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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心理障碍
方正己,徐艳珍(北华大学师范人文学院中文系,吉林吉林132013)
摘 要:本文用司马迁自己选用的史实来论证司马迁的心理障碍,以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评文史遗下的错案,贬抑了李广畏罪自杀、李陵投降,为有功于国的汉武帝、卫青、霍去病张目。
关键词:心理障碍;实事求是;扬名显功;裙带关系
中图分类号:Ｋ204.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9-5101(2001)02-0051-05
《史记》是可信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可信的。所以千载以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的信史;人们不怀疑这种可信的积淀,于是探讨《史记》的“求是”程度自然成了禁地。
其实,司马迁有明显的心理障碍,这从《报任安书》中就可以看出来。任安给司马迁写信之时,手握兵权,颇有实力。司马迁虽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忍着不敢说。一直等到任安下狱,司马迁才写了千载名文———《报任安书》。胸中垒块,奔泻而出。有时知识分子在表面谦卑的状态下隐藏着骄傲,骄傲产生顽固,认准的理儿,一强到底。任安告诉司马迁“慎于接物,推贤进士”本来是句表示关心的好话,司马迁为什么隔了很久,直到任安入狱后,才倾吐他实际上已由忧闷变为仇恨的情怀呢?《报任安书》只是个契机,司马迁已把武帝为首的西汉当权者置于自己情绪的对立一方了。这就是司马迁必然要产生心理障碍的由来。
在上层社会,以权力为中心。司马迁受了宫刑,此前他确实不大“慎于接物”。这以后就只能避开硬撞而宁可绕道也要把藏之名山的《史记》完成。代表他情绪的心理障碍,也就这样如实地写进了书中。
真理是有社会性的。时代发展了,真理也在发展。真理要依据事实,事实已历史地通过文字固定为一种形态;在不同时代,尽管事实已用文字固定为一种形态,还是会得出不同结论。这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真理,永远随时代发展的延伸而延伸的理由。以徐继余为例,这是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晚清他和林则徐齐名;然而我们身边了解他生平事迹的人甚少。因为他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赞扬过华盛顿,此文现在还镶在华盛顿广场一个尖塔的内壁上。要不是开放时代面向世界,徐先生还是解放不出来。这就是根据时代政治的要求,对某些史实评价有所取舍的结果。事实没有变,但发展了的时代政治对它有了新评价。一个人一生中可留给后人很多史实,写人物传记,不可能全选进去。取舍裁剪,对于史笔非常重要,选什么,关乎被写者的身后评价。选材、评价,有个合乎时代要求的问题。那么,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题材,算不算符合事实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探讨。鸡毛蒜皮的小事,小说家称作细节,这些细节根据不同的标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是歪曲的结论。对人评价的差异,有人取“仁”,有人取“智”;有人看好,有人看坏。好则“钻皮出其毛羽”,坏则“洗垢出其瘢痕”,乃至完全掩盖本来面目。“横看成岭侧成峰”,历史上的人物也如此。本来应从正面看,如用云雾把正面遮住,给人看侧面、横面,得出“岭”或“峰”的结论,那就“只缘身在此山中”了。社会上人的思维,基本如此。
李广射石是细节,霍去病追亡逐北,是战争生涯中反复出现的事实。但司马迁选用前者,而淡忘了后者。这不是无意的疏忽,而是有意的漠视。司马迁如果不插足于西汉朝臣的人事纷争中去,就无法变换他眼中的镜头。一个人的政治视角和他的生理视角有某些同步的因素存在。司马迁的情绪一有障碍,西汉的整个江山,就必然要在《史记》中变形为“岭”与“峰”。这是无法苛求作者的,因为《史记》由司马迁执笔。
选登什么事实,关乎史者眼界、心界;当然也是决定史者人格、良心的界碑。西汉法官即使把司马迁打成反动太史,几十年后他们先后谢世,永世长存的只有一本《史记》。后人根据《史记》看历史、评人物。所以史家记什么是什么,后来人没有挑选余地。
一般人心目中的真实,大半是相对概念。《左传·宣公二年》载:“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大赞“在晋董狐笔”,以为董狐是“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的忠臣。其实董狐这样的忠臣一多,国家非亡不可。这类性质的忠和愚是一致的,也就是嫁鸡随鸡飞的意思。董狐所忠的无非是灵公。而《左传》上同样记载了“晋灵公不君”这一段。“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煮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然后是“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像这样一个“不君”的晋侯,赵穿杀之不是除害吗?董狐和这“不君”的晋侯站在一起,这样的“忠”,“良”吗?《左传》证明,董狐只是个不辨是非的奴才。真实,也不真实。董狐这类千古以来受过定评的人物基本如此。灵公和董狐的事迹是真的;孔子评董狐为“良史”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后人眼中并不“良”。司马迁即董狐这类受过定评的良史,由于著了《史记》,两千年来称颂不绝。就《史记》来说,称颂司马迁是对的,就史笔———实事求是来看,无疑,还是有很大水分的。
二
1250年前,王维写了《老将行》,其中有“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和司马迁观点一致。比王维大两岁的王昌龄在《出塞》中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极力张扬、赞美李广的功劳。千载以后,直至毛/泽/东,也还有“飞将军自重霄入”这样的赞辞。可见《史记》列传所记的人物,对后世影响如何深远。考查李广生平,据司马迁记载,这是个颇具功名心的人。“广常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也?且固命也’。”
这段话可算是李广人生观的自我交待,也是司马迁人生观的自我记录。就李广为国参战的目的来看,大半建立在封侯上,而且他以为封官是阶梯式的,不知道他手下的那些校尉,完全可以超越他,取得比他更大的爵位。任何时代,不论社会制度如何?用人都比较实际,不存在死规矩。周用吕望是钓鱼的,汤用伊尹是庖丁,武丁用付说是砌墙的……当时国君身边都有现成的大臣,都比钓鱼、庖丁、砌墙的官阶大;再说当时就渭水滨有个吕望吗?汉水滨、黄河滨,都可能有人。只是不叫吕望;而文王也不可能到那些地方去找。努尔哈赤起于松水滨,所用的当然都是松水滨的人材,当然也不会再到渭水滨找吕望。人才是有地域条件的,所以裙带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抄近的解决亟需的办法。
李广被罢官,闲置在家,夜出霸陵亭,被霸陵尉喝止。这本来是个规定,都得遵守。李广随从给李广讲情说,“故李将军”。不料霸陵尉执法颇严,没给面子,硬留了一宿:“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这句话并不错,不过是按法令办事而已。我们知道列宁当年在去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因低头想事被卫兵喝止,有人说是列宁,卫兵不敢放,列宁赶快掏出通行证,并赞扬卫兵作得好。这个李将军就不行了,等他恢复右北平太守时,就把霸陵尉骗至军中,杀掉。这个霸陵尉何至于犯死罪,充分显示了李广小家子气,公报私仇,甚无度量。司马迁是实事求是地在《李将军列传》里记下一笔,虽然没有表态,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一些不满,后人很少注意这一点,可能就因为司马迁未曾评价,没有点明的原故。
李广这个人不大规矩,为了名,可以干出些违法的事来,对汉室不忠诚,暴露出一个人的本质。远在吴楚时,李广为骁骑都尉,随周亚夫击吴楚叛军,曾因在山东金县夺取敌人的军旗而立功。后来因为他私自接受了梁王给的将军印,犯了汉家法律。回京城后,本来应该得到的赏赐被取消了。而这种取消是罪有应得,这与李广想当官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说明此人为了当官不择手段,压根就没有立场。李广这人还挺狠。自云:“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之。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投降还杀,既不大度,也无信义,这种俘虏政策当然是不人道的。李广这人不遵守军纪,从个人立功的狭隘角度出发,不能从整体、从大局着眼。考虑问题,风格较低。
卫青令李广:“并于右将军,出东道”,李广因“东道少回远……水草少”,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先死单于,似乎很豪壮,但是从个人立功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所以不听从分配,此役全局胜不胜他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当单于”。卫青没有听他的,还是让他上东边去了。“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军无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匈奴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李广因不听从指挥,赌气使性子走的,因心情不好迷路了。卫青的布署,本可以一战成功,活捉单于。因为东边没有汉兵,出了空白,让单于跑掉了,误了军情。究其原因,全在李广。所以后来李广也知道罪责难逃,干脆自杀了。
由于祖父是这样一个形象,孙子也只会邀谋私。最后一不如愿,便投靠北国。这并非偶然，而是内在信息薰陶几十年的必然结果。且看司马迁夸饰李陵的造语:“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弓,冒白刃,北首争死敌。”(《报任安书》)此段描写好像司马迁亲临前线了。其实他只是听说加悬想,文辞很惨烈,而战场上李陵的惨烈,是可以想见的。问题在于无论写得如何惨烈,毕竟还有生命在,司马迁说他是故意保留生命,“将以有为也”。《汉书·苏武传》中的苏武,并不说许多溢美之辞,而是引刀自刺者数四,不考虑自杀后血流几步的问题,也不考虑尸身如何处理,由谁运回长安的问题。这种情操与司马迁写李陵的惨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李陵告知苏武,他的母亲死了,哥哥死了,弟弟死了,两个妹妹下落不明,两个儿女存亡未卜,唯一的妻子已改嫁。“子卿尚复谁为乎?”在李陵看来,既然亲人一个都没了,就不会再有奋斗目标了。哪好上哪,一无顾恋。在李陵的世界观里没有祖国概念,唯有亲人。所以叛国是十分自然的。苏武的回答也极简单:“臣事君,犹子事父也,无所恨。”苏武确实有把祖国当成母亲的思想,这样任何意外事故的发生,都不会引起他对祖国的仇恨,他从不把罪责推诿于祖国,他确实达到了这个境界。所以他才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一个典范。而李陵就不是这样,此人有奶便是娘,当祖国给他断奶之时,他不但没有了这份爱国心,反而滋生了仇恨,这样的人当然谈不上忠,司马迁陈列多少客观理由都无法掩盖他到北国做驸马这个铁一般的情感转移。
当苏武百折千回,终于要返回汉朝时,李陵为苏武饯行,李陵贺苏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念念不忘的还是个人扬名这件事。而这个机会李陵是没有了,他的朋友苏武做到了,这令李陵非常感动。而令李陵羡慕的也就是“扬名显功”,加上“扬名显功”的宣传手段“竹帛丹青”。为了这个,不论李陵还是他爷爷李广,都可以为之牺牲。作为武将,有这个传统的好品质,也可以做到报国。李陵以前是有过机会的,他完全可以做得比苏武更好、更壮烈,但是李陵毕竟是李陵,他在心志上没有文人苏武坚强,这是勉强不来的。
三
我们再看看《孝武本纪》,汉武帝这位中国史上武功和秦始皇并列的皇帝,在司马迁笔下,就只有敬鬼神了,成了古往今来唯一一个喜欢淫祀的皇帝。
“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神君者,长陵女子)闻其言,不见其人云。”“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问之人,果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之后又有栾大,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上乃封大为五利将军……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千。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司马迁用了两千多字,专写栾大欺骗武帝,继少翁之后,栾大第二次骗住武帝,武帝百骗不醒,愚无可及,而武帝身边方士胆大妄为,种种离奇骗术,长期得逞,充分看准了武帝愚昧可欺。终武帝一生,在《孝武本纪》里,除了祀神祀鬼,就是信神信鬼,没办过一件正经事,这就是司马迁眼中的武帝形象。像这种选材用心之苦,司马迁是花了一番大力气的。《卫将军骠骑列传》,也写出了卫青、霍去病事迹。收集很多数据,某次战争带多少兵马,杀多少敌人,获虏多少首级,封多少户。我们下面摘抄几段:
“乃诏御史曰:……公孙敖三从大将军……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韩说从大将军……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名侯。……公孙贺从大将军,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卯侯。……李蔡再从大将军……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宁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像霍去病逾居延,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获得这么大的胜利,本应有精彩文字作为史笔记录下来,但是能够把李广逃跑都描摹得生动逼真的史笔,却不肯为有功于国的骠骑将军写上几个字,而单调的“几千级,几千户”又充斥满页,这就充分看出了司马迁以数代文、敷衍塞责的心理障碍。他看不出卫青、霍去病不只是西汉一代也是中国史上少有的杰出军事家,以他的心理只会想卫子夫当皇后,卫、霍借光,这是裙带关系。司马迁的水平,被有效地局限住了。在这里,因为有情绪,便由对武帝之不敬,迁移到他的爱将卫、霍身上。而无功可言的李广,便连逃跑都卖力写得很精彩,甚至还浪费笔墨,专写他如何误射石头。难道此种心理障碍还不够明显吗?
卫、霍驰骋沙漠,到过贝加尔湖、历尽奇险,挨饿受冻,以至霍去病二十四岁就为国捐躯,但由于司马迁对此无兴趣,便连他们报国的事迹也没了兴趣。此类材料司马迁掌握很多,但没有写,他关心的专门研究的只是“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卫青有三次扫北的事实存在,打那样规模的大仗,没有组织才能是不能想象的。像李广带那么几个兵,还蒙头转向地迷路了,放跑了单于,这就可以想见沙漠战争的艰难,尽管司马迁一笔不写,我们读者的心中还是有数的。李广利也是武帝亲戚,他与卫、霍就不一样,人的才能,是不能用亲属关系来衡量的。
霍去病是中国军事史上有数的大军事家,年青的常胜将军。而司马迁只能认识到“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这样的水平,对于霍去病出奇的才具我们后人根本无从知晓。司马迁肯定见过霍去病,但并不加以介绍。《史记》不是小说,没有人物肖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这位头角峥嵘的少年,崭露于西汉武帝一朝,作为经常擦肩而过的名史家是应该涉及一笔的。
四
《史记》有许多应该记的东西,不是搜集不到材料,而是出于主观原因不想写。那么《史记》为什么能流传下来呢?就因为它记了三千年中国史,我们说的这几篇只占百分之一,并不掩盖《史记》的伟大,我们仅仅想说,不论多么正直的人总要在选事论事时带上主观感受,这些感受当然是个人认识,只能代表他一时的意见和水平。
既然像司马迁这样具有良史资质的人都只有相对的可靠;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上的真实呢?我们认为真实具有双重意义,比如前面提到的徐继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人,我们只知林则徐,或者再加上魏源,而徐继余的《瀛环志略》并不亚于《海国图志》,他对日本明治维新都有影响,而就因为他称道华盛顿,不符合当时的时代倾向,故而近代史上没有他的名字。由此反照司马迁,说司马迁认不清汉武帝,看不准李广、李陵,对卫青、霍去病存在成见,也就是情理中的事情了吧。时代决定人的意识,就拿司马迁来说,他为什么出现在武帝那个时代,因为那时的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座文明高峰,司马迁自己不知道,正是汉武帝的伟大,看了《孝武本纪》,居然同意他“出版”———藏于名山传于后世,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说明武帝这个人不但有博大的开拓精神,还有博大的度量。不但容物,还能容人。不然的话,武帝功业一点不写,只写武帝迷信鬼怪,而且冥顽不灵,这样的太史难道仅仅“宫刑”就可以放过了吗?武帝看了黄帝以来三千年的记载大体还是可靠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武帝为了事业,可以牺牲自己,容人诽谤,历史上这样的皇帝确实罕见,况且是武帝这样有功于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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