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中的文人文化 - 古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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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 09:2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略论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中的文人文化

2005-1-24  谢超凡

                     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虽然大体上集中于通俗白话小说领域，但从整体而言，无疑具有深刻的文人性。这既与评点自身的小说作品导读的文学目的性有关，也与评点者为文人的文化身份有关。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云:“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今于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无不拈出，使人知此为稗官史笔，有关于世道，有益于文章，与向来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谱而中节，针铜人而中穴，笔头有舌有眼，使人可见可闻，斯评点所最可贵者。”在指出评点的文学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还指出了评点所具有的与民间文化“迥乎不同”的文人文化的本体特征。作为明清之际代表性的评点作品之一的《三国演义》毛宗岗评点，无疑也具有此种特性。对于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历来多有研究，但大多集中于他对《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和社会功能的发掘方面，而缺少对其文人文化的研究，因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此略作清理，以作抛砖引玉之用。


                     综观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可以发现，毛宗岗在评点的过程中，经常以《三国演义》中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生活，以形成“有关于世道”的评点目的。如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明清时僧道之风盛行的批评。第一0八回评，“宅第化为寺院，今日多有之矣”，可窥明清时僧道之风盛行之一斑。然此辈并非真正虔信佛道者，大多是坑骗拐卖之徒，只以骗钱为重。毛宗岗对此深恶痛绝，因而在评点中给予了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的文人文化，也是毛宗岗从《三国演义》中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来生发批评的一个对象。


                     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中所表现的文人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评点中以历史对应现实而论及当时社会文人风雅生活情态，二是在评点中表露了对当时社会文人德性失落的焦虑，三是对当时社会“文人无用论”的反思与辩驳。其中尤以最后一个层面最具有文人文化的本体性。


                     首先来看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中对当时社会文人风雅生活情态的历史对应。毛宗岗是江苏长洲人，即今江苏苏州人，其一生大体上也生活于苏州，因此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中所反映的文人风雅生活主要集中在苏州一地。如《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孙策攻打吴城，太史慈一箭射中城上一人之左手，“城上城下人见者无不喝采。”毛评(毛宗岗评的简称，以下俱如此)曰:“城下人喜而喝采，宜矣;城上人正当着急，如何也喝采?想苏州人固应有此清兴。”按:“清兴”之“清”本为历来文人的审美情趣追求所在，是对美好特征的强调，如《世说新语》中运用了大量的以“清”为词组中心的褒义词:“清士”、“清才”、“清誉”、“清称”、“清伦”、“清远”、“清识”、“清通”、“清畅”、“清淳，，、“清恬”、“清悟”、“清虚”、“清立”、“清心”、“清高”等等。至于“清兴”一词，至少在唐代已经比较常用，如李白《秋月夜送沈之秦》诗有“卷帘望月清兴来”句，韩偓有《清兴》诗云:“阴沈天气连翩醉，摘索花枝料峭寒。拥鼻绕廊吟看雨，不知遗却竹皮冠。”其意为文人的一种超然闲淡的生活情趣。这个“清兴”可谓苏州文人风雅生活的的论。明清两代，江南逐渐成为正统儒学文化的中心，而苏州和绍兴两地更是中心之重。如有明一代共取状元9O人，其中江浙占39人，江苏有16人，而苏州一地则有6人，仅次于绍兴的7人。清代取状元共114人，其中江浙占68人，江苏有45人，其中苏州和吴县有26名，如加上属于苏州的常熟、昆山等地的状元，数量就更多了。优越的地理和人文生活环境，养成了苏州文人风雅的生活情趣。如明代著名画家周臣，苏州人，有《水亭清兴图》，表现了苏州文人雅士的一种闲适情趣。明末清初时吴门派篆刻家顾苓，也是苏州人，有一五绝诗印款署:“于此时颇得静趣，遂趁清兴镌此。”此以“静趣”为“清兴”。这一点在毛宗岗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作为文人的毛宗岗，除有苏州文人的“清兴”外，还有苏州文人的疏狂之气。为毛宗岗所追步的金圣叹即是苏州文人疏狂之气的典型。据褚人获《坚瓠集》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毛宗岗住宅失火，俱焚所藏书籍，毛宗岗作《临江仙》词云:“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从今遣闷更无方，将何来下酒，一斗竟荒唐。”毛宗岗的评点也时时表现出这个特征，如第五十二回回评:“读子龙之事，戏成数联云:太守华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负却卓王孙;佳人翠袖捧金钟，又怜美玉环不遇韦节度。李靖无心，枉了善识人的红拂;令公有院，逢着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击，打断了驾鹊仙桥;美酒三盃，撮不合行云巫峡。虽非认义哥哥，也仿着云长秉烛;不学多情叔叔，羞杀他曹植思甄。’此数联俱堪绝倒。”第五十八回，曹操与马超战败，部下因把寨内牛马放出，西凉兵取之，曹操因得脱。评:“亏了放牛，救了水中一老牛;亏了放马，退了岸上一怒马。”等等。


                     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止于表现当时文人的清兴与疏狂，他在此过程中因为自己的儒家伦理价值追求，进而对当时社会文人的德性失落表示了自己的深层忧虑，这就形成了他的评点中文人文化的第二个层面。和古代大多数文人一样，毛宗岗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也定位在儒家伦理价值的实现，而作为著述者，则是“立言以不朽”，如他在《坚瓠三集序》所说:“臆!儒者之书，岂无用之书;儒者岂无用之人。虽学优不仕，疑于匏系，然儒者自命即不见用于世，要当立言以垂不朽。”毛宗岗生于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①，其成长恰好经历了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给社会带来的剧变。褚人穫《坚瓠集》补集卷一《关社引》写道:“顺治乙酉(1645)五月，王师下江南，吾苏帖然顺从。”虽然苏州的早降使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中更武人据屋，流离播迁，几至破家”(《坚瓠十集》卷一《还金》)。社会的动乱使得文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有良知的文人心理引起了震撼。第三十八回，关公曰:“想诸葛亮有虚名而无实学，故避而不见。”评:“今有请名士作文，请名医治病而迟迟不赴者，乃当以此消之。”第四十二回，孔明对鲁肃说欲投苍梧太守吴臣，评曰:“偏不说要投孙权，偏说要投吴臣。此等说品，今人多有学之者。今之医生遇人相请，本是闲坐在家，只说要到别家看病;今之先生求人荐馆，本是没人聘他，只说又有别家致聘。可发一笑也。”第三十七回回评，“每到玄德访孔明处，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或谓孔明装腔，玄德做势，一对空头，不若张翼德十分老实。予笑曰:为此言者，以论今人则可，以论玄德、孔明则不可。孔明真正养重，非今人之本欲求售，只因索价，假意留难;玄德真正慕贤，非今人之本不爱客，只因好名，虚修礼貌也。”既表现了对庸医和酸腐的愤恨，也对社会上某些人好摆架子，图虚名作了讽刺。


                     同时，毛宗岗对当时文人的慕贵厌贫现象也愤愤不平。如第四十三回回评中评论曹操青梅煮酒以处于困顿中的刘备为英雄，言:“盖天下唯英雄能识英雄，不待识之于鼎足之时，而早识之于孤穷之日。每怪今人肉眼，见人赫奕，则畏而重之;见人沦落，则鄙而笑之。”第六十六回，管宁见贵人乘轩过而端坐不动，华歆弃书往观，评:“今之艳羡富贵者，比比皆是，我甚危之。”除此之外，毛宗岗对当时苏州存在的虚高身价、过河拆桥、首鼠两端、妄自矜夸等恶俗都作了揭露。如第十七回夹批评价陈登的自信，曰:“元龙会说大话，亦会干大事。今人干大事则不如元龙，说大话则学元龙，可叹也!”第五十四回回评中认为东吴的吊丧，乃是“吊本为死，乃以为生;吊本为人，乃以为我。吊之而无益于我，虽当吊而不吊焉。吊之而有益于我，则虽不必吊而亦吊焉。岂独东吴为然哉?又岂独吊丧为然哉?凡近世之纷纷往来，皆当作东吴吊丧观。”


                     对时俗的不满，引起了文人对古代品格的向往。因此毛宗岗的评点里充满了今不如古、古是今非的情绪，在他眼里，古人的一切都胜于今人。如第一0四回，评:“人如孔明，虽木人可当活人;不似今人，活人却像木人也。”甚至连饮酒这件事他也认为今人不如古人。第十四回，“今人每因使酒故戒酒，翼德偏因戒酒反致使酒。毕竟今人俗而翼德趣矣。”正是世风的不古使得毛宗岗不自觉流露出对古人的向往。毛宗岗的这种对当时文人德性失落的焦虑与对古风的向往，与毛宗岗的儒家文化本位意识密不可分。


                     因为对当时社会文人德性失落的忧虑，毛宗岗在评点的过程中又进人了更深一层次的思索，即针对当时社会“文人无用论”的反思和辩驳。毛宗岗评点中对文人无用论的反思是由当时社会“南人无用论”引发的。苏州在地理上属于南方，中国历史上的地域歧视观念曾经相当长时间地存在着，尤其“南人”与“北人”的界限划得相当清楚，“南人之轻巧”颇受微辞，并从地域进而延伸到政治上。如宋代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即载，宋太祖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还刻石禁中云:“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宋明理学的开创者邵雍在治平年间(1064-1o67)也发表过一通南人误国论。据宋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五“邵雍”条:


                     治平间，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洛阳旧无杜鹃，今始有之，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春秋》书‘六退飞’，‘鵴鹄来巢’，几气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瘴虐之病，北人皆苦之矣。”


                     这个南相指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由于任人不当等原因，遭到当时颇多人士的批判，以致“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如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宋史》卷四二八《杨时传》)。姑且不论这条历史记载的真伪和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价值，其中所表露出的对“南士”的误解确实是自宋以来的一种文化心态①。


                     元朝人主中原后，蒙古贵族废除科举制度，又将百姓分为“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南人”最贱。“南人”是指原南宋统属地区的人，大抵是江南一带，从而造成江南文人“学而优则仕”美梦的破产。据《续资治通鉴》卷一八七载，元世祖(忽必烈)“欲以文海为中垂，台臣言文海南人，不可用，且年少”。虽然元世祖最终“诏程文海仍集贤直学士，拜侍御史，行御史台事，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但由此也可看出元代对南人普遍的偏见了。明朝更是对南人存有偏见。《明史》卷一三七载:洪武三十年(1397)翰林学士刘三吾“偕纪善白信蹈等主考会试，榜发，泰和宋琮第一，北士无预者。于是诸生言三吾等南人，私其乡。帝怒，命侍讲张信等覆阅，不称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帝益怒，信蹈等论死，三吾以老戍边，琮亦遣戍。帝亲赐策问，更耀六十一人，皆北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明史》卷三百六载，阉党焦芳“深恶南人，每退一南人，辄喜。虽论古人，亦必低南而誉北”。他还写了一篇《南人不可为相图》送呈刘瑾。


                     到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的清初，“南党北党”之争甚为激烈。因此，清初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向顺治皇帝说明南人北人的差别:“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或善。”他建议开科取士“取文行兼优者用之可也。”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地道的北人，讲出这番看去不偏不倚的话，以显示自己超然于当时。然1646年冯铨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373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365名。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北人的“行或善”要比南人的“优于文”强多了。固然，南北人的差异，一方面有由地理因素决定的身体、性格、气质等方面，如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病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另一方面，则仅仅是北人建立在“中原文化正统论”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偏见。


                     毛宗岗生于苏州，属于南方。他一方面表达了对“南人无用论”的无奈。如第六十八回，孙权与曹操战，甘宁激励众将士。评:“南人本是无用，激之则有用。”第八十一回，东吴官员闻说刘玄德率精兵来攻，“尽皆失色，面面相觑”，评曰:“南人无用，为之一笑。”第一二0回评曰:“孙皓应对捷于刘禅，然只是南人轻薄嘴耳。”但是毛宗岗又忍不住要为这种说法鸣不平，所以在第九十六回回评道:“黄盖、甘宁、阚泽之后，复有周舫，何南人之多诈与?不知此非南人诈也，乃南人之忠也。用以欺敌，则谓之诈;用以报主，则谓之忠。不当曰南人多诈，正当曰南人多忠耳。有谓南人不可为宰相者，此宋朝迂儒之论。试观东吴当日，岂尝借才于异国哉?曹操诈欲自刎而割其发，周舫亦诈欲自刎而割其发。曹操以此欺我军，所以申军法也;周舫以此欺敌国，所以成战功一也。”为“南人无用论”作了辩解。从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吴越之人素称“柔脆”，但在明代军事史上也有辉煌的记录，如戚继光的浙军。《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上疏，中有“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等语。卷九十一若兵志三矛记有戚继光总理蓟、辽军事时，“请调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事。然谭纶后面讲到“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说明朝廷还有人对南士有歧视偏见。


                     毛宗岗由“南人无用论”发展到对文人作用和地位的怀疑。如第三十七回，玄德遇见崔州平，张翼德骂之腐儒，评:“偏是腐儒最喜闲谈，翼德骂之，诚为畅快;但州平非其人耳。”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回评:“文人之病，患在议论多而成功少。大兵将至，而口中无数之乎者也、诗云子曰，犹刺刺不休，此晋人之言谈、宋儒之讲学，所以无补于国事也。张昭等一班文士，得武人黄盖叱而止之，大是快事。”评诸葛亮言“非比誇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曰:“说尽秀才之病。”二是当时文人对自己立身之本的作文能力也让人担忧。第六十回评:“今之盗窃他人文字以为己有者，恨不令张永年见之。”“今人文字多有暗合古人者，却不肯学曹操之烧之也。”第一0二回司马懿学孔明所作木牛流马，搬运粮草。评曰:“抄得快，用得快，极似今日之读时文秀才。”就对某些秀才的丑恶嘴脸作了刻画。同时，毛宗岗又忍不住要为文人说几句公道话。第四十七回，黄盖欲使苦肉计，阚泽自愿去曹营献诈降书，评曰:“其言大有胆气。可见无胆气者，必不是能读书人。”第八十三回评:“书生而有大将之才，不得以书生目之。亦惟书生而有大将之才，则正以其书生而取之。先珍悦礼乐而敦诗书，晋之名将一书生一也;张巡读书过目不忘，唐之名将一书生也;岳飞雅歌投壶，孟珙扫地焚香，宋之名将一书生也。每怪今人以书生相垢置，见其人之文而无用者，辄笑之为书生气。试观陆逊之为书生，奈何轻量书生哉?”体现了作为一个文人的浩然正气。


                     毛宗岗《三国演义》评点里所体现的这些东西，既是他自身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也是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一切，缘于毛宗岗深切的文人文化本位意识，正因为这本位意识深深地萦绕在他心中，所以才会在评点中自觉地流露出来。


                        谢超凡，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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