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国维死因的分析看陈寅恪的文化取向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陈寅恪曾提出三种说法：其一见于其《〈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以下简称“《挽词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此下论中国文化之定义，上文已引，此处从略——蔡按）。……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47]此即所谓“殉文化”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其二见于其《纪念碑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48]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以下简称“《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49]此为“争自由”说，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其三见于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50]（“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既泛指被异国拘系之臣，也特指无罪而死的屈原，此处借以称王国维），更见于其《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以下简称“《挽词》”）二诗。前者有“越甲未应公独耻”之句，自注云：“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柯”指柯绍志；“罗”指罗振玉；“戊辰”系丁卯之误，丁卯，即1927年［51］后者曰：“汉家之厄今十世，不见中兴伤老至。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高名终得彻宸聪，征奉南斋礼数崇……神武门前御河水，好报深思酬国士。”（其中第一句有自注云：“清代自顺治至宣统适为十世。”第五六句有自注云：“王先生以大学士升允荐，与袁励准、杨宗羲、罗振玉同人值南书房。清代旧制，在南书房行走者多为翰林甲科。袁、杨固翰林，罗虽非由科第显，然在清末己任学部参事。先生仅以诸生得预兹选，宜其有国士知遇之感也”）”［52］这些联、诗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有国士知遇之感，眼见中兴无望，更不忍让宣统再次受辱，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  

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既有“殉清”的意义，又有“殉文化”，即殉三纲、殉三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意义，故“殉清”说与“殉文化”说并不矛盾，既不应以“殉清”说否定“殉文化”说，也不应以“殉文化”说否定“殉清”说。而陈寅恪却一面在《挽词》中肯定“殉清”说，一面又在《挽词序》中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的意义，并进而说“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以致用“殉文化”说否定了“殉清”说，岂非自相矛盾？那么，能否肯定陈寅恪所说的“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而否定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殉清”说呢？这就有必要指出以下几点。  

（A）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遗民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鲜明。  

（B）1917—1918年，王国维曾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曾为此类“救国大计”做过周密谋划”［53］；1922年，其《库书楼记》曾表达“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54］；1924年，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55］；1924年底，其《敬陈管见折》曾流露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56］。这又可见，他始终对复辟宣统抱有希望。  

（C）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57］；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北行诸老”指前往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58］。既然如此，一旦他自己身为人臣（1923年任“南书房行走”）而又遇到非常情况，便必然守忠贞之节，“以一死谢国”。所以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所以1925年8月他又曾说“事到艰危誓致身”［59］。  

（D）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指在天津张园之清逊帝溥仪——蔡按）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指农历——蔡按）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60］。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五月二日（指农历，阳历为6月1日——蔡按）……晚，某与同学谢国桢谒先生。……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61］。金粱《王忠悫公殉节记》记述：“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世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津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余转慰之。谈次，忽及颐和园，谓‘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盖死志已决于三日前矣。”［62］这些记述都有助于理解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E）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范质“受顾命”、“降阶受命”均在公元960年，此时他正是五十之年。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又，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曾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的嗣母于明亡后绝粒而死，临终曾言“我为妇人，身受国恩，义不可辱”。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顾炎武号“亭林”），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欠一死”、“身受国恩，义不可辱”云云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顾炎武及其嗣母之尽节、殉节对王国维无疑具有典范意义。王国维遗书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就是表示他要步顾炎武及其嗣母的后尘，为前朝尽节、殉节。  

（F）王国维既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63］，说“赤县竟无干净土”［64］，又视象征清皇朝的颐和园、昆明湖为“干净土”，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两相对照，可知他之所以选择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就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就是为了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以上几点是对陈寅恪所说“流俗恩怨荣辱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的明确否定，对关于王国维之死的“殉清”说的充分肯定。以上几点同时也否定了陈寅恪所说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否定了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如果说“三民主义”是“俗谛”，那么封建纲常名教就更是“俗谛”。王国维是“一死从容殉大伦”，是援“君辱臣死”之义，为封建王朝尽其忠贞之节，故他并未“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其死也就与争自由无关，与“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无关。何况，王国维并未生活在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的时代，所以尽管有上述思想言论，王国维却并未受到任何批判。更何况，王国维生前也没有任何争自由的言论和行动。  

那么，陈寅恪为什么要提出关于王国维之死的“争自由”说，用以否定“殉清”说，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呢？他提出“争自由”说，用以否定·殉清”说，既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详下文）。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则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结。故他作《挽词序》，既是为了悼念王国维，也是以此自悼。所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所谓“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入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便应从这两方面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