成果比这4个不利蜀汉經濟因素导至的结果还要多。
而填补这4个不利蜀汉經濟因素，除了有蒋、费之功，还有孔明之功。
若x有很多，则y也有很多。
若x不太多，则证明y,z更多，否则便不能填补这4个不利蜀汉經濟因素。

袁子曰：小国贤才少，故欲其尊严也。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不管<袁子>此话是否可信，卻说明了一些事实。

若果在下还解釋得还不夠清楚的话，在下已无法再解釋得更清楚的了，真的非常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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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发表于 2003-10-15 22:42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是儿欲使我居炉火上耶！！！

资料库之称如何敢当，那是悲风他们的戏言

以下是孔明治蜀的经济概况

北伐前的屯田信息：

“诸葛亮出来辅佐刘备，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后来亮病死于渭滨前线，也是在两军对峙之时，所以诸葛亮一生事业，一直与战争相始终。亮之平生素志乃是为了给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进而统一中国，其任务可谓至艰至巨。其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乒作战为主，非战无以达其宿愿，不重视农业生产与军事运输就不能支持其以弱攻强的战争。从亮之治国行军措施看，他不仅多次进行北伐，而且在每次出征之前，都致力于务农殖谷，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

　　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收荆州江南四郡，始有一块立足之地，他使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蜀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伐吴，大败于猇亭，次年备死，亮辅政，“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后主建兴三年（225年），亮南征四郡，“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建兴五年（227年），亮率诸军出屯汉中，从此至亮死，他的主要任务是出师北伐和劝农积谷。他的事业固然建筑在役使农民当兵纳粮的基础上，但他先农后战的政策也是昭然若揭的。实际上，亮搞军士屯田早已开始了。如《水经注》卷27《沔水上》说：

　　亮与兄谨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

　　建兴六年（228年）春，亮第一次北伐，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前锋马谡败于街亭，赵云、邓芝亦失利于箕谷。故赵云退军时，不得不烧坏赤崖以北阁道。至次年，赵云即逝世。故知赤崖屯田系于诸葛亮出屯汉中后不久，即已兴办。《通鉴》胡注云：“赤崖即赤岸，蜀置库于此，以储军资”。这几句话表明，屯田之地，往往设置粮库，反过来说，有粮库之地，也往往是屯田区。赤岸在今陕西留坝东北褒水西岸，往北距魏境之散关已不很远，故诸葛亮选择为屯田地点之一。汉中地区土质肥沃，气候温暖，雨量充沛，物产富饶，自然条件之优越，虽略逊于蜀郡，并不下于魏之淮河两岸。从蜀往汉中运送军粮，需翻高山，越峻岭，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但当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时，汉中人户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故史称刘备得汉中，只“得地而不得民”。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如想在汉中募民屯田，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在汉中盆地和通往魏国的用兵要道兴办军士屯田。诸葛亮北伐，动用的兵力达十万以上，而从事转运粮草物资的兵民又要兼倍于此。所以诸葛亮在汉中地区兴办的屯田地点，必然不在少数”

关于自耕农和地主经济概况：
“晋人袁准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这又反映蜀汉农民虽然赋调负担很重，但仍有一定余力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从而使蜀汉境内土地得到开垦，国家的租调收入也随之增加。前已述及，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反复称颂亮的德政，如“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等语，其中“强不侵弱”句所指弱者当然主要是自耕农。这虽不能理解为农民真的不受强暴者欺侮，但豪强欺压农民的情况在诸葛亮辅政时有所减轻，也是不容否认的；另外，‘’道不拾遗”句，也不能解释为真的无人拾取道旁遗物，但也说明饿肚子的贫穷人家少了些，否则，还谈什么“路不拾遗”呢？我们把“路不拾遗”解释为很少有人拦路抢劫，在封建社会也就算不错了。因此史书上虽然不见有什么关于蜀汉农民经济情况的具体记述，但从人们对诸葛亮的称赞，可以窥知当时个体农民经济确实有一定的发展，生活也比较安定。

　　总的说来，在刘备、诸葛亮等人的统治下，蜀汉个体小农虽然力役、兵役和赋税的负担并不轻，但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还是有所减轻的。他们利用这种喘息机会，努力生产，从而使自耕农的经济得以维持和发展。

至于蜀汉地主阶级的经济概况是怎样的？由于材料十分缺乏，难以举出大量事实，这里只能约略言之：

　　蜀汉统治者始终没有触动过益州地主官僚的固定房地田产，如同《三国志》卷36《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所载：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日：“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柞，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今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蜀汉统治者不没收原益州官吏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换取其为蜀汉政权效力的政策，是讲求实际的。”

关于水利和农业：
“诸葛亮在荆州隐居时，即“躬耕陇亩”，说明他看重农事，并不视之为贱业。刘备得益州后，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入成都，至建兴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驻汉中，在蜀中施政治国达十三年之久，他着重处理的“务农殖谷”、“育养民物”诸事中，首先是维修与保护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著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古称“都安大堰”，亦称“湔堰”。左思《蜀都赋》名之为“金堤”。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于是工程更臻完善。《水经注》卷33《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水经注》接着又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诸葛亮之兴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汉中方面。汉中盆地西起令陕西勉县，东至洋县，东西长百公里，南北宽十至三十公里。《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刘邦为汉王时，都于南郑，刘邦东伐，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史称他“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民夷便乐之”。史又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足证汉中是三国时比较安定富乐之区。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张鲁，多次北徙汉川之民。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虽夺得汉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今人撰文亦有言汉中人口几被操迁徒一空者。实际上，操之移民北迁决不会如是之多。但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较前减少，则是促使诸葛亮必须在汉中兴办军土屯田的原因之一。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其众多的支流也给兴办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条件。据《清一统志》言：萧何曾在今汉中市北修筑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农田。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又对山河堰进行“踵迹增筑”。其他市县地方志亦有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传说，我们虽不敢指出何者为真，但诸葛亮为了供应急需的军粮，在汉水及其支流附近兴修水利自属意料中事。据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遗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证实：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还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在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更可断定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

　　由于蜀汉统治者注意兴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说的诸葛亮积极推行屯田，自耕农因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有所减轻，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蜀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袁准称赞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已见前引），即可说明蜀汉社会经济当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呈现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平原“沟血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成都平原沟渠交错，稼穑兴旺，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当时的广汉、绵竹一带，是农业高产区，稻稼能够亩收30至50斛。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言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北方水田犹能亩收数十斛，则作“为蜀渊府”的绵竹等地亩收30至50斛，当非夸大之辞。不过那时斛小，所谓亩产30至50斛，也不过当今之亩产780—1160斤左右而已。

　　诸葛亮所以能把蜀国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外，也赖有益州殷富作为物质基础。两者相互推动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从而在三国纷扰的战争年代，蜀汉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关于手工业与商业：
“诸葛亮长于巧思，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史言亮“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塞，皆应绳墨。”加以亮素志在于吞魏还都，故对于攻守武器与军粮运送工具的研究尤为注意。《诸葛亮集》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七首教》以督励有关官吏提高武器制造质量。陕西汉中地区城固县三国墓出土了九件铜弩机；在定军山附近，出土了大量扎马钉和铜箭镞、铁刀等兵器。以上二地都是蜀汉军队打过仗或驻扎过的，应属蜀汉遗物。扎马钉有铜铁两种，四角锋利，每角约长0.5市寸，随手掷地，总有一角朝上直立。1964年3月在四川郫县太平公社出土的铜弩机上刻有铭文，系刘禅景耀四年（261年）二月卅日中作部造，机上铭文说系“十石机”（一石为120斤），一次十矢俱发。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以诸葛亮的慎密、持重，若非其军队的装备确已达到精良程度，安能如此出言。魏将邓艾也说过蜀军“五兵犀利”的话。这些都说明蜀汉手工业发展水平是很高的。

　　诸葛亮对于关系国计民生最密切的盐铁手工业是极重视的，

　　《三国志》卷41《王连传》载：

　　成都既平，以连为什邡令，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自连所拔也。迁蜀郡太守、兴业将军，领盐府如故。

　　蜀中多盐井，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在蜀汉以前，益州的煮盐事业由民办者甚多，所谓民办，实际是由大小豪民办。《三国志》卷43《张嶷传》言：“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越巂太守张疑率所领夺取，署长吏……遂获盐铁，器用周赡”。越巂郡属于南中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尚将盐铁收归国营，内地各郡自然更不例外。蜀汉除先以王连领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外，还以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由于王连、张裔领导盐铁生产成效卓著，后来都升为丞相长史，说明蜀汉政府对盐铁事业是重视的。

　　蜀郡之临邓县除有井盐及铁矿石外，还有火井，即天然气。至迟到三国时，人们已知用井火可以煮盐，用井火煮盐，“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邛视察火井，还说井火因亮“一窥而更盛”。这当然没有可能，不过，对于这样奇妙而功效特殊的井火，急于增产富国而又长于巧思的诸葛亮，不可能不饶有兴趣而挖尽心思加以研究，他至少也会把前人已取得的最佳成果予以利用。据说诸葛亮任蒲元为西曹掾，令他在汉中熔金造器，可是，“汉水纯弱，不任淬火”，蒲元就派人去四川取涪水来淬火，最后制出了削铁如泥的钢刀三千口。从现在已经高度发展的炼钢技术来观察，恐怕涪水也没有多少强于汉水的地方，我个人揣度，蒲元派人到蜀取来的涪水也许即系利用井火，出于保密原因，而故意奇化其事，也未可知。

　　植桑养蚕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诸葛亮自言在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可知诸葛亮是把植桑养蚕和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同时也说明当时当地人民是把有桑多寡作为衡量家财的尺度之一。当然，更可由此看出诸葛亮对纺织业的倡导和重视。如众所知，诸葛亮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诸葛亮深知与强大的魏国为敌，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取赋税是不行的。因为过分征收赋税会失去民心，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唯一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赚取巨额利润，从而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和提高技艺的情况下，蜀汉织锦业盛极一时，左思《蜀都赋》说：“阛圚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这几句话，第一，描写了织锦作房的众多和兴旺；第二，形容蜀锦质高物美，冠绝一时；第三，表明蜀锦能换回大量黄金。《丹阳记》谓“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太平御览》卷185布帛条说：“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典略》言曹操死，刘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弔，并贡锦布”。刘备素日以汉宗室自居，视操父子为篡汉仇敌，但因吴袭杀关羽，攫取荆州，备将东伐，故偷偷向曹丕弔唁曹操之丧，并送锦布，以行权宜之计。正如曹操曾给诸葛亮赠送鸡舌香一样，故《典略》的记述可能属实。《后汉书》卷82下《左慈传》记有曹操“遣人到蜀买锦”之事，按操比较崇尚节俭，而且禁止穿锦，尚且有购买蜀锦之事，说明魏蜀之间实际贸易并不很少。就蜀汉而论，诸葛亮以赚钱富国为先急之务，自然乐于与魏贸易，且贸易品种也不会只限于蜀锦一项。《左慈传》还言操向左慈表示喜吃“蜀中生薑”，于是，“语顷，即得薑还”。左慈即刻得到蜀薑之事，不过是玩弄魔术，进行欺诈，但魏境已有商贩出售蜀薑，则是完全可能的。诸葛亮曾经多次给孙权送去蜀锦，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历》日：“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方士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蜀既为与国，且有长江水运之便，故二国之间的贸易当较蜀魏之间为兴盛，自不待言。而蜀锦当能通过吴境从海道与东南亚及中亚各国进行贸易，也是意料中事。《蜀都赋》说成都市：“市厘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麫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三国志》卷30 《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日：“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可以设想，蜀汉时与大秦（即罗马帝国）等国进行包括蜀锦在内的贸易必然较两汉有更大的发展，只是史书失载罢了。”

以上资料来源于《三国史》，何滋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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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卷62

马植杰：《三国史研究》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章。

王仲荦：《魏晋南北史》上册第一章第四、五节

唐长孺：《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陈啸江：《三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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