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塌鼻子先生讲堂:山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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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先生讲堂:山水诗

从今天起讲三讲山水诗,南北朝的,盛唐的,和中唐的山水诗。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这里是说,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子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水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逼真地描绘出景物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做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在刘宋初期,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新品种山水诗。它和陶渊明的田园诗有所不同。陶的田园诗在崇尚雕藻的六朝文学中,是被当时文学之士们所轻视和忽视的。而这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新品种山水诗却在当时十分流行。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郭景纯(璞)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幽思篇》中语)
阮孚也说:“泓静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又如玄言家孙绰(兴公)自称“掷地作金石声”的《天台山赋》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山水文学,实际上是卖弄玄言哲理。足见山水诗和玄言诗之间,关系颇为密切。
因为真正的玄言家,都是隐迹林壑而且十分懂得山林的雄姿和媚态的。再加上在那时候,人们已经听腻了那些“柱下之旨归”、“漆园之义疏”(《文心·时序篇》语)而欢迎新的山水诗,因此,山水诗就广为流行了。

这一点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山水诗是继玄言诗的革新和反动。当时山水诗的另一渊源,是山水画。
晋末宋初有一个山水画家和佛教徒,叫宗炳,他写过一篇《明佛论》。
《宋书》本传说他“凡所游履,皆画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把他列入第六品。
南齐萧贲,也是一个出名的山水画家,《南齐书》本传说“尝画团扇,亦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
这种“山水画”,虽则具体内容和山水诗稍有区别,但是和当时绘声绘色的新品种山水诗,无疑是有密切关系的。

这一时期中的诗篇,它们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尚形似”,这在钟嵘的《诗品》中有很多记载。如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
评谢灵运:“杂有景阳(张协)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评颜延之:“尚巧似,体裁明密、情喻渊深。”
评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张华)之靡嫚。”又云:“贵形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把上述情况加以总结道:自近代(《文心雕龙》中“近代”两字,常指刘宋到齐梁)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张旭评王羲之书法,有“如锥画沙,如印印泥”语)不加雕饰,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
这段话是说,晋宋以来,作品重视描写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观察风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树木的状貌;吟咏景物从作者深远的情志出发,而描绘事物的诀窍就在于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写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盖印一样,用不着过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来面目便可完全无遗地描绘出来。这就使人能从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节。
这里所讲的“形似”:第一,主要是指“声”和“色”。所谓“如见其形,如闻其声”,也是“维妙维肖”的意思;第二,所谓“形似”也包括“神似”。“不加雕饰,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即前面提到的“志惟深远”的意思。也即是好的山水诗,能给予读者的不仅是诗中文字上的“形”。

明代学者焦竑《谢康乐集题辞》在谈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时说,他“弃淳白之用,而任丹青之奇;离质木之音,而任宫商之巧。”这就是说大谢山水诗的主要特色,有二个:其一,是善用色彩;其二,巧用声律。这一评价也适用于六朝其他山水诗人。

《文心雕龙·原道篇》又说: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至如林籁结响,调如竿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这里是说,云霞的彩色,比画师的点染还美妙;草木的花朵,也并不依靠匠人来加工。这些都不是外加的装饰,而是它们本身自然形成的。还有林木的孔窍因风而发出声响,好像竽瑟和鸣;泉流石上激起的音韵,好像磬钟齐奏。所以,只要有形体就会有文采,有声音就会有节奏。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绘声绘色”。在“文学”逐渐进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过程中,山水诗的“绘声绘色”,无疑是一大进步。它是不断地前进着的。

下面我们举出山水诗的开辟手谢灵运、成熟手谢朓,和善于在乐府民歌中吸取有益营养的鲍照,以这三人为例,谈谈山水诗进化的过程。
由于今天听课的同学多数基础并不很好,我还是讲详细些,可能会多用一点时间,望程度好的同学耐心些。

谢灵运是第一个擅长以山水作为题材的诗人。他也是一位玄言家,写过一篇《辨宗论》。
关于他的诗篇的主要特色,焦竑在其《题辞》中总结为:一是“声”,二是“色”。鲍照也说他的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梁简文帝萧纲也称:“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
但在当时的环境中,对自然景物的描摹,以抒发作者的情感,已成为普遍的现象。
所以《文心雕龙》说:“物色相召,人谁获安!”“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屈平之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诗品》则这样评论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吟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上边鲍照和萧纲的那些评论,显然都是指的大谢《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两句。这两句若不经意,随口道出。它们通过外界自然界的变化,表达出作者久病乍起的心情,是历来传诵的名句。
钟嵘《诗品》把谢灵运诗列为“上品”,评道:“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足以贬其高洁也。”

作为山水诗的开辟手,他开创当时的山水描写,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一种新生事物,也难免有粗糙的缺点,用大谢自己的话来说:“每对惠连,辄得佳语。”“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足见他自己也承认这类诗句,在他的诗中是不多的。
姚范在《援鹑堂笔记》中说:“(灵运诗)多六代强造之句。”
皎然《诗式》说:“(谢诗)风流自然,正未易识。”
叶梦得《石林诗话》也说:“初曰芙蓉,非人力所能为,而情采华丽之意,见于造化之工;灵运之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
塌先生认为以上诸评,是切中大谢山水诗不足的一面的,只消读一读他的《登池上楼》整首,便可了然。

登池上楼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封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命。

整首写病起登楼,满怀抑郁。据塌先生看来,这诗的主要缺点有二:第一、首句即是所谓“六代强造之句”,比较生涩,不似“池塘”两句顺口道出,颇嫌雕凿。第二、整首“情”与“景”没有充分的“融合”,似觉说理太多。写山水诗最好是通过“模山范水”以寄托作者的感受,使“情”与“景”有机地融合。

离开大谢将近五十年左右,山水诗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南北两齐,各有专门,北齐斛律金的《敕律歌》被称为:“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律川。”(元好问《论诗绝句》)
茫茫的塞北风光,全入眼底,被刻划无余。“风吹草低见牛羊”,写得何等形象与气魄!上面的“见”字要读“现”。敕律歌敕勒歌,一样的。

在南齐有谢朓的山水诗,写的是江南风景,他的诗不仅在当时为刘孝绰、沈约等名家所赞美,而且被唐代诗人李白所推崇。
唐子西《语录》:“江左诸谢,至玄晖(谢朓)而语益工。如‘秋草春更绿’二句,‘大江’二句,皆得《三百篇》之遗韵。是以古今以为奇句。”
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玄晖诗如花之初放,月之初显,骀荡之情,园满之辉,令人魂醉。只是不肯说煞说尽,至其音响亦然。”
众所周知,谢朓是“永明声律”的推波助澜者之一。他自己也说过:“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
把当时流行于闾里之间的“双声”、“叠韵”、“四声宫商”和作诗结合起来,使他的诗更其有绘声绘色之妙。
小谢的山水诗实在比大谢要好得多,他的诗篇避免了大谢的晦涩、强造的缺点,其名句如“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朔风吹飞雨,萧条江山来。”(《观飞雨》)“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都是气象廓大,尽“绘声绘色”之能事。
小谢的山水诗,深为李白所推服。试观李白的诗句“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李白不少诗歌受小谢的影响,而他的《登宣城谢朓北楼》一首,则完全是继承小谢的“绘声绘色”之作: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桔柚,秋色老梧桐。谁念北楼上,临风忆谢公。
小谢的山水诗,绘声绘色,以“气韵”见胜。这较之大谢,也前进了一大步。
他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他的“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他的“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从“气韵”上讲,远远超过大谢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境界。
但是钟嵘《诗品》却把谢朓和鲍照列入“中品”,称小谢:“善自发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这样的评价引起后人很多不服。例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评选》云:“玄晖诗句幽寻,亦铿湘瑟,而《诗品》以为‘末篇多踬’,理所不然。”

被杜甫称为“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的鲍照(明远),是“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钟嵘《诗品》中语)。所以,《南史》中没有他的传,而把他的生平简况附于刘宋临海王道规传之后,甚至连他的出生地点也众说纷纭。
《昭昧詹言》中评他的诗说:
李杜皆推服明远,称曰“俊逸”,盖取其有“气”,以洗茂先、休奕、二陆、三张之靡弱。今以士衡所拟乐府与明远相比,可见。
又引王渔洋的话说:“明远篇体惊奇,在延年之上,与康乐可谓分路扬镳。”
又说:“明远诗令人不可断截,其思清意属,句重有味,无懈笔败笔也。”
以上诸评,切中了鲍诗山水诗的特色。其所以能如此,主要原因在于他能吸收乐府中的有益营养。
这只要把他的《还都道中作》中的“鳞鳞夕云起,猎猎晓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和他的乐府《出自蓟北行》中的“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飞扬”略加比较便可知。
钟嵘在《诗品》收有“古诗”四十五首,比《昭明文选》所录十九首要多。
钟嵘称之为“总杂”。所谓“总杂”者其中有混杂着乐府的意思。足见鲍照他们从乐府中吸收新鲜血液,已非一朝一夕。鲍照能有意识地做到这一点,因而给山水诗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无论作山水画,写山水诗,要求通过绘声绘色来显示“气韵”,一点也离不开游山玩水的实践。谢灵运就有这种丰富的实践。《宋书》本传称他:“寻山陡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临。又常自始宁南山,伐木开道,直至临海,从者数百人。”
南北朝除上述三位山水诗人外,重要的山水诗人还有张协、张翰和潘尼。张协的“庭草萋以绿”(《杂诗》)、张翰的“黄华如散金”(《杂诗》)、潘尼的“绿蘩被广隰”(《迎大驾诗》)等皆是山水诗中脍炙人口的佳句。足见“绘声绘色”是当时山水诗普遍的主要的特色。

今天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讲盛唐山水诗。谢谢。

[ 本帖最后由 右文 于 2008-9-24 08: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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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接着讲盛唐的山水诗。
    盛唐的山水诗,跟以谢灵运、谢朓和鲍照为代表的南朝山水诗相比,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南朝山水诗所歌咏的对象不过是半壁河山,主要在东南一隅。那时的诗人足未涉黄河,身未登岱岳,没有机会领略广袤中原的风光。他们的山水诗,胸襟、气象、境界,都受到很大的局限。
    到了盛唐时期,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为诗人提供了写作山水诗的最好条件。许多诗人在其创作的准备期或旺盛期都曾有过一段漫游生活,他们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被祖国多姿多采的山水所培育起来的这一代诗人,他们写起山水诗来,论胸襟、论气象、论境界,就远非南朝人所能相比的了。另外,从艺术上看,南朝山水诗对山水景物的描写追求形似,崇尚工巧,缺乏神韵。《诗品》批评谢灵运“故尚巧似”,“颇以繁富为累”,是很中肯的。
    他的山水诗象诗体的日记,从早晨出发写到傍晚归来,最后拖着一条玄理的尾巴。精细繁琐,富艳雕琢,刻板而少生气。
谢朓避免了谢灵运的繁富之累,他的山水诗清新隽秀,但仍然是“微伤细密”(《诗品》),神气不完。

    盛唐山水诗所追求的乃是神似,他们刻划山水,并不滞于山容水态,而是力求把握和表现山水的个性。自然山水成了诗人的朋友,或诗人自身的外化。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人和大自然,情和景,契合交融达到化境。中国的山水诗到了盛唐,才臻于完美和纯熟。

    盛唐的山水诗以孟王李杜四家为代表。
   

    孟浩然在盛唐诗人中可算是一个前辈。李白称他“孟夫子”,说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高人、隐士。
    他的山水诗较多地带有隐士的恬淡与孤清。闻一多先生说:“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唐诗杂论》)
    他的代表作是《宿建德江》,整个地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寂寞与哀愁之中: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孟浩然写山水诗不堆砌词藻,语言自然,意境高远。诚如皮日休所说:“遇景入韵,不拘奇抉异。”

    《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前四句写桐庐江也有同样的意境:“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
    孟浩然似乎不是在作诗,他的诗不过是情绪的自然流露,不须有意地加以安排,便自然而然地发为吟咏了。
    孟浩然平生漫游的地方很多,巴蜀、吴越、湖南、江西和关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心情随着山水的变化而变化,有时也能写出相当豪放的诗句。如《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末四句,就很有气魄:
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澟生寒。
    他最著名的一首诗《临洞庭》对洞庭湖的描写,雄浑磅礴,波澜壮阔,典型的盛唐气象。前四句是:
八月潮水平,涵虚浑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王维是孟浩然的好朋友,也和孟浩然一样以山水诗见长。不过他的政治诗、边塞诗和写日常生活的小诗也相当精彩。他不仅是诗人,又是画家、音乐家,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广泛深邃的艺术修养,对于他的诗歌艺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苏东坡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主要是指王维的山水诗和山水画而言。
    山水画在唐以前只是人物故事画的陪衬,描绘山水的技法也还不成熟。经过隋代展子虔的努力,到唐代吴道子手中才出现了以山水为主要题材的山水画。吴道子的画法属于写意的疏体,仅取山水之大概。再后来,李思训画着色山水,笔法比较细密。

    而王维则融会了吴道子和李思训二人的画法,自成一家,创立了水墨山水画派。《旧唐书·王维传》说他“画思入神”,《梦溪笔谈》说他“意到便成”,可见他画山水追求的是神似,在山水里渗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了诗的情韵和意趣。
    王维在山水画上开创了新的风气,在山水诗上也是这样。
    王维的山水诗不是错采镂金,雕字琢句,而是力求勾勒一幅画面,表现一种意境,给人以总体的印象和感受。在他笔下,山水不是被肢解的,不是一个个细部的描摹,而是浑然一体的气象。诗人用这种方法唤起读者类似的审美体验,使他们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如《汉江临眺》: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诗人从大处落笔,把汉江给予自己的最鲜明的印象和感受写了出来。写山色,甚至不写它是青是紫,是浓是淡,只说它若有若无。真象一幅水墨画,把南国水乡空气的湿润和光线的柔和表现得恰到好处。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送梓州李使君》)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

    《红楼梦》中香菱谈自己读王维诗的体会时说:“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
上面这些典型例句,都是表现自然景物给人的整体印象,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终南山》是王维的山水诗中另一首有代表性的作品: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前六句写终南山的高大雄伟,最后两句撇开山写人,用人衬托山,更显出山的崇峻与广袤。

    而《山中》一诗则极其富有情趣: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早行山中,忽然觉得衣裳湿了。以为下雨了,细看原来无雨,只有那不可近察的山岚依稀在目。它翠得来太嫩了,太润了,仿佛沾湿了自己的衣裳。一首小诗只二十个字抵得上一幅秋山早行图。


    如果说王维的山水诗是以情韵见长,那么李白的山水诗就是以气势取胜。李白一生游历了无数的名山大川,足迹几乎遍及中国。
    他的山水诗充分地表现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世俗生活的厌弃,让人感到有一种冲决束缚、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热情。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
李白的气魄就是这样豪放!

    《蜀道难》先借神话传说叙述蜀道的历史,继而描写沿途风光,现出一幅又一幅奇险的画面。“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句,在诗中三次出现,读之令人回肠荡气。
    诗的内容虽然是写蜀道的艰难,但使人读后感情激昂,想去迎接和征服这大自然的艰险。
    晚唐诗人皮日休说李白的诗“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刘枣强碑文》)《蜀道难》尤其有这种强烈的艺术效果。
    读李白的山水诗,我们常常会感到李白是大自然的主人,至少也和大自然具有同等的力量。李白因为有这样的气概,所以描写山水时才会有一些出人意想之外的豪语。

    如《登太白峰》中间的几句:
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
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他想象太白金星和他谈话,为他打开天门,放他飞出云层,直到月亮的旁边。

又如: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江夏赠韦南陵冰》)
且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送韩侍御之广德》)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铜官山醉后绝句》)
李白的声音毕竟不同凡响!

    李白的山水诗,论意境恐怕是最壮阔的。似乎他的视野比别人远,他的胸怀比别人宽,因而他的笔墨也比别人雄健有力。
他的诗最能让人感到祖国山川的壮美,也最能开阔人的心胸。
他的《早发白帝城》、《望庐山瀑布》一千多年来受到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读者的喜爱,决不是偶然的。

    又如《望天门山》: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象这样宽阔的画面,这样明快的色调,这样雄伟的气象,在别人的诗里是不多见的。


    杜甫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诗人,他的山水诗的数量十分可观。
    他早年的《望岳》既写出了泰山的雄姿,也抒发了自己宏伟的抱负,纯然是盛唐之音。
    他的山水诗以入蜀途中和飘泊西南期间所写者居多,这些诗沉郁顿挫,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凄凉的色彩和沉重悲怆的气氛。
祖国的一山一水都能随时勾起他的忧国忧民之情,和个人的迟暮飘零之感。
    如《白帝》:
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

又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两首诗都写长江秋晚,高江、急峡、古木、苍藤、猿啸、鸟飞回,这些富于启示性的意象集中在一起,表现了诗人在战乱年代从祖国山水中所感受到的忧愤与酸辛。

    此外,杜甫描写山水的名句还有很多,如: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这些诗句都很能体现杜甫沉郁的风格特点。

    除以上详论的孟王李杜四家之外,盛唐还有不少优秀的山水诗。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崔颢的《行经华阴》、李颀的《少室雪晴送王宁》、祖咏的《终南望余雪》等等,都各有独到之处。
    盛唐诗歌的繁荣,虽不以山水诗为其标志,但山水诗的辉煌成就的确为盛唐诗坛增添了许多光彩。
    中国的山水诗从一开始就和崇尚山林隐逸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常常表现出一种超然世外的情趣。这种隐逸思想在盛唐山水诗里也时时有所流露。
    但除此之外,盛唐山水诗里更多了两种感情,这就是热爱祖国的感情和热爱生活的感情。正是这两种感情构成盛唐山水诗在思想内容方面的重要特点。
    洋溢在盛唐山水诗里的那种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那种健康的生活情趣,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精神营养。
    好,今天讲到这里,明天继续讲中晚唐的山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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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中晚唐的山水诗,重点讲大历年间的山水诗。
   

    安史之乱,结束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代。唐朝国势一天天走下坡路了。
    代宗大历三年(768),诗人杜甫出蜀飘泊到湖南,登岳阳楼,望洞庭湖,唱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为国家分裂动荡的形势深深忧虑。山水的壮丽景象,在诗人眼底笔下,却表现出国家动乱的形象。
    曾经反映“盛唐气象”、构成“盛唐之音”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山水诗,在盛唐诗人的晚暮之作中,出现了如此深刻的时代性、现实性的变化。到中唐,这一变化逐渐成为山水诗发展的主流。

    在唐代文学史上被称“中唐前期”的诗人,是指创作活动主要在代宗朝的诗人,所以通常用代宗主要年号“大历”,概称之为大历诗人。
    他们当中的老辈诗人元结、刘长卿、张继、顾况、李嘉祐、皇甫冉、钱起等,实际上和杜甫年龄相仿或小十岁左右;小辈诗人戴叔伦、戎昱、韦应物、李益、卢纶等,则多生长于天宝年间,经安、史之乱,而入大历时期。

    而在东北、西北地区,则吐蕃、回纥崛起,边塞战争不歇;东南、西南地区,由于军阀割据,赋税苛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发展,军阀战乱、农民起义和蛮族反抗,不时发生。
    表现于诗歌创作,总的趋势是以抨击弊政战乱、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思潮为主流。边塞诗则多来自西北地区的战乱苦难,山水诗却突出表现东南以及西南地区的景物气象。
    恰恰是政治中心的京洛地区,诗歌创作呈现出粉饰太平、脱离现实的庸俗不良倾向。

    大历诗人现存的山水诗,优秀作品多数出自长期生活于江南地区的诗人之手,有的是从江南生活经历中感受较深的一时产品。秀丽的江南山水,曾经成就了山水诗人谢灵运,也曾使“吴中四士”扬名京洛,这时,又好象重新被发现似的。
    其实动乱的国家和苦难的现实,使富庶的江南负担沉重,使明媚的山水笼罩迷雾。当失志失意的诗人们生活在这里,或者从京洛来到这里,深深为之感慨,忧伤,凄楚,悲叹。
    而如果说,山水有所发现,那就是江东以远的南荒,在湘、鄂、黔、桂的深山僻水之中,失志的诗人找到了几处平静的归隐胜地。
    大历时代的山水诗人,最重要的代表是白居易、刘长卿和韦应物。
    白居易说谢灵运“壮志郁不用”,“泄为山水诗”(《读谢灵运诗》),指出了中唐以前山水诗的一个传统特点。

    从东晋、南朝到初、盛唐,从谢灵运到孟浩然、王维,尽管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格的不同和发展,但山水之作莫不借山水以抒泄失志不遇,歌咏清高隐逸。诗人们是从仕途走向山水,抒情述志的锋芒指向朝廷执政,态度不合作甚至对立。

    到大历时期,这类山水诗依然存在,但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刻的变化:诗人们因为失志失意而徘徊山水,但不能忘情国家和人民,往往借山水以表现动乱和苦难,抒发忧伤和失望,期待从山水再返仕途;他们的根本立场站在封建国家一边,但眼睛向下看,态度是为民请命。
    大历山水诗一般都比较含蓄温和,感慨深沉,技巧熟炼,而个性不甚突出,在艺术上创新无多,成就并未超越盛唐。
    但是,其优秀作品富于现实性,具有自己时代的特点,使山水形象从表现个人变为表现国家人民,从寄托个人理想抱负变为反映现实生活真实。

    应当说,在古代山水诗发展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同时,也是在大历时期,开始出现了类似游记散文的搜奇赏胜的山水诗。总的说来,大历山水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显著的,未可低估。


    在老辈大历诗人中,刘长卿堪称山水诗代表作家。他一生主要活动于江南,踪迹广及吴、楚、岭南。他忠厚大度,正直能干,久为僚吏,两度被诬贬谪,晚年始获一州。
    虽然遭遇坎坷,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关心国家,注视现实,同情人民。他的许多山水诗,在思想、艺术上都足以代表同时代诗人的山水诗成就。
从内容看,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痛心国家动荡,悲叹盛世衰落,同情人民苦难。例如《岳阳馆中望洞庭湖》:
万古巴丘戍,平湖此望长。
问人何淼淼,愁暮更苍苍。
叠浪浮元气,中流没太阳。
孤舟有归客,早晚达潇湘。
宦游孤独的诗人,在这自古江东雄镇的岳阳,望着波澜壮阔的洞庭湖,却无豪情,反而感到格外苍茫忧伤。整个天空仿佛在汹涌浪涛中动荡,一轮夕阳在湖水当中沉没。遥见风浪中孤零零的归舟,诗人祝愿他们一路平安。
    这里,孟浩然那种“气吞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气势消失了,杜甫那样的深深忧虑也变为对无情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失望。“叠浪”二句显然是国家动荡、盛世衰落的形象。
    又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关,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诗人在穆陵关(在今湖北麻城北)遇见一位归心似箭的幽州客人,触发他对国家人民的感慨凄怆。“楚国”二句简括而有特征地写出南北山河风光景象,凝聚着诗人对古老而广阔的祖国的沉痛,所以传为千古名句,也突出地表现出大历山水诗的时代特点。

    刘长卿山水诗的第二个特点,是失意徘徊于山水,而心系念于国家,不能忘情人间,把个人失志和国家前途熔为一种痛心忧伤。例如《登余千古县城》:
孤城上与白云齐,万古荒凉楚水西。
官舍已空秋草绿,女墙犹在乌夜啼。
平江渺渺来人远,落日亭亭向客低。
沙鸟不知陵谷变,朝飞暮去弋阳溪。
    一个秋天傍晚,诗人登临坐落高山之上的汉代余干(今属江西)废城,引起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
    这里空无一人,秋草丛生,鸟雀群栖,而昔日盛况,依稀可见。它是一个灭亡了的王朝曾经兴盛的见证,也是一个繁荣的城邑随着国家沦亡而荒芜的镜鉴。
    时至今日,远望那茫茫鄱阳湖水也好象在召唤旅人远离,而孤悬高空的夕阳更对着诗人渐渐低落。历史遗迹和自然风光都令人凄楚迷茫。
    但是,人有知而有情,只有不懂沧桑变迁的鸟儿,才能自在地飞来飞去,栖落在城边溪水上。
    不言而喻,正因为诗人深切关怀国家命运前途,才对历史沦亡的遗迹发出如此深沉的感慨,而个人不遇与国家衰落在这里溶为一种痛心忧伤。
    在这高山芜城上独立苍茫的,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刘长卿。
   

    象刘长卿这样的山水诗,在老辈大历诗人中时有可见,也不乏名篇。
    例如张继的两首七绝:
耕夫召募逐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
试向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闾门即事》)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
由于战争征丁,缺乏劳力,富庶的苏州竟满目荒凉,缺粮断炊。春到江南大地,而人间天堂毫无生气。旅经苏州的诗人为此心情沉重,春夜难眠,觉得国家人民都处在黑暗之中。
    皓月西沉,乌鸦夜啼,凉气满天,阳春却似寒秋。点点渔火闪照两岸枫树,令人更伤春心。此刻,恰从超脱人世的佛寺传来一阵钟声,特为告诉世人:这是长夜最黑暗的时候。
    这里没有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的欣喜,也没有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的热望。只有失志不遇、忧国忧民的诗人,满怀清醒的愁绪,无望的苦闷。


    小辈大历诗人中的山水诗代表作家是韦应物。他“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广德中洛阳作》),安、史乱起,刚刚成人。
    肃宗、代宗朝,他从青年入中年,痛感“山河长郁盘”,曾经激烈抨击政治腐败。他多年在京洛地区供职,到德宗朝出任滁州、江州、苏州刺史时,已从中年进入晚暮。
    他的山水诗较少盛世衰落的沉痛,更多现实危难的忧伤。
    尤其在中年之后,他看到国家动乱,同情人民苦难,但觉得积重难返,感到矛盾和内疚,流露一种无力而无望的情绪,使他的山水诗具有不同于老辈诗人的特点,反映着大历末到德宗朝的现实真实。例如《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
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路通。
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
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
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诗人把大自然肃杀的图画清晰地勾勒出来,他那淡漠的情怀,自若的风姿,也悠然可见。
    诗末用《庄子·列御寇》中的话:“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
    表面上似乎在说自己无所牵挂,听任自然。但他这位逍遥游者,其实是赴任的官长,理当治政,责无旁贷。所以实际上,他是借庄子语来表示自己虽非饱食的庸人,但面对积重难返的现实,情怀忧伤。而“寒树”四句显然借山水肃杀以状现实危难。
    又如他足以传诵千古的名诗《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春天的傍晚,诗人漫赏于滁州郊野西涧。尽管乔木深处,黄鹂鸟喧闹鸣春,但诗人却喜爱涧水边上幽静的小草。春潮涌泻,又刚下了雨,西涧水流更急。而这里的渡口地处郊野,不属要津,无人摆渡,连船夫也不在。渡船听任急流冲击,自在地横泊水中。
    居上媚时不如清贫守节,不居要津只能闲适自在,是这帧西涧春景的意境,也是诗人所寄托的情怀。这就更明显表露诗人的听任自然的实质,是对现实危难的无奈而无望的深深忧伤。

    像韦应物这样的山水诗,同时代的诗人中也是有很多佳作的。例如皇甫曾《玉山岭上作》,诗人观赏了秋气高爽、秋色缤纷的山水景象之后,却写出“秋花偏似雪,枫叶不禁霜。愁见前程远,空郊下夕阳”的句子。
    从秋天,想到严冬将临,于是,他遥望前途,不胜愁伤。感伤大自然的无情,正是诗人无奈而无望情怀的寄托。
    又如戴叔伦的《苏溪亭》: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阑。
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
苏溪在浙江义乌。诗人在苏溪踏青,溪岸长亭上春草漫长,荒落已久,只有诗人独自在春风中倚栏凭眺。天上不见春燕飞来,田里没有农民春耕,河滩上烟雨迷濛,雪白的杏花开了,反而令人感觉寒意,益发荒凉。
    这帧没有春意的江南春景,显然反映着战乱创伤,农事凋敝,寄托着诗人的怅惘忧伤。

    除了上述主要特点和成就外,大历山水诗还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一是逐渐出现了一种搜奇赏胜的旅游诗,如韦应物《游琅玡山寺》即是一例。这类诗的主题仍属南朝至盛唐山水诗的传统主题,但较少傲骨仙气,抒怀直率,写景如实,虽不乏豪气,却是常人情味。而结构则随游程而次第陈述。类似于一般游记散文。
    其二是象盛唐山水诗那样个性风格鲜明突出的作品较少。但这是时代造成的,并非诗人缺乏个性。
    其三是大历时期还有许多歌咏隐逸清高和赠答唱和的山水诗,其中有不少作品的思想性、现实性差,而艺术性较高。
如史称“大历十才子”代表诗人钱起的《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中的《窗里山》,便是如此:
远岫如近见,千重一窗里。
坐来石上云,乍谓壶中起。
纤思巧构,更失天然,近乎小摆设,恰可说明这类山水诗的弱点在于生活空虚,脱离现实,因而虽有艺术,而不免居于次流。

    总体来看,大历山水诗的成就和特点,与盛唐山水诗颇不相同。
    它既不在艺术创新方面,也不在歌唱祖国壮丽秀美的山水,而是在于用熟练的艺术技巧和精炼的诗歌语言,描写了美好山水中的动乱荒凉的人间,反映了现实的面貌,表达了时代的情绪,因而作出独特的贡献,也体现着古代山水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诗歌创作总是通过诗人头脑的折光来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里的山水景象毕竟是诗人摄取映出的艺术形象。
    盛世山水光采焕发,绚烂多姿;而乱世山水则往往笼罩愁云惨雾,其原因就在于关心国家人民命运的诗人们“感时花溅泪”。
    繁荣昌盛的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走向衰落。老辈大历诗人经历从盛向衰的转折,深感盛世的衰落;小辈诗人们更多感受到现实的危难;他们都为国家动乱和人民苦难而忧伤,为国家人民的命运前途而凄怆。

    这是唐诗在大历时期开始全面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主要原因,也是大历山水诗,乃至整个中晚唐山水诗取得自己特点和成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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