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 古典小说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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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0 19:35 资料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梁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
　　
　　我家屋后有一小山，称之为“关公庙”，传为关公歇马处。小时候还颇觉自豪，当约摸地读了一些书后，才知道此说之大谬，因为关公不曾来过四川，更不会平白无故地去一座无名小山显显圣净净坛，或许“关公庙”应唤作“端公庙”，由乡人的口误造成，一代代传承下来，居然成了一个似乎很了不起的传说。
　　在我们那样偏僻的一个小地方，这样的所在时不时都会遇上一些：譬如将军山不一定有将军罢，玉皇寨更不会有玉皇罢，还有一个叫做来苏市的小场镇，或许苏轼也是四川人的缘故，我倒有些疑心他在那里讨过酒喝……这些想法在我的心里累积了许多年了，但我还是不希望把这些都说出来，一说出来怕碎了我同他们一样相信甚至于虔信的梦。
　　回头远远地看，一样也包括桃花源、大观园、梁山这些更加稀奇古怪的所在，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被云啊雾啊什么的给藏着掖着，其实是被古往今来许多人许多梦一代代给累积着。作者是有福气的，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则更加有福了，你看大家都密密地簇在作者的梦里晃啊晃啊，有时钻进去了就再也不想出来，免不得卷起袖管也缀上几笔，于是这梦不是梦的也就更加圆满了。后来的人或许会因此暗暗地为作者叫屈，认为有冒犯亵渎作者的嫌疑，反正我是不相信有什么旧时真本的，以及秉承曹雪芹原意创作出来的那些小说。他们所气不过的，对作者来说究竟有多少妨碍呢，其实还是恼恨这不太远的古人，抢了他们的位置，占了他们的封面。这又是何苦呢？
　　水浒也是有着许多作者的。梁山却仅仅只有那一座，而这唯一的一座梁山，如果实实放在山东郓城县，究竟和这个“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的宋江又有多少关系呢？我想最多亦不过是“歇歇马”而已，这样看来，一部《水浒传》若是落到实处，也是要打不少折扣的。
　　
　　二、
　　
　　如果大宋朝不曾真的出现两个或多个宋江的话，那么这样的折扣一打下来。“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的宋江，流来流去，知海州张叔夜“募死士得千人”即可制之。可见这样的宋江不但笑不了黄巢，就其规模而言，亦不过是随风而生，火熄自灭而已，但是一个“流寇”的宋江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梁山上的坐寇呢？
　　鲁迅先生曾就“成王败寇”说过这么一句精辟的话：“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而这里的“流”与“不流”固然成为辨别他们身份的最明显标志，也会随着情势的不同而互相转化，于是，“坐”不下去了，只好“流”；“流”到一定规模时，通常也会想到“坐”。这样一来，陈涉所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是近于王的；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更甚于贼的。
　　作为百姓来说，他们怕流贼，怕流官，更怕一个流来流去的天下，还怕自己一不小心成为夹在官匪之间的那块馊肉，听说，是可以做成人腊的。最可怜的是他们连这么一点选择权都没有，从官，做一个老老实实的顺民，是他们所不敢奢望的；从贼，做一个风风火火的强盗，也是他们所不能想象的。尽管最后他们有的成了强盗，更多地却成了强盗脚下的泥，他们的梦想依然是那牌额上隐隐约约透出的四个青字，“天下太平”。
　　宋江辈也是想要“天下太平”的，喜欢不喜欢宋江的人都是要“天下太平”的。尽管书里有时如武松在鸳鸯楼上“割头时，刀切不入”的闲顿，亦或是如李逵闹江州时“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的快活，我们今天看来或许会觉得很黄很暴力，但是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宝贵的，其他人的生命是用来吃，用来看，用来赏玩。
　　
　　三、
　　
　　中国人奢谈“忠义”，极少有人不相信权钱的，这是他们以及他们子孙唯一可以用来坚持的事业。在一颗八百斤的金印太重太沉的情况下，于是王伦、宋江辈只好退而求其次了，“杀人放火受招安”，其目的还是为了权钱。稍微天真的，竟如李铁牛拿着两把板斧要去东京夺了鸟位，杀了鸟皇上，做个镇殿将军，都是如此。
　　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庙堂之外就是江湖，山林之外还有绿林什么的，万岁山又和什么梁山遥遥相对着。皇宫里自然是天子，山寨里自然是龙头，我们小老百姓最多的却是人头，让李逵“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来”，让不是李逵的带着什么连环马队一路横扫过来，反正我们惯用的却是“无招胜有招”的。还有一些东西，在皇帝那儿叫顺天承命，在强盗那儿叫替天行道，在我们这个叫听天由命，还是各有各的活法。
　　我常常还是会想起这座梁山，虽然未必就是山东郓城县那座梁山，那座梁山未必和宋江辈有多大关系罢！从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来看，据某些专家说，宛子城、蓼儿洼是太行山里的旧地名，梁山于是给乾坤大挪移到太行山去了，非得等到元朝高文秀、康进之等人才恭恭敬敬地请了回来，这里面是有一些原因的。南宋小朝廷要南迁，小老百姓一时还没回过神来，他们没有泥马，只有草泥马；在岳爷爷还没发明麻札刀之前，他们只有天灵盖，但是天灵盖不常有，非得等上二十年才能成为一条好汉，于是占山的占山，为王的为王，朝廷只好遥遥地许以忠义，拖住金人的铁骑。仅仅和梁山擦出一点火花的“流寇”宋江，也和别的如杨志、史斌等草寇坐寇巨寇一时里风云聚合给捏合到一起，或许是因为这淮河以北被金人祸过的缘故，神京不能光复，于是知道拜托这太行山的忠义好汉，再去折腾一下了。这很像那些曾经拥有的东西，即使别人拥有亦不能长久一样。
　　“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是啊，但还有更大的事情，和道君皇帝时时化作双鸳鸯的李师师在金兵南下的铁骑面前，一说于《李师师外传》中“脱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另一说是在《大宋宣和遗事》里流落湖湘，老大嫁作商人妇，凭忆“一曲当年动帝王”；色艺双绝的白秀英以及色艺不曾双绝的阎婆惜，如若不死，怕是也免不了这两种结局。但早已作东南飞的小朝廷又怎么能缺得了她们的“诸般品调”、“歌舞吹弹”、以及新作的曲文呢！雷都头睁着两只虎眼“去睃一睃”时，公案里说得是《石头孙立》，朴刀局段里说得是《青面兽》，杆棒之序头还有什么《花和尚》、《鲁智深》之类……如若他活得够长，时常也肯带出些钱来，说不定还能听见自己的故事，和一些毫不相干的鸟人钻进南宋CCTV主持的排行榜里面，千万不能得罪这些走街串巷的行院们，他们不用和知县相公来往得好，也把小小的一座杭州城的支持得有声有色，这雷横或许是偶尔忘了带银子，便说成是“心地匾窄”，还好不曾掉出龚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和《大宋宣和遗事》里面的排行榜呢！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很快地，南宋小朝廷也没了。
　　确实很快，就这样飞来飞去，又被蒙古人混一宇内，铸成大元朝的煌煌武功。习惯爬上爬下的文人们，最后还是跌到臭老九的位置上，真是不幸得很！对于他们的作品来说，由于长时期与倡优隶丐打交道，到焕发出与以前不一样的生机，至少，文字再也不像以前以后那样任意随人俯仰了。身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文人，像蜜蜂在看不见的地方采蜜一样，慢慢酝酿并改造那个时代的品味。这大概是由于蒙元统治者比较呆笨，认不得几个汉字的缘故。
　　一部《录鬼簿》，搞得很像是后来《水浒传》里那块天生石碣一样，一样都是由着一团浓得化不开的黑气化生，显然是醒不了庙堂的。由于上下悬绝隔绝的缘故，这时的文学不再需要过多地为政治服务，所以这一切都由他们有招想去没招自己玩去吧！可是民众在任何时代都少不了一种向心力，没有“万寿山”总还有一个“梁山”；上达不了天听，有一个“替天行道宋公明”即可；于是革命的队伍再一次因此壮大，从那个时候出产的水浒杂剧看来，已经从以往的三十六人扩大到“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了。或许是这些杂剧作者也要吃饭，尽管涌现出一个更黑也更奢遮的黑旋风，无论状其如何村如何丑，所敷衍的仍不过是捉奸复仇、报恩下山之类的编排，脱掉“梁山这层皮”和别的一些杂剧想必，并没有多少根本性地不同，于是很多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了。
　　我是一个俗人，有时在梦里也会哼哼地做两句诗，醒来也就忘记了，其实还是不愿意刻意地去想，去回忆，更何况我的人生并不因为多了几句诗就变得有所不同。我所能做的还是和大伙儿一样吃饱等死。历史上被践踏被毁坏的东西够多了，对于残存的这一些水浒杂剧，就像面对山东郓城的那座梁山一样，有水环绕的时候它在那儿，没水环绕的时候它还在那儿，这么多年它一直还在那儿。
　　
　　四、
　　
　　黄河改道，金山南移，我到底是信不过一只眼的石人，一样不相信那个好修欢喜禅的元顺帝就是宋恭帝赵显的儿子，曾经让王荆公作难的八百里水泊，倒不用担心“决水何地可容”了，因为沧海已经早早地变作桑田了。胡元的尘沙还不曾完全拭去，流寇和不是流寇的，像春天里呼朋引伴的野蜂一样，只要一闻见花的气息，全都钻了出来，如果你碰巧要去参加他们的队伍，他们会把肩上的“两脚羊”取了下来，递给你半条腿，用火微微地炙一炙，请你饱饱地吃上一气。
　　反正天教人怎么着，你就怎么着。相传的施耐庵、罗贯中等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想必是吃过人肉的，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撑得饱饱的躺在床上，那些不曾消化掉的食物和酒混杂在一起，就像是有着许多块垒的梁山。尽管还是那样的人，那样的事，拉拉杂杂地连在一起，像是快要了结了那块大石板上得到旧账，不过间或地却多了一些新的内容，那就是逼上梁山的一个“逼”字。
　　一个“逼”字是概括不了整部《水浒传》的，但是它却像后来所流行的“革命”一样，为了趋时，为了顺天应人，还包括我这篇终于硬着头皮写下去的文章，无论是内逼、外逼，还是内外交逼，总之是要“逼”一下的。于是那些暂时不想革命不想上梁山的人，也被那些觉悟高的同伙们，活活地逼上山去坐了一把交椅。
　　尽管理由不那么充分，手段也不见得高明，这很像那些喜欢通过强拆、血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伟大同志们的一些作风。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悲凉地感觉到梁山和女人一样，不是谁说上就能上，那是需要投名状，需要付出代价的。革命亦是需要代价的，文明更是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是在《水浒传》那本书里，最初只是要你杀一个人，人杀得多了，就像印第安人在美洲大陆里几乎消失了一样，那时你只会记得“梁山”勾画出的宏伟蓝图，你已经完全忘记了每一次生命所带来的哪种来之不易的珍贵！
　　或许是宋江过分诠释了“溜骨髓”的坏处，那些可爱可恨的坏女人们，还有那些可敬复可哀的好女人们，就像李巧奴嘴里咒人时“咒得肉片片儿飞”一样，一片片给拆下来了：其中包括潘金莲割去头颅抠出心肝五脏的奇怪尸身；秦明浑家挑在枪上一颗孤零零的首级；潘巧云挖出舌头取出心肝五脏分开的七事件；还有那个被自己的血蘸着一连写了数十余处的李巧奴等等。即使有残毒如孙二娘，粗蛮如顾大嫂者，更像是大脚马皇后的那双大脚一样，仅仅是能站得住地，能不能顶起半边天，一时还不好说。
　　连宋江哥哥的一颗金印都要重八百余斤，梁山想必是要重过泰山大过什么八宝山的，尽管《水浒传》这部书还在不停地修呀改呀，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别一种现象了，譬如那个为了一个“逼”字不得不做了和尚的朱重八，最后连和尚都做不下去了，我想他即使没有读过《水浒传》这本书，也一定有着许多相同的感受，正如以后坐了天下对什么“秃”呀“贼”呀特别敏感一样。他得意了那么几十年，算是替书里面的黑宋江，敢笑了一下黄巢，也敢笑了一下元末群雄，还有那些功臣功狗，一一有待沥青的渣滓尘泥。
　　有些是该堕入堕民的，有些是该沦入教坊司的，像沈万三这种新兴的实业家，是该适当地多出一点血，用实际行动加入伟大事业的滚滚洪流之中。如果这也算是一种革命的话，不但要牺牲明教之外的，也要适当地牺牲明教之内一部分人的利益。革命要理直气壮，牺牲要义无反顾，镇压要毫不手软……这些事在永乐皇帝那里才算是到了极致，他虽然算不得名正言顺，但是剥起皮来干净利落，夷你九族不够就夷你十族，并且还要“钦此”一下才能喂狗——好歹都是快举！
　　这些事到了民间，一把捏，才能“取下这牛子的心肝来，造三分醒酒酸辣汤”来。后来的读者更像是过路的客商，要么一头撞进朱贵、李立的黑店，要么横陈在张青、孙二娘的人肉案上，一部《水浒传》才有那么多水牛肉黄牛肉的道理，才有那么多“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的学问……说的人津津乐道，听的人齿舌生津，即使如卓吾老子这等明心见性之人，也不会从小衙内被劈作两半的头颅，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只是认为好笑”。故不免被继起的金圣叹一笑置之了。
　　无论是李卓吾认定宋江的真忠义，还是金圣叹不要宋江忠义，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要“忠义”的。这是从明初定鼎以来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意识，即使偶有燕王夺嫡、英宗夺门似的小小折腾，“忠义”二字始终和社会的主旋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一普遍，也就有了多种诠释，并不妨碍两种人为了同一个忠义而打架，此风彼我消长，在那些有幸为《水浒传》添得一两笔的人眼里，宋江的形象不由暗暗地模糊了起来，《水浒传》却因此变得十分完全起来。即使后来被不曾喝过“福禄酒”的金圣叹不幸搞成了断尾巴蜻蜓，对于那些仅仅学得宋江一些皮毛的流寇来说，反而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流寇总是要流的，无论是从京城里流进去，还是流出来，直到被满洲的铁骑逼迫到无处可流时，便有了一只虎李锦的忠义营，李定国、刘文秀辈襄扶王室，作最后的一点残喘。
　　我终于有些明白刚刚刮去一点头皮、开始留出一截小辫子的金圣叹为何要腰斩《水浒传》；饿，他的清清楚楚，在于“忠义”的不清不楚，在那时仍不免被讥为趋时，反而把自己搞得和他独恶的宋江一样，有些不尴不尬起来。
　　尽管如此，我依然喜欢他的手段，同时认为他是《水浒传》众多作者中的最后一个作者，我想他一定会胜任愉快的。
　　
　　五、
　　
　　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梁山”就像黄山一样，是归来不见山，也不见岳的。那是诸色诸景皆备，并不局限于某一处，也不限于某人闲来无事时缀上几笔。仅仅限于街头闾里传播的小说平话，犹如寻常百姓家里的女儿，荆钗布裙中自有一种颜色，终于有士大夫前来下手了。自然，居庙堂之上，做的是礼乐文章；归山林之侧，惯见的是渔樵闲话。朱有燉闲居王室，李开先悠游林下，佐一部《水浒传》谈余，裁几出杂剧，聊遣寂寞，编一部传奇，歌以永昼。于是《宝剑记》后又有《灵宝刀》，《义侠记》外更有《水浒记》……长江前浪后浪源源不断，满园春色秋色百花齐放，小说衍生并发展了戏曲，戏曲丰富并细化了小说，二者在《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中相辅相成，直到后来一些说书人迎合观众的感官趣味，英雄传奇还不如饮食男女更为实在，另结出《金瓶梅》那样的瓜亦不是偶然的了。其本意，正如田晓菲写在《秋水堂论金瓶梅》之后所讲的那个黄金锁子骨菩萨的故事，“救度世人，看来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能依靠美色与魔术。取得世人的虔信，也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有把尸骨化做黄金。财与色，是《绣像本金瓶梅》最叹息于世人的地方，而就连观音大士，也只好仍然从财与色入手而已。”就连说书人（作者）、观众（读者）、还有这书里书外的许多人又何尝不是从财色入手呢？至于这些，都是太平时节才有的事了。
　　后来辽东衅启，流寇蜂拥，国难下面，也开始有专家提议适当地给《水浒传》解毒了。很荣幸地，从此以后亡国祸国不仅仅是女人用来垫背了，小说所传的尽管渺茫，始终都是要反映生活和高于生活的，但难免有人把它坐实，同不可靠的明天一样等同起来。于是魏阉和他的干儿义孙们，借此鼓捣出《东林点将录》，侮人必自侮之，结果的光辉灿烂，却是他们怎么也预想不到的；正人君子也会特别闲得蛋疼，如明末左懋第题本所奏的“焚贼书，易贼地名，正其必不肯作贼之心”，并不妨碍他的同行们借《水浒传》之名，鼓捣杂剧的鼓捣杂剧，搬演昆曲的搬演昆曲，和宋公明一起闹闹元宵了；圣朝临到末了，虽不免显露出一些小家子相，但还是要回光返照一下，殊不知在更广泛的民间，人们已经有了许多别样的玩法，梁山的好汉们已经悄悄走进他们手上的酒筹、骨牌、麻将、叶子戏等等，这些玩累了还可以挤在人群里听柳麻子说书。而起事的诸贼更是拣样学样，大概他们仅仅记得《水浒传》里一些人的绰号，终于不甘寂寞地在自我表扬和相互挪揄中渐渐传开了，照例他们至少应该沉默，那些火在他们沉默的血液里燃烧着，并不是一个手挽着宝弓的嵇叔夜就能够将一切摆平。
　　《后水浒传》里的洞庭君山和《水浒后传》里的金鳌岛算是别有用心的两个所在。这有如怀古，略略表达一下思慕之情，消散消散心中块垒，对于身心健康，有着一些好处的。不过在亡国亡天下之际，此种感慨，到底也胜不过眼前事实，还不若洪门、天地会秘密结社，烧几炷香，磕两个头，然后是“呜呼尚飨，宋公明哥哥，阿门”，尽管他们自己都神神道道，还是不足以昭大义于天下。
　　在那个头皮都刮痛了的大清朝，雍正皇帝通过《大义觉迷录》，也是想赶紧地来申明一下“大义”的，但是在民间传说里仍不免被吕四娘飞剑取下人头，“大义”沦落于斯，令人觉得皇帝真是半文不值，可见“人心浸以衰矣”，不知后来的《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清仁宗圣训》通过查禁《水浒传》可曾拯救了世运，匡正了时俗？在那时，有一个叫做王伦的人，曾经窜入梁山泊为盗，虽然未几便遭到殒灭，何尝没有向那位同名同姓的前辈，隐隐致敬的意思。
　　我想象中的圣训是用来入教科书的，“圣谕”讲来讲去最后是给和平演变了，改讲什么侠义公案小说了。既然是小说，作为同一个喜闻乐见，该俞万春辈应运而生了，但他所作的也实在有限，无非是颠覆前作，天生雷将，灭寇荡氛而已。当然，一部《水浒传》并不因此而“结”去，长毛便席卷了整个江南，更有红头发蓝眼睛的洋人，用坚船利炮环伺着，安内古已有法，攘外却无典可据，活跃在光宣诗坛的海内名士，像是从义和团那里偷来半点余绪，捧捧戏子的余暇，又开始鼓捣起什么点将录，争什么排行榜去了。
　　抛开文字优劣不论，《残水浒》作者程善之要比俞万春父子眼界要高，胸襟也还宽广，他到不用另立山头，别请天兵天将下凡，他知道再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那部小说虽然残，虽然短，同时也坐实了《水浒传》里许多悬而未决的疑案，约摸也还有一些“人”的影子。尽管反动，也是要胜过陆士谔的《新水浒》和另托古本的《古本水浒传》。
　　民元鼎革是一件大事情，在社会上波及起来，不仅仅只是剪掉辫子那么简单，《水浒传》、《红楼梦》这样的小说终于登上大雅之堂，被少数人广泛地研究了。自胡适之先生、鲁迅先生开山以来，新兴文学家也赶紧前来攀亲，用刚刚从别国进口的先进理论，让“小说”适当地向“革命”靠拢了。《水浒传》之再次趋时，可以看出“宝塔山”无非是另一座“梁山”，那是“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
　　革命文学家担当不起抗日救亡的重任，却让“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先生抢足了风头，作为二十世纪的两大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水浒新传》，一改往日的情致婉曲，顿作悲凉慷慨之音。张三、李四这等泼皮，在民族大义面前，浑身虎气，凛然不可犯焉。在他的另一本《水浒人物论赞》中，知人论世，也多有的论。
　　在革命成功尚未成功以后，在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着该走向哪里时，《水浒传》不再是市民的宠儿，也不再是士大夫的姨太太，更不是朝廷大员眼里的流莺和暗娼……皇帝已经打倒许久了，挽救“失足妇女”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再来看《水浒传》，那是一本标准的农民起义教科书。故《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这是我记得第一段关于《水浒传》的话，这话让人茅塞顿开，发觉自己竟然没有赶上那个时候好好地去洗一个澡，以至于历史的车轮不停滚滚向前，一个人原地踏步太久了。
　　那时的八百里水泊已经安然成为良田，梁山应该改名为梁山公社了罢，有人在大炼钢铁之余，费力地搜求并编造了若干关于水浒人物的传说，梁山好汉在他们的口头笔下，开始变得根正苗红起来。除了那些暂时混进和打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但是革命毕竟是个炼钢炉，所有的好钢坏钢都是这么炼成的。那些偶尔溅出的火花，不着意间点燃了神州大陆，也让一些昏了头脑的人，以为看到了真的光明。
　　道路依然是曲折的。梁山却已经过早地成为旅游圣地，比给宋公明哥哥翻案的时候还要早，开始有人抬出一尊黑旋风的塑像镇一镇山门了，或是合理地利用一下天生石碣的古老神话，不时地应个景儿，凑个趣儿，满足一下前来朝圣的香客。没有人为几百年前杭州那座武松墓争得个死去活来，却有人为武松的出生地争得个老死不相往来，这时阳谷县的狮子楼怕是已经盖了几条街，武大郎的烧饼几乎要誉满全国。
　　所谓圣道仙道，王道霸道，替天行道，戳穿了都是横行霸道。在今天却有了别样的称呼，那就是生财有道。不过仅凭和气显然是生不了财的，得有所依傍，有所建树，就像眼下的这座梁山，虽然离我们心里的那座梁山有着不少距离，但毕竟全山上下挂满了许多或新或旧、或土或洋的纪念品，而且山下的宋江武校，居然也有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国际友人，尽管他们仅仅知道“梁山”的名字，但“梁山”毕竟是走向世界了。
　　
　　六、
　　
　　在中国，好在还有一个桃花源、一座梁山，一座大观园，而不是用什么海、八宝山和颐和园来填塞我的梦。从我小而局促的房间里往外看，好在还能看见雨水薄薄打湿了杏花，一些花瓣像是承受不了雨水的重量，印在泥地里，竟有些褪色了。桃花轻抿着，还不及开，只有李花摇出满身的雪白，却又不及梨花那么莹白、耀眼。
　　我想，她们都是要谢去的。只有雨水淅淅沥沥，一会儿停了，一会儿还在下，鸟不经意地往来，留下几声潮湿的啁啾，我的心愈发地沉了。农人们脸上堆出天真的笑容，这一场春雨像是他们的预谋，久久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绿起来的田园，浸着雨水，带着一种讨好，像是读懂了那些深刻在他们脸上的所有回答。
　　我是愈发地莫名起来，面对着周围的许多山，想得最多的还是这座“梁山”，还有那个和我的田园一样不再天真的大观园。《水浒传》前半部所呈现出的世界，有时就像我所处的那个田园一样，始终被一种简单而率真的力主宰着。而在这里，你可以欣喜地从一株豆苗上看见许多出生；从一个蚂蚁的巢穴想象整个梁山；偶尔蜻蜓透明的翅膀滑翔机一样滑过早晨微舒嫩叶上的露珠，我才骤然听到隔壁的农人由于醉酒短着舌头的哭声……但是落日下的田园有着太多无望的挣扎，至于我们常常感觉到的那种痛已经麻木，尽管麻木还是一样耐心地为了活着。
　　有时亦发觉，《水浒传》中的梁山和《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如此地相像，所谓“逼上梁山”，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外，大多的人是因为那里有大块肉可以吃，大碗酒可以喝，那里才有真正的快活杀，这自然是很难被忙于减肥的现代人所理解的，相比之下，红楼十二钗似乎更容易成为他们一直可以欣羡的美梦。不过，一片男人或是女人独自拥有的天空也不能至始至终纯粹着，梁山上的乌托邦，仍不过是山下社会的小小缩影；而大观园里的良辰美景，却又禁不住似水流年，日月暗自偷换！
　　其中，贾宝玉身上的女人情结和顾大嫂身上的男人喉结怕也是一致的罢，倒可以分别称作她们和他们的同类。在八百里水泊环绕着的孤独梁山，或是《红楼梦》中最后那块少许的雪地，都像极了我们的心之荒岛，和灵魂中刹那抹去的一片空白。在一个完全男人和完全女人各自占据的小小世界里，如果撇开招安这个通向现实的途径、和沁芳溪的源头且不谈，几乎让人想象不到那里会有什么冲突发生。而梁山和大观园的所有冲突几乎都和“招安”、“婚姻”这些外部所认可的事物有关。如果再这样唠叨下去，势必要做出一篇“从桃花源到梁山、再到大观园”的文字不可，中国的文人们就爱做这样的美梦，而梁山本不是什么灵山，大观园也不是什么皇帝的后花园，鲁迅也不会一个人在铁屋里沉沉地睡去，这些都让我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孤独，就像自己在某个时候特意把自己一个人放逐到喧嚣得近似于荒芜的田园之中。
　　我的田园里空无一人，阅读在某个意义上说就是背弃眼前的生活，它和写作一样，同属于这个世界的反面。我认为它不是对生活有所超越，只是一种逃避，后退到自己仅仅用来容身的黑暗之中，在历史的前进轨迹中，在那个层层后退的世界残余里，发现那些一时被遗忘被遮蔽的东西。而这时的梁山或是大观园，正是在我们身后的某个地方呢！
　　而对以前逃避这个世界的爱，就像面对着一个永远不能突兀的梁山，和一个暂时在别处的大观园一样，生命注定会在其中慢慢的消耗，直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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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iyue1206 (阳谷县武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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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之意不在酒，lz说的不是水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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