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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思考
潘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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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柿油党
#1
发表于 2007-8-30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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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思考
昨天回家路上想到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换句话说,在中国能否建一个具有多元化的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社会?
思绪很乱,一时间难以理出头绪,所以先提出来,看看诸位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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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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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6
#2
发表于 2007-8-30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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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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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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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柿油党
#3
发表于 2007-8-30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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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社会主义就应该不可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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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岳飞传完整版》火热发布
凯坦尼古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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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
#4
发表于 2007-8-30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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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篇相关文章。我个人赞同此文大部份观点——虽然文中对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演化过程有点语焉不详(不过可以理解)。
当然,如该文提及之“权威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是否正确或是客观可行,大可存疑。
只作一家之言,立此存证而已。
原标题:闲言——如何在当代中国重建国家意识形态
转自北青网-青年论坛 » 热点时评 作者佚名
据报载,中国政府最近组织了一大批社会科学学者,集中力量开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并称此举为“对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战略意义的生命工程”。
这一动态,凸显了中国处抽象层面的政权及具体层面的政府的无奈:自邓小平启动改革以来,社会进程开始偏离原来意识形态支柱的支撑,渐行渐远。失去意识形态支撑后,政权的合法性、政府行为的合理性都丧失了根本性说服力,难以得到民众广泛认同,更遑论动员民众。
邓小平在启动新的社会进程之初,即已敏锐意识到了这条路将偏离传统意识形态的导引,并且会愈行愈远。因此,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即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淡化原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先后祭起两件法宝,希望以此替换必然会与现实进程越来越不相协调的正统意识形态理论。第一件是爱国主义,第二件是“发展硬道理”。虽然同时邓小平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但那不过是出于坚守政权的需要;换言之,“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那儿主要是对执政党的要求,他并不奢望能凭此整合人心。
应该说,这两件法宝在祭起之初,都效果明显,起到了聚拢人心、整合认同、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为政府行为提供合理性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尤其是随着阶级分化的成形,爱国主义和“发展硬道理”逐渐被剥去斑斓色彩,逐渐被削减了说服力和感召力。到21世纪初的今天,爱国主义和“发展硬道理”虽然还分别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动员力,但已降格为一种只能得到部分人认同、只在部分民众范围内生效的意识形态资源。社会心态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回复到了五十多年前的状态,民众情绪再次聚焦在政治腐败和分配不公上:当大多数人的生活受困于物质贫乏、尤其是当他们同时感受到强烈的分配不公时,国家认同对他们而言是遥远的;既然经济发展成果的大多数注定要被强势既得利益集团攫取,那么经济发展对于其他人就意义不大。虽然政府和学界不断有人反复劝导:不公平只是暂时的,是难以避免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最终将有利于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很“真实”;但它没有“美感”,不足以说服社会底层保持平静忍受和等待。被“不公平”伤害者的思芬克司之问是:为什么需要作出牺牲的偏偏只是我?自由主义所精雕细琢的“规则公平”也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至少其答案不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
正是在爱国主义和“发展硬道理”都已丧失了大部分的整合力后,中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亲民路线和“以人为本”的施政观,希望以此重新拢合人心、赢得认同。但是,和官方正统理论一样,民本主义的指向与改革开放的逻辑有着南辕北辙的出入。民本主义既然不能始终观照改革的实践进程,它在理论上也就不可能走向彻底,不彻底就不能实现逻辑自洽。作为防止社会进程走向极端的一种调节性观照,民本观是有益的;但它不可能成为社会进程的整体性指导思想,因而也不能独自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不能成为获得普遍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由此可见,无论爱国主义、“发展硬道理”还是“以人为本”,都不足以在新时期构筑起聚合人心、服务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意识形态平台。上述三者只能模糊并存,分别为现状和现实进程提供零散的解释性和说服力。在此现状下,关于国家存在和政权合理性的说明只能停留在实用层面,无法上升到道义层面进行根本性论证。正是在这种新的替代品力有未逮的窘迫中,中国政府被迫重整马克思主义,希望从传统理论中重拾道义资源。虽然把握不大,却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总比什么都不做强。
意识形态理论的构筑,一般是在国家政权的主动支持下完成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和认同,思想理论充其量只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思潮,不可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时,意识形态理论也必须获得民间的广泛认同,否则就会虚脱为单纯的御用工具,起不到聚合社会人心的作用,也不能为政权及其作为赢得认同和服从。
思想要能够为政权接受,必须对政权有益,能够为其所用;要能够为社会普遍认同,必须契合人心、契合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二是流行的思想观念。二者虽然根源于现实经验,但又都是相对独立的客观实在。时代精神一旦形成,就具有鲜明的自我特征。它一般不会轻易被人为改变,反过来它总是要求人的观念作为必须顺应它。
因此,有效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形成可以有三种来源,一是顺应时代精神,依托流行观念建构意识形态理论,具体到今天就是主要以流行的自由主义理论作为参照;二是立足于普遍的社会情绪,重新构筑理论体系,创造新的流行观念,在这方面最成功的示范是马克思,他凭自己思想的力量改变了历史,创造了新的时代;三是沿袭原有的理论资源,将其改头换面,使之能够适应时代、解说现实,这正是当前中国政府准备走的棋。就思想建构而言,第三条路属下坡路,最容易走,但最不可能达到目的。世易时移,根源于昨日时代精神的理论,怎么可能在沧桑变幻后的今天重新拥有吸引人心的魔力?时代不同了,使命更不相同,修残补缺的作用只能维持一时,在自圆其说下赢得一口喘息的机会,不大可能凭此整合和聚拢人心。
由此更可以确认执政者的尴尬和被动。正是由于第一、二条路都没走通,才不得不下大力气强调最没有成功希望的第三条路。执政者对第三条路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宣示了重建意识形态理论的挫折,执政者似乎已将理论建构的目标降格为自圆其说,暂时不再追求整合全社会的功能。
第一条路没走通是由于流行的自由主义逻辑与中国模式在当代具有某种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自由主义模式在西方的成功示范,自由主义理论已紧密对应于某种政治制度的定式。在此基础上,再想依据具体国情作出适应性修改,难度极大。自由主义逻辑在今天必然指向西方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的转型极可能导致政权瓦解和社会动荡。因此,依据于自由主义流行观念的第一条路不但没有被执政者主动选择,而且还时时受到警惕防范。
第二条路就理论建构而言最难,需要深刻的现实体验和天才的理论原创力,在某种意义上它属于可遇而不可求。当前中国最富实践指向和原创力度的政治理论是康晓光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康晓光新保守主义完全是从中国的具体约束条件出发,构筑了一个颇具可行性的政治制度模型。其血肉虽有待充实,其躯干已经具足;其效用虽有待验证,但确实颇合符实际。
但是,康晓光新保守主义也有其难题。它在拒绝了时代流行观念诱惑的同时,也没有扎根于普遍的社会情绪,而是直接扎根于政治力量对比的现实。这样一种理论,可以指导政治实践,但难以聚合人心、难以获得普遍认同。它更适于悄悄地做,而较不适于大张旗鼓地说--就象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样,它可以成为政治操作的指南,但难以成为令民众闻风而从的号角。康晓光继而提出了“现代仁政学”作为补充,但“仁政”就象“民本”一样,可以作为现实操作的一种调节和辅助,不易赢得人心认同--这未必是今时今地人们所想要的东西。
在此第一条道路成为畏途,第二条道路未见畅通之际,强调第三条道路既是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终究无济于事。有鉴于此,笔者在此提出一条折衷之路,即将第一条路流行观念的形式与第二条路的内容缝合起来;以自由主义为表,以某种类似康晓光新保守主义的可行性理论为里,以自由主义的词汇来解释权威主义的主张,这可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从这一角度看,当代中国最有可能成形、并且能够行之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是巧妙揉合了权威主义现实和自由主义理想的理论,笔者称之为“权威自由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将自由主义理想作为目标、悬诸未来,而是直接以自由主义的观念解读权威主义的操作,寻找二者的共通性,对权威主义的运行进行自由主义的包装。当然,在此过程中,权威主义的现实走向本身也会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导向和制约。不仅如此,为了解释政权的延续和传承,还可以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某些契合于当代的“合理内核”。相对于各种已经抛头露面的理论学说,可能只有这种嫁接缝合的东西,才是真正适合于中国国情、适合于中国现阶段需要的意识形态创作。
要将这种权威主义为体、自由主义为用的理论资源拼合成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难度不小。两方面的取舍、衔接,极需功力。就现有趋势而言,强调法治淡化民主、以党内民主替换社会民主,可能是可行选择。更重要的是,怎么为这种嫁接赋予一种理论的正当性,怎么应付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尤其重要的是,怎么将这种理论包装成一种具有广泛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政治理想?这才是意识形态能否赢得认同的关键。
虽然这条路也有难度,但它与上述第三条路最大的不同是:它确实有可能成功,确实有可能以最简捷的方式为当代中国重建意识形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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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坦尼古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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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7-8-30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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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篇作参考,应该说比较扼要地说明了截止上世纪末以前国家意识形态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文化审视
原作者:黄力之 文章来源:转自乌有之乡 >> 文章中心 >> 时代观察 >>
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复杂存在状态,任何一个愿意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充满理性精神的人,都会在自己的内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家意识形态问题上,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还能有别的选择吗?如果得到的不是否定的答案,那么很难想象会有效地坚持下去。
要回答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问题,必须从国家意识形态本身说起。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指导思想,而国家是通过国家舆论机器(由统治阶级中的精英人物操纵)表现出来的,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是: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於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麽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
这一经典论述包含了这样几个要点:
1、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必然有观念上的表现,观念表现的内容必然是维护和强化现行物质关系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的;
2、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由于是社会的统治者,有能力支配社会的一切资源,所以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具有话语霸权;
3、统治阶级中的个人,都是思维着的人,他们可能直接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也可能只是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即一种间接地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
这几个要点凸显了任何一个社会所存在现象----统治阶级总是对社会实行精神统治,强调了社会精神统治对社会的稳固与延续功能,这样就揭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实质及其必然性与必要性,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应该说,在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这一理论不断地、普遍地得到了证明(西方在所谓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我以为这只是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并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过时了,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②)。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詹姆逊(F.Jameson)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高度评价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它揭示了隐藏在各种复杂现象后面的一切社会思想的实质。
从历史发展来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的一个历史成果。而从文化演变的角度看,则是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与扬弃的结果。
中国古代文化作为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复合状的结构,其中既有封闭、落后、腐朽的因素,也有开放、先进、充满生命力的因素。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一种与传统文化大大不相同的新文化观念也在悄悄地产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先进文化不是在中国社会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自我完成的,而是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致,即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获得更快的发展以后,其对世界的扩张打乱并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由于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屡屡失败于西方,“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此后中国先进分子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而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中国人不得不更多地关注西方。总体上说,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呈不断加剧之势。西方既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将中国逼向亡国的边缘。
凭着感觉,人们最初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器物的失败,于是先有了洋务运动,试图走西方的坚船利炮之路。但是随着人们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也有人发现西方的先进不只是在器物方面,制度与文化也自有其特色,于是后来又有了维新变法之举。但是,洋务运动未能挽救中国的颓势,变法也失败了,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
接下来形成的新认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观念的落后。鲁迅在1907年的文章中,注意到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因此,对中国来说,“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③于是,许多怀疑中国文化总体上落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倾向西方现代先进文化观念,越来越对中国传统思想产生怀疑。何况,1905年科举的废弃已经在制度上折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在这一背景下,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了。
遵循历史给定的逻辑,新文化运动一方面集中批判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自觉地认同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和民主的思想。陈独秀在1919年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说,“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把西方救出,并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也认定这两先生,只有这样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这里,他是运用比较的方法--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来进行论证,认为民主和科学在西方已经行之有效,因而中国也必须接受。
对当时中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文化建构不是一次完成的,它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两次飞跃: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飞跃到西方先进文化,一是从一般的西方文化飞跃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揭示了这一过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可以救中国的先进的文化,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④
结果是,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既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民主、科学都包含在内)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最后选择。毛泽东本人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过程,他在1936年这样回顾道,新文化运动之初,“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到1920年,在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后,“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⑤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在总结百年中国文化的道路时,只承认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性,认为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保证,而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说成是先进的启蒙思想的失落,是“救亡压倒启蒙”,说什么只有“告别革命”才有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历史的运转过程完全不是现在的人们所自由想象的,一方面,当时的世界潮流确实就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国情也注定只能这样选择。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有一公正的论述:
“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在此之前,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但真正皈依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人并不多。随着对西方民主的信仰的破灭,随着国内的政治觉醒为在中国舞台上采取有效直接的行动提供了新的希望,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看作是现代西方最先进的精神产品,而且还被作是对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西方世界及其与中国的帝国主义关系的否定。后面这一点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国际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论述民族主义的要求的有关部分和新苏维埃政权放弃老沙皇在中国的特权这一事实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接受俄国革命的经验从而变成共产主义者,是寻求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政治行动方针的出路所在,也是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变革进程中为中华民族谋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⑥
关于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意识形态,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美国学者舒曼(Franz Schurmann)就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⑦
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以外,还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效性,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双向建构也有关系。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反映了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在完全疏离中国文化传统的状态下取得胜利,相反地,它必须与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双向建构——从内容到形式,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完美地结合起来。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就认为,毛泽东在延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不仅仅关系到建立一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党的问题,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根本上变得适用于中国。”“中共的成功依靠党的积极分子的一致性,他们一定要在理智上深深相信党的路线的智慧。路线的正确性一定要用理论原则和实际行动来证明。这件事的完成是逐渐创造了一套在西方通常称为‘毛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则比较谦虚地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把它的普遍原则用之于中国的特定情况。毛是怎样一点一点地把它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⑧。
从内容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两个方面,即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中国表述。
前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是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对此提出的中国表述是“实事求是”。他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⑨
“实事求是”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命题,源出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颜师古解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样一个提法,将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统一起来,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精神,经过毛泽东的重新阐释,上升到唯物主义的本体观、实践的认识论和“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的高度统一,于是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实事求是”中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应该说,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文化改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杂原理为中国人喜闻乐见了。
在价值观上,《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实际上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提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都难以企及的崇高范畴。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主义是有极其深厚的基础的,从孔子的“克已复礼”到宋明理学的“正心诚意”,社会统治意识形态和官方正统哲学都是强调个人的自我克制、服从上级与社会、为他人作奉献,甚至牺牲生命以成仁取义,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习惯的文化心理。尽管在中国封建社会,对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说,这一套道德主义的文化只是一种欺骗,并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利益,但在为社会树立好与善的价值导向,制约人性恶的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而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依据《共产党宣言》所提“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标准,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结合起来,要求每个人对革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党无比忠诚,勇于牺牲献身。相应地,个人利益至上即个人主义的思想,作为异己的有害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有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费正清就对新中国的精神文明状态作了如下描述:
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里,“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胜利的农家子弟兵,严守纪律,礼貌待人,同过去军阀部队到处奸淫掳掠和刚刚离去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现在的政府认真尽责,真正把一切肮脏的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不但是街道和水沟,连乞丐、娼妓、小偷小摸都集中起来加以改造。现在的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运动,防止疾病,跟做粗活的交朋友,以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思想,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为理想主义的和有雄心的青年开辟了新的道路。中共组织慢慢地渗透到社会中,树立行为的模范角色,规定思想活动,禁止个人的异己倾向。”⑩
从形式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为:将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满足了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需要一个统一的主流思想的文化愿望,以此建立公共行为准则,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谁不尊重并遵守之,就会给社会带来混乱。
追溯历史,中国的这一文化特点典型地体现在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思想主要由孔子创立,孔子生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反对暴君苛政,关心国计民生,主张君主以身作则,臣民各尽职守,共同遵守以周礼为蓝本的社会秩序和各种规范准则。从总的倾向来看,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一个有利于维持社会统治的完备文本,因此首先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到战国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
汉王朝建立之后,由于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一国家业已建立,封建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适合封建社会又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思想,于是孔子的思想受到重视,其历史地位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⑾五年以后,董仲舒的建策被采纳,史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从此以后,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被正式确立起来,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当然,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地覆盖其他思想,中国文化从来就有着百家争鸣和各家互补的传统,如魏晋玄学兴盛,士人蔑视礼法、狂放成风;隋唐则一度佛道盛行,而当宋明理学统治甚严时,民间的纵欲主义偏偏大行其道。
这种一元与多样化共存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之间有密切联系,统治阶级用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的意志,统一民众的认识,规范民众的行为,而且通过教育保证其代代相传,这样就促成了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所有空间不可能为主流思想所完全控制,多样化文化思想事实上纠正一元化的偏颇,对朝野产生不同的影响,形成了进取与保守之间的张力,保证了文化的自我调节,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自足体。
中国社会在漫长的时期内接受一种一元化思想的统治,事后来看,当然会得出保守的结论。但是,它毕竟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社会各阶层都需要一套共同文化符号来规范行为,使社会尽量少一些震荡,即使发生了,也有纠正的文化机制。因此,一部《水浒传》,为吸引读者,为造反者描绘了可歌可泣的传奇事迹,但到最后,还得是以儒家理想来归一。应该说,从中国没有宗教这一事实来看,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形态从政治生活蔓延到个体的精神世界中,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四以后,或者说科举废除以后,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是由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正是在这一潮流中,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革命世纪。老的一元化思想被抛弃了,但人的文化心态模式仍然存在,如果没有新的思想文化取而代之,精神世界就会发生崩溃,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恰逢其时地首先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一元化主导思想,然后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扩展到全体人民的头脑中。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区域,旧的一元化思想在总体上处于消失之中,而新的一元化思想——马克思主义则逐渐成为公共行为准则,成为维系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不能不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形式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更能理解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化意义。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自己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他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文内着重号系本文作者所加)⑿邓小平认为,依靠一个统一的信念团结人民、组织军队,这就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因此,无论改革开放到什么程度,已经成为统一信念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放弃的。
关于意识形态与革命之关系,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分析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的状况时,作了如下描述:
“在取得政权以前的革命时期,国民党曾把自己同太平天国相提并论、而一旦夺取政权,蒋介石作为真正的领袖出现以后,国民党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开始与帝国体制认同,并把自己的成功与1862——1874年间的‘同治中兴’相比拟。这种突变不禁令人回想起意大利法西斯早期的所作所为。在胜利后,国民党信奉的教条变成了既有儒家的成份又带点西方思想的稀奇古怪的混合物。”“与欧洲法西斯异常相似的是,蒋介石及其喉舌在宣言和声明中,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各种思想硬是拉扯到了一起。国民党对中国问题主要症结的阐述,半是儒家的道德说教,半是哲学的陈词滥调。”⒀
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国民党之失败,与其意识形态思路的混乱分不开。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明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无借鉴作用。
当然,国民党自己的意识形态混乱并不影响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但这并不是真正反抗一种外来的思想,而是它自己代表的是反动的剥削阶级。莫里斯•迈斯纳在分析1927年的国共分裂时,就认为当初的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封建军阀,而接下来,城市的工人运动开始威胁到了资产阶级的一般财产权,农民运动则打击了地主和豪绅,“这样,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出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即城市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这样,城市资产阶级与国民党的联系和对国民党的依赖便随着这种社会革命的威胁的增长而加强;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队伍大部分成员,是拥有土地的豪绅阶级的子弟,但这个阶级现在已受到日益增强的农村革命力量的威胁。”⒁
相反,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乃是因为它代表着中国社会被压迫阶级的利益,美国学者邹谠就说过,五四时代的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新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并按照列宁主义的政党模式创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建立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这就等于把几千年来在政治领域里无足轻重的阶级拉到政治领域中来,并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这是中国社会自秦汉以来最重要的变化,它完全改变了政治运动和政治参与的格式,并且最后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成功。”⒂
毫无疑问,从根本上说,国家意识形态的选择是受统治阶级自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属性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达到了完全的吻合,当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来领导这个国家时,马克思主义必然是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是历史。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② 参阅拙文:《后现代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升降运动》,《高校理论战线》,1993年第4期。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50、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④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475--1476页。
⑤ 《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45页。
⑥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
⑦ 转引自刘烨:《迈向现代国家: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⑧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30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801页。
⑩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
⑾ 《汉书•董仲舒传》。
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页。
⒀《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⒁《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3—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
⒂邹谠:“20世纪中国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20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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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实现理智的多元化社会,这样似乎较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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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发自内心的信仰什么?
孔子?老子?基督?真主?马克思?
是全面的学,还是片面的看?
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华和糟粕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吗?去其糟粕是在回避问题吗?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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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其糟粕怎么是回避问题呢?在去除糟粕的同时,难道没有相应的精华在你脑中吗?
所谓糟粕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或者说偏颇的理念而已,就好像有人骂了我一句,我就想杀他全家,这种思想,难道不是糟粕吗?去掉这种思想,难道是回避问题了吗?我想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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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了我一句,我就想杀他全家这个比喻有点牵强
不同的意识形态,肯定有对立正反两方面的存在,学来的制度或思想算作精华的话,那么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糟粕。我举个例子,现在网络发达了,网上色情内容业发达了,在国外色情业是合法的,在中国是违法的,网络技术与网络色情两者就是精华与遭怕的并存,网络与世界接轨了,网上色情不想接轨,能止的住吗?怎样正确面对糟粕,正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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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正陷于一種精神迷失的狀態
馬尅思主義已經不能再作為意識形態的大旂叻
政府需要重新樹立一麵新的意識形態的大旂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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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主义式很好的一种思想,列宁主义倒是有些偏激,都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思想很反共,也公开与中国弄不愉快。但是李光耀对这个问题就有一个很有名的解释,他本人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坚决反对列宁主义。
说实话,俺认为中国真正完全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少数,马克思思想在国外也还是很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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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取决于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多元化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中可能不易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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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的阶段.
需要有人指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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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什么?信仰是什么?
当初的儒道释,现在的马克思!
无论是百家争鸣、独尊儒术、三教合一,还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政局,晋时会有儒教兴起、灭亡以及玄学的兴起。我们该怎么走,我们正在怎么走,尽管我们表面上怎么说。有谁还看不到吗?
意识形态是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苦苦执著?经济稳定、政治清明、国家强盛不比什么都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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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然走市场经济道路,必然产生多样化的意识形态。如今说当今社会思想混乱,信仰危机,则有什么奇怪和不好吗?相反余认为这是进步,是否定阻挡历史前进的思考。多元的思考、争议只能涌现国家进步复兴的共识,如果有利社会请包容人类社会所有文明成果。中国实在太大,一种所谓思想和意识不足以完成中华复兴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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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0-8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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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觉得谈形态没必要。
现在的问题是拉拢周边小国,形成如同美国或者古春秋战国的联盟国家保护圈,不结盟一点不实惠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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