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转贴】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作者:倪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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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9-19 16:49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关于目录,目录学与古籍整理

作者:倪其心

  一、小引

  章学诚说,目录和目录学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这是从学术研究说的,一是了解学术发展源流,二是查检学术研究的书籍。
  其实,对于从事古籍整理出版的编辑工作来说,目录和目录学的功用也是这样的。一般地说,一种古籍的整理者会对自己的整理稿说明其学术地位与价值,同时往往提供整理所用的底本目录、参校本目录、引用书目及参考书目。这是整理者的基本依据,因而是编辑首先必须审核的。例如审核其底本及参校本,就可以利用目录学知识来查阅版本目录,如同到图书馆查书借书,必须先到目录室查号填条。目录学就像介绍古今典籍的目录室,说明古今有哪些重要的典藏目录,它们分别是怎样分类编目的,怎么找到所需要的古籍资料,包括它们在历史上存在的情况、今存的情况,以便了解它们今存版本的来源及善劣真伪等等情况。这些是了解、选择、确定一种古籍的底本、主要参校本要了解的基本情况,是审核整理者选定底本、主要参校的基本依据。可见目录和目录学是治学的津梁,也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数据库,十分有用。

  二、目录和目录学

  1.“目录”的本意是指一种书籍的“篇目”和“叙录”。汉成帝时,刘向整理按皇宫藏书,《汉书·艺文志》记载说:
  每一书已,向辄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是说刘向每整理完成一种书籍,都要逐条记下它的篇目,提取它的内容要旨,叙述记录而上奏。“篇目”就是这一书籍的各篇题目,“叙录”就是它的内容提要。所以“目录”是篇目和提要,并不包括书名。今存刘向《叙录》八篇,其中简要完整的如《列子叙录》:
  天瑞第一
  黄帝第二
  周穆王第三
  仲尼第四
  汤问第五
  力命第六
  杨朱第七
  说符第八
  右新书定著八章。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竟,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言,然各有发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关,故太史公司马迁不多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据《诸子集成·列子注》)
  前列整理后的《列子新书》八章题目,“章”就是“篇”。然后是一篇叙录,说明《新书》根据皇宫内外收藏《列子》写本共二十篇校雠整理,却除重复,改字错字,定为八篇;并对《列子》著者、学术渊源以及书中存在问题、流传发生散失等作了评述。这样的篇目与提要的体例,合称“目录”,相沿至今,一种书籍的目录在书名封面的扉页之后,依序载章节,即由此而来。
  随着书籍结构的发展演变,目录的含义有所改变,通常指书名、篇目、提要三项。而对一种古籍的著录内容,则要求包括书名、作者、篇卷、版本、存佚、真伪等项。但在目录学里,“书目”是一种专称,不指书名目录,而是指群书的目录、编列许多书籍的目录,例如一种藏书、一批专书等等。这里介绍的古籍目录,即指群书目录。

  2.目录学是研究书目的学术,总结历代书目的发展及其规则。目录是人们为保存、管理、使用书籍而创立的方法,是人为的、已知的、不属于大自然的未知的知识领域。目录学不存在复杂的道理、深奥的规律,但是积累许多具体的知识和经验。例如从古至今,重要的目录在哪些,它们的分类编排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分类,怎样编排和查检等等。这里要介绍的内容是古籍著录体例、目录学源流、目录分类以及重要古籍目录,并简要介绍古籍目录学知识。

  三、古籍目录著录体例

  传统目录学主要是古籍目录学,其中研究的书目绝大部分属于过去时代,其书目所著录的书籍绝大部分也属于过去时代。例如《汉书·艺文志》是东汉编录西汉皇宫藏书的目录,其中许多书籍是汉朝当代的著述,但是今天看来,连《汉书·艺文志》都是年代久远的古籍。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乾隆五十五年代(1790年)刊成的,其提要是当时学者撰写的,其中也收有清初学者的著述,而今天也是连目带书全属古籍。
  “古籍目录著录”是指一种古籍的著录项目。“著录”不是“叙录”,不是提要,但是具有叙录的作用,实则是把叙录的若干内容要求条例化,就像一张图书卡片一样,格式清楚,一应俱全,一目了然。因而一书的著录项目多少,决定它具有叙录作用的大小。但是一种书目的著录项目取决于编目人的主观要求,除书名一项必不可少之外,其他项目多少并无统一的体例。最简单的书目仅录书名。而完备者则从书名到叙录一应俱全,等于一书之目录。这里讲的著录项目是就完备的书目要求而言,并非说古籍书目都这样。

  1.书名

  书目是依据书名为纲目而编制的,不录书名就没有书目。但是每种书籍并非单纯具有一个书名,同一个书名并非就是同一种书籍。古籍的书名情况是相当复杂而有趣的。
  远古文字发明的初期,大概是没有书名,也没有篇名的。古代经典所谓的“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可能是形容那时用固体物质作载体的书籍如甲骨、简牍等,捆绑堆积,如山似坟,其实不是“典籍”的书名。先秦典籍大抵用一篇的首二字作为篇名,以其人其体作为书名。例如《诗三百》、《诗经》是以“诗”体为书名,《关雎》则是以首句“关关雎鸠”的二字篇名;《尚书》的“尚”通“上”,是上古的意思,“书”是书写文字。班固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史官所记,并无书名。至于《老子》、《墨子》、《孟子》等等,都是以人即著者为书名。根据内容制定书名,大概是汉代开始的。例如《淮南子》书名原为《淮南鸿烈》,《白虎通》原为《白虎通德论》,王充的书称为《论衡》等等。
  同书异名,同一种书具有不同的书名,在古籍目录中是常见的现象。最普遍的是作家文集的名称,因作家的名号而不同。例如东晋陶潜,字渊明,谥号靖节,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宋代《崇文总目》作“陶潜集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作“陶渊明集八卷”。又如三国曹魏曹植,字子建,封陈思王,其文集在《隋书·经籍志》著录为“魏陈思王曹植集三十卷”,宋代《郡斋读书志》作“曹植集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作“陈思王集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作“曹子建集十卷”。有的先秦人物的封号是后世追加的,其书也出现不同名称。例如老子在北魏尊为道教始祖,到唐代封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把《老子》分为道、德二经,于是出现《道德经》、《道德真经》等异名。又如庄子在唐代尊为南华真人,《庄子》被称为《南华真经》。在《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老子》、《庄子》,上述异名都已出现。
  同书异名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同一种书,用全称或用简称,也是较常见的。例如《淮南鸿烈》在《汉书·艺文志》简称《淮南子》,《宋史·艺文志》称《淮南子鸿烈解》,而现代学者刘文典撰集解却用原称为《淮南鸿烈集解》。历代对帝王名字尊号的避讳,也是造成同书异名的一个原因。例如唐代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史·艺文志》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改“匡”为“刊”,书名改为《刊谬正俗》,后又重录改为《纠谬正俗》。其实三个书名是同一种书。
  与同书异名相反,同名异书,同一种书名却是不同的书,在古籍中也不少见。首先是对不同作者同名同姓造成的文集名称相同,例如汉代作家王褒与北周作家王褒,文集都叫《王褒集》。这类事例较为罕见,较多的情况是书名相同而作者姓名不同,内容不同。例如:
  《广陵集》:
  1.北宋诗人王令文集
  2.明作家袁宏道的一个文集,是《袁中郎集》中的文集之一。
  《河东先生集》:
  1.唐作家柳宗元文集。
  2.北宋作家柳开文集
  《宫词》:
  1.唐代王建
  2.后晋和凝
  3.后蜀费氏(花蕊夫人)
  4.北宋宋白
  5.北宋王珪
  6.北宋张公庠
  7.北宋宋徽宗
  8.南宋王仲修
  9.南宋周质彦
  10.南宋吴伟
  11.明代朱权
  12.明代王叔承
  13.清代徐昂发
  如果忽视作者而只查书名,则可能找错了书。
  总之,著录书名看来简单,却是必须认真的事项。有时书目整理中的失误,也会造成疑惑。例如《郡斋读书志》今存衢州本与袁州本两种,其著录隋代王通《中说》,一作《阮逸注中说》十卷,一作《文中子中说》十卷,似为有注与无注的两种本子,而其叙录相同,实为同一本书,且为伪书。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造成同书异名,也不论相同数量多少,编制书目固然应认定这一种的这一版本,在查检古籍书目时同样必须认定这一书名,认真查核其作者及版本等等。

  2.篇卷

  篇卷是古代计算以简牍或绢帛为载体的书籍单位,用简牍者称“篇”,用绢帛者称“卷”,大抵等于今天用纸张装订成册的“册”、“本”、“部”等单位名称。
  篇卷本来都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一篇或一卷,是内容与载体统一的计算单位,同时也是简牍或绢帛记录一个题目的数量。也就是说,起初的“一卷”、“一篇”,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一篇”、“一章”、“一节”。后来因为绢帛或纸张的“一卷”的容量往往大于一篇文章的内容,所以把“卷”和“篇”分别为两类计算单位。“卷”是计算载体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而“篇”是计算文章即内容的数量单位。不表示内容单位。今天的“册”、“本”、“部”等,容量大于“篇卷”,所以也有“册”、“部”中再分卷的。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班固注“为五十七篇”,可见一卷不止一篇。
  随着载体的改进,“卷”的容量增加,历代流传中的写本卷数归并减少,而篇数依旧。例如《荀子》,刘向《叙录》说明为三十二篇,《汉书·艺方志》误为三十三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为十二卷,已将三十二篇归并为十二卷。唐代杨倞注《荀子》将三十二篇加注改为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已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此后,《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及《宋史·艺文志》都著录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明、清及近代刊本均为二十卷本。仅清代郝懿行补注有单注有二卷,现代刘师培补释有排印本不分卷。
  书名之后著录篇卷,标明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分篇分卷情况,同时表明这一版本在篇卷上与其他版本的异同,成为这一种书的这一版本的标志之一。根据这一种书的版本流传与今存的情况,这个标明篇卷的版本相对说明它的年代与特点,可供了解它是否完本、善本作参考。
  一种书籍,尤其是经典古籍,往往被整理、注释、翻刻重印许多次,版本复杂,各类版本的篇卷数目不一。一种古籍著录的篇卷数目,只限于这一版本,所以往往也用作这种古籍的一种版本代称,例如可以说《荀子》十二卷本、二十卷本等。根据不同篇卷的版本,可以发现问题,了解流传及整理、翻刻的情况。例如宋代王应麟即根据刘向《孙卿子叙录》考证《汉书·艺文志》著录《荀子》为三十三篇的错误,而依据唐、宋目录,大体可知隋唐写本已归并为十二卷,在杨倞注《荀子》时改编为二十卷。这就是说,在先唐写本时期,《荀子》篇数都是三十二篇,卷数曾并为十二卷,杨倞作注,增加字数,于是重编为二十卷。由于这些写本原本都散失,因而无从确定它们的异同、特点与价值。如果再整理《荀子》,实际上只能以杨倞注二十卷宋刊本为依据,搜集其他资料及宋后的刊本作为参校数据。
  一种古籍在历代书目中的不同篇卷著录,有助于了解该书在流传中的变异情况。例如刘向《新序》,其自撰叙录已佚,篇数不详。《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录一卷,则三十卷似为刘向著定篇数。但是南宋郑樵《通志略·艺文略》著录为二十卷,录一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著录为十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载引《崇文总目》云“其二十卷今亡”。宋曾巩《新序叙略》说,“刘向所集次新书三十篇,录一篇,隋唐之世尚为全书,今可见十篇而已”。今存即为十卷本。
  刊本兴起之后,先唐写本被刊印所传不同版本,其篇卷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篇”为内容单位,“卷”为载体数量单位,篇数依旧而卷数变动。例如《晏子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八篇,《叙录》著定为《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外一》、《外二》八篇,但在隋唐至宋的书目著录中出现变化。《隋书》、新旧《唐书》三志都著录为《晏子春秋》七卷,而《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录作《晏子春秋》十二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崇文总目》说,“《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据此,则《汉书·艺文志》著录《晏子》八篇,或以为与《老子》、《孟子》之类同为书名所标作者的撰著,而唐宋传书的十二卷《晏子春秋》是另一著作,为后人托晏子所著的伪书。因此隋唐至宋的书目所著《晏子春秋》或有两种,七卷本或为《晏子》传本,把《汉志》八篇编为七卷,可能是把《外一》、《外二》二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杂篇六卷,共七卷;而十二卷本则为后人伪托之书。今存《晏子春秋》刊本以元刊本为最早:有八卷本即八篇各为一卷;有七卷本即外篇合为一卷;有六卷本即把《杂上》、《杂下》合为一卷,外篇合为一卷,加上内篇四卷,共六卷;有四卷本即把《谏》、《问》、《杂》《外》各二篇都合为一卷。其实元刊本后的不同版本,都属于隋唐所志的七卷本,是后世整理者的编辑,并无实质性差异。
  同一种书在不同书目中著录篇卷不同,并不一定是两种版本。有的是著录者的差错。例如韦昭注《国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十二卷,《唐书·经籍志》为二十卷,而《四库全书》所收为二十一卷。考两宋书目都著录为二十一卷,所以《四库提要》说,《隋志》误“一”为“二”,《唐志》“十”下脱“一”字,实质都是二十一卷,由于文字脱误,并非不同写本。有趣的是,有的书目把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分入两类,似乎是两种书。例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宋代已有两个版本,一是衢州知州游钧在淳祐九年(1249年)刊印的“衢州本”,为二十卷;另一是袁州知州黎安朝在淳祐十年(1250年)刊印的袁州本,为四卷。《宋史·艺文志》把衢州本二十卷列入“传记类”,而把袁州本四卷列入“目录类”。书名都著录为“晁公武《读书志》”,而篇卷不同,又在两类,令人生疑。也有同一书目在不同版本中著录同一种书的篇卷不同,却是两种刊本。例如《鶡冠子》在衢本《郡斋读书志》著录为八卷,而在袁本作三卷,据两本叙录可知是《鶡鹗冠子》的两个版本。
  上述诸例都表明,篇卷只是一种书籍版本的一个标志,可以从中发现问题、了解情况,并不能根据篇卷来确定完缺及优劣,但可参考。在具体整理工作中,要在查到书籍后,翻书比较核实。

  3.版本

  书目著录版本,大约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开始,其后日益重视,著录愈益详备,出现了专门著录版本的版本目录。关于版本与版本学,李致忠先生已作专题讲授,此不赘。至于古籍目录怎样著录版本,《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条例》有明确规定,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版刻,附注题跋校注者,以封面、牌记或书尾所题为准,如有欠缺差异,参考序、跋、名家目录及有关资料而定。

  4.真伪

  书有真伪,自古而然。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就有辨伪。例如《诸子略·杂家》: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 注:黄帝之史,或日夏帝孔甲,似皆非。
  又,同上:
  大禹三十七篇 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又,《道家》:
  力牧二十二篇 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诸如此类,班固都注明所传作者都可能是托名,其书显然是伪作。
  书目中提出质疑或作注,始自《汉书·艺文志》,其后历代书目往往有之。例如上文提到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十著录《阮逸注中说》(袁州本作《文中子中说》),其叙录便是一则辨伪提要:
  右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通行事于史无考,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今观《中说》,其迹往往僭圣,模拟窜窃,有深可怪笑者。独贞观时诸将相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其门人。予尝以此为疑,及见李德林、关朗、薛道衡事,然后知其皆妄也。
  然后指出,王通在李德林死后8年降生,书中竟有李德林为王通门人的记载;而关朗是北魏孝文帝时人,比王通早100多年;薛道衡之子薛收出生即过继给族父薛孺,成人后不知本生,书中却说薛道衡让薛收为王通门人。据此可知此书之伪劣。
  又如《直斋读书解题》卷十著录《事物纪原》二十卷,其叙录说,此书不著名氏。但《中兴书目》著录此书为元丰中人开封高承撰,十卷,“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耳”,指出此二十卷本《事物纪原》当是后人据高承原书扩大而成,已非原著。至于古小说之类的伪书,书目中往往注明。如托名汉东方朔《十洲记》、《神异经》等等,宋元书目多有辨伪。
  辨伪是专门学术。明代胡应麟有《四部正讹》,即是专著,由于它列举书籍质疑,也被视为辨伪书目。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辨伪91种;近代学者顾实《重考古今伪书考》,提出不同见解;现代学者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又申姚驳顾。可见对古籍质疑辨伪,必须慎重可靠。张心澂《伪书通考》是著名辨伪专著,收书1104种,对于古籍整理及古籍编辑很有用,可作工具书。又郑良树有《续考》,可参考。
  对于古籍整理、古籍编辑来说,辨伪可从书目与专著两方面着手。查检书目时,可根据叙录以及书名、著者、篇卷、版本等著录发现问题,同时查检辨伪专著以了解前人成果所积累的有关资料。此外,了解一点辨伪方法也是必要的。例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辨伪十二例》与张心澂《伪书通考·总论》都可研读。

  5.存佚

  整理古籍,必须了解它在流传中的存亡佚失的情况,掌握有关信息。距今久远的古代经典及史籍子书,经历从写本到刊本、排印本的过程,而原稿、原版不存,所以清理其写本版本的流传以及版本系统十分艰难复杂。如果具有较为详备的存佚著录,则对整理及编辑都很有用。例如清代朱彝尊《经义考》著录存佚,虽然尚有未备,后来有不少《补考》、《续考》,但是大体很有用。存佚著录对于整理一种古籍的版本源流与版本系统,确定各种各种版本的位置与价值,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所以前人历来重视古籍的存佚著录。南宋郑樵《通志略·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说:
  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又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阮孝绪作《七录》已,亦条刘氏《七略》及班固《汉志》、袁山松《后汉志》、魏《中经》、晋《四部》所亡之书为一录。隋朝又记梁之亡书。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
  指出著录亡书的重要意义。
  《隋书·经籍志》是今存我国最早的著录存佚的史志书目。实际上,《隋志》是根据前朝书目及佚阙书目,注明佚书情况;其体例是书籍正目列入隋朝存目,下注“残缺”、梁存情况及佚亡书。例如:
  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汉《淮南王集》一卷。梁二卷。又《贾谊集》四卷,《晁错集》三卷,汉弘农都尉《枚乘集》二卷,录各一卷,亡。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著录经典存佚的书目,其书名篇卷下注明存、佚、阙、未见四类。学者称为“四柱法”。“存”是存在,“佚”是亡失,“阙”是残缺不全,“未见”是知其书而不知情况,不曾见书。其注“阙”,例如晋傅咸《七经诗》,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有《易》、《诗》、《周礼》、《左传》、《孝经》、《论语》六经诗,缺一经诗,所以注“阙”。又如李氏(挺之)《变卦反对图》八篇,注“阙”即谓不全。其注“未见”,如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今本是从日本引入,朱彝尊当时可能知其事而未见其书,所以注“未见”。因为日本学者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称日本藏有皇侃《论语义疏》,其时为康熙九年,而朱氏在康熙二十二年入直南书房,可能知其事。《经义考》是他晚年著述,在康熙三十一年后。
  阙书书目的著录,《隋书·经籍志》有《(北)魏阙书目录》一卷,是北魏向南齐借书的目录。《宋史·艺文志》著录有《唐四库搜访书目》,是唐文宗下令搜访秘阁缺书的书目。《通志·艺文略》有《嘉祐访遗书诏并目》一卷、《求书目录》一卷。今存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共著录3472部,阙书下注“阙”字,共1982部。《秘书省续编》是南宋继《崇文总目》后,由秘书省搜访遗书续编的书目。《四库阙书目》当时简称《四库书目》,即南宋绍兴年间《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一卷。后来清代编《四库全书》后,有《国朝未刊书目》、《国朝未刊遗书志略》、《征访明季遗书目》等,都是“阙书书目”。
  对于整理古籍来说,存佚的著录及阙书书目主要的功用是:了解有关古籍的流传、整理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确定今存其书的位置与价值,了解有关古籍的整理情况与依据。此外,过去时代根据存佚情况以充实藏书的功用,今天依然具有。

  6.著作者

  凡书籍都有著者、作者。上面说过,书籍初始年代是没有著作者的。后来出现了圣人创作、贤者述作以明圣的观念(见《礼记·乐记》),指礼乐文化的创置与乐的创作,所以孔子“述而不作”。战国时代,礼崩乐坏,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孟子才说:“不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把古代的著者作者视为朋友,所以要知人论世。这是承认书籍著者作者的表现,是春秋战国时期文化下移的体现。即使如此,先秦以著者标题的书籍并不能肯定归属。《老子》著者究竟是谁,有待考证。《论语》、《孟子》传为门人所记。《庄子》外篇传为门徒所作,而内篇也有学者怀疑未必庄子著作。《荀子》应是本人著作,而唐杨倞注以为《大略篇》是“弟子杂录荀卿之语”。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也不署名。如果不是李斯知道《孤愤》、《五蠹》是韩非所著,那么秦始皇就不知道自己所读书籍是《韩非子》。
  到汉代,个人著作拟书名、署著者,主要是诸子及史书。两汉流行的辞赋乐府诗歌等文学创作,多不署名。汉武帝读司马相如赋,感叹“独不与此人同时哉”,就因为传写本上没有署名,错把司马相如当古人,辞赋属宫廷文学,尚且如此,通俗文学的乐府古诗,可想而知,会有许多作者悬案。汉代《古诗十九首》,《文选》选载,署为无名氏作品。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载西汉枚乘《杂诗九首》,其中有八首在《古诗十九首》。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说有学者怀疑《古诗》作者就是枚乘。《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李陵集》,《文选》选有李陵诗,《诗品》有评李陵诗,但至今对于李陵五言诗创作的真伪,仍有争议。
  至于伪托古代名人著作,自古而然。《淮南子·修务训》说过:“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所以《易经》是伏羲创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本草》是神农氏著作,《黄帝内经》是黄帝撰著的医书,《周礼》是周公的著述,《乐府诗集》的琴曲歌辞也多是圣贤创作,等等。相沿至明清,其风不衰。
  古代作者有本名、字、号、别字、别号、官名、官所、谥号、籍贯、郡望等有据可查的名字称号,但较之上述真真假假的著者作者就不算繁难,不过需要知道查传记及有关传记资料,以及别名索引等工具书。
  此外,出于特殊原因的作伪造假,则须查阅有关记载及研究资料。例如晚唐牛僧孺与李德裕两派结党斗争,李德裕门人韦灌炮制小说《周秦行纪》,嫁名牛僧孺作。志怪小说《补江总白猿传》是唐代人诬蔑欧阳询的伪作,托名江总,以白猿影射欧阳询,进行人身攻击。诸如此类的造假,既是著作者项,也属真伪项,比较复杂。
  古代书籍没有版权页,主要是卷端题名。整理或审编古籍,必须认真核查其著者作者。查阅书目,对著录的著者作者同样应予核实。
  目录所著录事项,一般为以上六项:书名、篇卷、版本、真伪、存佚、著作者。但历代书目并非每种都具备六项,因而要综合查检有关多种书目,尽量了解这些著录信息。显然,这六项是整理一种古籍必须掌握的基本资料与信息。

  四、目录分类

  群书编目是为了保藏、管理和使用书籍,而根本目的则是传播知识,发展文化,促进社会进步。目录著录各项是就一种古籍而言,目录分类是就许多书籍说的。群书不予分门别类、排列编次,则无从查检,没法使用。目录学必须总结研究目录分类。
  严格地说,目录分类有两个含义:一是书籍分类,二是书目分类。一般所说的“目录分类”是指书籍分类,或称图书分类。

  1.书籍分类法

  书籍是记录知识信息的载体。书籍的功能是传播知识,传播人类所有的全部知识。书籍的分类必定是知识的分类,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从汉代刘歆《七略》开始。《七略》已亡,但《汉书·艺文志》是据《七略》增补而成,其分类保存《七略》的分类。刘歆的分类法是根据西汉的文化知识结构观念而制定的。
  西汉文化知识结构观念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观念。“七略”的“略”是区划的意思,等于说一大块、一部分。其第一略是“辑略”,是叙例,被班固分别摘零编列在总序、六略序及各类小序。所以七略实则是六略,分为六大类:
  六艺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儒家经典及六经读物。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  收入先秦及秦至东汉初的诸子百家著作。下分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其中小说家不入诸子之流,所以称为“十家九流”。
  兵书略  收入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著作。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
  数术略  收入阴阳术数的著作。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  收入神仙方技的著作。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诗赋略  收入歌词与辞赋创作。下分:赋,屈原之属、陆贾之属、荀卿之属、杂赋;歌诗(歌词)。
  总体地看,上述六大类的区分,实际是依据汉代儒家所说的“天人之际”的经典文化知识结构观念制定的。到汉成帝下令整理皇宫藏书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经典文化知识结构观念已经确立。《汉书·艺文志》说,汉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显然,这一任命是针对图书的知识结构的。刘向是当时儒学大师,所以主持整理经传、诸子、诗赋等藏书,相当今日所说的经典、历史、哲学、文化艺术的社会科学门类。任宏是武官,尹咸是史官,李柱国是医官,各校自己专业的书籍。“兵书”是关于军事的书籍,“数术”是关于天与人的命运的方术,“方技”是关于人的生命、寿命与生殖的方略技术。这三类都属于今日所说自然科学的门类。不难看到,六大类涵盖汉代当时的知识结构观念,而贯串其中的则是为巩固封建帝国社会服务的儒家经典文化思想。所以封建时代的学者甚至认为,“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汉书十六·汉艺文志考证》引金榜语)。
  六分法到三国曹魏开始改动。《隋书·经籍志》说: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
  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
  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部。
  郑默整理曹魏藏书,编制书目《中经簿》,主要是“除其浮秽”、“朱紫有别”,把不正的书籍删除掉。荀勗《中经新簿》正式把六分法改为四分法,把六略改为四部,其甲、乙、丙、丁四部相当后来的经、子、史、集四部。分类改变的表象只是图书归并有所不同,而实质原因则是反映在藏书中的知识结构观念的变化。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分析说:
  勗之甲部,即《七略》、《汉志》之六艺,后世之经部。盖历代惟经学著述极富,未尝中辍,旧书虽亡,新制复作,故惟此一部,古今无大变更。
  其乙部则合《汉志》之诸子、兵书、数术为一部(四部中皆无方技,盖已统于术数之中),为后世子部之祖。考汉诸子十家,惟儒、道、阴阳三家有西汉末人之著作(儒家有刘向、扬雄,道家、阴阳并有近世不知作者),余若纵横杂家,皆至武帝时止,农家至成帝时止,小说家至宣帝时止。而名、墨二家,则只有六国人书。可以见当前汉时诸子之学,已在若存若亡之间。由汉至晋,中更王莽、董卓之乱,其存焉者盖寡矣。《中经》著录之古诸子凡若干家,今无可考。《七录》子兵录中阴阳部、农部各止一种(此所谓一种即一家,非《汉志》三十八种之种),墨部四部、纵横部二种而已。儒、道、杂三部最多,恐有大半是晋以后之新著。以此推之,晋时子部之书,当亦无几。此所以合《汉志》四略之书归于一部也。
  指出甲部即六艺略,亦即后世的经部,“古今无大变更”的原因是经学从未衰弱,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而乙部由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合并,即后世的子部,其原因是诸子学术在汉代已处于“若存若亡之间”,趋于衰微,著述很少。而丙部则是从《汉志》的六艺略中的《春秋》类独立出来的史书,其原因是史书的体制与撰述在汉代已趋发达繁荣,书籍甚多,所以从六艺略分出来,自成一大类。同时把供治政参考的类书《皇览》也附入其类,于是成为后世的史部。至于丁部是诗赋略的扩充,加上汉以后的图像赞颂,便是后世的集部。《中经新簿》把汲冢书原封不动地归入丁部,是一种权宜的处理,以便逐渐进行整理。
  六分法变为四分法,表象上是书籍归并的结果。儒家经典依旧很多,仍为大类;史书越来越多,必须从六艺略中独立出来,自成大类;诸子书除儒道杂家外,各家书籍日益稀少,于是跟兵书、数术、方技归并为一大类;诗赋发展繁荣,作品越来越多,也仍居大类。显然,各类书籍的多少,反映各门类文化知识的社会需要和地位,取决于国家社会制度。秦汉以后,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经过六朝及南北朝分裂,日渐改善,趋于巩固,出现隋唐统一。与此相应,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稳固,著述不衰;诸子以儒、道、杂家及佛教、道教为主,有所发展;六朝国运短促。出于总结封建国家历史经验,官私著史发展很快,各类史学书籍甚多;文学繁荣适合封建官僚制度的需要,出现维护皇权的应用文体与文章写作及创作,导致个人专集及文集的编辑:凡此都是封建统治的需要。由此造成六朝以至整个封建社会阶段的知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经典稳定,诸子限制,史学发展,文学繁荣。因而与之相适应的四部分类法兴起、发展、存在历2000年,其中的变动只是内部的子目进行若干调整。
  甲乙丙丁的四部分类,调整为经史子集四部,是晋朝李充正式确定的。他在整理晋元帝时皇宫藏书时,用《中经新簿》校核,编成《元帝四部书目》,以“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秘阁以为永制”(《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即为经、史、子、集部次,一直沿用至今。
  《隋书·经籍志》是最早全面采用四部分类的史志目录。其四部后序中都说明归类。其经部后序云:
  班固列六艺为九种,或以纬书解经,合为十种。
  其史部后序云:
  班固以史记附《春秋》,今开其事类,凡十三种,别为史部。
  其子部后序云:
  《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伎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
  其集部后序云:
  班固有诗赋略,凡五种,今引而伸之,合为三种,谓之集部。
  《隋志》在四部最后,附道录、佛录,但无细目,仅分类统计种数、部数、卷数。
  从《中经新簿》到《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其他分类法的探索,主要是南朝宋王俭《七志》与梁阮孝绪《七录》。《七志》是七分法,据《隋书·经籍志》序所说,分类如下:
  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诸子志:纪今古诸子。
  文翰志:纪诗赋。
  军书志:纪兵书。
  阴阳志:纪阴阳图纬。
  艺术志:纪方技。
  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
  附见道、佛,又附录《七略》、两汉《艺文志》、《中经簿》三个书目的阙书书目(见《七录序》)。
  阮孝绪《七录》是五分法,也已佚失,唐释道宣编《广弘明集》收有《七录序》,存其分类,共五部,附佛法、仙道二录,总称七录:
  经典录内篇一:易部、尚书部、诗部、礼部、乐部、春秋部、论语部、孝经部、小学部。
  记传录内篇二:国史部、注历部、旧事部、职官部、仪典部、法制部、伪史部、杂传部、鬼神部、土地部、谱状部、簿录部。
  子兵录内篇三:儒部、道部、阴阳部、法部、名部、墨部、纵横部、杂部、农部、小说部、兵部。
  文集录内篇四:楚辞部、别集部、总集部、杂文部。
  术技部内篇五:天文部、纬谶部、历算部、五行部、卜筮部、杂占部、形法部、医经部、经方部、杂艺部。
  佛法录外篇一:戒律部、禅定部、智慧部、疑似部、论记部。
  仙道录外篇二:经戒部、服饵部、房中部、符图部。
  《七志》、《七录》是王俭、阮孝绪各据所管藏书与自己的学术观点分类的。其分类也有依据,所以其子目颇为《隋书·经籍志》采纳。
  《隋书·经籍志》后,四部分类沿用至近代。历代目录对四部下的子目有所调整,正如《四库总目提要·凡例》所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以《四库总目》为例,其“杂家”共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等六个细目。其“小说家”下分:杂事、异闻、琐闻三类。而其“集部”除相沿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子目外,增加诗文评类、词曲类。其词曲类下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五部细目。诸如此类,都是根据实际“有是一家”,于是“立是一类”,以客观存在的书籍为准。
  此外应提到两部较重要的书目,其分类都是十二分类法。一是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另一是清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这也可见到,图书分类法其实是与藏书及立类人有密切关系的。

  2.书目分类法

  书目分类是指目录书的分类。书目分类与图书分类的依据不同,并不与历史时代的知识结构观念相联系,而是与立类人的着眼点相联系。换言之,立类人以何种原则分类,就把目录书的编制分为哪几类。目录学中通行的分类主要有下述三种:
  (1)据编目者分类。这一书目的编者是什么身份,其所编书目即属何类。清汤纪《槃薖文乙集·周郑堂别集》说:
  目录之书,树舆中垒,流派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
  是说从刘向开始,目录书有三个流派,亦即三大类:一是朝廷官薄,是指官修目录,即由政府主管机构编辑的官藏书目,如宋代《崇文总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等等。二是私家解题,是指私家据自己藏书编辑的目录,即私家目录,如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代高儒《百川书志》等等。三是史家著录,指历代正史所编撰的当代所藏书籍目录,即史志目录,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等。
  (2)据目录结构分类。把古今目录书的结构分为三类,再据各书具体结构入类。余嘉锡《目录学发微》说:“目录之书有三类,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其一如《汉书·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其二如《隋书·经籍志》,其三如《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等等。
  (3)据编制目的与收录范围分类。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规定相应的收录书籍的范围,编成书目。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说:
  将反映我国古籍的目录分成综合目录、学科目录与特种目录三大类。
  综合目录就是以某时期、某地区、某类型的所有的书为对象而编制的目录。……主要有国家藏书目录、史志、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私人藏书目录、联合目录。
  学科目录是专门著录某学科的书籍。……像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学等方面都有不同的专科目录。
  特种目录是为某种特定需要而编纂的,与学科目录之为专收某种专门学种的著作而编的目录不同。它可以为同一目的把不同学科的文献目录都组织在一起。……主要有推荐书目、禁毁书目。
  此分类的见解,其范围包括今古目录书。
  实际上,不同的分类见解还有不少,如汪辟疆以功用为标准,认为“有目录家之目录,有史家之目录,有藏书家之目录,有读书家之目录”(《目录学研究》);而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共归纳出目录书分类计八种。从古籍整理看,以传统分为官修、史志、私家三类为便。

  五、书目举例

  古今目录甚多,这里举其要者,略作简介。
  1.官修目录

  1.历代官修目录,今存不多。计为:
  ①汉《七略》  残
  ②宋《崇文总目》 残
  ③明《永乐大典目录》
  ④明《文渊阁书目》
  ⑤清《四库全书总目》
  ⑥清《天禄琳琅书目》
  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总目》共收书3461种、79309卷。另附《存目》,仅存书目,不收其书,有6793种、9355l卷,大体包罗清乾隆以前的重要古籍。
  《四库》为四部分类,计:经部10类,史部15类,子部14类,集部5类。流派琐碎,再分细目,如前举“杂家类”,再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小类。每类下录书按时代先后排列,而以历代帝王书冠于各代书籍之首,从《隋书·经籍志》体例。
  《四库》四部之首都有“总序”,概括此类学术的源流正变。其43小类之首,各有小序,叙述此小类著述的归并演变,以分析条目。倘若小序不完备,有所未周,则在子目下或本条下补案语以说明通变。
  《四库》著录每种书籍下都有提要。四库提要有明确规范,其《凡例》说:
  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
  显然,提要的这些项目内容,对于整理这一古籍来说,是基本资料与信息,必须了解,并进一步掌握。而从《四库总目提要》全书来说,则是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一种基础知识与基本工夫,也是一部必备的工具书。
  《四库》之后,有一些匡补的著作,主要为二:
  (1)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60卷,补遗l卷。
  辑录清人至近人校订《总目提要》的文字,相当详备,间有案语。其所订正书籍达2300余种。
  (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24卷。
  严谨考辨《总目》种种错讹失当之处,从内容、版本到作家传记。前列《总目》原文,下为著者辨证,便于研读,甚有特色。全书共辨证491篇。

  2.史志目录

  历代正史原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共7种:
  ①汉书·艺文志  1卷
  ②隋书·经籍志  4卷
  ③旧唐书·经籍志  2卷
  ④新唐书·艺文志  4卷
  ⑤宋史·艺文志  8卷
  ⑥明史·艺文志  4卷
  ⑦清史稿·艺文志  4卷
  其中重要的是《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汉志》著录为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是了解先秦古籍必修的目录书。《隋志》著录为14466部89666卷,其中著录隋朝藏书,同时反映六朝书籍变动情况,是了解汉魏六朝及隋的书籍情况的必备目录书。《旧唐书·经籍志》根据《古今书录》编成,主要反映唐玄宗开元以前的著作情况,不完整。《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开元以前的书籍53915卷,加上唐代人著作28469卷,共著录书籍3277种、52094卷。其中有唐人新著1390种、27127卷。《新唐志》较全面地反映了唐代书籍情况,可供参考。《宋史·艺文志》著录历朝书籍共9819种、119972卷,数量最多,但颠倒重复的谬误也多,可备查考。《明史·艺文志》是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基础上编成的,与以前史志目录纪历朝典藏不同,只著录明代的著述。
  历代史志目录有的有遗漏,有的没有编撰。后世学者有补不足的,也有补志的。前者如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共补入285家,317部;又如张鹏-《隋志经籍志补》2卷,补入279部,另杂文30篇。后者如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4卷,共补东汉人著述l109部,分为四部42类,另佛道2类;姚振宗又有《三国艺文志》,编得1122部。其余24史中无艺文志者,如《晋书》、《南北史》、《南齐书》、《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等,都有学者编撰补志,可备查考。
  此外有两种类书的书目,学者称为“通史式的史志目录”,即南宋郑樵《通志》的《艺文略》8卷和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76卷。《通志·艺文略》据宋代以前各类目录,包括《汉志》、《隋志》、新旧《唐志》、《崇文总目》、馆阁《四库书目》以及道藏目录等等,不分存佚,全都著录,总分12大类100家422种。
  依时代先后,共录书10912部、l10972卷。它是宋代自具特色的一种目录.古今通录,分类甚细,数量最多,但无大序、小序,间有注释。比较起来,《文献通考·经籍考》更为有用。
  《通考·经籍考》共著录自古至宋元间的书籍约5000种,采四部分类。它是辑录体,其叙录解题主要辑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的提要,兼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的几种史志与官修目录,如《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国史艺文志》、《两朝(仁宗、英宗)国史艺文志》、
  《四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国史艺文志》、《中兴(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诸史列传、各书序言以及文集有关文字等等。著录书籍都有辑录的解题,各类都有辑录的小序,都无新见,然而搜辑了文献有关资料,保存了许多佚书资料,所以有用,可作为工具书使用。

  3.私家目录

  私家藏书,汉代已有。刘向校书,有出自自己或同僚藏书的,即可为证。到唐代,私家藏书盛行,吴競“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目录》”(《唐书·吴競传》)。《郡斋读书志》著录其书云“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至宋代,刊本出现,得书较易,藏书更盛,较著名私家藏书目录有:李淑《邯郸图书十志》lO卷,董 《广川藏书志》26卷,田镐《田氏书目》6卷,郑寅《郑氏书目》7卷,但这些书目都已佚失。今存宋代私家目录即:晁公武《郡斋读书志》20卷(衢本),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22卷,尤袤《遂初堂书目》l卷,均见前述。
  明、清私家目录甚多。总的看来,它们对于整理先秦秦汉古籍有一定参考作用,便于考察、搜集有关书籍。明清私家目录比较明显的发展是,版本目录日益重视,当代著述地位突出,俗文学作品著录甚有贡献。
  明代著名目录有:
  朱勘美《西亭中尉万卷堂书目》  16卷
  叶盛《菉竹堂书目》  6卷
  李廷相《李蒲汀家藏书目》  2卷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  2卷
  晁瑮《宝文堂分类书目》  3卷
  高儒《百川书志》  20卷
  李如一《得月楼书目》  1卷
  祁承(火業)《澹生堂藏书目》  14卷
  徐(火勃)《红雨楼书目》  7卷
  钱谦益《绛云搂书目》  4卷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  32卷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不分卷
  赵琦美《脉望馆书目》  不分卷
  其中如《宝文堂分类书目》编于明代嘉靖年间,分33类,著录7829种。其“子杂类”、“乐府类"著录许多元明话本小说、杂剧、传奇。又其书名下注明版刻,具体而有特点,或注时代“宋刻”、“元刻”、“明刻”,其明刻本又注明“永乐刻”、“宣德间刻”、“成化刻”等等;或注出版地点“京刻”、“顺天刻”、“保定刻”、“山西刻”、“武功县刻”等等;或注出版机构“内府刻”、“监刻”、“经厂本”、
  “礼部刻”、“赖太监刻”、“沈石田家刻”等等;或注书籍形制“宋巾箱本”、“元巾箱本”、“大字刻”、“活字大刻”、“华家铜板”、“方册”、“石刻”、“钞本”等等。从中可参察明代版刻情况,归纳源流。
  又如《百川书志》也编于明嘉靖年间,其例仿《郡斋读书志》。每书有提要,共分4志93门。其“野史”、“外史”、“小史”归“史志”类,著录演义小说、传奇,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204卷,施耐庵、罗贯中《忠义水浒传》l00卷等,都给予好评,是元、明文学研究的可贵资料。
  再如《红雨楼书目》,编于万历年间,著录3000多种、70000多卷,采四部分类。其子部小说类著录小说、笔记576种,传奇类著录元明杂剧、传奇140种;集部有“明诗选姓氏”类,著录明代诗人315位,其中270人注简历;史部有“本朝世史汇”类,著录85种有关明代史料。该书对于明代研究具有较高价值。
  再如《千顷堂书目》,撰者黄虞稷是明末入清的学者。在其父黄居中《千顷斋藏书》的基础上,黄虞稷增加了几千卷,编成《千顷堂书目》。分4部49类,无大序小序,但小类下间有小注,注明本类内容与著录范围。又在书名下间作小注,注明著者及著作提要等。此书目特点为:主要收录明代一代著作,而在每类末附辽金元人著作。清代设明史馆,黄虞稷任编修,修《明史·艺文志》,在《千顷堂书目》基础上成稿后去馆。其后王鸿绪删改其稿,成《明史·艺文志》,又倪灿《补辽金元艺文志》也是在其书稿基础上修成的。可见其书的史料价值。
  清代藏书家很多,著名书目也很多。例如:
  钱曾《述古堂书目》 4卷、《也是园藏书目》 10卷、《读书敏求记》 4卷
  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 1卷
  徐乾学《传是楼书目》 8卷
  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 6卷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 10卷、《续录》 4卷、《再续录》 3卷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 内编4卷、外编3卷
  汪绮《振绮堂书目》 6卷
  张金吾《爱目精庐藏书志》 40卷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24卷
  杨绍和《海源阁藏书》 1卷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  120卷、续志4卷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  40卷
  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
  藏书家最重善本,精于版本鉴定,因而清代私家目录多善本、版本目录及题识等专著。例如:
  钱曾《读书敏求记》,从钱氏藏书书目《述古堂书目》、《也足园书目》中选出宋元古籍的珍贵版本634种,撰写题识,从篇目完缺、刻工同异、版式行款、字体刻工以及纸张墨色等各个方面,研究、评鉴版本价值,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第一部较完善的版本目录。
  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及《续录》、《再续录》,是撰者所著藏书题识,三书总计812篇,或校勘,或评论,或溯源追流,或鉴定版本,论及行款、装帧、墨色等等,都是研读所得,很有见地,历来为学者重视,可为整理古籍参考。
  他如吴骞《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著录群经小学、正史载记、地志目录、诸子杂家、别集总集的题跋32I篇,每篇辨其书异同,以及藏书印记、版刻行款、抄刊年月等等,审核有据,为世所重。又如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善本书765种,为版本目录及辑录体结合的体例,并对各书考证校勘,增注年代及传记资料。
  诸如此类,对于鉴别善本具有实践与理论上的贡献。
  清代私家目录在著录俗文学方面也有贡献。例如钱曾《也是园藏书目》10卷,著录3800多种,其“戏曲小说部”著录元明孤本杂剧342种。今人孙楷第著《也是园古今杂剧考》,详为论证。
  最后可提到丛书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与专类目录。菉
  宋代已有丛书目录,如《百川学海》10卷,明代有《续百川学海》、《再续百川学海》、《三续百川学海》、《广百川学海》等。如明代著名丛书还有《汉魏丛书》、《唐宋丛书》、《宝颜堂秘笈》、《古今逸史》、《五朝小说》等等。清代如正续《皇朝经解》、《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也是重要丛书。近现代丛书更多,并兴起丛书目录的编撰。清顾珍《汇刻书目》是较早的丛书目录书,著录丛书目录261种。其后丛书目录不绝,至于当代。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最为完备,共著录全国41个大图书馆2797种丛书,分为《总目分类目录》,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子目分类目录》,《子目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共三大册。它著录完备,使用方便,并反映全国实际收藏情况,实为古籍整理必备的工具书。
  地方文献目录的主要意义在于提供方志目录。明清私家目录已著录方志,如《宝文堂书目》已著录方志258部,《澹生堂书目》著录方志535部。现代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最为完备。其1935年初版,著录方志5832种、93237卷,都是今存方志。1958年增订出版,计著录7000多部。1978年,在朱士嘉先生指导下,中国文史天文史料普查整编组编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190多个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入藏现存方志8200多种,查检方志即地方文献甚为便利。
  由于科学研究发达,专科目录应运而生,依照专科研究需要而编制的目录不胜枚举。依类而言,如依四部分类编的经学书目录、史学书目录、诸子学书目录,又如依当代学科分类编的文学书目录,依特需编的禁毁书目录、鬻卖书目录、引用书目录、推荐书目录、个人著作目录以及书目的目录,等等,现在都有。
  对于整理古籍来说,目录与目录学的功用是很实际的,主要是帮助查找有关资料。以整理一种具体古籍而言,主要了解该书下列几个方面的情况:
  ①该书今存的实际情况
  ②该书历代的流传情况
  ③该书的可知的版本情况
  ④该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价值
  ⑤有关该书的整理、注释的情况
  总之,一种古籍需要整理,或是确定的任务,或是自选的项目,都应先对该书有所了解,对该书所属学科的周边是著作有所了解。这就是从目录入手,要用目录学的知识作为查找入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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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3 14:20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版本学的历史,至少有二千多年了。它研究的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籍著述的增多而日益丰富起来。那么,版本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简而言之,它是各种图籍的抄本、批校本、稿本和印本等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细致地说,它是以印本的纸张、墨色、字体、刀法、藏章印记、款识题跋、刻印源流、行款版式、封面牌记、何者精善、古今真赝以及传抄情况等,作为研究对象的。

    为了对版本学的发展和“版本”一语的含义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这里先谈谈“版本”一语的来源。

    “版本”一语的来源。是在印本书出现以后产生的。在印本出现以前,只有“本”的说法,“本”的使用,是从西汉开始的。《北齐书》卷四十五中说:“既欲刊定,必籍众本”。樊逊所谓:“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合中外书若干本,以先比较,然后杀青”可见“本”的使用,在刘向校书中秘已经开始了。证以李善注《文选。魏都赋》引《风俗通》云:刘向在《别录》中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故曰雠也。而他所籍的众本,有所谓中书、外书、太常书、太史书、臣某书等本。于此可知,“本”即一书的不同写本。“本”的命名之意,是说“杀青治竹所书,改治已定,略无讹字,上素之时,即就竹简缮写,以其为书之原本,故名之曰:“本”,其后,竹简即费,人但就书卷互相传录,于是“本”之名,遂由竹移到纸,而一切书皆可称本也。对于“本”的意义,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至宋,刻版大行,名义遂定。唐、五代后,镂版盛行,一书刻就,相率模印,与杀青上素之意颇相符合,故称之为:“版本”。

    版本一语,开始见于文献,就所知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没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校对,故往往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摩印。从此以后,这个书籍刊刻雕版就开始多起来了,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至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曾以家塾所藏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见行本、蜀大字旧本、蜀本重刊大字本、中字本、又中字句读附音本、潭州旧本、抚州旧本、建大字本、俞韶卿家本、又中字凡四本、婺州旧本、……等二十三本、专属本经名士,反复参订等语,着是“版本”一语见于较早的文献记录的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版本“的内涵已经有了非雕版印本和雕印本的意义。如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到了近代“版本”的含义就更为广泛起来了。它把非雕版的影印本、拓印本、铅印本、晒印本、钤印本、油印本等也包括在内了。

    谈到版本学的渊源,必然要涉及目录学的兴起。开始,版本学是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和目录学同时产生的。对于目录学的建立,我国学者认为,它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之际。但主要认为目录学的正式建立,是在西汉成帝刘骜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典中秘群书开始的。后来他儿子刘歆又继续为之,向、歆父子先后分别撰《别录》、《七略》它的体系才逐渐完备,目录学也就从此建立起来了。

    图书典籍是社会进步,科学文化发展的记录和总结。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促使图籍著述日益增多。

    在刘氏父子相继典校中秘群籍的时候,他们所收集的众本都是写本,今日版本所研究的一些内容,如纸张、墨色、字体、刀法、初刻、后印、翻刻、递修、装帧式样……等还没有出现。当时考订版本,在研究和整理上还不十分繁杂。但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整理和研究文献工作就出现了纸、墨、字体、刻书序、跋、牌记、封面、藏章印记……等新问题。如果的不到确切的考订,就会给研究文献和整理工作造成困难。如果还象以往那样,把版本学的研究仍附于目录学的综合体系内,就难负起它所研究的丰富内容重任。所以版本版本学开始从作为目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说从一个附庸部分,形成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成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它在目录学的体系位置,可以这样表示之:目录学分四个部分(1)提要学:源于刘向,每校一书,即为之叙录,其后总而为《别录》和刘歆《七略》中的辑录。(2)分类编目学:源于《七略》中的《六艺略》、《诸子录》、《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别录》和《七略》虽已失传,但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记,还是可以看个大概的。(3)校勘学:校勘字句的脱漏讹谬,其源可上推到春秋时期。《国语。鲁语下》就记载了正考父用周太史藏本校订了《商颂》

  所存乐章的事。《公羊传。昭公十二年》“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之误。西汉刘向校书,又有新的发展。(4)版本学:刘向校书,广搜众本,即《北齐书》所云:“即欲刊定”必籍众本。这方面较早的著作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为开一书兼载数本的类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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