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沙陀族的历史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不是很熟悉，我现在转发一篇。（编辑了一上午，好累 ）
沙陀族历史杂探
蔡家艺 《民族研究》
随着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有关沙陀族历史目前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流失较多,现存记载又很不完整,有的甚至谬误迭出,以致不少问题至今仍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以非为是、以偏概全的现象也时有所见。笔者以为从事历史研究,先得弄清历史事实,否则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唐初西域有沙陀都督府吗?
关于唐初西域有无沙陀都督府问题,我国学者目前大都持肯定态度。例如郭平梁在《阿史那忠在西域》一文中就说:“永徽初年(650),庭州刺史骆宏义曾建议发动射脾、处月、处密、契等部讨伐阿史那贺鲁叛唐,派处月、处密等部攻打庭州,被弓月道行军总管梁建方、契苾何力等人打败。第二年,唐朝在处月地方设置金满、沙陀二州。”(郭平梁:《阿史那忠在西域》,《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薛宗正的《突厥史》说:653年(永徽四年),“是年颉苾达度设建号真珠叶护可汗,起兵攻阿史那贺鲁,遣使通唐约求合攻。唐朝抓住这一有利的出师良机,遂于‘五月,遣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率左武卫将军舍利叱利、右武卫将军王文度、伊州都督苏海政等,讨西突厥阿史那贺鲁’”。“此役唯一重大的收获乃创建了金满、沙陀二羁縻州,这是唐朝对西突厥降部实施行政改编的最早记录。”(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这显然是根据《新唐书·沙陀传》引出的结论。因为该书明确地说在永徽初年,唐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新唐书》卷218《沙陀传》)也有的学者根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的记载,说唐朝在贞观年间平薛延陀后,即于处月部所在地设置了“沙陀都督府”。例如韩国磐在其《隋唐五代史纲》中说:“沙陀源出西突厥别部,或即同罗、仆固之后。唐太宗平薛延陀,迁同罗、仆固部民置沙陀都督府,该地有沙碛名沙陀,因以为名”。（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说:《旧五代史》称太宗“平薛延陀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于安西、北庭地区置沙陀都督府,这一点是合乎当时历史情况的”。（徐庭云:《晚唐五代时的沙陀》,《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还有的学者认为:“《旧五代史》的说法虽有夸大成分(如置府之说),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据我们研究,沙陀都督府即是金满洲都督府,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内涵一也”。（张云:《沙陀早期历史初探》,《西北历史研究》(1989年号),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沙陀都督府问题,我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主要根据如下:
(1)有关《旧五代史·唐书·武皇纪》中的记载,早在宋代就受到欧阳修的质疑与批驳了。他在《新五代史·庄宗纪上》末尾明确指出,所谓当唐太宗时破西突厥诸部,分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诸部,置十三州,以同罗为龟林都督府,仆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为幽陵都督府,未尝有沙陀府也。”（《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欧阳修的说法是正确的。据王溥《唐会要》记载,唐太宗平薛延陀事在贞观二十年(627)。史载:“既破延陀,太宗幸灵州,次泾阳顿,铁勒回鹘、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丹、奚、浑、斛萨等十一姓,各遣使朝贡,奏称‘延陀可汗不事大国,暴虐无道,不能与奴等为主人’”,请求“归命天子”、“置汉官司”。在铁勒诸部的强烈要求下,当年十一月,“太宗至灵州,铁勒诸部俟斤颉利发等诸姓至灵州数千人,咸请列其地为州县”。（《唐会要》卷96《铁勒传》）次年,诸部首领复至长安朝觐。唐太宗为满足诸部要求,遂“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以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羽为榆溪州,奚结为鸡鹿州,思结别部为蹄林州,白?为窴颜州”。（《新唐书》卷217《回鹘传上》。参见《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以上所列,就是欧阳修所说的“十三州”。在这些都督府州中,根本没有“沙陀都督府”踪影。在唐代其他重要史籍中,也未见有关于置“沙陀都督府”的记载。因此,所谓“同罗、仆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2)《新唐书·沙陀传》说唐王朝在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后,“即处月地置金满、沙陀二州,皆领都督”的说法,在该书的同一传记中,却存在着明显的漏洞。例如书中说:“龙朔初,以处月酋沙陀金山从武卫将军薛仁贵讨铁勒,授墨离军讨击使。长安二年,进为金满州都督,累封张掖郡公。金山死,子辅国嗣。先天初避吐蕃,徙部北庭,率其下入朝。开元二年,复领金满州都督,封其母鼠尼施为鄯国夫人。辅国累爵永寿郡王。死,子骨咄支嗣”。（《新唐书》卷218《沙陀传》）以上记载说明,从沙陀金山至骨咄支,其祖孙数代皆为金满州都督,而对“沙陀州都督”则只字未提。如果在金满州都督府附近真的还有一个“沙陀州都督府”的话,书中决不会无所表示。《新唐书·地理志》中,虽然也有“沙陀都督府”一名,但该《志》在述及“金满州都督府”时下注:“永徽五年以处月部落置为州,隶轮台。龙朔二年为府”。（《新唐书》卷47《地理七下》）但在提到“沙陀都督府”时,则下皆空白,既无设置时间, 也无地点。因此,我以为“沙陀都督府”一称,是由于《新唐书》纂修者把“金满州”这一沙陀人都督府,误作为“金满州”和“沙陀州”两个都督府所致。
我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条重要根据,这就是《新唐书·突厥传》在谈到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罢瑶池都督府,即处月置金满州”。（《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下》）这与《沙陀传》所说明显有所不同。
(3)在《旧唐书》等史籍中,有“金满州都督府”,而没有“沙陀州都督府”。例如《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条载:“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旧唐书》卷40《地理三》）这里所说的“金满”,就是指在原处月部地所置的“金满州都督府”。又《资治通鉴》永徽五年(654)闰四月条:“以处月部地置金满州”。胡三省注:“其地近古轮台,属北庭都护府”。（《资治通鉴》卷199《唐纪十五》）《新五代史·庄宗纪上》:“唐德宗时(780—805),有朱邪尽忠者,居于北庭之金满州。贞元(785—805)中,吐蕃赞普攻陷北庭,徙尽忠于甘州而役属之。”（《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这就是说,在其他有重要影响的史籍中,都未见有设置“沙陀都督府”这一军政机构。
由此可见,所谓唐初有“沙陀都督府”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史籍中之所以有这一名称,实是撰史者疏忽所致。如果把“沙陀都督府”理解为沙陀人的都督府,似可以会通。如若说在“金满州都督府”之外,别有一个“沙陀都督府”,或一个名为“沙陀都督府”的机构,则是错误的。
二、“沙陀三部落”的形成及与沙陀族关系
关于“沙陀三部落”一词的来源,最早见于唐武宗会昌二年(842)。《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条载:“诏太原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委石雄为前锋。易定兵千人守大同军,契?通、何清朝领沙陀、吐浑六千骑趋天德,李思忠率回纥、党项之师屯保大栅”。（《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从此以后,关于“沙陀三部落”的活动,便不绝于书。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四年条就说:“幽州李可举请以本军讨沙陀三部落,从之。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旧唐书》卷19《僖宗纪》）
何谓“沙陀三部落”?从有关记载中可知,是沙陀、萨葛、安庆三个部落的联合体。《资治通鉴》咸通九年(868)条在记述唐廷下令出兵镇压庞勋起义时说:“诏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兵以隶三帅,承训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契苾酋长各帅其众以自随;诏许之”。胡三省注:“沙陀、萨葛、安庆分为三部。”（《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由此可知,所谓“沙陀三部落”,即上述三部的简称。
“沙陀三部落”,史籍有时又将其称之为“代北三部落”或“代北部落”。例如《旧五代史·康义诚传》载:“康义诚,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也有将其称为“沙陀六州部落”的。例如《旧唐书·僖宗纪》乾符元年条说:“以宣慰沙陀六州部落、检校兵部尚书李钧为灵武节度。”（《旧唐书》卷19《僖宗纪》）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这是因其居地和族属不同而得名。所谓“代北三部落”,是因为“三部落”人俱居住于代州以北的缘故。所谓“萨葛”、“安庆”,是因为两部落人系分别来自于“萨葛府”和“安庆府”。“萨葛”,或又译为“薛葛”、“索葛”,据有关学者研究,意谓“粟特”。萨葛府,据胡三省《通鉴注》载,其府治在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四年注云:“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从进本贯振武军索葛府索葛村。”）“安庆府”府治史无明载。从有关记述看,约当在云、朔北部一带。所谓“沙陀六州部落”,是由于“萨葛”和“安庆”两部落先世俱为“六州粟特”人而得名。欧阳修《新五代史·庄宗纪》注因不知萨葛、安庆来源于“六州粟特”,故称“六州三部落,皆不见其名处,据《唐书》除使有此语尔”。（《新五代史》卷4《庄宗纪上》）“沙陀三部落”与“沙陀六州三部落”,名称虽不相同,然其义则一也。
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沙陀、萨葛、安庆三部落是如何发展成“三部落”联合体的?要了解此事,须得从“六州粟特”以及沙陀突厥人内迁说起。
据记载,“粟特人”初服属突厥。唐代初年,因突厥颉利可汗为唐军击败,部众四散,有的逃奔北方的薛延陀,有的奔居西域地区,有的则相率投附于唐王朝。史载其“来降者尚十余万,诏议所宜”。“帝主彦博语,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属灵州,建顺、祐、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剖颉利故地,右置定襄都督、左置云中都督二府统之”。（《新唐书》卷215《突厥传上》）原属突厥的“粟特人”,则被置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以南的鲁、丽、含、塞、依、契一带,世称之为“六胡州”（关于“六胡州”的设置时间,史书一般都称为置于高宗调露元年(679)。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依据《全唐文·唐维州刺史安侯神道碑》记载,以为应在贞观初年。从有关记载看,其说法是可信的。本文取其说。）(或“六州胡”)。贞元二年(786)十二月,以吐蕃举兵进攻盐州(今陕西定边县境内)、夏州等地,“六州胡”惧为所袭,便相率走石州(今山西离石市)。唐绥、银、麟、胜招讨使马燧为了使之远离战争前线,置其众于云、朔地区。此后唐廷便于其聚居区内分别设萨葛、安庆两府以治之,以其首领为都督。
在六州胡人徙入云、朔地区后不久,沙陀突厥人由于种种原因也徙入云、朔一带。前面已指出,沙陀人原居住于西域“金满州都督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地区。后因不堪回鹘贵族凌侮,举部投附吐蕃,居甘州,不时受到吐蕃的压制。元和三年(808),其首领朱邪尽忠为了摆脱吐蕃的羁绊,率众投奔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希朝置其众于盐州。旋以希朝受命镇河东,沙陀部众也随希朝一起往镇。时朱邪尽忠已死,希朝使尽忠子朱邪执宜率精骑1200名号“沙陀军”保神武川之黄花堆,号“阴山北沙陀”,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定襄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4又作“定襄州”,其地当在唐忻州定襄县境内）神武川黄花堆在今山西山阴县境内,位于云州与朔州中间。这里春秋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秦为雁门郡地方。境内不仅有可供畜牧的广阔牧场,且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河东地区的重要孔道。范希朝使朱邪执宜率沙陀劲骑驻守其地,显而易见,是想用英勇善战的“沙陀军”为之捍御边境安全。如元和八年(813)十月,回鹘遣兵渡漠南,谋自柳谷击吐蕃。（参见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4）唐朝惧其扰害,即令朱邪执宜引兵屯天德(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南)以为备。次年,又以吴元济发动叛乱,使执宜率兵从李光颜前往征讨, 不久即平息。长庆元年(821),镇州都兵马使王庭邀请氵奏阴结牙兵哗变,执宜应召举兵前往镇压,也很快取得了胜利,使“沙陀军”声威从此大振。文宗大和四年(830),河东节度使柳公绰请授执宜为阴山都督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使居云、朔一带,得到了文宗的许诺。时其地有废栅十一座,（废栅,一作废府。胡三省《通鉴注》以为当作“栅”）执宜率众3000人前往驻守,号“代北行营”。（《新唐书》卷218《沙陀传》）居住于代州以北的诸少数民族军队俱为其统辖。不久执宜死,其子赤心继为首领。赤心英勇善战不亚于乃父。在率军与北方及西北边境的回鹘、党项、吐蕃军的战斗中,常操胜算。史载“赤心所向,虏辄披靡”。（《新唐书》卷218《沙陀传》）由于萨葛、安庆二部与沙陀人长期居住在一起,征战在一起,且原俱属突厥,于是便使双方逐步走上了联合的道路。而朱邪赤心也由沙陀突厥首领一跃而为“沙陀三部落”首领,世称之为“沙陀三部落使”。（参见《资治通鉴》卷253《唐纪六十七》）
“沙陀三部落”因是在唐末藩镇割据和战乱环境中形成的,故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其相互关系也不断有所加强。例如在镇压庞勋起义和黄巢起义中,“三部”就一直被置于朱邪赤心父子的直接控制之下,这对于“三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巩固的联合体并最后走上一体化道路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沙陀三部落”是沙陀人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沙陀突厥人就无法在五代时期创造出那样辉煌的业绩。翻开新、旧《五代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属于“沙陀三部落”的人,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他们大都身居要职,手握重权。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胡考》一文中就说:“五代诸臣出代北者多胡姓,如康福、康思立、康义诚、康延孝、安叔千、安重荣、安从进、李存孝、(李)存信、安审琦、白从进,皆是也。然则沙陀虽云突厥,其与西胡相淆,亦云甚矣。”（《国学论衡》第6期,1935年12月）来源于萨葛、安庆两部的胡人之所以受到如此重用,显而易见,这是沙陀首领将其视为一体的缘故。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充足的历史依据的。例如“安叔千”,《旧五代史·安叔千传》云其“沙陀三部落之种也”。（《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但《资治通鉴》在述及安叔千的族属时,则称其为“沙陀人也”。（《资治通鉴》卷279《后唐纪八》）又如“安金全”,《旧五代史·安金全传》称其为“代北人”。（《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而同书在载及其子“安审琦”时,则称“其先沙陀部人也”。（《旧五代史》卷61《安金全传》）由此可见,早在宋代,人们已知两者之间已没有多大差别了。由此也可见,史书中所说诸“胡”姓,虽然大都未言其族属,但若是来自代北一带或太原左近的,其绝大多数都应是“沙陀三部落”人。由此还可见,沙陀族人虽然来源于沙陀突厥,但二者之间已有了巨大不同,过去有些学者往往将其等同,这是不正确的。
三、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
据诸书记载,沙陀族共同体中的其他民族成分有突厥、回鹘、吐谷浑、鞑靼、汉族以及党项等。
突厥。这里所说的突厥,是指除“沙陀三部落”以外,在隋唐五代一直仍被确认为突厥的人。突厥人之所以能成为沙陀族共同体中的重要成分之一,是与大量突厥人散居于唐朝北方边境相关的。例如在贞观初年,颉利可汗失败后,其降众就分别被置于幽州至灵州一带的顺、?、化、长四州都督府地方。咸亨年间(670—674),其部落又有相率内附的,分别被置于丰、胜、灵、夏、朔、化等州地方,从而在北方形成了许多突厥人居住区。其中虽有一部分后逃离其原来居住地,但继续内徙和滞留当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后唐、后晋重要将领张彦泽,其祖、父就是留居于当地者之一。《旧五代史·张彦泽传》记载:“张彦泽,其先出于突厥,后为太原人也。祖、父世为阴山府裨将”。（《旧五代史》卷98《张彦泽传》）这里提到的“阴山府”,就是以朱邪执宜、朱邪赤心为都督的“阴山都督府”。从以上记载中可知,张氏早在其祖、父时代就与沙陀突厥人结合在一起了。又如郭金海,其先世也是突厥。《旧五代史·郭金海传》载:“郭金海,本突厥之族,少侍昭义节度使李嗣昭,常从征伐。”（《旧五代史》卷94《郭金海传》）后唐明宗即位后,累官至“护圣都虞侯”。及石敬瑭建立后晋,又以战功受册为检校太保、商州刺史。张万进大概也是突厥人。万进在唐庄宗、明宗时,由于屡建战功,曾“累典大郡。天成、长兴中,历威胜、保大两镇节制”。（《旧五代史》卷88《张万进传》）这里所举,虽只是个别人物,但不知姓名的,则又有凡几。
回鹘。回鹘之所以能成为其重要成分之一,与其散居于唐北方边境也有很大关系。据记载,自公元7世纪以后,回鹘就不断有人内迁于唐北方边疆居住。其中既有主动徙入的,也有被迫归降而入住的。例如《唐会要·回纥传》就载:“龙朔三年(663)二月,移燕然都护府于回纥部落,仍改名瀚海都护府。仍以碛为界,碛以北诸州为蕃州,悉隶瀚海,碛南并隶云中。婆闰卒,子比来栗(一作粟)代立。比来栗卒,子独解支立。其都督亲属及部落征战有功者,并自碛北移居甘州界,故天宝末,取骁壮以充赤水军骑士。”（《唐会要》卷98《回纥传》）《资治通鉴》开元五年(717)条也载:并州刺史张嘉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请宿重兵以镇之。’辛酉,置天兵军于并州,集兵八万,以嘉贞为天兵军大使”。（《资治通鉴》卷211《唐纪二十七》。“九姓”,即“回鹘”）唐开成五年(840),回鹘因统治阶级内讧,为黠戛斯所破,国亡,此后也有为数颇多的回鹘人入居于中原内地。例如当乌介可汗于天德战役中失败后,其特勤嗢没斯、阿历支、习勿啜便率众归降唐朝,被置于云、朔之间。（《新唐书》卷217《回鹘下》）由于他们与沙陀人居地相近,加上沙陀首领长期担任代北一带防御任务,故随着岁月的流逝,遂有部分人逐步融合于其中。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存勖,其先世就是随回鹘特勤嗢没斯(李思忠)内附的,原住于云中合罗川。史载存勖因“通黠多数,会四夷语,别六蕃书,善战,识兵势”,（《旧五代史》卷53《李存勖传》）深得李克用之父及其本人的赏识,曾为沙陀族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又如何建,先世也是回鹘人,“居云、朔间”。祖庆、父怀福,俱事后唐李克用。他本人则自年轻时侍奉石敬瑭,“以掌厩为役”。及石敬瑭称帝,遂“累典禁军,遥领欢、睦二郡”,“累官至检校太傅”。（《旧五代史》卷94《何建传》）此外,如杨彦珣、侯三、贺回鹘等,先世也俱为回鹘。
吐谷浑。吐谷浑与沙陀人相结合,并融入其共同体中,估计数量也很多。因为在咸通年间(860—874)朱邪赤心(李国昌)充当河东行营、沙陀三部落招讨使时,其属下就已有不少吐谷浑人在其军中服役了。（《旧唐书》卷19《僖宗纪》）此后云中地区吐谷浑部首领赫连铎、白义诚因在与李国昌父子争夺云、代地区战争中失败,赫连铎被杀,白义诚被俘,其部众也有不少为李国昌父子并入“沙陀军”中。例如李克用义子李嗣恩,原来就是吐谷浑人。《新五代史·李嗣恩传》载:“嗣恩,本姓骆,吐谷浑人也。少事太祖,能骑射,为铁林军将稍以战功迁突阵指挥使,赐姓名,以为子。”（《新五代史》卷36《李嗣恩传》）后唐明宗李嗣源养子李金全也出身于吐谷浑。《新五代史·李金全传》:“李金全,其先世出身于吐谷浑,以骁勇善骑射,常从明宗征伐、以功为刺史”。（《新五代史》卷48《李金全传》）此外,如慕容彦超、白从晖、白承福等也皆吐谷浑人。在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中,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
鞑靼。这里所说的鞑靼,主要是指“阴山鞑靼”。“阴山鞑靼”,史籍或又称为“阴山室韦”。有关“阴山鞑靼”来源,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说法。不过此事与本文关系不大,此不赘述。“阴山鞑靼”在唐中叶以后,曾广泛活跃于阴山至云州边境一带,与沙陀、吐谷浑、党项等毗连而居。《旧唐书·范希朝传》载:“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慝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旧唐书》卷151《范希朝传》）鞑靼人虽然不时遣众扰害唐边,但政治日趋衰败的唐王朝,却仍经常利用其力量从事征战。例如武宗会昌二年(842),当回鹘乌介可汗挟太和公主进攻云州等地时,武宗便令“起室韦、沙陀三部落、吐浑诸部”前往堵御。（《旧唐书》卷18《武宗纪》）又如咸通九年(868),以庞勋发动起义,引兵北上,驻次彭城(今江苏徐州),唐懿宗便令康承训率沙陀三部落、鞑靼和吐谷浑前往镇压。（《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鉴于鞑靼人和沙陀人经常在一起征战,遂使双方往来日渐密切。广明元年(881),李国昌和李克用父子因在与赫连铎等争战中失利,被迫逸入鞑靼部。不久,因黄巢率领起义军占领长安,李克用受命前往征讨,即于当地率“达靼部万人”,（《旧五代史》卷25《武皇纪上》）与先期聚集于忻、代、蔚、朔等地军队会合进攻长安。这些鞑靼军队从此便成了“沙陀军”的一部分。后唐建立前夕,其军队就有不少鞑靼人在为其服役。《旧五代史·庄宗纪》天?十三年条载:“秋八月辛丑朔,大阅于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洺、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旧五代史》卷28《庄宗纪二》）这里提到的“室韦”,显然即是鞑靼的异称。文中还提到军中有奚和契丹人,但估计不会太多,可能是从辽朝中逸出的。
汉族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汉族人估计也占有较大比例。这里所说的汉族人,主要是指那些被吸收入“沙陀军”中并已基本“沙陀化”的汉人。例如李克用的义儿队中,李存审、李嗣昭、李存璋、李存贤等,就可能来自汉族。至于不知姓名的人,肯定就更多了。在后唐、后晋、后汉的后妃中,也有很多汉族人。例如后唐庄宗皇后刘氏,妃韩氏、伊氏,明宗皇后魏氏、妃王氏,愍帝皇后孔氏,后晋出帝皇后冯氏,后汉高祖皇后李氏等就是具体例证。
估计还应有党项人。但我们在五代史籍中,至今还没有找到足资证明的重要实例。
四、沙陀族的族姓
关于沙陀族姓,以往学术界只把后唐皇帝李氏、后晋皇帝石氏以及后汉、北汉皇帝刘氏作为沙陀族姓,称为“沙陀三族姓”,而对于其他诸姓氏则视而不见。这种看法是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如果我们认真查阅一下史籍,不难发现,可正式确认为沙陀姓氏的,至少有十余姓。
“李”姓。李姓是沙陀突厥首领朱邪氏(一作“朱耶氏”)的赐姓。其得姓是咸通十年(869)唐懿宗颁给朱邪赤心的,以表彰其在与庞勋起义军战斗中所立下的“战功”。《资治通鉴》咸通十年条载:“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赐姓名李国昌,赏赉甚厚”。（《资治通鉴》卷251《唐纪六十七》。《旧唐书·懿宗纪》则将赐姓载在咸通十一年）从此以后,朱邪族裔皆改姓李。李姓除朱邪氏家族外,李克用的义子们也大多数姓李,如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嗣恩、李存信、李存孝、李存璋、李存贤等就是这样。其中有回鹘、吐谷浑、突厥、六州粟特人,也有汉人,数量很多。李姓既是贵姓,又是著姓。
“安”姓。“安”姓意谓先世为“安国人”。“安”姓在沙陀族共同体中也是著姓。在五代时期“安”姓享名于世上很多,如安重荣、安重诲、安重霸、安元信、安彦威、安叔千、安金全、安从进等都是其重要代表。例如《旧五代史·安叔千传》载:“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父怀盛,事唐武皇,以骁勇闻。叔千习骑射,从庄宗定河南,为奉安部将。天成初,王师伐定州,命为先锋都指挥使。”（《旧五代史》卷123《安叔千传》）又如安从进,史载其为“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为骑将。从进初从庄宗于兵间,为护驾都指挥使,领贵州刺史”。（《新五代史》卷51《安从进传》）“索葛”,前已指出,即为萨葛异译。这就是说,安从进也来自于沙陀三部落。除以上二人外,其余诸人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为“沙陀三部落”,但从来自于“代北”、“马邑”、“云州”等记载看,便可知其为“三部落人”即“沙陀人”无疑。
“康”姓。“康”,意谓先世为“康国人”。在沙陀族共同体中,“康”也是著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思立、康义诚、康福、康延孝等人。康思立,《旧五代史》称其为“晋阳人”,而《新五代史》则称其为“山阴(今山西山阴县)人”。（《旧五代史》卷70《康思立传》;《新五代史》卷27《康恩立传》）无论是“晋阳”或是“山阴”,都足以说明他是沙陀人。因这两处地方都是沙陀人的重要聚居区。康义诚史载其“代北三部落人也。以骑射事晋王(李克用),庄宗时为突骑指挥使”。“明宗即位,迁捧圣指挥使,领汾州刺史”,累迁至“山南东道节度使,复为新军都指挥使等职”。（《新五代史》卷27《康义诚传》;参见《旧五代史》卷66《康义诚传》）康福,来自“蔚州”,“世为本州军校,祖嗣,蕃汉都知兵马使,累迁太子太师”,“福便弓马,少事唐武皇(李克用),累补军职,充承天军都监”。（《旧五代史》卷91《康福传》;参见《新五代史》卷46《康福传》）康延孝,“塞北部落人也。初隶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后唐同光初年返归后唐,“以为捧日军使兼南面招讨指挥使、检校司空、守博州刺史”等职。（《旧五代史》卷74《康延孝传》）毫无疑问,他们原来也都是“三部落”人。
“史”姓,意谓先世为“史国人”。在新、旧《五代史》中,声名卓著的史姓人物也很多,如史敬存、史建瑭、史俨、史敬鎔、史匡翰等都是“沙陀军”的重要将领。例如史敬存,当唐僖宗统治时期(875—888)就已为“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庆部”都督了,（《新唐书》卷218《沙陀传》）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一起长期从事征战,成为“沙陀军”中的重要支柱。史建瑭,史载其先世“雁门人”。父敬思在李克用节制雁门时为九府都督。曾扈从李克用入关参加镇压黄巢起义军。后李克用陷身上源驿(受朱全忠围困),敬思为保卫李克用献出了自己生命,建瑭于是得以获荫军门,屡立战功,时称“史先锋”。曾累迁至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左仆射、检校司空、澶州刺史等职。（《旧五代史》卷55《史建瑭传》;《旧五代史》卷88《史匡翰传》）史俨,“代州雁门人”,以善骑射给事李克用,为帐中亲将。以骁勇超群,擅长“擒生设伏,望尘揣敌,所向皆捷”。当李克用应召出征黄巢起义军时,“每出师皆从”,是沙陀军中出名猛将之一。（《旧五代史》卷55《史俨传》、《史敬鎔传》）史敬鎔,“太原人”,事“武皇(李克用)为帐中纲纪,甚亲任之”。“天成中,入为金吾上将军”。除以上数人外,史彦超、史懿等也很有名。
“石”姓。“石”姓在史籍中被正式称为“沙陀人”的目前发现只有石敬瑭家族。据《旧五代史·晋祖纪》记载,其“姓石氏,讳敬瑭,太原人也。本卫大夫?、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四裔,故有居甘州者焉”。（《旧五代史》卷75《高祖纪》）如果根据以上记载,石敬瑭先世应为汉人。可是《新五代史》则称:“其父臬捩鸡,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其后,晋王李克用起于云、朔之间,臬捩鸡以善骑射,常从晋王征伐有功,官至?州刺史。臬捩鸡生敬瑭,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新五代史》卷8《晋本纪》）对照以上两种不同说法,我以为《新五代史》的说法似乎更接近历史事实。因为说其先世为汉丞相奋之后,历代史籍至今俱无可考,其说显有杜撰之嫌;云其先世“本出于西夷”,则有踪迹可寻。众所周知,早在唐代初年,河西地区就已有粟特人居住了。此后又不断有所增加,其中除康、安、曹、何等姓外,还有部分“石”姓的人居住。（[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从前面所提供的事实看,石敬瑭先世可能不是渊源于“六州粟特”,而是居住于河西一带的“石国人”。欧阳修之所以称不知其所得姓之始,其根源盖出于此。《旧五代史·晋高祖纪》所说的“四代祖璟,以唐元和中与沙陀军都督朱邪氏自灵武入附,宪宗嘉之,隶为阴山府裨校”,（《旧五代史》卷75《高祖纪》）也可为上述论断佐证。通过以上事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沙陀突厥人与粟特人的结合,并非仅有“六州粟特”人。除“六州粟特”人外,还有来自其他地区的“粟特”人。
李克用的亲信石的历、石敬瑭的心腹石光赞等,估计也是沙陀人,但史俱未明言。
“刘”姓。在五代史籍中,姓刘的人虽然很多,但史籍明称其为沙陀人的也只有刘知远家族。《新五代史·汉本纪》记载:“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新五代史》卷10《汉本纪》）此事在《旧五代史·汉高祖纪》、司马光《资治通鉴·后汉纪》中所载,都大致相同。如果按上述记载看,其先世为沙陀人似无可置疑。不过在新、旧《五代史》的“慕容彦超”传中,一方面说慕容彦超为吐谷浑人,另一方面又云彦超是“汉高祖同产弟”。（《旧五代史》卷130《慕容彦超传》）“同产弟”,司马光将其释为“同母”。（《资治通鉴》卷286《后晋纪五》）其说法恐难以苟同。“同产弟”似应为“双胞胎兄弟”的同义语。而“同母”则可能是“同母异父兄弟”。如果我的解释合理的话,则刘知远先世为“沙陀人”的说法是可疑的。
“张”姓。在五代史籍中,张姓沙陀人也仅见一例,他就是张彦超。《旧五代史·张彦超传》云:“张彦超,本沙陀部人也。素有却克之疾,时号为‘跛子’。初,以骑射事唐庄宗为马直军使,庄宗入汴,授神武指挥使。明宗尝以为子。”（《旧五代史》卷129《张彦超传》。《旧五代史·张廷裕传》称廷裕也为“代北人”。但他是否沙陀人则难以断定）张彦超向与石敬瑭不协。石敬瑭建立后晋时,曾率众降契丹。及刘知远建立后汉,始又附刘知远。
“杨”姓。杨姓沙陀人,目前可以确认的只有杨光远一人。《旧五代史·杨光远传》载:“杨光远,小字阿檀,及长,止名檀,唐天成中,以明宗改御名?,以偏旁字犯之,始改名光远,字德明,其先沙陀人也。父阿登啜,后改名亶,事唐武皇为队长。”据说杨光远“不识字”,但“有口辩,通于吏理”,深得唐明宗的器重。后晋时,因率众投降契丹,为其子承信、承祚所拘,后被石重贵派人杀死。其子承信在宋初还有相当影响。从以上记载看,杨光远可能由其他少数民族融入的。
“药”姓。在五代史籍中,药姓沙陀人只有“药彦稠”一例。《旧五代史·药彦稠传》云:“药彦稠,沙陀三部落人。幼以骑射事明宗,累迁至列校。明宗践阼,领澄州刺史、河阳马步都将。”（《旧五代史》卷66《药彦稠传》）曾累迁至?州节度使、延州节度使等职。后为唐末帝李从珂所杀。后晋时深州刺史药元福、后汉大将药可俦估计也为沙陀三部落人,但史俱未明言。
“郭”姓。在唐代和五代史籍中,从未有郭姓沙陀人记载。但《宋史·郭从义传》则称“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事后唐武皇忠谨,特见信任,赐姓李氏”。“晋天福初,始复姓郭氏。坐事出为宿州团练副使。”（《宋史》卷252《郭从义传》）这就是说,五代时也有郭姓沙陀人。
“白”姓。在五代史籍中,“白”姓显名的重要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吐谷浑人,如白承福、白义诚、白从晖等就是如此。而明称其为“沙陀人”的则未见。但《宋史·白重赞传》却称“其先为沙陀部族”。“重赞少从军,有武勇。汉初,自散员都虞侯迁护圣都指挥使。乾祐948—950)中,李守贞据河中叛,隐帝以重赞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河中平,以功领端州刺史。”（《宋史》卷261《白重赞传》）从以上记载可知,五代沙陀人中有“白”姓。沙陀族中“白”姓可能与吐谷浑人的融入有关。
“翟”(或“瞿”)姓。据《旧唐书·僖宗纪》载:“代州北面行营都监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吐谷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次绛州。沙陀首领翟稽俘掠绛州叛还。景思知不可用,遣使诣行在,请赦李国昌父子,令讨贼以赎罪,从之。”“翟稽”,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瞿稹”。例如该书在僖宗中和元年(881)条中说:“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旬,得三万人,皆北方杂胡,屯于崞西,犷悍暴横,稹与友金不能制。”“景思……遣使诣行在言之;诏如所请。”“友金以五百骑赍诏诣达靼迎之。李克用帅达靼诸部万人赴之。”又云:“绛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由此可见,“翟”或“瞿”也是沙陀族中重要姓氏。
“米”姓,意谓先世为“米国人”。米姓的主要代表是唐僖宗统治时期沙陀三部落中萨葛部首领米海万。后唐明宗时的邢州节度使米君立、捧圣指挥使米全估计也是“三部落”人。米君立在李克用统治时期受赐姓名曰李绍能,至唐明宗时始恢复其原来姓名。
估计还应有“曹”姓和“何”姓。但史无明载,在此就不赘述了。
有关沙陀族历史,史籍给我们留下的难题还有不少,因篇幅关系,本文只好就此搁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