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克昌《評現代辭賦之創作》（節錄） - 韦编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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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9-3 16:49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龔克昌《評現代辭賦之創作》（節錄）

评现代辞赋之创作

   新时期的辞赋创作目前尚处在兴起、初创阶段，有许多问题是需要我们在前进中逐步加以解决的。
   一、作者艺术准备不足。这是较普遍现象。现在不少赋作，尚停留在模仿阶段，主要是仿效汉大赋，六朝骈赋，唐宋律赋。而且多率尔成篇，遣词造句大都比较粗糙，艺术感染力不强。另有一些作者，甚至连古代诸种赋体的不同特征都不甚了解，自以为用古文写作，自称为赋便算赋，古代赋的体式气势韵味全失。
   大家应当知道，中国古代有成就的赋家，无一不是大学问家，大作家。如两汉著名的五大赋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全都是语言学家(都有著名的小学著作)，文、史、哲上都有很高的造诣。正如明著名文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所说的∶“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又必精于六书，识所从来，自能作用。”清著名学者阮元在其《四六丛话序》里也说∶“综两汉文赋诸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耀彩腾文，骈音丽字。”近人刘师培在其《论文杂记》里也说∶“然相如(司马相如)子云(扬雄字)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见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此古代文章之流别也，然知之者鲜矣！”
   西晋左思自称“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他还有过“一年不出户牖”以创作《齐都赋》的实践。按说左思的文学积累和思想准备都相当充分了。但当大文学家陆机听说他要写《三都赋》时，便对他弟弟陆云讥笑地说∶“此间有伧父(粗野的人)，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时人对辞赋作家是何等苛求，一般人哪敢问津。
   唐宋以后，对辞赋作者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南宋文人沈作哲在其《寓简》里说∶“本朝以辞赋取士……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兴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繢交错，而体不卑弱……观其命句，可以见学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覘器业之大小。穷体物之妙，极像情之旨，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者流也。”清刘熙载在《艺概·赋概》里说∶“赋兼才学。才，如《汉书·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刘熙载接着又说∶“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
   我们反观一下魏晋以下知名的赋家，如三国曹植，西晋陆机，东晋陶渊明，南朝江淹，北朝庾信，唐李、杜、韩、柳，宋金元明清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元好问，赵孟頫，张养浩，杨维桢、蒲松龄等等，哪一位不是饱学之士，绝世之才！
   当然，我们今天不能那样要求辞赋作家。我们允许甚至提倡更多的人写赋。但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没有较深厚的艺术修养，是不可能写出优秀的赋篇的。
   二、对创作辞赋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我们知道，在古代，即使是大作家、大学者、大才子，对作赋也是十分谨慎，努力从事，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写《子虚》《上林赋》时，是“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两赋不过三千四百字，作为两汉最著名的作家，竟然要写几百天。桓谭《新论·祛蔽篇》载，扬雄奉命作《甘泉赋》，因用脑过度，曾“困倦小卧，梦五脏出，以手内(纳)之。及觉，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扬雄为写一篇千把字的典礼赋，竟累的差点送命。桓谭仰慕扬雄赋辞章华美，也想效法写一篇，他自知年青学浅，只选一个小题材试写———“尝激一小事而作赋”，但也因“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张衡研《京》(指《二京赋》)以十年，左思练《都》(指《三都赋》)以一纪。”一篇赋写了十多年，真令人惊心。———其实，左思《三都赋》不止写一纪，而是花费了其半辈子，少说也有二十多年，因为他后半辈子一直在修改《三都赋》，“至终乃止”。
   那么，为什么写一篇赋要花费那么大精力?这与赋体文学的特征是分不开的。西晋文学家成公绥在其《天地赋序》里说∶“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意即赋能分门别类地铺陈事物之理，而且推演至极点。陆机在《文赋》里，更把诗与赋的不同特征说得一清二楚，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即诗主要是抒发感情的，而赋却是铺陈事物。梁大文论家刘勰最后总结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是说赋就是铺陈之意，它铺陈文采，为的是描绘事物，抒发情志。而且要求“写物图貌，蔚如雕画”，即赋描绘事物，图写形貌，漂亮得象雕刻绘画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栩栩如生。
   这里，写赋有两难，一难是“体物”。这个“物”，它不是个别之物，而是万物，如描写京都赋，举凡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以及山形水势，都市商贾，皇宫禁苑，楼台亭榭，奇树名花，以及帝王巡狩，祭祀宴饗，一句话，举凡目之所见，足之所履，身之所触，都要笼入赋内，正如西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所说的∶“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为写作京都赋，赋家需要作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如左思为作《三都赋》而移居京都洛阳。为便于查阅官方的图书资料而“求为秘书郎”。《三都赋序》坦言∶“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之旧。”他还向张载陆机等等查询蜀吴之事。据香港著名辞赋研究家何沛雄教授考证，班固、张衡京都赋所写的长安、洛阳世间万物，绝大部分都有据可查，而不是虚构的。他们两人为创作京都赋，要花费多大的精力去做调查考证工作。难怪“张衡研京以十年”。二难是，“铺采摛文”。即赋要写得极富文采。正如《西京杂记·卷二》记载的司马相如答友人盛览求教时所说的一段话∶“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盛览听后，“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作赋要求标准之高，难度之大，把他吓退了！西晋名儒皇甫謐在给左思《三都赋》作序时也写道∶“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铺写物象，弘扬事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伸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比极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包括近人鲁迅、刘师培在内，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古赋文辞的华美，都做了充分的肯定，如鲁迅在其《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里说∶“(相如)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隲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总之，要求赋写得“美丽”、“富丽”、“辩丽”、“雅丽”、“弘丽”等等，几乎是千古一辞，至少可以说占压倒的优势。直至今日，许多研究家称汉赋为“巨丽之美”、“美的文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美丽、富丽等等，并不是华丽辞语的罗列、堆砌，而是要求丰富多采、活灵活现，变化莫测的，正如明中叶正统的著名作家、文论家王世贞所说的∶“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苍冥(即天地)开晦，绚烂之至，如锦霞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同旨)有所在，若汗漫纵横，无首无尾，了不知结束之妙。又或瑰伟宏富，而神气不流动，如大海乍涸，万宝杂厕，皆是瑕璧，有损连城……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
   但“世道既变，文亦因之”。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必然发生变化。明后期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反对复古派，在辞赋审美取向上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他在《与江进之》一文中说∶“近日读古今名人诸赋，始知苏子瞻(苏轼的字)、欧阳永叔(欧阳修的字)辈识见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终必简，始晦者终必明，始乱者终必整，始艰者终必流丽痛快。其繁也、晦也、乱也、艰也、文之始也……其简也、明也、整也、流丽痛快也，文之变也。夫岂不能为繁、为艰、为晦?然已简安用繁?已整安用乱?已明安用晦?已流丽痛快安用聱牙之语，艰深之辞?……今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张(张衡)左(思)之赋，稍异扬(雄)、马(司马相如)。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至苏子瞻直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亦工；古不可优，今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杼)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异。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
   其实，对苏轼文赋的赞扬，其同时代就大有人在了。如北宋强幼安在其《唐子西文录》里即说∶“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南宋王正德在《余师录》里也说∶“子瞻诸文，皆有奇气，至《赤壁赋》……汉唐诸公皆莫及也。”
   那么，苏轼《赤壁》二赋究竟好在哪里?其实，作者并没有抉择什么重大题材，也未阐发什么深刻主题，为什么历来赞声如潮呢?我想，最主要应当是《赤壁》二赋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升华，作者当时在仕途上、经济上都遭到常人难于忍受的打击。但作者并不怨天尤人，也没有悲观厌世，而是通过自己内心的调整，很快投身到无比壮丽的大自然中去。他与朋友一起荡舟于浩渺的江流，欣赏江上清风明月，饮酒赋诗，谈佛论道，忘却人间争斗，与渔樵为伍，自由自地在享受大自然的赏赐。
   在这里，《赤壁》二赋所描绘的长江赤壁美丽的夜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在净化人的思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赤壁》二赋文辞自然、流畅、简炼、精妙。如苏轼自己在《答谢民师书》所说的其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汉大赋所存在的堆砌、晦涩、繁杂、冗长等等弊端，可谓一扫而光，这应当被视为赋史上的一大革命，我们应给予足够的评价。我们在创作新时代的辞赋中应加以认真总结、吸收。
   当然，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赋风的转变，也同样需要有极高的文学造诣，极精妙的艺术修养才能办到的。这即是赋风的转变，也是赋艺术的升华。
   另外，我还有一点建议∶有些同仁极富文才，下笔千言，文不加点，倚马可待，作赋数以百计。我十分敬佩。但我更希望赋家们多作“推敲”功夫，把自己的作品装扮得尽善尽美。须知，汉赋的奠基者、大才子司马相如，一生作赋29篇，真正流传千古的也只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实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七步成诗的曹子建，一生作赋78篇，真正名世也不过《洛神赋》一篇。为世人所公认的大才子、大作家苏东坡，作赋26篇，为人传颂也只有《赤壁》二赋或再加《黠鼠赋》、《飓风赋》等三、五篇。作赋主要不在多，而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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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右文于 2009-9-3 16: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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