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思考 - 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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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思考

“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思考
前些时候在群里对《后主传》里“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产生了一些争议，虽然不欢而散但部分内容也能算是具有启发性的问题，稍微翻阅了一些史书，写下一点思考。远离历史学术好长时间了，已经不懂历史了，请各位看到的话请轻做批评。

回观聊天记录，我认为关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深入探讨的地方，我在做一个小结：
一、“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是一种怎么样的君臣关系。
二、裴松之对“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是什么态度
三、裴松之注中的内容可否当作史料直接使用
四、正史的信度问题，如何对待正史和野史

一、鱼豢笔下“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是一种怎么样的君臣关系。
如果将上下文截取，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句子：
            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於政，遂总内外。
我个人的第一反应，是刘禅继位后对自己无法亲政感到不满，所谓政事都由诸葛亮掌管，我只负责祭祀。但也有一些群友提出了该句体现出的是一种君臣和谐相处的状态，我乍听之下觉得挺有道理，但仔细推敲一下觉得并不妥当。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
可以看出，卫献公为了让宁喜答应他回国复位，提出了“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姿态之低下溢于言表。鱼豢在这里写下这句话的用意，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汉光武帝立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曹丕称帝后仿光武也修建太学，我是不太相信鱼豢一个有能力修史的人，没有读过”政由XX，祭则寡人“，不知道他的含义。
而且，鱼豢本人作为一个魏臣，去叙述蜀汉的君臣和睦不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情吗？相反我们来看鱼豢写的《典论》，是怎么写蜀汉的。
         典略曰：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適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
看到了吗，鱼豢书里，刘备 “得报书，遂称制“。是不是说曹丕不给刘备报书，刘备就不称帝了？显而易见的是一种贬低刘备的春秋笔法。鱼豢是个魏臣这么写是非常自然的。
那么同理，我认为，在鱼豢写诸葛亮与刘禅君臣关系的时候，他应该也含有一定程度的恶意。所以“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想要表达的还是专权的意思更多。

二、裴松之对“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是什么态度
裴松之是一个非常靠谱的历史学家，我们来看一下《注表》：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
现代人研究历史，最遗憾的就是很多文献在流传中散佚了。比如《东观汉记》曾经和《史记》《汉书》齐名，结果有了《后汉书》以后《东观汉记》就逐步散佚了。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非常渴求原始资料，编撰时间越接近越好。后人编纂与整理，总有欠缺之处，史学家对原始史料的渴求，永远不会消失。
裴松之在这里就非常可靠，只要是他觉得“宜存录“的，对一件事情有多种看法的，全都抄下来，以弥补陈寿”“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的弊端。但是裴松之也说明了，他抄的内容并不全对，在抄完之后都要写“臣松之案”，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当然，很多对于三国时期的评述，现在看来并不是很正确，这里就不多做举例。但是，对他摘抄的史料的正确与否，我相信他的评价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毕竟他看的三国时期的史料肯定比我们多）。
那他对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魏略：
                  魏略曰：初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弃家属，后奔荆州。禅时年数岁，窜匿，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初禅与备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检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为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以为太子。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於政，遂总内外。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刘禅幼年遭到拐卖，后来才回到刘备身边。刘备让诸葛亮当太子太傅，刘禅当皇帝了让诸葛亮当丞相，全国上下大事都归诸葛亮管理。
               臣松之案：二主妃子传曰"后主生於荆州"，后主传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则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败於长阪，备弃妻子走，赵云传曰"云身抱弱子以免"，即后主也。如此，备与禅未尝相失也。又诸葛亮以禅立之明年领益州牧，其年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与禅传相应，理当非虚。而鱼豢云备败於小沛，禅时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识其父字玄德，计当五六岁。备败於小沛时，建安五年也，至禅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禅应过三十矣。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馀言，异也！又案诸书记及诸葛亮集，亮亦不为太子太傅。】
我们来总结一下裴松之说了什么。从各种层面推算阿斗没有被拐卖，诸葛亮没有当太子太傅。好了，你连阿斗被拐卖都编得出来，你连诸葛亮当了什么官职都不知道，你写的关于刘禅的东西，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这两百多字都是“妄说“！
也因此，我们不难推理出，《魏略》把和刘禅相关的各种大事都搞错了，那记载的刘禅说过的一句话，应该也是错误的吧。

三、裴松之注中的内容可否当作史料直接使用

这世界上最大的裴松之黑，大概就是刘知几了。当然这个人很严格，唐以前的史书没有没喷过的。比如他就是这么喷裴注的：
            次有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若裴松之《三国志》，陆澄、刘昭两《汉书》，刘彤《晋纪》，刘孝标《世说》之类是也。
和现代的史学家不同，刘知几对裴松之这样抄书的非常不齿。只有这种“才短立微“的人，才会把和一件事情相关的所有说法抄在一起，直接造成了本来清晰明确的《三国志》变成了关系复杂的《罗生门》。
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吕伯奢的例子：
            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
            魏书曰：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如果只看三国志，根本没有吕伯奢这个人，看了裴注才知道曹操杀了吕伯奢一家，但原因各不相同。那么同样是出自裴注的内容，这段是否可以作为史料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要看研究的问题而定。
如果要讨论，曹操有没有杀吕伯奢家人，那直接引裴注魏书，那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要讨论，曹操为什么下杀手，直接引任何一本都是不行的，只有把几者放在一起考虑，得出的结论才有价值。
至于曹操有没有说那句经典台词，除了《孙盛杂记》以外毫无记载，而且如果孙盛对他的记载真的有信心，那他为什么不写在《魏氏春秋》里，而要放在杂谈里。
如果结合裴松之写的《注表》，我们就可知，裴松之在这里，也无法判断集中说法对错，但他们之间有可以相互印证的，也有彼此矛盾的，不如就交给读者判断。

其实裴注的内容，不仅仅可能相互之间会有矛盾，有时他们甚至会和《三国志》相矛盾。比如关于曹操有一例：
             及绍破走，太祖使人搜阅绍记室，惟不见通书疏，阴知俨必为之计，乃曰："此必赵伯然也（魏书二十三）
           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魏书武帝纪）
鱼郎中撰《魏略》与陈寿的《三国志》虽然都是私人修史，但陈寿任著作郎，而且修史时三国已经统一，可以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问题，两者正误，不言而喻。当然，裴松之也做了批注：
         臣松之案魏武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
好象鱼郎中说的，又不太对。

就我自己阅读的经验，裴注补充的史料有三种。
其一是裴松之无法判断对错且互有冲突的记载。比如曹操吕伯奢，比如陶谦曹嵩，只要相关的记载全部搜罗进来，对错与否留给读者判断。
其二是裴松之认为是错的，他抄来批评的记载。比如说阿斗被拐卖、曹操查袁绍记室。抄完以后都加上了臣松之案。
其三是裴松之抄来做补充说明的，这些内容大多对三国志的内容起了补充作用，比如官员升迁、后人对事实的评论或者人物的细节。比如说：
            汉献帝春秋曰：汉朝闻益州乱，遣五官中郎将牛亶为益州刺史；徵璋为卿，不至。
            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魏书曰：公攻谭，旦及日中不决；公乃自执桴鼓，士卒咸奋，应时破陷。】
因此，裴注的内容可以说引用起来要非常慎重，确认其真实性后，才可以使用。

四、正史的信度问题，如何对待正史和野史
最近几年后现代史学可以说非常流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个人人打扮的小姑娘”这种话谁都会说，就像遇事不决，量子力学一样。但实际上，每年书展上史学专著销量永远不佳。大家对如何看待正史、野史都没有特别明晰的认识。
本人不才，对于上述问题无法解释。因此在这里做一篇《史料五讲》的读书报告，与各位共勉。
正史这个词，随着时代不同和语境不同，往往有这多重含义。最狭义的说法，乾隆点的二十四史，就是正史。后来有了《新元史》和《清史稿》，那这二十六本史书就是全部的正史。
那么，广义上的“正史”的范围肯定不止于此。齐世荣老师认为：古人分类史书，无非官府文书和私家记载。前者就是广义上的“正史”，包括国家档案、起居注、日历、实录、正史、诏令、谕旨、奏议、政书、方略、法规、则例、公报、调查报告、会议记录、备忘录、公约、条约、协定、官方统计等等。后者就是“野史”，包括语录、笔记、杂史、回忆录、自传、日记、书信、家谱、文艺作品等等。
如果粗暴地做个外行式的总结，那“正史”=二十六史+其他官方制成或者官方委托他人制成的。而除此之外的，就是“野史”。

简单的划定了正史和野史的范畴，我们可以考虑第二个问题，正史是不是一定都是“完全可信”的。
这里摘抄一段《西方战略思想史》P359的内容：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公元前480年入侵希腊的波斯大军有战士2 641 610人，戴布流克指出以19世纪的德国陆军为例，3万人的一个军在行军时，其纵队长达3公里。以此类推，波斯军的行军纵队应长达420公里，足以显示希罗多德之言不可信。他用有系统的科学方法分析过去战争的各种不同数字记录，发现古人的话多有夸张不实的趋势……
毫无疑问，希罗多德也是西方历史学之父，但戴布流克就指明他的记载可能是不可靠的。那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出在东方的史学家上，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算少见。譬如魏收做《魏书》就被认为是秽史。《大唐新语》《贞观政要》都记载，李世民要观看史官的史书，那么《唐书》会不会对李世民有所包庇呢？关于光绪帝死因清代有翔实的文档，但最终被考古发觉证伪。
因此不论在何时、何国，史书的不实、虚构、夸大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是不是说，既然正史都有问题，那么我们如何开展历史研究呢？

排列组合一共四种方式，重正史轻野史，轻正史重野史，正史野史二者并重，正史野史皆系伪作。
最后一种排除在外，既然皆系伪作，不若干脆将小说故事当作历史皆可。剩下三种，前人都有常识。
重正史如邓之诚，他写《中华二千年史》的时候就写“斯编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始及于其他”。确实正史好处不少，记录翔实，有至高权力作为保障，但问题在上述已经叙述过。
重野史如翦伯赞，《史料与史学》明写“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但私史也未必公正，比如说之前有本《拿破仑大传》，不知道从哪里寻找了史料疯狂抹黑拿破仑，最后被证实是伪作。
说实话，什么是最好的道路已经呼之欲出了。蔡元培说过：“官府文籍和私家记载在史料的价值上各有短长，合综起来各有独到处，分开来便各不可尽信。大约官府的记载失之于讳，私人的记载失之于诬……我们相信官文和私记‘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呢！”
（以上内容摘自《史料五讲》P10-14页。）
因此在对某一事件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多的查阅与之相关的史料，然后以一定的标尺相互比较取舍，以还原历史的真相。
历史学不是党同伐异的工具，读史应当使人明智而非盲目。对于意见不同的人应该要思考彼此认识的异同之处，而非以辱骂拉黑为乐，不然与饭圈何异，

[ 本帖最后由飞龙在世于 2020-3-14 17: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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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4 17:55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这个应该发“三国史话”版。

就是完全真实的史料，也会因立场不同而有详略，给人误导。比如陈寿对董卓很反感，没说一句好；范晔则比较同情董卓，写了一句“其所亲近，不过校、尉”，如此董卓的形象就立体多了，呈现出多面化的特点。都是正史。袁术在《三国志》与《后汉书》的传记都很简略，主要批判其骄奢淫逸，自立称帝，感觉就一邪恶无能官N代。而看野史记载，刘备吕布几次后院起火，都有袁术一方的谋划，可见其人在谋略上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正史的不足，邪恶典型的长处通常也是略掉的，非独为尊者讳，乱者亦无好语。野史虽然常有脑补细节的嫌疑，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空穴来风的事情很少。刘备多次打败仗抛妻弃子跑路，《三国志》也有记载，有没有失散在民间后来团聚的子女，恐怕很难下定论，只不过不一定是刘禅罢了。

[ 本帖最后由乌鹊南飞3 于 2020-3-14 19: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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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4 18:1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乌鹊南飞3 于 2020-3-14 17:55 发表
这个应该发“三国史话”版。

就是完全真实的史料，也会因立场不同而有详略，给人误导。野史虽然常有脑补细节的嫌疑，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空穴来风的事情很少。

第一次在本版发言，只是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后面很多内容已经脱离了三国的交流了，所以纠结了一下还是发这里了。
对于历史来说，脑补过渡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情。我举一个我曾经关心过的话题，近代有人认为拿破仑是遭到毒杀的。
确实拿破仑身体不好，经过科学化验重金属超标，这些都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只能证明皇帝身体不健康，生活环境不好。
忽视相矛盾的史料和逻辑的缺陷，捕风捉影地编故事，也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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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3 飞龙在世的帖子

补充了三个史料例子。

对于矛盾的史料，史学界常见的做法是肯定其中一条，否定另一条。事实上很多时候两条史料都不全面，有硬伤的史料未必没有真实的成分，比较典型的就是郭冲之五事，和你列举的鱼豢刘禅走失史料。这些史料显然是由传闻整理的，有些可能就是谣言。但谣言中就没有事实成分吗？像这次疫情，可谓谣言四起。网络信息时代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谣言。最典型的就是李文亮事件，先辟谣再平反。他说病毒类似SARS，以史料的角度看就不可信，死亡率，发病症状，感染范围都是硬伤。但新冠病毒的传染力这么强，感染三千多医护人员，可谓超越了SARS。而且他想强调的是人传人这个事实，这点后来有无数史料可以证实。但至于怎样人传人，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他并有没有搞清楚。这点直到现在也是众说纷纭，也许要过好多年第三、四手史料才能给出答案。百年之后如何看待这条里程碑式第一手史料？所以迷信第一手史料，以硬伤判定史料真伪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容易误判很多真实情况。

[ 本帖最后由乌鹊南飞3 于 2020-3-14 19: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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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4 21:24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乌鹊南飞3 于 2020-3-14 18:34 发表
补充了三个史料例子。

对于矛盾的史料，史学界常见的做法是肯定其中一条，否定另一条。事实上很多时候两条史料都不全面，有硬伤的史料未必没有真实的成分，比较典型的就是郭冲之五事，和你列举的鱼豢刘禅走失 ...

我前文也说，我远离学术已经有些时候了，已经脱节了。很多最前沿的东西已经不明白了。但我文末也说了，私史、官史并举的学者也有的。这种粗暴的非黑即白的历史，我记忆里应该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还请谅解我再举一个三国外的例子，李秀成被俘虏后，写了一篇《自述》，国内90年代的时候针对“李秀成”是否背叛革命争执不息。后来人们才开始重视，李秀成的稿子是不是真的（李秀成文化水平不高、李鸿章害怕触怒皇帝自己修改了稿件），李秀成表达的是什么。这就是一种进步的体现（好像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说的）

最后你说的很对，其实不用拿病毒举例子。三国志也不是第一手史料。《魏书》《魏略》等等比《三国志》早了，更“一手”，但是陈寿在更高的立场上来看，确实能得出比他们更翔实的结论。
所以史学家更希望史料越充分越好，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来考据辨析——这点研究明清历史的学者应该会在幸福中痛苦，明清人的笔记多到看不完。三国时代就相反，哪怕是爱好者花点时间也能看完，而且是连着汉末、西晋的一起看完。

我在学习的时候，老师也教育我要多查多看。就像《魏收之史学》一样，历代学者多认为他是秽史，周先生就看出了和前人不一样的东西。
一个史料一定要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判断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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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5 11:27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楼主说到李秀成《自述》的润色，以及主楼的讲的“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沿用《左传》卫献公之言，使我想起了另外一则史料：

《武帝纪》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绍方来而弃之东，绍乘人后，若何？”公曰：“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孙盛魏氏春秋云：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臣松之以为史之记言，既多润色，故前载所述有非实者矣，后之作者又生意改之，于失实也，不亦弥远乎！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古代文史不分家，裴松之这段评论其实指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史官治史的文体。鱼豢和孙盛都有这个习惯，以古史名句易旧文，颇多润色。那么陈寿是不是就原话完整实录呢？其实也不是。

先举另一个例子：

《孙坚传》：是时，或间坚於术，术怀疑，不运军粮。故术疑之。阳人去鲁阳百馀里，坚夜驰见术，画地计校，曰：“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雠。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谮润之言，还相嫌疑！”江表传载坚语曰：“大勋垂捷而军粮不继，此吴起所以叹泣於西河，乐毅所以遗恨於垂成也。原将军深思之。”术踧唶，即调发军粮。

按陈寿的写法，孙坚是单纯地谴责袁术，然后袁术感悟，调发军粮。孙坚的形象很威严，袁术相对无能。孙袁联手，打仗的孙坚强势，搞后勤的袁术弱势。而一看《江表传》，孙坚另外的一段话是降低身份，谴责之余，以臣子的身份劝袁术深思之。这身份就反过来了，打仗的孙坚弱势，供粮的袁术强势。军事上讲，后勤决定战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再联系两人的身份背景，地位。《江表传》的补充显得很有深度，这样一写，反面人物袁术的大局观出现了，正面人物孙坚暴躁但现实讲分寸的性格也出来了。单纯看陈寿的文笔就看不出来这点。

回到曹操的例子，单看陈寿的文字，曹操只表现了英明果断的一面。实际上两线作战，要打时间差，风险是很大的，曹操有担忧很正常，他不是阿罗汉。诸将正是担忧这点才进言。而陈寿把曹操平凡的一面砍掉，只表现杰出的一面，是为了突出刻画他“超世之杰”的英武一面。这样写突出了曹操的军事才能，但是削弱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动不动高高在上摆架子驳斥下属，在政治上是很不明智的。退一步讲出自己的担忧，是先肯定诸将之言的价值，然后再补充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样说服力要高得多，诸将听命办事的积极性也会高一些。否则就是“良佐日远，予智自雄”，萧衍晚年的取败之道。曹操在官渡前夕，许下诸将大量通袁的情况下，要架得住，政治才能是首要的。而陈寿的写法看不到这点。

裴松之批评孙盛所化用的是《左传·哀公二十年》：“勾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用夫差来形容曹操固有不当，但用勾践来形容刘备却不无不当。刘备的屈身伏志、顽强坚韧可谓胜于勾践。曹操虽然一时失察，但后来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我认为孙盛这么写也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他写得简省没有引用更多的史料。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案例，是陈寿写逍遥津之战前的张辽：

《张辽传》：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

《李典传》：与张辽、乐进屯合肥，孙权率众围之，辽欲奉教出战。进、典、辽皆素不睦，辽恐其不从，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乃率众与辽破走权。

从陈寿的文笔来看，貌似张辽一番冷静分析，李典便慨然以公废私了，于是张辽智勇双全的高大形象就出来了。而看后世的《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八月，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时张辽、李典、乐进将七千余人屯合肥；魏公操之征张鲁也，为教与合肥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乃权至，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以众寡不敌，疑之。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李典素与辽不睦，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

张辽的分析根本就没有打动大家，这可能与诸将的军事水平有关，也与他平素的人缘有关。然后他直接怒了要出去单干，这个时候李典才慨然以公废私。而陈寿对此只是简单的一句“辽恐其不从”一笔带过，为张辽讳。由《资治通鉴》可见张辽的智谋并没有那么高，而且脾气比较暴躁，情商真不算高；李典的军事才能也没有张辽那么高，是素知张辽暴烈强势的个性，才慨然以搁置私怨，以身犯险。对于此战张辽很有把握，李典则并不是那么有把握。而且李典善良，张辽暴躁，两人私怨多半是张辽理亏，这点还有其他史料为证。

《三国志》位列前四史，史料价值相当高，然而陈寿之笔与真实情况依然有这么大差距，可见时人批评他删裁过度，并非虚妄。《三国志》同样是虚虚实实，讲文学性塑造英雄的，并非一味实录。

[ 本帖最后由乌鹊南飞3 于 2020-3-16 14: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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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12:51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QUOTE:

原帖由 乌鹊南飞3 于 2020-3-15 11:27 发表
楼主说到李秀成《自述》的润色，以及主楼的讲的“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沿用《左传》卫献公之言，使我想起了另外一则史料：

《武帝纪》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公将自东征备，诸将皆曰：“与公争天下 ...

这个问题直指灵魂。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为谁做传，就站在谁的立场上。这算是中国古代纪传体的特点了。

关于史学作品的文学色彩，中外都是如此，太史公够严谨了吧，《项羽本纪》里樊哙和项羽鸿门宴的对话，文学的表达不在少数。在西方就是“史诗”，李维《罗马建城以来史》，就埃涅阿斯为开头。

看了你这一楼的观点，我更加觉得刘知几说裴松之“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就是不恰当的。如果没了裴注，光看《三国志》还原那段时期的历史就更难了。

我在正文里没说，其实正史野史并重的史学家，在古代就是司马光为代表。资治通鉴就是他研究各种正史、野史之后得出的结论。我上文也引用了这句话：正史野史“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

不过司马光也有任性的地方，著名的孙权劝学就把蒋钦缩写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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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16 14:23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回复 #7 飞龙在世的帖子

说到站传主立场，我在#2举陈寿，范晔对董卓的立场差异，同样是贬低，史料取舍都有差异。张辽也是，陈寿对他有好感，在李典的传记里依然要打掩护，这点就比不了司马迁。没有其他史料佐证，后世读史者要了解真相就很难，争论会非常多。

乾隆编写四库全书的时候搞了一个经史子集的体例，我认为放在历史研究上很有价值。举个例子，孔子编的《春秋》可以称为经，明褒贬；左丘明写的《左传》可以称为史，掌握时空观与细节；儒墨道法农等诸子百家作为这段历史的专业分类也要看，了解时代背景，社会全貌；然后就是个人文集，了解孔子，左丘明等人的用词风格，感情喜好，政治倾向之类个人色彩。如此经史子集综合下来，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就比较全面了，方能跳出前人的宣传口径。当然，对学力与时间的要求很高，通常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才有这个能耐。

[ 本帖最后由乌鹊南飞3 于 2020-3-16 14: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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