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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曲辰著:《解〈易〉诸谜》
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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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20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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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易》道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何区别?
曾经有人说:“黑格尔哲学同中国哲学有相同之处”。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什么观点,只要有人说,也就会有人信。於是乎也就有人引经据典地谈论起来,将中国古典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相比较。那么,中国的古典哲学是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相同之处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全球性相互交流、相互激荡、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今天,研究并搞清楚这个问题是重要的,它有助於我们在借鉴外来文化之中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有一个正确的自觉性。只是,中国在真正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上,是做得很不够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在哲学方面,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瞭解是远远胜於对中国自己古典哲学的瞭解的。在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如西方人。
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仅与黑格尔哲学不同,而且,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在其主要特点上是根本不同的。因为本书的写作并非专门进行中西哲学有系统的对比研究,所以,在这一小节中,只举例略谈以下几点:
(一)同性相斥,異性相引与“矛盾”说的区别
中国古典哲学,本於伏牺之道,亦即《易》道之学。这一哲学思想理论体系首先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呈现阴阳相对的,是一种广义的相对理论。并认为,凡事物之中,阴性与阳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異性相互感应、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交流、互相依存、互为己根、相对平衡的关係。唯其阴阳分殊为異,其異性之间才有感应、吸引、互动、互渗而达交流的现象存在,这便是事物中普遍存在着的相反相成、相依为生、相依为命、互以对方为自己存在的根本性前提。如男与女,昼与夜、寒与暖、上与下、重与轻、正与负、买与卖、动与静等等,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会存在。故,中国在哲学理论上就强调“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设阴阳相交之卦,命之曰《泰》。置阴阳不交之卦,名之为《否》;论治国之道,强调必须进行上下之间的意见交流,曰:“上下交,而其志通也”①,“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②;中医治病应用哲理,就讲究调和人体之内的阴阳平衡,防止阴阳不调现象的出现,并指出:“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災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反顺为逆,是为内格。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③而论之以治病,则强调辨证虚实,调理阴阳,使之平和。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④。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认为,在阴性与阴性、阳性与阳性事物
————————————
① 见《周易·泰·彖》。
② 《周易·否·彖》。
③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④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之间所存在着的,则是相互排斥、竞争、互灭、和合之规律。如同性争配偶、相同电波互扰、同行业市场竞争、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夺、国与国之间的领土、资源争夺等等。而同性相斥,并不一定就都会形成“你死我活”的决斗,而可以在平等条件下和平竞争,如体育竞技、商品市场竞争等,但一切竞争都要有一个规则。自然物生存竞争,是遵守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一切竞争,都要有相应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依自然法则而制定的法律性条款。所以,同性相斥之间,并不一定都是互灭,甚至可以达到互利,或和而不同,和平共处;或合二为一,争强实力,以适应更激烈的竞争形势。因之,就有了“和为贵”哲学观点的提出。只有在互灭性的斗争中,才产生此消彼长,沿着量变引起质变的极反规律,最终达到一个吃掉一个的结果。
事物的阴阳異性相感、相引、相交、互依、平衡规律是孕育、生化、繁衍、发展万物的主要规律。而同性相斥、竞争、和合等,则是促进万物进化、完善、提高、推动社会产生变革、推动万物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方面的重要规律。如物种之间的竞争,由优胜劣汰造成物种不断向高级的方向发展;同行业市场竞争,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管理水平,技术能力,以及促进设备的更新换代;企业合併可以极大地提高其市场竞争与生存发展能力。天地万物,上下古今,一切事物都是在阴阳異性相引、同性相斥两种自然法则交互作用之中发展的。同性相斥与異性相引,也同样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辨证关係。天地万物之中阴阳相对,是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客观规律。
西方哲学与中国古典哲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不分事物的阴阳之性,因而也就没有同性相斥、異性相引两大类事物变化规律在性质上根本不同的正确区分,认为事物的不同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存在着相“矛盾”事物之间的“斗争”,正是不同事物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促使事物产生变化。而“变”(德文:Werdernung;英文change)就是一种事物性质的“转换”。“转换”(德文:AbwechseInung ; 英文:AIteration)则体现为“创造”和“消灭”。至少,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按着这种西方哲学的事物有“矛盾”就有“斗争”的逻辑推理,这种哲学也就被称之为“斗争哲学”。因此,这种西方哲学首先就存在以下两个不科学之处:
第一,这种哲学将事物之中两种性质不同的变化规律混作为一谈,违背了事物变化规律本身的客观性体现,以此而指导社会变革之实践,就客观上很难正确地分清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这就往往是事事讲“矛盾”,时时讲“斗争”,否定中正、和平、合理竞争,由此导致强求一律、非此即彼的极端性行为出现:反右,就左得出奇。反左,便右得出奇。始终走不到一条中正不偏的道路上。为什么?其道理极为简单:依照西方哲学观点,否定了阴阳平衡,这就给人类的事业造成危害。用之与人类社会关係的处理,也就会因为强调“矛盾”与“斗争”而失其和,到处寻找与己“矛盾”的对立面,不利於民主政治生活,如今国际生活中的“冷战思维”,概源於此种哲学思想的影响。
第二,这种简单化了的有“矛盾”就有“斗争”,事物的变化体现为“创造”与“消灭”的理论,否定了事物的变化是由事物阴阳不同性质本身所产生的不同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一重要事实,而是人为地给事物的变化强加了一种物外因素——“创造”与“消灭”。因为“创造”与“消灭”是一种有思想、有意志的目的性作为,而非“自然无为”的物性决定之道,这事实上就成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理论。如此,用这种哲学解释天地万物之变,就难以解释通。例如,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7亿年的历史,而人类形成至今,不过为四、五百万年的历史。科学研究早已证明,地球上在人类形成之前,就不但有了很多的物种,而且还有很多物种相继消失。那么,地球上在人类出现之前的物种产生与消失又是什么具有思想性、目的性的东西给“创造”出来和“消灭”掉的呢?人类是什么有意志者而给“创造”出来的呢?地球、月球、以及太阳系的所有星体又是什么有思想、有意志、具有极高妙创造能力者将它们“创造”出来的呢?所以,不论世界上有多少名目与不同的哲学流派,但从本质上说,还是两大类思想体系: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物论。主观唯心论究其根源,是由原始社会的“万物有灵”论发展而来,它具有宗教色彩,是产生各种五花八门的宗教思想之根源。
不承认事物变化的复杂性和相对性,而简单化为有矛盾就有斗争,是事物的矛盾与斗争促进了事物的变化,不仅是产生唯意志论、搞强求一律的单边主义思相根源,同时也是臆想消灭人类社会一切差别与矛盾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潮的根源,如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法国的摩来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人的理论那样,说“人类社会的天然因素只能是共产主义——平等和土地公有”,因而主张“消灭私有制”,“废除(财产)继承权”,“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从而达到取消货币,消灭市场竞争,进而“消除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对社会一切成员实行劳动义务制”,社会产品消费实行供给制……事实上,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与主张消灭一切社会差别的“空想共产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的两个极端,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难明白这两种极端的思想为什么都是出於西方、都是产生於欧洲的缘故了。
(二)立体时变观与线性思维上的不同区别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将“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合一而论的“四维一絷”哲学思想体系。它强调研究和解决一切问题,都要以全方位综合性的整体变动观念为指导,反对孤立、静止、片面、局部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解决局部问题而危害全局,从而造成全局性的更加复杂的、也是更大的危害。由此而认为,任何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必须局部服从全局。中医理论之所以博大精深,可治疗很多疑难杂症,不因治疗某一局部病变而造成全身其它器官出现病变,并且可以同病異治、異病同治、辨症用药,就是它严格地以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为指导而对人体进行科学研究与阐述的结果。中国人无论办什么事,都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就是这种哲学思想的综合性研究解决问题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之中,就包涵着“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方面因素综合考虑问题的博大哲理。其通常表达的术语,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其中的“天”,并不指“天神上帝”,而是指“天道、地道”,就是指天地之间的自然规律;“人”指“人道”,即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规律。这是因为,人类自身是生存於天地之间的自然万物之中,是自然界万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人类的自身活动必然要影响到自然界产生变化,而自然界的变化又必然要影响到人类自己的生存,或祸,或福。——这,就是“天人感应”科学命题的本来涵义。
西方哲学,无论是解释学哲学,实证主义哲学,还是以实用主义为特点的政治哲学,都无一例外地是一种单极因果性线性思维方法。虽然这种简单化了的线性思维哲学思想体系,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机械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生产的进程,但是,它却是以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原因本也十分简单:简单化了的线性思维,连平面思维都不是,不用说,它更不符合“天”、“地”、“人”立体性自然万物的“时变”宇宙之实际了。
由於西方哲学将事物变化看作是一种“创造”和“消灭”,这就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於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 斯(WilliamJames)就号召人们向大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係;我们在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时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①。西方哲学正是全世界都“战天斗地征服大自然”,进行资源掠夺式生产,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不给后代子孙留活路、同时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思想根源。
在全球性的为了满足人类物质需求,而向大自然进行了贪得无厌的疯狂掠夺,极大地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出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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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詹姆斯:《道德战争》,载《回忆与研究》纽约,1911年第267~296页。
欲横流、道德沦丧等深以为忧的现状后,世界上的思想家、科学家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将研究中国古典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学术研究内容之一。俄国的斯焦平认为,在中国的宇宙论中,不论是“道家和儒家的原则”,都不同於西方将世界“二元地分为自然界和人的世界”,而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视为完整的生命有机体,人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改造它。迢出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系统的改变,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引起系统强烈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众多的生物物种群落消失,人类灭亡”。“所以,在二十世纪以来,当人类面临选择新的生存战略时,人们发现,很多在传统东方学说中深入研究过的思想,与产生於二十世纪末技术文明深处的新的价值和世界观,思想一致”①。比利时的达米留也说:“中国的哲学传统中,我们并未发现任何相同於西方的二元论形式。在这一哲学传统中,无论道家和儒家如何不同,他们都共同寻求对立双方之间的一种动态融合”②。这也就是现在外国哲学家们盯上了中国古典哲学,并进行研究的原因。
(三)“道生法”与“法律代表统治者意志”的区别
中国的古典哲学中是将“天道”“地道”“人道”看作互为影响的一个整体,认为人类必须顺应天地之道而生存和发展。并强调指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③。所以,法律就必须依自然法则而行制定,这就是“道生法”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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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B·C·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② 〔比〕J·达米留:《中国绘画的现象一瞥》佘碧平译,载刊同上。”
③ 《黄帝经·十六经·姓争》。
学命题的提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①。这就是世界上提出最早的“法哲学”理论,它也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科学依据。因为以道立法,法律就是自然法则的最集中体现,故曰:“法者,天下之至道也”②。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古代哲学经典中,就将执治国者称作“执道者”,以有道与无道为标准而评价执政者。
为什么要以自然规律为依据而行立法?
其一,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用之者兴,忽视者衰,依道学之理而立法,这就保证了人类社会生活在一切活动中,有了一个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执行和监督机制进行保证,使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能够效法自然,以保证人类社会生活在总体上不违背客观自然规律,有一个法律性的科学制约机制做为繁荣昌盛的保证;
其二,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着与天地万物相同的客观自然规规律,它同样不可违背,顺之则治,背逆则乱。举以大者,国为公,家为私,执政治国者为阳,守法为民者为阴,公与私、阴与阳就是互为制约、互为根本、互相感应、吸引、交流而动的一个相異而同、相反而成、相依为命的对立统一体。由此,治国者不能以一己私利而治国,而是时时、事事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民为本,才能做到本固而邦宁。不为己,而受人民拥戴;不为己,而己利已存,名留青史;相反,执政治国,处处为己,不顾人民的死活,搜刮民财,骄奢淫逸,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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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帝经·经法·道法》。
② 见《管子·任法》。
必导致民怨沸腾,或愤起反抗,推翻其政;或骂名存世,遗臭千古;如此者,为己之利,则失己之利。故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①;而人民则又以国为己之生存根本,爱国胜於爱家。因为国乱则家不宁,国破则家难存,故中国人自古就有尽忠为先、尽孝次之,忠孝不可两全的家训。故曰:“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②。“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③。举以小者,中国哲学认为夫妻、父子、兄弟等,都是阴阳互依关係,其权利与义务等所有法律、道德,都是依哲学规律而行制定。
西方哲学,则无人类须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论述,同时由於将人类与自然万物事实上分为二元,强调人类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唯意志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也同样未能阐明其客观自然规律。唯其如此,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中,也就强调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说法。这就等於宣佈,不仅人类在其生产、生活中可以不遵从自然法则,就是在法律面前也不能够人人平等,统治者就可以不遵守法律。如此,所谓民主,也必然是假民主,难以做到真正的发扬民主。
(四)道德哲学与道德和真理分殊的区别
中国古典哲学将“天道”、“地道”、“人道”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学道而有所得并用以约束人类自身的行为,才体现为“道德”。换言之,道德本身就体现为遵循自然法则,道德即为真理,道德与真理是为一个科学的整体。所以,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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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子家语》。
② 《新书》。
③ 《曹植集·白马篇》。
的历史上,也就只有道学——也即现在所说的哲学之称,而没有什么“道德哲学”、“伦理哲学”、“政治哲学”、“解释哲学”等许多不同的名目。
而在西方哲学中,哲学与道德则是相互分离的,且其所谓的“道德”则又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也并不奇怪,从人与自然观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就必然会发展到其极致——个人与社会的个人中心主义。这当中,著名的怀疑主义哲学“大师”们自然是功不可没。这就给道德造成了危机。因为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解放”,必然会冲击到人类社会的公德。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又普遍地忽视道德教育,这就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法国的阿莫尼克,就谈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法国所存的这种破坏性的后果①。到了二十世纪末,面对全球性的道德危机出现,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面对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交流、发展的大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与激荡,西方的许多哲学家们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性趣。如英国的姚新中经过对中西哲学进行对比研究后这样说:
“儒家的自我起源於与天性相同的人性,在与社会生活过程相同的道德修养或自我建构中成熟起来,最终是体现着天道的完美自我的实现。在把自我与人的本源、与人的群体、与人的完善的联繫上,儒家学派不同於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自我的理解,尤其不同於笛卡儿学派关於个体同一性的概念及经验主义的自我观。儒家学派中的自我本质上是一个连续建构的有机体:
————————————————
① 〔法〕T·M·阿莫尼克:《道德与后现代性——道德哲学专论》,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2期。
它不是一个以思维为本质的实体,而是人在物理上、心理上和道德上逐渐成熟的一个积极活动的过程;它不是独立於环境的孤立存在或环境的对立物,而是个人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群体的义务时所形成和再行成的一种关係;他不是一个一旦形成再也不变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从过去到将来的连续生长过程”
在列举西方哲学研究最新发展动态之后,他又说:“在当代西方哲学新的发展中和在强有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我们听到了他们对东方儒家自我观的反响”①。
“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确地指出,欧洲的科学革命把科学真理与道德彻底地分离开来,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危险了,可是在东方的学说中这样的分离从未有过”②。
关於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上的区别,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此处略说个一二三四,以证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在本质上的不同就可以了。
当今正处在一个全球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竞争、交流、激荡、相互借鉴而达飞速发展的时代。人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体现。世
——————————————
① 〔英〕姚新中:《自我建构与同一性——儒家的自我与一些西方自我观念之比较》,原载 ASIAN PHILOPHY,VOL·6,NO·3,1996 焦国成、刘余莉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② 〔俄〕B·C·斯焦平:《今日俄罗斯哲学:现在的问题与对过去的评价》,安启念、蔡永宁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1期。
界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之总和,才能构成世界历史文化,抽掉了民族文化这一个体属性,便无人类总体文化可言。正因为世界各个民族文化都是在历史上交往较差,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特定地域、特定物产、特定生产、特定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不同类型,唯其如此才各具特色,各有长短。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特别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其在文化上也就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通过借鉴和取长补短的相互交融而产生变化,达到发展和提高,并逐步地朝着世界大同的方向发展。而文化的精髓性本质,是哲学的体现。哲学又正是人们对自然规律进行探索、研究、总结、应用、并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充实、提高,才走向於接近客观真理的。而客观自然规律,是不为民族不同而有所異的。这也就是文化、哲学并不受民族、地域、国界限制的根本性原因。为了更好在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应当积极地对中外哲学进行研究,在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之中,做到心明眼亮,明白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什么,以及怎样学,尽量避免不分优劣地照葫芦画瓢。同时,我们也应当在有分析地继承优良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搞好创新。
我们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民族复兴,所急需的,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和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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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曲辰 于 2007-9-20 13:5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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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易》经中究竟蕴涵有多少“谜”?
曲 辰
本书取名曰《解〈易〉诸谜》,至此所解,不过是几十个谜题。其中,还有不少原非《易》经本身所蕴涵,而是人们在历代学习《易》经、研究《易》经中发生争论,由此而提出来争论造成的所谓“谜”题。而《易》经本身所蕴涵着的、人们并未提出来的“谜”题,甚至是更重要的问题,却未谈到并进行解释。那么,为什么《易》经中原本并未蕴涵着的,我在这里倒进行了解释,反而对《易》经中原本蕴涵着的,却并未进行解释呢?这是因为,现在研究《易》经虽然火爆,但有很多人困於目前流行的所疑争论上,学《易》、研《易》方向不清,目的不明,白白浪费了人们极为宝贵的时间,且收效甚微,成果不著,这是当前在《易》经研究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本书的写作,也正是基於此种实际研《易》现状,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目的是想扫除学《易》研《易》中无端困扰人们的一些问题,以使大家克服某些节外生枝的无谓争论,将自己学《易》研《易》的精力从一开始便用到对其哲学理论本质性的研究上去。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实用主义观点。
至於真正解开《易》经中蕴涵着的所有“谜”题,则是需要我们所有对《易》经感到兴趣,有志於学习、研究《易》经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人,在共同努力、共同研究中,来共同完成的历史任务。
那么,在《易》经之中,究竟蕴涵有多少“谜”题呢?这也是一个很难用具体数目说清楚的问题。因为,所谓“谜”者,迷惑也,使人惑而不解的问题就成为“谜”。而“谜”又是一个因人而異、缺乏具体标准的问题。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对於张三来说,是一个难解之谜,而在李四眼里它就不构成甚么“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因学识、观点、治学方法等方面的许多不同,就会造成在认识上有很大差異的问题。
就我的认识而言,由於《易》经产生之早,经过至少七千多年、甚或上万年的历史传承与演变,又由於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产生的历史膈膜,《易》经中本来阐述明确、古人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用之纯熟的一些中国古典哲学名词、术语,以及由哲理而引申出来的道德名词,在今天也并不是尽人皆知之事了,凡此之类,都可以称之以“谜”,需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直白性解释。如:《易》经中反复强调道理之“中”、“正”的重要意义,与“正”相对的道理为“奇”。这“正”与“奇”又指得是什么?古人又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此乃至理名言,现代人不知此理,曾犯很大的错误而不知其错之所以,这就是对中国古典哲学不瞭解的具体体现。如此,其“正”与“奇”的哲学理论重要区别又在哪里?你能理论联繫实际、深入浅出地解释这个问题么?又如,《周易·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繫辞》中又言:“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当然,此中的“性命”一辞,不是今人所理解的“生命”之义,而是分别指中国古典哲学名词中的“性”与“命”,那么,这“性”、“命”的确切哲学涵义又是什么呢?孟子、程颐、王充、王夫之、戴震等对此的解释对不对?为什么?《易·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中的“文明”一词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中国的传统道德观点,没有一个不是从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所阐明的客观自然规律中引申出来的,如此,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又是各依什么哲理而提出来的?……
总之,在《易》经的研究中,需要解疑释惑的问题是很多的,远不是在这样一本为普及《易》学浅近知识的小书中所能够完成的。因此,我计划写《中华道理》一书,不谈古今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是只就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作有系统的论述性介绍,作一点比较深入的探讨。只有那样,或许才有可能将中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理论较有系统地介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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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如何使《易》经研究为民族复兴服务?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易》经?在《易》经研究“热”中,是不是人们对这个最平常不过的问题都明白?我觉得,这也还是个问题。据我所知,有相当多的一些人,只是出於好奇而学,进而进行钻研的,其行为本身并无一定的目的性。於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人看了《周易》或与之相关的一些书籍之后,一谈起《易》经就神天鬼地、云三雾四、言其奇妙高深莫测,实际则根本不着一点边际;我还见到过一位自称是某某《周易》研究会的会员,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大谈卜筮,说他能测出哪一个国家的政局会出现如何如何的动态,原因是如何如何,听的人都感到哭笑不得;还看到一些个“学术研究论文”,则是将六十四幅图案性卦画变成各种几何形状,其论也就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数学游戏……凡此,恐怕其研究目的就不是很清楚,也很难说对《易》经有什么真正的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易》经?我们绝不是为了好奇,不是无事可做,我们在如何宏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可做的事真是太多了!我们对《易》经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占卜,搞现代迷信。我们之所以研究《易》经,因为它是祖国文化遗产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数千年乃至上万年思想智慧的结晶,而欲将它所蕴涵的科学道理研究明白,阐发出来,转变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智慧,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我们的民族复兴服务。然而,现在的情况距这种需要相差甚远。甚至,我们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国外的一些学者。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目的不够明确之外,还存在着思想不够解放,研究方法陈旧,研究手段单一等许多须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有很多学者研究《易》经,还仅仅限於对《周易》的《经》、《传》文字作单纯性考证、训诂方面,这是中国人在研究《易》经上已经走了至少两千多年的老路子。在这方面的著作已多如牛毛,抱此旧法进行研究,能有多大的发现?这是应当考虑的。我是读了不少这方面的新著的,很多这一类型的新著,连今本《周易》文字中明显的错误都不能够提出来,更不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什么呢?《易》经是以图案画为主,以文字注解为辅,图文结合的古代典籍,其所有文字部分,都是对八经卦与六十四别卦图案画、通过“象术”原则所象事物、以及一个个不同事物之象和事物变化所喻涵的哲学道理而注、而解、而阐发的。不研究《易》经的“象术”,不明白不同事物及事物变化所要表达的哲理,又何能知其文字中的对与错呢?
当然,也有些学者是从“象术”上进行了研究的,但却似乎不明白“象术”原则,不明白“象术”在《易》经中的运用只是一种独特的手段,而不是作《易》的原本目的,其目的是通过“象术”这一种独特的“桥”和“船”,来承载哲理以达到传播和传承於后世这样的一个“彼岸”的。所以,此类研究又重蹈了汉代象数研究的覆辙,由此而大谈卦外之象,爻外之象,乃至卦变等等。其实,在汉代以后的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名家对汉代人们的这种错误作法进行了批评,指出了“卦、爻之外无别象”的问题。
《易》经的研究,虽然有其一定的难度,但以我的愚见,只要方法对头,肯下苦功,并尽可能走综合性研究的路子,就能够大有成就。这是因为,虽然两千多年以来,研究《易》经的著作多如牛毛,然由於绝大多数人惑於卜筮,惑於术数,乃至其不懂哲学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真正有大成就的并不多见,《易》道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中极其丰富的哲学理论,则是基本上没有阐发出来的。之所以如此者,同历史上的特定社会条件、学术研究风气、研究方法、研究者的知识广博程度等诸种因素有关。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今天各方面优越的研究条件,是历史上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与之相比的,我们现在的学者有着充分的理由,应该比古人做得更好。
要使《易》经研究出成果,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服务,虽然研究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有一条是必须强调、必须尽可能做到的,这就是突破历史上研究《易》经的老框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革新,充分利用当今知识、信息,以及历史、考古、古文字、天文、哲学等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採取理论联繫实际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将古老的《易》经道理阐发出来,并使其通俗化、现代化。如此,一个新的景象肯定会出现。对此,依照我个人的粗浅体会,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抓住根本同诸子之说比较
《易》经迄今为止,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蕴涵最丰富的一部哲学专著,这就是它的根本。研究《易》不抓住这个哲学根本,奢谈术数,以言卜筮,便会导致谬误。对於中国古典哲学感到生疏者,可以参阅《黄帝经》以加深理解。虽然,《黄帝经》在哲学理论上已没有《易》经蕴涵的完整,但是,它却是比《易》经通俗易懂的,而且每讲一个哲学理论观点,都是理论紧密联繫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法律、伦理、道德等社会实际的,是迄今为止,比任何子书论理详确的一部哲学著作。在弄通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再分别将其与历史上的吕望、管仲、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孙武、墨子、荀况、韩非、惠施、申不害、田何、郑玄、王弼、孔颖达、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朱熹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尽可能广泛的比较性的研究。这种比较是十分重要的,它一方面可以加深对《易》道哲学的理解,更加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对比性的研究,就能够在中国古典哲学研究上,明白中国古典哲学的真正源流,明白其在历史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重大嬗变过程,就能避免那种误将老子当成甚么“道家创始人”的荒谬之说,避免硬把老子、庄子、董仲舒、朱熹等严重嬗变了的错误之说当作中国古典哲学主流的历史性错误。同时,也不会如某些学者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片面认识的误导,错误地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千篇一律地越发展越先进,而根本不存在退化的主观唯心论,只要你一谈到《易》道哲学比朱熹的理论科学,他就会摇头…… 这就是说,要真正搞好对《易》经的研究,就要尽一切可能,不受或少受古今中外各种各样主观唯心主义认识的影响。真正做到一切结论、认识得出於实际研究之后,而不是在还未研究之前就戴上一种这样那样的框框。如此,研究的过程,事实上就变为一种有系统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学习过程,是一个哲学理论清污除垢的净化过程。不把哲学理论搞正确而言《易》理,是谈不上什么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二)同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广泛进行比较
不论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种文化,其本质是优是劣,都不是靠主观地认为、以及自我吹嘘而确立起来、被人们承认的,而应当是在广泛的对比研究之中得到认识,在广泛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得到承认的。我们研究《易》经,其最终的目的,应当是在继承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当今世界各种哲学流派之长,克服自己哲学理论之短,使其得到丰富、发展、完善、提高,形成一种最科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由此而使中国古典哲学焕发青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我们国家建设、民族复兴中发挥作用。只有如此,才算得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理论创新。
《易》经中所蕴涵、所阐述的是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的综合分析自然观,立体变动宇宙观,其探索与研究的就是客观自然规律。纵观古今中外,哲学的发展都是同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医药学、数学等科学研究紧紧地联繫在一起的。无论是什么牌号的哲学理论,用它不能够解释天文现象、物理现象、生物现象,不能够以其为指导而研究人体科学,不能够应用其道理而防病治病,它就一定存在着某种不科学、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谬误,而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唯其如此,不论古今中外,最著名的哲学家,他往往首先就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或者医学家。凡是如此者,其理论谬误便少一些,不懂天文、地理、物理、生物、医药、数学等方面知识的所谓“哲学家”,其理论中的谬误成份就多,甚至是很荒唐的谬论。
正因为是如此,我们判定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是否为科学哲学,就应当将这种哲学理论同各种科学理论进行对比研究,首先是要同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康德、达尔文、罗素、爱因斯坦、哈勃等人的理论进行比较。这是因为,所谓哲学,就是对一切客观自然规律进行研究之后而总结出来的一种高度集中、抽象性概括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几个孤立而不成系统的观点。不然,它就不能被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如果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用其律己则害己,依其教人则害人,将其奉为指导思想,用以指导我们的事业,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易》道既然是哲学,那么,我们对它的研究,也就应当同西方哲学进行对比,不仅应当同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念比较,也要同反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伊壁鸠鲁哲学比较。自然,亦应同英、法、德的培根、伏尔泰、费尔巴哈、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哲学理论进行比较。只有尽可能广泛地多作比较性研究,看哪一种哲学理论对客观自然规律阐述确切、科学,才能最后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我是一个笨人,在我的学术研究中,就是要尽可能比较广泛地进行对比研究,最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总觉得,这样,自己的认识可能就会保险一些。
我们研究《易》道中国古典哲学,也只有在广泛性的对比研究之中,才能明白某种哲学的优点与缺点,才能够客观地明白我们应该坚特什么,反对什么,继承什么,学习和吸收人家的哪些东西,然后取长补短,发展我们的哲学思想理论,尽量使其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程度。
(三)进行必要的理论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对於古今中外的一切哲学理论,要判定其正确与否,都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要明白其何为所长,何为所短,要取长补短地学习、借鉴。要在继承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哲学理论,同样需要进行各种哲学的实践检验。这里所说的在实践中检验,并不是我们的研究者将各种流派的哲学理论都拿到未来的社会实践中去一一检验,而是应当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检验其理论是否符合客观社会实际。
不进行客观社会实际的理论检验,就认定某种理论为真理,并依之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难免会给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近现代,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西方的文化、哲学也都乘着那坚船利炮传向了全世界,这就形成了西方哲学统治世界思想领域的一种社会现实。而亚洲哲学、中国哲学,不仅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就是在中国,中国古典哲学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际影响也是不大的。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全貌与本质性体现,人们的认知也还是稀里糊涂,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东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就一定不好,西方哲学就一定优秀得不得了,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谁都明白,是一个用不着去争论的问题。
西方哲学主要是欧洲哲学,它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并不是一成而不变的,近代的欧洲哲学发展,也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的。这就是在其重分析而轻综合的线性思维方式影响下,越分越细:分出了什么“解释性哲学”,“实证主义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如此就产生了很多荒谬的理论:
其一,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了极为精细的分割,乃至认为自然科学非哲学之本原,不承认自然科学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过分地强调哲学在社会人文科学中的某种政治、历史、文化因素,这就造成了哲学只存在於社会科学领域,只能指导社会科学实践,而不能指导自然科学实践的错误认识。这正是出现自然环境因人类的社会活动而不断恶化的原因。事实上,不经过自然科学研究的验证、不能够指导自然科学发展的所谓“哲学”,就不是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其学说就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以不符合客观自然规律的“哲学”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就会对人类的社会发展造成危害。
其二,近代西方还将哲学进一步缩小到政治、经济、思想教育等方面,不承认法律的制定应当遵从客观自然规律,反对法哲学的研究,并轻视伦理哲学,道德哲学的研究与发展。这正是在经济活动中出现道德危机、又进而由道德沦丧损害经济建设的根源。
其三,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哲学政治化,定哲学以阶级属性,认为此一阶级的哲学,彼一阶级就不能用;彼一阶级的哲学,此一阶级就不能用。再进一步,更公开说甚么哲学也具有政党的属性了。这样的哲学还哪里谈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此种说法的本身不是就自相矛盾了么?这种欧洲哲学的发展演变,以及它在全世界的推广应用,正是造成后来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思想等很多方面都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其现实的例证几乎到处都是,举不胜举。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才开始反思,才开始又呼唤哲学的自然科学性,呼唤哲学的综合变化思维方式,以及强调发展伦理哲学与道德哲学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蒙尘已久、默默无闻的东方哲学、中国《易》道哲学思想体系又渐渐被人重视起来,开始研究起来。但是,由於存在着古今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存在着中西历史文化上的膈膜等因素,不仅西方学者不识《易》经真面目,不知其源,而只是从其“流”中看到了一些现象;就是中国人自己亦同样不识祖传瑰宝《易》经的哲学经典真面目,尚在讨论其是“卜筮书”还是哲学书的问题。
不承认《易》经是哲学书原因,就是因为研究得不深入,由此而不认识中国这个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不认识又如何谈得上传承与弘扬?退一步说,就是知道了《易》经是中国古典哲学著作,这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各方面哲学理论观点是否真正“博大精深”,也是需要对其进行实践检验的,这就是要充分验证其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产、法律建设、军事科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天文历法、环境保护等各方面是否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只有当真正认识了它的时候,才能谈到是否继承与弘扬,以及如何继承和弘扬的问题。因为,不论古今,不论中外,任何文化,任何思想,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其确实优秀、确实科学、确实是博大精深,我们才能相信和应用,才能避免因为肓目地吸收、肓目地应用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不应有的危害。从这个实际情况上说,我们在研究、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距离我们国家建设事业的实际要求是相差很远的。
(四)要使《易》道哲学现代化
要真正做好对《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研究,就需要将这种研究现代化。要使《易》经中蕴涵着的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复兴服务,亦同样必须使其现代化。这是因为,《易》经形成的历史久远,其名词、术语、义理的蕴涵性表达方式等,都与现代人的语言、理解习惯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即使是我们将其从图案画中的蕴涵、古代语言文字的表达、阐述之中,把全部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研究阐述出来,也必须採取一种适当的现代性辞语方式进行表述,不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传播与传承。此其一;而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之间,也有一定的表述弊端。如其名词术语杂乱,语言不尽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等,我们似乎又不可完全採用西方哲学的表述方式。此其二。因此,研究《易》经,在以《易》经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长处,扬棄其短,发展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点的、通俗易懂的现代哲学理论思想体系,才能使之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今时代,政治在变革,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激烈竞争与发展,各种思想、各种文化都在相互交流、激荡、互为影响,这种客观存在着的情势就如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是夺冠?是败北?其指导思想正确与否,也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亦就是说,在这种生存与发展的全球化激烈竞争之中,谁拥有了科学、完整、立体化、全方位、与时俱进的辨证思维哲学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谁就会大得其益。这,就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民族的历史性复兴,在呼唤比以往更加科学、更加优秀的哲学理论。
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在研究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吸收世界上各种哲学之长,发展和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哲学理论思想体系,并不是一个人,几百个人,或者某一学术研究领域所能够完成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成的事,只有我们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们共同努力,方可成此伟业。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只要我们这个民族惊醒、团结、努力、奋斗,共同为着民族复兴的历史性目标迈起我们坚定的脚步,我们的目的就一定会达到!
[
本帖最后由 曲辰 于 2007-9-20 14:00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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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佩服先生的学识,但有个问题先生提到但未讲清楚:就是包牺氏为什么要创制八卦,他意欲何为。如这个问题说不清,如何断定八卦不是做占卜之用。而对于原始先民未开化人群,占卜不失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规定,必定那时还没有法律耒组织人们的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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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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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蟾蜍 先生:
您好提的意见很对,只是,此书的书名定为《解〈易〉诸谜》,如此篇目之定就客观上受到了一定限制——重在解“谜”,忽略系统性论证;重在知识普及,则对解释深层次哲学问题有所忽略。对于先生所提出来的问题,我在《中国哲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作了一定篇幅的客观论证,因为,这个问题是需要有大量的历史证据才能够说明的。谢谢先生有这么好的、切中要点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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