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李靖仕隋经历初探
性别:女-离线 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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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9 16:29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李靖仕隋经历初探

比较凌乱,凑合着看吧。
首先声明一下,由于所能够找到的资料相对缺乏,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某些东西暂时还难以下定论。希望明年去昭陵能够找到更多的线索吧。

    作为史上最伟大的用兵家和兵学教育家,李靖以其辉煌的后半生而为世人所熟知。然而关于其前半生的经历,除了留下来的几篇八卦的近乎玄幻的唐传奇以外,其他几乎很难找到什么,就是作为正史的两唐书的本传对于其早期经历的提及也是相当的模糊。加上收入于《全唐文》第一百五十二卷和《唐文续拾》第一卷的《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并序)》(两处皆有收入,内容基本相同,所缺省字句略有差别。)所提供的一些信息,也仅能勉强大致推得其经历。
    想想李太白,研究他的论文恐怕可以装满一辆大卡车了。一文一武,国人态度差别竟至于此!实在可悲!儒生误国!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矣!
    也罢也罢,废话不多说了。

李靖生命的起点始于黄帝纪元三千二百六十九年,也就是西元571年。说起来跟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算是同龄。关于其生年,根据《旧唐书》本传所记载贞观二十三年去世时为七十九岁而倒推可知,并且与其他史籍所记载相同,应该没什么疑问,不存在像唐太宗或者苏定方或者罗士信那样前后各处记载不一致的情况。

第二个能够确定的时间点是黄帝纪元三千二百八十四年,即西元573年。这一年李靖十六岁。《大唐故尚书右仆射特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司徒并州都督卫景武公碑(并序)》(以下简称《卫景武公碑》)载“年十有六,长安令调为功曹。”也就是在十六岁的时候出任长安县功曹。所谓功曹,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人事局长。十六岁开始担任人事局长,按照现代的观点来看的话因该是属于贵族特权了。
(唐及唐以前地方行政制度与后世有一个挺大的不同点:唐以前中央政府只负责任命主要地方首长,而其各种辅助职务往往由朝廷任命的地方首长自行任命,也就说地方长官的僚属主要对地方长官负责,而不直接对朝廷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担任辅助性职务的官僚的品位往往比主官低不少。由此造成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唐及唐以前的政府机构相对精简,冗员较少,比如唐代,职事官最高仅三品,一二品的多是荣誉性质的勋官散官,即使身为宰相的大臣,也往往只有三四品,三品的职事官即使是在朝廷中也是非常显赫的了。而相对的比如清朝,超品的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侯伯遍地走,二品以下的官僚在朝廷中连根鸟毛都算不上。)
    说李靖是靠贵族特权当上的官大概不能算错。古代确实有门荫制度,也就是说大官僚子孙一出生就可以获得一定品秩的官职,成年之后可以直接进入仕途。李靖作为县公的后代,虽然不是特别显赫的贵族,应该也拥有这样的权力。
    按照隋朝制度,长安县令应该是正五品(起初是从五品)。这里有人要问了:我们以前看书看电视,都说县令是“七品芝麻官”,明明是正七品么?怎么会是正五品呢?不错,通常情况下普通的县的县令是七品没错,但是长安县不同,隋朝的长安县令就是正五品。隋朝有大兴、长安、洛阳、河南四个县的县令都是正五品的。为什么呢?因为地位特殊。就像我们今天,类似情况依然存在:北京市、上海市的市长行政级别就比地方上的市长们高。其实县令不光有七品的、五品的,也有六品的。按隋制,县分九等,地位不同的县对应的令的品秩也不相同。
    如果是作为普通小县的属吏,功曹应该是不入流的。不过也就因为长安的地位特殊,所以长安县的功曹跟着也得了个从九品,刚好入流。(见《隋书》第二十八卷)
    也就是说李靖在十六岁的时候做了个从九品的长安县功曹。
    这一点与李渊比起来就差了很多。李渊大概在十六七岁就做了正六品的千牛备身。毕竟李渊家族比起李靖家族来更加的显赫,而且还是隋文帝的亲戚,起点比李靖高了很多啊。
    虽然只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过毕竟是在长安做官,假若换做如今,大概就算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的人事局长了。官虽然未必大,能够结交的各色人物却是很多的。也是一个相对容易引起关注的位置。
    旧唐书上书上说李靖“姿貌瑰伟,少有文武材略。”可见是个美男子。不管怎么说,能够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当上长安县功曹,可见其少年时确实应该表现出相当过人的才干的。(毕竟功曹不像千牛备身这样的荣誉性职务,还是有很多的日常事务要干的,尤其是对于像长安这样地位非常特别的县来说。)

    第三个能够确定的时间大概就是隋大业末年了,史书上说“大业末,累除马邑郡丞。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将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通而止。”所谓大业末年,倒不一定是大业十三年,但是按照通常规则,应该至少是指大业十年以后的事情了。大致上可以先确定是在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之间。
    然后查《资治通鉴》和新旧唐书李渊的经历可知,李渊在大业十一年四月(黄帝纪元三千三百一十三年,西元615年)出任山西河东讨捕(抚慰)大使,当时主要任务是讨捕盗贼——也就平息因隋炀帝三次征辽之役所引发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李渊在山西期间主要击败了两股敌人,第一次是大业十一年击败母端儿,这个时候隋炀帝正在北巡,也在山西。第二次则是大业十二年下半年击败甄翟儿。期间的大业十一年年底或者大业十二年年初,李渊还解接替樊子盖讨平过多股农民暴动军。李渊在大业九年至大业十一年任职为卫尉少卿,十一年至十二年前期则为山西河东抚慰(黜陟讨捕)大使。大业十二年李渊先被授予左骁卫将军,随即出任太原留守,直至大业十三年举兵反隋。(《旧唐书》上说李渊于大业十三年才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应当是错误的。如果李渊于大业十三年才被任命为太原留守的话,那么《资治通鉴》上所记载不少事件将无法成立。此处存疑?)
    自从大业后期以来,突厥和隋之间的关系就非常的恶化了,所以当隋朝因炀帝征辽而引发大规模的国内人民暴动后,在隋帝国内部分崩离析的情况下,突厥对于隋边境地区的入侵也越来越多。从李渊的任职情况来看,其在大业十一年被授予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的任务主要是讨伐当地叛乱,而其在大业十二年担任太原留守后,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防备突厥的挑战。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渊和王仁恭击突厥就当在大业十二年下半年间。所谓“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当就是指此事。
    也就是说,大业十二年末李渊和王仁恭等人讨伐突厥之役正是《李靖传》所记载之“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之事。
    李靖在这时是马邑郡丞,王仁恭是马邑太守,而李渊是太原留守。从行政上来说,太原留守是马邑太守的上级,太原留守府下辖太原、雁门、马邑、楼烦、西河五郡。也就是说,王仁恭是李渊的下级,而作为马邑郡丞的李靖——也就是王仁恭的助理,或者秘书长,也就是李渊的下级的下级。
《卫景武公碑》上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公乃以德安连,长城弛柝;运奇料敌,合境无尘。”由于碑文前面一段残缺不全,无法直接判断其所指时间,但是根据碑文整体结构来看,这句话所指的应该就是其在马邑郡丞任上防御突厥的的事迹。
    那么大业十二年当李渊和王仁恭北击突厥的时候,李靖有没有可能就在军中呢?
    从当时的地理情况来看,马邑郡几乎恰好位于太原和定襄之间连线的中间(马邑在定襄和太原之间其实更加靠近定襄)。而且相较于楼烦和雁门(楼烦离马邑相较于雁门略远)两郡更靠北且更靠近长城。定襄城是当时东突厥的大本营,其大多数主力均云集于这一区域。而这一时期的突厥极其强盛,号称雄兵百万,(史载“控弦百万”)其巨大压力直接就可以施加到马邑方向上。那么李渊在大业十二年出战突厥其用兵方向最大可能就是在马邑方向——就当时情况来说,除非是在马邑郡内行动,否则以马邑当时薄弱的兵力,王仁恭恐怕不可能在自身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抽出兵力参与别郡的行动;而李渊要对突厥实施打击最直接的也就是在马邑方向了。
    马邑后来改称朔州,雁门郡大概就是代县及其周边一些地区吧。大概是在今天山西省的北部靠近河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区。两个郡的距离非常的近,大概也就百来公里的样子。这一块地方说起来比较的有意思,大概是自战国时代从蒙古高原上出现骑兵开始,这一地区就是中原政权和高原游牧民族争夺的主战场。雁门郡最早置于战国赵武灵王时代,是赵武灵王当年北向拓边的成果之一。历史上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多数发生与此,自魏晋以后,又处于乌桓和拓拔鲜卑之间,唐以后也往往是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的战场。所以真可谓是百战之地矣。
    这里下一个要登场的就是刘武周了。根据史书的记载,刘武周在杀王仁恭造反之前的职务是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换算成现在,大概也就是边防军团长的样子。按照《隋书》上所记载的隋朝制度,鹰扬府每府置越骑校尉二人,步兵校尉二人,官阶都是正六品。也就说刘武周这是的品秩是正六品。而按照隋末制度郡丞按照郡的等级不同分贝为正五品、从五品和正六品(隋朝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官员品级的变更却也相当的迅速。隋初州郡分置时,郡丞为从六品。而隋末罢州置郡后,郡丞则按郡地位高低分为正五品至正六品。总体上来说隋代官员的品级在往上升。)马邑郡丞的品秩暂时无法获知。不过马邑地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是自古天下要塞,所以暂时取马邑郡丞为从五品好了。也就是说李靖这个时候应该是刘武周的上级。
    实际上隋末郡丞的权力有扩大的趋势,往往成为郡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甚至有架空太守的现象。因此作为郡丞的李靖职务权限上应该是高于刘武周的。
    顺便拿张须陀来参照一下吧。因为其任职经历和李靖及李渊二人都有一定的可比较性。约在隋大业九年(即黄帝纪元三千三百一十一年,西元613年)前后,张须陀曾经任职齐郡丞,和李靖在隋大业十二年所任的马邑郡丞是同一性质的职务。而大业十年张须陀因功升迁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则和李渊在大业十一年所仁职务是同一性质的。
    从其在隋末动乱期所提拔的如李渊张须陀李靖这些人物来看,隋炀帝这个人眼光还真是相当独到的。李渊、张须陀等人的迅速蹿升应该说还是符合其能力的,另外就算像王世充这样在后世名声不太好的人,能够在隋末得到重用,其能力也无需怀疑。(李渊的家族虽然属于上层贵族,但是他在出镇河东以前没有担任过三品以上的官职,在隋朝廷中其实算不上重臣,其在隋末出任太原留守则可称得上独霸一方了。升职不可谓不快。因此老侯有些怀疑史书上记载的炀帝猜忌老李的说法。如果炀帝真的猜忌老李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任命他为太原留守。留守的权力之大,不是那些有名无实的勋贵能够比得上的。李渊当上这个太原留守,恐怕炀帝还是信任他的。至于说让李渊担任太原留守是为了借突厥的力量消灭李渊这个说法恐怕不能成立,太原城岂是那么容易被攻破的?自从北魏以来太原什么时候被北方胡族攻破过?)
    汗水……扯远了。还是回到李靖吧。就李靖来说,其在大业十二年担任马邑郡丞,应该是事实上成为马邑郡事务的主要承担者之一了。
    那么为什么判断李渊开始担任太原留守及讨伐突厥等事件是在大业十二年而不是大业十三年呢?
    首先是刘武周事件。刘武周杀王仁恭发动政变是在大业十三年的二月份,而其称帝是在同年的三月。也就是说,李渊和王仁恭等人讨伐突厥的行动必定发生在大业十三年二月之前——因为在此之后,王仁恭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怎么可能和李渊一起去讨伐突厥呢?而刘武周反隋之后,隋在山西北部的防御体系迅速崩溃,大业十三年二月以后太原留守府根本不可能再有精力去伐突厥了。
    以此来推断,伐突厥的战事必定在武德十三年二月之前结束。那么,从战争发动到结束有没有可能在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完成呢?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别的不说,从太原到马邑就是几百公里的路程。跑个来回,加上部队整备的时间,加上在塞外作战的时间,加上和朝廷之间来回联络所花掉的时间,一个月是不够用的。
    另外一点,从李渊的经历上来推断,其大业十一年之前只是一个朝廷的闲官,其在大业十一年的任务是剿匪,大业十三年刘武周反后就没有和突厥作战的精力了。那么其和突厥进行较长时间对抗的事情也就只能发生在大业十二年了。
    为了和突厥人对抗,李渊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支模仿突厥人行动特征的假想敌部队。因此判断,对突厥的战争应该在大业十二年下半年至少持续了几个月。
    再回到李靖身上。刘武周造反是在大业十三年二月,那么此时李靖在哪里呢?根据史书的说法,李靖由于跟李渊共事期间发现其造反企图,而跑到长安去告密。那么也就是说,当刘武周造反之时李靖恐怕已经出走。否则的话作为刘武周上司的李靖恐怕就要成为刘的刀下之鬼了吧——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反过来刘武周成为李靖的刀下鬼。(刘武周之所以敢于造反,可能也是因为李靖这种厉害角色突然离开使其信心大增所致吧)不过这种事情毕竟没有发生过,还真是不好猜测了。或许更加八卦一点,李靖被刘武周捉到后干脆直接头像刘武周为其卖命也很难说。(^_^)
    两唐书上说李渊击突厥时“(李)靖察(李渊)有非常志”,其实倒不一定是李靖特别敏感:以李渊家族当时的图谋,早已开始四处招揽人才,恐怕对于李靖这样的部下也不会放过吧。而当时的李靖或许还真的没有为李渊服务的觉悟。这样的话,面对李渊的拉拢,她就很可能表面上打哈哈,而背地里准备告密吧。
    不过有件事还是比较奇怪的:照理说既然李靖出走是在二月份以前,而当时从长安到太原一带的交通还未被破坏吧,以这样的速度,从马邑跑到长安,顶多也就一个多月。而李渊起兵是在六月份。西京留守在接到事变预告的近半年时间内竟然没什么动作,实在奇怪也。或许长安此时的力量仅够自保而无力顾及其他方向了?
   
    接下来不妨再猜测一下其在十六岁到四十六岁之间这段时间内的经历。
    根据《北史/列传第五十七》和《隋书/列传第三十七》中的记载有:“(隋)开皇十七年永康县公药王将兵一万随高颎、赵仲卿等击突厥”,而中华书局1956年版的《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第4875页当中也提到:“《酷吏传》开皇十七年击突厥,有永康公李药王,则隋末废审矣。”后来四姐姐考证此处开皇十七年当为开皇十九年之笔误——根据历史记载,开皇十七年间隋与突厥并未发生重大冲突,且高颖、赵仲卿等战突厥事乃是在开皇十九年(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七年,西元599年)。因此也就是说李靖二十九岁那年,其长兄(李药王继承了家族的爵位,如无特殊情况,当为长子无疑)因参与讨伐突厥的战争立下了战功。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李药王此时已经获得永康公的爵位,也就昭示着其祖父必定早于此前若干年去世。不过还是有一点比较奇怪的,李靖老爹李诠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这一爵位(据老侯我查到的李氏丹杨房族谱,李诠的爵位是临汾襄公,其中“襄”字是谥号,照此说来,李诠应该是临汾郡公,地位比李崇义为高)这有两种可能:李诠早于李崇义去世,或者李诠不是李崇义长子?(那么永康公爵又如何落到李药王(李端)身上的呢?莫非长房死绝了?难说呵呵)
    又据老侯所编《大唐故上柱国兵部尚书检校中书令左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卫国景武公濮州刺史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使持节都督并汾箕岚四州诸军事并州刺史李药师年谱(黄帝纪元三千二百六十九年至三千三百四十七年,西元571——649年)》之记载(简称《李药师年谱》,下同),隋文帝仁寿元年(即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九年,西元601年)“李药王为大将军,与刘隆等随韩洪伐突厥,于恒安遭遇突厥大军,洪等溃围而出,将士死伤大半。韩洪与李药王免官,除爵为民。刘隆坐死。”也就是说,李药王在这一年因为对突厥作战不利被削去了爵位,从此成为了平民。这一年李靖三十一岁。
    根据古代的连坐惯例,某人犯罪,多数会连累大批亲戚,虽然李药王犯的不是谋反之类特别严重的大罪,但是多多少少恐怕也必定会对兄弟的仕途造成一定的影响吧。这一点将在下面继续谈到。而从新旧唐书的记载来看,大概直到李靖在贞观时期击灭东突厥立下大功以后李药王才被重新赠与永康县公的爵位。想来其被削去爵位之后的那几十年日子是不太好过的了。
   
    这里先将我们所能查到的李靖在十六岁至四十六岁间的任职经历罗列如下:长安县功曹、殿内直长、汲县令、安阳县令、三原县令、驾部员外郎、马邑郡丞。
    其中十六岁开始担任长安县功曹,四十六岁左右担任马邑郡丞这两点前面都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暂时将其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从其十六岁至三十一岁的十五年,第二段是从三十一岁至四十六岁,恰好也是十五年。其分界点就是李药王因交战不利被免官那一次。
    根据《隋书/第二十八卷/职官》的记载,殿内直长为正七品,驾部员外郎为从六品,县令按照县的规格不同而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等县令为从六品,中等县令为从七品,下等县令为正八品。此外如前所述的还有极品县令为从五品至正五品。
    汲县位于今天河南省境内,从古代地理概念上来说属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区域。安阳也位于今日河南省境内,历史上的安阳地区,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商代还曾经是首都,至唐代仍然是属于中原文明的核心地区。三原县属于雍州(或者称之为京兆),也就是首都区,换成现在大约相当于北京市辖下的县吧。就当时情况来说,汲县、安阳、三原三个县应该都不算落后,因此不大可能归为下等,而大致应该都是中等以上的县。
    县令的职能不用多说。殿内直长属于殿内局,而殿内局与城门、尚食、尚药、符玺、御府等其余五局都属于门下省。殿内直长的职能大约是负责皇室宫廷的宴饮集会的招待工作等宫廷日常性的事务。而且按照编制,殿内局有殿内监二人,直长四人,殿内监位在直长之上。而驾部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维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司其名数。”也就是负责交通和马政畜牧之类的事情——又按照隋制,驾部自侍郎以下隶属于兵部尚书,也就说同时负责为国家的战争机器提供运输工具。说起来比较有意思,汉朝的卫青当年是个养马的奴隶,而我们的卫公当年也当过负责养马的官。担任驾部员外郎的经历应该对于李靖后来能够成为骑兵战的大宗师有很大的帮助。
    令人郁闷的是我们几乎无法推知他曾经担任这些职务时候的具体时间。只好再猜一猜。
    殿内直长和驾部员外郎都属于京官,而汲县、安阳、三原县令则是地方官。
    根据《新唐书/李靖传》的记载,李靖担任殿内直长应当在杨素去世前牛弘担任吏部尚书期间。而根据《旧唐书/李靖传》的记载,其担任驾部员外郎也当在杨素牛弘尚在朝之时。而根据《隋书》和《北史》的记载推断,牛弘担任吏部尚书大概是在隋文帝开皇十九年以后。如前所述的,开皇十九年即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七年,西元599年。这一年恰好是李靖长兄李药王随赵仲卿北击突厥立功的那一年。李靖二十九岁。而根据《隋书.杨素传》(列传第十三),可以确认,杨素出任尚书左仆射是在隋文帝仁寿初年(在此之前曾任尚书右仆射),而在隋炀帝大业元年,杨素因为拥立之功就升任尚书令了。也就是说如果两唐书记载没有误将右仆射记做左仆射的话,那么杨素赞扬李靖的话就是在隋文帝仁寿元年至仁寿四年间说的(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九年至黄帝纪元三千三百零二年,西元601年至西元605年)。也就是在李靖三十一岁至三十四岁之间那段时间内。(关于其考证经过,具体可参见拙作《大唐战神录/李靖篇》)
    那么事情就相当明显了——李靖二十九岁时其长兄因为参加对突厥的讨伐立功而升官,李靖三十一岁那一年其长兄因为对突厥作战不利而被解职免官。从时间上来说恰好和杨素担任尚书左仆射是在同一年,
如前所述,长兄被剥夺官爵一事肯定对李靖此后仕途造成冲击。仁寿元年应当是在李靖身上相当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老侯判断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大约在开皇十九年前后,李靖在担任殿内直长,然后因为兄长立功,自己也跟着沾光,当主管人事的吏部尚书牛弘某次碰到李靖的时候,听说这个年轻人他哥刚打了个胜仗升了官,就夸了他几句。然后李靖升了官,做了驾部员外郎。然后某次杨素看到这个年轻人又夸了几句。可是不幸的是,大概被杨素夸过之后没多少时间,就因为受哥哥的事情牵连到了霉。当然杨素夸他也有另外的可能,就是在李药王倒霉之后杨素随口安慰一下李靖。
    那么为什么判断李靖是跟着李药王倒霉呢?这一点下面将予以澄清。
    首先老侯在上面提到过,李靖所担任的殿内直长和驾部员外郎两个职务大约都在仁寿元年之前。而且从长安县功曹到殿内直长到驾部员外郎官职正好呈现正常上升趋势。而且从殿内直长到驾部员外郎都属于京官,职务有一定的连续性。根据《卫景武公碑》的记载,汲县、安阳和三原县令李靖应当是连续担任的,而且职位大致也成上升趋势。如果李靖由驾部员外郎而任汲县县令,那么是贬职——一是京官外方,二是品级降低。反过来如果李靖是由三原县令而任殿内直长,那么品级也降低了——三原县令至少是从六品吧?根据现在所有的记载来看,李靖为官的名声一向不错,而且有宰相和人事部长的撑腰,如果没有出现什么不利情况,怎么可能品级忽上忽下,一会儿担任京官一会儿又外放呢?
    其次,可以分析一下《卫景武公碑》的段落字句结构。由于有很多字缺省,工作确实不好做。但是大致上仍可判断其外放任县令是在贬官之后。《卫景武公碑》上有“崩次骨严科,滥加端士,天伦之长,竟被凝脂。”这么一句,老侯没有能力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但是似乎确实和受亲戚拖累有关。
    最后,老侯从《隋唐嘉话》和《太平广记》等一些书上搜了一些关于李靖的笔记和传奇,如李靖华山庙求官,李靖夜入龙宫布雨,虬髯客等,似乎所有的和李靖相关的笔记和传奇都提到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段日子在做平头百姓,很不如意。其中恐怕有历史原型。
    因此如前所述,最直接可能牵连到李靖仕途的恐怕还是李药王事件。
    于是本来已经做到六品京官的李靖,只好外放去做县令了吧。也就因为这事,大概耽误了十五年的仕途。(至于李靖在三原县令和马邑郡丞两个官职之间还做过什么官,由于《卫景武公碑》的缺失恐怕不可考了)
   
    另外一件事情刚想起来,这里顺便也提一下。史万岁遭诬陷被杀是在李靖三十岁那年,即隋文帝开皇二十年。(黄帝纪元三千二百九十八年,西元600年)这一年是李药王击败突厥的第二年,也是李药王被突厥击败的前一年。而诬陷史万岁的人就是杨素。
    为什么会想起来史万岁呢,因为史万岁是长安人,籍贯在长安,虽然和李靖不是同一个县的,也算同乡吧。至于史万岁和李靖家的关系,老侯没找到什么线索,所以说也不好判断到底有没有牵连了。
    其实说起来籍贯属于长安的隋朝名人还有虞庆则、于仲文、刘方、李密、宇文恺等人。(宇文恺祖上是鲜卑人,不过胡人入中原几百年后基本上都以家族居住地为籍贯了)只是不知道这些人和李家的关系怎么样了。
    前文似乎提到过李靖的家族属于陇西李氏的丹杨房这一支,而李唐宗室也一直宣称自己出自陇西李氏,所以如果李唐真的出自陇西李氏而不是赵郡李氏的话,那么和李靖家族倒是也算有点沾亲带故的。至于李密家虽然后来落户在了长安,但是其祖籍地却是在辽东襄平,和陇西李氏的族源关系那是相当的遥远了。

[ 本帖最后由 风使 于 2008-6-4 13: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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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0 17:43 资料 主页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隋炀帝杨广四度北巡,突厥大军包围杨广于雁门郡整整32天,杨广哭到眼肿。所幸东都和各郡的援兵及时赶到,加上义成公主谎报北边的铁勒人骚乱,始毕可汗终于在9月下令撤围,炀帝这才躲过一劫。

看到水平如此差又不自量力的皇帝,豪杰们就此起了取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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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原帖由实干司马于2005-11-10, 17:43:01发表
隋炀帝杨广四度北巡,突厥大军包围杨广于雁门郡整整32天,杨广哭到眼肿。所幸东都和各郡的援兵及时赶到,加上义成公主谎报北边的铁勒人骚乱,始毕可汗终于在9月下令撤围,炀帝这才躲过一劫。

看到水平如此差又不自量力的皇帝,豪杰们就此起了取代之心。

在此之前实际上民变就已经很大了,第一期张金称等人是刚刚被压下去,现在的民变正是低潮。。。但是杨广就此消沉,避往南方铸成大错,不然朝廷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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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侯景于 2005-11-09, 16:29:03 发表
至于李密家虽然后来落户在了长安,但是其祖籍地却是在辽东襄平,和陇西李氏的族源关系那是相当的遥远了。 

李密是西魏八柱国大将军李弼的孙子还是曾孙
李虎也是西魏八柱国大将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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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未知-离线 沔阳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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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14 19:53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楼主写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我对李靖不了解,但还是对楼主的工作表示支持!赞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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