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京邑范围与建康（建邺）、秣陵二县的关系（附：三桥考） - 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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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京邑范围与建康（建邺）、秣陵二县的关系（附：三桥考）

《说文》：“邑，国也。”段玉裁注曰：“《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敞邑。古国、邑通称。” 朱骏声通训定声：“《书》‘西邑夏’、‘天邑商’、‘大邑周’，皆谓国。”《说文》：“距国百里为郊。”

邑又代指国都，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荀子•富国》：“田畴秽，都邑露。”

京单独用来指都城，较都、邑二字都晚。而与其他字连用表示国都则出现较早。如《诗•曹风•下泉》有：“念彼京师”。与此相类似，“京邑”一词历来也是指的京都。如东汉张衡《东京赋》说：“京邑翼翼，四方所视。” 唐杜审言《赠苏味道》诗：“舆驾还京邑，朋游满旁畿。” 宋周煇《清波别志》卷下：“京邑之盛，莫如今日。”

《宋书》提到“京邑”的，不下一百余处，都是指代国都而言。但是京邑究竟指的是国都哪一部分并未说明。且由于建康、秣陵二县的分置，造成很多的混乱。不妨从头梳理一下。

一、晋代

《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建康令，本秣陵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置县，孙权改秣陵为建业。晋武帝平吴，还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为建业。愍帝即位，避帝讳，改为建康。”又说：“江宁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临江县。二年，更名。”

《建康实录》卷五记载，西晋太康三年，“分秦淮水北为建邺，水南为秣陵县，仍在秦邑地。而建邺县在故都城宣阳门内。”《建康实录》卷一载：“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按：指唐上元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

则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复改建业县为秣陵县，并分置临江县。翌年（281），改临江县为江宁县。太康三年（282）分秣陵县秦淮水以北部分置建业县。秣陵仍治秦邑所在，即唐上元县东南六十里秣陵故城。建兴间(313～316)改建业县为建康县。

建武元年(317)东晋始都建康，经前后屡修，成为三重墙格局。

宫城：

《建康实录》卷二：“初，吴以建康宫地为苑。”同书卷七：“（东晋咸和七年冬十一月）是月，新宫成，署曰建康宫，亦名显阳宫，开五门，南面二门，东西北各一门。”注引《图经》：“即今之所谓台城也，......周八里，有两重墙。”又引《宫苑记》：“建康宫五门，南面正中大司马门，...... 南对宣阳门，相去二里，……南面近东阊阖门，后改为南掖门，……南值兰宫西大路，出都城开阳门。正东面东掖门，正北平昌门，……其西掖门外南偏突出一丈许，长数十丈地。” 《大事纪续编》卷二十九注引《宫苑记》：“建康宫城周回八里，濠阔五丈。本吴后苑城，晋成帝修为宫城。”

都城（即外城）：

《建康实录》卷二：“初，吴……其建业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同书卷七引顾野王《地舆志》：“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吴旧址，晋江左所筑，但有宣阳门。至成帝作新宫始修城，开陵阳等五门，与宣阳为六。南面三门，最西曰陵阳门，后改为广阳门，……次正中宣阳门，……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次最东开阳门。东面最南清明门，……正东面建春门……正西南西明门，……东对建春门，即宫城大司马门前横街也。正北面用宫城，无别门。”
《至正金陵新志》卷一注引《舆地志》作：“都城南正中宣阳门，对苑城门，其南朱雀门。正背面宫城无别门。”
《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引《宫苑记》说：“古都城，……吴大帝所筑，周回二十里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晋元帝初过江，不改其旧。宋齐梁陈皆都之。宋世宫门外六门，城设竹篱，至齐高帝建元元年……改立都墙。其后增立为十二门云。”

《南齐书》卷二：“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南齐书》卷二三：“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初，......上感其言，改立都墙。”《资治通鉴》卷一三五：“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城唯设竹篱，而有六门。...上感其言，命改立都墙。”

《读史方舆纪要》引《宫苑记》：“东晋以后，建康城之外城，惟设竹篱，而有六门。齐高帝建元二年，命改筑都墙，俗仍谓为篱门。”完全符合前面的记载，这六门之外城，就是宫城外的都城。

外郭

《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南朝《宫苑记》载：“建康篱门，旧南北两岸篱门五十六所，盖京邑之郊门也，如长安东都门，亦周之郊门。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故曰篱门。南篱门在国门西；三桥篱门在光宅寺侧；东篱门本名肇建篱门，在古肇建市之东；北篱门，今覆舟东头，玄武湖东南角，今有亭名篱门亭；西篱门在石头城东，议军府在西篱门外路北；白杨篱门外有石井篱门。”《景定建康志》卷十六所引略同。

《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记载，刘宋时期，丹阳尹何尚之“立宅南郭外”，又说“尚之宅在南涧寺侧”。《景定建康志》卷载：“古国门……在今高座寺东，南涧桥北，越城东偏。”则此南郭即指南涧桥北、国门所在的外郭。则秦淮河南北五十六篱门所围成的最大范围即为外郭。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引旧《志》云：“吴大帝筑都城，东晋至陈皆因之。其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内为宫城。”则都城在秦淮水以北五里。而刘宋山谦之《丹阳记》说：“始皇凿金陵方山，其断处为渎，则今淮水，经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太平寰宇记》卷九十、《江南通志》卷十一）。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也：“淮水发源于华山，在丹阳、姑孰之界，西北流经建康、秣陵二县之间，萦纡京邑之内，至于石头入江，悬流三百许里。”（《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太平御览》卷六五、《景定建康志》卷一八）。这里“城”及“京邑”跨秦淮水两岸，显然不是指宫城、都城而言的，因为宫城、都城都在淮水以北，而不是淮水所穿过。这里“城”及“京邑”所指只能是以篱门围成的建康城外郭。

《宫苑记》说淮水两岸的五十六所篱门就性质而言相当于长安东都门。关于东都门，《汉书元帝纪》如淳注引《三辅黄图》曰：“长安城东面北头门，号曰宣平城门，其外郭曰东都门也。”今本《三辅黄图•都城十二门》载：“ 长安城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民间所谓东都门。……又疏广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归，公卿大夫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即此门也。其郭门亦曰东都，即逢萌挂冠处也。王莽更名曰春王门正月亭。东都门至外郭亭十三里。” 杨宽《中国都城制度史》说“‘亭’原是战时的侦察防守设施，战国时代设在边境关塞或长城上，也设在战时防守的城墙上。……秦汉时代已被用作都城内外平时警卫和治安的设施。不仅在城内各条大街上设亭，也还要在城外交通要道的要害处设亭，即所谓外郭亭。西汉长安十二城门外都设有外郭亭，多数在城外十里左右，也有不到十里的，如洛城门外的临渭水的亭，不过三里。王莽曾把十二城门改名，并把城门外的外郭亭，定出与城门名在字义上有联系的名称。”王莽定名的城门及外郭亭如仁寿门无疆亭、宣德门布恩亭、永清门长茂亭及上文提到的春王门正月亭等等。《后汉书窦武传》中记载：“（窦）武、（窦）绍走，诸军追围之，皆自杀，枭首洛阳都亭。”李贤注曰：“凡言都亭者，并城内亭也。”《续汉书•百官志四》“城门校尉”条下，刘昭注引蔡质《汉仪》说：“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这里的二十四街所设之亭当即李贤所言之“城内亭”，也就是“都亭”。（按都亭非谓都城之亭，都城以外其他城市也有都亭，如“会北地浩商为义渠长所捕，亡，长取其母，与豭猪连系都亭下”，此为义渠县之都亭；“于是相如往舍都亭”，颜师古曰“临邛所治都之亭”；“广汉尝记召湖都亭长，湖都亭长西至界上”；“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此为陈国陈县之都亭”；“时岁荒民饥，太守尹兴使续于都亭赋民饘粥”，此为会稽郡吴县之都亭，等等，此不赘述。）而所谓十二城门的“门一亭”当是沿袭西汉长安城的制度，在十二城门以外一定距离设的外郭亭。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曰：“秦、汉大率十里一亭，但十二城门外所谓之亭，选址多从治安考虑，不受里程或行政组织的限制”，“文献中所谓的‘郭门’或‘外郭门’，应指城门外大道上掌管地方治安的机构——‘亭”的门户”，其说当从。因汉长安十二城门外并无外郭，即外郭亭本身是分散的，则外郭门之间也就没有城墙连接，是象征性的。“南北两岸篱门五十六所，盖京邑之郊门也……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表明东晋时仅仅用篱门及其连线来表示京邑的界限，而没有统一的外郭城墙。因此《宫苑记》将作为京邑郊门的篱门与长安的外郭门相比较是很恰当的。五十六所篱门修成后，京邑地跨秦淮水两岸，包括了建康县、秣陵县临近淮水的各一部分。下面我们分别看与外郭范围有关的各篱门的位置：

南篱门：《建康实录》卷二注引《地图》：“朱雀门北对宣阳门，相去六里，名为御道。……朱雀门南渡淮出国门，去国门五里。”同书卷七引顾野王《舆地志》：“次正中宣阳门，……南对朱雀门，相去五里余，名为御道，开御沟，植槐柳。”《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引旧《志》的记载：“吴大帝筑都城，东晋至陈皆因之。其城近覆舟山，去秦淮五里，内为宫城。”《建康实录》卷七：“成帝咸康二年，更作朱雀门，新立朱雀浮航。航在县城（按，即唐时上元县城）东南四里，对朱雀门，南度淮水，亦名朱雀桥。”同书卷九注曰：“朱雀桥当朱雀门下，渡淮水。”则朱雀航就在朱雀门外，与《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相合。则宣阳门距秦淮五、六里，也就是说朱雀门即在秦淮水岸边。《建康实录序》注曰“越王筑城江上，上距秦淮水南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案越范蠡所筑城东南角近故城望国门。”《太平御览》卷一百九十三《居处部》卷二十一《城下》引《丹阳记》：“越城，去宫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注说：“又有国门，梁天监七年作，在越城东南，亦曰望国门。”则“南篱门在国门西”，则南篱门在越城以南，距离秦淮水大约一、两里。

东篱门：据《南齐书》卷四十五《萧遥光传》，南齐时萧遥光据东府城反，东昏侯遣领军萧坦之屯兵湘宫寺，镇军司马曹虎屯清溪桥，太子右卫屯率左兴盛屯兵“东府东篱门……众军围东城三面，烧司徒二府”。东府城据《建康实录》引《图经》在“清溪桥东，南临淮水……其城东北角有灵秀山......”，《建康实录》卷六又载晋明帝太宁二年“置廪牲署……今在东府城后”，是东府城正北为廪牲署。则东昏侯遣军所围三面者，谓西、东、西北也。《建康实录》卷十注曰“次南有清溪中桥，今湘宫寺门前巷东出度溪，东有桃花园，是齐太祖旧宅……次南青溪大桥，今县东出向句容大路经北……”《南朝佛寺志》记载：“湘宫寺在清溪中桥之北，寺门北对都城清明门，西南即古草市。” 《萧遥光传》所言之清溪桥，或为清溪中桥，或为青溪大桥，都在东府城之西，而湘宫寺则在东府城之西北，那么东篱门当即在东府城东面了。

西篱门及北篱门比较容易理解。

三桥篱门附近还有斗场里。刘宋山谦之《丹阳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太平御览》卷七二）又《南朝佛寺记》所载：“斗场寺在秣陵县三桥篱门外斗场里，因以里名。”《高僧传》云：“道场寺殆慧皎以‘斗’非佛旨，遂以‘道’字音近而呼。寺前有市，亦名斗场市。……齐永明九年，僧伐斗场明安寺（按：当作安明寺）中树，木理自然有法大德三字。以为瑞。知寺又号明安寺矣。宋元时尚呼其地为斗场村，而寺已久废矣。”则安明寺即斗场寺，寺前即斗场市。《南齐书》卷一八载：“秣陵县斗场里安明寺有古树”。《景定建康志》卷一六：“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市亦名大肆市。宋武帝永初中立北市，在大夏门外，归善寺前。宋又立南市，在三桥篱门外斗场村内，亦名东市。”刘宋时期的南市当即东晋斗场市发展而来，斗场里、斗场寺及斗场市皆在三桥篱门附近，则知斗场所指范围的唯一性。

由《丹阳记》可见，斗场市即是京师四市之一，又是秣陵集市之一。这与《宋书州郡志》对斗场的记载正好相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一》载：“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晋安帝义熙九年，移治京邑，在斗场。恭帝元熙元年，省扬州府禁防参军，县移治其处。”——《建康实录》卷一载：“秦之秣陵县城，即在今县城（按：指唐上元县城）东南六十里，秣陵桥东北故城是也。”前面提到，自秣陵县分出建邺后，秣陵仍治于秦邑地，即唐上元县东南六十里的故城，而唐之上元县城即东晋之建康城，与《宋书》记载相合。可见，秦至晋安帝义熙九年移治前，秣陵县治于京邑之外六十里的故治村。义熙九年移治后，秣陵县移治到京邑斗场，说明斗场即属于京邑范围，又属于秣陵县范围。可见，《宋书》这个京邑就是《丹阳记》的京师，也就是都城之意。

前述斗场里、斗场寺及斗场市皆在三桥篱门外，但却属于京邑范围，这是因为三桥篱门外还有别的篱门，遂以最外之篱门作为京邑的界限。这可以从东晋南郊郊坛的位置得到证实。《宋书》卷一四《礼仪志一》东晋因都城“南出道狭”，遂在都城东南的“巳地”创立郊坛。据《景定建康志》卷十七：“又南为聚宝山、戚家山、梓潼山、紫岩、夏侯、天阙诸山以达于西南。”又同书卷二十二：“雨花台在城南三里，据冈阜最高处，俯瞰城闉。”所谓“南出道狭”当即因南面多山阜不够开阔，遂在东南方向立郊坛。郊坛位置，《建康实录》卷五记载：“在宫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注引《图经》曰：“在今县城东南十八里，长乐桥东篱门外三里。” 这里提到的长乐桥东的篱门在当时县城东南十五里——《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注引《宫苑记》说“国馆六……五馆并相近，惟行人在娄湖篱门外。”而据《景定建康志》卷十八“娄湖在城东南一十五里”——当即娄湖篱门。郊坛在宫城东南十五里，即娄湖篱门外三里，则京邑东南方向的娄湖篱门距离宫城有十二里。（这比宫城与南郭国门之间八里的距离要长的多，这是因为今雨花台所在冈阜的存在而使得京邑“南出道狭”，雨花台东南则比较开阔，所以东南外郭比南郭离宫城更远。）据《建康实录》卷十七：“光宅寺西去县十里。” 而娄湖篱门距离唐县十五里，则光宅寺位于东南篱门以西五里之远。而三桥篱门在光宅寺侧，斗场里又在三桥篱门附近。则斗场、光宅寺、三桥篱门都在娄湖篱门之内，即京邑之内，是无疑的了。

到元熙元年（419）年以后，县治移到原来扬州府禁防参军的治所，即东府城。《建康实录》引《图经》说：“在宫城南八里一百步小长干巷内。”前面提到宫城之大司马门距宣阳门二里，宣阳门距朱雀门五里左右，朱雀门距国门约六里。宫城至国门总距离为十三里左右，也就是说第二次移治后的秣陵县治所，在朱雀门外一里左右，仍在京邑之内。

到了梁代，京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及《通鉴》卷一六二胡注所引《金陵记》载：

梁都之时，城中二十八万户，西至石头，东至倪塘，南至石子冈，北过蒋山，东西、南北各四十里。

则到了南朝梁代，京邑西界、南界大致与东晋时相差不大，但是北界已过今钟山（蒋山）。其东界的倪塘，“在城东南二十五里”（《景定建康志》卷一六）。《梁书》陈霸先破侯景时，齐兵自秣陵东跨淮立桥引兵渡，自方山进及倪塘。则倪塘当近方山。《通鉴》卷一百一十胡注说：“倪塘在建康东北方山埭南，倪氏筑塘，因以为名。”胡三省之“建康东北”恐怕是“东南”之误。方山埭在今天江宁方山西南侧。（参《古代南京河道的变迁》，石尚群等，《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59-69页）所以，到了萧梁时代，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京邑范围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东西、南北各四十里了。

总结以上，晋宋以后至于陈，京邑与建康、秣陵二县是复合关系。京邑是城域概念而非政区概念，建康县、秣陵县则是政区概念。京邑本身处于了两县临淮的部分地区，那么这部分地区，从城域上看是属于京邑的，而在政区上看又是分别属于两县的！

附：三桥考

《建康实录》卷九注引《地舆志》说：“六代自石头东至运署，总二十四所渡，皆浮船往来，以税行直。”《景定建康志》卷十六注引《舆地志》作“两岸要冲处，并以航济。西自石头，东至征虏亭，凡二十四所。”之间，在淮水上有二十四浮航，朱雀航与骠骑航、丹阳郡城后航、竹格航共称四航，最为著名。其中“竹格航在今县西南二里”。又引《地舆志》说：“骠骑航在东府城外渡淮，会稽王道子所立。”《江南通志》卷三十：“骠骑航在江宁县故东府城南秦淮河上。相传会稽王道子所立，亦曰东府城桥。一云梁临川王宏为骠骑大将军，居东府城，桥因以名；或曰以纪瞻居此为骠骑将军而名。又曰小航，对大航而言也。”《建康实录》卷十注引《图经》云东府城在“今县城东七里，清溪桥东，南临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建康实录》卷九注云：“初，显宗咸康三年立太学，在秦淮水南，今升桥地。对东府城南小航道西，在今县城东七里，废丹阳郡城东，至德观西，其地犹名‘故学’。”则丹阳郡故城在骠骑航之西，秦淮河南岸。

《建康实录》卷五：“今县（按：即唐江宁县）东南六里渡长乐桥古丹阳郡是也。”《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孔子巷在青溪侧大仁寺前西南，长乐桥东一里”，则长乐桥离青溪不远。又说“长乐桥，唐秦淮上有长乐桥，又名长乐渡，在县东南六里，今桐林湾是其地，隶长乐坊。”同书卷二十：“丹阳郡城，案《宫苑记》在长乐桥东一里，南临大路，城周一顷。” 同书卷十九：“桐林湾在秦淮南，南逼府城，北临淮水，……东北有浮航，即长乐桥也。”则长乐桥在丹阳郡城西北，与骠骑航、丹阳郡城后航合为三桥也。《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上幸光宅寺，有盗伏于骠骑航，待上夜出。”《建康实录》卷十七：“光宅寺西去县十里。”则光宅寺在长乐桥之东四五里。骠骑航在长乐桥之东，当与光宅寺更近。丹阳郡城后航则当在丹阳郡城北秦淮河上。三桥篱门在光宅寺侧，而正文中所述娄湖篱门远在长乐桥东南十二里。则三桥篱门在京邑之内无疑。

图1 六朝建康台城范围（据《六年发掘锁定东南西三界千古台城揭开“神秘面纱”》）

图2 六朝建康复原图（部分参考郭湖生《六朝健康》建康图）

[ 本帖最后由历山学士于 2014-2-18 16: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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