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论证的爱情 - 我思我在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zhang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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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6-1 11:4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理性论证的爱情

柏拉图在《会饮》里借苏格拉底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在古希腊时代存在，但是为后世的基督教所排斥的恋爱观。爱情的目的是在美的对象中传播种子，凭它孕育生殖，达到烦人所能享有的不朽，而且这种生殖并不仅限于肉体，同样可以是心灵方面的。而且心灵上的生殖要高于身体上的生殖。在这种意义上，爱情并不仅限于被肉体的快感所驱动的欲望，更重要的是被精神的愉悦所驱使的一种欲望，正如《会饮》中所提到的苏格拉底与青年们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观念，在后世的基督教看来，是一种违反上帝所确定的自然法则的行为，因此为历代教会所坚决反对。
然而《会饮》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仅仅要为同性间的爱辩护，更重要的事，它力图从一系列原则和假定出发，从而论证爱情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代表着一种与《圣经》中的启示性的爱情观以及东方式的伦理性的爱情观都不同的一种观念，或者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或许从《会饮》中我们更能看出后世理性主义的渊源。
《会饮》中，每一个对爱情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其思维过程都是值得玩味的。首先是斐德若的观点，他从赫西俄德等人对爱神诞生的观点出发证明爱神的古老性，再由一些例证来总结真正爱情的特点：为爱人全心全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论证方法，只不过是对诡辩派作家的模仿而已。他的论证，不是从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是由一些权威人士如赫西俄德的观点出发，在论证过程中，也不是按照严密的逻辑推理来进行论证，而是引用一些神话或文学作品中的例子进行例证，这种论证方法，看似充满说服力，实际上则经不起逻辑的检验。当然，在实际的论战中，并不一定需要特别严密的逻辑性，例证、诉诸权威都有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对真正的科学来说并没有多大的益处。
随后出场的泡赛尼阿司将重点放在了为雅典的男性之爱辩护上。为此，他首先辨明了一个前提，爱情有两种，分别代表高尚与凡俗的爱，实际上分别代表男性之间的爱以及男女之间的爱。但是他又强调，真正美好的爱情是专注于少年男子的爱情上，强调男性之爱应当把爱情的追求与学问道德的追求合二为一。但是从他的论证过程来看，首先他虚构了一个前提，就是爱神分为两种，而不去检验这一前提在事实上或是逻辑上是否可靠，随后强行为雅典的男子之爱进行辩护。他的论证方式与斐德若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从一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而且试图由此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不能不说，这里似乎显露着一种类似于欧几里德几何学的论证思路，然而，由于泡赛尼阿司的前提是令人怀疑的，而起论证过程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例如他把男女之爱视为低俗，而男性之爱视为高尚，但是事实上，高尚之爱并不能脱离男女之爱而独立存在，人类在事实上还是采用了家庭这种基本组织形式，因此这种人为贬低男女之爱的方法最后并没有起到很有说服力的效果。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同样采用了这种论证方式。不一样的是，其论证前提是他所叙述的人类的起源和演变历史。有了他所假设的那种看似荒诞的人类历史，那么，他的结论——爱情是由分求合的企图，便顺理成章了。他重在强调男女之爱的同质，驳斥了泡赛尼阿司的观点。阿里斯托芬的论证过程顺理成章，符合逻辑，但是他的论证前提，显然是他的一个没有实据的假设，因此他的结论，尽管正确合理，但并不符合逻辑。换言之，阿里斯托芬实际上是从合理的结论出发，凭空虚构了一个前提来证明自己的结论，这种论证方式，离真正理性的方法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似乎会饮的诸人的论证方法已经愈来愈接近一种严密的逻辑方式了。不过，阿迦通在阿里斯托芬之后出场，却没有采用类似于阿里斯托芬的论证方式，事实上，阿迦通只是致力于堆砌辞藻来赞颂爱神，或许作者只是利用阿迦通给即将出场的苏格拉底作铺垫罢了。
苏格拉底终于出场了，但是他并没有立刻陈述自己的观点，而是先与阿迦通对话，先后驳斥了阿迦通“爱神是美的”以及“爱神是善的”这两个观念，从而彻底瓦解了阿迦通的观点。随后苏格拉底才开始立论。首先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爱情的定义作为自己论证的起点，这一定义就是——爱情就是想凡是美的善的永远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个欲望。这一定义既没有引经据典，也没有诉诸神话，或是自己的虚构，而是一个大家都承认的，完全合乎常理的一个定义。由此出发，顺利地得出了爱情的目的——追求不朽，问题便转移到追求目的的手段上来了。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生殖，同时又区分了身体的生殖和心灵的生殖，无论哪种生殖，只是为了永恒地自存自在。因此，苏格拉底很自然地给了各种不同的恋爱取向以合理的地位和解释，而丝毫没有牵强附会之感。重要的并不是苏格拉底的结论如何，重要的是他的论证方法。苏格拉底的论证始于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由经验性的结论所充当的前提，由此出发，进行逐步的演绎论证，每一步都符合逻辑，显得如此自然。从头到尾，似乎都显得无懈可击，不仅令人信服，还充满着理性逻辑的色彩。
《会饮》篇中，从斐德若到苏格拉底，他们对爱情的论证从诡辩性的方法直到比较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现了古希腊思维方式中的理性倾向的发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用合乎逻辑的方法论证了同性恋爱的合理性，尽管此时还不存在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与之相比，基督教爱情观中，对同性恋爱的否定同样也符合逻辑，但是基督教对同性恋爱的否定所基于的前提是上帝对自然法则的规定，换言之，是来自于启示——神的权威，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从经验中总结一个确定的前提。从这一角度来说，基督教即使可以采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即使它的逻辑体系可以比古希腊更发达，还是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因为它始终是“启示为体，逻辑为用”的。而东方传统中，对爱情的认识主要基于已有的伦理秩序，对人类既成的经验事实——家庭的地位进行推崇，因此才有了夫为妻纲这一从既成事实中总结的最高原则，在这样的架构中，根本没有给爱情以足够的定位，更不用说同性恋爱了，尽管在事实上，同性恋爱作为一种个例始终存在。这种承认既成事实的观念也难以称之为理性，并没有突破经验的樊篱。如果说基督教的爱情观是一种启示爱情观，东方的爱情观是经验爱情观的话，也许我们可以把《会饮》中苏格拉底对爱情的论述称为“理性爱情观”，因为他依靠理性，运用理性对爱情的本质进行了阐述，从其对理性的运用来说，可以说是科学理性思维的滥觞。

[ 本帖最后由 zhangjf 于 2010-6-1 11: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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