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黑白鲸 于 2007-5-12 17:31 发表
更正2楼第一个错误：混淆了“做作”与“署名作者”的概念。《江表传》不是虞溥自己编出来的，不然不是史实，而是小说了。《江表传》主要记载以荆襄地区为主、江东地区为辅的历史事件，必然是以荆襄人士为主，有各种口头和书面记载，最后而由虞溥辑录。
如果以虞溥在鄱阳为官，来证明虞溥的资料采用吴人说法，是否有些可笑？照这个道理，易中天在厦门为师，他采用的就岭南人说法，不足以论三国。怪不得蜀辈们对易老师恨入骨髓，原来是这个原因！既便同是古代，陈寿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未能久居魏、吴旧土，所以陈寿的《三国志》代表蜀人的意见。（虽然本人不赞同这种说法，但按照楼逻辑，也只能得出这种荒谬结论。望您批别人时注意逻辑，不要自己砸自己的脚！）
况且也要虞溥资料内容以何为主，《江表传》内容以荆襄地区为主，最初始的来源必然是荆襄人。既然二楼也同意“虞溥没有个人倾向”，可知虞溥正确传达了荆襄人的态度。
更正2楼第二个错误：汉末文章句式多是整齐的偶句，建安时期，骈化现象更加明显。骈文的书信也有很多，如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比较典型。况且，2楼的错误还在于周瑜遗笺是政务信件，而非私人信件，也典型的汉末建安时期“整齐偶句”的骈化，而非六朝的骈赋。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同属政务信件，也同属非具有汉末特点的骈化。周瑜遗笺是比较典型的建安时期文体。
更正2楼第三个错误：周瑜“取蜀”计划是《三国志》、《资治通鉴》中没有岐义、异义的记载，不是任何人由循环论证得出的，请您好好看《三国志》。而正贴里已经用各种论据驳倒了“周瑜假途伐”的观点，详见1楼。如果您有双重质疑的话，事前提醒您一下：千万不要用循环论证的方法的去“互相否定”。
拿易中天跟虞溥比？易中天能上网查资料，以现代交通的发达，他能四处跑，虞溥也能？？假如阁下认为三国时人资讯跟现代一样发达，俺也无话可说。
拿陈寿跟虞溥比？陈寿担任东观秘书郎、著作郎，长期做与资料相关的工作，陈寿虽然未必能亲自听过吴人的言辞，但他却能够见到其他两国的史书记载，虞溥也能？？
假如阁下有虞溥此类经历的证据，不妨列举。
再说一句好了，陈寿确实是有偏向蜀人的倾向，只不过是蜀地人，而非蜀国人。
曹植、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中人，拿周瑜来跟他们比？你也太抬举周瑜了。
是谁在搞循环论证，一目了然，俺没必要多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