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鼻子先生讲堂：朱熹“滋味”说 - 韦编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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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19 10:33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塌鼻子先生讲堂：朱熹“滋味”说

今天讲朱熹的“滋味”说。
清代诗人赵翼写过一首诗：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在赵翼之前，宋代朱熹就已指出：当时文学批评存在着一种矮人看戏、人云亦云的不良现象，致使好恶不辨，真伪难知。针对这种情况，朱熹就如何进行文学欣赏和批评，提出了“滋味”说。
朱熹认为：欣赏作品就和“吃果子相似，未识滋味时，吃也得，不吃也得。到识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朱子语类》卷八）
能说出滋味，首先得识滋味。只有知道此诗好在那里，才会流连把玩不已，也只有深切感受到它的美，方能说出来。
那么，怎样才能识滋味？又怎样才能说出滋味呢？对此，朱熹围绕着比兴和想象，提出了不少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朱熹对传统的赋比兴说，进行了深入的阐发，确立了它作为诗歌创作纲领的地位，并将比兴从创作扩大到批评的领域。
《诗经》里的《无将大车》是劳动者的忧苦之词，《行苇》是贵族的娱乐之诗，但《小序》却说：“《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行苇》，忠厚也。”
朱熹认为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就在于《小序》作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遂不复得全诗之本意而碎读之”，因此随文生义，毫无意味。（《诗序辨说》）
他要求以比兴说《诗》，使一部《诗》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不但《诗》，就是解说《楚辞》等其他作品，都应该运用比兴。
朱熹的《诗集传》、《楚辞集注》，确实称得上系统地用比兴解释《诗经》和《楚辞》之作。
他以屈原所描写的香草恶禽、鸾凤云霓，来揭示这位诗人忧时爱国之忱、伤善疾恶之心，因比兴而知人论世，这正是他以比兴说诗的有意义的一面。
对比兴的重视，使朱熹自然而然地反对逞才学、逞议论进行批评。批评当然离不开议论，要提高批评的水平，更须具有广博的知识。
但文学作品是感情的流露，形象的表达，有些诗“虽别无义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将物事堆积在上，便壅隘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七）
朱熹指出：今人论《诗》，空道理发了很多，但诗之滋味却一点不曾说出，就在于他们于六义之旨，全然不晓，因此都卖弄学问，虚张高论，牵合附会，曲解诗意，实际上于《诗》之文义意旨，了无所益。
反对逞才学、逞议论批评，决不是说可以轻弄笔端，枵腹空谈。通晓物事，认清义理，是欣赏和分析作品的一个前提。
朱熹十分讨厌论说“无一句著实，正如斜风细雨相似，只管吹将去，无一点着地。”（《朱子语类》卷一百四）
当时有人读《关雎》，朱熹问他训诂名物，竟一无所知，只会说此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朱熹认为这样读诗，《诗》三百篇岂非成了早经前人咀嚼多遍的渣滓，还有什么可言？还有什么滋味？
所以朱熹提出：“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解脱不得。鸟兽草木，今在眼前识得底，便可穷究。”（《朱子语类》卷八十一）
比兴和想象，往往连在一起。创作离不开想象，这是古今一切作家和批评家所公认的。其实，岂惟创作，欣赏也是一样。
十八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艾迪生比较明确地指出：“一个人对一篇描写如要真能欣赏，并且给以恰当的评介，他必须有天赋的好想象。”
比艾迪生早五百多年，朱熹就已强调欣赏也要运用想象了：“读诗只是将意思想象去看，不如他书，字字要捉缚教定。诗意只是叠叠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关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当知君之德如此，又当知诗人形容得意味深长如此。”
一首好的诗篇要写得含蓄蕴藉，言在此而意在彼，因此读者只有运用想象，才能因此及彼，触物起情，通过作品表面的形象，探求其中的深意。
论诗应重比兴，但若把它作为一种程式，套用于每部诗集、每首诗，那就不免强事臆测，而诗义转晦，堕于穿凿曲解之中，和逞才学、逞议论批评，走到了同一条路上。
诗有以曲折获誉的，也有以平直见长的。论诗也是一样。
有些作品须运用比兴，通过想象，求其言外之意，方能识其滋味，而有些作品的意思就在字面上，其佳处正在“平易之中，其旨无穷”，不若“虚心平看，自有意味”，而不必“苦寻支蔓，旁生孔穴”。（《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答周叔瑾》）
象这样的平易之诗，如果硬是推之使高，凿之使深，反丧其平易无穷之味。
朱熹认为，《国风》中的诗篇，大多是民间歌谣，其中不少是直抒男女相爱的情诗，而《小序》作者却说《诗》三百都含美刺之意，凿空妄语，以诳后人，把诗生动自然的情趣，全都窒息了。
他说：许多作品的佳处本不难见，只是读者心存崎嶢，想入非非，所以看不出。他认为读者应“虚其心”，“切忌先布置立说”，要平心静气，从大处着眼，不要让那些“小意智、私见识，去闲乱它”。
这就“如千军万马，从这一条大路去，行伍纪律，自是不乱。若拨数千人，从一小路去，空扰乱了正当底行阵，无益于事。”（《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
针对某些人论诗好穿凿附会之弊，朱熹开了两张药方：一张是上面所说的虚心平看，另一张是切合人情，考察风俗。
他指出当时一些人缘文生义，强词立说，而“揆以人情，终无意味”。朱熹认为古人作诗动机，和今人相同，其中不少是因物生感、吟咏情性之作。
鉴于《小序》穿凿之弊，他提出读诗应“看他风土，看他风俗，又看他人情物态。”（《朱子语类》卷八十）朱熹所说的切合人情，考察风俗，正是“知人论世”之意。
因为重比兴，重想象，所以朱熹强调把诗看活。他提出：“观诗之法，且虚心熟读寻绎之，不要被旧说粘定，看得不活。”（《朱子语类》卷一百十七）
所谓看得活，“须是看得那事物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动，有意思，跳踯叫唤，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而要看得作品有精神，自己的心先须活动起来。
某些人分析作品，所以说得枯燥无味，就在于他们的心一点都不活动，“如一个船阁在浅水上，转动未得，无那活水泛将去，更将外面的事物搭载放上面，越见动不得。”
象这样读书，只是枉费心力，枉费时间，朱熹要求自己的学生，在阅读欣赏作品时培养起“一条死蛇，弄教它活”的本领。
不但要看得活，还须看得深、看得透。朱熹打了个比方：“若只是握得一个鹘仑底果子，不知里面是酸、是咸、是苦、是涩，须是与他嚼破，便见滋味。”（《朱子语类》卷八）
他强调读书不但要明白外面的“皮壳”，还得弄清里面的“骨髓”，即不但要理解表面的文义，还得领悟作者的寓意。
要象季札观周乐，“闻歌《小雅》而识其思而不式、怒而不伤者。”象苏轼读柳宗元《南涧中题》诗，“得其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者而深悲之。”（《文集·续集》卷八《跋陆务观诗》）
怎样才能看得活，看得深呢？朱熹提出了“涵泳”两字。所谓“涵泳”，就是要沉浸在作品之中玩味寻绎，使胸中确有所得。
朱熹看到，象“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文集》卷八十四《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
例如杜甫晚年所作的一首五律《发潭州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花和燕都是常见之物，一般人都是不以为意的。
但杜甫在这里，描绘了一个送客留人，唯有飞花、语燕的凄凉景象，因花和燕的多情，反衬人情淡薄，这就含有深意了。
读者只有了解杜甫支离东北、飘泊西南的萧条晚景，同情他万里悲秋、百年多病的凄苦心情，才能明白他此诗的寓意，才能识其滋味。
这就不是浮光掠影地看一下所能做到的，“须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水中，方看得出。”（《朱子语类》卷一百十四）
这就是说，读者必须置身于作品之中，将自己的感情和作者的感情沟通起来，如此读书才有收获。
朱熹说过，“讽咏涵濡”就是要熟读。并一再说：读书要看那缝罅处，要注意诸家的异同处，“要能看到它的委曲周旋之意”，都是从必须熟读细看上着眼的。
熟读对于玩索诗的滋味，格外重要，因为“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说诗晬语》）
所以沈德潜肯定了朱熹的讽咏涵濡之说，以为“真得读诗趣味”。熟读是和玩味连在一起的，只有熟读了才能玩味，而熟读也是为了玩味，熟则六义分明，熟则自能辨别滋味。
朱熹的“滋味”说，大致包括以上几个方面。他以重比兴、重想象为中心，反对逞才学、逞议论批评，同时又主张虚心平看，切合人情，考察风俗，通晓物事。
他要求读者沉浸在作品之中讽咏玩味，要看得活，看得深，这些看法，即使对于文学艺术作品以外的其他书籍，意义也是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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