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纵谈（续）——阵记]
（原创 张达）
汉军的编制采用部曲制，由小到大为伍、什、队、屯和曲。“伍”和
“什”在前章中已经介绍过，“队”、“屯”和“曲”则都是新出现的编
制。虽然后三者的规模并无明确记载，但考虑到“曲”的长官又称为“千
人”，再联系前章介绍过的《尉缭子》中伍、什、属、闾、千人之将的编
制，则此三者可能分别相当于属、闾和千人之将。
在“曲”之上还有两级灵活编制。第一级是“部”，长官称为校尉，
每“部”下辖“曲”数不定，鉴于史料中有左、右、后曲的记载，因而推
测其编制应为数千人。第二级就是各号将军，将军又分常置与临时任命两
类，下辖一定数量的“部”，例如大将军便统辖5部。
人口资源是一切资源的根本，没有人口资源，别说兵员来源无法保证，就连粮草，资金，劳役等都无从谈起。打算作持久战的统治者都注重人口增长，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来增长人口或破坏其他国家的建设。
曹操崛起，政治上得益于挟天子，军事上自破青州黄巾军后势力大增，但实际上，光拥有军队还是不行的，曹操破黄巾军的真正意义在于得到了号称百万的民众而并不光是那号称十万的青州兵。由此而建立起来的青州兵实行世兵制，即父死子继，兄死弟继的兵役制度，后来发展成为曹魏的中军，成为曹魏征战天下，乃至灭蜀汉，东吴的主力。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庞大的人口给予曹操强力的资源后盾，也给初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就是粮食补给，要解决百万人的吃饭问题并不是简单事情。东征徐州，激战吕布时多为粮食所困，即源于此。后来许下屯田，虽然是招募流民开垦荒地，但我估计实际上刚开始屯田的民众，主要还是这批黄巾军家属。如果这号称百万的数字属实，那曹操就真够走运了，因为整个蜀汉还不到百万，还已经算上南中了！尝到甜头后的曹操，后来每征战一地，几乎都把民众撤回统治牢固的地盘。如从白马撤退时撤东郡民众，征服乌丸，平定关西，从汉中退兵时都大规模把人口撤回统治牢固的区域。
为防御孙策北上，曹操遣刘馥为扬州刺史，治合肥，逐步恢复了庐江经济，实际上扬州除了庐江外，其他几乎全部为孙家所控制，所以刘馥只能算个太守。刘馥和后来接任的蒋济、朱光虽然功绩无法和牵招、梁习等一流的边疆重吏，但都颇具才干，他们除了恢复生产外，还积极备战，为防御孙权的劫掠立下了不少功劳。随着庐江日益繁荣，早年为逃避战乱而南渡的民众纷纷返乡，为阻止民众返乡，孙权除了派间谍引诱屯田客反乱外，甚至使用了极端手段----劫掠。孙权及其手下喜欢劫掠，除了破坏曹魏的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孙权实行部曲制，将领的士兵属私人所有。孙权多次劫掠山越和庐江，劫掠来的民众，大部分都分给众位将领。东吴缺乏进取性，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军队及其家属私人所有，对他们来说，战争胜利后多分给他们一些人口远比到外地当大官好，而这个需求可以仅仅通过征讨山越和洗劫庐江就能满足。就我看来，孙权多次洗劫庐江，只不过是为了破坏曹魏的建设并掠夺人口，而为什么选择庐江，则因为庐江首当其冲和建设得比较好，对江东民众的诱惑力太大，但决不会是因为周瑜引狼入室。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第七章]魏晋南北朝前期，地主经济向领主经济退化的重要表现是农奴化倾向。文学界众所周知的“客皆注家籍”，就是指这一时期自耕农渐渐失去独立户籍，而附注在主人户籍上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部曲”制度。“部曲”原为两汉政府军队的两级编制单位。东汉灭亡后，“部曲”又用来指世家巨族的私人武装。自永嘉丧乱，一些既不肯流迁江南，又不甘沦为少数民族统治的世家豪族，便纷纷建立坞堡壁垒进行自卫。大量投靠他们的自耕农也就成为部曲。他们平时耕田，战时作战，对世家豪族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近，罗宏曾分析指出，部曲与奴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都是“身系于主”，但他们不是豪门世家的“畜产”，不能象奴婢那样论价随便买卖，部曲只能“将转事人”。部曲一旦投靠家门世家，就不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担负徭役。〈隋书·食贷志》载，魏晋南北朝佃客对国家“皆无课役”。部曲也“不预军征”，而象欧洲中世纪农奴那样，要为主人承担各种杂役，从输谷、助防，到盖房、植树，防范饥民盗田中麦，当船夫等等，劳动果实“被强家收大半之赋”。这和地主经济中自耕农是不同的。部曲制是父死子袭，只有通过放免或自赎的手段，才能摆脱对贵族的人身依附关系，重新成为自耕农。〈晋书·元帝纪》和〈宋书·武帝纪〉中都曾记录了免部曲为平民的诏令。由此可见，部曲和佃客实际上和农奴差不多，他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前期和中期，特别是在北方领主经济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是主要的劳动生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