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塌鼻子先生 - 韦编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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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塌鼻子先生

《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佛典史传类之一

《历代三宝纪》

《历代三宝纪》十五卷，隋费长房撰。又作《开皇三宝录》，简称《三宝纪》、《长房录》。收在《大正藏》第四十九册。

费长房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本出家为僧，博学而精于玄理。北周建德三年（574）废佛法时，他乃还俗。隋开皇初佛教复兴，他被召任翻经学士，在大兴善寺国立译场，参加译事。自开皇四年到十七年（584—597），那连提耶舍译《大方等日藏经》、《力庄严三昧经》，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善思童子经》、《移识经》、《观察诸法行经》、《商主天子问经》、《金光明经》、《嘱累品》及《银主陀罗尼品》等凡八十余卷，都由他笔受（见彦琮《合部金光明经序》）。同时，他又致力于佛经目录的纂辑，到开皇十七年，撰成本书十五卷，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献于隋文帝。

作者在《总目序》（卷十五）中，曾说明本书的编写缘起，认为过去的佛经目录有的散佚，有的记录不完备，作者处在南北统一的隋代，又参加国立译场，接触到更多的经籍。于是在这种条件下，总结前人的成果，把目录编纂得更全面和系统化，自有必要。

开皇十四年（594），隋文帝曾命释法经等编辑《众经目录》七卷，在分类上虽有所长，但记载不够详尽，正如法经自己所说：“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同异。今唯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标纲纪，位为九录。”（见《众经目录》卷七序文）费长房编写的本书，和《众经目录》体例不尽相同，而在内容和幅度上，则比《众经目录》要远为丰富。

本书所根据的资料，作者在总目序言中曾提到：“显兹三宝。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经度时祥，承汉宵梦，僧之元始，城堑栋梁，毗赞光辉，崇于慧皎。其外傍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祐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记翮。”在这数十种书中，有史传，有佛经目录。史传如《魏书》、《高僧传》、《像法正记》、《萨婆多记》、《名僧传》等，除《魏书》、《高僧传》外，其他多是后世已不存的著作。在佛典目录中，他引有当时存在的六家目录，即《众经别录》（似刘宋时述）、《出三藏记集》（僧祐撰）、《魏世众经目录》（李廓撰）、《齐世众经目录》（法上撰）、《梁世众经目录》（宝唱撰）、《大隋众经目录》（法经等撰）。这六家目录中，现在《众经别录》只残存一部分（敦煌残卷），魏、齐、梁三家目录已全佚。此外他还间接引用了《古录》、《旧录》、《朱士行·汉录》、《聂道真录》、《赵录》、《二秦录》、《道安录》、《竺道祖录》、《支敏度录》、《王宗录》、《宋齐录》、《始兴录》、《正度录》、《岑号录》、《菩提流支录》、《灵裕录》、《东录》、《一乘寺录》等，这些目录早已不存。本书在每经之下引用，都注明出处，使这些已佚的目录还保存一些面目，对于研究古代佛典目录和译经史很有作用。

本书共分四部分，前三卷是“帝年”，以周庄王十年（687年）为释迦降生之年，从这年开始，到隋开皇十七年止，分上下排列，上列各朝帝王、年号和干支，下记佛教的兴替、佛典的传译，旁及当时史事，是佛教年表的雏型。其中第一卷是周、秦。第二卷前汉、后汉。第三卷魏、晋、宋、齐、梁、周、隋，而附列吴、苻秦、姚秦、乞伏秦、北凉、后魏、北齐、陈代，因为这八代都曾经有佛经的传译。至于蜀汉、前凉、前赵、后赵等十四代，则因为没有佛典传译，故仅在叙录中提到，而年表中没有列入，这与后面的代录一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本书为三卷，就是指帝年而言，说明这一部分已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

第四卷到第十二卷是“代录”，就是以王朝为线索，把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佛教译著，作了统一的阐述。通过它，可以看出佛典的译传在各个朝代的情况。所载从后汉到隋共十六代，每代前有叙录一篇，说明当时的政治情况及与佛教的关系。里面则以译述的人为主，考订他们译经的卷数、部类、经名异称、第几次翻译、译经年代和地点、参与工作的人员、曾经着录的经录，以及译人的传记等。梁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是在目录之外别有传记部分，本书则把目录和传记合并叙列，对于了解一个翻译家的具体情况实有很大的便利。这当然是由于代录是以译人为主的体裁，可以赋予这种形式，以便于知人论世；但作者是在过去经录已有的基础上，加以综合提高，并吸取儒家目录如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的优点，而加以组织和发展的。

代录著录的各代实际译述人和经籍部数、卷数如下表。（疑、伪、抄经都包括在翻译项内，但据本书卷十五《总序》所载，译述者共为一九七人，译述典籍合为二一四六部、六二三五卷。）

│译述│ │翻    译│失    译│撰    述│共    计│
│朝代│人数│部数│卷数│部数│卷数│部数│卷数│部数│卷数│
│后汉│  12│ 233│ 318│ 125│ 148│ 1│ 1│ 359│ 467│
│ 魏 │ 6│  13│  25│ │ │ │ │  13│  25│
│ 吴 │ 4│ 145│ 186│ 110│ 291│ 3│ 4│ 258│ 481│
│西晋│  13│ 440│ 700│ 8│  15│ 2│ 2│ 450│ 717│
│东晋│  27│ 180│ 464│  53│  57│  35│  60│ 268│ 581│
│苻秦│ 8│  16│ 201│ │ │  24│  28│  40│ 229│
│姚秦│ 8│ 116│ 648│ │ │ 8│  27│ 124│ 675│
│西秦│ 1│  14│  21│ 8│  11│ │ │  22│  32│
│北凉│ 8│  32│ 266│ 5│  17│ │ │  37│ 283│
│ 宋 │  23│ 208│ 489│ │ │ 2│ 6│ 210│ 495│
│南齐│  19│  40│ 306│ │ │ 7│  34│  87│ 340│
│ 陈 │ 3│  37│ 139│ │ │  13│ 108│  50│ 247│
│北魏│  13│  84│ 295│ │ │ 3│ 7│  47│ 302│
│北齐│ 2│ 8│  83│ │ │ │ │ 8│  53│
│ 梁 │  21│  49│ 108│ │ │  39│ 767│  88│ 875│
│北周│  11│  15│  51│ │ │  19│  57│  34│ 108│
│ 隋 │  19│  45│ 266│ │ │  30│ 188│  75│ 454│
│共计│ 198│1675│4536│ 309│ 539│ 186│1289│2170│6364│

第十三、十四两卷是入藏目录，第十三卷是大乘录，第十四卷是小乘录，都分经、律、论三类，每类又分有译人名和失译人名二项，疑惑、伪妄、别生诸经，都没有列在内，以卷数的多寡作为先后的次第。

第十五卷是总目，载有进本书的表文和本书总序及全书目录，末尾附有宋、梁、魏、北齐、隋六家经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经录，保存了古代佛教目录的丰富资料。

作者对于佛教史籍有相当研究，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曾经参考群书，综合各家目录，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如魏竺律炎的名字各家记载不一，“或云将炎，或云持炎，或云律炎”（卷五）；乞伏秦圣坚，“或云坚公，或云法坚”（卷九），作者因“未详孰是，故备举之”。

又菩提流支和瞿昙般若流支，时代有前后，“众经目相传抄写，去上菩提及般若字，唯云流支译”，有些书不能确知是那一个流支所译，作者因说：“今群录交涉相参，谬滥相入，难以详定，后贤博采，幸愿讨之”（卷九）。又，《高僧传》云“（觉）贤（佛陀跋陀罗）出《泥洹》及《修行》等十五部、一一七卷，依《宝唱录》，足《无量寿》及《戒本》。部数虽满，尚少二卷”（本书著录十五部、一一五卷），但是未详何经，故盼“来哲博闻，式希续继，冀补遗漏”（卷七）。

至于过去目录中的错误，作者也多所订正。如《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竺道祖、僧祐、王宗、宝唱、李廓、法上、灵裕等录都作朱士行译，经作者校勘，认为“《支敏度录》及《高僧传》、《出经后记》、诸杂别目等，乃是无罗叉、竺叔兰等三人详译，朱士行身留停于阗，仍于彼化，唯遣弟子奉赍经来到乎晋地，斯岂得称士行出也”（卷六）。又，僧祐把月支沙门昙摩罗察和法护分为二人（见《出三藏记集》卷二）。作者认为：“其（月）支菩萨（昙摩罗察）即竺法护，无别二人，《出三藏记》便成二举，小非详审。”（卷六）这说明作者编写时的求是态度，可惜这种精神没有贯彻在全部书中，有些地方还存在着混滥的缺点。

本书著录的翻译家和经典，较之过去各家目录，显著地增加很多。比《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所载自后汉至梁的翻译人数增多一倍半以上。再以著录的译经来看，如后汉安世高，《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本书则作一七六部、一九七卷；吴支谦，在《祐录》作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本书则作一二九部、一五二卷；晋竺法护，在《祐录》作译经一五四部、三○九卷，本书则作二一○部、三九四卷；姚秦鸠摩罗什，在《祐录》作译经三十五部、二九四卷，本书则作九十四部、四二五卷，似这种情形很多。其中虽然有些错误，已为唐释智升所指出（见《开元释教录》卷一至卷四各本条），但不少是经过作者搜寻研究而后才收入的。在安世高译经下面，作者说：

“房广询求，究检群录，记述世高，互有出没。……今总群篇，备搜杂记，有题注者，多是河西、江南道路随逐因缘从大部出，录目分散，未足致疑。彼见故存。此宁不缵？敢依诸集，辑而编之，冀广法流，知本源注。”（卷四）

在支谦的译经下面，作者也说：

“僧祐《三藏记集》录载唯三十六部，慧皎《高僧传》述止四十九经。房广检括众家杂录，自《四十二章》已下，并是别记所显杂经，以附今录。……录目广狭，出没多异，各存一家，致惑取舍。兼法海渊旷，事方聚渧，既博搜见闻，故备列之。”（卷五）

另外《祐录》中失译的经典在本书中也勘查出一些翻译人名。他的筚路蓝缕之功，还不难看出，至于本书卷十二《大隋录》一卷，所记都是当代的事，像那连提耶舍、阇那崛多等人的译经，详载翻译的起讫年月、译经场所及度语、笔受、制序人等，都极新颖翔实可贵。

本书除著录译经外，还记载当时的佛教着述，这里面包含有注疏、论著、传记、目录、类书等，很多是现已不传的书，如北周昙显的《菩萨藏众经要》、《一百二十法门》，慧善的《散华论》，隋灵裕的《塔寺记》、《僧尼制》，僧粲的《十种大乘论》，彦琮的《通极论》、《辩教论》、《通学论》，慧影的《伤学论》、《存废论》、《厌修论》，刘虬的《内外傍通比较数法》，开皇十五年撰的《众经法式》等，并一一加以扼要的记载，使后人能知道这些著作的大概。从所记的著述中，还可以看出各个时期佛教发展的趋向。

本书取材广泛，错误之处也在所多有，作者自己就说：

“自从后汉迄我大隋，其间译经凡十六代，所出之典诸大小乘，或处经同缘人致别，或时世异而人出同，或止一翻，或复重译。无问人撰传录集记，但是一言赞述三宝，语诚鄙野，意在光扬，疑妄伪真，注解论记，依括群目，稷稗皆存，合彼金沙，为其录体。可谓兰艾共箧，龙蛇未分者焉。”（卷十三《大乘录入藏目叙录》）

唐释道宣也评论本书说：“房录后出，该瞻前闻，然三宝共部，伪真淆乱。”（《大唐内典录》卷十）由于本书是综合前代的经录而成，虽然所费的功力很多，但是因为时地的限制，不可能完全看到所著录的书，致有以讹传讹的地方。如《二百六十戒合异》，本书据别录作竺法兰译（见卷四），智升则根据《合异》序文，勘正应作东晋竺昙无兰撰（《开元释教录》卷十五）。支娄迦谶译经中，本书列有《古品遗日说般若经》一卷、《宝积经》一卷，乃是根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而来，智升则考证二经“既是同本，不合再出”（《开元释教录》卷一）。类似这种情况的很多。也有由本书作者的疏忽而造成的错误，如西晋法立和法炬共译的只有《法句本末经》和《福田经》，这在《出三藏记集》卷二中记载得很明白，但是本书除此二经外，把法炬译的《楼炭经》、《大方等如来藏经》一并误作两人共译（见卷六）。后汉严佛调是沙门，本书误作清信士（见卷四）；西晋竺叔兰是居士，本书则误作沙门（见卷六）。此外在各代译经中，把译人的名字张冠李戴，或是有译人名的误作失译人名，失译人名的误作有译人名，或是失译经误加年代，或是一经重见复出，或是异经误作同本，这些错误《开元释教录》中都已分别指出。

在帝年中，纪年也有错误的地方。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的干支应推迟一年，南齐永明元年、永泰元年、永元元年的干支应提前一年。其他如梁的承圣，苻秦的皇始、寿光、永兴、甘露、建元、大安、太初、延初，姚秦的皇初、弘始，乞伏秦的建义、更始、太初、永康、永宏，后魏的正平、后元，北凉的永安、玄始、承玄、义和、永和，陈的永定、至德，纪年或提前或推后，有的以少作多，有的以多作少，都有不同的错误。

本书的入藏录部分，有许多经典作者没有亲见，以致糠稗同收，而且分类简单，与代录也不尽一致，因此这一部分最为后人所诟病。道宣批评说：“入藏瓦玉相谬，得在繁富，失在核通。”（见《大唐内典录》卷五）智升也说：“长房入藏录中事实杂谬，其阙本、疑伪皆编入藏，窃为不可。”并举出其中重复及前后不一致的十处错误（见《开元释教录》卷十）。实际错误还不止此，小乘阿毗昙失译录中有《六足阿毗昙》一卷，就明显是有部《六足论》之误，这一部分，是据法经《众经目录》增减而成，与代录很多矛盾，甚至将疑伪一并收入，潦草成篇，比前两部分远为逊色。

本书流传既久，其中有后人羼杂的成分。卷三帝年本应到本书进至隋文帝开皇十七年丁巳为止，但是后面却增加了六十六个年代，迄于癸亥（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在开皇十八年以后，到隋炀帝大业年间，还有纪事。唐自武德元年戊寅以下，则只有干支。这可能是武德元年间的人所补入，所以没有标明武德元年以下的年号，只是把干支预填到这一甲子完了为止。此外，卷九北凉失译经后所载的《入大乘论》二卷，乃后人据《大唐内典录》（卷三）所附入，而佚去译人道泰的名字。又高齐那连提耶舍的译经中有《大世三十论》一卷，下注“见《唐内典录》”，同卷陈真谛的译经中有《大空论》三卷，下注“《唐内典录》云《十八空》”，后人据《大唐内典录》增补的痕迹是很显明的。

前代经录大抵专纪经典，本书是三宝通纪，体裁也多新创，而功力最深的则是代录部分。本书对于隋以前的译经和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并保存了一部分过去已佚经录的面貌，但是取材还不够谨严，所收多有混杂，尚有待于加以拣别。

本书成后即上于隋廷，文帝曾下令流通，自唐开元以后遂收入大藏经中。在它以后的《大唐内典录》、《古今译经图记》、《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等，有的模仿它的体例，有的承袭了它的一部分内容，有的在它已有的基础上加以勘正提高，足见它在佛教目录学上有过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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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佛典史传类之二

《异部宗轮论》

《异部宗轮论》一卷，世友菩萨造，唐玄奘于龙朔二年（662）译出。收在《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在玄奘之前，此论已有过两种译本：一为三秦时代的失译本，题称《十八部论》一卷；一为陈真谛译本，题称《部执异论》一卷。《十八部论》未标造论者名字，论首序偈前有“罗什法师集”五字，论中译音下注秦言云云，因此，隋代吉藏认为罗什所译。但各种旧经录都作为失译。它的现行本有梁代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卷下《分部品》长行和偈颂一段，当系后人摘录加入的。

本论的作者世友，据玄奘所传，系佛灭后四百年许迦腻色迦王时人，是当时说一切有部四大家之一。论首五序偈中，第三偈特提到他的作论（但此一偈，在秦译本缺文），称为大菩萨。大概是有部中人相信他会继续弥勒成佛，名师子如来（见《出三藏记集》卷十《婆须蜜集序》），故以菩萨相称，当然这一偈是出于后人所加。中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是注解世亲《俱舍论》的世友，时代未免太迟，不足信。

本论出于有部大家之作，故其主要内容，完全依照有部的说法来叙述，特别带着北方有部正宗毗婆沙师的色彩。论述佛灭后一百余年（秦、陈译本都作佛灭后一一六年）至四百年期间，印度佛教分派的历史和各部派不同的教义（即部执）。其结构，首有序偈五颂，述造论因缘及造者。次本论长行，先总叙佛灭后争论初兴之时代以及分裂为大众、上座两根本部派的事由。次分叙大众部于佛灭后二、三百年内，再经四次分裂，本末合成九部。上座部于佛灭后第三、四百年内，再经八次分裂，本末合成十一部。这样总有十八部。后文分叙大众、上座两系各派的本宗同义（即各派从它的本部分裂时所公认的主张）和末宗异义（即各派分立以后自宗继续建立的主张）。这一大段系依分裂先后，作十一类来叙述。即（1）一说、说出世、鸡胤三部与根本大众部合叙；（2）西山、北山二部与制多山部合叙；（3）法上、贤胄、正量、密林四部与犊子部合叙；（4）至（11）其余说假、多闻、说一切有、雪山、化地、法藏、饮光、经量各派分叙。现有汉译典籍，关于佛灭后佛教部派分裂次第以及各派异执的较完整的记述，仅有本论一种，所以它实为研究部派教义极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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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佛典史传类之三

《佛祖统纪》

《佛祖统纪》五十四卷（现行本缺十九、二十两卷），宋释志磐撰。收在《大正藏》第四十九册。志磐号大石，天台宗僧，尝住四明（今浙江鄞县）福泉寺及东湖月波山。著作除本书外，另有《法界圣凡水陆胜会修斋仪轨》六卷，今存。

天台宗从吴越王钱俶求得智者遗书于海外以后，教学中兴。宋朝政和年间（1111—1117），吴兴释元颖始撰《天台宗元录》一百卷，“始自正像统纪，终于教藏目录”，记述天台宗授受的源流，并把从北齐到宋元祐年间的历代传承，系以图表，明其道统。庆元年间（1195—1200）婺女吴克己增广《宗元录》，撰《释门正统》一书，内分纪运、列传、总论三科，未及刊行而逝世。嘉定年间（1208—1224）余姚释景迁（号镜庵）取以上二书重加诠次，增立新传六十余人，名《宗源录》。到嘉熙初（1237），钱塘良渚释宗鉴又就吴书扩为八卷，分本纪、世家、诸志、列传、载记五科，这样一百多年来，天台一宗史传的撰述，可说已粗具规模。

但本书作者志磐认为以上各书都还没有达到完整无缺的阶段，他曾指出：“镜庵则有不立体统之失，良渚则有名位颠错之谬。至于文繁语鄙，事缓义乖，则皆有之。”又说：“良渚之着正统，虽粗立体法，而义乖文薉；镜庵之撰宗源，但列文传，而辞陋事疏。至于遗逸而不收者，则举皆此失。”作者为了弥补这些缺点，使所述能更好的显出天台一宗的全貌，于是在《正统》、《宗源》二书的基础上，加以改编，并扩大范围，依仿《史记》和《资治通鉴》体例，编成本书。内分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科。不仅内容增加，而且组织严密，并广泛涉及佛教各方面，而不限天台一宗。作者自宝祐六年（1258）着笔，到咸淳五年（1269）八月，凡阅十年，五次改易其稿，夜以继昼，撰成本书。其用力的辛勤，可以想见。完成之后，又请释必升、慧舟、善良、宗净、法照五人校正，才作为定本。咸淳七年（1271）刊成行世，他已经是卧病的暮年了。

本书卷首有《通例》一篇，说明本书的体制、内容、写作的旨趣和方法。关于本书的命名，作者解释说：“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系诸祖也；统纪者何？通理佛祖授受之事也。”表明本书是释迦牟尼和以下各祖师教法传授的历史记载。关于近代诸师的立传，作者提出三个标准：一是“观行修明”，二是“讲训有旨”，三是“著书明宗”。此外“经理法事，旁赞教门”的僧人以及通达台宗的搢绅名贤儒生居士，也有所收录。关于诸师的称谓，作者标出从国号、山名、师号、生地、寺名、自号、郡名、著书之名八例。关于引用的书籍，列举有大藏经典七十二部，天台教文二十一部，释门诸书二十四部，儒宗诸书四十一部，道门诸书二十部，事实上引用的典籍文章还不止此数。

至于本书的体裁，是每类的前面有《序》，本纪的后面还有《赞》。书中凡是遇到要辩论释疑的地方，则用《述》来阐明。引用前人的议论作按语则标明姓氏。有些名相或事实需要解释的，则用双行小字注于文中。资料的来源则注于篇末，有些地方不注出处，则是“或因旧文以删削，或集诸文以补足，或取师友之论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复一一注所出者，修史之法当若是也。”从这些凡例上，可以看出作者是十分讲究史法，而且是有着较深研究和著述经验的。

本书内容：本纪部分凡八卷（卷一至卷八）。初为《释迦牟尼本纪》，从明本迹、叙圣源起，至分舍利、集三藏止，引用经论教文，按年排次，从天台宗的角度来阐述释迦一生的法化，共四卷。次为《西土二十四祖纪》，自大迦叶尊者至师子尊者，都是历代嫡传的大师，悉依《付法藏经》叙述，凡一卷。三为《东土九祖纪》，自北齐慧文禅师至荆溪湛然禅师，是中国从北齐到唐代远宗龙树开创天台宗派和继承显扬的诸师。其中智顗以下六人是吴越王钱俶请益过的，共二卷。四为《兴道下八祖纪》，自兴道（道邃）至法智（知礼）共八人，继荆溪之后传播台教，但都没有师号，所以作者摭取他们的行实，冠以尊号，同于私谥，共一卷。

世家部分凡二卷（卷九至卷十）。《诸祖旁出世家》，都是传教明宗，分灯照世，与本纪诸祖互相辉映的大师，凡有南岳、天台以至宝云十三世家，二百有五人（不尽有传纪）。

列传部分凡十二卷（卷十一至卷二十二）。首为《诸师列传》，自慈云以下，至法智十世止，而以广智、神照、南屏三家最为繁衍，共十卷。次为《诸师杂传》，为净觉、神智、草庵三家，认为这三家都曾“背宗破祖，别树门庭”，所以区别开来。共一卷。三为《未详承嗣传》，载东阳傅大士以下四十余人，因“有功教门事远失记”，所以别为一卷。三类列传，合四四一人（现行本有传者仅一七一人）。

表的部分凡二卷（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四）。首为《历代传教表》，从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起，到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止，以年为纲，排比慧文至知礼诸师的大事，以明台宗的授受和传播，共一卷。次为《佛祖世系表》，就前面本纪、世家、列传中诸人（末尾略有所增），列表来表示传承的关系，共一卷。

志的部分凡三十卷（卷二十五至卷五十四）。
首为《山家教典志》，为慧思、智顗等六十一人的著述目录，同于史书的《艺文志》，共一卷。
二为《净土立教志》，首载莲社七祖、十八贤和入社一二三人和不入社三人的传，附有宋契嵩撰的《东林影堂六事》。十八贤传是据宋陈舜俞、释怀悟等所刊正详补的传又加增补而成。次记往生高僧一三四人、高尼七人、杂众六人、公卿三十一人、士庶二十三人、女伦四十三人、恶辈五人及往生禽鱼等，这些乃是根据宋释海印撰的《净土往生传》十二卷删削而成。后附往生续遗十人，引自《报应记》、《冥祥记》等书，共三卷。
三为《诸宗立教志》，记禅宗达摩等六人，贤首宗法顺等九人，慈恩宗玄奘等二人，瑜伽密宗金刚智等五人，南山律学道宣等三人，共一卷。
四为《三世出兴志》，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成住坏空大小各劫的演变和人世及佛教的情况，共一卷。
五为《世界名体志》，绘有华藏世界、万亿须弥、九山八海、大千三界、忉利天宫、诸天和震旦、西域、五印及地狱等国，并引经文作为说明，共一卷。
六为《法门光显志》，记录佛教各种仪式和事相的起源，共一卷。
七为《法运通塞志》，主要是记佛教的出现、传播及中国佛教盛行与衰落的状况，同时也记载历史上的大事，自周昭王二十六年（西元前1023）起，依年月编次，到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止，是一部佛教大事记，尤详于宋代，约占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志是参考宋释祖琇的《佛运统记》、释德修的《释氏通纪》而成，共十五卷。
八为《名文光教志》，选录有关天台宗的重要的碑文、序言、论述、书牍等，前面是名人居士的文章十七篇，后面是高僧及作者自撰的文章七篇，共二卷。
九为《历代会要志》，集有关佛教的史实，旁及道教，按时代先后分类编排，凡六十五项，共四卷。

在宋代，禅宗和天台宗为了西土传承二十八祖和二十四祖的问题，曾有过一段争论。释契嵩据《宝林传》，主张二十八祖，子昉则谓这些“渎乱正法，瑕玷禅宗”。本书内，以台宗的立场，认为：“吾宗谓祖承止师子，而禅林加四人，于是竞相是非，连代不息。……嵩明教作定祖图，谓禅经具载二十八祖。今检经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昉法师作止讹以斥之，宜矣。”此中门户之见，自然难免了。不但如此，即在天台宗内，宋代也有山家、山外二派的分别。作者是拥护山家派的，曾撰《宗门尊祖议》一文尊山家派为正统；对于山家的倡导者知礼的所谓辟异端、再清教海的功绩，是极端称赞的。因此在列传内，另辟《诸师杂传》一类，收“录诸师之未醇正者，故净觉以背宗录、神智以破祖录、草庵以失绪录。”这三家都是山外派，《释门正统》把前二人列于《扣击宗途传》内，对他们还有恕词（见卷五），本书则加以贬黜，“置之杂传，以示家法之所在。”

本书作者幼年曾从儒者袁机受学，在文、史学以及文章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而平日又留心僧传，爱好钻研，所以他曾说：“昔鲁直（黄庭坚）见僧传文鄙义浅，欲删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鲁直志乎？”本书的注重体例和章法，溶合纪传、编年、会要于一书，正证明作者在史学方面的湛深修养，故能纲举目张，文采斐然，在佛教史传中，可算是成就较高的著作。作者在选择史料上，态度也颇为矜慎，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如《传灯录》谓志公令人对慧思说何不下山教化众生。作者根据南岳愿文，证明志公早已逝世，慧思没有可能见到他，所以正文中不记此事。又晁说之撰《明智塔铭》，谓荆溪传法于行满，行满递传法于广修。作者则根据《大宋高僧传》，作荆溪道邃、广修递相传受。此外在智顗（卷六）、义通（卷八）、知礼（卷八）等记中，对旧传的一些错误，也于注中加以纠正。另外在本书各部分中，还保存了许多珍贵的佛教史料。《法运通塞志》载太平兴国七年（982）六月译经院建成，天息灾述译经仪式（见卷四十三），淳熙十年（1183）释若讷上试经度僧的劄子（见卷四十七），嘉泰二年（1202）臣寮请禁止吃菜事魔的奏状（见卷四十八），在各卷中又引用了许多条（宋）《国朝会要》（见卷四十三乾德三年小注），这些多是有关一代典章制度和社会史料，甚为可贵。在《历代会要志》中，关于佛教制度的建立和沿革，佛教盛衰消长的演变，都有简明的记载，并旁及儒家、道教、摩尼教、白云菜等，足供研究社会动态和宗教发展的参考。

本书是一部洋洋五十万言的巨著，因而在前后照顾上，也不免有些误失。如卷十五《法邻传》中说，高丽义天请法邻“跋所受教乘归国、师援笔立成”。注说“文见名文光教志”，但查《光教志》中实无此文。卷三十三《十王供》中，欧阳修梦十王下注“见《通塞志》嘉祐六年”，实应作熙宁五年。但这些都是很细微的缺点。

本书现有两种版本，一是明《南藏》和《嘉兴藏》本，作五十四卷；一是日本《卍续藏》本，作五十五卷。但卷二十一空卷，第二十二卷就是明藏本的第二十一卷，所以二者仍是一样的。

本书列传部分，残缺极多，有些人在其他书中，还可以找到传记。如卷十八所缺的正庵端信、晦庵慧明，在《释门正统》卷七中都有传存在。同卷的古镜文杲、卷二十的顽空智觉，也见于《续佛祖统纪》卷上。此外卷十七的佛光法照，卷十八的云梦允泽、古源永清，也都见于《续统纪》卷上。而且法照逝世于咸淳九年（1273），允泽逝世于元大德元年（1297），永清逝世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这些人的卒年晚于本书的刊行年代，他们的传是不应出现在本书中。《续佛祖统纪》着者所见到的本书，和现今流传的版本不一样，是没有这些人的，故此才在《续统纪》中着录。本书现在流通的本子，则是经过后人的增补。再，卷十八现存目录上，载有佛光照法嗣子庭师训等二十三人，佛光照就是法照，也是本书的校正人之一，不应列入本书，更谈不到他的法嗣了。《卍续藏》本在卷十九目录后面，还存《文节传》一篇，他是元至正二年（1342）逝世的，卷四十八还载有咸淳以后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的记事，后人附益进去的痕迹，更为显然。又卷二十四《佛祖世系表》中，也载有以上元代逝世的人。卷五十三《历代会要志》经目僧数条也记录元世宗时代僧尼人数和寺院所数，同样都是后人所补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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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比茨先生读书题跋》摘抄·佛典史传类之四

《释迦谱》

《释迦谱》五卷，梁僧祐撰。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册。系现存中国所撰佛传中最古的一种。此书撰述的用意在“显明觉（佛的）应”（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释僧祐法集总目录序》），“爰自降胎至于分塔，伟化千条，灵瑞万变”的一代应化事迹。但这些事迹见于各种经、律和传记中的，或是东鳞西爪，“首尾散出”，或是各家异说，“群言参差”。这需要连贯首尾，会通异说来加以总集，使易于观览。因此作者僧祐把各种经传中所说释迦的史实，从上溯佛的氏族来源起，下至佛灭后的法化流布等相止，“原始要终”地汇编成为本书（见僧祐自作《释迦谱序》）。

本书原为五卷，早收存于北宋蜀版藏经和高丽刻藏经中。另外还有广本十卷，现收存于宋、元、明藏中。原本第一卷《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高丽刻藏经仅略引《普曜经》等，占第一卷的一部分；广本则广引《因果经》等扩充篇幅到第五卷。又五卷本原缺《释迦从弟调达出家缘记》第十至《释迦子罗云出家缘记》第十三共四节，但广本不缺。这一广本大概是后人因为原本关于释迦牟尼佛本身降生成佛的资料太略，因此加以增订，扩大到四卷有余。它在唐初开始流行，所以道宣的《大唐内典录》卷四说：“《释迦谱》更有十卷本，予亲读之。”到了开元时代就以广本为主写传了（见《开元释教录》卷六）。

本书内容共有三十四节（一至九节皆称“谱”，其余称“记”），各节皆抄集有关的经、律、传记原文，末附总结性的短篇案语。这三十四节大体可分为五部分。

（1）从《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谱》第一至《释迦近世祖始姓释氏缘谱》第三，是关于释迦牟尼佛氏族的来源。

（2）从《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至《释迦同三千佛缘谱》第六，是关于释迦牟尼佛的降生、成道，和七佛中余佛种姓、化众等的同异，以及与三千佛同得成佛的因缘。

（3）从《释迦内外族姓名谱》第七至《释迦种宿业缘记》第十八，是关于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的人物。其中包含内外族、四部名闻弟子、从弟调达、阿那律跋提、孙陀罗难陀、子罗云、姨母大爱道、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以及释迦族灭亡的因缘。

（4）从《释迦竹园精舍缘记》第十九至《释迦留影在石室记》第二十六，是关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化遗迹。其中包含竹园精舍、祇洹精舍、发爪塔、天上四塔、优填王造旃檀像、波斯匿王造金像、阿育王弟造石像以及石室留影。

（5）从《释迦双树般涅槃记》第二十七至《释迦法灭尽相记》第三十四，是关于释迦牟尼佛的入灭和灭后法化流布之相。其中包含双树入灭、八国分舍利、天上龙宫舍利宝塔、龙宫佛髭塔、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以及遗法灭尽的因缘和现象。

本书编撰的体例是“抄集众经”，述而不作（见本书序）。各节所抄的典籍大都以一种为主，在篇目下注明（如《释迦始祖劫初刹利相承姓谱》第一之下注明“出《长阿含经》等”），此外另引他书补充，即在引文前后标明出处。引文时有删改，而于说法不同处也加以评定或会通（如《释迦六世祖始姓释氏缘谱》第三中，《弥沙塞律》说净饭王世系不同，判为传写脱略，应以《阿含》为正等）。不过有些地方也有重复（如《释迦降生释种成佛缘谱》第四中，本引《普曜经》说及白象入胎，次又引《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一再说白象王来处于胎，就觉得重复）。所以本书不能脱离类书的范围而成为通体连贯的完整佛传。综计所抄典籍有四《阿含》、《普曜》、《中本起》、《瑞应本起》、《出曜》、《贤愚》、《观佛三昧》、《大涅槃》等经，《昙无德律》、《弥沙塞律》、《大智度论》和《集经抄》等近四十种。对于读者来说，不劳寻翻，力半功倍，即能详悉释迦一代事迹，可算是本书的唯一效用。

本书对于后来佛传的撰述也有一些影响，唐初本书增订十卷本流行，道宣即病其太繁，以为“自可前修博观，非为后进标领”（见道宣撰《释迦氏谱序》），便重加删节，成为仅仅一卷的《释迦氏谱》，内容包括所依贤劫、氏族根源、所托方土、法王化相、圣凡后胤五科。而释迦化相中，从处兜率天一直叙述到入灭以及天上人中分骨为止，较之本书原本及广本均觉得更为完整，便于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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