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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郭英德:《读三国 说英雄》(转)
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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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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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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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贪恋女色
好哭的人和爱笑的人,在性格的基本素质上是不一样的。爱笑的人往往比较坚强,尤其面对失败都敢于笑的人,这是性格比较强悍的人。而好哭的人性格比较柔弱,尤其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哭的人,更是性格比较懦弱的人。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的好哭,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他性格中女性化的特点。我在这里不是贬低女性,只是指出相比较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流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到了“伤心处”,男儿也哭,未到“伤心处”,还可以忍住不哭。一个小女子如果动不动就哭,大家觉得这很正常,而一个大男人如果禁不住就哭,大家会觉得他不像男子汉。所以说好哭是女性化的性格特征。刘备性格中多多少少包含着一点女性般的柔弱,这与曹操有时表现出的男性柔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女性柔弱的极端表现,就是贪恋女色。在小说中,刘备的身边几乎不能没有女人相伴。刘备的这一性格特点,与司马懿、孙权很不相同,却和曹操有点类似。只不过曹操的贪恋女色属于主动进攻型,我想要就得要,你不答应我也要;而刘备的贪恋女色恰恰相反,是被动接受型的,他希望别人主动送上门来,我不接受,你硬要逼我接受,我也没办法。虽然刘备心里需要女人,却从不公开表现出来,更不公开采取行动,一句话,还是“心口不一”。
小说中写刘备先后有四个妻子:甘夫人、糜夫人、孙夫人、吴夫人。当然这四个妻子不是同时娶的,与皇帝的三宫六院是两回事。
甘夫人是刘备居住在小沛的时候娶的,后来随刘备到了荆州,在荆州生了一个儿子,就是阿斗——刘禅。当曹兵追到长阪坡时,刘备万般无奈,抛弃了甘夫人和阿斗。亏得赵云救了阿斗,甘夫人则死于军中。
卷十一《周瑜定计取荆州》写道:“刘备自没了甘夫人,昼夜烦恼。”“烦恼”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其实刘备在失去甘夫人之前,就耐不住寂寞了。吕布袭取下邳后,甘夫人被俘虏,糜竺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刘备,刘备高高兴兴地娶她为妻,她就是糜夫人。
相比较而言,甘夫人的地位只是妾,糜夫人才是正妻,这是《三国志》里写的。在历史上,长阪坡陷于乱军中的只有甘夫人,没有糜夫人,小说写到糜夫人,写她抱着孩子交给赵云以后,跳井自杀,死得轰轰烈烈,可歌可泣,这是小说的创造。所以京剧《长阪坡》里的女主角是糜夫人,而不是甘夫人。其实在历史上,糜夫人在长阪坡事件之前就死了,阿斗跟糜夫人也没有血缘关系。
甘、糜两位夫人都死了的时候,刘备快50岁了,后来他先后娶孙夫人和吴夫人,同样都不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而是别人献的策。
第一次是周瑜设下“美人计”,想把刘备诓过江来,让他老死东吴,用他来换取荆州。这个计谋中的“美人”就是刘备的第三位夫人——孙夫人。可能因为她只是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才会成为孙权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无足轻重的棋子儿。
结果这个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刘备设法取得桥国老和吴国太的同情和帮助,弄假成真,和孙夫人正式结婚。婚后,二人又双双逃回荆州。这个故事流传广泛,京剧《龙凤呈祥》就是以此为题材。
在娶孙夫人时,孙夫人在新房里插满刀枪剑戟,“付婢皆佩剑悬刀立于两旁”。刘备吓得“失色”,但他还是以“甜言蜜语”哄得孙夫人心里欢喜。
后来,刘备贪恋“温柔乡”,“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卷十一《锦囊计赵云救主》)。好歹混到50多岁了,娶了一个好老婆,生活也过得挺好,再回去受苦受难干什么?这时候刘备没有了英雄斗志,没有了远大理想。戎马生涯20多年,最后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毛本《三国演义》中有两句诗很有意思:“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第五十五回)没想到孙夫人这么厉害,能把刘备三分天下的雄心大志都改变了。
连老实的赵子龙都知道刘备“贪恋美色”(卷十一《锦囊计赵云救主》),幸亏诸葛亮看透了他的这个毛病,谋算在胸,才使得孙权“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故事表现出刘备贪恋女色已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他的这种性格还遗传到儿子阿斗身上。
刘备这种“贪恋美色”的性格,使我们想起春秋时的晋国太子重耳。据《左传》记载,重耳出亡,本来是要发愤图强的。没想到他逃难到齐国以后,跟齐姜结婚,一味迷恋女色,不思归国报仇,只愿老死他乡。后来他的舅舅与齐姜设谋,先把重耳灌醉了,再把他装到车上运走。运到郊外,重耳醒来一看,我怎么跑到郊外来了?我的夫人在哪里?他拿起戈矛,绕着车好几圈,追着要杀他的舅舅。幸亏手下人制止了他,他才幡然大悟。
相比较而言,刘备毕竟年长几岁,比重耳明白事理,还不至于要杀赵子龙。更何况孙夫人还能陪着他一起回蜀,这不两全其美吗?
后来,孙权假称吴国太病重,把孙夫人骗回江东去,把她扣下了,刘备又成了孤家寡人。于是在小说中,刘备娶了第四个夫人,这就是吴夫人(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吴夫人是原来蜀国大将吴懿的妹妹,嫁给刘瑁,刘瑁死了,守寡在家。
在刘备进位汉中王以后,诸葛亮很体贴刘备,对刘备说:“孙夫人南归,必难再来。人伦之道,不可废也,必纳王妃以正其内。”诸葛亮给刘备介绍对象,介绍谁都行,偏偏介绍了一位同宗兄弟的遗孀,说吴夫人“美而且贤”,可以纳为王妃,甚为奇怪。
刘备一开始不同意,说:“刘瑁与吾同宗,于理不可。”真要纳王妃的话,就纳其他人,别找这么一个兄弟之妻,不合人伦之道。
这时法正说了一番大道理,说是古代已有先例,刘备听了觉得有理,就高高兴兴地娶了吴夫人。可见刘备不是不想娶吴夫人,而是想用正当的理由来娶,在没有正当理由时得让人帮他找出正当理由来——瞧他做人有多累!
到了民间,这故事有了新的变异。吴夫人一开始并不愿意嫁给刘备,还当面责备刘备:“玷人清德非人义,不是贤明有道君。”(《三国志玉玺传》卷十八)你不是讲仁义吗,怎么能做这种不齿于人的事情呢?这话说得刘备满脸通红。这时吴懿劝说妹妹:“如今世界反反复,山河多少未安宁,男儿尚且难存志,女人名节值何能?”最后,吴夫人回心转意,同意嫁给刘备,她安慰自己:“莫恨妾身今失节,姻缘分定不由人。”(《三国志玉玺传》卷十九)同是嫁娶之事,吴懿的视角不同于吴夫人,男女看待问题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刘备四次娶妻子。如上所述,他有一句名言,说是“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旧了,换一件就是了;手足如果废了,断了手,瘸了腿,那可不行。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不能容忍这种说法,怎么能不把妻子当人看呢?但是刘备不只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了。对他来说,妻子死了一个再换一个,还不是“司空见惯浑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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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象和本质
在阅读《三国志演义》时,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刘备确实是君子,在阅读整部小说的过程中,虽然感觉到刘备有令人钦佩之处,但在钦佩之余,会慢慢地生出一种厌恶感。对曹操则完全相反。你在欣赏曹操的时候,首先会很厌恶他,他一出场就会很厌恶他,但是在厌恶之余,慢慢地会生出一种钦佩感来。对曹操,你会既厌恶他的奸诈残忍,又佩服他的强悍刚毅;对刘备,你会既欣赏他的仁义宽厚,又厌恶他的伪善柔弱。
刘备的确是君子,这没有问题,但是在仔细审视这位“君子”的时候,会发现这位“君子”具有某种小人的性格,与他“君子”的称号总是不太吻合。曹操是小人,这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在阅读这位“小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位“小人”的所作所为,怎么也有一些君子的大度呢?
于是你明白了,人的性格其实是很复杂的。刘备和曹操都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都以玩弄权术见长,我们既不能用“好人”的标准去衡量他们,也不能用“坏人”的标准去谴责他们。你说他是个好人,但这好人里头有坏人的某些因素;你说他是个坏人,但这坏人里头也有好人的某些因素。
所以,阅读小说,可以培养咱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能力,能够透过“君子”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同时也能够透过“小人”的表象和本质去看“君子”的表象和本质。
过去有句老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我觉得这句话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小人”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君子”也不一定就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应该透过“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透过“小人”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某些本质的东西,去透视其中“君子”的一系列表象甚至本质的东西。这样你对人就能看得更透,对人的理解就不会是简单的黑或者白,“非此即彼”,你会明白很多人是属于黑白之间的。这是咱们阅读刘备以后可以获得的一种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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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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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笑到最后
读了《三国志演义》小说之后,大家对司马懿这个人物,往往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或者对司马懿的印象很浅,想不清楚司马懿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只知道他是诸葛亮的对手,是诸葛亮手下的常败将军,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就说不清楚了;或者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他总跟诸葛亮对着干,总是给诸葛亮制造麻烦,因为大家太喜欢诸葛亮了,所以会讨厌司马懿。
学术界也是“世态炎凉”,评论曹操、刘备、诸葛亮等人物形象的论文很多,甚至评论关羽、张飞、赵云、周瑜的都相当多,可是评论司马懿的论文,包括历史论文和文学论文,却只有寥寥几篇,好像谈来谈去,都谈不出多少名堂来。
是不是司马懿就没什么可说了呢?当然不是。司马懿乍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他的性格相当复杂。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看看司马懿是怎样笑到最后,怎样笑得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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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棋逢对手:司马懿与诸葛亮
(一)难寻破绽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司马懿是作为诸葛亮的第一对手出现的。正是因为有了司马懿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最终使诸葛亮的北伐大业惨遭失败。最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实际上是死于跟司马懿的对抗当中的。
对这么一个对手,这么一个非常顽强的对手,别人恨他还来不及,但诸葛亮不这样看待他,诸葛亮很欣赏司马懿,对他另眼相看。在司马懿还没有真正出场,没有大显身手的时候,诸葛亮就对他的人品、对他的特点了如指掌。他说:司马懿“乃世之英雄”(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曹操评价刘备是英雄,是慧眼识英雄;诸葛亮评价司马懿是英雄,也是慧眼识英雄。在司马懿还没有建立赫赫军功的时候,诸葛亮就称他是“世之英雄”,这种眼光是很独特的。
而且,诸葛亮对司马懿还怀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内在的恐惧感。他坦白地说:“平生所患者,独司马懿一人而已。”(卷十九《司马懿智擒孟达》)
诸葛亮以“千古第一贤相”的美誉流芳百世,他一生不怕曹操,不怕孙权,当然更不怕周瑜、夏侯惇之流,这些人全不放在他的眼里,平生所害怕的唯独是司马懿。他看得很准,将司马懿视作他的真正对手。所以他觉得在战场上最好不要碰上司马懿这样的对手。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这么看重司马懿?
因为司马懿这个人在性格上是没有巨大缺陷的,他不像曹操,不像周瑜,这些人都有非常厉害的性格优势,同时也有非常明显的性格隐患。像曹操,非常聪明,智慧出众,但有时候会因为性格多疑而出现非常重大的疏忽。像周瑜,则气量过于狭小。这些性格缺陷,便于被人把握,在真正的战争中,容易受到致命的攻击。像司马懿这个人,他有点像下围棋的那个李昌镐,他每一步棋都让人找不出任何的破绽。虽然他没有太大的优势,但是也没有太大的缺点,所以谁碰上这种人都会觉得非常难以对付。
(二)“牛皮糖”战术
诸葛亮“六出祁山”,表面上看似乎算无遗策,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最后他也没有消灭司马懿率领的曹魏军队。
我们看到,诸葛亮一直打胜仗,很热闹,但最终司马懿还是保存着实力,还是没有被打败。诸葛亮好像胜了,但从来没有大胜,没有彻底地胜;司马懿好像败了,他却也没有被彻底打败,因为他始终是有实力的。
在魏蜀两国长期对峙中,正是司马懿,愣是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诸葛亮恢复中原的雄心大志,从而成为诸葛亮战略上和战术上的真正对手。
作为对手,最让诸葛亮头疼的就是司马懿的那股劲儿,一种软磨硬抗的劲儿。司马懿采取的战略决策是:战略上防守,战役中固守。他相信自己最后会赢,所以从不担心在战争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地输。司马懿不停地在和诸葛亮“磨”,你来硬的我就来软的,你进攻我就守,你撤退我就追,反正我粘着你。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牛皮糖”战术:打不赢也打不垮,你急我不急,粘你没商量。所以,“六出祁山”形成一种僵持的局面。在这个僵持阶段里,由于诸葛亮神机妙算,司马懿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司马懿总是不会败到一败涂地,总是能够保存自己的实力,继续跟诸葛亮抗争,打持久战。
比如,诸葛亮三出祁山与司马懿交战时,司马懿坚持守寨不出,持续了半个月,一直不跟诸葛亮交兵。司马懿熬得住,诸葛亮可熬不住,因为他粮草不足,他恨不得速战速决。于是诸葛亮使了一个计谋,佯装拔寨退兵,以此引诱魏军。
第一次蜀军退出三十里下寨,张郃等将领提出追赶上去。司马懿认为诸葛亮退兵,绝对是诱兵之计,切不可上当。他说:“孔明必有大谋也,不可轻动。”十天以后,诸葛亮见魏兵按兵不动,又退出三十里下寨。这时候司马懿仍然不主张追击,他亲自到前线察看诸葛亮退军势头,断定说:“此乃孔明之计也。”结果又过了十天,诸葛亮第三次退了三十里下寨。这时魏军将领们沉不住气了,他们认为诸葛亮是使诈谋,用“缓兵之计,渐退入汉中”,因怕被别人耻笑,急于交战。所以张郃坚持要率兵追击,司马懿出了一招,说你率兵打头阵去进攻,我带部队在后头支援你,万一打败了,我还能帮你顶着。
于是张郃等率兵追击诸葛亮,结果正中诸葛亮的圈套,魏兵大败。退兵后,司马懿下了死命令,说:“今后切不许妄动!再有不遵,决正军法!”(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仲达兴兵寇汉中》)他坚持自己这套软磨硬抗的战术,毫不动摇。
(三)多疑与谨慎
当然,这种战术跟司马懿的性格大有关系。司马懿的性格虽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就是他的多疑,特别地多疑,在这点上他很像曹操。正因为他多疑猜忌,所以办事非常谨慎。尤其是碰上诸葛亮这样的对手的时候,他更是极其小心谨慎,极其多疑多虑。
其实,多疑并不一定就是缺点,有时它可以成为一个优点,前提条件是多疑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了解自己的长处,也了解自己的短处,同时我也看到对方的长处和对方的短处。这样以我之长攻人之短,这是可以的;而守住我之短,防备敌之长,这种多疑也是应该的。因为我应该更充分地估计你的长处,以便做好更充分的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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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司马懿的具体表现来看,他的多疑有时并没有真正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有时小心谨慎到了过分的地步,这样就不免贻误战机。
最典型的就是“空城计”一战。“空城计”这一战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诸葛亮神机妙算,他的“空城计”是一个很高的绝招。有人认为是司马懿的失误,因为司马懿多疑,认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以致贻误了战机,使蜀军得以安全脱险(卷十九《孔明智退司马懿》)。不管怎样评价,“空城计”的结果是保证了蜀军的安全脱险。蜀军在大败的情况下,以“空城计”的计策安全脱险,这是很不容易的。
京剧《空城计》把司马懿大大地调侃了一番。剧中,诸葛亮从容不迫地摇着鹅毛扇,坐在城头唱道:“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乱纷纷。”当时司马懿已经兵临城下,诸葛亮却如此地闲雅自在,足见他是何等地聪明、自信!
司马懿到了城外,手握重兵,心里彷徨,生怕城里有埋伏,胆战心惊,估算半天到底还是不主张攻城。最后得知原来只是一座空城的真相以后,他自我解嘲地说:“司马呀司马,你的胆子也太小了;诸葛呀诸葛,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他觉得诸葛亮从来没有这么大胆,怎么这次这么大胆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一事件。古人说:“料事者先料人。”要预料一件事情,首先要预料一个人,要充分吃透一个人。“能料愚者,必不能料知;能料知者,必不能料愚。”聪明人只有跟聪明人一起,才能够知己知彼。聪明人若遇上一个愚蠢人,就无法猜透他。你可以明白地去琢磨一个聪明人的所作所为,却无法估计一个愚蠢的人,他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诸葛亮是个聪明人,他的对手司马懿也是个聪明人,所以诸葛亮才能神机妙算,算定司马懿不敢贸然破城。如果诸葛亮赶上的是张飞或者曹仁、曹真之流,他们没准就不管有没有埋伏,先冲进城去再说,反正输就输了,输了也先打个痛快,那就真把诸葛亮给活捉了,这个“空城计”就玩不成了。
所以,“空城计”的故事,不仅表现出诸葛亮的智高和胆大,也不仅表现出司马懿的多疑与谨慎,同时也表现出司马懿的过人智慧。
更重要的是,“空城计”故事还表现出司马懿的战略决策,他决不轻举妄动,不轻易涉险,一门心思为了保存实力以便跟诸葛亮软磨硬抗到底。我输一场、输两场,让你笑一次、笑两次,都无所谓,反正我就是要跟你磨的。既然要跟你磨,我就不怕输,输了一场两场无所谓,只要最后我能大胜,来日方长呢!这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四)并非“恐亮症”
有人认为司马懿得了“恐亮症”,一听到诸葛亮的名字就头疼,一遇到诸葛亮就吓得胆战心惊,怎么也不敢跟诸葛亮打。实质上并不这样。试猜想,一个得了“恐亮症”的人,能在“六出祁山”长时间的对抗当中,一股劲儿地跟诸葛亮打,坚持抗争到底吗?显然,司马懿内心中并不是害怕诸葛亮,而是非常看重诸葛亮。他只不过是知己知彼,知道自己绝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不和诸葛亮硬碰硬地对着干罢了。
还是三出祁山时,司马懿算计诸葛亮必然袭取武都、阴平两城,便派郭淮、孙礼偷袭蜀兵之后。但是诸葛亮早就料到司马懿必有此举,便亲自率兵马从后面包抄郭淮、孙礼,前后夹攻,魏兵大败。司马懿输得服服帖帖,赞叹说:“孔明智在吾先”,诸葛亮的智谋从来是算在我的前头的,所以“吾智不如孔明也”,这点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一战以后,司马懿又算计诸葛亮必然亲自去武都、阴平两城安抚百姓,不在营中,便派张郃、戴陵引一万精兵,去夺取蜀寨。没想到诸葛亮并未离寨,早就设下包围圈,等待魏兵来偷袭,结果将魏兵杀得丢盔弃甲。司马懿不得不惊叹道:“孔明真乃神人也!”(卷二十《孔明智败司马懿》)
遇到像司马懿这样的敌人,有着开阔的胸怀和坦然的心态,能够在失败的时候还由衷地佩服对手,令诸葛亮不得不另眼相看,费尽心机。
战场上也好,商场上也好,生活中也好,可以设想,我们最怕碰到的应该是司马懿这样的对手。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如你,明明知道斗不过你,但是他始终要和你抗争到底,而且始终也不怕失败。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一次又一次地被打趴下了,却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掸掸身上的尘土,继续跟你打。就跟拳击赛一样,被打趴下了,还要硬挺着站起来,继续跟你打。更重要的是,他不仅身体上不趴下,能继续站起来打,而且在精神上也不趴下,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不到最后,决不服输。
这让人想起《西游记》小说里的猪八戒这个人物。猪八戒也老是打败仗,但他失败了以后,总是自我解嘲,说“我不能倒了我的旗枪”,就是说我再失败,我的精神不能倒,我的斗志不能垮。猪八戒一看到唐僧被妖怪捆着,无奈地流泪痛哭,他就说:“师傅,你不能这么软弱,师兄还在外边呢,他能来救咱们的。咱们再怎么输,也不能倒了咱们的旗枪。”
司马懿就是这个特点,再怎么失败,他也绝对不倒了自己的旗枪,不垮了自己的斗志。司马懿毫无畏惧地面对诸葛亮这个神话般的人物,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勇者精神,诸葛亮的对手的确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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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司马懿屡战屡败,这只是小说家言。在历史记载中,司马懿跟诸葛亮还是有一拼的,至少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蜀、魏两军在渭南一带进行“拉锯战”的时候,互有输赢,诸葛亮也有过多次被打得溃不成军的经历。只是小说家为了神化诸葛亮,把司马懿写得几乎不堪一击,只能乖乖地当“缩头乌龟”。
最重要的是,司马懿总能够在败中求胜,这是很高的招数。
当诸葛亮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六出祁山,好像一直在打胜仗,把司马懿打得焦头烂额。这时大伙都不看好司马懿,甚至连他身边的将领都不看好,传到朝廷里也有好多人不支持他。当然皇帝这个时候还是支持他的,因为他认定司马懿这个战术是可行的。因为诸葛亮几次出祁山,最后都是无功而返,这个事实已经说明司马懿这套持久战、拉锯战的战术还是行得通的。
在战场上,司马懿一旦认准了死理,就一点儿也不动摇,坚持既定的战略方针,打不垮诸葛亮,愣是要把他拖垮了事,决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把自己看作“缩头乌龟”。
六出祁山时,诸葛亮在上方谷取得胜利,差点儿把司马懿父子烧死。这时候应该是天意,下了一场大雨,司马懿父子安然退出。
司马懿逃此大劫以后,心里明白,诸葛亮的这支军队实在太了不起了,自己一时头脑发热,冒险追击诸葛亮,才有此大难。于是他躲进营寨,坚守不出。
诸葛亮一来粮草不足,求胜心切,二来也想乘胜追击,趁热打铁,所以他多次让人在魏寨前头骂阵叫战,激怒魏军。但是司马懿却认为,大败之后,交战不利于己,因此坚决不出战。我斗不过你,难道还磨不过你吗?
这时诸葛亮使了一招,派遣一位使者,送了一套妇女守丧时穿的衣服给司马懿,还写信激怒他,说他就像寡妇一样,“甘分窟守土巢而畏刀避箭”。
司马懿一看到孝服,脸色就变了,但他马上沉住气。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确是性格多变,他很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心中大怒,表面上却不动声色,装着一脸笑,说:“视我为妇人耶?吾且受之。”妇人就妇人,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热情地款待使者,当着使者的面,一字不问蜀军的虚实,只是打听诸葛亮每天睡几个小时,吃几碗饭,平时忙不忙。使者如实相告,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一大早就起来了,晚上很晚才睡觉。“罚二十已上者皆亲览焉”,打20板子以上的人,他都要亲自过问,就是事无巨细,全部都要亲自过问。“所啖之食,不过数升”,每天就吃几升粮食。我考证过,东汉末年这数升米饭,大概就是五六两。一天只吃五六两米饭,又没有多少肉可吃,这个饭量的确是很小的。司马懿听了这段话以后,感叹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吃得这么少,工作又那么繁重,这能坚持多久呀!使者回到五丈原,把这话如实说给诸葛亮听,诸葛亮不由得叹息道:“彼深知我也!”司马懿真的很了解我啊(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
我们知道,心理学上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叫作“心理暗示法”,就是古人讲的“攻心为上”。按我个人的理解,司马懿在这儿也采取了这种“心理暗示法”。这种说法也许有点深文周纳,有点揣测,但事实上这种方法最终还是发挥了作用。司马懿让使者把他的话转告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实际上他是在暗示孔明,你吃得这么少,却这么操劳忙碌,你还能活多久呢?
这种“攻心为上”的心理战术果然很奏效,小说写道,诸葛亮自从听了司马懿的话以后,“自觉神思不宁”。诸葛亮果然上当了。
司马懿很有耐心地在等待着,他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诸葛亮这么操劳,吃不饱,睡不安,肯定没有几天活头了。
果然,诸葛亮像油灯似地耗尽了最后一滴油,不久就发病死在五丈原。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就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真是“不战而胜”。
诸葛亮死的时候是54岁,而司马懿比他大两岁,56岁。一个比你年龄大的人,敢跟你熬,想的是“咱们就来熬吧,反正我年龄比你大,咱们熬熬看,看谁熬的时间长”。结果司马懿果然就比诸葛亮熬的时间长。从这可以看出,司马懿的确是笑到了最后,所以能笑得最好。
当然诸葛亮临死还使了一个奇招,就是所谓“死诸葛惊生仲达”。
司马懿深通天文,当天晚上他算天象,认定这次诸葛亮肯定死了,于是第二天蜀兵败退时,他就派兵追击。他早就被诸葛亮吓坏了,从来不敢追击蜀军,这次好不容易壮着胆去追击。没想到诸葛亮早就让人把他自己塑成一个木雕的形象,当司马懿大军追上的时候,把这尊雕像放在车上推出来,吓得司马懿立刻退兵。
司马懿这次虽然又被诸葛亮的遗计给蒙骗了,没有穷追蜀军,但他还是大度地笑着,自我解嘲说:“吾能料其生,不能料其死也!”诸葛亮活着我能算过他,死了我算不过他。实际上诸葛亮活着的时候,司马懿从来也没有算过他。这下反正诸葛亮死了,他可以吹吹牛了。作为一个胜利者,司马懿说起这话来当然脸不红心不跳,坦然自若。“死诸葛”地下有知,说不定会被气得活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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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如何,司马懿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他的确是笑到了最后。
(五)孰高孰低
有人认为司马懿比诸葛亮还高出一筹,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我们在评价司马懿和诸葛亮的时候,不应该只去评价他们个人,还要联系到他们背后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
从表面上看,司马懿背后站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魏国,而诸葛亮背后站着的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蜀国,所以这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对比,事实上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两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诸葛亮事实上越来越紧张,司马懿却越来越松弛。因为诸葛亮根本就输不起,司马懿他能够输,他经得起输。所以诸葛亮到最后,他越不能输,就越会有一些战略上或者战术上的失误;而司马懿能够输,他反而能够扎紧脚跟,慢慢地做起一番事业来。
虽然历史是不以胜败论英雄的,但是即使我们不论胜败,也不能不肯定,在某种意义上,司马懿的确要高出诸葛亮一筹,他能笑到最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因为从深层次来看,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时,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曹魏;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北伐恢复中原;而且也只使用了一个手段,就是诉诸武力。这是非常明确,一往无前的。
后主刘禅对诸葛亮,虽然有几分畏惧,却不得不言听计从,唯命是听。所以诸葛亮在西蜀的地位,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是算数的,他能够甩开膀子“六出祁山”,全力以赴地对付司马懿。
但是司马懿不一样。身在魏国的司马懿,比起身在蜀国的诸葛亮来,处境无疑险峻得多,他同时需要对付公开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他正面对抗的是以诸葛亮为军事统帅的蜀国军队,背后对抗的则是魏国上上下下君臣们对他的不信任。在“六出祁山”的过程中,他的处境一直非常微妙。
如果对事件背后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我们就能够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司马懿为什么一直采用“蘑菇战术”。因为司马懿知道,从长远来看,他并不宜和诸葛亮决一死战,只能在等待中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他又不能不跟诸葛亮交战,因为要让魏国的朝野上下看到他的显著战果。
司马懿更知道,功高不仅会引起同僚的警惧,甚至会产生“震主”的效果。他一旦战果太辉煌了,同僚嫉妒,还是小事,君主猜疑,更加可怕。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他必须适度退让,以免锋芒过露。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让人觉得他无足轻重,无所作为,那也有可能被黜还朝,剥夺权力,解除兵甲,一败涂地。
所以,在蜀魏相争的战场上,司马懿得时时把握住一种分寸感,赢不能大赢,可以小赢,输也不能大输,只能小输,保存实力;攻打不宜太猛,太猛了会伤亡太重,退守也不宜示弱,示弱了就失去精神。所以,他做人要比诸葛亮难多了。
尽管处境如此困难,司马懿还是能够笑到最后,取得最后的胜利,你能不佩服他吗?他在军事战场上,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政治智慧,这不能不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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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藏不露:司马懿与曹氏政权
司马懿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还是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这一点与诸葛亮不同,诸葛亮没有野心,司马懿是有野心的,但是他的这种野心又不能够很张扬地表露出来。
司马懿“深明天文,熟谙韬略,善晓兵机,常有一匡天下之心”(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却一直深藏不露,隐忍不发。他在曹魏,历事四代君主,三为顾命大臣,最终权高震主,这是历经几十年的岁月慢慢熬出来的。
所以,在《三国志演义》的人物形象当中,我认为,最能韬光晦影,最能忍辱负重,或者说,最能像北京人爱骂的“装孙子”的人物,大概要数司马懿了。
(一)初露头角:司马懿与曹操
司马懿刚出山的时候,就是刚刚投身于曹操军队的时候,那年是29岁。
小说里头没写,根据史书记载,司马懿一直未出仕,跟诸葛亮一样,隐居山中。在乱世之中,他也身怀韬略,胸怀大志,但是他隐居不出。他的父亲司马防、哥哥司马朗都在曹操军队里头做事,跟曹操的关系很密切,深受曹操的重视,只有他一直隐居。
曹操爱才若渴,知道司马懿的才华,容不得他隐居,就派人征召他出来做官。他假称中风,不愿出山。曹操招纳贤才,有时候是不择手段的,这次就派遣刺客夜里前往刺探,把刀架在司马懿的脖子上,他愣是呼呼大睡,像没事人似的。
有人说司马懿身怀绝技,所以敢在刺客来的时候都呼呼大睡,满不在乎。因为他身怀绝技,你要真用刀砍我的话,根本砍不了我。当然这话有点捕风捉影,不必多提。
后来曹操还是不放过司马懿,又一次逼他出山,说:“这次你要再不愿意做官的话,就把你逮起来。”司马懿被逼无奈,才结束了隐士生活,出任曹操丞相府的文学侍从。
这年司马懿29岁,他出山比诸葛亮还晚。从这里也看出,司马懿做人的确是相当谨慎的。
《三国志演义》小说没有叙述司马懿出山前的经历,而是直接从他做曹操的军中主簿写起。这时他还是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儿,并未受到曹操的重视,但是已显露出非同常人的智慧和谋略。
当时曹操一举平定了盘踞汉中的张鲁,取得东川,打算班师回许昌。这时司马懿进言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曾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临之,势必瓦解矣。”他认为刘备是以非法的手段、不道德的手段占据西川的,这个时候应该趁热打铁,打到西川去,直捣刘备的老巢,并一举灭了刘备。他强调说:“圣人云‘不可违时’,亦不可失时也。”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这一提议得到了曹操谋士刘晔的肯定和支持,但曹操却不予采纳。他引用汉光武帝刘秀的话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也。”(卷十四《曹操汉中破张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怎么能行?
从事后的发展可以看出,司马懿这个建议确实是一个绝妙的计策,是可行的。而且司马懿的考虑是非常周到的,他认为要是不继续进攻西川的话,东川也保不住,汉中也保不住。到后来刘备夺回了汉中与东川,曹操才深深后悔没有听司马懿之言,以致有此大失(卷十五《赵子龙汉水大战》)。
第二次,司马懿又提了一个高明的建议。这是在刘备自立汉中王的消息传到许昌的时候,曹操大怒,传令起倾国之兵,赴西川与刘备决一雌雄。
这时司马懿挺身而出,建议不必远征,并分析道:“今江东孙权以妹嫁刘备,今已分离取回江左,彼此有切齿之恨。王上可差一舌辩之士,赍书去见孙权,陈说刘备过恶,令权兴兵先取荆州,一与关某相持,刘备必发两川之兵以救荆州。那时王上举兵去取汉川,令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卷十五《刘备进位汉中王》)
司马懿看透了刘备和孙权从来是有矛盾的,这体现出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诸葛亮采取了一个战略方针,就是联吴抗曹魏。对魏国来说,如果采取相应的方针,应该是联吴抗蜀,这才是最合适的战略方针。这时司马懿就提出了这个战略方针,而且实际上在魏国后来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里,这个战略方针是贯穿到底的。
所以司马懿建议曹操,为了荆州的事,刘备和孙权一直有矛盾,因此可以派一个妥当的人送封信给孙权,陈说刘备的罪恶,让孙权派兵取荆州,这样就可以坐山观虎斗,而且同时出兵夹攻刘备,准能取得胜利。
这一联吴击蜀的谋略果然奏效,结果是东吴袭荆州,关羽遭杀害,蜀汉与东吴的对抗局势剑拔弩张,曹魏反而坐享其利。在这样一种军事谋略、政治谋略里,体现出司马懿的高超智慧。
但是在曹操时期,尽管司马懿多次为曹操出谋划策,但曹操却不太买他的账,反而对他的雄豪之志心存疑忌。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曹操、曹丕死了以后,太尉华歆上曹叡的奏书,有一段回忆:“先时太祖武皇帝(曹操)常与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之兵权,久必为国家之大祸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
小说中的这一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魏武察帝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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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过头来,面正着往后看,但是身体不动,这就是所谓“狼顾”。狼是不是这么看的,咱们不得而知,但是人往前走,回过头来,身子却还正着不动,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这个脑袋像拨浪鼓一样往后拨过去,这是“狼顾”。
正史里还写了曹操做的那个“三马食槽”的梦,不是在临终时候的梦,是早就有过的一个梦。所以曹操在世的时候就对司马懿极不放心,还把自己的疑虑对曹丕说了:“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司马懿不是久居人下的,他迟早会擅权干政。
但是曹丕却极力保举司马懿,可以看出司马懿在曹丕身上是下了很大的工夫的。司马懿到底是怎样下工夫的?正史里没有记载,小说里更看不到。但正史写他是曹丕的心腹,曹丕多次保举他,而且还把曹操的怀疑告诉了司马懿。
司马懿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正史记载:他“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他天天在那儿养马,割草喂马,天天干粗活,曹操反而放心了。
曹操这个人各方面都蛮可爱,虽然他多心多疑,但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很容易被专做粗活、勤劳苦干的假象所蒙蔽。一旦他人真在干苦活,干粗活,就是自己贬低自己去干那种谁也不干的粗活的时候,曹操就以为这是真心的。前边有刘备种菜,后边有司马懿养马,都能把曹操给蒙住。
在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中,司马懿的政治行为不得不相当谨慎。他不能太张扬,以免曹操疑忌他,但他也不能不有所表现,以便引起曹操的重视。所以他对曹操的几次进言,虽然切中要害,但都像是漫不经心说出来的,生怕刺激曹操敏感的神经。
不过曹操还是惜才、爱才的,所以他临终的时候,还是命司马懿和曹洪、陈群、贾诩四人为顾命大臣,对司马懿加以重用。这么做,从一方面看,可以说曹操没有完全看破司马懿,被司马懿给蒙骗了。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曹操还是看透了司马懿,知道他一生也不会对曹氏整个家族政权产生一种根本性的威胁,所以还是可用之才。
虽然在顾命大臣中,司马懿排位最后,但这毕竟给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要不是他谨慎小心,善于伪装,能蒙骗过曹操的火眼金睛吗?
司马懿的确很善于伪装自己,这跟他的性格有关,跟他为人处世的方略有关,就是深藏不露,隐忍不发,不到必要的时候决不轻易张扬自己。小说中描写司马懿的两次进言:第一次进言,曹操没有接纳,他无所谓,也不发任何牢骚;第二次进言,曹操接纳了,他也不兴高采烈,到处去邀功。他很注意分寸,一点不张扬,总是能很准确地把握好自己的位置。
(二)渐显锋芒:司马懿与曹丕
在曹丕当皇帝的七年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曹丕把司马懿看成自己的心腹之人,所以这个时候司马懿可以放开手脚做一些事情了。司马懿虽然未能建立杰出的战功,但由于他善于揣摩曹丕的心机,揣摩得很透,所以深得曹丕好感。
比如,华歆、王朗等大臣威逼汉献帝下诏禅位,让曹丕当皇帝。诏书和玉玺都送上门来了,曹丕欣然想要受诏,文武大臣也都弹冠相庆。这时候只有司马懿想要让曹丕的篡位做得天衣无缝,马上谏道:“王上不可轻也。虽然诏玺已至,可上表谦辞,以绝天下人之谤也。”他觉得轻易接诏书和玉玺,这会引起天下人的议论。好歹你得先上表力辞,把表面文章做足了。
所以曹丕就上了一封推辞奏表,汉献帝心里很高兴,那些大臣们仍然逼他再下一封诏书。曹丕接着又上表推辞,献帝当然又下了一封诏书。中国古代很讲究这个“三”,“无三不成理”。三下诏书,给足了面子,曹丕这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了。
由于司马懿把握曹丕的心理把握得很透,力图要把曹丕装饰成一个大家能够爱戴的皇帝,他很重视这一点,当然深得曹丕的欢心(卷十六《废献帝曹丕篡汉》)。
又如,刘备白帝城托孤后,后主刘禅继位,这时曹丕“新官上任三把火”,决定起兵伐蜀,众谋士都加以劝阻,说是局势刚刚安定下来,别轻易去打仗。而身为兵部尚书的司马懿却大笑着说:“不乘此时进兵,更待何时?”于是献“五路下西川”的高招(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曹丕五路下西川》)。
“五路下西川”,实际上魏国只派出一路大兵,其他四路都是借用别人的力量。小说里写诸葛亮“安居平五路”,在那儿装病躺在床上,指指点点的,就把五路大兵都给平了。但在历史上,“五路下西川”这个计策是非常高明的,给蜀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因为司马懿能够充分揣摩曹丕的心计,得到曹丕的高度信任,所以即使他献给曹丕的计谋是馊主意,曹丕也不当回事儿,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比如吴、蜀两国联和,有图谋中原之心。曹丕决定出兵伐东吴,众谋臣都加以劝阻,联吴抗蜀是魏国的基本战略,司马懿非常清楚,哪能轻易去伐吴呢?但是这次是曹丕想伐吴,司马懿看透了他好大喜功的心理,所以力主曹丕御驾亲征。
曹丕当然很高兴,因为这投合他的心意,于是他深加嘉许,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守许昌。司马懿第一次大权在握,“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卷十八《泛龙舟魏主伐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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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司马懿的这一建议,并不是对敌我形势深思熟虑的结果,纯粹是为了巴结迎合曹丕的,结果这一战魏兵大败亏输。不过即使打了败仗,曹丕也没有归罪于司马懿。
因为原来就是“太子党”的骨干,曹丕登基后,又受到重用,司马懿在曹丕时期升迁很快,一直当到抚军大将军。曹丕临终时,司马懿与曹真、陈群、曹休四人受命为顾命大臣,他已经位居第三,又提了一级。
(三)大展宏图:司马懿与曹叡
魏明帝曹叡时代的13年,是司马懿真正大展宏图的时期。
身为老臣,又是顾命大臣,一开始司马懿并没有受到曹叡的重视,曹叡对他并不十分信任。曹真、曹休、夏侯楙这些近亲,陈群、华歆、王朗这些重臣,权势地位都很高,与司马懿不相上下,并且都对他深怀戒心,虎视眈眈。
司马懿在这个时候又充分表现出他的政治智慧。他知道大伙儿都盯着他,所以自己主动提出来,不在朝廷里做官,愿为骠骑大将军,自愿乞守西凉等处,到陕西、甘肃一带去练兵,暂离朝廷,远离是非之地。
但就是这样,司马懿还是中了诸葛亮的离间计。这时诸葛亮开始准备出祁山北伐,唯一担心的是司马懿“乃世之英雄,今总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于是他用马谡的离间计,到处散布谣言,说司马懿要造反。
诸葛亮这一招的确很高明,他看透了司马懿在魏国朝廷当中并没有真正受到重视,所以让人到处张贴告示,说司马懿要起兵来肃清朝政。魏明帝不得不怀疑司马懿,于是亲自率领大军,到司马懿军营视察,实际上是要考验他。
虽然司马懿当面向明帝表示了自己的耿耿忠心,他还是受到魏国大臣华歆、王朗等人的谗毁,被削去官职,贬回老家(卷十九《孔明秋夜祭泸水》《孔明初上出师表》)。
可以看出来,即使司马懿已经第二次作为顾命大臣了,但是他在魏朝的地位还是相当地不稳固,要退就退,要贬就贬,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掉脑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对司马懿很有好处。诸葛亮初出祁山,接连取胜,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受困。曹叡没有办法,一面驾幸长安,一面不得不下诏让司马懿官复原职,加为平西都督,到长安聚会。
这时,早先降魏的蜀将孟达,被诸葛亮收买,在新城准备叛魏,径取洛阳,并约诸葛亮直取许昌。司马懿截获孟达和诸葛亮之间的信件,当机立断,首先率兵包围新城,出其不意,措手不及地消灭了孟达,然后才去许昌见曹叡。
曹叡高兴地说:“卿之学识至于孙、吴矣!”他夸奖司马懿有孙膑、吴起一样的军事谋略,并赐给他金钺斧一对,说:“后遇机密重事,不必奏闻,便益行事。”(卷十九《司马懿智擒孟达》)
司马懿的这一招别人谁也没想到,诸葛亮想到了,诸葛亮估计司马懿准会采取这一招,果然他就采取这一招了。这既写出了诸葛亮的聪明智慧,也写出了司马懿的与众不同,的确是诸葛亮很强的一个对手。
面对诸葛亮“六出祁山”,连年北伐,曹叡选择司马懿代替曹真为大都督,总摄陇西诸路军马,这下司马懿才算是真正地大权在握了。
在与诸葛亮的长期较量中,司马懿取得了赫赫军功,显示出非凡才智,为魏国争了不少面子,最后把诸葛亮给逼死了。同时,司马懿的野心也逐渐地膨胀起来。
诸葛亮死后,蜀、吴两国皆不兴兵,魏国暂时平安无事。这时曹叡骄奢淫逸,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搞得百姓怨声载道。朝廷大臣纷纷上书进谏,但是曹叡不管不顾,将他们贬的贬、杀的杀。
身为太尉的司马懿对此不加劝阻。当其他大臣上司马懿府中来,要他出面说话谏诤皇帝的时候,司马懿别有用心地劝他们说:“魏室已尽矣!切莫谏也!”(卷二十一《魏折长安承露盘》)他感觉到,魏朝皇室气数已竭,坚持不了多久了。
司马懿采取了一种乐观其败的方式,他要看着曹叡和魏国政治一天天衰败下去,败到最后,这个江山不就是我的了吗?但是我现在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司马懿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帮助曹叡了,因为他的地位,他的声望,他的名誉,他的资历,各个方面都足够自立了,他不需要再去尽心竭力辅佐皇帝,只要守住自己的位置就足够了。
正因为司马懿深藏不露,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政治策略,所以曹叡始终也没有察觉他的野心,反而一直非常信任他。
曹叡临终的时候,仿效刘备托孤孔明,把8岁的幼子曹芳托付给司马懿。他拉着司马懿的手说:“朕幼子曹芳,年方八岁,不堪理掌社稷。幸太尉及完兄元勋旧臣,效伊尹、周公,协力相辅,则宗庙生灵之幸甚也!”还特地嘱咐曹芳:“仲达与朕一般,尔日后重敬之。”(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
曹芳登基时,在曹爽、刘放、孙资等几位顾命大臣之中,司马懿已排到了首位。这年司马懿已经61岁了,在32年漫长的岁月里,他在魏朝的地位稳步上升。
(四)后发制人:司马懿与曹爽
曹芳时期,跟司马懿同时掌握朝政的,主要是大都督曹真的长子曹爽。算起来曹爽是司马懿的后辈,因为司马懿跟曹真是同僚。所以一开始,曹爽“尊懿如父”,把他视为长辈,凡事都尊重他,“一应大事必先启知”(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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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年以后,曹爽受到门客何晏等人不断的蛊惑,说:你是世族大家,司马懿算什么?你是曹家的人,司马懿又是什么人?你不能轻易放权给他。
曹爽为了争夺权力,就奏请曹芳,加司马懿为太傅,明升暗降,剥夺了他的兵权,兵权由曹爽来掌握。于是在有兵权的曹爽和没有兵权的司马懿之间,就构成了一场明争暗斗。
这个时候司马懿采取了什么办法呢?他不是跟曹爽抗争到底,而是又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政治策略。在战场上也好,在官场上也好,司马懿屡屡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且屡屡奏效。
现在既然曹爽已经大权在握了,曹爽一家在朝中势头太盛,暂时无法与之抗衡,司马懿干脆就装疯卖傻,诈称中风——中风本来就是老人爱得的病,不理政事。而且,他还让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退职闲住,父子三人在家一住就是一年多。
像司马懿这样的高级官僚,要他一年多不问朝事,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司马懿偏偏做到了。他善于等待。司马懿的政治对策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对付曹爽这一等智商极低的货色,只要静观其变,等他们恶贯满盈,自取灭亡就足够了,不需要太费劲去对付他们。
司马懿吃准了,像曹爽这班纨绔子弟的当权者,貌似强大,实质上却不堪一击。他不怕他们陷害,也不在乎他们陷害,而且也知道他们不敢强加陷害。因为他从本质上看透了这班纨绔子弟的当权者,除了吃喝嫖赌以外,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是纸老虎。所以,他有恃无恐,放心装作中风,等待时机的到来。
曹爽一旦大权在握,就为所欲为,忘乎所以了,不把司马懿放在眼里。当然他也很谨慎,专门派他的心腹李胜,去探视司马懿的病,看司马懿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据正史记载,司马懿身体非常健康,一辈子没有吃药打针,不像曹操经常犯头疼,诸葛亮不时爱吐血。但是司马懿装起中风来却蛮像那么回事儿。大家知道,曹操从小就爱装中风,看来这是英雄所装略同。
当李胜来到司马懿家的时候,司马懿去冠散发,躺在病榻上,捂着被子,奄奄一息,说话装聋打岔。李胜说要去“荆州”,他故意听成是“并州”,一通胡说。侍婢喂他喝汤,他装成颤颤巍巍的样子,一口汤也喝不下去,稀里哗啦地洒得满身全是汤水,湿漉漉的。
最后,司马懿还做出老泪纵横的样子,哭哭啼啼地握着李胜的手,将两个儿子拜托给李胜照顾。李胜给蒙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真的病得很可怜。这么一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居然老病到这个地步,李胜不禁伤心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陪司马懿痛哭不已。
李胜回来跟曹爽一汇报,曹爽果然相信司马懿是病入膏肓了。这样他对司马懿就毫无顾忌了,认为他“形色已离,乃泉下之人,不足虑哉”。
于是后来就有了高平陵事变。曹爽带着自己的御林军,带着自己的心腹,陪着皇帝曹芳,到高平陵去祭祀明帝坟墓,顺便热热闹闹地去打猎。其实主要是因为他在城里头憋得太久了,想去郊外打猎。为什么老在城里头待着?因为他一直怕司马懿还有势力,不得不防。现在看司马懿果然没有势力了,他就放心大胆地想去玩儿了。他的谋臣劝他,不要大伙儿都离开都城,以防兵变,这话他只当耳旁风。
能够使曹操、诸葛亮警惧而未敢小视的司马懿,对付这小字辈的曹爽,还不是举手之劳?司马懿听说曹爽出城,当即率领司马师、司马昭及手下将士一千多人,先是占据了武器库和城门,接着去永宁宫奏请对曹爽不满的郭太后,下诏诛杀曹爽,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回大权了。
这时曹爽正在郊外飞鹰走犬,玩得高兴呢。听说城内有变,司马懿上表皇帝,罢免自己的兵权,曹爽吓得手足无措,只会哭泣,“自黄昏只流泪到晓,兄弟三人决疑不定”。直到最后,曹爽还抱着一线希望,“愿不作官,只作富家翁足矣”,于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曹爽根本没有想到,司马懿绝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物,哪会有好果子让他吃?结果是赶尽杀绝,将曹爽灭其三族(卷二十二《司马懿谋杀曹爽》《司马懿父子秉政》)。曹爽兄弟死到临头,悔之晚矣!
这么一场事变,可以说是迅雷不及掩耳。在这场事变中,双方力量的对比悬殊还是很大的。因为在曹爽一方,皇帝和御林军都在他手上,而且朝中还有很多的军队;而司马懿这一方,只有自己的一千多子弟兵,没有兵权。
那么,为什么司马懿轻而易举地就击败了曹爽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知己知彼。司马懿看透了曹爽没有多大本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骄奢淫逸,另一方面没有政治头脑。
当司马懿在高平陵兵围曹爽的时候,曹爽的谋臣桓范就对曹爽建议:“将军何不请天子幸许都,调外兵以讨司马懿耶?”现在皇帝在你手上,你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皇帝直接下诏书,调兵遣将灭掉司马懿就是了。这是上策,桓范还献了一招中策:军队在你手上,御林军在你手上,你还有兵权,有“大司马之印”,你下命令调动军队来讨伐司马懿,也是可以奏效的。
但是曹爽毫无政治头脑,他看司马懿替郭太后写的诏书中,只是说自己的兵权太大,权高震主,应该削去兵权,仅此而已。司马懿的这个措辞非常巧妙,骗过了无知的曹爽。曹爽以为司马懿不会拿他怎么样,反正不就是把兵权交给他就完了吗?最后即使再不成,我不当官了,回老家去,做一个富家翁足矣。人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人家会饶了你,让你回家过着富裕的日子,真是太天真了!
正是在长期的观察中,在退职以后一整年的观察中,司马懿对曹爽的能耐已经了如指掌了,所以才能轻而易举地灭掉曹爽。
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任何人碰上这样有耐性地等待你犯错误的对手,算是倒透了霉了。
有一句谚语:“天才加时机等于成功。”司马懿有天才,这没问题,他又非常善于抓住时机。司马懿诈病是手段,等待时机是目的。时机一到,在曹爽最容易麻痹的时候,他就乘势而发,一举成功。可见,即使是天才,时机不到,也不会成功。所以天才也要等待时机,而且要耐心等待。
司马懿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司马懿是个很有“能耐”的人,既有能力,能力很强,又有耐力,耐力更是不同寻常。他甚至在小字辈面前,在曹爽这种不堪一击的鼠辈面前,都能等待,也善于等待,做到忍辱负重,装疯卖傻,要我干什么都行,但是最后我要达到我的目的。还是那句话: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不着急笑,但是我要最后笑,最后笑的肯定是我,这就是司马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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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盖棺论定:白脸赢家
除掉了曹爽,司马懿就可以为所欲为了。魏主曹芳封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相当于曹操在汉献帝时的地位,并令司马懿父子三人同领国事。
这时司马懿达到了事业的高峰。过了两年,他就老死了。小说中写司马懿之死,写得很简单。临死时他对两个儿子说:“人皆以吾有异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后,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负我清名。但有违者,乃大不孝之人也!”(卷二十二《战徐塘吴魏交兵》)他嘱咐他的儿子:我死了以后,你们千万不要叛变,不要篡权,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位置。
司马师、司马昭没有辜负他的嘱咐,遵守了诺言,到头也没有篡权。虽然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知归知,他到底没篡权。不过,到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到底还是逼魏元帝曹奂禅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晋王朝。
说白了,晋王朝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最后三分天下归一统,魏、蜀、吴三国争半天,让晋朝最后得了天下,这还不是全靠司马懿这老爷子的功劳?
总起来看,司马懿的确是一个心怀叵测而又善于掩饰的人。《晋书》卷一《宣帝纪》称赞他:“和光同尘,与时舒卷,戢鳞潜翼,思属风云。”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一直能够游刃有余,在魏国历事四主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咸鱼翻身”,最终身居高位,居于权力的顶峰。应该说,司马懿不愧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后人在评价司马懿的时候,经常拿他和曹操做对比,认为司马懿跟曹操很相似,或者说司马懿跟曹操是一类人。有人甚至认为曹操和司马懿这两个人都太无耻了,男子汉大丈夫,居然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欺负人家孤儿寡母。
司马懿在魏朝,跟曹操在汉朝,外表上看大抵相同,人臣之地位极矣,权术之运用极矣。但是两个人的性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地说,曹操比较狠,司马懿比较阴。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曹操叱咤风云,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他没有半点畏惧顾虑之心,不怕别人说他好,也不怕别人说他坏,反正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拦不住我,谁也挡不住我。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恣意行事,挥洒自如。曹操有这种一往无前、勇往直前的气魄,无论是英雄的气魄也好,奸雄的气魄也好,反正他具有这种气魄,像火一样地能烧你。
而司马懿不一样,如果也用一个比喻,他就像水一样,即使淹了你也淹得一点感觉都没有。被火烧,能有感觉,被水淹却没感觉,因为水是阴柔的。看见火,谁也不敢往前扑;看见水,那就没准了,夏天一热,谁都想往水里潜去。所以虽然“水火无情”,但水比火更危险,或者说危险更隐蔽。
《老子》一书讲柔弱胜刚强,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司马懿这样的人就像水一样,善于以柔克刚。这里隐含着中国哲学上很深奥的道理。
司马懿胸怀大志,但居心叵测,极善于掩饰自己,你根本猜不透他。他总是想要达到某种目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可以一忍再忍,一等再等,一点儿也不着急,等得你都没有耐性了,等得你都等不住了,他最后一刀子就能把你给杀了。这就是司马懿。所以,司马懿再怎么被贬,再怎么不受重视,再怎么被击败,他从不担心,从不害怕,从不畏惧。因为他知道自己能等,自己能忍,能等到最后,忍到最后——当然也笑到最后。
可以说,曹操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膨胀的人格,司马懿基本上属于一种自我内敛的人格。如果说曹操是那种很热情、很张扬的人,那么司马懿就是那种很冷静、很沉稳的人。曹操因为自我膨胀,性格中的优点和缺点都格外地突出,所以我们能感受到他是真实的、完整的人,我们能够理解他,能够看透他。而司马懿因为自我内敛,从内到外都似乎很一致,对我们来说,他就更像一种影子,一种概念,虽然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难以被看透,也难以被理解。
曹操和司马懿两个人都在政治疆场上驰骋,但两个人驰骋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用不断进取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一个是用不断退隐的方式来驰骋于政治疆场的。但是最后成为三国历史上最大赢家的,恰恰就是司马懿。因为他善于等待,善于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去摘胜利果实,对诸葛亮是这样,对魏朝政权更是这样,想得的反而都得到了。
即使不从别的来看,就从寿命来看,司马懿也是个赢家。我做过统计,曹操活了66岁,刘备活了63岁,孙权72岁,诸葛亮很短54岁,而司马懿是73岁,寿命比孙权还长。孙权也是一个很能忍的人,很温和的人。人的性格跟人的寿命,真可能有某种隐约的联系。
所以,在三国这场政治游戏中,最成功的玩家,还得数司马懿。在政治游戏中,他这种“笑到最后”的“等待策略”,的确不同凡响。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靠耐性、权谋、机智、残忍去夺得胜利的最大的赢家
赢家虽然是赢家,司马懿在历史上终究落下了奸臣的话柄。司马懿在心态上的确是很好的,但是保持这种很好的心态,他的目的是要实现很不好的政治图谋,所以很难让人喜欢他,因为他太阴。到后代的戏台上,司马懿最终也没有逃脱一个大白脸奸臣的形象,历史对他的评价,百姓对他的评价,最终还是把他定在耻辱簿上了。
甚至后人编写晋朝史书,也说得很明白:“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晋书》卷一《宣帝纪·赞》)虽然司马懿当年一直隐瞒自己的过失,掩盖自己的野心,但是仍然无法逃脱历史的严厉评判。就好像自己捂着耳朵去偷钟,以为别人都听不见,自己蒙着眼睛去抢劫银行,以为别人都没看见,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司马懿一生的狼子野心,是蒙不过老百姓的,也是蒙不过历史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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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士人政治家
毛宗岗在批评《三国演义》时,极力称赞“三绝”:诸葛亮、关羽和曹操,其中,诸葛亮被认为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毛本《三国演义》卷首《读三国志法》)。
我觉得,《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理想。小说在塑造诸葛亮形象的时候,融入了非常浓厚的中国古代士人气息——包括士人的政治理想、政治情操和生活态度。
诸葛亮之所以被历代文人士大夫称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仅是一位功勋盖世的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更是一位涂染着浓重的士人色彩的政治家。那么,作为一个士人政治家的典型,《三国志演义》小说中的诸葛亮有哪些主要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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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人的政治选择:"君臣契合,鱼水恩深"
(一)择主而事
中国古代士人心中最憧憬的政治理想,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龙从云,虎从风”,中国古代士人由衷地渴望风云际遇,得到明君的重用,使他们在政治上得以大展宏图。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还没有出场,他弟弟先唱了一首楚歌,代他表明心迹:“凤翱翔于万里兮,无梧不栖;吾困守于一方兮,非主不依。自躬耕于陇亩兮,以待天时;聊寄傲于琴书兮,吟咏乎诗。逢明主于一朝兮,更有何迟;展经纶于天下兮,开创镃基。救生灵于涂炭兮,到处平夷;立功名于金石兮,拂袖而归。”(卷八《玄德风雪访孔明》)
楚歌中最关键的一句是“非主不依”——不是我看得上的明主贤君,我就不愿为他效劳。如果遇到明主贤君,我就可以“展经纶于天下”,“救生灵于涂炭”,“立功名于金石”。这正是中国古代士人政治家的抱负。
诸葛亮是很有才华的人,他常常“自比管仲、乐毅”,徐庶甚至认为“管仲、乐毅不及此人也”(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所以诸葛亮有着非常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
在汉末群雄争霸的时代里,诸葛亮虽然隐居南阳,躬耕垄亩,自己称为“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诸葛亮传》),实际上他胸怀大志,抱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声名远扬。
当时,在诸葛亮隐居的南阳周边,北边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东边是踞长江而窥天下的孙权,离南阳不远的荆州一带则有汉宗室刘表,西南边的西川有刘璋。这些诸侯都有相当的势力,雄霸一方。
我们不禁要问:在汉末群雄逐鹿、风云际会的历史条件下,有众多的英雄豪杰崛地而起,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曹操,不选择孙权,也不选择刘表、刘璋,偏偏选择了刘备?
我们还可以问:当时真正有一统天下的势力和能力的,恐怕得数曹操。从诸葛亮本身来说,他有一统天下的志向,他应该选择能够一统天下的诸侯,但是他没有选择曹操,反而选择刘备,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有两条明确的择主标准:第一,他所选择的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如果是庸才,诸葛亮肯定不会选择,所以他肯定不会选择刘表,不会选择刘璋。
第二条也很重要,诸葛亮在择主时,特别想到这个人主必须能够尽他之才,能够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能够把他作为委以重任的股肱,这样的人主才是诸葛亮选择的对象。
尤其是这后一条,在根本上决定了诸葛亮的政治选择。
《三国志》里记载,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东吴重臣张昭想推荐他侍奉孙权,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诸葛亮认为孙权的确是一位盖世英雄,这没问题,但是看他的度量,虽然能器重我诸葛亮,但是不能尽用我的才能,所以不选择孙权。
的确,与孙策相比较,孙权只是守成之主,而不是创业之主,他怎么能让诸葛亮真正实现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呢?
可见,诸葛亮认为,他所选择的人主不仅仅要看重他,不仅仅要礼贤下士,要求贤若渴,更重要的是,既然出山了,一定要让他干出最轰轰烈烈的事业,所以仅仅礼贤下士是不够的,还应该能够尽他之才。
那么,什么样的人主才能尽诸葛亮之才呢?
在曹操一方,人才济济,即使是佼佼英才,厕身其中,也很难显示出他过人的才华,难得脱颖而出。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魏略》载,当诸葛亮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想要到中原求取功名的时候,诸葛亮曾经劝阻他,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是大实话。你瞧,像司马懿这样的不世人才,在曹操手下混了19年,不是也没混出个名堂来吗?而人生能有几个19年?
同样,孙权一方的人才也是非常充足的,并不缺人,甚至不缺统帅式的人才,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等。
当时,能够称为当世英雄,又在人才资源上真正匮乏的,恰恰是刘备。
相对曹操、孙权来说,刘备的人才观念比较滞后,对人才一直不太重视。他一开始到处流窜,寄人篱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缺乏真正能够为他所用的人才,尤其是属于智力方面的人才。他有关羽、张飞这两个结拜兄弟,但在出谋划策方面都不管用。好容易得到一个徐庶,帮他打上一阵胜仗,但是又被曹操给逼走了。
所以,刘备兵不过千,流离失所,无处栖身,除了关羽、张飞两位“哼哈二将”和赵云、糜竺等几位忠心耿耿的战将以外,在人才资源上一直极度匮乏。
诸葛亮看得非常清楚,正是刘备,才急需像他这样的人才。刘备在群雄逐鹿时代的“劣势”和“短处”,在诸葛亮择主的慧眼中,反而成了“优势”和“长处”。
当然,刘备一方也有先天的优势。这个优势首先是他姓刘,好歹是皇族,他可以打起刘姓的旗号来争霸天下,不管这个旗号有多虚假,但毕竟是一杆旗子。曹操只是姓曹,孙权还是姓孙,而刘备毕竟是姓刘,相比较来看更为正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在群雄逐鹿的局势中,刘备以他“大仁大义”的道德品质,赢得了百姓的拥戴,赢得了天下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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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诸葛亮选择刘备,既看重刘备的皇族身份,也看重刘备特有的口碑。诸葛亮虽然隐居隆中,却看得非常明白,真正能够和曹操、孙权构成一种竞争势力的,不是袁术,不是袁绍,更不是刘表、刘璋,而是刘备。
当然仅此还不够。诸葛亮之所以在众多诸侯中唯独看中刘备,认定只有刘备才是他一直等待的有道“明主”,不仅仅因为刘备姓刘,血统纯正而得天独厚,也不是因为他与刘备志同道合,有志于“兴复汉室”,更不仅仅因为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三国志·先主传》),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刘备已经陷入穷途末路、饥不择食的境地,极其缺乏人才,非诸葛亮不可,这样才可以真正地“尽”诸葛亮之才。
中国古代的士人,从孔子开始,就有一种求得“明主”、实现抱负的政治理想、政治期望。孔子就说:“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论语》)这就是后人所说的:“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所以《三国志演义》以洋洋洒洒的篇幅,浓笔重墨地描写了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一方面固然表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君主风范,更重要的是为诸葛亮自抬身价、择主而事做足了文章。
与一般的和平年代不同,诸葛亮生活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动荡年代。他既无法靠老辈子的“门荫”、“世袭”,也无法靠科举考试“鲤鱼跃龙门”,走上仕途。他生活在乱世里。
“乱世出英雄”,三国时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时代。《三国志演义》讲了许多选才、用才以至于争才、抢才的故事,争夺城池甚至都不如争夺人才重要。曹操在攻下荆州后就说:“吾不喜得荆州,喜得异度(蒯越)也!”(卷九《刘玄德败走江陵》)在这个时代里,一方面是君择臣,另一方面是臣择君,是一种双向选择。在这种双向选择中,可以显露出一个人政治选择的智慧。
诸葛亮在这些人才中是最杰出的,他不是坐等着别人来选他、用他,而是静观形势,“非梧不栖”,主动地选择“明主”,保持着一种在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士人丧失已久的“择主而事”的权利。士人一旦取得了这种“择主而事”的权利,就是获得了政治生活中的自由。
(二)为帝王师
中国古代文人的最高理想是“为帝王师”,即做帝王的老师。他在智慧上,在能力上,远远高出帝王,但是他不会去篡夺帝王的权力,而只会自我定位,做好辅弼的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诸葛亮选择了刘备,意味着他本身有让刘备能够选择他、认可他的那种非同常人的厚重本钱。这种厚重的本钱,就是他超人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洞察力。所以就有了“隆中对策”。
“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在汉末动荡的年代里,他第一个看到了“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说,“三分天下”并不符合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是要统一天下。但是在汉末特定的历史时期,“三分天下”的确是不同凡响的政治策略。
对刘备来说,“隆中对策”所勾勒出来的政治前景,特别具有诱惑力。刘备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前景,所以诸葛亮给他描画出的政治蓝图,一下子就把他给震住了,这令他对诸葛亮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刘备“三顾茅庐”,不仅仅请出了一位诸葛亮,而且请出了一个高明的政治策略、明晰的政治目标。在这点上,诸葛亮堪称“帝王师”!
对诸葛亮来说,当刘备前来请他的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地推辞,不愿出山,最后好像是被迫出山了,这也是为了自尊其位,为成为“帝王师”作铺垫。
诸葛亮的选择是明智的。出山以后,刘备对他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君臣投契,如鱼得水,使他得以尽展雄才大略,纵横捭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人生。
对于诸葛亮的出山,老百姓的看法和士人并不一样。
古代士人认为,诸葛亮能够选择刘备,这是君臣风云际会,如鱼得水。唐代诗人李白有一首诗,其中两句道:“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因为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就如鱼得水,从此以后就可以大展宏图了。这是士人的解释。
而老百姓不这么看。元杂剧《火烧新野》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隆中对策”之后,刘备恳切地邀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怎么也不愿意,坚持继续隐居。他说:“我的对策已经卖给你了,但是我本人不出山,不能干这个事情。”
刘备非常着急。这时赵云闯了进来,报告喜讯,说刘备夫人生了个儿子,就是阿斗。诸葛亮听了很高兴,让人把新生儿抱过来。古代戏剧舞台是虚拟的,不管多远的距离,人物在场上转一圈,就能把阿斗抱过来了。抱来以后,诸葛亮一看阿斗的面相,知道“此子有数十年帝王之相”。在历史上,阿斗当了41年皇帝,其中十几年是诸葛亮做宰相。按照正常推理,既然阿斗有几十年皇帝之命,那么,只要诸葛亮能够长寿的话,就能有几十年宰相之命。所以诸葛亮就答应出山了。
在老百姓看来,一个人假如能做十几年、几十年宰相,一生轰轰烈烈,这就够本了,没白活了。可见老百姓的理解和文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文人觉得有“鱼水相合”的君臣合作就足够了,能做“帝王师”是士人的政治梦想。老百姓觉得这还不够,还要有更现实、更功利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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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诸葛亮作为“帝王师”的身份,《三国志演义》小说甚至有意贬低刘备的能力与作用,极力抬高诸葛亮,使二者之间形成强烈反差。
小说中,在诸葛亮出山之前,刘备是相当聪明的,不管是保护自己,还是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都有智有谋,是个难得的英雄。连曹操对他都刮目相看,觉得他是个英雄,何况他人。但是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刘备的才能、智力就急剧地下降,下降到甚至不如一个小儿的地步。
比如赤壁大战以后,周瑜设计要夺荆州,想出了一个馊主意,假称要发兵帮助刘备取西川,假道过荆州,驻扎下来补给一些粮饷,乘机夺取荆州。
谁都知道这个做法是“假途灭虢”之计。但是刘备愣没明白过来。诸葛亮大笑说:“这等计策,小儿也瞒不过!”刘备却一再追问“此是何意”(卷十二《诸葛亮三气周瑜》)。连一向心疼刘备的毛宗岗,读到这里,都忍不住皱着眉头评道:“小儿瞒不过,大人倒不晓得!”(毛本《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评语)
刘备几乎丧失了主见,成为诸葛亮任意操纵的提线傀儡。比如,历史记载刘备过江东去娶孙夫人,无论是入吴就婚还是脱笼返回,都是刘备自己拿的主意,诸葛亮反而多方谏阻,但未被采纳。史书对此有清楚记载,见《三国志》的《先主传》及《山阳公载记》。
但到了小说里,整个过程由诸葛亮全权包办,他用“锦囊妙计”调度一切,刘备却毫无主张,只能一味地“依计行事”,简直成了诸葛亮的“阿斗”(卷十一《刘玄德娶孙夫人》)。刘备甚至迷恋孙夫人,迷恋江东的繁华生活,不愿意回成都受苦受难。
这不难看出,自从有了诸葛亮,刘备的智力下降到何等程度!他居然连自己毕生远大的政治目标、政治责任都可以放弃。而真正鼓励他、帮助他、辅佐他,真正成为蜀汉核心人物的,就是诸葛亮。
自由地择主而事,成为“帝王师”,得到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甚至可以引导君主,左右政治局势,这是中国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当然也是他们的梦想。《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的辉煌成就,为中国古代士人圆了一场政治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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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士人的政治道德:"知天命,尽人事"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诸葛亮不仅主动选择“明主”,而且主动选择了失败。
小说写道,徐庶要去许昌之前,专程拜访诸葛亮,告诉他:“庶临行前,将公荐与玄德。望勿推阻,可往见之,当展平生之大才,不负夙昔之所学也。”
诸葛亮“闻之,作色而言”,说:“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你这不是把我当作祭祀时用的牛羊吗?说罢,“拂袖而入”(卷八《徐庶走荐诸葛亮》)。
可见诸葛亮心里非常明白,徐庶把自己推荐给刘备,这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成为刘备的殉葬品。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刘备,选择了明知会失败的事业。
诸葛亮选择的是失败的事业,小说还通过侧面加以描写。比如,诸葛亮的朋友司马徽在他未出山时,就深深地感叹:“虽卧龙得其主,不得其时!”也是他朋友的博陵崔州平,对刘备说:“将军欲见孔明,而使之斡旋天地,扭捏乾坤,恐不易为也。”(卷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司马徽、崔州平能预见到的结果,当然诸葛亮也能预见到。
“得其主,不得其时”,这构成了诸葛亮政治选择内在的一种不可解脱的矛盾。他的确找到了一个能够尽他之才的君主,却没有赶上一个好时机。
刘备集团的最终失败,这是天意注定的,当然也是历史注定的。除了重新进入时光隧道去改写历史,否则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历史叙事总是由果溯因的,所以这种历史事实被后人视为“历史宿命”。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诸葛亮无疑是个君子,而且聪明过人,料事如神,他的智商应该还高出一般的君子,不可能“不知命”,包括知天命。
在小说中,对诸葛亮是不是“知命”,是不是知天命,是不是能够真正地把握住“天时”,具体描写是有矛盾的。
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是知命、知天时的。
比如华容道故事。火烧赤壁后,诸葛亮调兵遣将,他算计出,曹操肯定要败走华容道。这时他选择关羽前往华容道堵截曹操。
这个选择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很荒唐。他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因为谁都知道,关羽和曹操的关系过于密切,还欠曹操一份人情,你选择谁不行,为什么偏要选择关羽呢?
但是诸葛亮解释说:“亮夜观乾象”——“乾象”就是帝王之象,曹操虽然没当皇帝,但还是上应乾象——“曹操未合身亡”,天意注定曹操还不该死。所以“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反正曹操不会死,就让关云长去做个人情。刘备听后竟然夸他说:“先生神算,世罕及也!”(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这叫什么“神算”?不过是“世所罕及”的傻算罢了。如果诸葛亮不相信天命的话,华容道堵截曹操,可以派张飞去,也可以派赵云去,那么曹操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如果曹操真的命不该死,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他也可能不死;否则,派张飞、派赵云去堵,不就可以杀死曹操了吗?这不就解决一个大问题了吗?但是诸葛亮不这么做,他不去和命运抗争,在命运面前宁愿听之任之。从这一点来看,好像诸葛亮是知命的,而且不愿意跟命运抗争。诸葛亮偏偏要让关羽“做个人情”,这不是有意为之吗?
另一方面,小说写诸葛亮虽然知命,却不惜违抗天命。
诸葛亮明明知道自己出山跟随刘备,面对的可能是失败。如果要取得统一天下的大业,他不如跟随曹操,或者跟随孙权,取得胜算的可能性更大。但是他偏偏选择了取得胜算最小的刘备。
在“隆中对策”时,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经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所以他不可能不预知自己选择了刘备,也就选择了失败。实际上,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对扶汉兴刘的结局,对自身的悲剧命运,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否则他就不会对徐庶说出“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这样的话了。
既然失败是天命注定的,那么,假使诸葛亮信从天命,他可以放弃这种选择,也可以不去“六出祁山”,反正最终是失败的,还折腾什么呢?但是诸葛亮努力地跟命运抗争,自愿承担起演绎悲剧的重任。
所以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诸葛亮主动选择了失败;第二,诸葛亮主动选择了他早已预知是徒劳无功的事业。
那么,他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事业呢?我认为,他是要通过这种事业,去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
一个人能够在别人都不看好的事情上,甚至自己都不看好的事情上,去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需要很大的能耐。用古人的话说,是“把死蛇给弄活了”。这明明是一条死蛇,我却能把它给弄活了,这才是真本事,是最高超的一种本事。谁也不看好,甚至连自己都不看好的一番事业,你却能搞得轰轰烈烈,能在连续十几年的时间里谱写出一番惊天动地的英雄赞歌来,那才是真正的英雄本事。
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赤壁大战,三气周瑜,七擒孟获,六出祁山……诸葛亮一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淋漓尽致地施展出“补完天地之手”,展示出过人的才华,建立了盖世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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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看透了天意、天时,但是他还要尽自己的个人努力去做,而且在尽力做的过程中考验自己的能力、意志、道德和信念,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去做,能不能努力做好。正如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三分天下,是“达乎天时”的,所以水到渠成;六出祁山,是逆乎天意的,但也要“尽乎人事”。
孔子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论语》)一出祁山前,太史谯周对后主刘禅说:“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曜倍明,未可图也。”并对诸葛亮说:“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也?”诸葛亮回答说:“天道之理,变易不常,岂可拘执也?”(卷十九《孔明初上出师表》)这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意思。
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而放弃了自己的努力,那么这是消极的,是悲观的。如果你认准了“成事在天”,仍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继续去“谋事”,那才是积极的,是乐观的。
成就一番人生的事业,不在于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结果,而在于实现事业的过程。当你能把整个的人生过程,谱写成一个崭新的篇章,那么你就是真正有能耐的人。
(二)鞠躬尽瘁
在“尽乎人事”的过程中,诸葛亮不仅要考验自己的能力,也要考验自己的道德,考验自己能不能忠于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王朝,能不能忠心耿耿地辅佐一个根本辅佐不起来的阿斗。
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卷十七《白帝城先主托孤》),刘备临终时把诸葛亮叫到面前来,语重心长地说:“君才胜曹丕十倍,必安国而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如果阿斗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可辅佐,你自己可以当皇帝。
这句话实在说得太重了,诸葛亮听了以后,震惊得“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马上对刘备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说:“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也?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说罢,跪倒在地下,“以头叩地”,磕到两只眼睛都冒出血来,真是诚惶诚恐。
当然诸葛亮说到做到,此后一直没日没夜地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件事使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刘备这么说究竟是为什么?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刘备可能早就估计到了,也可能真的没有估计到,像诸葛亮这样的士人,是不会也永远不会去篡位夺权的。他们能够有志于为“帝王师”、登宰相位,却从来不曾想到、更从来不会去做“帝王梦”。“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为知己者死”原本就是“士”的本色。
我觉得刘备有可能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拿这么重的话来激诸葛亮。他知道诸葛亮的道德人品,逼着他在自己临死的时候,许下“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诸葛亮既然说了这话,那么他就一定会身体力行,一定会实践自己的诺言,而不会有二心。
但是刘备实际上没有想到,像诸葛亮这样的政治家,和一般的政治家有极大的不同,即他是一位士人政治家,说白了,他们在骨子里,在本质上,不是政治家,而是士人。士人虽然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补完天地之手”,但是要让他们篡权,要让他们当皇帝,他们连想都不敢想,更不用说去做了。
后代很多文人墨客歌颂诸葛亮,就是看中他的这种品格,把他塑造成一个忠臣的形象。其实,如果从现实功利角度来看,诸葛亮忠于刘氏王朝,忠于刘备,甚至忠于刘禅,这只是表面的现象。更深刻地看,诸葛亮真正看重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看重的是他自己一生的辉煌事业——因为这才是士人立身之本。
毛宗岗说:“能料其事之必败必钝而终必蹈之,此智而愚者之心也。先生未出草庐,已知三分天下。然则伐魏之无成,出师之不利,先生料之熟矣。明明逆睹而乃云非所逆睹者,何哉?盖以智而愚者,自尽老臣之责;而仍以愚而愚者,上杜幼主之疑。”(毛本《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评语)为报刘备知遇之恩,不惜“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人们通常对诸葛亮与悲剧命运抗争的心理动机的评价。
但是我觉得,以此为根据,说“六出祁山”,只是为“尽老臣之责”、“杜幼主之疑”,这种看法太过于肤浅。依我之见,“六出祁山”,这是诸葛亮在挑战自我的极限,“知其不可而为之”,以求“置之死地而后生”。
为什么诸葛亮要“六出祁山”?他明明知道“六出祁山”是很难打赢的。魏延曾经给他献过计,说可以出奇兵。别这样稳扎稳打,别总是通过汉中这一带稳扎稳打地打过去,这么打是打不赢的。你在正面把曹魏的大军吸引住,同时出奇兵从西边包抄过去,给我五千兵马,我立刻能够直捣许昌老巢。这样前后夹攻,就可以取得胜利。司马懿也明白这是很好的一招,但是他知道诸葛亮绝对不会这么做。所以“六出祁山”时,诸葛亮一直稳扎稳打,非常辛苦。他也知道这个仗是很难打赢的,但是他坚持一直打下去。
“六出祁山”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诸葛亮提出的政治目标是“恢复中原”,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诸葛亮虽然以“相父”身份辅佐阿斗,但他在蜀汉的地位并不是特别稳固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诸葛亮几次出师,几次后方都有人献谗言,在他打得最热闹的时候,还被逼不得不回师,因为朝中有人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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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为了消解内部的矛盾,有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矛盾引向外面,一致对敌,这样大家的注意力全在外面战场上,那么内部的矛盾就可以相对缓和些。这大概也是诸葛亮治蜀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很别致的一种方法。
诸葛亮一次又一次地出祁山,虽然展示出他巧妙的计策,但在整个打法上是比较笨拙的,并没有更多招数。在这种情况下,碰上司马懿的软磨硬抗,他更没办法了。他想打胜仗,但是没有更多的招数可打胜仗。
对诸葛亮来说,在出祁山的整个过程当中,最困难的是粮草问题,粮草跟不上。因为他的战术是进攻型的,粮草要一直跟上,不像防守型的,守在那儿不动,粮草可以源源不断地运来。你是进攻型的,一直往前打,粮草的保证就非常重要。而对粮草的保证,诸葛亮一直拿不出很好的办法。
有人说诸葛亮有个很大的失误,就是用李严。李严是个贪贿之人,作为管粮草的后勤部长,最容易贪贿。因为他的贪贿,致使粮草不能及时运到,有好几次使诸葛亮有后顾之忧,无法继续进攻。甚至有一次,李严明明知道自己贻误粮草了,为了瞒住诸葛亮,他向后主献谗言,愣是把诸葛亮的军队从前线召回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诸葛亮不打是不行的,打仗至少可以确立他在蜀国的政治地位,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他知道魏国很难打赢,即使不说肯定打不赢,至少是不易打赢的。很难打赢,但是又不得不打,这是诸葛亮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特殊的人生选择。
即使面对宿命般的失败,诸葛亮依然在内心存有一份信念,与命运甚至与历史进行不屈的抗争。虽然面对的是注定的失败,但他仍然以一种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并不因此而对生命和前途产生畏惧和绝望,充分表现出从孔子以来儒家士人秉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风范。
最后一次出祁山,在五丈原,诸葛亮死在战场上。他临死的那一幕非常悲壮,他深深地感叹:“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攸攸苍天,曷我其极!”(卷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
诸葛亮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自己追求的人生道路,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年他54岁。诸葛一生叱咤风云,罕逢敌手,临终却有如此凄凉悲苦之叹,这不正是对挑战自我却难违天意的悲叹吗?
在读《三国志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诸葛亮的一生的确是悲剧的一生;同时也感受到,诸葛亮自己也在品味这种人生悲剧,在咀嚼人生悲剧,在体会当中,他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升华,实现了生命的升华。我觉得这是诸葛亮作为一位独特的士人政治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最感人的地方。
当然,诸葛亮的一生虽是悲剧,但是辉煌的;他的功业虽然失败,但是不朽的。诸葛亮正是在悲剧的一生、失败的功业中,证明了自身的能力,锤炼了自身的意志,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发扬了自身的道德。
后人歌颂诸葛亮,把他这一生的辉煌事业和他所表现的道德品质结合在一起,塑造出一种极完美的道德人格,这就是毛宗岗所谓“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而这种“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恰恰不是一种官僚似的政治家,而是一种士人政治家。所以,成为士人政治家的精神典范,是诸葛亮形象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以来,人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在《三国志演义》问世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借诸葛亮形象寄托自己救国救民的怀抱。陈寿著《三国志》,称诸葛亮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杜甫热情地歌颂:“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五首》)“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他们都把自己比作诸葛亮,或者以诸葛亮作为自己的精神典范。很显然,这种精神典范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中国古代的士人,能够像诸葛亮这样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敬仰诸葛亮,希望自己的一生能像诸葛亮有所建树,但也感慨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中国古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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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6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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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士人的军事谋略:"独含天灵"
(一)神机妙算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不仅是忠贞的典范,而且是智慧的化身,是一位智慧超群的士人政治家。
诸葛亮的智慧首先表现为政治智慧,尤其是“三分天下”的政治智慧,但在小说中更突出的是他的军事谋略。这一点与历史并不相符。
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突出品格之一是智慧,是善于把握天下大势,善于总揽全局,制定战略方针的政治智慧。在军事方面,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叙述他“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即诸葛亮善于管理军队,治军严整,但出谋划策并不是他的强项;他是治理百姓的才干,优于当统帅的谋略,却不具备在战场上随机应变、运用奇谋妙计的本领。有人认为陈寿贬低了诸葛亮,但根据历史记载,历史上的诸葛亮确实并不擅长出奇制胜。
《三国志演义》小说不仅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政治智慧,而且通过大量的虚构情节,着力突出了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表现出经天纬地、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把诸葛亮塑造成了用兵如神的谋略大师,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
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出山后取得的“火烧博望”的胜利,便有很大的虚构成分。
在历史上,刘备曾与曹操大将夏侯惇、于禁等相拒于博望,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这一事件发生在“三顾茅庐”之前,自然与诸葛亮无关,主要是刘备的智谋。但是小说却移花接木,把这一事件安排在诸葛亮出山后,还使诸葛亮成为这场战役中克敌制胜的英明指挥者。
小说先写十万曹军挥师南下,气势汹汹,而刘备只有数千人马,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渲染出一幅泰山压顶的紧张场景。但是诸葛亮临危不乱、从容不迫地调兵遣将。此时,关羽、张飞等人都瞧不起这位乳臭未干的军师,因迫于形势才对他言听计从,但都心存疑虑,就连大胆放权的刘备也“疑惑不定”。
结果,战斗的进程完全按照诸葛亮的预计发展,刘备军队大获全胜,关羽、张飞这两位心高气傲的大将不得不对诸葛亮心服口服,称赞他:“孔明真英杰也!”于是,诸葛亮料事如神的军师形象初步得到了确立。
随后的“火烧新野”事件也是纯属虚构的情节。诸葛亮在新野一带,水火并用,层层设伏,让曹仁、曹洪率领的十万大军先遭火烧,再被水淹,损失极为惨重。
从此,诸葛亮凭借无穷妙计,不仅赢得了整个刘蜀集团的高度信任,而且使曹军在跟刘蜀军队对阵之时,像得了“恐亮症”一样,动不动就怀疑:“又中孔明之计也!”
在决定刘蜀集团命运和三分鼎立局面的赤壁大战中,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更是大放光彩。
中国古代描写战争,不管是早期的《左传》还是晚期的《三国志演义》小说,在写两军对阵的时候,往往是智斗的场面多于武斗的场面,在斗智斗勇当中,以斗智为主。所以整个赤壁大战实质上是敌对双方的智力竞赛。
历史上的赤壁大战,主要英雄是周瑜,诸葛亮除了出使江东,智激孙权联刘抗曹之外,究竟还有哪些具体的政治、军事作为,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诸葛亮成了决定赤壁大战胜负的关键人物。整个赤壁大战,能够前前后后把过程和结果算计得清清楚楚、了如指掌的,就是诸葛亮。尽管他在吴国军队中身居客位,他却是“赤壁大战”的幕后策划。
不信你看:孙、刘联盟的建立,是由诸葛亮一手促成的;孙权抗曹的决心,是由诸葛亮使之坚定的;周瑜导演的“群英会”、“蒋干盗书”,黄盖的苦肉计、诈降计,都被诸葛亮一一看穿。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关键性的计策——火攻计,也是由诸葛亮与周瑜共同商定的;而实行火攻的决定性条件——东风,更是凭借诸葛亮的高超智慧巧妙地“借”来的。
可以说,孙、刘联盟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体现出诸葛亮独特的智慧。如果没有诸葛亮,周瑜打败曹操不是不可能,但会是相当困难的。小说里的这种描写当然不完全符合史实,却突出表现了诸葛亮在整个赤壁大战之中的超人智力。
在孙、刘联盟与曹军之间的矛盾中,在孙、刘联盟的内部矛盾中,在与周瑜、曹操两位杰出人物的斗智中,诸葛亮的远见卓识、雅量高致和神机妙算,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周瑜对诸葛亮是又敬重又嫉妒,多次企图除掉他,但诸葛亮都一一地从容化解,安如泰山,既使周瑜无可奈何,又维护了孙、刘联盟,保障了战役的胜利。
赤壁之战“斗智”的结果告诉人们,曹操之智不及周瑜,周瑜之智不及诸葛亮,诸葛亮才是大智大勇的头号英雄。
在随后的“三气周瑜”、“刘备取汉中”、“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等情节单元里,《三国志演义》小说也安排了许多虚构的情节,从多种角度入手,把诸葛亮的智慧谋略表现得精妙绝伦、淋漓尽致。
在与对手的军事较量中,诸葛亮总是知己知彼,重视掌握情报,善于调动对方,善于打心理战,善于“用奇”,或伏击,或偷渡,或伪装,或奔袭,虚虚实实,千变万化,一次又一次地赢得胜利。在战场上,诸葛亮即使处在劣势,也能以少胜多,以劣胜强。即使失街亭打败仗,他仍然临危不乱,出其不意,“空城计”成了他智慧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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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兵势篇》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虚实篇》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诸葛亮正是精通这些军事原则、用兵如神、指挥若定的智谋大师。
为了突出诸葛亮的智慧谋略,小说还常常运用对比、衬托等艺术手法。心高气傲的周瑜,目空一切,却多次感叹:“孔明神机妙算,吾不如也!”临终时,他还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叹,强烈地表达了他力图压倒诸葛亮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善于用兵的曹操,在与诸葛亮交战时,也总是疑神疑鬼,一败再败。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更是多次承认:“吾不如孔明也!”
(二)多智而近妖
《三国志演义》小说有意强调、突出诸葛亮的智慧,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比较现实的层面,就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层面;另一个是像鲁迅所说的“多智而近妖”的层面。
就比较现实的层面来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但在极其谨慎的过程中,他有时候也出一些奇招,出奇制胜,这个时候就表现出高超的智慧。
比如诸葛亮用“空城计”,必须知己知彼,既要知道自己的特点,也要知道对方的特点,更进一步地,得知道对方对自己了解的程度,这是很难的。诸葛亮知道自己的特点,这没有问题;他也知道司马懿的特点,这也没有问题;但他还要算到司马懿能估计到我诸葛亮一生是极其谨慎的,不会采用这种极其冒险的计策,这就需要高超的智慧了。
小说写到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有时候虽然还是现实的智慧,却已经有点出神入化了。
比如“借东风”,你说是天意还是人算?这就有点疑问。你说是天意吧,寒冬腊月,农历十一月底,要刮东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按常识来说,可能几百年上千年有这么一次。而这次恰恰就被诸葛亮算中了。这里描写的主要是天意,只不过被诸葛亮恰恰算中罢了。虽然他在七星坛上祭风,煞有介事,装神弄鬼,但还不算那么“近妖”。
小说中还写了诸葛亮更“近妖”的地方。比如“五出祁山”的时候,诸葛亮跟司马懿对阵,魏兵已经快要追上蜀兵了,这时候,“但见阴风习习,冷雾漫漫”,魏兵怎么追也追不上。司马懿心里害怕了,说:“孔明善会八门遁甲,能驱六丁六甲之神,亦能呼风唤雨,袖褪乾坤。此乃六甲天书内缩地之法也。”(卷二十一《诸葛亮五出祁山》)所以收兵败退。这么写就是“近妖”的描写。
从总体上看,在《三国志演义》小说的许多具体描写中,与其说诸葛亮用的是妖术,不如说他的用智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所以大家还是比较能够接受诸葛亮的那种人间的智慧,把《三国志演义》看成一种智谋大全,而其中核心的当然是诸葛亮的智慧。
在西晋的时候,人们就称赞诸葛亮具有“独含天灵”的智慧(《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引西晋太傅李兴祭表)。到唐代,诸葛亮已被称为“智将”。到宋代,苏轼作《诸葛武侯画像赞》,更是对诸葛亮的谋略大加颂扬,说:“密如神鬼,疾若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前后应会,左右指挥;移五行之性,变四时之令。人也?神也?仙也?吾不知之,真卧龙也!”更加突出了诸葛亮智力的“神奇”。
所以《三国志演义》中诸葛亮的智谋具有传奇色彩,这是由来已久的。可以说,诸葛亮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现在是和平年代,不打仗了,但“商场犹如战场”,所以《三国志演义》可以成为商家攻略的智谋大全。“水煮三国”、“麻辣三国”之类的炒作,也可以看出作为智谋大全的《三国志演义》在现代延续着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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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士人的政治手腕:"仁义诈力之杂用"
(一)纵容关羽
作为一位士人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很有个性的。比如他极端高傲自大,“自比管仲、乐毅”,常常爆发出自命不凡的笑声。他有时甚至唯我独尊,与关羽、张飞等刘备亲信的兄弟之间,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更重要的是,作为士人政治家,诸葛亮还常常使权诈之术,甚至对刘备也不惜使用诈术。比如袭取益州,逼刘备登基,用的都是诈术。可以说,诸葛亮有时是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当然他想要达到的大多是正当的目的,至少是人们认为的正当目的。
尽管如此,“宅心仁厚”的大文豪苏轼还是看不惯诸葛亮的一些做派。在《诸葛亮论》里,苏轼批评诸葛亮唆使刘备智取西川的行为,说:“仁义诈力之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仁义诈力之杂用”,这不符合士人的道德准则,但却是政治家的惯常伎俩。诸葛亮既然是士人政治家,就不能不染上这种政治家的习气。这一点,在小说中也有生动的描写。
比如,诸葛亮故意派遣关羽到华容道堵截曹操,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用人失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诸葛亮这么做,是有意考验关羽,让关羽陷入“忠义难以两全”的尴尬境地,这样关羽一辈子都有把柄在他手上,他就便于驾驭关羽了。可见他使的还是诈术,而且是一种不容易被别人看穿的诈术。
我们再看看后来蜀国用关羽守荆州的部署。
荆州作为战略要冲,是魏、蜀、吴三方的必争之地,蜀国一开始在攻守兵力的配置上,留守荆州的将士远比攻取西川的人马更为精良。
但是当庞统战死西川,刘备向荆州求援的时候,诸葛亮却一下子带走了张飞、赵云两员大将,只留下骄傲自大、意气用事的关羽一人独守荆州。这么做,可以说是既投合了刘备的心意,也满足了关羽的虚荣心,但显然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人事安排。
诸葛亮在移交荆州印绶时,再三嘱咐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卷十三《张益德义释严颜》)。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这一点诸葛亮是洞若观火的,所以要谆谆嘱咐。
但是关羽本来就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他根本不愿意理会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荆州,常常恶意辱骂孙权是“禽兽”,动不动就想要出师灭吴。
当关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时,诸葛亮却一直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结果最后导致荆州失守,关羽殉难。
可见,作为主持军国大事的丞相,诸葛亮的确有纵容关羽、乐观其败的重大嫌疑。历史上有人甚至说,诸葛亮是“借刀杀关羽”,比如章太炎《訄书》就说:“诸葛氏假手于吴人,以殒关羽之命。”
这话说得是太过分了,因为再怎么说诸葛亮也是希望蜀汉成功,而不至于祈求蜀汉失败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诸葛亮的内心中,未尝没有一点儿对关羽之死幸灾乐祸的心理。
所以,当关羽的死讯传到成都的时候,刘备“大叫一声,昏绝于地”,甚至“一日哭绝三五次”,真是“如丧考妣”。而诸葛亮劝他说:“王上少忧。自古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关公平日刚而自矜,今日故遭此祸也。”(卷十六《汉中王痛哭关公》《曹操杀神医华陀》)
毛宗岗评道:“以不记军师‘东和孙权’一语,故似有埋怨之意。”(毛本《三国演义》第七十七回评语)这可谓是“诛心之论”。
(二)驾驭魏延
文武不同道,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事情。但是,诸葛亮经常表现出的那种驾驭武夫的“诈术”,的确让人不免感到寒心。这一点,可以嘉靖本《三国志演义》中描写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作为例证。
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当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带着厚重的见面礼投奔刘备的时候,诸葛亮一见,便“喝令刀斧手,推下斩之”(卷十一《黄忠魏延献长沙》),并对刘备解释说:“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先斩之,以绝祸根。”
后来虽然刘备刀下留人,但诸葛亮还是对魏延说:“吾今饶汝性命,汝可尽忠报主,勿生异心。若有异心,早做早取汝头,晚做晚取汝头。”(卷十一《孙仲谋合淝大战》)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诸葛亮给魏延定的三条罪状,其实都难以成立。在刘琮降曹以后,魏延就决计投奔刘备,只是因为从襄阳追赶刘备,没有赶上,才暂时进入长沙栖身。所以韩玄原本就不是他想要侍奉的主人,诸葛亮说的“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这两条理由就都落空了。只有第三条“魏延脑后有反骨”的理由,真是说不清、道不白,这怎么能成为魏延非死不可的罪名呢?
魏延投降蜀汉后,能征善战,败郭淮,诛马遵,射曹操,斩王双,几乎战无不胜,所以深受刘备的信任和重用。在五虎大将相继谢世以后,魏延实际上成为支撑蜀汉大厦的栋梁之材。
而且魏延还多谋善断。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一出祁山时,他就曾向诸葛亮献策,要求亲率五千精兵,出子午谷,直取长安。连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也曾说:“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可是诸葛亮却不采纳这一计策,还因此而加深了对魏延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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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见于《三国志·魏延传》的记载。《魏延传》还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从这儿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诸葛亮与魏延在战略战术上的确一直有矛盾,诸葛亮讲究稳扎稳打,魏延则喜好出奇制胜。
所以,在小说里,诸葛亮一直不信任魏延,守街亭这样的重任,众人都以为要交给魏延,而诸葛亮却偏偏交给马谡,导致后来的街亭失守。小说中还写诸葛亮哄魏延说:“前锋破敌者,乃偏裨之将耳。”而让魏延接应,则是“大都督之任也”(卷十九《司马懿智取街亭》)。这就像是在哄小孩一样,毫无心计的魏延竟然信以为真。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出祁山”时的上方谷之役(卷二十一《孔明火烧木栅寨》)。
在这一战役中,魏延奉命率兵引诱司马懿入谷,诸葛亮派马岱将上方谷谷口垒断,采用火攻,要把魏军烧死在谷中。这时魏延尚未退出,正往后谷中走,只见谷口已经垒断,他仰天长叹曰:“吾今休矣!”司马懿见火光甚急,乃下马抱二子大哭曰:“吾父子断死于此处矣!”不料,突然狂风大作,天降大雨,他们都得救了。
嘉靖本在这里有小字注,写道:“此乃孔明欲将司马懿、魏延皆要烧死,不想天降大雨,二人得生。后孔明死时,遗计与马岱,将延斩之。”
事后,诸葛亮因为魏延当面责问他,便把责任都推到马岱身上,当着众将怒斥他,还下令斩马岱。幸亏众将再三哀告,诸葛亮方才罢休,只是削去马岱的官职,贬为散军。
有趣的是,这时诸葛亮又私下让樊建告诉马岱,这是丞相的“密计”,让马岱尽管推托截断谷口这一计策是长史杨仪出的主意。马岱次日私见魏延,说明情况。结果魏延非常痛恨杨仪,并请求诸葛亮让马岱做他的部下裨将。
诸葛亮明明知道杨仪与魏延从来不和,他不但不去调解,反而让马岱故意嫁祸于杨仪,更加深了两人的矛盾,这实际上加速了诸葛亮去世后蜀军内乱的发生。毛宗岗评本无法解决文本中的这一矛盾,所以干脆将这些情节统统删去。
李贽评道:“孔明定非王道中人,勿论其他,即谋害魏延一事,岂正人所为?如魏延有罪,不妨明正其罪,何与司马父子一等视之也?”(《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第一百三回)在下一回又评道:“大凡人之相与,决不可先有成心。如孔明之待魏延,一团成心,惟恐其不反,处处防之,着着算之,略不念其有功于我也。”(第一百四回)
在史传中,魏延与丞相府长史杨仪的矛盾“有如水火”(《三国志·魏延传》),甚至连吴国的孙权都耳闻其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裴注引《襄阳记》《汉晋春秋》)。而诸葛亮则在两人中起平衡作用,他“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三国志》卷四十《杨仪传》)。
但在小说里,诸葛亮却明显地偏袒杨仪,贬抑魏延。所以诸葛亮临终前交代后事,竟把魏延排除在外,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杨仪,而没有交给费祎或姜维,结果是逼迫魏延与马岱投降魏国。这是小说家言,于史无据。而杨仪存有叛变之心,却是《三国志·杨仪传》中有明文记载的。
民间说书人神化诸葛亮,说他能算命,能未卜先知,神机妙算。他早就看出魏延脑后有“反骨”,而且预知他会作乱,所以才“遗计斩魏延”。在小说中,魏延在诸葛亮祈禳北斗时,不慎扑灭了代表诸葛亮生命的主灯,真是罪该万死;他不但头上有反骨,而且曾梦见头上忽生二角,预示头上用刀,必然死于刀下(卷二十一《孔明秋夜祭北斗》《死诸葛走生仲达》)。这些近乎荒诞的描写,掩盖了诸葛亮对魏延的不公正态度。
总的来看,在《三国志演义》里,诸葛亮在魏延没有任何反迹而且屡立战功的情况下,居然定下计策,要把自己人魏延和敌人司马懿父子一起烧死;阴谋败露后,他又嫁祸于杨仪,激化杨仪与魏延之间的矛盾,种下了内乱的祸根;他还将计就计,让马岱身受苦肉计,取得魏延的信任,日后可以成为魏延投魏的见证人。这样的描写,造成了诸葛亮形象的人格分裂。在后来的版本演变中,这种文本的矛盾逐渐得到统一,特别是到了毛宗岗评本,将所有不利于诸葛亮的文字都删除殆尽了。
《三国志演义》描写的诸葛亮对魏延的偏见,使我们有理由怀疑,诸葛亮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早识“反骨”的先见之明,硬逼魏延造反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诸葛亮的权诈心术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其实,将相不和,文武争夺,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少见,著名的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就是明显的例证。在三国历史记载中,关羽和魏延一样,都是“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的,这一点当然为后世的士大夫深恶痛绝。所以在小说中留下了诸葛亮与关羽、诸葛亮与魏延关系极不融洽的生动描写,但也留下了诸葛亮使用诈术,将关羽和魏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描写。其中孰是孰非,值得我们深思。
士大夫与赳赳武夫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也是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个有趣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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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第一名将
毛宗岗本《三国演义》评价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毫无疑问,《三国志演义》所写武将如云,但形象最为感人的是关羽。
千百年来,不管喜欢不喜欢关羽,关羽的形象总是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海里。古往今来,关羽不仅仅以一位名将著称,而且以神灵著称,成为著名的“关公”、“关老爷”,甚至“关帝”。
直到现在,“关羽热”在海内外一直在升温。近20年来,出版的有关关羽的专著就有20多部。学术界还常常召开学术会议,研讨中国文化里面的关羽。可以说,关羽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当然,讨论中国文化里面的关羽,这个题目太大了,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所以我这里将主要以《三国志演义》小说为主,围绕毛宗岗所说的“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谈谈关羽作为“名将”,究竟“奇”在何处?为什么堪称“第一奇人”?究竟哪些特点使他成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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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勇双全:儒将风采,勇冠三军
(一)红脸关公
首先,关羽形象最奇特的当然是他的容貌。一提到关羽,大家眼前就会出现这么一个形象:身长九尺三寸,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五绺长髯,胯下赤兔马,手持一把八十二斤重的青龙偃月刀,人物形象相貌堂堂,威风凛凛。
“面如重枣”,那是一种暗红色的脸,后代戏曲中演“红脸关公”的专门行当,被称为“红净”。据说脸红象征着忠义,民间口传,喝酒脸红的是忠臣,喝酒脸发青、发白的则是奸臣。红脸和白脸,变成忠和奸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其实那是后人的看法,当时的人们可不这么看。因为在《三国志演义》小说里,还有一个人也是“面如重枣”,那就是魏延,可是他一出场,诸葛亮就给他定了调子,说他脑后长着“反骨”,“久后必反”。可见红脸的人也可能不是忠臣。
所以,小说里写关羽“面如重枣”,与其说是忠臣的面相,表现出忠贞的品质,不如说这是威严的武将的面相,突出了刚勇的品质。
与“红脸关公”相媲美的,是“黑脸包公”,“黑脸”成为一种严峻的法官的面相,表现的是铁面无私的性格。所以,关羽的红脸,在当时只是性格化的脸谱,还不是道德化的脸谱,跟后世戏台上曹操的“大白脸”还是有些不同的。
(二)勇武绝伦
毫无疑问,勇武绝伦肯定是名将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比如《史记》记载项羽,就说他“力能扛鼎”,像举重运动员挺举一样,两手可以把鼎举起来。关羽作为“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他当然有着过人的勇武。历史上的关羽就是一位威猛神勇的武将,他和张飞一样都是“万人之敌”,小说更是不惜笔墨描写关羽的这种勇武绝伦。
“温酒斩华雄”是关羽的一次很重要的亮相(卷一《曹操起兵伐董卓》)。
小说先作了大量的铺垫。当时在汜水关,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董卓手下第一员骁将华雄,坚守沂水关,先斩了鲍忠,又把孙坚打得落荒而逃。
诸侯商议迎战。先是袁术手下骁将俞涉出战,不到三合,被华雄斩首,“众诸侯大惊”。接着太守韩馥手下上将潘凤出战,又被华雄斩了,“诸侯皆失色”。
这时袁绍感慨地说,如果他手下的颜良、文丑,“得一人在此,岂放华雄施威哉”!这当然也是一种铺垫,因为咱们知道,后头刺颜良、诛文丑的还是关羽。
正当诸侯一筹莫展的时候,关羽挺身而出,说:“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关羽引人注目的外表相貌与他卑微的社会地位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时帐中三位统帅的表现各自不同。
袁术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袁术十足地是一位自负的豪强,表现出对平民出身的关羽的极度轻蔑。
而袁绍不像其弟如此无礼,语气稍显缓和,说:“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耻笑。吾等如何见人?”袁绍还是有一定眼光的,他后来成为曹操的劲敌,并非偶然。他愿意让关羽试一试,又死要面子,怕让董卓知道让一个弓手出去打仗,这太丢人了。重面子,这是袁绍的性格。
最后还是曹操出面斡旋。他先说:“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广学。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诛亦未迟。”接着又说:“据此人仪表非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由此可见,曹操善于使诈,而且善于用人。他想到,关羽出战,打赢了很好,打输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只是一个弓马手,输了也不丢脸。可以看出来,曹操的见识、胸襟和心机远远高出于袁氏兄弟之上,他最后能够击败袁氏兄弟,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关羽昂然回答说:“如不胜,请斩我头。”这句话说得不免有点牛气,假如他输了,不等袁术、袁绍、曹操斩他的头,华雄就可以斩他了。
于是曹操让他喝一杯酒壮壮胆再去,关羽说了一句:“酒且斟下,某去便来!”然后提刀出帐,上马而去。
小说写道:“众诸侯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却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是关羽“威镇乾坤第一功”,小说写得相当有气势。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两位武将之间一刀一枪的厮杀招数,这是为了加快小说叙事的节奏,让关羽夸下的海口能够迅速兑现,给聚于帐中的诸侯,也给阅读作品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据历史记载,斩华雄的是孙坚,与关羽无关。而在小说里,却写孙坚被华雄打败了,最后才让关羽出场。小说歪曲了历史,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英雄。
接下来,小说又用相似的笔法写“虎牢关三战吕布”。这次不是关羽单打独斗,而是刘、关、张三兄弟齐上阵,跟吕布群殴。
小说写“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诸侯八路军马,眼睁睁地看着吕布杀死穆顺,打败武安国,却只能面面相觑,“心丧胆裂”。
这时,先是张飞大战吕布,“渐渐枪法散乱”。接着关羽上前助战,“又战到三十合,两员将战不倒吕布”。刘备又驱马向前,“这三个围住吕布,转灯儿般厮杀”。这下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玄德面上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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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儿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单论武功,关羽恐怕不是吕布的对手,吕布可以说是《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武功第一高手。
关羽的勇武,还可以从刺颜良、诛文丑里显现出来(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卷六《云长延津诛文丑》)。
当时袁绍派遣大将颜良作先锋,进攻白马(华州),与曹操对敌。关羽主动请战,但曹操生怕关羽立功后远走高飞,所以没有答应他。
这时小说又用了同样的铺垫手法,写颜良先后斩了宋宪、魏续,打败徐晃,“诸将栗然”。于是曹操只好用程昱的计策,调关羽前来出战,“如胜则重用,如败则决疑”,看看关羽值不值得他如此重视。
关羽到了白马,先跟曹操上土山,远望颜良,夸口说:“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他丝毫不把颜良放在眼里,说:“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首级来献丞相。”看来关羽是很善于推销自己的,大话、满话,张口就来,一点儿不打磕巴。
于是关羽“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
这时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羽到来,正要问他话呢,没想到关羽的赤兔马跑得太快,一下子就跑到颜良面前,颜良措手不及,被他斩于马下。“中军众将,心胆皆碎,抛旗弃鼓而走”。
关羽下马,把颜良的头割下,“拴在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似入无人之境”,回到军中,献首级于曹操面前。
颜良好歹也是一员大将,怎么还没交手,就被关羽杀了呢?小说在这儿有个小注:“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
可见,斩颜良并不足以体现关羽的勇武,他只是机会凑巧,令颜良措手不及罢了。要不然,不至于战未一合,关羽就斩了颜良。
当然这也是因为关羽实在求胜心切,他想胜了以后,就可以为离开曹操去找刘备提供一个借口。所以他恨不得马上立下战功,在战场上根本顾不上跟颜良搭话。
后来袁绍又派文丑率十万军前来迎敌。刘备正在袁绍军中,愿同行。文丑说:“刘玄德乃累败之将,于军不利。”他不愿意用刘备,后来刘备好说歹说,才答应分给他三万军,让他作为后部。
文丑到了延津,先与张辽、徐晃交合,张辽、徐晃战他不过。这时关羽恰好赶到,“与文丑交马,战二合,文丑心怯,拨回马绕河而走”。
看来文丑也被关羽的名声镇住了,如果竭尽全力,也不至于这么不济,只战二合,就“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当然文丑战不到二合就跑,也有他的讲究。因为在战场上,众目睽睽之下,他不好跟关羽说话。所以先跑走,引着关羽追他,追到没人的地方,好告诉关羽刘备在袁绍那儿,这样两人就可以不打了。
文丑没想到,关羽骑的是赤兔马,一下子就赶上他,根本没顾上搭话,脑后一刀,就被斩下马来。
关羽刺颜良的事见于史书记载,而斩文丑则是小说的虚构。张辽、徐晃双战文丑,都未能取胜,而关羽不到三个回合便将其斩于马下,两相对比,关羽的神勇愈加突出。
关羽在战场上的勇武,在后来和蔡阳、黄忠、庞德等的对阵中,还有精彩的描写,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小说中,关羽的勇武绝伦不仅表现在战场上,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刮骨疗毒”的故事(卷十五《关云长刮骨疗毒》)。史传记载了这件事,《三国志平话》开始把给关羽疗毒的医生附会成华陀,于是华陀也跟着关羽大大出名了。
如果仔细地阅读“刮骨疗毒”的故事,会发觉关羽的勇猛不免带点作秀的成分,因为他太自信,太高傲了,他有必要把自己塑造成神乎其神的勇武形象。
关羽领兵攻打樊城,“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绿袍,旁若无人”(卷十五《关云长水淹七军》),结果被曹军射中右臂,箭头拔出来,血流不息。
华陀给他疗伤,说伤口有毒,需要动外科手术。因为手头没有麻药,就介绍了一种止痛的办法:立一个柱子,上面钉上一个大圆环,把受伤的胳膊伸到圆环里头,然后用绳子捆上,这样便于止痛。再用被子把眼睛蒙住,还可以减轻一点心理压力,这样做手术时,用尖利之器割开皮肉,鲜血淋淋,就不至于害怕。
关羽却不以为然:“如此容易,何用柱环?”又说:“吾岂比世间之俗子耶?任汝医治。”于是他一边饮酒食肉,一边与马良谈笑弈棋,伸臂令华陀动手术。
于是华陀拿一个大盆子接血,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用刀刮骨头,“刮之有声”,“血流盈盆”,“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只有关羽一边饮酒食肉,一边谈笑弈棋,满不在乎。
手术完了以后,关羽大笑说:“此臂屈伸如故,并无痛矣。”华陀不禁赞叹道:“某为医一生,未曾见此君侯,真乃天神也!”
其实,谁都知道,不敷麻药,直接用刀子割肉刮骨,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疼痛感呢?关羽肯定感觉到疼痛,但他要做出英雄的样子,表现出非同凡人的勇武,就忍痛不说罢了。而且他还夸口:我是英雄,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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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小说写关羽勇武绝伦,写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既然是第一,就要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奇人必有奇事。
(三)足智多谋
在刘备的五虎将中,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关羽始终居于首位。要论武功,张飞、赵云、马超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而黄忠两次跟关羽打仗,也不分胜负。之所以关羽能荣居首位,除了勇武以外,还有其他因素。
跟张飞等人不同,关羽不仅勇武绝伦,还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名将。这里只说两件事,就是小说中称赞的:“单刀赴会真豪杰,水淹七军妙度量。”
“单刀赴会”是文斗,“水淹七军”是武斗。文斗和武斗显现出关羽独有的智谋和韬略。当然这种智谋和韬略必须建立在勇武绝伦的基础上。没有这种底气,他想不出这种妙计来。
先看“单刀赴会”(卷十四《关云长单刀赴会》)。
按《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约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结果刘备“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可见历史上的单刀赴会说的是鲁肃而不是关羽。
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三国志平话》和元代关汉卿的《单刀会》杂剧,对这一史实做了翻案,突出渲染了关羽的英武风度,从而“单刀赴会”成为关羽一生中极为显耀的事迹。
《三国志演义》大体上延续了平话和杂剧的内容。小说首先写关羽的勇武名声震慑了鲁肃,鲁肃在陆口寨外临江亭上设宴,请关羽赴会。鲁肃知道关羽勇猛,必须在酒席之间把他灌醉,然后让五百甲士一拥而上,这样才能逮住关羽,否则无法赢他。
关羽明明知道鲁肃索取荆州的用意,却一点不当回事。他的儿子劝他不能轻易去冒险,他回答说:“吾来日独驾小舟,用亲随十余人,单刀赴会,看鲁肃如何近我!”他英武自信、胸有成竹,根本不把鲁肃放在眼里,不把东吴放在眼里。
当然他也做了防范措施,让关平选快船十只,藏善水军士五百,在江上等候,看他招起旗帜,便过江来接他。
到了临江亭,在酒席上,鲁肃说起还荆州的事来。关羽搪塞道:“此国家之事,筵间不必论之。”
鲁肃还是唠叨不停,责怪关羽:“幼读儒书,五常之道,仁、义、礼、智皆全,惟欠信耳。”这时关羽辩白说,当年“赤壁之战”时,刘备戮力破敌,怎么能“无一块土相资”呢?荆州只能算是东吴送给刘备的一份礼物罢了。
鲁肃认为荆州是刘备跟东吴“借”的,好借好还,怎么能赖账呢?他越说越生气,竟批评刘备“贪而背义,必为祸阶”。这时关羽耍赖说:“此皆吾兄左将军之事,非某所宜预也。”这是哥哥刘备让我这么做的,和我没有关系,哥哥让我守着荆州,总是有道理的。
话说到这里,再说也无济于事了,所以关羽让周仓召来关平的小船,他一手拉着鲁肃,一手提着大刀,走到江边。
虽然吕蒙、甘宁早就埋下伏兵,但见关羽亲握鲁肃,不免投鼠忌器。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关羽上了船,与鲁肃拱手作别。
关羽以自己的大智大勇,挫败了鲁肃的“鸿门宴”,谈笑挥洒之间,保住了荆州。这是“文斗”,表现出关羽外交谈判的智慧。
关羽一生战功累累,最显赫的一次就是“水淹七军”(卷十五《关云长水淹七军》)。“水淹七军”是“武斗”,表现出关羽的军事谋略。这事载于《三国志·关羽传》,小说将它作了夸张性的渲染。
曹操结联东吴,欲取荆州。关羽受命都督荆、襄九郡事,起兵攻襄阳。他设计让廖化诈败,诱敌深入,远离襄阳,而自己则出奇兵,袭取襄阳,断了曹仁的去路,大败曹军。曹仁被迫退守樊城,被关羽围住。
曹操听到消息后,加于禁为征南将军,庞德作先锋,领兵去解樊城之危。对比双方的军事力量,这时关羽军队的人数不如曹军,加上庞德年轻气盛,轻易不服输。常言道:“不怕横的,就怕不要命的。”庞德立下军令状,抬着棺材来打仗。所以一开始关羽打不过他,还差点丧了命。
于禁嫉妒庞德,把军队调到樊城之北十里,依山下寨。背山而守,这在战术上讲是对的,但是曹军驻扎的这个山口是山谷之间的一个山口,一旦长江水决口淹下来,这里就成了水洼子。于禁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关羽想到了,他对这一带的地势比于禁熟悉得多。这时正好是八月秋天,连日骤雨,关羽派人堰住各处水口,等水发时,夜间率军乘高就船,放水淹樊城、罾口的曹军。于是活捉于禁,生擒庞德,收降曹军不下万余,其余七万多人都淹死于水。
这一仗打得非常残酷,打得曹操心惊胆颤,甚至想要迁都。
《三国志演义》小说写诸葛亮用兵,特别擅长火攻,火烧博望、赤壁之战、上方谷之战,都是火攻。而关羽在这儿用的是水攻,其计谋的高超足以与诸葛亮相媲美。
(四)儒雅的风范
除了智勇双全,“儒雅”是关羽不同于其他武将的一个突出特点。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歌颂关羽时说:“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这种儒雅的风范在古今名将中极为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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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关羽喜欢阅读《春秋左氏传》,据说能朗朗上口,裴松之《三国志注》对此有所记载,其他史传里也写到了。在《三国志平话》里,不仅写关羽喜欢读《左传》,还写他每当读到乱臣贼子传时,常常拍案而起,表现出由衷的道德情怀。我们看到的关羽塑像或画像,多为一手捋长须,一手捧《春秋》,完全一副儒将做派。
《春秋左氏传》是汉代末年、三国时期流行甚广的一部经书,也是一部史书,《春秋左氏传》在当时是一门显学,人们将《春秋》之学广泛地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
好读史书,尤其是好读《春秋左氏传》,这是关羽儒雅风范的根源,当然也使关羽养成了儒雅的品德。比如“降曹”这件事,毛宗岗评道:“云长本来事汉,何云‘降汉’?‘降汉’云者,特为‘不降曹’三字下一注脚耳。曹操借一‘汉’字,笼络天下;云长即提一‘汉’字,压倒曹操。……汉是汉,曹是曹,将两下划然分开,较然明白,是云长十分学问、十分见识,非熟读《春秋》,不能到此。”(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评语)
咱们知道,“春秋无义战”,但《春秋》却明确张扬“义”的观念,讲究褒贬。所以后人说:“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自从孔子修订《春秋》以后,乱臣贼子一读《春秋》就害怕,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谁违背了伦理道德,历史就会把他钉在耻辱柱上。关羽读《春秋左氏传》,就不仅研习书中的兵法战术,提高自身的军事谋略,而且汲取其中的伦理教义。
看来读书和不读书就是不一样。我总觉得,关羽“降汉不降曹”的标榜跟读书有关系,他之所以会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和他善于读书也大有关系。要是张飞,他是不读书的,不管伦理道德,宁死也不会降曹,更不会放走曹操。
读书人往往把道德准则看得很重,把当世人和后世人对自己的道德评价看得更重,他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掂量掂量,琢磨是否符合伦理道德。
古人是很看重武将读书的。比如东吴的吕蒙,后来成了关羽的“克星”。据史书记载(《三国志·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吕蒙出身卑微,十几岁就东征西战,是一员勇将。但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后来投奔了孙权,孙权劝他多读一点书,他回答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说:“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光武帝刘秀和曹操比谁都忙,却照样读书不误,你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以后,就利用打仗间隙努力读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有一次,鲁肃到吕蒙军中,吕蒙给他讲当前形势,分析他怎么能够对付关羽,讲得头头是道。鲁肃很吃惊,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吕蒙回答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吴下阿蒙”、“刮目相看”,后来都成为典故成语。
总起来看,在《三国志演义》小说中,正因为有智谋和儒雅相济,关羽的勇武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有人称其为“神勇”,这与小说中的张飞、马超、黄忠、典韦、夏侯惇等人不可同日而语。关羽的神勇,绝不是一般的匹夫之勇,而能给人一种磅礴不可阻挡的气势,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威。一提到关云长,不仅让人热血沸腾,而且让人崇敬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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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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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重如山:"大丈夫处事必以信义为重"
(一)关羽降曹
智勇双全是关羽外在的品质,而“义重如山”则是关羽内在的品质,后来关羽成了民间崇拜的神明,统治者封他为“义勇武安王”。“义”和“勇”二者不可缺一,而且“义”要在“勇”之前,而不是在“勇”之后。历代人们能够称颂关羽,能够对他像神明一样崇拜,和他这种“义”的品质密切相关。
从历史上看,关羽对待刘备“义重如山”,他一生追随刘备,从来没有变心,所以《三国志·关羽传》说他有“国士之风”。
既然是“国士之风”,关羽对刘备的“义”,就不是一般的兄弟之义,也不是一般的江湖朋友之义,而是一种兄弟之义、朋友之义外加君臣之义的综合的“义”。在毛本《三国演义》中写道,张辽曾问关羽:“吾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何如?”关羽回答说:“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又君臣也,岂可共论乎?”(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这确实指出了关羽尚义的特点。
问题在于,关羽尚义,不仅对刘备“义重如山”,对曹操也讲义气,这点引起了后人的很多争议。
关羽与曹操的“友谊”,应该说早在温酒斩华雄的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但那还只是“惺惺相惜”的一种默契,还谈不上是真正的“知己”。关羽跟曹操能够成为“知己”,那得从他“降曹”说起(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
曹操分兵五路,前来攻取徐州。张飞打了败仗,逃往硭砀山。刘备兵败小沛,也投奔冀州袁绍去了。甘、糜二夫人陷于下邳,只有关羽被围困在城外土山上。
这时曹操派张辽前来说降,关羽愤然大怒,说:“吾今虽处绝境,视死如归!”这时他是准备“仗忠义而死”的。
张辽劝他说,你要死了,就犯下三条罪,“岂不为万世耻笑”?首先,你和刘备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现在刘备逃走了,如果你死了,刘备怎么能独活呢?“误主丧身”,这是第一罪。其次,刘备把两位夫人托付给你,以为万全之计,你总不能像张飞那样不管不顾吧?如果你死了,两位夫人怎么办?辜负刘备“倚托之重,实为不义”,这是第二罪。第三,你们兄弟三人在桃园结义的时候,共同发誓要辅助汉帝,如果你死了,谁来完成这一大业?你自己“成匹夫之勇,上负祖宗,下辱其主,安为义”?这是第三罪。
张辽所说的这三条,既不是站在曹操的立场上来说话,也不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来说话,而是站在关羽的立场上来说话,句句都替关羽考虑,所以特别中听。关羽没法反驳,只能投降。
但是作为投降的前提,关羽讲了三个条件:第一条,“降汉不降曹”;第二条,保全两位嫂嫂的性命,厚待她们;第三条,“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这三条都是很重要的道德准则:“第一辨君臣之分,第二严男女之别,第三明兄弟之义。”(毛宗岗本《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评语)所以关羽斩钉截铁地说:“三者缺一,断然不肯降。”
前两个条件曹操一口就答应了,他想,你说什么“降汉不降曹”,我是汉宰相,降汉不就是降我吗?降曹、降汉这是一回事儿,不就是一张招牌吗?至于保全两位嫂嫂,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他不太容易接受第三条,他说:“此事却难从之。吾养关公何用?”但是张辽劝他:“刘玄德待云长不过恩厚耳。丞相更施厚恩,以结其心,何忧云长不住也?”曹操觉得张辽说得对,于是答应了这三个条件,所以关羽投降了曹操。
虽然关羽说“降汉不降曹”,实际上是降曹了,却不说自己投降曹操,这件事引起后人很多争论。那么,我们怎么看待关羽投降曹操这件事?从道义上讲,这是不是失节的行为?
我们注意到,古人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有时也讲究权变,不仅看他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小说中张辽的“其罪有三”和关羽的“约以三事”,都是向读者说明关羽为什么降曹,这样就给关羽的降曹行为找到了理由和动机。后来关羽在曹营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则是写他的“怎么做”。
中国古人认为,一个人的身和心是可以分开的,可以分而论之。有一句成语,叫作“身在曹营心在汉”。用小说中关羽自己的话,就是:“吾身在此,心在兄处。”(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身和心既然可以分开,论人的时候,就可以不论其“身”,但论其“心”。这正是古人通达的地方,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做人智慧。
比如,曹操赠给关羽异锦战袍,关羽接受了,把它穿在里面,外面还用旧袍罩上。曹操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么穿。他解释道:“旧袍乃刘皇叔所赐,常穿上如见兄颜,岂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之旧赐乎?”曹操不得不感叹:“真义士也。”(卷五《张辽义说关云长》)
曹操又赠他吕布所骑的赤兔马,关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说:“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虽有千里,可一日而见面也。”曹操听了非常惊讶,不免有点后悔。(卷五《云长策马刺颜良》)
关羽虽然受到曹操无微不至的关照,却一心一意都放在刘备身上,这不能不令曹操哭笑不得,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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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得知刘备在袁绍军中,关羽毅然辞曹,护送二位嫂子,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追随刘备而去。连曹操也不得不慨叹:“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卷五《关云长千里独行》)
正因为如此,后世史官称关羽:“两尽其忠,世称义勇。”毛宗岗评关羽,也赞颂他:“堂堂正正,凛凛烈烈,皎若青天,明若白日。”(毛本《三国演义》第二十六回评语)
身心两者的分离,这是中国古人在看待一件事情、一个人物的时候非常透辟的一种观点。关羽投降曹操没有?从事实来说,他的确是投降曹操了,这点是不可否认的。那么,他是不是失节呢?如果从事实来说,他的身体降了曹操,显然是失节了;但是从动机来说,他心没有降曹操,所以可以说他没有失节。
古人往往讲究“盖棺论定”,这不仅是说拿一个人最后的所作所为来判断这个人,而且也是指要在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去判定他的道德品质。在降曹以后,关羽始终全心挂念着刘皇叔。他知道曹操待他非常好,“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他感念曹操的恩德,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更感念的是跟刘备的那种朋友、兄弟加主臣的情义,他不会因为曹操的这种新恩,忘了刘备的那种旧义,这是绝对不会的。
这就是关羽,这就是关羽做事光明磊落的地方,我该做的我做了,但我该怎么表达我还怎么表达。我知道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我能把握事情的分寸,我要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线。
在中国古代,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候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仅仅从道德观念去评价,有时很难判断他行为的是与非。
比如北宋灭亡的时候,宋室南迁,女真在北方建立了金王朝。南宋经常派使节到金朝去,有些派去的使节被金朝留下来,义不降金,甚至死在北方;有的则投降了金朝。
投降金朝的使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投降以后全心全意地为金朝做事,还有一种是投降金朝以后,身降心不降,表面上为金朝做事,但做的都是对南宋有益的事。
比如宇文虚中在金朝已经做到国师,相当于宰相了,但是他想方设法要在宋金两国言和的情况下,把被捕的宋徽宗、宋钦宗送回南方。后来,他还设谋在金朝内部发生政变,颠覆金王朝,以实现恢复中原的志向,最后计谋败露,被问罪斩首。
宇文虚中虽然最后是为宋王朝尽忠的,但他毕竟投降了,而且在金朝官运亨通,为金朝做了不少事。那么,在论定这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还提不提他变节投降?又如何评价他投降金朝的行为呢?
像关羽降曹,就给我们提供一个例证,即中国古人评价人物的时候,可以采取身心分离的两重观点。评价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不仅要注意到他做什么,更要看重他怎么做,还要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用这样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才能做到入木三分、全面公平。
(二)义释曹操
至于关羽为报昔日之恩,在华容道上放走曹操,小说称其为“义重如山”,这件事值得我们深思。
华容道义释曹操,这是于史无征的。《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赤壁败亡后过华容道(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与关羽毫无关涉。到《三国志平话》,讲到关羽在华容道拦截曹操,但也只说在关羽面前突然生起了大雾,什么也看不见,曹操冲将过去,逃之夭夭,而不是被关羽放走的。
可在小说里,写诸葛亮有意派遣关羽去守华容道,最后关羽放走了曹操(卷十《周公瑾赤壁鏖兵》)。
赤壁大战时,诸葛亮从东吴那里脱身回来,立刻调兵遣将,唯独冷落了关羽。关羽实在憋不住了,主动请战。诸葛亮卖关子说:“某本欲烦足下把一个最紧要的隘口,争奈有些违碍,不敢教去。”为什么不敢?他解释说,曹操败逃,必走华容道,而曹操过去“待足下甚厚”,你“誓以报之”,如果让你守华容道,“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教去”。
这话激怒了关羽,他生性争强好胜,当即写下军令状,如果放了曹操,“愿依军法”。同时,关羽赌气,也让诸葛亮写了一纸军令状,如果曹操不从华容道走,诸葛亮也依军法从事。
这军令状意味着什么?那是拿自己的脑袋作赌注。这就反衬出后来关羽要放走曹操,其心里负担是很重的,他将面临着道德和生命的激烈冲突。这是第一个铺垫。
诸葛亮的这一做法,连刘备都觉得不合适,说:“吾弟云长,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他深知关羽的性格人品,肯定会放了曹操。
这时诸葛亮回答说:“亮夜观乾象,曹操未合身亡。留这恩念,故意等云长做个人情,亦是美事。”刘备竟然称赞说:“先生神算,世罕及也!”
这是第二个铺垫,给关羽义释曹操埋下伏笔,反正曹操“未合身亡”,这件事不过是考验关羽品德的一个关口罢了。
作了这两个铺垫以后,小说细致地描写了关羽义释曹操的过程(卷十《关云长义释曹操》)。
当曹操见到关羽的时候,一开始手足无措,说:“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还是军师程昱清醒,提醒他:“某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况丞相旧日有恩在彼处,何不亲自告之,必脱此难矣。”这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关羽吃软不吃硬,只要伏低作小来恳求他,没准就能说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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