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由盛而衰转折时期的农民社会心理 - 我思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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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由盛而衰转折时期的农民社会心理
杜平 [湖南社会科学]

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手工业生产……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1。)古雅典城邦社会就是如此，而且它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即农民阶层被纳入到城邦的政治体系中，成为社会的主体阶层，而不象其它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农民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从属阶层，这也是区别希腊城邦和其他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注：黄洋.古代希腊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与城邦制度的形成[J]，复旦学刊，1995，(1)。)因此，我们关注作为雅典城邦公民主体的农民在城邦由盛而衰转折时期的社会心理变化特点，对于研究古雅典城邦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要求报复主张战争
　　持续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是古希腊各城邦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亦意味着雅典黄金时代的结束，此后繁荣、昌盛、和平为饥饿、瘟疫和战争所代替。作为雅典城邦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主体的农民，在这一长期动荡变化的年代里，他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表现为要求报复，主张战争，以保卫他们既得的利益。
　　雅典经过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改革，最后建立了奴隶制城邦。这时，雅典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恩格斯指出：“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5。)雅典的小私有者，摆脱了贵族压迫，在历史上第一次踏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阿提卡农民以城邦的主人自居，英勇抗击了侵犯希腊的波斯大军，从而摆脱了波斯侵袭的威胁。雅典农民在希波战争中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因此，战争之后雅典的强大与繁荣，给他们带来了显著的利益。雅典的海上威力保证为以生产经济作物为主的农民从黑海沿岸运来廉价的谷物，还可以从世界各地运来其他商品。这样，农民们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已感到满足了。
　　但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由于斯巴达陆军的侵袭，威胁着阿提卡农民，当局就建议他们连家搬进雅典城，在城里等待战争中最困难的时刻过去。阿提卡的土地所有者，都深受战争之害，特别是农民受害尤烈。曾亲自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当时被迫离家出走的农民心理作了详细的记述：他们“很悲伤，很不愿意抛弃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神庙，很不愿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把每个人所认为是自己的市镇加以抛弃。”(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因此，当斯巴达人最初侵入的时候，阿提卡农民在情绪上是主战的。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阿卡奈人》，即反映了雅典这一心理，该剧的“开场”写一个农民狄开俄波利斯一清早就来到公民大会会场，希望在大会上讨论与斯巴达人议和的问题。可是大会辜负了他的期望，竟不让主和的阿菲忒俄斯讲话，甚至把他赶走了。
　　二、不再尊神违法乱纪
　　战争改变了雅典公民的生活方式，动摇了他们对神的尊奉。入城的雅典农民，少数人有自己的房屋可住，也有少数人能够托庇在城里的亲戚朋友家；但大多数人找不到地方居住，于是他们到过去禁止人们去住的雅典卫城、神庙等地方住下来，在从前遭神诅咒而不能居住的地方盖起了房子。(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由于人口拥挤，卫生条件差，战争期间雅典发生了一场灾难深重的瘟疫。据估计，有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此丧生，即大约减少10万人。有些染上瘟疫的人尽管保住了性命，但其身心均受到严重摧残。
　　战争加瘟疫使雅典人正常的价值观受到冲击，雅典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修昔底德指出：“他们决定迅速地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祗，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至于违犯人为的法律，没有一个人预料他能够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反而每个人都觉得，对于他已经下了更为沉重的判决，正悬在他的心头上，他想在这个判决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乐趣，这是很自然的。”(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在这种信仰危机之下，法纪在他们眼里简直荡然无存。
　　三、反对战争渴望和平
　　在战争最初的4年，不论哪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斯巴达已经4次侵入阿提卡，破坏了农民的田园。秋天，敌人又回去了，因为在破碎的国度里长时间呆下去，军事供给困难。夏季躲在雅典城里的农民们，在敌人退出以后就纷纷回到自己的田园，重新从事耕作。他们焦急地等待，能永远回到自己土地上耕作。这种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也便越来越折磨着他们。他们于是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说他不应当劝他们作战，认为他们所遭受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负责，渴望与斯巴达讲和，但派出的使者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公元前422年上演的《和平》一剧，反映了雅典农民这一心理变化特征。剧中农民是以战争的主要反对者的身份出现的。(注：阿里斯托芬喜剧集[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21。)主角特律该俄斯(种葡萄者)为整个希腊谋取和平，他号召大家跟他一道把和平女神拯救到人间。和平女神重返人间，农民们的幻想和希望立刻流露出来：“我当着宙斯说，锋利的锄头在闪耀，草叉在太阳下面发着亮光。可以拿它们把葡萄园清理得很漂亮!我多么希望赶快回到田野上，重新拿铁锹翻耕那期待已久的土地!”(注：和平[A]，566～570行。)公元前411年，《吕西斯特剌忒》上演。该剧反映了妇女们要求停止战争的强烈愿望。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痛苦，吕西斯特刺忒说：“我们生育了孩子，还要送他们到重甲兵部队里去作战”。(注：吕西斯特刺忒[A] ，589～590行。)阿里斯托芬认为城邦繁荣要以农为本，因此需要和平。在该剧残篇中他说：“只要战争一结束，有了完美的‘和平’和一辆小牛车，我就要去挖土种地，然后好好洗一个澡，再来吃油亮亮的面包和新酿的葡萄酒，还有那卷心菜。”(注：残篇[ A]，109。)
　　四、为了糊口充当工具
　　本来，雅典农民是剥削奴隶和剥削盟邦的参加者，他们完全接受雅典奴隶制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农民把民主制理解成全体公民平均分配城邦收入的法制。战争使城邦制遭到破坏，农民收入锐减。伯罗奔尼撒战争年代，付给陪审员报酬，这对于很多破产的、背井离乡的农民来说，可视为赖以糊口的机遇。后来陪审员的“每日津贴”，由2个俄波罗斯提高到3个俄波罗斯，这点钱多少能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开支。没有其他收入的老年农民争当陪审员，希望能赚到3个俄波罗斯。而政治煽动家们正利用农民这一心理，使陪审法庭成了政客们的工具。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揭露了政治煽动家对农民的欺骗：“父亲，你听信谗言，自个儿把这些人选来做统治大伙儿的老爷 ……可是除了这一点津贴外，他们什么也不给你，而且津贴也是一滴一滴地，每一次一丁点，象油一样的滴给你，让你够一天的吃喝。”(注：马蜂[A]，666～700行。)
　　五、投身党争崇尚民主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三个年头，雅典政体逐渐由城邦民主制向寡头制过渡。但自由农民热爱马拉松时代的民主爱国精神，他们通过由自由农民组成的海军积极投身党争，他们拒不承认雅典的寡头政府。其时，流落在东方的亚西比德开始与海军谈判，结果他被召回并被任命为海军总指挥。在他率领下，雅典海军击败了斯巴达海军，重新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航路，斯巴达一度被迫求和。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国内的民主派。公元前410 年，以克利俄丰为首的民主派东山再起，推翻寡头派，民主政体得到以恢复。
　　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在公元前424年上演的《骑士》一剧中，对寡头政治进行了深刻揭露与尖锐批判。该剧反映了雅典农民要求恢复马拉松时代的民主和抗击波斯人的爱国精神。剧中帕弗拉工(意即克里昂)是新来的德谟斯(意即人民)的管家，他善于欺骗轻信而糊涂的主人、压迫同伴。担任打倒帕弗拉工的政治使命的腊肠贩，在公民大会上，当着德谟斯的面，控告帕弗拉工欺骗德谟斯、拒绝和谈的罪恶行径：“正当阿刻托勒摩斯把和议带来的时候，你却把它撕毁了，你还踢过那些前来乞和的使节的屁股，把他们赶出城外去。”(注：骑士[A]，790～794行。)通过斗争，腊肠贩战胜了帕弗拉工。返老还童的德谟斯将以新的精神处理国事。
　　六、厌恶城市幻想公有
　　公元前421年，交战双方签订了尼西亚和约。然而到公元前416年至前415年之交，战火又起。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阿基达马斯之子)率军占领了狄西里亚，并长期驻扎下来，雅典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真的，狄西里亚的被占领，事实上引起很多财产的被蹂躏和人力的丧失，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 ]，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18.119.141.516.516～517。)“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奴隶逃亡，这些奴隶中大部分是有技术的工匠；全部羊群和役畜都丧失了”。(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18.119.141.516.516～517。)战争期间，多数地方的大部分橄榄树被斯巴达人砍伐，造成橄榄树的生产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恢复(橄榄树栽种后20年才挂果，40年后才达到盛产期)，这对雅典农业是个致命的打击。加上许多农民因战乱和瘟疫而死亡，饥寒交迫，一无所有的阿提卡农民又重新拥挤到雅典城内。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公元前414 年上演)反映了雅典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厌恶，这是“阿里斯托芬最著名的剧本”。(注： [美]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M]，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5。)《鸟》的主人公珀斯忒泰洛斯幻想恢复黄金时代的农村自然经济，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在那儿过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向鸟王戴胜恳求说：“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儿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能痛痛快快地睡个大觉，就象睡在皮袄里那么舒服”。(注：鸟[A]，121～122行。)最后，他们在空中建立了一个鸟国——“动中勃鸪国”。他们的这种空想是雅典农民厌恶城市生活的反映。
　　战争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加剧了财产分化。伊索格拉底曾具体地介绍了自由民内部贫与富的尖锐矛盾：“人们不通过互相谅解以确保普遍幸福的状态，势不两立的潮流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以占有富人的财产为满足，必欲剥夺他们的财产而后快”。(注：伊索格拉底.亚尔奇丹穆 [M]，67。)被剥夺耕地的农民越来越指望津贴费。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在雅典农民和其他平民中，产生了乌托邦思想，要求一切公有，平均分配财富。这一心理在阿里斯托芬最后两部喜剧《公民大会妇女》(公元前389年上演)和《财神》(公元前388年上演)中得到了反映。《公民大会妇女》中的女主角提出了她的空想计划：“我宣布：一切都应归公，让每个人都参加一切活动。使每个人都能依靠集体生活，而不象从前那样，世界上存在富人和穷人，一些人拥有良田，另一些人死无葬身之地；一些人奴仆成群，另一些人却没有一个佣人……我要把土地变成公有。把一切都归大家——地上长的全部果实和每个私有者所拥有的一切。”(注：公民大会妇女[A]，590～593行；597～598行。) 《财神》的主人公是一个贫困了的阿提卡农民克瑞密罗斯。他的老乡们象他一样，是贫苦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干活，但是勤劳和诚实并没有使他得到应有的报酬。克瑞密罗斯产生了疑问，如何来摆脱这种痛苦的生活，如果自己不能，但至少也使他的儿子摆脱这种生活的压迫。后来根据神示，他找到了财神，却发现财神双目失明，这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因为财神是盲目的，所以分配财产也是盲目的，以致世上坏蛋们中有那么多的富人。克瑞密罗斯把财神接到家，请来神医，治好了财神的双眼，财神复明了。于是，克瑞密罗斯提出了一个平均财产的计划，进行独特的财产的重新分配：诚实和贫苦的人将得到丰富的生活财富，一切坏人必须亲身体验一下贫穷的痛苦。他的计划不是别的，而是回复到了所谓黄金时代的古老农民的幻想，那时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所不同的是，他的计划是允许已出现的私有制存在。这种空想反映了伯罗奔尼撒战后自由民内部矛盾——贫民与富民的矛盾，正在斗争中贫民要求将财产在自由民内部重新分配，但不要求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注：[前苏联]雅尔荷.阿里斯托芬评传[M]，李世茂、藏中伦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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