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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贡献究竟在哪里？

作者：仲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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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李慎之先生去世，在感情上引起我极大的震动。紧接着在多维网上看到一些签名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曹长青先生的不同悼念文章，继而又有对曹长青先生反驳。由于这些讨论实际上涉及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不可能三言两语就能言尽，甚至因为有些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基础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说服不同前提看问题的人，因此，匆匆一时，笔者希望提供一封给许良英先生的信，以期引起更进一步的讨论。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和许良英先生对很多问题进行过非常推心置腹的讨论，有些来往信件甚至十几页，笔者有幸接触到这些讨论，并看到这些讨论今天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笔者的这封信就是在此期间，去年年底写给许良英先生的。

十四年前，将近七十岁的的李慎之先生，因为良知，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对此人们可能很容易地看到。但是，对于另一个领域，知识结构和精神的变化，可惜由于他的去世而结束，不然的话，或许在这一领域中可能展现出更多的内容。

许先生，您好！

很感谢您寄来的您和李慎之先生讨论的文章。对李慎之先生的一些看法，我虽然不同意，但是看到您寄来的讨论，我却对李先生更增加了很多爱戴。他宽和，平实，谦虚，有长者之风。另外就是您和李先生，两位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却都是那么认真严肃，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逐一讨论问题。您们的观点和看法，如果我有不同意见，会和您们讨论，但是，这种最根本的做人态度是永存的，活到老学到老，最根本反省的应该是做人，做学问的态度，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代传统。您给我寄来的文章，让我了解到您们的讨论和交往，这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看了您给李慎之先生的信。我觉得您指出的问题是准确的。对于李慎之先生，我认为他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顾准的那本书，我本来想写一篇评述，后来在搬家的时候，把读书笔记都弄丢了，而我再也没有兴趣重新读一遍。

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他从概念到对材料的运用都是非常有问题的。如果真的研究例如希腊城邦制，那就要去读有关与此的原始文献，和这方面专家的研究。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正如我们看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汉学家的所谓论文，如果他的着述参考的都是大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等普及读物，那他的论文，西方人也许感觉不到他的肤浅，对中国的历史学者来说，就会一眼看出。在这一专业领域中，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也不会这么作。

至于概念的使用，例如顾准对经验主义等的理解，则完全是XXX宣传部的理解，根本不是如今通常西方哲学领域中的理解。我原来构思的文章中，就是想利用顾准书中逐条研究和概念运用的偏颇，来阐述，在九十年代，所谓开放后，还如此吹捧顾准是个悲剧，说明中国知识界在思想上，学术还是封闭的。

再例如，您对李慎之先生指出的科学不是价值系统的问题。这也是基本的常识问题。实际上，我们所讲的“科学”究竟指的是是什么，都应该推敲，是英文的Science，还是德语中的Wissenschaft，是近代以一种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还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的科学。这是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这还使我想到王元化先生，他似乎和李慎之先生和顾准先生的经历类似，他“研究”黑格尔和康德，居然只能看中文翻译本，还在书中称自己对这一研究有所发展，也是一件不患不知、而患自己不知不知的事情。因为其一，如果不懂德文，那些概念究竟是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况且，再进一步说，是懂了德文，也很难说就能把握住这些哲学家究竟说的是什么。其二，你不懂德文，如何知道研究黑格尔和康德的现状如何，究竟有哪些人研究，研究了哪些问题，在哪些问题上有哪些争论。这些都不了解，如何谈有所发展。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李慎之先生的作用在社会政治上。他确实有很好的才能，但是，从早年投身革命开始，如他再给您的信中所说，就再也没有进入过学术领域，思想领域，顾准也是如此，因此，如果评述李慎之和顾准先生，如果看不到这点，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当然这绝对不是贬低他们，我看过李慎之先生回忆吴宓的文章，写的非常好，读罢，真的绕梁三日。所以，重要的是应该谈自己的感受，而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谈。

我不奇怪李先生对顾准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感到，在政治问题之外还有更为基础的文化和知识问题。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文化和精神问题。他们在这方面，在知识领域，在思想方法和认识论问题上并没有很大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感到有变化的必要。他们可能某些时候对某些东西不满，例如不满毛、不满文化大革命等，但是对总体的文化和制度却没有自己的思索，更不要说知识结构。

顾准应该说基本上仍然在XXX的文化范围内，思想方法范围内探询，顾准走的路很像我们当年反叛XXX社会之前的思想之路，即六九年到七一年之间的思想探索，那时我们想问题的方法，提出的问题几乎和他很相像，但是，在政治书籍上看到德热拉斯的着作之后，在哲学上看到康德、休谟、罗素之后，有文学上看到海明威、赛林格、甚至可以说认真看了托尔斯泰、雨果、斯汤达等人的作品后，人性觉醒了，思想启蒙了（也就是力图弄清楚问题，弄清楚如何提问题，研究解答问题），首先从政治上从那个社会自然走出来了，然后逐渐在精神上，继而知识结构上走了出来。这几乎花费了我二三十年的时间。

这种反叛和转换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如同数学物理一样的，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能力，一个是良知问题。前者是智力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

顾准先生仍然是在觉醒中，他研究问题的方法，提的问题，基本上还没有走出原来的框架，他提的问题和讨论的方法，有些个是伪问题，有些问题人家早已经讨论过，他用的资料基本上不是学术研究用的资料，因此，可以说，在学术和思想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价值，和很多大陆其它的作品一样，它仍然只有政治和社会意义。顾准之所以能被很多人接受，也是因为他走的不很远，或者说没有走出那个范式的原因。一旦他真的走入另一个世界，那么每个想要理解他的人都需要首先改变自己的已经习以为常的，舒适的思维模式，那也就没有那么多人愿意付出努力来理解他了。

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毛泽东看得很准，他说，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个脱胎换骨其实就是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改变，是革命。如同物理学，量子力学对于老一代人不可理解，对于另一代人，由于整个思想的前提都改变了，所以接受起来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MZD真的对后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几代知识分子要想真正重新看到世界的真正颜色，则要重新再次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否则就永远只会带着MZD的眼镜，ML主义的那种建立在专断教条的认识论基础上的概念和思维来思考研究问题。

就这点来说，如果顾准先生谈的是学术，而不只是政治，那么顾准先生首要的不是革人家的命，而是革自己的思想方法的命。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在我们认识世界之前，首先要检测一下我们用的尺子，检测一下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否则量了半天都是瞎量。但是顾准先生没有感到这点，而且他先天使用的方法不幸也是从根本上有问题的方法，一种政治领先的意识形态化的方法，而不是研究问题的方法。Totalitarism，不仅是制度，还有其思想和文化基础。由此，我认为如果人们，或者说知识界能够认识到顾准的探索没有学术价值，那么才会表明中国的知识界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否则就会永远原地转圈子，否定MZD，而拥护DXP，明天再不得不否定DXP，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也在进步，可是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个代价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自然环境、资源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人的环境，也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的破坏。而药的变换，就是制度，人的精神，文化，知识结构的改变。过渡时期的人物，其个人的追求是否能够对社会做出更为积极的贡献，恐怕最根本的地方就在这里。

此祝您和王老师身体健康！

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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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28 21:49 资料主页文集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

朱学勤

李慎之先生去世后，官方报刊发表一简短的消息，除此之外，沉默至今。与此同时，民间网站则哀思不断，追思如潮。仅我个人所见，慎公去世不过廿日，网上追思已逾百篇，从患难与共的同辈学人，到素昧平生的边远读者，甚至刚离国门的留学生，每天都有新的悼文出现。这是大陆思想界沉寂十四年来所罕见，亦是当今大陆从传媒角度可以观察的分裂之一：一个公开发言的“喉舌”中国，多半为虚拟，而另一虚拟的“网络”中国，则反显真实。

既是真实，则不可能保持一致，惟其如此，方显其价值。如曹长青在肯定李慎之三大贡献的同时，提出其“三大局限”，仲维光评价李慎之和顾准生前“只有社会政治价值，却无学术思想价值”。前者还认为，有如此三大局限的李慎之被公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说明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滑稽与可怜”；后者也认为对李慎之的追思，说明“中国的知识界出了问题”。应该承认，慎之非圣，如维光兄所言，仅一“过渡人物”耳，没有理由将其神化，只要是理性批评，都在正常之列。曹、仲两位都生活在海外，以我有限阅历，这些看法在部分海外人士或留学生中，可能还拥有一定程度的共鸣。故作此文，以求教于各方同道。

曹氏列举三大局限为：谏士情结；理论上否定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对个人早期参加这一意识形态的传播没有忏悔；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这三项批评，后两项恐难成立？从目前可见的李慎之生前形迹以及后人对他的回忆，与曹氏批评相反，慎之晚年恰恰是突破了这两大局限，才赢得了那么广泛的尊敬。第一项批评则牵涉到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谓“谏士”情结，可以讨论。

慎之晚年交谊中，是有一些共产党内民主前辈。他们资历深厚，德高望重，拥有民间爱戴。虽如此，或形格势禁，或认识不一，纵有谏言，亦不越轨。他们在思想行为上都存有这样那样的拘谨自律，不是什么重大秘密，须待海外人突然揭示，境内人方恍然大悟。相反，一个值得海外人士深思的问题是：这些前辈的“谏士心态”世人皆知，为什么却不妨碍他们至今拥有那样广泛的感召力？有一言一文出，必奔走相告，争相传诵，而不是越走越窄，从众日戚？我以为，这里埋伏着多重历史“纠葛”，需小心对待：二十世纪中国的党文化，丛孙中山以俄为师建立党国制肇始，这一历史脉络必须头疏浚；党国制、党文化越到下游，越显现其僵化、腐败、乃至专制，至今日，已危如累卵，不改革，断无出路；但在其上游，当年参与这一过程的民主前辈，如一─二九一代，不是出于私心私欲而是怀抱民主自由的献身热忱而来，或趋延安，或奔红岩；早年那份理想追求与道义参与，确实被利用被误导，但也与社会生活中其它高尚冲动血脉相通；到晚年，蛰伏于心灵底层的理想热忱重新点燃，直面党国制、党文化之腐败，呼吁政体改革，才发生这一代人所特有的“思痛录”和公开直谏。一位朋友总结这一现象，十分准确地称之为“两头真”（见杨继绳悼念慎之先生文）。此时之忠谏对象，是“救党”，也是“救国”，但更是“救民”，尤其是最后一点，既与他们早年理想相通，也与当今“民心、民意”相连。“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趟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

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段＂，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持”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后人应从中体会什么是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持意识＂，什么是历史积层下的道义资源，而不是道一声“谏士心态”，弃之如蔽帚。至于由此苛责，再引出进一步苛求：所有那些“谏士心态”都应该“退党”，“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分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其实并无意义。如此“道德傲慢”，只不过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无意中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这种唯我独“革”的心态，“形右实左”，折射出革命文化的反向拷贝，其危害之烈，内耗不已，恐已超过“谏士心态”。

说藕断丝连，还可再入一层。就慎之个人而言，一直有一个问题折磨着他晚年。他曾经不止一次问我：“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大意）他不仅仅是问我，肯定还问过其它人，包括上述前辈。凡在大陆生活者，牢骚、不满，甚至唾骂，无人无日不有之，真要定心一问，几乎所有人都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十四年来，这是决定每一个人根本态度的第一问题，经慎之一问，豁然显现，却又峥嵘逼人。第一次他问我，大约是1999年上半年。第二次隔了半年在北京见他，他居然没有忘记上一次谈话在哪里结束，重又问起。我只能说：此为“天问”，无解，主动权不在我们这里。那一次他沉吟良久，接下来有一番议论，我至今记忆深刻：

如果这个体制真是刚性的，那么我们就真该承认邓小平想在了我们的前头？邓的六四情结恐怕恰恰在于，他已经认定这一结构是刚性的，一碰就垮，所谓“水库的最后一道堤坝”，众人都还以为冲击的是第一道堤坝，让步余地还很大，他却可能意识到：这是学生腔，所谓第一道堤坝，从内里看，其实就是最后一道堤坝，故而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军队把学生镇压下去！直到今天，无论是镇压者，还是被镇压者，包括那些因执行六四决策而背上民间骂名的人，都没有认真想过邓为何不惜一世英名，动用那样铁血手段？难道他连这一点政治上的加减法都不懂？笑话！但是，如果我们真承认这一逻辑，那还谈什么和平改革，渐进演变？那就等着革命动荡，天下大乱好了！

此后他不再追问，但我深信此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中，直至去世。

历史不乏如此时代：危机四伏，险情不断，一个火花会能点起燎原烈火，但也如一段漫长的湿柴，总是冒烟，却不燃烧。如此时代不是以“时”计，而是以“代”计，多少代人就在看似燃烧却是冒烟的时代，“沤烂”了自己的才华、生命。就我个人“对革命态度”而言，尽管冒烟的时代是“沤烂”精英才士的时代，但为普通百姓计，我还是坚持认为：较好的革命是较小的革命，最好的革命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而最坏的革命，恰恰是近代历史连绵不断的“大革命”。当代中国，前一场大革命结束，“出埃及”不久，社会不公新又冒烟，“奴隶们开始怀念埃及的肉锅”，不革命则罢，倘若革命，多半是第二场“大革命”，将刚刚开始的转折毁于一旦，玉石俱焚。如此时代，只能以社会代价为念，动心忍性，不间断地批判，不间断地提醒。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改革不到最后关头，不放弃改革。多年前我提出，纵使十年不将军，亦无一日不拱卒，当然可以商榷，然而韦伯所言“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置于此时此势，大抵也只能如此？我与慎之曾多次交换这一看法，若置身海外，多半很难体会。1999年深秋，老人孤灯独坐，写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其用心良苦，多半也是出于“责任伦理”，而不是“意图伦理”。时逾四年，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直呼最高当局的“劝谏”文字，既是“将”军，也是“拱卒”，是多方面的合二而一？其一，就行文风格而言，一步到位，直呼其名，为十四年来所仅见，这是“将”军，不是低声嘟囔，而是大喝一声“将”！但就文章意图而言，还是在呼唤改革，而不是革命，只是此次是逼进了九宫格里去“拱卒”，才发生举世震惊的后果。其二，他本人深入禁区去“将”军，也是逼着对方去“拱卒”，逼“将”行“拱卒”之举：“中国的改革时机不是成熟，而是烂熟”，你赶紧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如此多重合一，既是慎公个人哀衷，也是境内大多有识之士之共识，岂能一言以蔽之，曰：“谏士心态”？

上述“心态”之另一面，则可与李泽厚“告别革命”比。世人多误认自由主义者在大陆与李泽厚一样，只是“告别革命”，殊不知两者有根本区别：后者“告别革命”，是以消极态度坐等消极自由，而李慎之的“避免革命”则是以积极态度，力争“消极自由”。李泽厚开列一个社会发展四阶段线性进步论，认同当下市场经济，却拒绝现实批判，在消极状态中坐等“消极自由”，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俱会在第四阶段自然出现。如此“告别革命”，思想上划清了与二十世纪革命文化的界限，有正面价值，但在实践层面又折射出十四年来弥漫在部分知识人士的犬儒心态，缩头避祸。而李慎之“避免革命”，不惜以身家性命抗争，以争取改革而非革命的前景。两种态度貌合神离，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有此区别，方能发生两种精神境界：李慎之以老迈之躯，破“禁”探“雷”，其斗士檄文，篇篇都是撼人心魄的霹雳文字，而李泽厚则只能从“告别革命”走向“浮生论学”，以那样的轻薄文字，自我了结。此李非彼李，岂可同日语？

仲维光之批评，比上述“道德傲慢”有深度。前一篇“当代中国无大师”，论西方汉学界弥漫着左翼文化，汉语功底浅，经济资源多，反而能吸引大陆学术潮流趋附；而国内左翼思潮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始，源远流长，盘根错节，老“左”护之，新“左”爱之，一直得不到彻底清理；境内境外合流，表面上造成开放以来国际交流的热闹气氛，而这样的欢乐接轨在陈寅恪这样的大师前，则暴露出“可笑的自大与可鄙的猥琐”。这一批评剔肤见骨，相见恨晚。但在同一作者后一篇文章里，论“过渡人物顾准和李慎之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却以自己在海外所接触的所谓西方“学术训练”为标准，贬低境内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自相矛盾，流露出另一种“知识傲慢”。

仲氏评顾准与李慎之：“我认为他（李慎之）多年从事政治和社会工作，在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上，基本上是外行。八九年后他的积极影响还是在政治和社会上。这点他和顾准非常类似。──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顾准涉及的文献都不过通俗读物，对于“治史”和作学术研究的人，如果限于这些资料，那么只能说明自己还没有完全进门。”

维光此论差矣！李慎之生前有一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我是没有一袭学者华衮的”，准确地说，他不是“没有”，而是“不屑”，非不能也，不为也。这个先后参与毛、周、邓三代高层外交活动的“外事”元老，后又分管中国最高科研机关“外事”的“副院长”，早已超脱那些趋之若鹜、一惊一咋的学术“外事”。曾经沧海难为水，其视野所及、内在追求，早已不是“这里”“那里”的学界，更不是某一院墙之内的学术头衔，其精神境界岂是一席大学终身职能够容纳？

至于顾准当年，黑暗如盘，一灯如豆，是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到与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对话的程度。相比海耶克（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ａｙｅｋ）四十年代于西方知识界普遍向左转之狂潮中闭门写作，前者研究的是如何“从奴役走向自由”，后者研究的是如何防止“从自由通向奴役”，异曲同工，相反相成，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如果考虑两人所处环境不谛天壤之别，那么前者得到的尊敬，还应该超过后者。即使海耶克再世，只要他还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他也一定尊敬而不是轻薄他的中国同道。

维光兄抓住“过渡时代”，这是准确的。但轻视这类时代的“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提及学院里的“精深学理”而沾沾自喜，则期期以为不可。如此，我们是否可讨论一个基本史实：所有在今日欧美学院能精研细习的自由主义学理，是否大多从欧美“过渡时代”“社会政治层面”之“常识”而来？若无当年之“常识”，有无今日之“学理”？洛克作（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政府论》（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就职业言，仅一私人医生耳，业余写作而已；约翰?弥尔（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论自由》（Ｏｎ　Ｌｉｂｅｒｔ），却是一自学成才，拒入学院门墙一步；托马斯?潘恩（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ｉｎｅ）写作《常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这是真正的“常识”了，而垫在他笔下的岂是什么大学讲义，只是一面北美民兵行军鼓的鼓面！一部自由主义发展史，是当时当地于各式“鼓面”上的“常识”节节敲打出来的？还是鼙鼓声歇，端赖学院里的教授生涯，皓首穷经，事后解释出来的？我们不仅不能否认而且应该学习这些“事后解释学”，但首先不能忘记那些“鼓面”上的“常识”，是那些“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常识”，与其它方向上来的其它因素结:显谝黄穑?来谓街?访烂裰鞯南苷?教ǎ??布洌?肮?伞蓖瓿桑?搅魅氪笱Ы蔡茫??邢缚迹?獠庞胁┦柯畚暮蟮穆?ぷ⑹停?淌诜雇肜锏闹耙得琢！Ｔ谡庖灰庖迳纤担?绻?枷胧酚胙?跏房梢圆⒊疲?笳咭仓皇乔罢叩氖潞笞⒔狻Ｖ?轮?碚撸??湓戳鳎??聿恢?抡撸?蜃韵荨笆潞笾?鳌保?韵灿谝怀?幌σ豢字??＝袢沾舐健吧缁嵴?巍保?先缥?庑炙?裕?τ谂访来饲啊肮?墒贝?保?庋?氖贝?恰芭饺恕钡模?庋?氖贝?彩枪馊俚模豪?吩谡倩剑?挥小奥蹇恕保?陀小芭硕鳌保??耸贝说氐摹奥蹇恕薄ⅰ芭硕鳌保?凑?绾Ｍ庵?叭耍?际窃诖耸贝说氐摹肮拿妗鄙闲础俺Ｊ丁保?诼?抑姓?白杂伞保∪耸掠写?唬?肮?伞钡蓖瓿桑?苡幸惶欤?颐且不嵊凶约旱摹奥薅?埂保ǎ剩铮瑁睢。遥幔鳎螅??约旱摹芭灯肟恕保ǎ遥铮猓澹颉。危铮?椋悖耄?５?牵?泄?摹奥薅?埂庇搿芭灯肟恕碧炔皇窍某嬗锉??衲苷驹谇叭说募绨蛏希??罄粗?阑郏?ゼ韧??俺Ｊ丁保?拔魅恕笆潞笾?А保?ν???肮?伞保?

三十四年前，一代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在台湾去世，类似讥评在彼岸已经出现。殷氏弟子林毓生悼亡文章中写道：

“任何人如要在学术上有重大成就，都必须有一种不顾一切，专心研究的能力。在今天苦难的中国社会里，一个人如能如此专心，必须相当的自私。自私大别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损人利己的鄙劣行为；另外一种是对外界也有同情心，不损人利己，──有时是以将来研究成就可能对别人有很大的好处做理由，来把外界的苦难忘掉，或对外界的苦难变得漠不关心。──殷先生经常处在道德忿怒与纯理追求的两极所造成“紧张”心情中，自然不易获致重大的学术成就。事实上，学问对他不是目的，在强烈的道德热情呼唤之下，他不可能为学问而学问。以殷先生之天赋与为学之诚笃，如能稍减其对社会的关切，在一个学术空气流通的地方，积十年之力是不难有重大成就的。易言之，他之所以在学术上没有获知原创性成就，正是因为道德成就过高的缘故。”（《殷海光纪念文集》第133至135页，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3月）

两种境界孰高孰低，在爱因斯坦看来，则本来分明，无需争论。借悼念居里夫人，爱因斯坦明确说：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转引自《顾准日记》附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420页）

这是否就是我们翘首以待的“大师胸怀”？退一步说，林氏上述所论，也已经将学术成就与道德成就之间的消长分析到位。遗憾的是，三十多年后，殷氏弟子的自由主义传人却还是难以摆脱海外时风之通弊。他们大多有留洋之资历，确可弥补当年殷氏知识追求之遗憾，却逐渐淡化乃师之实践担当，以“知识傲慢”挑剔本土民主进程之曲折，或自我隔离陷于失语，或嫁接于“新左”，掉头它去。如此蜕变，则反而坐实当年屑小对乃师之讥评，可痛可惜。时风所及，彼岸之失误，此岸有重燃之势，如仲维光前文总结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历史失败，原因之一是前辈知识分子“人格苍白”，而一旦真正面对自己同一时代人的道义担当，则又以“知识傲慢”而挑剔之，甚至是“隔岸”挑剔。中国的曲折与艰难，难免思想史上的某一环节在两岸先后重现，如上述“网络中国”追悼文中，已有青年朋友将李慎之晚年喻为殷氏晚年。稍待时日，倘有“李慎之纪念文集”出，彼岸殷氏弟子观之，当会似曾相识？此亦大不幸，亦为大幸。自由主义奋斗史走到今天，两岸都在“过渡时代”，我们都是“过渡人物”。但我还是希望，经验需继承，教训当避免，只是其积极部分在大陆接续，而非消极层面在大陆重演。

2003年5月1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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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找着有学者答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的文章，名为《李慎之先生追念纵横观- 兼论李慎之先生还不是自由主义者》，作者还学文，共分上下两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找着的都无法打开网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试着搜索一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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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2-30 07:2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看完了，中国目前还没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他们的确的过渡人物。关于顾准，不管怎么说，从他的作品中就能看到他是个一直在追求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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