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自己境內打保卫战通常也不见得能获利, 对经济当然有打击, 问题只是蜀汉的损失是否远远比曹魏的小。若只引用诸葛亮治蜀的介绍概况, 那麻烦先解释:
建兴五年，丞相亮北住汉中，广汉、绵竹山贼张慕等钞盗军资，劫掠吏民，嶷以都尉将兵讨之。嶷度其鸟散，难以战禽，乃诈与和亲，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斩慕等五十余级，渠帅悉殄。寻其余类，旬日清泰。《三国志 蜀书 张嶷传》
（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明年，亮出祁山，忠诣亮所，经营戎事。军还，督将军张嶷等讨汶山郡叛羌。《三国志 蜀书 马忠传》
（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庲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三国志 蜀书 马忠传》
后南夷刘胄又反......平南事讫，牂牁兴古獠种复反，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三国志 蜀书 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
不计算少数民族的, 蜀汉仅有两次民变, 第一次是刘备北争汉中期间, 另一次就是发生在诸葛亮上表北伐並开始动员后(居然还是钞掠军资), 地点还是益州中心地区广汉; 不包括刘备死后受孙权策反的建兴四年那次大规南中叛乱, 蜀汉境內的少数民族叛乱也就共八次, 期中三次的发生时期也就是第四次北伐至第五次北伐这短短四年內; 从刘备定成都至刘禪投降这五十年间蜀汉境內共有十一次叛乱, 期间四次发生在用兵规模较大的第一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北伐。(民变的资料均可参见张泽咸和朱大渭所著的《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从发生时间来看, 这么多的巧合就已经不再是巧合, 那何解民变大多发生在战事期间? 政府大量征调物资(少数民族地区也不能幸免, 《华阳国志 南中志》已有陈述)以及过多的战事引发的逃兵潮就是其中的两个原因。民变怎样演绎也还是民变, 尽管不是和白莲教起义那样的大规模, 但发生了就不过是反映出其背后的社会民生问题, 诸葛亮之治蜀为世所称颂, 但史书的总括不可能再细分如《吕乂传》中表达的弊端, 不止士卒逃役, 连中央征调士兵的命令也不能全国二十三郡的适用, 中央威信和权威也侧面的受到影响。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也同样加重魏的民怨引发更多次数的民变吧? 但这不过是沒有仔细研究史书的推测, 北伐六年半魏境內沒有任何民变, 这不是反而有个更大的落差吗? 民变整体次数较少的蜀汉居然在这十年比整体次数多的曹魏有更多的民变, 这问题确实值得深思。
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三国志 蜀书 杨洪传》
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三国志 蜀书 吕乂传》
2. 《晋书 宗室传》和《食货志》中" 关中谷帛不足" 那段就是司马孚的话, 只引前句而无视司马懿军屯后的成效, 这是否想把前期对曹魏的打击也直接代入成司马懿继任曹真后的成绩? 只因压根无法否定司马懿上场后 "关中军国有余"一句, 以及青龙三年能输长安五百分斛谷往关东的后事。前期打击不假, 但后期恢复了仍然继续视曹魏为沒有司马懿推行军屯时的局面, 这恐怕不客观。至于凉州也好像沒有受到北伐太多的打击。
再重申一次, 不是否定诸葛亮前期对曹魏的打击, 但把前期的成果代入成整个北伐时期的话, 才是我认为值得思量一下的用词问题。
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晋书 安平献王孚传》
以邈为凉州刺史，使持节领护羌校尉。至，值诸葛亮出祁山，陇右三郡反，邈辄遣参军及金城太守等击南安贼，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谷，邈上脩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乃支度州界军用之馀，以市金帛犬马，通供中国之费。”《三国志 魏书 徐邈传》
3. 若想引用辛毗一段表明北伐时曹魏已因北伐造成经济困难的话, 陈群也说过当时中国人口连汉时的大郡也沒有, 但南阳等人口大郡人口总数也沒超越魏国总编戶, 可见人的上言可能会有点过份誇张的成份, 和史书的非引录人物句子, 旁白吧, 成色有出入的。
回到奏文的正提, 首先这是北伐期间的上奏, 按裴注的话是张郃战死之前(太和五年六月)。"而今者宫室大兴，加连年谷麦不收。" 谷麦不收, 用魏征的上谏, 指的通常是天灾导致的结果而非敌国的军事行动, 何况魏确有数次天灾, 尤其是太和四年八月至五年三月。另一角度反思, 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规模不大, 恐怕无法导致魏关右谷麦不收, 第一次北伐是太和二年, 第四次是太和五年, 你要说这算连年的话, 我更倾向是指太和元年和二年、四年和五年的天灾, 能被本纪收进的怎样也是全国性的灾害。太和四年的关中饥, 《晋书 五行志》也说明了原因, 不见得又是北伐造成的结果。反正怎样也看不出奏文如何道出北伐打击曹魏经济的句子。
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十渐不克终疏》
(太和二年)五月，大旱。
(太和五年)自去冬十月至此(三)月不雨。《三国志 魏书 明帝纪》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数大雨，多暴卒，雷电非常，至杀鸟雀。案杨阜上疏，此恒雨之罚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岁以凶饥。《晋书 五行志》
太和四年，关中饥。《晋书 食货志》
至于司马懿讨辽东的已是曹叡是大建宫殿以后的事, 基本很难明确证明必定只因诸葛亮北伐打击至连四万兵也役费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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