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身后的外交官们 - 炎黄春秋 - 轩辕春秋文化论坛 20周年


	夺权者 (鲲尘千古·靖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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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6 00:12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李鸿章身后的外交官们

　　110年前，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去世。
　　就在这一天，俄国公使仍然赶到他的病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
　　恰在两个月前的9月7日，李鸿章强支病体，代表同样病入膏肓的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等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次签约，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签完字后，他再一次大口吐血，病体难支。两月之后，在无限的悲凉中，李鸿章于北京贤良寺内撒手人寰。
　　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外交的第一人，其外交才能颇为中外所重，正如梁启超所评“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但不幸生在贫弱的晚清，他所经手的对外交涉，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而告终。因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此后百年，他的名字，都不得不烙上“卖国贼”的印记。
　　《辛丑条约》，便是他经手的最后一个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据王铁崖统计，鸦片战争后，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其中多数为不平等条约——固然将一个闭关锁国的衰朽帝国一步步强行拽进了近代世界的秩序体系，但更主要的，这些条约其中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势力范围之种种，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将中国层层绑定。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沉舟侧畔千帆过，在长袍马褂的李鸿章的身后，随着民国肇始，顾维钧、陈友仁、王正廷……一批西装革履的新外交官，承担了“解套中国”的重任。
　　
　　1900年7月，素来庄严整肃的广州天字码头，一派阵仗威严的场面。自清朝雍正年间以来，天字码头就被指定为官方码头，但凡官员走水路至广州或离开广州都经由此地。在这一日，广东那些显赫权要的人物又纷纷聚集到此，这一次，他们将要送别的是一位77岁的老人，也是当日朝廷重整大局的希望所在，他就是李鸿章。
　　自6月21日，清廷向十一国同时宣战以来，局面遂日益不可收拾。那时，刚到广州就任两广总督不久的李鸿章，便接连收到来自北京的电文，催促其速速北上以纾国难。7月8日，清廷又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6日，身在广州的李鸿章得此消息后，方才决定北上赴任。
　　次日午间，李鸿章在近日亭与他广东的同僚作别后，便登上招商局一艘名为“安平号”的轮船。那天，天气甚热，李鸿章身穿蓝色细葛短衫，着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
　　一番宦海沉浮后，李鸿章又重新回到了权力的巅峰，他即将赴任的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大清国封疆大吏中的最高职位。而且，曾经被举国唾骂为“卖国贼”的他，此刻重新身负起天下人的厚望。
　　不仅是慈禧，疆吏群臣也都对李鸿章北上的事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早到一日，朝廷早安一日矣”。的确，从同治九年天津教案，李鸿章开始处理外交事务算起，近三十年里，他几乎参与了其间清廷所有的外交活动，可谓中国外交第一人。李鸿章也颇为自负地对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说：“舍我其谁也！”
　　只是这些自负又何其悲凉！“舍我其谁”对于李鸿章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番无可奈何的处境？尽管他依然坚忍而“肯任劳怨”，但他也知道，此番北上，前途何其难料，而历史终归是又一次将“人情所最难堪”的事情加在了他年迈衰老的身上。
　　
　　入京
　　离开广州5天后，李鸿章抵达上海，原拟转由运河北上赴京，但当时的形势，却让李鸿章感觉不到丝毫议和的可能，他不得不中途在上海滞留，以待时机。直到9月份，清廷彻底改变了与联军对抗的立场，并同意对此前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做出惩处，才令李鸿章看到了议和的资本。
　　1900年9月14日，李鸿章所乘坐的招商局“安平”轮，在俄国军舰的护送下离开上海北上，6天后，抵达天津。10月1日，李鸿章在天津接任直隶总督，然后略作筹划，于当月11日，最终抵达北京。
　　此时的北京，已不再是那个令人向往的繁华富庶的都城，而是一处被清廷遗弃的所在。早在8月15日，慈禧太后已带着光绪皇帝逃离紫禁城，就在当天，联军攻破京城。按照一位外国人的说法，从此，“复仇女神来索取不可避免的报应”便成了联军分内的事情。
　　三日之后，联军便接管了这座都城。各国对北京进行了分界管辖：前门外大街以东，归英国管；大街以西归美国管；前门内大清门（中华门）以东至东单牌楼，英国管；大清门以西，至西单牌楼，美国管；崇文门以东法国管；宣武门以西英国管，……各国洋兵均在本国所管界内，或衙署公廨，或庙宇会馆，或住宅铺户，分队驻扎。各国划定分界之后，凡在界内的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有的则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更有甚者，则按某国旗号样式，仿做小旗，插于门前。
　　1900年10月11日，当李鸿章来到这所大清的都城时，这里已是洋人的世界。城内名义上还由清政府管辖的区域只剩下两个小院而已：一处是李鸿章寄寓的贤良寺，另一处是庆亲王奕劻的住处。而事实上，庆亲王住宅外有日本士兵持枪护卫，李鸿章所住的贤良寺则有荷枪实弹的俄国兵日夜把守，正如当时的外国报纸所言：奕劻“如一囚徒”，李鸿章“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这便是辛丑谈判时两位清朝代表的处境。
　　
　　反思
　　李鸿章来到北京后，随即便与庆亲王奕劻开始拜访各国使节，提出停战议和。各国因为尚未就制裁中国的条件达成一致，而对此严加拒绝。
　　最先，甚至两位代表的资格，都不被承认。俄国因与日本在东亚的利益冲突，首先反对被日本“保护”的奕劻的代表资格，而深知俄国心思的英国，又竭力反对俄国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
　　德国对于李鸿章提出的议和建议反应最为激烈。德国人以克林德被杀一事大做文章，强行为瓦德西谋取了联军总司令一职。这位未曾与义和团、清军作战，联军攻破北京后才迟迟赶来的总司令，一入北京，便住进了中南海仪鸾殿，不久之前这里还是大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寝宫。李鸿章求见时，瓦德西态度强硬，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理睬李鸿章、奕劻，根本没有议和的意思。他继续派出联军向四面进攻，控制了西至山西、东至山海关、北至张家口、南至正定的直隶广大区域，并不时放言要渡过黄河攻击流亡的清廷。
　　对此，李鸿章毫无办法，一向傲慢的他，也只能忍受着这样的屈辱，继续斡旋。而外交的屈辱，对于这位大清最有能耐的人而言，已经有了太多痛切的记忆与感受。
　　曾几何时，他一生的功业就是由于外交而败坏无遗。1895年春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几乎一夜之间，他便被视为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对其抨击铺天盖地。他说：“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
　　李鸿章由日本回国后，随即被解除权柄，虽说在京“入阁办事”，实则是“不办事也”。那年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内，门庭冷落，索性便杜门谢客。那段日子，李鸿章每天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便服贴水一盅。然后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
　　然而这种悠闲的生活，却依然令李鸿章郁郁寡欢，“每盱衡时势”，便“抚膺太息”。一生忙碌的李鸿章，终于在古柏参天，老槐荫地的贤良寺内，有了一些时间来反思他的外交生涯。
　　那时，李鸿章常与他的幕僚吴永枯坐庭院，“肆意谈论”。洋务外交是他们时常谈论的话题，李鸿章认为，在敌强我弱、中外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在外交上只能采取与外国和好的方针，“外须和戎”“外敦和好”，遵守已定条约，竭力避免发生冲突。“中外交涉事件，惟有谨守约章”，列强才无隙可乘，方可争取时间变法自强。李鸿章深切体会到一个弱国外交家的艰难，颇有感触地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当然，弱国无外交，李鸿章无论怎样努力，不管采取多少纵横捭阖、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法，皆不可改变这种格局。况且他作为封建大吏拥有的“天朝上国”的先天观念，对近代国家外交诡谋的皮相之见，皆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往往如梁启超所说，是“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大多只能以丧权辱国的结果而告终。
　　五年之后，当李鸿章再次回到贤良寺，他又一次感到那种任人摆弄的屈辱，而且这次更为严重，面对的对手更加强大。这次，他一人要同时与十一个国家周旋。
　　
　　签约
　　11月13日，清廷第二次下谕惩办祸首，宣布载漪革爵职，与载勋一起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溥静、载滢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载濂闭门思过；载澜停全俸降一级调用；英年降二级调用；刚毅因病故免置议；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接见了李鸿章和奕劻，并允诺很快开议和谈。但各国认为处理祸首依然过轻，所以议和迟迟未有进展，直到一个多月后，各国作出适当让步，议和方才正式开始。
　　12月24日，因李鸿章患感冒，奕劻一人前往西班牙使馆，会见英、美、法、俄、德、意、日、奥、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一国公使，接受各国所定的《议和大纲》十二条。这一大纲即是后来《辛丑条约》的雏形，按此实行，中国的基本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将为各国牢牢控制。但已无力反对的清廷只得应准，三天后，清廷发谕称：“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也由此开始。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旨意与各国“磋磨”，力争“稍资补救”，然而列强态度强硬，寸步不让。
　　在这场漫长而无望的交涉里，李鸿章的努力只是徒然损耗着他日益衰竭的精力。
　　阻碍和谈进展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列强认为清政府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不得已清廷于1901年2月13日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次日又下诏，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紧接着，又在2月21日，清廷第四次下诏，对于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终于使各国满意，扫除了签约的最大障碍。
　　接着，双方就赔款问题开始谈判。列强按照每个中国人人均一两的设计，提出了四亿五千万两的赔款数额，以盐课、厘金、常关税、漕折作抵。而且进一步恐吓清政府，不满足即不退兵，中国要多付兵费。清廷屈服，于5月表示接受此数。此后，各项谈判进展加快，在停止文武科举考试、惩处地方官员、禁售军火等问题上，经向列强乞求和讨价还价，也相继成议。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与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它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件条约。这一次虽未有割地的惩罚，但是该约所规定的驻军及使馆区制度，将中国的心脏部位置于列强的军事控制之下。至此，清末的不平等条约发展到它的高峰，其后，虽然有些调整、变化，但大的内容和框架已经完全确定。
　　《辛丑条约》连同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列强所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像一条条锁链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方面层层绑定，彻底将中国套牢在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谢幕
　　当初，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时，前来送行的南海县令裴景福问到此去前景如何，李鸿章说：“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涕出如縻，听者怆然。
　　的确，为签订和约，李鸿章竭尽了他全部的力气。自1900年底，他便开始患病，转年7月，病情加重，已不能视事。9月7日，签字当天，他不遵医生嘱托，坚持参加签约。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吐血。11月6日，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第二天，俄国公使还赶到李鸿章床前，逼他在中俄交收条约上画押未逞。
　　俄使走后，他的老部下周馥见李鸿章“目犹瞠视不暝”，便哭着说：“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手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李鸿章忽目张口动，欲语泪流。周馥将其眼睛抹上，随即瞑目。李鸿章带着无限的憾事黯然而去。
　　在他去世40天后，梁启超对其评价道：“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不得隐忍将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
　　如果说《辛丑条约》的空前屈辱及李鸿章的悲凉离世，宣告了旧外交的惨败与终结的话，那么亦是从辛丑开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也标志了在内外交困的时代，在李鸿章的经验教训里，近代外交正酝酿着又一次艰难启程。

　　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在人们迫切的期盼中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到法国出席巴黎和会。
　　他婉拒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同船赴法的友好邀请，比威尔逊提前9天登程，会前的巴黎有很多事在等着他。
　　其实，早在年初一战结束前，顾维钧已在中国驻美公使馆成立了专门研究战后和会问题的小组。他认为这是中国收回失去权益的难得机遇，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谋求公平待遇的一次机会。
　　
　　理想
　　接到巴黎和会中国代表的委任后，顾维钧遵北京训令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美国支持中国对和会的诸多希望，如：一、今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二、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应受到签约国之尊重；三、1900年义和拳之乱所致《辛丑条约》即使不完全废除，也应修正等。
　　顾维钧没有遵命立即赴法，他的想法是尽可能多地了解到美国的态度，他找到美国国务卿蓝辛，并得到蓝辛的保证，对中国备忘录之希望美国是同情的。为了得到威尔逊总统的支持，第二天，顾维钧就进白宫当面向他求证了美国的态度。
　　威尔逊的“十四项原则”中含有战胜国不能要求割地赔款、废除秘密外交等条款。威尔逊本人对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联盟”，创立新秩序这一点非常珍视，希望中国在和会上支持他建立国际联盟的提议。
　　此时，在顾维钧的祖国，打了四年三个月的一战停战消息传来，全国放假三天，六万名主要由教师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上街欢庆。北京民众推倒十七年前给义和团运动中被刺身亡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碑，竖起了一块“公理战胜”四字新碑。报章上登满了民主战胜专制的文章。
　　全世界都对威尔逊设计的理想世界拭目观望，尤其是他提出的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深得人心。北大教授陈独秀还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顾维钧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是什么：自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十一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以后，中国再次面对列强进行的谈判。不同的是，中国这次是作为战胜国，和列强站在一排；外交官不再是处于78岁残年、运用中国古老计谋给晚清处理后事的李鸿章，而是像他一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法学、哲学博士或硕士。这一有着西学背景的职业化外交群体，第一次把中国的外交形象带给一战后重整秩序的世界。
　　12月，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对记者们许诺：解决与列强的关系，废除治外法权，享有更多关税和铁路控制权以及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对于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外交态度明确：对有约国，中国要求修约；对战败之德、奥，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条约；对无约及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订约。（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中国，希望通过这次由战胜国主导的会议，能够扬眉吐气地站在胜利者的一方，摆脱不平等条约，与世界平等交往。
　　
　　落差
　　1919年1月11日下午，巴黎，吕特蒂旅馆。
　　陆征祥到达巴黎的当天，听到一个坏消息：只给中国两个代表席位。
　　赴法之前，他请了至少四位全权代表。在他以及他的政府看来，堂堂四亿之众、占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且曾派十万劳工赴法挖战壕，对胜利作出了贡献，理所应当列入第一类有五个名额的国家。
　　陆征祥自己是第一代表，他安排南方代表王正廷任第二代表，施肇基任第三代表，顾维钧任第四代表，魏宸祖任第五代表。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王正廷代表南方，按此排序，中国南北方都可入席。这个排序立即被北京否定。北洋政府的排序，把顾维钧排在陆征祥之后，列为第二代表。因为考虑到多病的陆征祥不能参加会议时，南方代表王正廷无法代表中国政府，所以将与美国政要关系良好的驻美公使排在王正廷前面。
　　驻美公使顾维钧被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称为最杰出的毕业生，博士论文尚未完成，即被唐绍仪推荐就任总统府和国务院英文秘书。1915年春，年仅27岁的顾维钧抱病撰文揭露日方威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引起国际反响，迫使日方有所收敛。鉴于他的外交才干，1916年，母校哥大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
　　在“一战”问题上，正是顾维钧于1917年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北京将顾维钧代表排名升至第二位理由充分，然而，在复杂的国内南北争斗背景下，这种排名给代表团内部合作和工作埋下了隐患。
　　
　　亮相
　　带着对世界和平巨大向往和突如其来的落差，中国代表团准备着顾维钧列出的包括“二十一条”和山东问题在内的七项提交和会讨论的计划书。
　　出乎意料的是，山东问题突然被安排在“十人会”上发言时，几位代表竟你推我挡，无人上前，最终最年轻的顾维钧承担了此任。27日下午，顾维钧和陆征祥拜访了威尔逊，陆征祥只礼节性地交谈几句，对美事务完全交给了顾维钧。顾维钧向威尔逊表明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山东的立场，并解释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使其一旦成为外国势力范围何其危险。威尔逊态度明朗地表示支持。
　　第二天，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要求和会归还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大战前所占有的其他一切权利。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原则，中国有权要求山东主权的归还。他举出强有力的国际法论点，质疑日本取得山东权益的法律依据。
　　蓝辛的会议记录是：“顾的论点完全压倒了日本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评论顾维钧：“顾之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
　　顾维钧的辩词出现在《费加罗报》等欧洲媒体上，他的才华和形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位年轻的中国人一扫西方世界对留辫子中国男人的陈旧印象——他身着欧洲宫廷礼服、能用英文和法文准确地表达他的思想，他举止得体、态度温和但话锋尖锐。尤其是他的那句“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没有山东，正如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中饱满的人文情怀，唤醒了普通西方人对中国的同情。
　　此后几天，所有消息都是乐观的。中国代表团趁热打铁，又将由顾维钧起草的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提交和会，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支持。随后中国代表团又向和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山东问题的解决似乎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对山东问题乐观起来。
　　
　　内争
　　当天晚上，代表们聚在顾维钧的住处讨论声明总纲、整理作为附件的中日协定。就在查找中日协定的原文档案时，顾维钧发现一只装着中国政府就山东问题与日本所签密约、随陆征祥从北京途经日本、美国的公文递送箱不见了。这只还装着满、鲁、蒙、藏问题绝密原件箱子的丢失，就像一个不祥之兆。
　　随后，顾维钧多次要求北京把和会前几个月中日缔结的协定和换文发到巴黎，收到的却是不完全电文。对于政府如此艰难的配合，王正廷和施肇基认为，这是北京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想让代表获悉全部协定。事实上，多次催要后，代表团还是没有收到中日合办铁路协定和参战借款协定。
　　日本出手很快。2月2日，北洋政府即受到日本的压力，外交次长陈篆告诉日本公使小幡，顾维钧在“十人会”上的发言，纯属王顾二人擅自行动。并说，“大总统注重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代表等勿得过于激烈。”这番话激起全国舆论激愤，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要和会代表“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从巴黎到华盛顿:未能解开的绳索字数：2986 字号:大中小　　一周后，“十人会”和美英等各主要代表团都收到了书面声明的正副本，这些用缎带包装得如礼品般的精致文件，由顾维钧一个人带着他住所的管家连夜打理出来，他是一个非常顾及礼仪表达的人，他的同事中没有第二个人精通此道——通过一份文件来表达对外交礼仪的尊重。
　　中国代表团在随后的日子里，总能从各种会面和谈话中得到鼓舞，所有人都告诉代表们，至少在辩论上已经获胜。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助战巴黎，他们都认为中国此案必胜。
　　顾维钧正在准备他那七项表达中国迫切要求的备忘录。陆征祥突然消失，中国有消息说，梁启超将接替陆的团长职务。梁的身份，使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对此传闻将信将疑，他是总统徐世昌的顾问，又是反对南方的进步党领袖。
　　3月中旬，不辞而别的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此番归来，他又多了一个代表团总裁的头衔，并且有权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主决断。
　　顾维钧在5月的一个平静的清晨，收到一封上海来信：《字林西报》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政论。论文的缘起，竟是顾维钧“为求与北京的亲日派建立友谊，已和曹汝霖的女儿订婚。”政论大声疾呼：“中国何其悲哉，值此危急之秋，适逢国际间胜利在望，而国家赖之共济时艰的最卓越外交家之一，却与亲日派联盟，与曹小姐订婚，转而反对国家之利益。”
　　这则消息对国人和顾维钧都不啻晴天霹雳，不仅引起国内强烈的激愤，在代表团内部也引起了相互猜疑。
　　订婚，是王正廷从巴黎传给广州的谣言。
　　广州军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的争斗，是这起乌龙事件的背景。即使在南北内部，同样是关系复杂。顾维钧在美国时，代表南方发表正式声明的郭泰祺和陈友仁就告诉他，王正廷只是北方政府委任的谈判代表，他俩才真正是南方军政府派出的代表。到巴黎观察和会的汪精卫和伍朝枢也证实了南方军政府也不承认王正廷是他们的代表。
　　南北各自为政、代表委任无法服众，这就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出卖
　　4月再度讨论山东问题时，风云突变。
　　顾维钧在英美法日组成的“四人会”上获知，战争前英法与日本都早有密约。
　　美国因与日本在远东有争执，开始时要求日本归还山东，日本代表声称胶州湾应当别论，并以退出和会、绝不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相胁。此时，日本已得到国内训令，山东问题不能满足，就拒约。
　　时任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顾问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观察到，意大利因得不到阜姆港愤然退出后，最高会议很担心日本的退出威胁，这给日本的强硬带来了希望。中国正在希冀世界格局能有新架构，却再次被牺牲——这个虚弱而肥美的躯体，为了争取民族自决和国家利益，壁立千仞地站到了所有殖民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蓝辛抱怨此时的巴黎是“自私的物质主义，无视显而易见的事实”，他愤懑地诘问：“美国的理想主义必须屈服于这个旧时代的恶魔吗？”
　　顾维钧再次否认武力逼迫下的条约有效，他警告最高会议：目前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与西方合作。但如果调停人没有公正公平地对待中国，他们就可能转向日本。他说，摆脱不平等条约意义重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是要保证远东地区半个世纪的和平还是在十年内继续战争。这番争取并未奏效，但他的外交努力赢得了人们的钦佩。（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大国的博弈：改变世界的180天》）
　　
　　拒约
　　4月30日，美英法三巨头会议，不顾中国代表抗议，决定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第二天，北京《晨报》发表了北京政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林长民文章，该文沉痛叹息“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拒签对德和约”等口号。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慷慨陈词：“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
　　“五四”次日，国务院致电陆征祥“来电所述日本要求于和约内列一条，将青岛问题由德交日自由处置，此事在我国坚持到底，断难承认，如果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务希照此办理。”
　　5月6日，巴黎和会正式向协约国公布对德和约，陆征祥当即提出抗议。顾维钧主张保留声明，他认为：“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此后到签约日的三天里，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几个大国代表面前，坚持讨论修改方案，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同情中国，但对“十人会”改变山东方案，表示怀疑。
　　陆征祥既怕拒约冒犯列强，还担心日本进而采取军事行动。考虑到五四运动对当下中国的影响，他在5月14日给政府的电报中说“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不久他就接到电令，要他签约，在推荐由别人来签未被获准之后，“旧病骤发”住进了医院。
　　顾维钧再次被推到前台。他对波兰外长贝克说，“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顾维钧努力争取给中国保留弱者的尊严时，徐世昌命令中国代表团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电报到了。北洋政府斟酌来去，于5月24日由国务院致电各省：“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段祺瑞于24日致电各省军政官员，敦促各地支持政府签约，要求各地维持治安“赞襄政府”，25日徐世昌下达命令：禁止游行、演说、集会，不服制止者，即行逮捕。
　　然而，工人和商界也加入运动行列，冲破政府几层防线，震动了北洋政府的统治。游行者的宣言上写着：“这是中国生死搏斗的最后一次机会”。广东军政府也致电北京：“国脉主权所关”“如果谬然承认，则前此举国呼号拒绝签约之功，隳于一旦”。
　　6月10日，徐世昌被迫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接着钱能训内阁倒台，总统徐世昌向众参两院提出辞呈。
　　中国政局因巴黎和会及“五四”带来的震荡变得更为复杂。国会坚决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对政府签约的主张，表示绝不承认。
　　和会签约的前一天，顾维钧向法国外长毕勋声明，中国签字的话，不会承认山东条款，同时还要将此声明记录在案，被毕勋断然否定。这天，他接到的北京训令依旧是“签字”。
　　是夜，一辆汽车开进圣•克卢德医院，顾维钧向陆征祥报告了各大国对中国策略的否决。当顾维钧递来拒约声明时，陆征祥毫不迟疑地签了字。
　　6月28日，和会的签字日。
　　签字前的最后一刻，顾维钧再次提出保留声明的要求，得到的答复是：无法接受。
　　此刻，顾维钧已清楚“中国无路可走，只有断然拒签”——这一天他“又生气又沮丧，愤慨这一拒约使得寻求妥协的种种方法均告失败”。巴黎和会，对德和约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的两把椅子，空着。是日，主张拒约的吴佩孚给徐世昌发电称赞：“亦见我国外交尚有人也！”

　　为了与中国建立联系，改变孤立无援的处境，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表示苏俄政府“将从前俄国与日本与中国与从前联盟各国所订立之一切秘密条约，概行作废。”
　　1920年9月27日，苏俄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
　　经过几轮谈判后，双方一直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23年9月2日，苏联政府新任全权代表、前副外交人民委员、苏俄两次对华宣言的签署者加拉罕抵达北京。但中苏双方代表虽已多次接触和会谈，却仍因相互承认问题而无法展开正式交涉。加拉罕坚持先恢复两国间正常关系，承认其外交全权代表身份，再谈其他；王正廷坚持先由中俄交涉事宜督办公署谈妥其他一切问题，再来考虑恢复两国正常关系问题。
　　1924年2月，英国和意大利先后承认苏联，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国内要求及早承认苏联的呼声愈高。因此，北京政府决定接受加拉罕先承认后开会解决两国间悬案的建议。在10天之内，双方谈判20次，最终取得苏联代表的某种让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于5月31日在外交部正式签字。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明确取消了俄国在华条约特权，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租界、和协定关税等特权。该条约订立后，“全国民众莫不对俄表示同情，使二百余年来帝国侵略中国所生之仇恨涣然冰释。”

　　“修约”
　　在1919年巴黎和会、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北京政府曾经两度向列强提出修约要求，但均未受到重视，只得到“口惠而实不至”的敷衍。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人对于废止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愈加强烈，北京外交部深感如果不及时打破修约困局，恐怕会酿成一场社会骚乱。
　　穷则思变，加之彼时南方国民党政府外交趋于激进，已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写入党纲，易于打动人心。北京政府决心舍弃向列强同时提议修约的做法，采取“到期修约”的方针，即利用个别条约将届期满或届修改的时机，向各国约商修改。
　　恰恰1926年到期的中外条约有《中法越南通商章程》《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中比和好通商行船条约》。经过权衡比较，外交部认为比利时兵力较弱，国力不强，且在华利益颇大，故容易迫其就范，于是将《中比条约》锁定为“到期修约”的试金石。
　　1926年10月，中比又届期满修约之时。如何合情合法地废除旧约，挽回国权，便成为中国职业外交官们集体攻关的一道难题。
　　充任废约交涉急先锋的是驻比大使王景岐。王景岐1900年赴法国研习政治，3年后回国任京汉铁路秘书。1908年又留学法国，入巴黎政治大学，兼驻法使馆翻译。两年后再入英国牛津大学，专攻国际法。1922年，王氏出任驻比全权大使。早在上任伊始，王便多次建议外交部认真研究废约事宜。五卅惨案后，王氏根据政府授意，向比利时各界表明中国即将修约之意，并发动在比华侨，营造海外废约之声势。
　　然而，1926年的北京政局，却动荡不堪。4月，冯玉祥逼迫段祺瑞下野，北京政府陷入体制残缺、群龙无首的境地。比利时大使华洛思便以中国没有政府为借口，除非政局稳定，否则不考虑修约事宜。8月4日，比利时更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一个月内提出令其满意的《临时办法》，否则把中比交涉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判。
　　内战纷乱，外扰紧逼，北京政府的外交官们不免露出畏难之态。据《颜惠庆日记》载，前外长蔡廷干“预备把问题拖延一下”，国际法专家王宠惠则认为中比交涉一旦进入海牙法庭裁判阶段，中方并无胜算，故“一直担心叫他去法院”，而在9月15日外交部的条约讨论会上，时任外长的王荫泰居然声称较之比利时，“与法国及日本打交道气量要大些”。
　　眼瞅着10月就要到了，修约之议却已滑入夭折的边缘。
　　
　　摊牌
　　就在这时，顾维钧站了出来。10月5日，顾以总理身份出面组阁，并兼任外长。甫一就任，他便坐在了火山口上。
　　为了打破僵局，顾维钧数度召集国务会议，商讨方案。值此关键时刻，部分外交官依然不作为，如顾请颜惠庆担任条约修改委员会副主任之职，颜“借口自己要出国而婉辞了”。顾并未受影响，而是仔细研究条文，建议在旧约期满之后，应有一暂时协定，基本按照旧约条款行事。不过六个月之后，如果新约尚未缔结，暂行协定即宣告失效，中国将依据国际法原则对待在华比利时侨民与处理同比利时的整个关系。这实际上是对比利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23日，顾同华洛思进行磋商，双方争执极其激烈，焦点在于中方强调旧约不能无限期延长，比方认为旧约必须继续有效至新约成立之日。面对华洛思缺乏诚意的表现，顾维钧不再忍让。11月1日，他向报界发布声明，坚持解约原则。并且表示：
　　当先由国际常轨，尽力向和平途径做去，若和平途径穷尽，再行别谋办法，庶可邀世人共谅。
　　距离摊牌只有一步之遥。
　　全国各界已是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废约。张学良于27日通电全国，“主张立刻废止比约”；同日，留学生在布鲁塞尔举行示威，并将证券交易所门前交通阻断，比警察强行镇压，30名学生被捕；29日，东南五省要人孙传芳、陈陶怡、萨镇冰等联名致电，“请中央宣布废止中比条约”。
　　身为外长，顾维钧又一次处于风口浪尖，饱受批评。上海商界联合责问他“往返协商，密不宣布，国人责难，置若罔闻，似此因循误国，总长难辞其咎”。报纸则痛骂其“丧权媚外”“欺骗国民”。
　　诸多指责，虽大半为“善意的误解”，也是一种有力的鞭策。顾维钧清醒地明白：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已无路可退。11月5日晚上，顾通宵达旦，彻夜笔耕，向张作霖呈上一份报告，并附有说明谈判原委和终止旧约理由的总统法令草稿，和一份处理中比关系及保护在华比利时侨民所应遵循的规定的声明。
　　11月6日，张作霖发布了终止1865年中比条约的法令。同日，外交部公布《中比条约交涉终止宣言》，声明像中比之间的这种条约，“滋生误会常起事端”。如果“一意欲加保存置根本情形之变更及近代国际思想与生活之进展于不顾，自不啻抹杀历史及其教训”。
　　从修约终走向废约，北洋政府的举动充分体现了国民外交的力量。这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比利时受打击最大，“实出意料之外，大有惊惶失措之势”。伦敦的外交家们“闻之大为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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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6 00:14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革命外交”
　　1926年5月，陈友仁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首次提出“革命外交”的口号。指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
　　具体到执行层面，陈友仁认为“革命外交”包括四项内容和一种手段：一是“更正不平等条约，并缔结以平等为原则之新约以代替之”，这被他视为“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主要目的”，也是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孙中山遗嘱中“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落实；二是重开关税会议，坚持关税自主；三是矫正列强滥用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四是恢复中国对租界和租借地的行政权。此外，与列强交涉采用强硬手段，绝不妥协退让。
　　显然，他收回租界的想法早已有之。
　　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奥宣战，顺理成章地收回了汉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奥租界。1924年，经过多轮交涉，苏联宣布放弃沙皇俄国在华租界。对于中国来说，剩下最难啃的就是英国。英国是近代最早侵华的国家，也是列强在华的“带头大哥”，一旦由此突破，政治影响力大，有助于推动租界问题的解决。
　　陈友仁知道，汉口是《天津条约》迫使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3月，英国以上海租界为样板，与湖北布政使签署条约，在汉口设立租界。汉口是九省通衢，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旦收回这里的租界，其积极影响不可低估。同时，英租界在汉口的存在，对于同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是个威胁。因此必须收回。
　　“一•三惨案”发生后，恰在汉口出席中国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的陈友仁紧急约见英国驻汉口领事，限令英国水兵迅速撤回舰上。局面复杂，但他异常清醒：与民意汹汹的中方相比，英方面临更大的被动：既要保护租界，又要保护侨民，两种诉求难以兼顾。陈友仁坚信，自己有压倒英方的胜算和勇气。
　　
　　舌战
　　对于这场中英交涉，陈友仁之子陈丕士记述了一段对白：
　　“陈先生，如果你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你们应该能够为武汉的英国人的生命财产提供保护。”
　　“我们的政府是文明的政府，是中国人民的政府。正如你所知道的。当中国人身穿丝绸时，恐怕英国人只不过身体涂着蓝颜色，到处乱跑。至于说到保护，显然你们已经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了，因为你们已采取措施来保护你们的国民。中国国民政府再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这样做，可能导致混乱和适得其反的效果。”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已经命令你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了，而且在租界周围设置路障站岗；那些哨兵还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按中国人民的看法，这是用一种野蛮的方式来处理事情。所以我说，你们已负责来保护你们自己的国民及其财产了。”
　　“但是，你们也有军警驻在租界的边界上。”
　　“当然，但他们在那儿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公民免遭你们的刺刀杀害。”
　　“那么你的意见呢？陈先生。”
　　“撤走你们的海军陆战队，命令你们的水兵返回军舰。”
　　这或许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扬眉吐气的瞬间。陈友仁步步为营、据理力争，按照他的计划主导中英交涉的方向。
　　在刘少奇、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的号召下，租界附近集结的群众越来越多。英军见势不妙，连夜撤离。对此，陈友仁曾说：“我们虚张声势就把他们吓跑了。”
　　1月4日，码头上，满是等待撤离的英国侨民，场面混乱；租界里，英国的公司洋行纷纷关门歇业，死一般的寂静；汉口总商会院内，武汉各界团体代表齐集一堂，提出抗议、赔偿、惩凶、撤军、道歉和交接租界等八项对英办法，并以此请愿。
　　冲进租界的群众越来越多，巡捕和公务人员大多作鸟兽散，工部局难以招架，只好请中方出面维持。于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群进驻英租界巡捕房，武汉卫戍司令部和工人纠察队分别接管了英租界的防务和治安，三个连的国民革命军开进租界。这是六十多年来，中国军队首次踏上汉口英租界的土地。然而，要真正实现对汉口英租界的收回，还须得到中英双方的法理承认，即签订条约。
　　1月12日，英国驻华使馆参赞、谈判代表欧玛利一行抵达武汉，开始与陈友仁举行会谈。一上来，欧玛利就要求中方退还汉口租界，恢复到“一•三惨案”前的状态，以此作为谈下去的前提。陈友仁答道：“如此办法，必致引起较现在更险恶之局势。现在双方之交涉，只可以现在之新状况为根据。”也就是说，现在要谈的，只是对中方收回英租界的法律确认。
　　尽管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态度与欧玛利一样强硬，但他得到的英国政府的指令，却是同意以“一•三惨案”的状态作为谈判的前提，力图用这样的让步，换取对英国人在汉口财产、产业和既得利益的保护。于是，谈判从14日正式开始。
　　对于英租界的前途问题，陈友仁提出效仿北伐军对德、俄两国租界的处理方式，改为市辖特别区。欧玛利傲慢地认为，陈友仁只是地方政府的代表，协商细节问题找总领事即可；原则性问题等大事要待“将来有正式政府时办理”。他甚至提议将英租界改为公共租界，允许中国参与租界内的行政权和警权。陈友仁当即驳斥道：“中国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乃最高临时权力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国事政事，怎能说是地方一政府呢？”
　　为争取国际同情，孤立英国当局，陈友仁发表对外宣言称：“虽然国民政府之意见以为，欲脱离外人帝国主义之羁轭，初不须民族主义之中国与列强从事武力之战争，故国民政府深望以谈判及协议之手续，解决中国与列强间一切之问题……本政府愿单独与任何列强开始谈判，讨论修改两国条约及其他附属之问题，但此项谈判，须根据经济平等之原则及彼此主权互相尊重之权利。”
　　中方的严正立场，迫使英方接受改英租界为“市辖特别区”的动议。经过16轮谈判，至1月底，原则性问题谈定，开始协商技术性问题。
　　
　　战争边缘
　　就在双方磋商行将就绪之际，英国外相张伯伦突然宣布：英国政府决定调兵1.2万名，以“中国远征队”的名义前往上海，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远东的国际秩序”。同时照会美、法、日等国配合行动。
　　面对远东战云，中方指出，英方对上海的军事集结，只能是“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勒迫之行为”。陈友仁对欧玛利表示，只要英国不停止对华军事威胁，中方就不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协议上签字。
　　英国政府原本计划，一面用《备忘录》承诺修改英国在华特权，稳住国民政府，一面联合美、法统一行动，威逼中方就范。然而，陈友仁采取“单独对英”的外交策略，暂不刺激其他列强，减轻了外交压力。张伯伦的声明非但没能让中方让步，国际舆论反而同情中国，就连英国朝野也反对出兵。
　　更让张伯伦泄气的是，美、法、日等国担心中国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的烈火烧到自己的租界内，特别是影响到上海的租界，因而对英国的提议并不积极。日本明确表示，其在华驻军，“只敷自保，爱莫能助”；美国也“不欲将现在反英之憎恶，移于美国身上”，反对武装干涉。
　　而在英国军方，英国海军司令巴顿曾在“一•三事件”后到汉口考察。他发现此时的长江汉口段正值低水位期，英国海军陆战队一旦登陆，必须经过很长的一片开阔地，直接暴露在北伐军的射界内，他可不想冒这个险，只能承认，这个季节，“海军不可能收复汉口”。
　　全是坏消息。2月10日，张伯伦被迫做出让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中，同意将租界交由工部局，仿德租界处理办法，正式交与中英市政董事会，并削减登陆上海的英军数量。19日，陈友仁做出积极回应，同意恢复谈判，但要求登陆上海的英军立即撤走。这一表态，迫使欧玛利于当天下午主动登门，承诺抵沪英军即将撤走。
　　同日，陈友仁与欧玛利正式签署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其中规定：解散英租界工部局，将租界内的行政事务交由中方市政机关。3月5日，国民政府汉口第二特别区市政局成立，正式接管英租界的行政事务。至此，汉口英租界的收回，通过法律形式巩固下来。
　　无独有偶，九江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1927年1月6日下午，九江码头，英籍税务司的太太雇佣华工搬运行李上船。就在当日，北伐军业已占领的九江正举行罢工活动和市民大会，声援汉口人民收回英租界的壮举。因此，工人纠察队员吴宜三见状，认为华工这么做破坏了罢工行动，上前制止。英国太太不悦，先是与之发生口角，见占不到便宜，就招呼附近的英军水兵登岸，殴打工人纠察队员。吴宜三被打得“当即昏去，受伤甚重”。
　　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不许洋人打中国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此时，十几个英军水兵仗着手里有枪棒，围殴工人，致伤数人。围观群众被这一丑陋行径激怒了，呼喊着“反对英兵在九江杀人”“打倒英帝国主义”“冲进洋街去”的口号，不顾英军的威吓，在北伐军九江驻军的掩护下，手持扁担、棍棒，拆除铁丝网，撞开大铁门，纷纷拥进英租界。印度巡捕和英国军警见势不妙，纷纷作鸟兽散，与汉口英租界如出一辙。
　　两天后，北伐军强行接管了九江英租界。经过外交努力，就在签署《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的第二天，陈友仁又与欧玛利签署了《收回九江英租界之协定》，将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的成果法律化。3月24日，镇江商会接收了当地英租界工部局。1929年11月，英方正式向中国政府交还镇江英租界。
　　这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重大胜利；这是陈友仁外交生涯的一段美好时光，时人称之为“陈友仁时代”。
　　
　　“陈友仁时代”的终结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群众的革命热情迅速转化为排外情绪，外国领事馆和外侨住宅遭到洗劫。英美军舰云集南京江面，开炮报复，酿成惨案。由于出错在先，武汉国民政府无法理直气壮地采用“革命外交”手段，重演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豪迈，反而犹豫不决，束手无策。陈友仁茫然了。
　　“革命外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自决”思潮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产物，更带有中国人面对“弱国无外交”悲剧性局面的反弹情绪。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外交”逐步收回国家主权的成功案例。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典型的靠革命方式推进外交交涉的突破性成果，中国人确实尝到了甜头。
　　然而，“革命外交”只能是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短期行为。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既有弱肉强食，又有基本规则，单凭群众运动，很可能干扰正常的外事交涉，甚至导致局面失控。
　　作为职业外交家，陈友仁在极力推进“革命外交”的同时，不可能不立足现实。或许，他理想的外交手段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革命外交”与“现实外交”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然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渴望自由的民情，给他回旋的空间太小了。要么“革命”，不见容于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权威的利益考量；要么“温和”，则易被舆论视为卖国。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随后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陈友仁既不愿革命给外交工作添乱，又不敢触犯众怒，在东征讨蒋的争论中，他选择了沉默。
　　不久，武汉“清共”，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陈友仁告别武汉，随宋庆龄秘密登船，辗转前往苏联，投身反蒋运动，直至去世。陈友仁外交时代随之终结。

　　繁华喧闹的南京中山北路上，云集了国民政府几乎所有重要部门。而不远处的萨家湾，闹中取静。不少高官把寓所安在这里，既方便上班，又坐享愉悦。外交部长王正廷也不例外。
　　1928年12月13日，这里的宁静被一阵喧闹撕碎了。
　　数以千计的民众高举反日标语，高呼反日口号，浩浩荡荡开进萨家湾，群情汹汹，矛头直指外交部及其掌门人王正廷。这是首都反日会组织的反日市民大会。本来是请愿的，但人数太多，情绪失控。一些人冲进王正廷的寓所，一通乱砸。汽车被毁，军警受伤，一片狼藉。
　　所幸，王正廷人在上海，逃过一劫。
　　这些天，为了了结济南惨案善后，重订中日关税条约，王正廷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唇枪舌剑，焦头烂额，据理力争，坚守底线，谈判陷入僵局。
　　王正廷的强硬表现，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为何会招致民众如此激烈的抗议，甚至背负了寓所被毁，有家难回的耻辱呢？谈判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暗流在涌动呢？
　　
　　为什么是王正廷
　　1912年，上海军政府。
　　这是王正廷初次见到蒋介石。彼时，王正廷是湖北军政府外交司司长，前来拜会沪军都督陈其美。蒋介石还只是沪军第五团团长、陈其美的盟弟。由于同是浙江奉化人，陈其美请他多多关照蒋介石。王正廷点了点头，没当回事。他不知道，蒋介石刚刚刺杀了光复会元老陶成章。
　　1917年，广州护法军政府。
　　即将赴美的特任外长王正廷向孙中山辞行，又遇见了蒋介石。在攀谈中，王正廷获悉，此时的蒋介石，只是孙中山麾下的小参谋。
　　此后的十年，王正廷三任北洋政府外长，当过巴黎和会中方全权代表，主持过中日交收胶澳。蒋介石则平步青云，直至北伐军总司令。
　　1927年，两人再度相遇。在蒋介石的盛情邀请下，王正廷办了三件事：一是私下接触各国驻沪领事团，力求“友邦谅解”；二是联络冯玉祥，从中斡旋，促成蒋冯联手；三是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当证婚人。从此，王正廷成了蒋的铁杆拥趸。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京津，北洋政府垮台，二次北伐成功。可对于蒋介石，外交困境是他的最大心病。
　　就在一个月前，为阻止北伐军取道山东统一全国，日本在济南挑起事端，袭击北伐军驻军，杀害国民政府官员，并在城内焚掠屠杀。为保北伐告成，力避日本干涉，在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撤出济南，绕道北伐。这种息事宁人、屈辱忍让的做法，不仅招致民众不满，连党内政敌也口诛笔伐。要消弭国内舆论的指责，强化其继承孙中山遗志的正统性，蒋介石必须在外交政策里注入更多的革命因素，既要装点门面，更能办点实事。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面临着党内山头和地方实力派的挑战，急需列强支持，以改善国际观瞻，巩固新政权。为此，他不惜抛弃大革命时期已成势的“攻势外交”，转而施展温和外交。蒋介石曾幻想中日合作。然而，济南惨案使他梦想破灭，转而属意于英美。
　　黄郛引咎辞职，谁来接掌民国外交？在他看来，王正廷既与“美国比较接近”，又与日本打过交道，经验丰富；其“于铁拳之外，罩上一层橡皮”的外交主张，既有革命外交的影子，又与温和外交异曲同工。与此同时，国内著名的职业外交家，要么如陈友仁，因政见不合，寓居苏联，要么如顾维钧，跟错了人，流亡欧陆，要么如蒋作宾，公干在身，出使德奥。历史选择了王正廷。
　　于是，就在攻占京津之后不久，王正廷正式入主外交部。
　　
　　关税谈判：在革命与现实之间
　　1928年6月15日，新外长王正廷代表南京政府发表了对外宣言：“中国八十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此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会，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
　　7月7日，他又以外交部名义宣布了废除旧约，重订新约的三项原则：已届满期之条约，当然废止，另定新约；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当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定之；旧约满期而新约未定者，另定临时办法而处理一切。以改订新约的方式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他的中心任务。
　　以哪里为突破口呢？
　　王正廷很清楚，南京政府之所以四面受敌而不倒，是靠江浙财阀和上海青帮的鼎力相助。但财政危机依然困扰着这个新生政权。近在咫尺的上海，关税收入占全国五成。如能攥在手里，必将缓解财政危机。同时广东的李济深正在单独与列强交涉关税。英国甚至提出将关税收入分给地方政府“沾润”。这让蒋介石颇为担心。于是，加紧与列强进行关税交涉，尽快实现关税自主，既有收回国家主权，增加中央财力的目的，更有防止地方坐大的现实紧迫性。
　　“民族自决”逐渐成为一战之后的主流思潮的背景，中国人民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压力，使一些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做出了愿就恢复中国关税自主问题进行讨论的表态。此后，北洋政府与列强就这一问题多次磋商。王正廷也参与其间，并成为1925年关税特别会议的主席。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了“自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可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的决议，奠定了中国收回关税主权的法理基础。
　　无论从客观紧迫性，还是现实操作性看，收回关税主权都应一马当先。
　　一年来，王正廷与美方频繁接触，探听底细。他很清楚：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反对重订关税条约，得到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家的支持。然而美国在华侨民近万人，其中十分之一是传教士。各地教会纷纷致函白宫，敦促美国政府改善对华关系，以促进更多的中国人信教入会。教会的影响力，比起那些只认钞票的企业家大得多。
　　王正廷获悉，美国高层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浪潮心有余悸，担心“若不愿做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由于美国输入中国的产品以汽车、机器等高端产品为主，受众较少，提高关税税率不但影响不大，反而容易博得中国民众的好感。同时，美国政府打算力挺南京政府，以遏制日本独霸中国的势头，“稳定远东国际秩序”。因此，他相信，只要中方继续保持强硬，坚守关税自主的既有立场，一定会有良好收效。
　　果然，就在王正廷上任当月，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训令马克谟执行1927年10月商定的方案，通知中国“美国已准备同意将所有中美两国在此之前所签订及有效的各条约中，有关在华货物进出口的关税、退税、顺位税等的税率，自1927年1月1日或新条约生效后的4个月之后，依何者在后为期之日作废无效”。7月20日，仍在推诿的马克谟收到了凯洛格措词更严厉的训令：“除非我们立即行动，国民政府将迫使我们：一、谈判一个完整的新条约，既包括关税，也包括治外法权；二、在华盛顿而不是在北平进行谈判。”马克谟再不敢延宕，当即开启谈判大门。
　　7月25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北平签字。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钞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应适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惟缔约各国对于上述及有关系之事项，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差别。”美国成为首个与中国重订关税条约，废除协定关税，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西方国家。
　　这是王正廷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外交胜利。然而，这场胜利代价巨大。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同日，各国领馆和侨民住宅遭暴徒袭击。英美等国借口护侨，派兵舰炮轰南京下关，造成中国军民重大伤亡，史称“宁案”。武汉政府与英美列强针锋相对，而蒋介石主动承担责任，以博得列强的承认与支持。然而，南京方面的交涉遭到英方拒绝，反倒是美方态度积极，于次年3月与中方签署协定，中方承诺惩凶、道歉、赔偿，美方也对炮击南京的做法“深为抱歉”。中方在宁案问题上的妥协忍让，为中美关税谈判扫清了外围障碍。
　　1928年7月21日，中美关税谈判正式启动。马克谟曾担心，此前与北洋政府谈判时，顾维钧始终反对在实现关税自主之后，给予任何一国“最惠国待遇”，这导致双方始终谈不拢。马克谟甚至做了必要时适当让步的心理准备。同日，来京“巡视”的蒋介石，要王正廷授意宋子文主谈。惊讶之余，王正廷只得照办。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于美方的方案，宋子文几乎“均表赞同”。这让马克谟大感意外。原来，在“蒋总司令及其他数位中央要员的强力热心支持下”，中方回避了可能谈不拢的几个焦点，直奔“签约”而去。最终，中方虽然得到了关税主权，但给美方留下了“享受与他国平等待遇”的尾巴，中方的退让甚至超出了北洋政府的底线。美国实现了“人都有我也有，人都肯我才肯”的谈判初衷，巩固了其在华的经济特权。
　　王正廷终于明白：蒋介石要的是收回外交主权之名，而且是越快越好。作为外长，他想挽回，但无能为力。
　　不管怎么样，跟美国签约终归开了个好头。然而，英国的态度依旧强硬。
　　熟悉英国人秉性的王正廷认为，英方对宁案善后之所以冷漠，是要维护其在华老大的地位。要想迫其就范，必须与列强一家家单谈，借以孤立英国。
　　于是，中方甩开英国，分别与意大利和法国的驻沪领事交涉宁案善后，抓住意大利立场偏软的机会，派员赴罗马游说。恰巧此时，墨索里尼政府期望在欧洲对华关系上拔得头筹，双方一拍即合，迅速进入谈判阶段。
　　这一招果然奏效。美国率先签约，意大利签约在即，英国政府压力很大，不得不结束拖延，转向速决。8月9日，中英同时签署宁案协定，规定双方将派员重订关税条约。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德国、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法国、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重订了关税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法谈判宁案善后的过程中，法国代表梅里埃将同意开谈重订关税条约的时间定为“不久的将来”。为推倒这五个字，避免后遗症，王正廷等人斗争了两个月，终于“换上了另外五个字：最短的时间。虽然字仍旧是五个，意思天壤之别，完全不同了”。
　　在《中英关税条约》的签字仪式上，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还向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递交了国书。这是南京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接受外国公使递交的国书。那一天，蒋介石挣足了面子，夸奖王正廷能干。
　　不应忽略的是，这些新的关税条约全都“一体均沾”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里的“最惠国待遇”，维持了在华特权。当时舆论指责甚多，报端有评：“不订新约，中国有益无损，订新约，中国有百害无一利，比国卖空，中国则付出实利以买空。”然而，在蒋介石看来，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一场胜利，其在“精神上之安慰，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事实上，实现关税自主，绝不仅仅是一场精神上的胜利。它结束了80年来中国无权行使关税的局面。1929年，国民政府开始施行新税则，当年进口关税收入16701万元，比1927年增加11264万元，净增三倍多。到1937年，进口关税收入增至31268万元，比1929年又增长了近一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涨，夯实了其巩固政权、建设经济、改革币制的财力基础；同时，列强的廉价商品倾销得到控制，有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革命与现实之间，王正廷裹着前者的外衣，选择了后者。他的解释是，“此处委屈迁就而在彼处达到更大的政策目标”。这个目标是什么呢？是“外交胜利”的宣传效果，还是收回领事裁判权、租界和租借地？
　　只剩一个国家尚未就关税问题与中国谈判修约，那就是日本。
　　
　　对日交涉：耻辱
　　与日本的谈判，焦点在于济南惨案的善后。
　　蒋介石忍辱负重，绕道北伐，使日本发动济南惨案，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落了空。日方提出的善后处理条件苛刻而无理，被王正廷一口回绝。接踵而至的打击，令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气得两天没睡好，连蒋介石宴请各国驻华使节的招待会也拒绝出席。
　　就在济南惨案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方，声明1896年《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和1903年《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期满，将“根据平等相互之原则，商订新约”。新约未订前，将按“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成前之临时办法，宣布实行”。
　　不巧的是，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奉行对华强硬政策，不仅对中国单方面的废约行动不予承认，而且还将实行临时办法说成是“蔑视国际信义之暴举”。王正廷极为震怒，在复照中声明，新约未成之前，中方将坚决依照“临时办法”办理。王正廷还针对“暴举”一说，特意添了“往来公牍之中，竟有此外交文件素不经见之字样，本政府深为惋惜”的措词。
　　就在双方用照会唇枪舌剑的同时，王正廷借助其在日本国内的丰富人脉和活动能力，委派特使赴日，两次会见田中义一，并遍访各界要人，发表文章，办恳谈会，大造舆论。他了解到，日本政界有许多人认为，占领济南耗费巨资，收益甚微，激起中国反日浪潮，导致中日贸易衰退。田中内阁迫于压力，正在寻求退路。这犹如一颗定心丸，令他在面对记者提问时更加游刃有余，甚至表示要到国联大会上申诉。
　　王正廷的强硬与游说见效了。田中内阁不得不派出代表抵达南京，与王正廷举行会谈。不过，日方在撤兵问题上拒不松口，又坚决主张旧约延期十年，谈判陷入僵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正廷的公寓被砸，损失惨重。
　　是什么原因让抗议群众把所有怨气都撒在他一人身上呢？
　　1917-1918年，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为消灭南方军阀和护法军政府，通过其政治顾问西原龟三，与日本签署了一系列数额巨大的秘密借款合同，总称西原借款。日本由此获得了东北的筑路、森林和采矿等经济主权。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明确宣布：“中国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潜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在关税谈判进程中，日方提出要以中方承认西原借款，作为日方承认中方关税自主的先决条件。标榜继承孙中山衣钵的南京政府，当然没有贸然答应。然而，坊间却流传南京政府做出让步，考虑以500万元关税收入作为西原借款担保的消息。于是，反日群众都把矛头指向王正廷，认为他对日交涉不力，致使日军长期占领济南。一时间，“反对妥协外交”“打倒王正廷”的口号响彻萨家湾。
　　蒋介石听说王正廷寓所被捣毁，连忙赶到现场，并召集群众代表到中央党部训话，信誓旦旦地承诺：“三年之后，若外兵不撤，不平等条约不废，请杀我以谢国人。”王正廷搞不懂，这究竟是搪塞示威群众的安慰话，还是老蒋给他下的军令状。
　　挨了砸，王正廷有苦说不出。他曾为改订新约运动制订了进度表，准备把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外国在华驻军、租界和租借地，以及内河航运权等问题渐次解决。然而，“国家多故，国本未宁，致外人观我者，不复生敬畏之心”的现实，使他在谈判中必须做出让步，以求得早日缔结新约，即便有些让步可能危害更大。然而，此间的苦衷与考量，自然不能为外界道。
　　王正廷的纵横捭阖，使日方终于在济南惨案善后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先撤军，再议定赔偿。1929年3月，中日解决济案协议几经反复，终于在上海草签。虽说这场导致两万中国军民伤亡的惨案，以此种方式草草收场，未免令人悲愤，但对于王正廷而言，这毕竟为中日谈判解决关税悬案创造了条件。
　　1930年5月，《中日关税协定》在南京正式签署。虽然协定主文与《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英关税条约》的条文相似，但附件内容在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的审议会上引发巨大争议。据此附件，日方保留了110种货物的现行税率，中方仅11种，且以三年为限。就是这样明显的不平等条件，还是王正廷几经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急于实现全面关税自主的政治需求，让中日关税协定成为关税谈判三年来最失败的案例。
　　立法院无奈地放行了。关税谈判至此告一段落。比起毫无收效的领事裁判权谈判，以及尽是半拉子工程的交收租借地谈判，关税谈判算是成绩最大，后遗症最少的一个。
　　1931年9月19日凌晨，首都南京。
　　熟睡中的王正廷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惊天噩耗：四个小时以前，日军悍然向沈阳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大规模进攻……
　　王正廷的专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外交部大院，连夜召开会议，了解情况。天还没亮，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抗议照会，以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的报告就发了出去。向英美等国求援的外交游说旋即展开。然而，与日寇的铁蹄相比，这一切都是苍白的。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声讨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集会请愿声势浩大。东北沦陷，蒋介石和张学良难辞其咎，但抗议人群竟打出了“枪毙王正廷”的标语。
　　9月28日，在中央党部门前冒雨请愿的千余名学生，因未见到蒋介石，转头冲进外交部。王正廷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挨了顿揍，头部开花，血流不止。躺在鼓楼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自己殚精竭虑三年多的“革命外交”，竟在无情的现实面前一次次蒙羞，王正廷仰天长叹，写下了一纸辞呈。

　　1930年10月1日凌晨，青岛。
　　在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护卫下，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王家桢登上了海琛舰。几小时后，他将抵达威海卫，代表中国政府收回被英国强租32年的这座城市。
　　上午8时，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海琛舰缓缓驶进威海卫港。目光所及，人头攒动，欢迎代表的脸上洋溢着喜悦；耳畔回荡的，是欢呼声、祝贺声。走下舷梯，一群洋人快步上前，为首的是位老者，头戴礼帽，身着西服，面带尴尬的笑容，主动伸出手来。这位老者，就是英国驻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曾当过溥仪的老师；王家桢坚信，这次握手，是挽回国家尊严的开始。
　　接收典礼只有短短的15分钟。望着迎风飘扬的中国国旗，这一切，花了32年，比当初的租约还延迟了7年。
　　话别之际，王家桢很有风度地走到庄士敦身前：“吃完午饭再走吧！”庄士敦笑着摇了摇头，用他流利的中文风趣地说：“不行啊！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过了正午，这里就是你们的天下了。”中午11时，庄士敦一行直奔码头，登舰而去。在他的身后，只留下仍在飘扬的米字旗。这是它在威海卫上空的最后一天。
　　
　　强占
　　1874年，蕞尔小国日本只凭借几艘进口的战舰，就敢入侵台湾。这令中国朝野大为震惊，筹办近代化海军的步伐由此提速。1888年，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的北洋舰队成军，其基地就选在了山东半岛东端的威海卫。
　　李鸿章对威海卫的情况了如指掌：港湾南北山势险峻，刘公岛坐镇港口中央，形成二龙戏珠之势，非常适合建设军港。这里三面临海，东与日本、朝鲜相望，北与辽东半岛相对。李鸿章的设想是，重点建设旅顺和威海卫，形成犄角之势，达到拱卫渤海门户，确保京城安全的目的。他清楚，北洋舰队的主要对手，就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威海卫自然首当其冲。这一点，日本军方也有同感。在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1887年制订的《清国征讨方略》中，胶东半岛特别是威海卫，是未来日本侵华必须攻占的目标之一。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1月20日凌晨，大批日军登陆艇抵达山东荣成。日军登陆后，连续5天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顺利出现在威海卫南帮、北帮炮台侧后。
　　2月17日，被卸去枪炮的“康济”舰，载着投降的清军官兵以及服毒自尽的丁汝昌遗体，告别威海卫。撕破的黄龙旗徐徐降下，血红的太阳旗在刘公岛升起。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对威海卫实行军事占领，直至清廷在三年内偿清2亿两白银的赔款为止。
　　就在《马关条约》签署后六天，俄国联合德、法两国，通过外交途径，迫使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随后，俄国强行在旅顺“过冬”，德国强租胶州湾。
　　旅顺和胶州湾的租让及德俄结盟，扼守了渤海湾之两翼，使英国在华北的利益因此遇到了巨大的地缘威胁，它必须找到一个制衡俄德两国的支点。威海卫恰在旅顺和胶州湾之间，成为其首选。1897年12月，英国外交副大臣寇松上书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与日本结盟，占领威海卫，以抗衡俄德。
　　事实上，早在1816年，英舰“阿里斯特”号已到此收集情报。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又到此收集情报。1859年和1860年，英舰再次侵入威海卫收集情报。因此，英国对威海卫提出租借要求，早有预谋，绝非偶然。
　　3月25日，索尔兹伯里指示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由于总理衙门已将旅顺租借给俄国，列强在北直隶湾的均势实际上被打破，因此你务必以最有效和最迅速的方式获得日本人撤离威海卫后租借该地的优先权，租借条件应同准予俄国在旅顺口所享有的相同。”
　　在得到英国承诺向清廷贷款，垫付对日赔款后，日本同意按期撤离威海卫。1898年4月，日本迫使清廷同意不将福建割给他国。这其中，英国帮了大忙。作为交换，日本愿意支持英国租占威海卫。
　　面对窦纳乐咄咄逼人的架势，清廷既不敢轻言租借，更不敢坚决抗拒，只是被动拖延，期待转机。
　　3月28日，双方举行第一次谈判。中方提出要用威海卫作为重建海军的基地，建议英国占领朝鲜的岛屿以达到抗衡俄国的目的，甚至愿以增开商埠等条件，换取英国放弃租占威海卫，都遭到窦纳乐的拒绝。
　　在三天之后的第二次谈判中，中方表达了对列强群起效尤的担忧，得到的却是窦纳乐限期两天答复，不然“就将由英国海军上将来处理”的最后通牒。几经争辩，中方不得不屈从了。
　　5月7日，在英国的贷款帮助下，清廷终于偿清赔款。日军随即分批撤离。23日中午，中日双方交接完毕，欢送酒会之后，太阳旗降下，日本人结束了对威海卫长达三年的占领。然而，黄龙旗在威海卫只挂了一天，就换成了米字旗。
　　7月1日，中英双方正式签署了《租威海卫专条》。其中规定：英国租占威海卫的期限，与俄国租占旅大相同；英军有权在租借区内驻兵和修筑炮台；中方保留派军队及兵舰进入租借区域等权利。双方勘定的租借区，东起大岚头，西至马山嘴，南至草庙子，陆地面积288平方英里，人口12万。威海卫城位于租借区内，却由中方管辖，形同飞地。
　　1898年，是英国在华利益收获最大的一年。不仅收获了威海卫港，而且促成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界”纳入占领区，面积展拓了十多倍。
　　1898年，是中国损失巨大的一年。不仅戊戌变法以流血告终，而且失去了威海卫、旅大、胶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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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夺权者 (鲲尘千古·靖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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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6 00:15 资料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索要
　　1905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旅大转交日本。清廷随即提出，既然俄国威胁解除，英日又是盟国，威海卫就失去了抗衡俄国的功用，理应交还中国。尽管遭到英方拒绝，但这开启了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的艰难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港督弥敦迫于列强压力，提出以强迫清廷同意英国“永租”新界为条件，换取交还威海卫。弥敦的提议未能实现，但这毕竟是英国官方在威海卫问题上第一次松口。这一表态的背景是，随着俄国退出中国东北南部，对英威胁削弱，这使得威海卫在英国对华战略中形同鸡肋，不如做个筹码，换取别的利益。
　　然而，英国军方始终认为，威海卫是一块有价值的“战略飞地”。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逐渐形成，英德矛盾越发突出的背景下，英国在威海卫的军事存在，对于制约占据胶州湾的德国意义重大。因此，即便是鸡肋，也不能放弃。
　　1919年，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员出席巴黎和会。会前，威海卫代理行政长官庄士敦认为，由于对威海卫投入太少，英国政府很没面子。因此应当归还，只保留刘公岛供英国海军使用。然而，英国军方不仅贪恋威海卫良好的疗养条件，更担心日本在华势力的膨胀，主张只要日本继续索取在华特权，英国就不能放弃包括威海卫在内的一切权益。
　　1921年11月，美国牵头召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力陈租借地的害处：俄占旅大，引发日俄战争；德占胶澳，使欧战波及远东。他强烈呼吁各国“将此等租借地取消或从速废止之”。
　　按照中英《租威海卫专条》，英国对威海卫的租占将于两年后到期。尽管英国政府极不情愿，但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英国代表、枢密院院长贝尔福发表声明，允诺将威海卫交还中国，条件是由两国政府派代表就归还方式和细节达成协议，尔后按协议有条不紊地实施归还。
　　贝尔福效仿中日解决胶澳问题的方式，致函中国代表施肇基，为交还威海卫开列了6项先决条件：英舰避暑、保留产业、租借海面、保护财产、参与市政、修筑铁路。归还威海卫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战胜国的身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成为扭转中方被动局面的关键。
　　1922年10月，中英谈判在威海卫正式开始。翌年3月16日，谈判在北京恢复。经过34轮磋商，议定了《接收威海卫协商意见书》。其中规定，英国海军继续无偿租借刘公岛十年，期满后可随意续租，直至两国同意再交还中国；英军可以在刘公岛及威海卫附近水面演习、训练和停泊避暑，允其存储和装卸军需物资；英国人在威海卫的房产租期30年，期满自动顺延。
　　显然，中方为收回威海卫做出了重大让步。顾维钧认为，一旦照此办理，不仅刘公岛演化成无法收回的“永租”之局，而且法国、日本会起而效仿，不利于交收广州湾、旅大租借地的谈判。对于这份《协商意见书》，不仅顾维钧不同意签字，国人也纷纷斥之为丧权辱国。一时间，山东各界请愿抗议之声如潮。迫于国内舆论的压力，中方代表梁浩如被迫辞职。北洋政府拒绝签字，并两次提出修约，遭到英方拒绝。
　　梁浩如辞职后，北洋政府将谈判事务交给外长顾维钧。1924年6月，顾维钧与麻克类在北京重开谈判。经过十几轮协商，双方达成了《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与此前的《协商意见书》相比，顾维钧明确了取消英国租借、双方交收期限、英军撤兵期限等三个问题，删除了租借刘公岛期满自动续借的条款，改为“刘公岛岸上房屋数处及便利数项，借于英方十年，十年期满，经两国同意可续借”。同时，英方不再索还其在威海卫的拨款。
　　按照专约规定，双方将于11月28日正式签字。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总统曹锟被囚，顾维钧辞职。英国政府借口中国政局不稳，采取拖延态度，一直拒绝签字。《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成了一纸空文。
　　
　　回归
　　威海卫问题的彻底解决，归根到底还得靠中国自己。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给中国政坛注入了新鲜血液。1927-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对中国的形式统一。这为对英谈判提供了强大后盾。
　　南京政府外交部多次发表宣言，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与各国订立新约。1928年，改订新约运动全面铺开。威海卫问题再次摆上台面。
　　对此，英方也出现了主张积极回应的声音。9月，庄士敦向英国政府殖民地部建议，英方应见好就收，主动归还威海卫，以免中方不承认1924年《专约草案》，并避免发生类似汉口、九江丧失租界的“耻辱”。然而，英国政府并未采纳。直至1929年初，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在多个场合重提收回威海卫时，英国政府才给予积极回应。
　　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内经济低迷，国际地位衰落，被迫压缩海外战线。威海卫租约超期，归还只是时间问题，属于舍弃的对象。
　　1929年6月，就交收威海卫的细节问题，王正廷与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进行了正式磋商。王正廷提出改订新约，无条件收回威海卫、刘公岛及其一切建筑，不同意坚持1924年《专约草案》；蓝普森则坚持保有驻兵权和刘公岛续租权。双方谈判时断时续。到1930年初，蓝普森甚至愿在威海卫港区英国人财产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放弃“永租”，改由中方出资赎回，以换取将刘公岛的租期延至1940年。然而王正廷依旧坚持己见。“威海卫事，因刘公岛租期问题，双方意见完全相左”。
　　这场看起来根本谈不拢的谈判，王正廷还是做了让步。1930年2月13日，《中英威海卫交收专约》达成。英方承诺在这年10月1日交还威海卫。中方允准英国继续租借刘公岛十年，期满后可以续租，但前提是两国政府同意。
　　王正廷态度之所以突然软化了，是因为1929至1930年，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中原大战，使蒋介石难有足够的精力对付英方的刁难。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被动局面，蒋介石需要外交战线做出亮点。因此，威海卫问题的谈判骤然提速。
　　虽然离别了三十二年，虽然晚归了七年，虽然仍有遗憾，但威海卫毕竟还是回来了。1930年10月1日，英国人离开后，南京政府设立了威海卫特别行政区行政公署，由行政院直辖。
　　1940年11月15日，刘公岛十年租期届满，中方不同意续租。英国驻军全部撤走。此前两年，日军攻陷威海卫。刘公岛孤零零地悬于海面，期待着民族复兴的一刻。

　　1940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五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在致开幕词时，蒋介石对来自社会各界、各个党派的与会人员说道：“我可以说今天我们抗战军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见充实，一切技术与组织更有进步，敌阀已经上了绝路，已经预备进入坟墓……”
　　通篇的致辞，蒋介石的神态都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坚毅，然而，谁都明白，真实的现实远非那么乐观。
　　战场上的接连失败，不仅令国土大片沦陷，也消解着整个军队的斗志；经济上，大后方的物资缺乏以及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加剧，更使得艰难的抗战局面雪上加霜。
　　那时，汪精卫叛逃重庆，本身就是一种悲观情绪下的反应。亲日派看来，蒋介石的抵抗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数的牺牲，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地搞臭蒋的名声，以迫使他辞职，为中日媾和开辟道路。蒋介石的压力不仅来自亲日派，国民党的左派也对蒋的政策感到不满，陈友仁就曾说：“如果我们还以为蒋介石能打赢战争，我们就不能使中国和我们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躏。”也恰恰在那个时候，通过西方记者的报道，人们也慢慢接触到中共地区的情况，那些报道描写了一群社会道德和个人品德都极为高尚的人物，而与此相对，关于国民党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这些都严重挑战着蒋介石及他所领导下的政权的威信。
　　如果说，在国内，蒋介石已经预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国际上，世界几大强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犯，又几乎同时采取了一种放任的态度。1940年7月，仍未放弃绥靖主义政策的英国封锁滇缅公路，这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而美国则奉行孤立主义，蒋介石预期的美国贷款也迟迟未能拿到。北方的苏联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困扰，也在谋求与日本改善关系。
　　那一年，蒋介石正经历着一生中最焦虑不安的时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国，被逼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绝境。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弱国，单凭自己的力量又根本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寻求外部的支柱。
　　
　　战时外交
　　在最艰难的时期，蒋介石依然表现出坚忍的不服输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因而，对于外交的过问，蒋介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审慎。
　　而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的外交大权也开始迅速地集中到蒋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改组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以国民党总裁为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拥有紧急处分权，“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蒋介石的权力空前强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蒋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长职务，正式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决策者。
　　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极具个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规、不问手续，并不拘泥于传统的职业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记中批评中国的职业外交官说：“中国外交人才，怯懦无骨气，无责任心，惟私利是图，徐谟之胆小如鼠，尤为可鄙。”他说：“中国从前的外交人员，尤其甲午以来的外交人员，就是抱着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为外交无法转变国家的形势，所以自前清以来，一切事业，都无进步，而以外交落后为尤甚。因为外交人员怀了这种错误的心理，所以行动就缺乏勇气，处事就没有刚毅精神，不能发扬国家的威信，达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来，大多数职业外交官“总还脱不了旧官僚与政客的习气，生活不能紧张，心理不能改革，办事松懈因循，不切实际”，很难适应战时外交的特殊情况。
　　因而，在蒋介石处理对外关系时，他更乐于使用非正规的外交途径，常常倚重一些“外围人物”。在对美关系上蒋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龄、宋子文和商震，对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对苏有孙科和杨杰，对德有李石曾和蒋百里——如此庞大的非职业外交人员群体，使蒋介石在选择外交途径时游刃有余。且围绕在蒋介石身边的外国顾问——如拉铁摩尔，也使他获取外交信息的途径变得更加多元；诸如居里、威尔基等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之间的外国特使，更使得蒋介石有能力绕过常规外交渠道，从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陈雁《蒋介石与战时外交制度》）
　　以蒋介石“人身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战时“元首外交”，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有现代外交以来根深蒂固的过分依赖职业外交官的传统。蒋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与外交特使，又多为孔、宋两家人员，他们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动能量，反而会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废约交涉
　　战时外交，除了在军事、经济上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外，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争取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
　　1940年11月，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条约，“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换其租界”。日本放弃在华特权，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在政治上迎合整个民众一直以来的废约梦想，争取更多民意，以瓦解已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
　　因而，为了提升重庆国民政府的地位，并挽救其日益受到挑战的威望，蒋介石也将废除各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作为外交的主要内容。
　　1941年7月，蒋介石在和他的美国政治顾问拉铁摩尔长谈时说：“中国进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战争，到头来却发觉自己依旧处境孤立……步入抗战的第五年，却没有一个盟国。”与此同时，日本却利用这种状况大肆宣扬说，白人依旧把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加以对待，中国尽管进行了四年的战争，却仍然没有得到民主国家的平等对待，因此她应该另谋出路。
　　蒋介石说：“如果这一现象不加以制止，将会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随即，他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两个建议：建议之一是，由罗斯福倡议英国和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建议之二是，中国参加英美澳和荷属东印度召开的太平洋联防会议。“这两个建议中的任何一个付诸实施，都将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处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视中国人的感觉。”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蒋介石做出了积极的外交努力，但英苏忙于欧战、无暇顾及远东，美国也极力避免过早地与日本发生冲突，所以对蒋的建议反应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不宣而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命运的转机也随之来临。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国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国宣战，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这样，中国与日本、意大利及其轴心国同盟的西班牙所签署《辛丑条约》的相关条款至此废止，而德国从《辛丑条约》中所获得一切权益也早在一战后就被中国收回。
　　不止如此，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中国与其他《辛丑条约》签约国的废约交涉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1942年1月1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二十四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家宣言》，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从此，中国与英美正式成为反法西斯的盟国关系。从法理上，这些不平等条约依然将中国在盟国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从现实需要讲，中国战场牵制着百万日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
　　于是，国民政府将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到了议事日程。1942年10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维尔基时说：“中国今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欲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
　　当时，在美国商洽军援的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向美国提出了废约的问题。10月9日，美国政府通知宋子文及中国驻美使节魏道明：美政府准备立即与中国政府就废约问题进行谈判。同日，英国政府亦发表类似声明。双十节后，中国与美、英就废约问题正式展开谈判。
　　
　　《辛丑》终结
　　1943年1月11日，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条约第二条，规定大致如下：美国认为1901年9月7日之议定书，应行取消。并同意该议定书及其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应予终止，美国愿协助中国与其他有关各国成立协定，将北平使馆之行政与管理，连同使馆界之官有资产及官有义务，移交中国。
　　同一天，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驻华大使薛穆也在重庆签订《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条约第三条内容与中美条约第二条规定大致相同。中国与英、美两国之间的《辛丑条约》正式废止。
　　中国与英美交涉的成功，对其他的国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43年10月20日，中比条约第二条，1945年5月29日，中荷条约第三条；1946年2月28日，中法条约第三条，均做出同样规定，废除《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原签字国，共十一国。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国外，其余如德、奥、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国，因宣战或改定新约，也已取消。
　　至于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虽非辛丑条约签字国，因有使馆界等关系、于1945年4月5日、1943年11月10日、1946年5月20日、1947年4月1日，先后以条约或换文放弃。至此，《辛丑条约》强加于中国的约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在中国获得的权益只剩下使馆界一些房屋的产权而已。

　　1950年1月，解放军开进北京东交民巷，北京市军管会正式征用美、法、荷等国设在东交民巷的兵营。“丧失了整整50年的东交民巷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
　　这年4月底，当美国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无限怅然地离境回国时，甚至连在中国购买的古玩字画也没能带走，而他身后的中国则从此肃清百年来西方列强留下的耻辱遗迹。
　　限期征用
　　1950年1月6日，英国前驻北平总领事高来含发现“领事馆”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时值下午，馆内的中国雇员都下班了，高来含费了好大劲才找人把布告上的内容翻译过来：
　　一、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
　　二、此项地产上所建之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
　　三、目前此项兵营及其他建筑，因军事上之需要，先予征用。
　　四、此项征用，自布告之日起，七日后实施。
　　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就在当天下午，他刚刚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递交了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为中国的法律上的政府”的照会。
　　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本以为蜜月期就此开始，没想到却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这着实让高来含有些错愕。
　　与此同时，同在东交民巷的前美、法、荷、意等国“领事馆”的大门上也一一贴上了内容相同的布告。
　　1949年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发周年的发言中，毛泽东鲜明地亮出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他说：“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如是说，新政权也如是做。
　　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前驻沈阳总领事沃德和4名“领事馆”工作人员，被控殴打中国雇员齐玉衡，锒铛入狱。虽然美国政府提出抗议，沃德等人还是被判处3至6个月监禁。直到三天前的1月3日，他们才费尽周折地回到美国。
　　头回外交冲突，美国前总领事柯乐博就已深深领教了红色政权的强硬。看了布告后，他更加忧虑。事态将如何发展，柯乐博心中着实没底。当晚，他一面向美国国务院发电请示，一面打电话约英、法、荷、意、比五国“领事”次日碰头，商量对策。
　　第二天一大早，各位前领事们次第赶到美国“领事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前领事们莫衷一是，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来。
　　此时，高来含发现，布告贴出不久，又被人悄悄揭走了。原来，贴出布告后，中央才得知英国已经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鉴于这个新情况，中央决定暂缓征用英国兵营。这让高来含有理由相信“这是中英和好的表现。”
　　既然，中国对英国青眼有加，那么英国也没必要跟各国凑份子了。眼看商量不出个名堂，高来含干脆以没接到军管会正式通知为由，一走了之了。
　　中国收回兵营是何用意？新生的红色政权将如何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各种猜测在北京的外国人圈子中流传着。《英国外交文件集》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彼时，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有人乐观地认为，收回兵营此举“纯属军方设计的方案，对此外交部没有过问，甚至可能不同意；事实上，朱德（解放军总司令）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向周恩来施加了压力……并且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而使与美国的友好关系毫无可能。”
　　任何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荒谬可笑。西方世界显然不明白收回东交民巷兵营对这个刚刚扬眉吐气的民族有着多大的象征意义。
　　
　　国中之国
　　东交民巷原名东江米巷，明万历年间曾是南方向北京运送江米的集散地。清康熙年间，俄国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建了座俄罗斯馆，作为接待俄国使节和来往商人的落脚之处。日后这里成为使馆区便滥觞于此。
　　1860年，被烧了圆明园的清政府与英、法、美、德各国签订城下之盟——《天津条约》。依据条约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从此，东江米巷耸立起一座座异域风格的小洋楼。江米成了“交民”，东交民巷也成了近代中国丧权辱国历史的小舞台。
　　1900年，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杀入北京城，矛头直指东交民巷。但刀枪不入毕竟是痴人说梦，仅仅56天，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义和团作鸟兽散，慈禧太后不得不带着光绪皇帝匆匆“西狩”。
　　第二年，清政府与英、美、日、德、俄等十一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由行防守。”附图上标明使馆区四致，南起东城根，北到东长安街，西至东交民巷西口（户部街），东到崇文门大街，是原来使馆区面积的20倍。
　　使馆区内的清政府各衙门和民房也成为各使馆抢占的对象。英国使馆原址扩充，占了北侧的翰林院、东部鸾驾库、鸿胪寺等处；俄国使馆占了太医院、钦天监；美国使馆占了东交民巷西口的会同馆、庶常馆和附近一些民房……
　　就连使馆区街道也改成了外国名字。东交民巷变成Legation Street（使馆街），台基厂街改为Rue Marco Polo（马可波罗路），东交民巷东口改成“大和街”，兵部街改叫“委民微支路”……
　　《辛丑条约》还赋予各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的权力。于是，各国纷纷开始在东交民巷大兴土木，建造兵营。
　　使馆区四致建起6米高的界墙，上设炮台、碉堡，下挖壕沟。原来的木栅栏门改成铁门，白天由外国士兵把守，晚上关闭，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
　　日本人小川运平曾不无嘲讽地描绘：
　　（皇宫）黄瓦灿烂，高壁层楼，俨然庄严深奥，亦有古王宫城之感。所惜者一转目而望东交民巷一带列国之使馆，何无所惮而为炮垒之建筑，对阵之设备。而且深其壕，厚其壁，背倚城垣，俾倪皇城耶。峻峭奇拔之使馆炮垒，隔一道，而与雄大古雅之皇城相对峙，真绝妙之配合，世界第一奇观也……
　　此时的老大帝国，就像这皇城一般，连最后一点装模作样的威仪也丧失殆尽。收回东交民巷中的兵营，实是洗雪百年国耻之最佳昭示。
　　
　　“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
　　收到外交部“接收兵营”的命令后，北京市军管会紧锣密鼓地部署起来。1月6日上午，军管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具体行动方案。考虑到对方肯定会采取不开门或借口兵营“已作为公务之用”等理由拒不交出。军管会决定“先礼后兵”，贴布告通知其限期交出，不成再来武的，强制征收。
　　前领事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1月9日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柯乐博给中国外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柯乐博强调，根据《辛丑条约》之规定，美国政府拥有东交民巷22号（即美国兵营）的所有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条约中重申了这一权利，为此美国放弃了治外法权。柯乐博还强调，所谓“兵营”早已改造成了美国总领事的办公楼，希望“贵方即不采取任何构成侵犯美国政府上述之权利之行动为荷。”
　　柯乐博没想到的是，这封信还没送到周恩来手中，就被北京市政府外事处退了回来。外事处表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柯乐博作为普通侨民，根本没资格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表明态度。
　　柯乐博不死心，回去后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称如对领事馆院内任何部分实施征用命令，美国政府将认为该行动侵犯其权利，除了关闭在中国所有领事馆，撤走所有外交官外，别无他法。
　　考虑到英国刚刚承认新中国，柯乐博建议美国政府请英国人出面转交此信。
　　《英国外交文件集》中记载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看到此信后的矛盾心理。所谓唇亡齿寒，一方面贝文认为英国政府不应对美、法等国兵营被征用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又不愿与美国口信中“强硬的语气”搅在一起。于是，他指示高来含，要让中国政府相信，在此事中英国只是传话而已。
　　于是，在把信交给外交部欧洲和非洲司司长宦乡后，高来含着意强调说：“贝文先生对于这些情况发展很感不安。他希望中国当局无意对过去条约中所规定给予使领馆之权利加以忽视。”
　　宦乡回敬道：“我们现在所征用的只限于兵营，那是在过去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下造成的，现在新中国绝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外国兵营在中国的存在不仅是中国的耻辱，而且也是派兵来侵略中国的外国人自己的耻辱。必须也只有把它们除掉，才能有助于中外之间关系的改进。”
　　随后，宦乡又表示，柯乐博没有资格代表美国政府表态，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封信。但中英刚刚建立关系，为了照顾高来含的面子，“我个人不愿意给高来含先生以难堪，等一会儿我叫人退回给你。”
　　很明显事关国家主权，新政府丝毫不会含糊。为了化解尴尬，高来含连忙打圆场道：“谢谢你给我个人的这种优待。”
　　同一天，正在进行中的中苏条约谈判，行到柳暗花明之处。当日，毛泽东在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励起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其中一条，就是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
　　随后，北京市军管会接到毛泽东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
　　同意1月13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
　　1月14日上午9时，北京市军管会开始接收行动。军管会代表李幻山、谭志超带着一名联络员和一名摄影师来到前美国领事馆。
　　李幻山向柯乐博宣布，他们奉命接收原美国兵营。随后，柯乐博例行公事地提出抗议说：“此为美国政府财产，对此项征用我代表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由征用所引发之后果，应由征用人负全部责任。”
　　李幻山不回答任何问题和抗议，径直来到一墙之隔的美国兵营。到了美国兵营大院，柯乐博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说完他悄悄问身边的人，我说的跟刚才一样吗？
　　此时，李幻山回敬道：“抗议是你个人的事，我们是来执行命令的。”后来曾任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的李幻山，也许没有想到，他这句豪气干云的答话，此后经年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军管会走后，柯乐博立即组织人员搬运兵营内的物品。在远处城墙上执勤的解放军战士隐约看到，严寒中柯乐博穿着一件衬衫，忙得不可开交的身影。
　　关于接收行动，外交部档案这样记载道：
　　美、法、荷前领事接到命令后，曾藉口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订立之条约，多方狡赖，企图拖延，但我军管会维护国家主权之立场严正，态度坚决，终于十四日将法、荷兵营全部接收，前美国兵营亦于十六日接收完毕。由于此项行动之名正言顺，各该国前领事亦自知理屈，对我军管会之命令颇能服从，故接收工作进行异常顺利。
　　接收行动的第二天，美国之音广播了美国政府将从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撤回全部“使领馆”人员的消息。曾一度致力于和稀泥的英国，最终也在三个月后被责令交出兵营。
　　西方官方机构撤出后，新中国去西方化的雷霆之举，很快波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数以千计的外资企业、大中小学、神学院、图书馆和文化团体，短短几年间或冻结，或转让，或关闭。
　　新中国以决绝的姿态，摒除了百年来西方列强套在中国身上的各种桎梏，同时也断绝了与西方的联系。无论后世如何评价“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语境下，中国人的确发自内心地感到“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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