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到了对现代文学史做减法的时候 - 现代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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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6 23:48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到了对现代文学史做减法的时候

到了对现代文学史做减法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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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亦发于国学数典论http://bbs.gxsd.com.cn/index.php

导语：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迟到四十年”，于2005年7月由复旦大学推出。该书英文版初版于1961年，自出版之后，就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性著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以及小说史的研究领域，夏志清则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其著作《中国古典小说》、《新文学的传统》等，在这之前先后出版。在夏志清的现代文学研究与国内已经的现代文学研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以身伺虎的简体中文版

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然而，也是一件并不怎么美好的事情。可喜的是，这部著作自1961年英文版初版，口耳相传地流布于民间和海外，四十年家国，一鼻子辛酸，如今终于一苇渡江，也算是叶落归根。并不怎么美好的是，这部“简体中文版”，顾名思义，不同于英文版，也不同于繁体中文版。司马迁曾经说过，好的著作，如果不能得到时人的赏识，不如藏之名山，以免受辱；孔夫子曾经说过，道不同不说话，不如乘稃浮于海。由是观之，在当下的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大染缸里，作为著者的夏志清教授，愿意出版自己的心血之作，不亚于以身伺虎，以给予读者一定的启迪，使他们发现现代文学的另一种样貌。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的文学史研究，自上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始，经他的弟子钱理群等人所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至钱理群诸人的弟子们合编的人大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十年来不绝于缕，像千层饼，后者压在前者身上，共同营造出一个盛大的模样，其肌理，换汤不换药，其味道，则是新旧兼具百味杂陈。

和国内学术界的这一主流文学史研究脉络相对应的，则是独树一帜、岿然独立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教授与王教授大致同时开始现代文学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都算是改行——王瑶初期以中古文学研究惊艳与世，夏志清所学专业则是英美文学，转行做现代文学研究，都有迫不得已的机缘；都师出名门——王瑶师出清华学派朱自清门下，夏志清则先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和耶鲁大学；二人均具备卓越的史识和恣肆的才华；两部著作都有着“开风气”的雄心。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两部著作却在明暗两面“诡异地对峙”。明面，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只能在图书馆里看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则引起诸多媒体和学人的关注，成为市场的热点。暗面，由《中国新文学史稿》确立的现代文学研究范式和准则，通过他的弟子们代代相传，依旧是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撼山易撼王瑶难；而《中国现代小说史》提倡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则是大山旁边一枝梅，只可为山补景添妩媚之姿，不可阻碍山的雄浑。

对夏志清的故意“误读”

但是，一统山河的时代已经过去，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终于回避不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然而，谈论这部著作的大部分文章的主题，都是大致相同的两方面内容：一、《中国现代小说史》肯定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二、《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甚至有论者将《中国现代小说史》称之为“改写文学史”。

“改写”、“重写”现当代文学史，是2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时髦话语。一句话绕来绕去能够说20年，要么是结巴，要么是孱头。所谓“改写”，要有母本，就是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代表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确立于社会思潮与如今迥异的上世纪 50年代，经过历代弟子的传递以迄于今，虽然不是百代不易的真理，却不能否定，只能以其为本，东一榔头西一棒，穷人家的衣裳传三代，缝缝补补又一年。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繁体版，受其启发，于是有了当时“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在“鲁郭茅巴老曹”之外，出版了“增补本”，将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写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黄河浩浩汤汤，下游引入清流，使河水不那么黄，并不意味着那股清流愿意同流合污，也不意味着那股清流就是黄河的附庸。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中国新文学史稿》尚未出版，远在异国的夏志清也不会知道以中古文学研究声名鹊起的王瑶已经改行，连借鉴都谈不上，哪里来的对王瑶确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改写”？夏、王两部著作，以及各自的学术传承，虽然研究的主题是同一，理念、方法与结果却是两股道上的车。如今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既要保证主流范式的权威独尊，又要与时俱进，不得不从夏著借水，对主流范式进行增补，然后倒打一耙，不说自己受到夏著的影响，却把夏著置于主流范式之下，称之为“改写”，何其荒谬。相对于当下的主流文学研究范式，《中国现代小说史》不是“改写”，也不是另辟蹊径，而是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不同的另一股“清流”。

由于主流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谈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陷于尴尬的境地，由于必须坚持“主流范式”的理念和方法，守住自己的地盘，只能够王顾左右，舍弃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谈论一下夏志清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这是一个保险的策略。时至今日，沈从文、张爱玲等人也得到了主流文学研究的承认，谈论他们并不意味着否定自己。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发现只是夏志清的文学理念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皮。而他的理念（“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和方法论（来源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和新批评学派），是骨；他对文学的“道德”（“道德”这个词极其危险，也许换一种表述方式更好，比如“普世的价值”）的强调，是精血。以上种种，则被国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故意地疏忽了。

在另一方面，一些文章则陷入一个怪圈：不断强调夏志清的偏见，同时又说这种偏见并没有影响到夏志清对文学的判断——也就是上面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也肯定了鲁迅、茅盾等作家”。似乎鲁迅、茅盾是门神，只有对他们作揖烧香下跪磕头，才能够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庙堂；似乎夏志清本来应该否定鲁迅、茅盾，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只能够咂摸咂摸嘴，签字盖章认可放行。这种心理其实很容易理解：丑妇也有顺眼的地方，比如眉毛，看到美女，赶忙说“她的眉毛和我的一样，也很好看”，以示自己的不丑和正确，在彰扬自己的审美标准的同时，降低了他人的审美标准。

文学史的加法与减法

主流现代文学研究对沈从文、张爱玲的写入，是文学史写作的加法模式——在写作理念和方法不变的情况下，不时地顺应时势，增添内容，作出修正。而这后来的增补和修正，以不损害“底本”为原则。在这一模式之下，文学史的成果越来越庞大，文学史写作提供的饭碗越来越多，作家们被不停地挖掘出来，从各种角度进行分析和表扬。几乎每一个在20世纪上半期写过字发表过文章的人，都成了作家，都有了价值，都坐上了神龛。

在国内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个怪异的现象，就是文学研究者成为被研究者的孝子贤孙。文学研究者没有平视或者俯视地拿着显微镜看待被研究者，而是仰视，或者匍匐在地，捧臭脚。一个人研究鲁迅，鲁迅就变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容不得别人说一句鲁迅的不是。一个人研究胡风，胡风就怎么都是对的，而他的对手则怎么都是错的。这种研究以及研究者，没有自己的灵魂，把被研究对象当成饭碗，然后膜拜自己的饭碗以使自己获得存在的意义。

由于有着这类没有灵魂的文学研究者的存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减法难上加难。所谓文学史的减法，意指经历了一个时期的沉淀，对文学史上的作者进行淘汰。当时甚嚣尘上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大部分将沉积下去，从而为经典文学的确立让出地方。全唐诗的作者浩浩荡荡近万人，而能够被写进唐代诗歌史的不过百余人，能够被确定为经典的屈指可数。至于中国现代文学或者现代小说史，人数更加寥寥。以这种标准来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有点庞杂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指责。《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作于上世纪50年代，出版于1961年，距离现代文学的发生年代甚近。夏志清依赖着其自身的恣肆才华和卓越的赏鉴能力，确立了小说史写作的规范，历50 年而不易，足以说明其价值之大。这部著作如今在国内的出版，是一种波纹的“延迟效应”，而在投下石子的河塘的中心，则已经到了投下另一个石子的时候了。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得益于利维斯的《大传统》（国内译作《伟大的传统》）甚多。该书第一章，利维斯在批评了文学史的加法写作（“那个时代的次等小说家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给我们，被人撰文颂扬，被无线电传播，而且透出一个显著的倾向，即是说这些作家不仅兴趣广泛五彩缤纷，而且他们就是当世的经典文豪。”）之后，阐释了经典作家的定义：“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个定义大致可以简单地用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概念来阐释，就是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重估一切价值”和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简单粗暴地理解一下，则是，“文学革命”改变了文学的潜能；“重估一切价值”、“人的文学”促发了人性意识。这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基础，也是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准。这三个概念，均隐含着一个有待阐释与引申的文学理念——审美的标准，也就是波德莱尔所说的“美学尊严”，“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哈罗德·布鲁姆语）。

以此标准来衡量、判断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小说史上的诸多作家和作品，能够称得上经典的寥寥无几，大体上，鲁迅的以《彷徨》和《故事新编》为代表的短篇小说、沈从文的“湘西系列”、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张爱玲的部分小说，大致可以跻身；而茅盾、老舍、巴金等赫赫有名的作家，则需退避三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减法写作难以实现的原因。毕竟，鲁郭茅巴老曹，是主流范式下的现代文学的旗帜，靠他们吃饭的人漫山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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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6 23:5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做减法这一提法倒是一针见血，郭副处都嚷嚷着要进文学史，文学史家将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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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7 00:1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转帖】
《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先是用英文写就的，其英文版本有三个。1961年，夏志清先生著《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初版。十年之后，《中国现代小说史》于197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再版。这是一个增删版，正文部分新增再版序，删去作者之兄夏济安先生所作的“台湾文学”这一章，增添了结尾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同时还增补了两篇附录，《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和《评姜贵的〈旋风〉》，同时全书的副标题“1917--1957”也删去了。 1999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第三版。这个新版本在书前增加了时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的王得威先生所作的长篇导读《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一篇以姜贵、余光中、白先勇三人为代表的1949—1975年间台湾文学成就的论文为附录。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繁体字版本也有三个。第一个版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于1979年出版，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执教的刘绍铭先生主持翻译工作，美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十五位学有专长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其事。这个中译本是根据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再版本翻译的，其变动之处主要有三：一是删去英文版初序和再版序，以夏志清先生新写的中译本序取而代之；二是刘绍明先生写了《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三是把英文再版本的结尾一章《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改为“附录一”，把英文再版本的“附录一”《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改为 “附录二”，把英文再版本的“附录二”《评姜贵的〈旋风〉》加上作者用中文发表的《姜贵的〈重阳〉——兼论中国近代小说之传统》合并成一文，改题为《姜贵的两部小说》，列为“附录三”。第二个中文繁体本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内容与第一个中文版本一致。第三个中文繁体字版本于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香港友联版本为底本，补入了王得威先生为《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第三版所写的导言《重读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由作者亲自译成中文，刘绍铭先生也新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

2005年7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文简体字版由大陆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该书首次在大陆出版。陈子善先生负责编辑。这也是一个增删版，以1971年香港友联版本为底本，删去了《1958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和《姜贵的两部小说》两篇附录，其他个别章节和字句也有删节；增加了夏志清与普实克伦战而著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 ”研究》和夏志清先生新写的四篇论文《小论陈衡哲》、《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英译〈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中文小说与华人的英文小说》为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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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7 14:29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评复旦本对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隐匿

　

○　陈芬尧

陈子善是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中国张爱玲研究权威。鉴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地位、中国内地读者呼吁及与著者通信，他对夏氏这样一部“有相当影响、也是有相当争议”[1]的复杂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进行了编校与增删，并于2005年7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复旦本”）。

增删本以1979年香港友联版中译繁体字本（以下简称“友联本”）为底本，删去后者“附录一”、“附录三”，正文第十三、十五、十八章是节选；其他章节的个别字句作了删节，书中若干“较为敏感的提法在不损害作者原意的前提下”也作了改动。

一

陈子善说：80年代初学者的批评文章“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但不知其中的“纠缠”作何解？不管怎样，我还得赶快声明一句：本文并无全面评论夏氏小说史与张爱玲作品的打算，只是就复旦本对夏著有关内容尤其是一些“敏感的提法”的删节，考察编校者的学术态度与该著的学术价值，免得贻人口实，说我“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未能从学理上客观、公正地评价夏著，也不能在审美上全面、精当地论评张爱玲的作品。

据笔者视野所及，对夏著批评最力的大概要数丁尔纲了。《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茅盾专章》、《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再评国内外否定鲁迅的社会思潮》等文章[2]，或专论或部分地论及到了夏氏《小说史》。但只要不抱任何偏见，只消将丁先生这些文章浏览个大概而不闭眼瞎说，便绝对得不出“纠缠于”夏氏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的结论。不妨以《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此文恰好符合陈氏指出的发表时间1983年、发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为例吧。文章开篇作者即肯定夏著是一部“很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并说，由于夏氏博通中外文学，又善于用比较文学方法，因而，此书“写得颇有特色，材料也较翔实”。在具体阐述中，第一部分主要批驳夏著对文艺发展论述的诸多偏见。而此前，文章先用近两页的篇幅，肯定夏氏治史视野宽，《小说史》结构完整、特点鲜明。在历史线索的评述上，夏氏“长于文坛流变、作家关系、文艺思潮流派发展脉络的条分缕析 ”；“文艺思想斗争与作家关系的渊源情况”的描绘，尤为“精细具体”。作者充分肯定并承认夏氏的“建树”与“功绩”：夏著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广为介绍，“结束了视中国现代文学为洪荒广漠的阶段，把读者引入现代小说的莺歌燕舞的文学天地”（而此前，美国人对中国现代文学所知极少），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现代文学史家扩大其研究领域”。文章还说，夏氏在“史”的论述中颇有“精湛见解”，“最突出的是从文艺思潮发展的必然趋势中解释文艺现象的源流关系”，肯定夏氏对沈从文与胡适、徐志摩等英美派文人的关系等的剖析颇有特点。第二部分是评述夏著的作家作品论。在批评夏氏的“短处”之前，文章照例先指出其“所长”：“ 善于把握作家作品的特点”、“善于从知人论世和借助作品分析看作家创作个性的角度评价作家，从人情世故入手分析作品及其中的人物”、“善于运用比较文学史的方法剖析文学现象”等论述方法的三点“可取之处”，足有一页。文章第三部分，先用一大段指出夏氏评析作家作品不仅着眼于鲁迅、茅盾等大作家，也努力挖掘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师陀等等很少被论及的作家作品，肯定这是一种“好的写法”，“有借鉴意义”；然后才分析、批驳“夏氏的评价和摆法明显地存在着政治偏见与艺术偏爱”。又如作者早于此文发表近一年的《艺术探索与政治偏见之间的徘徊倾斜》一文[3]，导语中用一长段一页多的篇幅，对夏著作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肯定[4]；在其他几篇文章里，丁先生对夏著的价值与长处均有或多或少的肯定。限于篇幅，此处就不一一引述了。再如为陈氏点到的袁良骏发表在《文艺报》1983年第8期上《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一文。在写作本文时，作者对夏著作了“全面剖析”，并在文章开头肯定它“向海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功绩”与“书中一些章节精彩的艺术分析”，但文章发表时，对夏著肯定的内容被“全部删掉了”。这是事实。然而，为了这个开头，作者曾向《文艺报》有关人员据理力争过，并取得了另写一个开头的“折中方案 ”[5]。这同样是事实。即便这样，在文章最后作者还是“从不否认”夏著的某些艺术分析“不无可取之处”。要比较全面地看袁良骏对夏著的看法，大概还得读一读他的《误解与真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章商兑》一文[6]。此文的写作与发表，比前一篇足足早了两个年头。正如文章题目一样，作者从“误解”与“真知”两方面（当然不是等量齐观、平均用力）对夏著进行了评论。文章开篇指出，夏著作为欧美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与第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确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肯定一些章节“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文学发展的实际”，有“比较中肯的见解”。作者尤其赞赏夏著将《鲁迅》章置于第二章，其“位置和篇幅”都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实际地位相称”；对于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说作品，夏著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在“小说评价的当否得失”一部分里，作者认为，对鲁迅小说的分析研究，不仅是《鲁迅》章的“精华所在”，也是夏氏整部著作中“最为精彩的章节之一”；对于夏著具体分析鲁迅小说的态度“感到高兴”。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对于《呐喊》、《彷徨》中的一些主要作品，夏氏的许多看法都是“相当精辟的”，表现了他“卓越的艺术鉴赏能力”。

这里，我们似乎还应该提一下唐弢、王瑶等今已作古的前辈学者当年对于夏著的态度和看法。在谈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具体问题时，唐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夏著《小说史》。他认为，对于夏著“要具体分析，并非一无可取”。因此，他肯定夏氏好的文学史要发现新的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却否认钱钟书、张爱玲是其发现的说法；肯定夏氏对《围城》分析得“较好”，却又认为夏著“只是作家作品论”，“没有发展脉络把全书贯穿起来”；肯定沈从文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家”（而以前对他的论述分析不够），《围城》写得好，“有特点”，但反对夏氏利用钱钟书来贬低茅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7]。而王瑶在指出必须采取“拿来主义” 态度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认为他们的看法“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的同时，似乎更强调或给我们警醒的是，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绝不能放弃“根本的原则”，相反，对于他们的一些明显错误（包括政治观点和思想偏见），“必须坚持原则”，绝不迁就[8]。他还尖锐地指出：研究中国文学，中国人最有发言权 [9]。

从以上分析可知，80年代初一些学者发表文章批评夏著《小说史》，并非如陈子善所说的“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而陈氏一方面对于夏氏的反共言论连删带改，另一方面，对于当年学者的批评夸大其事，说些不负责任的话。退一万步说，即便从政治立场分析夏氏评论作家作品的偏颇与失误，也实有必要，——夏著出于反共的政治观，有着强烈的反共倾向，从政治层面批驳之，正乃榫头卯眼，切中学术肯綮，绝不是“纠缠”！因此，陈氏目前亟待要做的是设法证明夏著没有反共及由此导致的偏见[10]，否则，删改原著也好，说批评文章“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也罢，都是徒劳的。夏志清有反共的自由，我们也有从其政治立场批驳他的权利！

而现在，复旦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将夏著反共的“敏感的提法”删改掉了。这给未读过友联本等版本的读者误以为夏氏并无赤裸裸地反共，其意识形态似乎少有“问题”，那么，他的史著也应该没有“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了，因而蒙蔽了读者；倘有哪位细心的读者将包括普实克在内的一些批评文章与复旦本对比阅读，其中的部分指斥难免“落空”，给他（她）以错觉：这些批评文章不但“纠缠于”夏氏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且无中生有，捏造事实， ——从这一角度说，复旦本的删改，用心够险恶吧？只顾及夏氏“原意”的陈子善，对于普实克等广大学者算不得公平吧？

二

在复旦本中，《张爱玲》章无疑是其中删节最多的章节之一。友联本用37页的篇幅，竟被删去了14页强（复旦本为20页多一点，此中尚有开本大小造成的差异）。夏著评述《秧歌》、《赤地之恋》等两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庶几全被删去；自然也包括对一些“敏感的”词句的删改。“共产党暴政”、“共产党官方的谎话 ”、“阴谋”、“人民悲剧”、“大陆的惨状”及“好在那辈本来气焰嚣张的左派批评家倒销声匿迹了”、“（张爱玲）可以不受左派理论的影响”等词句，被删去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改成“大陆政权易手以后”，“共党窃据大陆”改成“共产党夺取政权”，“政治性和煽动性”改成“宣传活动”，“清算斗争”改成“ 批判”等等。这自然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了。

然而，夏氏对张爱玲及《秧歌》、《赤地之恋》的评价极高，复旦本缘何要将其删去？其中深藏着怎样的玄机？其原因还是这两部小说本身，即是其“反共小说”或 “绿背小说”性质。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却为部分学者讳莫如深。柯灵等著名作家与学者早已指出，张爱玲这两部作品胡编乱造、严重歪曲事实，是违背创作规律与艺术良知的失败之作，——尤其是《赤地之恋》，连作者自己也“非常不满意”[11]。然而就是这样两部小说，夏志清却用十分肯定与赞赏的语气，不遗余力地将之捧上天：《秧歌》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赤地之恋》也“了不起”，其功力“直追”《秧歌》。这就充分暴露了夏氏反共的政治立场和虚伪的“艺术至上主义”美学观。这样的内容断然不能在复旦本里保留着，否则，包括“中译本序”在内的其他删节都将前功尽弃、枉费心机了。但是，逐步的删除容易，词句更改也不难，而充溢着这部分内容全体的激赏的、幸灾乐祸的语气就不好办，因此，倒不如将这部分内容删去更干脆、省心。这是出于对夏志清“政治立场”的“保护”考虑。

再看看夏著中这样的评价：比之《秧歌》，《赤地之恋》的风格“就没有那么完整”：“张爱玲的野心更大，要包括更广的范围：把共产党暴政的形形式式和盘托出来。为了求报道详尽，她有时甚至天真地用了‘流水账’的记载方法，要把她在赤区所见所闻的一切，一一告诉读者”，可“要把这些资料戏剧化的处理起来，就非一本短短二百八十页的小说所能做到的”；结果，“本书很多的笔墨，都浪费在这种莫须有的真相暴露上，尤以中间那一部分为然”（友联本第367页）。早在 20世纪20年代初，茅盾先生在批判“鸳鸯蝴蝶”派等旧派小说家在技术上最大的错误时说，他们“连小说重在描写都不知道，却以‘记账式’的叙述法来做小说 ”，“味同嚼蜡”[12]。这“‘流水账’的记载方法”不就是“‘记账式’的叙述法”吗？张爱玲“知道”写小说吗？她还“天真”否？《赤地之恋》算得上严正意义上的小说吗？记得在“重写文学史”及相关的一些文章中，因茅盾写《子夜》是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13]，而纷纷指责《子夜》“主题先行”。在《赤地之恋》里，张爱玲要把 “赤区所见所闻的一切”与“莫须有的真相暴露”（不知夏氏指的终究是哪一种？）一一告诉读者。据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秧歌》和《赤地之恋》都是张爱玲在美新处授意下写成的，而后者更是美新处拟定了大纲，由张去完成[14]；张爱玲自己也说，《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15]。这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吗？而且它与“四人帮”鼓吹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所谓“三结合”的创作方法——只是这儿的“领导”为美新处，“生活”乃作者胡编乱造——何其相似也！而张爱玲这两部小说的出版，竟比“文革”还早了十多年；张爱玲还是实际上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的始作俑者呢！然而，高举“审美”大旗的新锐理论家与学者，又有多少人也来指责张氏这两部小说是“主题先行”呢？相反，一味廉价地、毫无保留地唱赞歌的却并不鲜见：《秧歌》“是一部近乎完美的作品”，其“描绘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相当真实可信”[16]；《秧歌》对于张爱玲乃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均是宝贵的收获，它“ 丰富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表现力”[17]等等。是这样吗？诚如丁尔纲先生根据夏著上述大段论述在《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文章中概括指出的，即便夏氏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赤地之恋》是一部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因此，夏氏虽以“小疵不掩大瑜 ”之说，试图挽回并抬高《赤地之恋》，但只能说这是一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天真”想法：本段评论于张爱玲的评价实在非常不利。而我们不该忘记，陈子善教授乃张爱玲研究权威；其研究张爱玲“功绩卓著”，海内外学人间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复旦本“大陆版新序”）。陈氏是多么不愿别人看到这样的评论呵！因此，删去夏著这部分内容，既为夏氏，更为张爱玲。于前者，则是在学术上，顾及到夏氏的欣赏水平与能力；对后者，有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方面的，同时也为“ 维护”其在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地位与成就。至此，夏志清之后，张爱玲至少在学术上进行了二度“包装”。金宏达：“张爱玲：非关‘炒作’。”[18]此说自不足信,很难说得上实事求是。有学者对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的张爱玲研究作过梳理，指出了张爱玲由学理较重的“专业阅读”到“浮躁的阅读”，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并日益与商业操作结合的过程。张爱玲的去世，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由学界开始的“张爱玲热”至此扩大到了公众领域；商业操作，使完整的“张爱玲”“被拆解成了利于商业运作的支离碎片 ”。简言之，“‘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张爱玲热“由商业社会借用经典话语，将‘ 张爱玲’作为时尚制成商品，并在大众的消费中演化”。[19]无须去探讨张爱玲如何被炒作，如何在商业上被操作、运转；需要指出的是专家、学者尤其像夏志清、陈子善这样的权威对张爱玲的“包装”，即片面夸大其作品的积极面，故意掩盖、回避消极面（丁尔纲将这种“策略”形象地称之为“孔雀开屏”“艺术 ”[20]），且因“学理”为之“护法”，影响更远，欺骗性也更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张爱玲一路高歌，其“声望”与排名不断上升[21]，很难说与这种学术上的“包装”没有关系。

复旦本宁可将夏著评论《秧歌》、《赤地之恋》的整个“身体”砍去，也要保留其介绍这两部小说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报界及文坛的反响这一“噱头”，可谓体现编校者的匠心与机杼：真可谓用心良苦！

有一位前辈学者读了这个删节本说：“除‘遮丑’一词外，无别的语言可以来形容了。”这话也许说得有些愤激，但复旦本确实是一个不足为训的删节本。陈子善自诩复旦本“更为完整和更为实质”地传达了夏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但我们宁要友联本等虽然复杂却不失某种“真诚”的《小说史》，也不要复旦本这样的东西！

[1]见复旦本“出版前言”。说到夏著的“影响”，此“前言”及复旦本“大陆版新序”等均有言及。陈子善在“编后记”中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步进展 ”，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论证、“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及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作家的重新评论，直到最近“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合法性”的提出，“无不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夏氏《小说史》“影响和激发”。这种只看到其“积极”影响，且不无夸大，自是难以实事求是。只有这样的论述：一方面肯定夏氏博通中外文学，又善于用比较文学方法，因而夏著写得“颇有特色，材料也较翔实”；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该著“一直误导着当今文艺思想”，“消极影响极大”。（丁尔纲《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研究动态》1983年第7期）持论才公允、全面，也更符合夏著的实际。
[2] 这些文章可参见《丁尔纲新时期文论选集（下）》，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2月版。
[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4期。
[4]后来编成《丁尔纲新时期文论选集》，作者在该文下面加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注释：“本文写作与发表时间，在本书前面所收《评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再评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两文之前，三文又都分别发表，故内容略有重复。为保持历史面貌，一概不改。”好一个“内容略有重复”与“保持历史面貌”！为了肯定夏著的优长，不惜几篇文章内容“重复”；因而雄辩地说明，当年对夏著的批评并非“大都纠缠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所谓由立场导致的‘偏见’”！
[5]《袁良骏学术论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78—179页。
[6]《鲁迅研究年刊•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7]《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载《现代文学讲演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10、13、15页。
[8]《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载《王瑶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五卷第24页，第八卷第18页。
[9] 转引自袁良骏：《我的学术引路人——纪念王瑶先生》，载《独行斋独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6页。
[10]然而，要证明夏著没有反共及其导致的偏见，又何其难也！如果不闭眼于夏氏的意识形态，不故意回避其反共的政治立场，而较为全面、客观地看待夏著，当应看到政治立场导致该书评价的偏见并影响到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因此，即便今天有学者从学理的层面来评论夏著，也很难避开作者的政治立场及其导致的偏见。如有人在分析夏氏的文学史观长期不被文学批评界接受时说，首先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因素较重”（《止庵谈夏志清：功在推举钱钟书、张爱玲》，《新京报》）；说到夏著的“缺陷”，在政治、学术方面“都给人留下了容易得手的把柄”，“尤其在政治方面，本书的偏见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今天出版此书，“不宜过于宣扬其观点的新颖性和权威性，以免误导读者”，更何况其本身“瑕疵百出，实难当‘经典’之誉”（张全之：《评大陆版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见学术批评网）。而夏氏的政治立场对其史著学术价值的影响也是显见的，“公平地说，政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的确降低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理应达到的学术成就”；另外，在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评价及其原因寻找”上,夏著也有一些片面（吴秀明、张锦：《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内地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11][15]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北大地出版社1973年版，第27页。
[12]《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载《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32页。
[13]《〈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载《茅盾全集》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4页。
[14]《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16页。
[16]余俞斌：《张爱玲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
[17]费勇：《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8]金宏达：《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前言》，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9]参见温儒敏等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361—367页。在温先生的《“张爱玲热”的兴发与变异》一文中，则干脆以“商业操作制造读张的时尚”、“被浮躁的世风所消解了的张爱玲”等作为小标题（《文学课堂：温儒敏文学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月版，第220页）。
[20]丁尔纲：《张爱玲的〈秧歌〉及其评论的写作策略透析》，《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1]除本文已引部分新锐学者学舌般廉价吹捧张爱玲及其《秧歌》等作品外，在一些专家排名中，张爱玲的“座次”也不断上升。1994年，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王一川，借口“打破以往偏见”，摆出纯而又虚伪、褊狭的“审美”的标准，对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排座次”，张爱玲“榜”上有名。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得到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为核心的文学研究权威机构的支持和帮助，由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和出版家任总策划，发起“世纪文学60家”的策划、评选活动，并出版书系。在这次由张爱玲研究权威陈子善担任专家评委之一的评选活动中，张爱玲更是直追鲁迅，名列第二。
粤海风2008年第三期
http://www.yuehaifeng.com.cn/YHF2008/yhf2008-0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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