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足本《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第一辑 - 古典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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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足本《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第一辑

崇祯足本《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一）

《金瓶梅》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小说，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与文化嬗变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金瓶梅》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引起国外汉学家的注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删节本，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删节本，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全校本，都促进了《金瓶梅》研究的深入发展。

《金瓶梅》的版本，大体上可分为两个系统，三种类型。
一是词话本系统，即《新刻金瓶梅词话》，现存三部完整刻本及一部二十三回残本（北京图书馆藏本、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及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残本）。

二是崇祯本系统，即《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现存约十五部（包括残本、抄本、混合本）。

第三种类型是张评本，即《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属崇祯本系统，又与崇祯本不同。

  在两系三类中，崇祯本处于《金瓶梅》版本流变的中间环节。它据词话本改写而成，又是张评本据以改易、评点的祖本，承上启下，至关重要。现存的崇祯本都十分珍贵，一般不易见到，因此，存世的主要崇祯本全面地校勘的会校本，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它不仅有助于认识《金瓶梅》的版本系统，而且也是探讨《金瓶梅》成书之谜、作者之谜，研究作品思想艺术价值的客观依据，是《金瓶梅》研究的基础工程。

一、崇祯诸本的特征、类别及相互关系

  刊刻于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之后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二十卷一百回本。卷首有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书中有插图二百幅，有的图上题有刻工姓名，如刘应祖、刘启先、黄子立、黄汝耀等。这些刻工活跃在天启、崇祯年间，是新安（今安徽歙县）木刻名手。这种刻本避明崇祯帝朱由检讳。根据以上特点和刻本的版式字体，一般认为这种本子刻印在崇祯年间，因此简称为崇祯本，又称绣像本或评改本。
　　
现仍存世的崇祯本（包括清初翻刻的崇祯系统版本）有十几部，各部之间大同略有小异。从版式上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代表。
  书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扉页失去，无廿公跋，回首诗词前有“诗曰”或“词曰”二字。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藏甲乙两本、天津图书馆藏本、残存四十七回本等，均属此类。

另一类以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为代表。
  书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八字，有扉页，扉页上题《新镌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有廿公跋，回首诗词前多无“诗曰”或“词曰”二字。首都图书馆藏本、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属于此类。
　　
崇祯诸本多有眉批和夹批。
  各本眉批刻印行款不同。北大本、上图甲本以四字一行居多，也有少量二字一行的。天图本、上图乙本以二字一行居多，偶有四字一行和三字一行的。内阁本眉批三字一行。首图本有夹批无眉批。
　　
为了清理崇祯诸刻本之间的关系，需要先对几种稀见版本作一简单介绍：
王孝慈旧藏本。
  王孝慈为书画家，通县人，原藏《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插图二册，二百幅。一九三三年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版词话本中的插图，即据王氏藏本影印。图甚精致，署刻工姓名者多。第一回第二幅图“武二郎冷遇亲哥嫂”栏内右侧题署“新安刘应祖镌”六字，为现存其他崇祯本插图所无。其第一回回目“西门庆热结十弟兄”，现存多数本子与之相同，仅天图本、上图乙本略异。从插图和回目判断，王氏藏本可能是崇祯系统的原刻本。

残存四十七回本。
  近年新发现的。扉页右上题“新镌绣像批评原本”，中间大字“金瓶梅”，左题“本衙藏版”。插图有九十幅，第五回“饮鸩药武大遭殃”及第二十二回“蕙莲儿偷期蒙爱”，俱题署刻工刘启先姓名。此残本版式、眉批行款与北大本相近，卷题也与北大本相同，但扉页则依内阁本所谓“原本”扉页格式刻印。此版本兼有两类本子的特征，是较晚出的版本，大约刊印在张评本刻印前的顺治或康熙初年，流传至张评本刊印之后。该书流传中失去五十三回，用张评本配补，成了崇祯本和张评本的混合本。从明末至清中叶，《金瓶梅》由词话本、崇祯本同步流传演变为崇祯本和张评本同步流传，其递变端倪，可由此本看出。
　　
吴晓铃先生藏抄本。
  四函四十册，二十卷百回，是一部书品阔大的乌丝栏大字抄本。抄者为抄本刻制了四方边栏、行间夹线和书口标“金瓶梅”的木版。吴先生云：“从字体风格看来，应属乾隆前期。”书中秽语删除，无眉批夹批。在崇祯诸本的异文处，此本多与北大本相同，但也有个别地方与北大本不同。由此看来，此本可能系据崇祯系统原刊本抄录，在研究崇祯本流变及版本校勘上，颇有价值。
　　
《绣刻古本八才子词话》。
  吴晓铃先生云：“顺治间坊刻《绣像八才子词话》，大兴傅氏碧蕖馆旧藏。今不悉散佚何许。”（《金瓶梅词话最初刊本问题》）吴先生把此一种本子视为清代坊间刊词话本。美国韩南教授著录：“扉页题《绣刻古本八才子词话》，其下有‘本衙藏版’等字。现存五册：序文一篇、目录，第一、二回，第十一至十五回，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第六十五至六十八回。序文年代顺治二年（一＊＊五），序者不详。十卷百回。无插图。”（《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韩南把它列入崇祯本系统。因韩南曾借阅傅惜华藏书，笔者采取韩南的意见，把此版本列入崇祯系统。

周越然旧藏本。
  周越然著录：“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二十卷百回。明崇祯间刊本，白口，不用上下鱼尾，四周单栏，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眉上有批评，行间有圈点。卷首有东吴弄珠客序三叶，目录十叶，精图一百叶。此书版刻、文字均佳。”据版式特征应属北大本一类，与天图本、上图乙本相近或同版。把现存周越然旧藏本第二回图“俏潘娘帘下勾情”影印件与北大本图对勘，北大本图左下有“黄子立刊”四字，周藏本无（右下有周越然章）。
　　
  根据上述稀见版本的著录情况和对现存崇祯诸本的考查，我们大体上可以判定，崇祯系统内部各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目前仅存插图的通州王氏旧藏本为原刊本或原版后印本。北大本是以原刊本为底本翻刻的，为现存较完整的崇祯本。以北大本为底本翻刻或再翻刻，产生出天理本、天图本、上图甲乙本、周越然旧藏本。对北大本一类版本稍作改动并重新刊印的，有内阁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首图本。后一类版本卷题作了统一，正文文字有改动，所改之处，多数是恢复了词话本原字词。

  在上述两类崇祯本流传之后，又刊刻了残存四十七回本，此本兼有两类版本的特征。为使读者一目了然，特将所知见诸本关系，列表如下：

　　　　　　　　新刻金瓶梅词话
　　　　　　　（万历丁巳序本）
　　　　　　　　　 │
　　　　　　　　　 ↓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通州王氏藏本）　　─┐
　　　　　　　　　　 │　　　　　　 │
　　　　　　　　　　 ↓　　　　　　 │───────────┐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　　　　　　　　　　　│
　┌─────（北大本）──────┘　　　　　　　　　　　│
　││　　　　　　　　　　　　　　　　　　　　　　　　　　　│
　││　　　　┌→（天图本）　─→新镌绣像批评　　　　　　　│
　││　　┌─│　（上图乙本）　　原本金瓶梅　　　　　　　　│
　││　　│　└→（周氏藏本）　　　／　　　　　　　　　　　│
　│└─→│　　　　　　　　　　　／　　　　　　　　　　　　│
　│　　　│　┌→（天理本）　　│　　　　　　　　　　　　　│
　│　　　└─│　　　　　　　　│──→（首图本）───┐　│
　│　　　　　└→（上图甲本）　│　　　　　　　　　　　│　│
　│　　　　　　　　　│　　　　│　┌→（内阁本）　　　│　│
　│　　　　　　　　　│　　　　└→│　　　　　　　　　│　│
　│　　　　　　　　　│　　　　　　└→（东洋文化所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竹坡批评　　　绣刻八才子　　　　新镌绣像批　　　新刻绣像批
　第一奇书金瓶梅　　词话　　　　　评原本金瓶　　　评金瓶梅
（吉林大学藏本）（傅惜华旧藏）　　（残本）　　（吴晓铃藏抄本）

　　
二、崇祯本和万历词话本的关系

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相同又相异，相异而又相关。兹就崇祯本与万历词话本明显的相异之处，考查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改写第一回及不收欣欣子序。
  崇祯本把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改为“西门庆热结十弟兄”。从开首到“知县升堂，武松下马进去”，是改写者手笔，以“财色”论作引子，写至十弟兄在玉皇庙结拜。文句中有“打选衣帽光鲜”、“看饭来”、“哥子”、“千百斤水牛般气力”等江浙习惯用语。“武松下马进去”以后，文字大体与词话本同，删减了“看顾”、“叉儿难”等词语。改写后，西门庆先出场，然后是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把原来武松为主、潘金莲为宾，改成了西门庆、潘金莲为主、武松为宾。改写者对《金瓶梅》有自己的看法，他反对欣欣子的观点，因此把词话本中与欣欣子序思想一致的四季词、四贪词、引子，统统删去了。
　　
欣欣子序阐述了三个重要观点：
第一、《金瓶梅传》作者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第二、《金瓶梅传》是发愤之作，作者“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
第三、《金瓶梅传》虽“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但不是淫书。

  欣欣子冲破儒家诗教传统，提出不要压抑哀乐之情的进步观点。他说：“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这种观点与李贽反对“矫强”、主张“自然发于性情”的反礼教思想是一致的。崇祯本改写者反对这种观点，想用“财色”论、“惩戒”说再造《金瓶梅》，因此他不收欣欣子序。而东吴弄珠客序因观点与改写者合拍，遂被刊为崇祯本卷首。

二、改写第五十三、五十四回。
  崇祯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词话本大异小同。词话本第五十三回“吴月娘承欢求子息，李瓶儿酬愿保官哥”，把月娘求子息和瓶儿保官哥两事联系起来，围绕西门庆“子嗣”这一中心展开情节，中间穿插潘金莲与陈经济行淫、应伯爵为李三、黄四借银。崇祯本第五十三回“潘金莲惊散幽欢，吴月娘拜求子息”，把潘金莲与陈敬济行淫描写加浓，并标为回目，把李瓶儿酬愿保官哥的情节作了大幅度删减。改写者可能认为西门庆不信鬼神，所以把灼龟、刘婆子收惊、钱痰火拜佛、西门庆谢土地、陈经济送纸马等文字都删去了。崇祯本第五十四回把词话本刘太监庄上河边郊园会诸友，改为内相陆地花园会诸友，把瓶儿胃虚血少之病，改为下淋不止之病。瓶儿死于血山崩，改写者可能认为血少之症与结局不相符而改。上述两回，尽管文字差异较大，内容亦有增有减，但基本情节并没有改变，仍可以看出崇祯本是据万历词话本改写而成，并非另有一种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例如让应伯爵当西门庆面说：“只大爹他是有名的潘驴邓小闲不少一件”，让陈敬济偷情时扯断潘金莲裤带，都显然不符合人物性格，手法拙劣。

三、崇祯诸本均避崇祯皇帝朱由检讳，词话本不避。
  如词话本第十七回“则虏患何由而至哉！”、“皆由京之不职也”，崇祯本改“由”为“繇”；第九十五回“巡检司”、“吴巡检”，崇祯本改“检”为“简”。此一现象亦说明崇祯本刊刻在后，并系据词话本而改。

四、崇祯本在版刻上保留了词话本的残存因素。
  北大本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七”，这是崇祯本据词话本改写的直接证明。此外，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五十七回：“我前日因往西京”，“西京”为“东京”之误刻，崇祯本相沿；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本、内阁本亦相沿。上述残存因素，可以看作是崇祯本与其母体《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脐带。

五、其他相异之处。
  崇祯本删去词话本第八十四回吴月娘为宋江所救一段文字；崇祯本改动词话本中部分情节；崇祯本删去词话本中大量词曲；崇祯本删减或改动了词话本中的方言语词；崇祯本改换了词话本的回首诗词；崇祯本比词话本回目对仗工整；等等。

  大量版本资料说明，崇祯本是以万历词话本为底本进行改写的，词话本刊印在前，崇祯本刊印在后。崇祯本与词话本是母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

  崇祯本刊印前，也经过一段传抄时间。谢肇淛就提到二十卷抄本问题。他在《金瓶梅跋》中说：“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这篇跋，一般认为写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六年（一六一六──一六一八）。这时谢肇淛看到的是不全的抄本，于袁宏道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看到不全抄本，又云“为卷二十”，说明谢已见到回次目录。二十卷本目录是分卷次排列的。这种抄本是崇祯本的前身。设计刊刻十卷词话本与筹划改写二十卷本，大约是同步进行的。可能在刊印词话本之时即进行改写，在词话本刊印之后，以刊印的词话本为底本完成改写本定稿工作，于崇祯初年刊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绣像评改本的改写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时间要早些。

  但是，崇祯本稿本也不会早过十卷本的定型本。蒲安迪教授认为，崇祯本的成书时间应“提前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崇祯本的种种特征来看，它不可能与其母本词话本同时，更不可能早于母本而出生。

三、崇祯本评语在小说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

  崇祯本评语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一宗珍贵遗产。评点者在长篇小说由英雄传奇向世情小说蜕变的转折时期，冲破传统观念，在李贽、袁宏道的“童心”、“性灵”、“真趣”、“自然”的审美新意识启示下，对《金瓶梅》艺术成就进行了开拓性的评析。评点者开始注重写实，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品鉴，在冯梦龙、金圣叹、李渔、张竹坡、脂砚斋之前，达到了古代小说批评的新高度。其主要价值有如下几点：

（一）肯定《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而非淫书。
  评点者认为书中所写人事天理，全为“世情所有”，“如天造地设”。评点者第一次把《金瓶梅》与《史记》相提并论，认为《金瓶梅》“从太史公笔法来”，“纯是史迁之妙”。评点者批判了淫书论，他说：“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明末《金瓶梅》评论有三派观点。
第一，从进步文艺思潮出发，对《金瓶梅》的产生表示惊喜、赞赏，以欣欣子、袁宏道、谢肇淛为代表。
第二，接受进步思潮影响，又受传统观念束缚，对此书持又肯定又否定态度，认为此书是淫书、秽书，所以要刊印，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东吴弄珠客为代表。
第三，固守传统观念，持全盘否定看法，认为此书淫秽，坏人心术，决当焚之，以董思白为代表。
崇祯本评点者鲜明地批评了第二、第三两种观点。

（二）分析了《金瓶梅》中众多人物的复杂性格。
  鲁迅曾指出，《红楼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突破了我国小说人物塑造中“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格局。其实，最早突破这一格局的应该是《金瓶梅》。《金瓶梅》已经摆脱了传统小说那种简单化的平面描写，开始展现真实的人所具有的复杂矛盾的性格。对于这一点，崇祯本评点者注意到了。他在评析潘金莲时，既指出她的“出语狠辣”，“俏心毒口”，惯于“听篱察壁”、“爱小便宜”等弱点，也赞美她的“慧心巧舌”、“韵趣动人”等“可爱”之处。评析李瓶儿时，既说她“愚”、“浅”，也指出她“醇厚”、“情深”。即使是西门庆，评点者亦认为作者并非把他写得绝对的恶，指出“西门庆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资助朋友时“脱手相赠，全无吝色”。尤其可贵的是，评点者冲破了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潘金莲这样一个“淫妇”，处处流露出赞美和同情。在潘金莲被杀后，评点者道：“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这是对一个复杂形象的充满矛盾的审美感受。

（三）评析了作者刻画人物的传神技巧。
  评点者说作者“写笑则有声，写想则有形”，“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俱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他特别赞赏对潘金莲的刻画，说其“撒娇弄痴，事事堪入画”，其“灵心利口”，“乖恬”“可爱”。在四十三回作者写金莲乔妆假哭时，评点者道：“倔强中实含软媚，认真处微带戏谑”，点出作者不仅善于描摹人物的声容笑貌，还能借形传神，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四）崇祯本评语显示了评点者新的艺术视角。
  传统的评论重教化而不重审美，重史实而不重真趣。评点者冲破这种传统，从新的艺术视角对《金瓶梅》全面品评。他称作者为“写生手”，很多评语肯定作品的写实特点，白描手法，一再评述作者的艺术真趣。通俗、真趣、写生，这种新和艺术视角，反映了万历中后期的美学追求。冯梦龙的“事赝而理真”论，金圣叹的性格论，李渔的幻境论，张竹坡的情理论，脂砚斋的“情情”论，使古代小说批评达到成熟与繁荣的高峰，而早于他们的崇祯本评点者，对明清小说批评的发展，可以说起了奠基与开拓的作用。

  袁宏道在一六九五年传递了《金瓶梅》抄本的第一个信息，惊讶《金瓶梅》的出现，肯定《金瓶梅》的自然之美。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称此书为“稗官之上乘”，作者为“炉锤之妙手”，特别评述了作者写人物“不徒俏其貌，且并其神传之”的特点。崇祯本评点，可以看作是袁宏道、谢肇淛对《金瓶梅》评价具体化的审美反映。

[ 本帖最后由原氏公子于 2007-1-16 18: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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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16 15:40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收藏了，近期正在看《金瓶梅》
可能因为年纪大了，确如帖子所言，看出了许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妙处绝对不输红楼。
而《金》因所依托的故事背景、描写的人物层次更贴近世俗百姓日常生活，从而更加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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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二）

中国“第一奇书”的《金瓶梅》自16世纪末问世以后，如惊雷乍起，誉之毁之，莫衷一是。然于聚讼纷纭之时，有志于研究者毕竟寥寥，不成气候。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学术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金瓶梅》的研究亦渐次由微而宏，由浅而深，遂成显学，学界称之为“金学”，以期与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显学——“红学”并驾齐驱。

一
伴随20世纪学术思潮的阶段性演进，百年“金学”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901-1948年，是为百年金学现代学术范型的奠立期。
19、20世纪之交，在中国社会变革与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中国学术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型。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即由传统的感悟式“评点”方式转向融合西方现代人文学科成果的新的批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而就《金瓶梅》的研究而言，首开先声的是王钟麒在发表于1908年《月月小说》2卷2期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以现代小说观念否定传统的“淫书说”，而充分肯定《金瓶梅》在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思想意义。

而后至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出版，尤其前书有较多篇幅论及《金瓶梅》，命之为“世情小说”，并推为“世情书”之最，遂将金学研究引上现代学术之途。

再至30年代初，由于不同于通行崇祯本的万历间刻本《金瓶梅词话》在山西介休县的发现(1932)，极大地激发了学术界对于金学研究的热情，于是有一系列重要成果问世。其中创见最多、影响最著者当推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1933)、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二文。郑文于《金瓶梅》时代、作者、版本多有考证，推许《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这是对鲁迅“世情说”的继承和发展。吴文进而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功力，以翔实的材料考定《金瓶梅》作者籍贯与创作时间。以上二文一同以崭新而又科学的理论、方法与见解奠定了20世纪现代金学研究之基础。

　40年代金学研究中的重要成果有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7)、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论文(1948)等。《瓶外卮言》是一部论文集，为民国年间金学重要成果的汇集。冯文于《金瓶梅》文学史料的考索有许多新发现，具有集成之功，孟超系列论文则是百年金学中《金瓶梅》人物形象专题性的系统研究的发轫之作（注：原载于1948年9月9日至11月7日香港《文汇报》，题为《金瓶梅人物小论》，1985年10月《光明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名为《金瓶梅人物论》。）。
　　以上诸项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但在百年金学史上，都具有共同奠定现代学术范型的开创性意义。

　第二时期：1949-1978年，是为百年金学内衰外盛的分化期。
本时期的金学研究，大陆由于受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成果寥寥。而在台港、日本与美欧则分别形成三个研究重心，成绩斐然。
　在第二时期的近30年间，国内金学研究中除李西成、李长之、李希凡、任访秋等所撰论文有较大影响外，值得注意的是潘开沛与徐梦湘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论争。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提出《金瓶梅》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之说，遂引发不同意见。徐梦湘于次年4月1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予以反驳，认为《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之所以名之为“词话”，是因为最初小说都曾模仿评话创作。潘徐之争，作为本时期金学惟一的学术性论争，具有较重要的意义。然而，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此次论争不可能进一步走向广泛、激烈与深入。
　
本时期台港方面的重要金学研究成果集中在70年代末，1977、1978年，东郭先生《闲话金瓶梅》、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相继出版。前者广泛论及思想艺术诸方面，但深度不足。后者集中讨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与成就，论述更为深入，为台湾地区《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
　
国外的金学研究以美国和日本为盛。日本因文化上的因缘关系，以及《金瓶梅》的较早传入，研治金学起步较早，学者较多，成果亦著。奥野信太郎、长泽规矩也、小野忍、鸟居久靖、泽田瑞穗、小川阳一、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清水茂、后藤基巳等都陆续有金学成果问世，其中不乏兼任《金瓶梅》日译之学者。总的来看，日本的金学研究主要以文献见长。1948年至1949年、1963年、1965年，日本曾先后出版了三本金学研究论文集，分别名之为《金瓶梅附录》论文集、《金瓶梅特集》研究专号、《金瓶梅论文集》，可以视为日本学者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汇集。
　
美欧的金学研究以美国韩南、英国阿瑟·戴维·韦利、前苏联马努辛、勃·里弗京（即李福清）等为代表。其中韩南成果最著，他于1962年在《亚洲杂志》发表《〈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对《金瓶梅》版本做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次年，又发表《〈金瓶梅〉探源》，该文以冯沅君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对《金瓶梅》所引用之小说、话本、戏曲、史书等作了系统的溯源，是一部有关《金瓶梅》渊源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韩南上述二文，资料丰赡，论证审慎，向为研究界所重。此外，马努辛一生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本工作，并著有《十六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创新》、《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等多篇论文，代表了本时期前苏联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第二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之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金学研究之不足，但毕竟是在相对隔离乃至封闭的背景下展开的，直到70年代末，这种状态才逐渐被打破，境外的主要研究成果也开始陆续传入内地。

第三时期：1979-2000年，是为百年金学由分到合、相互促进的全盛期。
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的成立，国内外有关金学会议的召开，等等，一同开创了百年金学研究之盛世。与此同时，受金学研究实绩的激发，“金学”之名也终于亮相于《金瓶梅》研究界。1982年6月，香港著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与第二时期内衰外盛所迥然不同的是，第三时期的金学研究中心又重新转移至内地。
循其演进轨迹，则又可分为：
1979-1985：复苏，
1985-1995：鼎盛，
1995-2000：退潮三部曲。

早在1979年，朱星率先打破金学史上近30年的僵化局面，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击石惊浪，以此为序幕，金学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潮。嗣后，张远芬、徐朔方、黄霖、鲁歌、马征、卜键等各自提出作者假说，并围绕作者考证展开大规模的论争，继而讨论作者的属性，所处的时代，所用的方言等等，一时气势如虹。

1985-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第一、二届）、扬州（第三届）的相继召开，尤其是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

1995年后的五年，金学研究有热潮渐退的迹象，习蹈陈说之文渐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入世纪末的学术反思。
　　
与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盛势相呼应，本时期台港、日韩、美法的金学研究也相当活跃，并由此构成境外金学的三个新的研究重心。
80年代，魏子云、梅节两大家崛起于台港金学界。魏子云著作如云，涉及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成果显著。其《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可以视为著者20年金学研究历程与成果的自我总结。梅节的主要成就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中，此本得到了金学家的普遍好评。
本时期日本的金学研究似有退潮之迹，但实力依然不弱。先后涌现了荒木猛、日下翠、寺村政男、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金学研究名家。其中荒木猛等人成果最著。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金学研究的崛起，但总体成就还无法与日本相比。
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外，夏志清、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杨沂等都是美国兼治汉学与金学的主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等11位学者提交的11篇论文（注：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之《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本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法国的金学研究界主要有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其中雷威安的法译本《金瓶梅》颇为人所称道。
　
第三时期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因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之盛势，虽历时最短，却争论最烈，成果最富，影响最著。而在台港、日韩、美法三个新的研究重心中，以美国声势最宏，韩、法则分别为后两个重心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大陆与境外由分到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终于共同奠定了百年金学的繁荣局面。
　　　　
二
纵观百年金学，时而喧闹，时而寂寞，而使金学一脉始终保持活力，未至绝灭，乃是因为金学中屡有观点之碰撞，思想之磨砺。故虽行途曲折，终能求得学术之递进。百年金学，就其主流及影响而言，约有以下四大争鸣之热点。
　
一曰作者之争。
在20世纪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间学者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注：此说主要依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所作《稗说》，后《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列举十点理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
除这“五大说”以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断被提出，包括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

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
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
(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
(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
(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
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点，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代替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题之争。
《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大约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分别为世情说、暴露说、政治讽谕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注：前五重主题说重点参考了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
　民国时期，鲁迅首倡“世情说”，认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黄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一文论述更为系统，是对鲁迅“世情说”进一步的发展。
“暴露说”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说”，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提出，认为《金瓶梅》是对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为流行，80年代之后逐渐弱化。
“政治讽谕说”又称“影射说”，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谕小说。此说虽曾获得一些学者的支持，却遭到极为强烈的批评，被视为“索隐派”的复活。
　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相继出现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1987年卢兴基撰文提出“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现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相反意见是从两方面进行驳难的，一是西门庆依仗封建特权，不是新兴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剧。
“人生欲望说”由张兵在1988年11月于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即是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书。
“文化悲凉说”见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所载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矛盾，最后归结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这一终极指向，其中包含着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

三曰性描写之争。
《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执一词。
　一方观点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

另一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淫书！如果除尽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然而，假如有人反问：果真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删除殆尽，那《金瓶梅》还成其为《金瓶梅》吗？显然，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已渗透至小说的题旨、形象、叙事之中，与小说几乎无法分离，但是又不是不可删削的，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于一方面以色劝惩，另一方面又玩味于色，致使性描写失于节制，过多过滥，所以，在不伤害题旨、形象、叙事的前提下，删削一些也无妨。
　　
四曰人物形象之争。
论争主要是围绕西门庆、潘金莲以及宋惠莲等人物的评价而展开的。
　关于西门庆主要有三次争论。一是西门庆的社会属性中是否含有地主成分？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体，另一种意见认为，西门庆虽购买土地，但未进行土地投资，故认定其为地主缺乏起码依据；二是西门庆之属性层次是三位一体，还是以商为主的官商？近年来，将其作为官商典型的意见较引人注目；三是西门庆是否是新兴商人？自卢兴基提出“新兴商人说”后，遭到多位学者的强有力反驳。西门庆形象论争的结果是使这一形象的社会属性更加明确，西门庆既不是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旧式官商。
　
关于潘金莲的评价经过了一个从简单定性到全面艺术分析的过程，前期研究者如李西成、朱星等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成性却又凶狠的妇女典型，是坏女人。后期研究者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等则更加注重全面的审美考察，更加注重揭示其可憎又可悲的多重性格。

在西门庆、潘金莲两位最重要的主角之外，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到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这里重点谈一下宋惠莲。对于宋惠莲前后性格行为强烈反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以孟超等为代表的批判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具有两重人格，是个不彻底的人物，不值得同情；二是以孔繁华等为代表的肯定性的意见，认为宋惠莲已完全觉醒，她是在以死向不公平的社会作抗争；三是李时人等提出的意见则显得更有说服力，认为宋惠莲之死并非因为忠贞，而是源于严重的失败感，她终于意识到她根本不能对西门庆有多大的影响力，因而死于绝望。
　　
以上四大热点的争鸣与研究，构成了百年金学之主潮。然而，大潮涌动之际，也往往是学术泡沫盛行之时，得之失之，我们还须予以冷静的思考和分析。
　　
三
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百年间共发表金学论文千余篇，专著百余部，成果是相当可观的，这里拟再从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个方面略作评价。
　（一）文献研究。
《金瓶梅》的文献学研究在整个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又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研究三个方面。关于作者研究，前文已作较多论述，在金学研究成果中，可谓学者最众，论著最丰，影响最大，但存在的问题也较多。
　
版本研究方面，正式撰文作专题考辨的始于周越然发表于1935年4月《新文学》创刊号上的《〈金瓶梅〉版本考》。由于《金瓶梅》的版本从早期抄本到词话本（万历本）、绣像本（崇祯本）、张竹坡评点本及其他诸本比较复杂，故而学界对此的研究即集中于以上诸本流变及彼此承传关系上。其中如日本长泽规矩也《〈金瓶梅〉的版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版本考》、美国韩南《〈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等论文以及大陆学者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王汝梅《金瓶梅探索》、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金瓶梅〉系列》等专著，都是重在对《金瓶梅》版本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鸟居久靖之文详细著录并分析了《金瓶梅》从“词话本”到异本的35种不同版本。作者后又有《续考》、《三考》问世，对此予以补充。韩南之文以翔实的材料和周密的论证，考定《金瓶梅》甲乙丙三个版本系统及其相互间的渊源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万历本为代表的甲系和以崇祯本为代表的乙系，在《金瓶梅》版本研究中有重要影响。刘辉的《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更为详细地介绍了有价值、有影响的主要版本十四种，是版本研究之重要著作。此外，还有不少论著是围绕版本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比如就“词话本”而言，存在着(1)初刻本时间、(2)东吴弄珠客等三序跋、(3)第53-57回的补刻、(4)万历间“词话本”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关系以及(5)“词话本”作为刻本之祖与其他诸本的渊源等五大问题。关于“词话本”，经魏子云、马泰来等考证，大致可以确定初刻本时间为万历四十五年(1617)。初刻本时间的确定因直接关系到成书年代的推测，至少可以为成书确定一个明确的下限，故此对于重新审视长期以来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嘉靖说”与“万历说”之争，以及综合其他佐证材料推断《金瓶梅》的创作时间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关于第53-57回，经语言学家朱德熙及其他学者的考析，也已大致可以确定为南人“补以入刻”（详后）。至于另三个问题，至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和歧见，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再如关于张竹坡评点本，也是版本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论题，先是陈昌恒于1986年整理出版了《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次年，吴敢同时推出《张竹坡与金瓶梅》、《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两部学术著作，对于推进有关张竹坡本人及其《金瓶梅》评点的研究贡献尤著。
　
源流研究包括溯源与传播影响研究。前者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有三行《苦孝说与〈金瓶梅〉》、涩斋《〈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许固生《〈金瓶梅〉本事考略》等。而后，又有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韩南《〈金瓶梅〉探源》二文先后问世，堪称渊源研究的集成之作。此外，还出现了诸多对《金瓶梅》进行专题性溯源的研究论文。至80年代后，内地又有一批中青年学者融故出新推出了总结性的研究专著，如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等。周钧韬的专著乃是对韩南《金瓶梅探源》的全面发挥，具有考证全面、论述独到的特点。传播影响研究以《金瓶梅》续书研究和《金瓶梅》对《红楼梦》影响研究为主。如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徐君慧《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以及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日本寺材政男《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变化》、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美国史梅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花园意象》等（注：参见梅新林、葛永海《〈金瓶梅〉与〈红楼梦〉比较研究述评》，《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二期。），其中《红楼梦与金瓶梅》收入26篇论文，集中代表了孙、陈二人的主要成果。史梅蕊之文则最富新义。有关《金瓶梅》外文译介方面研究，国外学者多有涉及，国内则以王丽娜用力最勤，撰有多篇文字。

当代学者在加强对《金瓶梅》文献研究的同时，也注重对已有研究文献进行整理。主要有：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金瓶梅资料汇编》、方铭《金瓶梅资料汇录》、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周均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以上五编几乎已将古代、现代之金学研究资料尽收其中，嘉惠士林之处，自不待言。另外，日本泽田瑞穗主编《增修金瓶梅资料索引》、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金瓶梅词话语汇索引》、胡文彬《金瓶梅书录》及魏子云《金瓶梅编年记事》等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文本研究。
包括小说文本整体研究与专题研究。整体研究的早期代表作是孙述宇出版于1978年的《金瓶梅的艺术》，此书以人物研究为重心，涉及《金瓶梅》艺术成就的诸多方面。另外，周中明《金瓶梅艺术论》、张业敏《金瓶梅的艺术美》、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以及美国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论《金瓶梅》部分，等等，也都重在整体性的文本研究，其中浦、杨之作则更多自己独特的体悟与创见。

关于专题性的研究，大略可分为五个方面内容：
其一为人物形象论。
人物形象研究一直是中国小说研究的重中之重，金学也不例外。仅就专著观之，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多方开掘，内涵丰富。其中有侧重于人物形象整体研究的，如孟超《金瓶梅人物论》、高越峰《金瓶梅人物艺术论》、石昌渝、尹恭弘《金瓶梅人物谱》、鲁歌、马征《金瓶梅人物大全》、孔繁华《金瓶梅人物掠影》、叶桂桐、宋培宪《金瓶梅人物正传》、王志武《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孔繁华《金瓶梅的女性世界》、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等；有侧重于人物形象个体研究的，如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魏崇新《说不尽的潘金莲》等；也有侧重于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的，如冯子礼《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至于论文方面，如日本荒木猛《〈金瓶梅词话〉人物登场表》、前苏联马努辛《〈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美国杨沂《宋惠莲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之研究》以及张天畴《〈金瓶梅词话〉里的帮闲人物》等，也各有特色。从总体上看，早期论著在深度上有所欠缺，但进入8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转向从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重视角审视《金瓶梅》中人物，因而更加丰富多彩，也更为深入。

其二为叙事模式论。
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界，此前的叙事研究多沿承传统范式，成果不著。此后，随着西方叙事学理论的引入，才陆续有些颇有深度的论文问世，比如上文提到的王彪《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等，但总体上看，还显得比较薄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学者能充分吸纳叙事学理论运用于《金瓶梅》研究，故能从跨文化的视角提出一些新见，如美国浦安迪专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以及夏志清《〈金瓶梅〉新论》、柯丽德《〈金瓶梅〉的结局》、史梅蕊《〈金瓶梅〉和〈红楼梦〉的花园意象》、日本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叙述的混乱》、寺村政男《〈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等论文，这些成果对于加强和深化《金瓶梅》的叙事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其三是语言艺术论。
这一研究是随着许多语言学家的加盟而逐步走向深入的，主要集中于(1)语言（包括方言熟语）艺术与现象本身研究和(2)通过语言现象与特点的研究为推断小说作者或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前者除了诸多论文之外，还出现了为数可观的辞书和专著，如张鸿魁《金瓶梅字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金瓶梅词典》、黄霖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上海市红学会、上海师大文研所合编《金瓶梅鉴赏辞典》、张鸿魁《金瓶梅语音研究》、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张惠英《金瓶梅俚俗难辞解》、李布清《金瓶梅俚语俗谚》、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密》、《金瓶梅妙语》、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鲍廷毅《金瓶梅语词溯源》、潘攀《金瓶梅语言研究》、曹炜《金瓶梅文学语言研究》、孟昭连《金瓶梅诗词解析》、毛德彪、朱俊亭《金瓶梅评注》、魏子云《金瓶梅词话注释》等。国外关于《金瓶梅》语言艺术与现象的研究，涉及到修辞艺术、双关语、隐语、歇后语及其他语言现象等内容，主要见于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金瓶梅的修辞》、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日本鸟居久靖《〈金瓶梅〉的语言》、《〈金瓶梅〉中的歇后语》、上野惠司《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重复部分语词的比较》等。比较而言，《金瓶梅》的语言艺术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是以方言熟语考释为媒介为探讨小说作者或小说地域背景提供佐证。如朱德熙发表于《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的《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一文通过《金瓶梅》中方言两种反复问句句型的研究，提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53-57回则是南方人补作的观点，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鉴于《金瓶梅》作者及地域之争，从方言俗语开辟一条考证新途的确是很有意义的，尽管至今仍未有定论，但基本已破除了原先广为流行的《金瓶梅》方言纯为鲁语的说法，证实其中还掺杂着吴语、晋语以及北京方言等。

其四为艺术价值论。
由于《金瓶梅》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于《金瓶梅》的价值评价始终存在着很大的歧见甚至相反的观点，一般来说，人们对其思想内涵尤其是其中的性描写多有责词，而对其艺术价值则多作肯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定《金瓶梅》当为“三流作品”，似乎贬之过当。不过，更多的学者是从一般的价值评判走向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的具体探讨上。在80年代率先对《金瓶梅》的美学价值进行研究的是宁宗一，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说美学的新观念。此后，宁宗一与罗德荣联合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进一步论证《金瓶梅》的小说美学价值。此外，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与艺术》等专著以及章培恒的著名论文《论〈金瓶梅词话〉》，都有对《金瓶梅》独特艺术价值的深刻领悟与充分肯定。王书采用八个理论视角，对小说的多重价值进行综合分析，多有创见。

其五为主题思想论。
前面已较详细地评述了有关主题思想的讨论，此略。
　
（三）文化研究。
就研究论著数量而言，文化研究无法与文本研究尤其是文献研究相比，但就研究深度而言，尚有一些新见值得注意。
　《金瓶梅》的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总论与分论即整体与专题研究两个方面展开。前者代表性论著有陈东有《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田秉锷《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何香久《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王宜廷《红颜祸水——〈水浒传〉〈金瓶梅〉女性形象的文化思考》（以上专著）、王彪《无可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论文）等。另王启忠《金瓶梅价值论》、田秉锷《金瓶梅人性论》、霍现俊《金瓶梅新解》、宁宗一、罗德荣《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以及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虽都未径直标出“文化”二字，但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文化研究。其实，有无标出“文化”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从文化现象入手逐步走向更为潜在、更为深层的文化精神研究。

文化分论即文化专题研究包括宗教文化、性爱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商业文化等。宗教文化研究方面，余岢、解庆兰《金瓶梅与佛道》、石景琳、徐ｔáｏ＠②《金瓶梅的佛踪道影》是两部比较系统探讨《金瓶梅》与佛道二教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此外，美国凯瑟琳·蔻尔莉茨所著《金瓶梅的修辞》中有专章讨论《金瓶梅》里的宗教。杨义《〈金瓶梅〉：世情书与怪才奇书的双重品格》“对正统哲学和世俗宗教的信仰危机”一节从形而下与形而上两相矛盾揭示了《金瓶梅》中佛教与道教的文化意义。性爱文化研究方面，学者分别从儒家性观念、道家性观念、性科学等角度出发予以探讨，其中以国外学者研究成果为多，如日本奥野信太郎《好色文学谈义》、长泽规矩也《〈金瓶梅〉和明末淫荡生活》、小野忍《〈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与〈金瓶梅〉》、《〈金瓶梅〉的色情描写》、荒正人《色情和文学》、武田泰淳《肉体的问题》及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等，都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金瓶梅》的性爱文化及其意义。民俗文化研究方面，首开先声的是阿英作于1936年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80年代之后，陈诏《从民俗描写看〈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蔡国梁《灯市·圆社·卜筮·相面》等从各个不同层面勾勒出了《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代的民俗现象。关于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有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大观》、胡德荣、张仁庆《金瓶梅饮食谱》、赵建民、李志刚《金瓶梅酒食文化研究》、戴鸿森《从〈金瓶梅〉看明人的饮食风貌》、美国郑培凯《〈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以及日本小川阳一《〈金瓶梅〉中的酒令》等。至于商业文化研究，则以邱绍雄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南矩容《金瓶梅与晚明社会经济》、跃进《金瓶梅中的商人形象透视》为代表。文化专题研究与文化整体研究一样，都需要透过文化现象直趋文化精神之内质，而文化精神的研究则对研究者有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现象，而且要有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

四
　回视百年金学，代代学人前后相继，耗费大量心血从事于《金瓶梅》之考论工作，终以诸多实证性的成果否定了一些历史遗留的陈言谬说，澄清了诸多谜团，使有关《金瓶梅》的文献背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景象，同时也把文本、文化研究的许多论题提到时代应有的学术高度，因此对百年金学所取得的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我们也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在代代学人所付出之心力与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间，在百年金学的表面繁华与实质性的进展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这一事实是与百年来充斥于金学研究中学理、学风之亏缺分不开的。概而言之，此类学理、学风之弊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一是考证公式化。
20世纪之初，胡适以《红楼梦考证》一文鸣世，其考证结果使曹雪芹终获著作权，推动了旧红学向新红学转型，而其治学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风行于世，深入人心。而在《金瓶梅》研究中，尤其是有关作者研究，则仅取其“大胆假设”而舍其“小心求证”，于是乎，有关材料＋猜测＝作者人选，遂成为《金瓶梅》作者考证通行之公式，结果作者人选渐而至五十余人之多，谓是奇观，实是悲哀，于真实考证无补。
二是论断主观化。有三种表现，一是考证中之索隐倾向。典型者如阚铎在《红楼梦抉微》中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所以他在其书中固执地认为：“黛即金莲”，“贾珍与可卿，即花太监与瓶儿”，“李纨即孟玉楼”，云云。二是囿于所见不博，此在《金瓶梅》之方言考辨中表现颇为明显。三是以臆测取代事实，求奇尚异。如“武松爱上潘金莲”之说，故作惊人之语，殊为无聊。
　三是方法单一化。现代阐释学之在20世纪初确立，即主张以开放之眼光，求达文学作品之丰富内涵。而许多金学研究者却往往为原有思维定势所限，研究方法陈陈相因，比较单一。如果说在百年的第二个时期，由于特定政治环境之影响，金学研究之单色、平面固难避免，那么在80年代以后，小说研究视野得以开阔，观念得以更新，一些论著却仍是对以往成果的低层次、低水平重复，则不但证明其理论方法之僵化和落后，同时暴露出其学养之不足。
　
以上三大弊端毫无疑问是影响百年金学整体成就的主要症结所在，其所产生的离心力量使推动金学向前发展的部分动能消弥于无形，故发人深思。而今，世纪幕落，百年已尽，那么新世纪之金学又将何去何从呢？有感于20世纪金学之得失，我们认为，应重点围绕以下的“双向推进”和“三个转移”实现新的突破。所谓“双向推进”即指应该在金学理论建设与金学走向深入两个层面同步展开，相互促进。显然，金学的提出受启发于红学，金学界倡导金学也有比肩于红学之意，但较之红学，金学的理论起步毕竟相对滞后，尤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金学本来也可与红学一样，挟改革开放与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势，充分吸纳现代人文科学理论成果，着力于金学的理论建设，然而，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热点争鸣，尤其是将大量心血耗费在推证《金瓶梅》作者上，所以金学的理论建设一直裹足不前，反过来势必影响金学的发展。与此密切相关的是，金学界还缺少不时回视与前瞻的学术反思兴趣与动力，至今尚无一部反思过云、启示未来的通代金学研究史的著作问世，因而前贤的研究成果也难以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与智慧得以及时转化，由此常常造成低水平、低层次的重复。鉴此，有必要首先开展金学研究史的研究，即能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编写一部《金学通史》，以便对现有金学研究成果进行一次学术大盘点，并为21世纪的金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支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围绕“金学”的理论建设展开广泛、持久而深入的讨论，以寻求金学研究视野、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加强金学薄弱的研究领域和环节，向纵深开掘和拓展，以提高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概而言之，就是实现“三个转移”：一是在文献研究方面，作者求证在没有发现新的强有力的内证材料的情况下应该缓行，而应将主要精力转移到金学的传播与接受史研究之中；二是在文本研究方面，也要摒弃过去过于注重的道德评判，而将着力点放诸《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较之过去小说传统的艺术创新精神及其对后代小说创作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上；三是在文化研究方面，在重视文化形态研究的同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并进一步拓展视野，展开跨文学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以便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对《金瓶梅》所蕴含的艺术智慧与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和阐释。总之，21世纪的金学研究应该在一个更高的基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上实现理论建设与研究实践的双重突破，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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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三）

明代白话长篇小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几乎在其出现同时，即被明末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连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称为“四大奇书”。
不久，又被清初著名文艺理论家张竹坡称为“第一奇书”。
其后的《红楼梦》被认为“深得《金瓶》壶奥”（庚辰本第十三回脂评）。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更认为“同时说部，无以上之”。

如此一部伟大的著作，其书却屡遭禁毁，其作者亦直呼不出。多灾多难、可圈可点的《金瓶梅》应该还原其本来面目，应该确定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今人的公正评誉。

《金瓶梅词话》其书
《水浒传》中有一段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与武松的故事。在《水浒传》繁本系统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的第23－26回、七十回本的第22－25回，这段故事是这样描写的：清河县人武松景阳岗打虎成名，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不久，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经茶坊王婆撮合，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小贩郓哥发现奸情，告知武大。武大捉奸，却被西门庆打伤。王婆、潘金莲、西门庆索兴合伙药杀武大。武松出差回来，得知哥哥被害，从团头何九叔处探明真相，乃杀嫂祭兄，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遂去县衙自首。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烈汉，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而将王婆判了剐刑。

不料，200年后，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万字的大著《金瓶梅》。在《金瓶梅》中，这段故事的性质、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水浒传》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金瓶梅》的依托。《金瓶梅》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结果，武松被刺配，而西门庆、潘金莲却依然故我。这一巧妙的腾挪，给《金瓶梅》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水浒传》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仅仅包容在《金瓶梅》第1－6回、8－10回与第87回之中。《金瓶梅》其余91回，全与《水浒传》无涉，而纯系生发创造。

《金瓶梅》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缩写。其词话本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入手，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但均很快书归正传。略谓北宋山东清河人西门庆，父母早亡，开一生药铺子，略有家资，而游手好闲，与一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如应伯爵、常时节、白赉光、花子虚、吴典恩、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原配陈氏，死后遗女名大姐，嫁陈经济，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并收妓女李娇儿、卓二姐为妾。卓不日病死，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接着，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将潘取回府中为五房。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气死花子虚，亦娶回为六房。卓二姐、孟玉楼、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西门庆财富剧增。“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武松报仇不成，反被刺配孟州，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如通潘金莲婢春梅，奸占奴仆之妻宋惠莲、贲四嫂，包占妓女李桂姐、郑爱月，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不久，李瓶儿怀孕生子官哥。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金吾卫副千户。乃贪赃枉法，求药纵欲。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二人争风吃醋，潘妒李有子优宠，乃训“雪狮子”猫吓死官哥，李亦伤心病逝。一夕，西门庆服用金莲喂服过量春药暴死。树倒猢狲散。金莲、春梅、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竟得宠生子，被册为夫人；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被春梅以表弟接回府中继续私通。卓二姐复回妓院卖笑，孟玉楼偕资另嫁他人，孙雪娥被家奴来旺（宋惠莲夫）诱拐发卖，为春梅买回为婢，百般折辱，后再卖到妓院，上吊身死。旋金人入侵，周守备阵亡。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被卫卒张胜杀死。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不久亦淫纵暴亡。待金兵攻至清河，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路遇普静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出家，法名明悟。

《金瓶梅》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厚深邃、艺术特色新颖鲜明的作品。兹各举一例，以为佐证。
如上所述，《金瓶梅》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这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二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第一个实践这一历史使命的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张竹坡《金瓶梅读法》）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中国小说史略》）。《金瓶梅》通过西门大院的兴衰变化，暴露出当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第三十回“蔡太师覃恩锡爵，西门庆生子加官”）的政治制度的腐朽，和妻妾相妒、主仆相争的家庭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的罪恶，广阔地展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可以说是一部明代中后期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百科全书。

《金瓶梅》与此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的单线发展、板块接承那种结构方式不同，是一种以西门庆为贯照，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为对应；以西门大院为枢纽，以清河他家、清河以外多家为统系，贯通关联，穿插曲折的网络结构。这是后来的《红楼梦》和近现代小说的经典结构方式。《金瓶梅》是第一部使用这种结构方式并获得相当成功的中国长篇小说。《金瓶梅》写了几百个人物，其有始有终的少说也有几十人，岂不是头绪纷繁，读来模糊吗？小说“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张竹坡《金瓶梅读法》），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非常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这种开合收放的角度看，其第一回是全书的总纲，第五十一回是后半部的关键，布局极为均衡。

《金瓶梅》以社会基层结构为单元，描写的是西门庆扭曲变态的家庭生活，其重点人物潘金莲又是一个淫妇、妒妇、悍妇三位一体的典型，加上当时朝野猥亵，以风流为谈资，《金瓶梅》难免有一些自然主义的性描写文字。白璧微瑕，今天已经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宽容。但在其流传的三、五百年过程中，不少卫道者急欲焚之而后快，其也被历朝历代列为禁毁书目。

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26年（1547年）至明万历24年（1596年）之间。这一阶段，正是法国的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创作《巨人传》，西班牙的塞万提斯（1547－1616）创作《堂·吉诃德》，英国的莎士比亚（1564－1616）创作戏剧的时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谢世的次年（1617年），传世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梓行。

难怪有人给《金瓶梅》罩上诸多“第一”的光环：
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
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一部分研究者认为非个人创作而为“集体累积”），
第一部网络结构小说，第一部由人物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的小说，
第一部最有争议的小说等等。
因此，《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金瓶梅词话》其作者
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开卷就是欣欣子序，欣欣子序第一句话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
显然，《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兰陵”是郡望，“笑笑生”是作者。所以该序最后一句话是“吾故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
“笑笑生”只是笔名，究为何人呢？该本欣欣子序后接着有一篇廿公《金瓶梅跋》，廿公跋第一句话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说是“嘉靖间大名士手笔。”就是说，“笑笑生”是明嘉靖间“一巨公”，“大名士”。

“一巨公”也好，“大名士”也罢，仍无真实姓名。
这就为后人留下研讨《金瓶梅》作者的充分余地。《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明屠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另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淫纵”罢官，坚持写作“淫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四、李开先说。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

五、徐渭说。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六、王稚登说。鲁歌、马征提议。他们提出十三条根据：（一）他最先有《金瓶梅》抄本；（二）他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三）他对屠隆不满，因选其《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入小说，以示讥刺；（四）小说中的诗歌曲与王稚登所辑《吴骚集》相似；（五）王稚登《全德记》中某些内容、用语与《金瓶梅》相似；（六）他的诗文与小说诗文一脉相通；（七）王稚登熟悉小说中的一系列方言；（八）他与小说均有中原正统观；（九）他符合“嘉靖间大名士”；（十）他是王世贞的门客，故以小说为王世贞之父报仇；（十一）小说中王招室一家是王稚登家“豪族”丑类之再现；（十二）小说三次引用他感触深刻的诗句“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十三）小说反映的作者模样正与他的情况若相符节。

此外还有汤显祖说、冯梦龙说、李先芳说、沈德符说、李渔说、赵南星说、卢楠说、李贽说、冯维敏说、谢榛说、贾梦龙说、薛应旗说、臧晋叔说、金圣叹说、田艺蘅说、王采说、唐寅说、李攀龙说、萧鸣凤说、胡忠说、丁惟宁说等，不一而足。

尽管《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名单越来越长，而且如黄霖关于屠隆说，卜键关于李开先说，鲁歌、马征关于王稚登说，许建平、霍现俊关于王世贞说，潘承玉关于徐渭说等，在当今《金瓶梅》研究成果中可以并称五大说，但平心而论，尚没有一说为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问题在于，所有各说皆无直接证据，都是间接推论。譬如，不少人顺着从“兰陵人”中探查“嘉靖间大名士”的路子去寻绎等等。难免新说层出不穷，你既不能足以服人，我为什么不能另立他说呢？不可避免，新说中间标新立异、弄虚作假、东搭西凑、哗众取宠者，时见其例。因此，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呼吁：“在一部作品的作者问题无法彻底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把气力用在作品的研究分析上，而不宜只在那些一时无法得出结论的牛角尖里兜圈子。”

《金瓶梅》在明万历间刻板成书之前，以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目前可知藏有抄本的多至12家，其中拥有全本的即达4家，而且均系当代名流，其蛛丝马迹，一定在晚明笔记丛谈中还有载录，遍翻明代嘉、隆、万年间史料，是不会没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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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四）

《金瓶梅》研究史大纲
《金瓶梅》研究史，或者说“金学”史，或者说《金瓶梅》研究的研究，己经引起不少《金瓶梅》研究者的关注。

一、1900一1923年的《金瓶梅》研究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史，约可区分为1900一1923年，1900一1923年，1924一1949年，1950一1963年，1964一1978年，1979一1999年等五个阶段。

1900一1923年是《金瓶梅》的古典研究阶段，即明清评点序跋琐谈阶段的终结，新的研究方式尚在探索，新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仅写有个别辞典条目，如宫琦《金瓶梅》(载《日本百科大辞典》，东京三省堂书店1910.3)等；少量书目叙录，如钱静方《<金瓶梅)演义考》、蒋瑞薄《小说考证·金瓶梅》(均载《小说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等；少量笔记丛谈，如曼珠《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4年第8期)、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1907一1908年第1一9卷)；个别文学史章节，如盐谷温《金瓶梅》(载《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刊1919.5)等。

这一阶段，《金瓶梅》的外文翻译，继18一19世纪之后，仍处于片段译文、节译和改写状态，如法文节译本《金莲》(乔治·苏利埃·德·莫朗译，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1912)、日本节译文《金瓶梅})(井上红梅译，上海日本堂书店1923)等。此外不复可见。本阶段的《金瓶梅》研究像几点火花，在中国、日本和法国闪了几闪。

二、1924一1949年的《金瓶梅》研究
1924年6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由北新书局印出全书。其第29篇首论《金瓶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盖幻之情，随并见，同时说部，无以上文”。又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摺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己。”

20世纪初叶，中国古代各体文学史竞争相比效，著书立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马当先。又10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脱稿。复10年，始有《中国诗史》、《中国散文史》问世。鲁迅的小说史直至今日，仍可谓高标独帜，究其原因，发前人所未发也。即如《金瓶梅》，鲁迅不仅以文学家而且以思想家的眼力，不仅以旧文学而以新小说的观点，于思想艺术两端，语出空前，博大深湛，鲜活允当，小说文本研究，无过于此矣。以《中国小说史略》为标志，开创了《金瓶梅》的现代研究阶段。

这一时期，累计出版编著1种、原著6种，发表论文七八十篇，终使《金瓶梅》走出图书馆，走进学者书斋。
(一)出版了一部专门研究《金瓶梅》的著作，虽然只是编著，或者说是汇编，但是毕竟填补了一项空白，是一个突破。以专著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以《红楼梦》为最早最黔，咸同间“红学”已蔚然而成大观。而《金瓶梅》研究，此阶段以前，一直是零打碎敲，不成气候。这本编著就是姚灵犀的《瓶外危言》，天津书局1940.8一版，平装，一册，260页。1967年香港重印，改名《金瓶梅研究论集》。该书除序文题词外，收有9篇作品，其中姚氏本人5篇，吴晗、郑振铎、痴云、阐铎各1篇。这9篇作品中，有5篇论文、1篇随感、1篇词语汇释、2篇资料汇编。该书所收论文，吴、郑二公以外，多系索隐蹈袭；而姚氏所作，以《金瓶小札》最具文献价值。《金瓶小札》约1870条，涉及名物、行止、习尚，钩稽稗语，评检史乘，不失为一部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二)发现了《金瓶梅》的较早刻本《金瓶梅词话》，并且出版了6种原著。
1932年，河北深县书商张修德在山西介休发现一部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后于北京疏璃厂文有堂求售，经徐森玉、赵万里、孙楷第中介，为北平图书馆收购。

1933年3月，北京孔德文学校图书馆马廉(隅卿)以古佚小说刊行会名义小本影印104部，补图1册200幅，系通州王孝慈据《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提供；后以影印本在日本再次影印，原书第52回所缺第7、8两叶，亦以绣像本抄补。

1947年原书与北平图书馆珍本书部其他珍本书一起被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1975年归还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这一发现和出版，在当时引起轰动，并迅速引起人们的兴趣。

1941年，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所藏明万历丁巳刻本公金瓶梅词话》得到确认。连同1962年所在确认的日本德山毛利家栖息堂藏明万历丁巳刻本《金瓶梅词话》，是迄今为止传世的《金瓶梅》版本中词话系统的所有3个完整传本。这3个传本，虽均标署为万历丁巳刻本，其实既非万历丁巳所刻，又非翻刊于一时，是3个独立的晚明万天崇时期的版本。

本阶段还陆续出版有5种原著：
郑振铎校注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上海生活书店1935.5一1936.4《世界文库》第，1~7、9一12册，仅33回；
施蛰存标点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上海杂志公司1935.1。《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1辑第7册，100回；
1935年排印本《金瓶梅词话》，100回；
襟霞阁主人删节重刊本《金瓶梅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6.2《国学珍本文库》第1集，中央书店另刊有《金瓶梅删文补遗》1小册；
新京艺文书房删节本《金瓶梅词话》，1942.12出版，洋装20册。

这一阶段前后，当然都有《金瓶梅》版本的发现与出版，但在“金学”史上，这一阶段的发现与出版最为引人注目，最具有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

另外，1916年5月存宝斋铅印出版有一种《绘图真本金瓶梅》，100回，精装2册。系据第一奇书本删改而成，上册有蒋敦良同治三月二日序，并附录有《金瓶梅提要》与所谓王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撰《金瓶梅考证》。以此本为肇始，所谓“真本”，“古本”《金瓶梅》竟泛滥了一段时间。

(三)这一阶段所发表的关于《金瓶梅》研究的论文，数量虽然不多，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内容涉及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渊源、本事、背景、人物、思想、艺术、语言、资料等方面。这一阶段出版的几乎所有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都辟有专门章节叙议《金瓶梅》。可以说，本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几乎所有问题，在这一阶段都有人留目，并且大多能够一空依傍，垂示来者。其最著名者为：

1．1931．12一1934.1，吴晗连续发表3篇论文，成为本阶段的重头文章。吴晗的主要学术成就是：
(1)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明清两代传统认为王世贞作。吴晗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联系，认为王世贞著书报仇纯属子虚乌有，从而扫除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苦孝说”、“嘉靖间大名士.说”，结论是《金瓶梅》非王世贞作”。

(2)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吴晗通过对明代一些典章器物的考证.认为“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10年(1582一1602)中。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

(3)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方法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吴晗指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认为“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个作品。”

2.1933.7，郑振铎在《文学》第1卷第1号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13000余字，分6个部分，主要从反映社会现象与人物塑造两个方面，比较研究《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异同，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并对《金瓶梅》的各种版本的真伪优劣作有检讨，亦提出作者非王世贞说和成书万历说。本文与吴文堪称中国早期《金瓶梅》研究的双璧，至今仍为《金瓶梅》研究者所重视。

3.1933年3月，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其卷四明清小说部乙开篇就是《金瓶梅》，对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多有著录，间作考证，实为《金瓶梅》版本研究的先声。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1948.9.9~11.7在香港《文汇报》连载，论及《金瓶梅》27位人物，文图并茂，是当时难得的普及读物。

这一阶段，日本又陆续推出多种《金瓶梅》译本。
1948一1949年尾坂德司以第一奇书本为底本的《全译金瓶梅》在东京京西出版社出版。
几乎同时(1948一1949)，小野忍与千田九一据《金瓶梅词话》合译的全译本《金瓶梅》，由东京东方书局出版，并很快淘汰了尾坂德司的译本。这个译本一版再版，至1973~1974年己出版6版，成为最好的日译本.另外，1948~1949年日本学者批量性涌现的20余篇论文，以及一本类似论文集的《金瓶梅·附录))(东京东方书局1948.5~1949.5，4册，收文14篇)的出版，在中国和日本形成《金瓶梅》研究的东方热点。

三、1950~1963年的《金瓶梅》研究
这是一个热后冷却的阶段。1924一1949年的东方《金瓶梅》研究热，比起云起波涌的“新红学”已是大相逊色，更是后劲乏力。1950~1964年14年间，《金瓶梅》研究总计出版编著1部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40余篇)。像前二阶段一样，研究的重镇仍然是中国大陆和日本。台港开始有少量文章发表，并且出现《金瓶梅》的影印风向。其间可足称道之处：

(一)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在沉寂之中，亦有少许争辩与阐发，主要是：

1.解放后，不少学人试图运用苏联文艺理论认识文学现象，引起诸如《金瓶梅资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的争论。李长之《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载1957年《文艺报》第3期)是本阶段重要的论文。李长之给“严格的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认为《金瓶梅》与非“严格的现实主义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文章说：“在《金瓶梅》里，……才开始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故事而写出了一百多回的长篇，才开始触及了那末广阔的社会面，才开始以一个人的创造经营而不是凭借民间传统的积累而写出了一部统一风格的巨著，才开始有了鲜明的不同于浪漫主义作风的踏踏实实的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作品。在这部长篇巨著中对现实不存在任何幻想，不加任何粉饰，而是忠实大胆地在揭露现实。”李长之对《金瓶梅》的社会意义的引发，至今仍有参考作用。

2.更能引人深思的是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载1957年《文艺报》第38期)对李长之的批评。批评认为李长之的文章归纳起来是两个问题：现实主义人物创造问题、反映时代的范围问题，指出“《水浒》里的突出而鲜明的典型性格，无论就质和量上来看，都是《金瓶梅》所不及的”，“《水浒》虽然没有完全反映出像《金瓶梅》样的特定的社会生活面，但是，《水浒》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和人物创造，不仅广泛地概括了历代农民起义的特征，同时也分明具有宋徽宗时代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批评李长之“这种机械地给现实主义下定义的结果，是只能造成社会概念和文学创作方法概念的极端混乱，模糊了人们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李希凡认为“与其说从《金》开始是严格现实主义的标志，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地分化过程”，《金瓶梅》一方面是使现实主义向前发展了……为现实主义文学出现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杰作作了准备”，一方面“却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李希凡更推崇《水浒》，说《金瓶梅》“无法抢夺《水浒》这个光辉牢固的开拓者的地位”。这个争论对于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和如何评价《金瓶梅》具有积极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争辩没能持续下去。

3.本阶段还有一场争辩同样引人注目。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一为个人创作说，一为世代累积说。自从《金瓶梅》问世，便一直是个人创造一说，只不过作者为谁，虽然王世贞呼声为最高，却也是众说纷纭而已。特别是鲁迅认为是第一部文人创作的中国长篇小说，吴晗、郑振铎又共同否认王世贞作之后，个人创作说几成盖棺定论。不料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载1954.8.29((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提出世代累积论，并列出5点理由：平话体裁，戏曲曲艺的大量引录，行文的重复矛盾，一边讲一边编的结构，淫词秽语的说书习惯等。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载1955.4.17《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则提出异议，认为不论平话体裁还是戏曲曲艺的引录，都是文人的拟作，并且举出4条理由证明《金瓶梅》是作者有计划的创作。这场争辩潜留下后来关于《金瓶梅》作者、写定者的波及海内外的大论争的基因。

(二)日本的《金瓶梅》研究，如果说在前一阶段与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是前呼后继，而理论阐述相对不足的话，那末本阶段至少已是齐头并进，并且开始不但在论文数量而且在部分研究课题上领先。举如：

1.《金瓶梅》版本研究，本阶段经过一批日本学人的努力，取得全方位进展和成绩。
《金瓶梅》的版本，约有抄本、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异本5类。关于绣像本(日本习称小说本)、第一奇书本、异本旧本又称缩约本)，可以说鸟居久晴一人几毕其功。关于词话本，长泽规矩也、小野忍导夫前路，鸟居久晴、上村幸次、饭田吉郎、太田辰夫等多面探引，以大安株式会社1963.4一8以慈眼堂本、栖息堂本“两部补配完整”影印出版《新刻金瓶梅词话》为终结，可也说是眉目清晰。关于抄本，亦多有涉及。

2.《金瓶梅》文献研究，日本在本阶段同样成绩斐然。泽田瑞穗一马当先，著有《关于〈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宝卷))(载1956.10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5册)、《<金瓶梅)书目稿拭1959.5油印)、《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载1961.6名古屋大学采华书林刊《天山系列丛书》第1卷)等，特别是后者，经过增修，于1981年早稻田大学中国采华文学会出版，成为“金学”不可或缺的资料。1963.5((大安》第9卷第5号是《金瓶梅特集》专号，收有10篇论文，成为继《瓶外危言》、《金瓶梅·附录》之后又一部论文选集。在这个专号里收有饭田吉郎(((金瓶梅>研究小史》一文，虽然比较粗疏，却是“金学”史的鼻祖。

(三)作家作品研究一般总是从文献研究入手的。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是如此，30年代初北图本《金瓶梅词话》的发现与出版，导引出一个可咨存鉴的研究成昊。

日本的《金瓶梅》研究是如此，如果没有本世纪上半叶《金瓶梅》的搜求确认、翻译出版，便没有195Ｏ一1963年《金瓶梅》研究的火爆。

自本阶段起，台港也开始飞动《金瓶梅》旋风，并且这一风头也是《金瓶梅》的出版。

1962年香港大源书局出版了一本南宫生著《<.金瓶梅>简说》，算是台港《金瓶梅》研究的先声。

欧美的《金瓶梅》研究也是如此，西文《金瓶梅》的翻译出版，早在19世纪已发现，一直延续到本阶段及其以后。
西文译本有以下三种情况：
1.片断译文，其著名者有：
(1)法国巴赞《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法文，内容仅限《金瓶梅》第1回，收入1853年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
(2)德国奥尔格·加布伦茨据满文本《金瓶梅》翻译的片段，德文，载巴黎1879年10~12月号《RevueorientaleefAmericaine》杂志。
(3)美国ChaiChu与WinberyChai翻译的《金瓶梅》第1回，英文，载1956年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中国文学宝库》一书。

2.节译本，其著名者有：
(1)法国莫朗《金莲》，法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12年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出版。
(2)德国库恩《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德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3。年莱比锡岛社出版。库恩也曾翻译《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名著，很受欧美推崇，《金瓶梅》的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文节译本，多半据库恩德译本于50年代转译出版。
(3)英国伯纳德·米奥尔《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英文，据库恩德文本转译，1939年伦敦约翰·苹恩出版社与1940年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分别出版。

3.全译本，其著名者有：
(1)英国克莱门特·埃杰顿《金莲》，英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译文由老舍合作，颇觉完美，1939年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一版，195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修订再版。
(2)另外，韩国金龙济《金瓶梅》，朝鲜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1956年南朝鲜正音社出版。
本阶段欧美的《金瓶梅》研究也已启动，英国阿瑟·韦利为伯纳德·米奥尔英文节译本撰写的导言，论及《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版本等，并提到作者卢楠说，主张作者徐渭说。最有成绩的是美国的韩南，仅1961~1964年，便连续发表4篇重要文章，其中《(金瓶梅)版本考》与(《金瓶梅>探源》尤具学术价值。前者分《金瓶梅》之主要版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万历本与崇祯本之比较，“补以入刻”的第53~57回、改头换面—第1回、散失诸回的内容，手抄本、失传的几个版本等7个部分，尽管如栖息堂本在韩南发表本文那年方被确认，所以本文不可能论及，本文于抄本、词话本、绣像本仍作有详尽的考察。海外研究《金瓶梅》版本者众，但迄今无过日本鸟居久晴与美国韩南者。《(金瓶梅)探源》对《金瓶梅》所引用的小说、话本、清曲、戏曲、史书和说唱文学，取得集其大成的成果。文章广征博求，精审明辨，直至今日，仍是数以千计的《金瓶梅》论文中的上乘之作。

四、1961年一1978年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一片空白，而台港、欧美和日本则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

(一)台港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台港约出版5部专著，发表论文30余篇。其知名者为：

1.东郭先生(刘师古)《闲语（金瓶梅）》。
1977.1台北石室出版公司出版，对《金瓶梅》的思想内容、文学体裁、艺术特点、人物形象、文化色彩、方言语汇等作有广泛论述，文笔生动活泼，是台湾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1970.2((金瓶梅》附录有一篇王孝廉的《金瓶梅研究》，对《金瓶梅》的作者、写作年代、评价、写作思想、版本、时代背景等作有介绍，是一篇较早的综述性导读。

2.孙述宇《(金瓶梅>的艺术》。
1978.2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从小说主题到人物塑造，从创作手法到结构布局，以形象体系探索作品思想内涵，是《金瓶梅》艺术论的开山之作。作者分析人物时有新得，唯以人性作立论之本，颇觉狭浮。孙述宇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亦可认为香港《金瓶梅》研究的重头之作。此前1967年香港华夏出版社有一册《金瓶梅研究论集》，实为姚灵犀《瓶外危言》的翻版。该书改头换面亦为香港南天事业公司与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3，最著名的莫过于魏子云。
魏子云自1972年开始发表论文，迄今已在“金学”园地辛勤耕耘近30年，出版专著5部，累计300万言，在全球首屈一指。其主要研究内容与学术观点是：
(1)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影射明朝万历时事的政治讽谕小说，在《(金瓶梅>编年说》中指出，小说第70一71回的记年就是隐指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天启元年。这一旧红学惯用的索隐方法，遭到美国郑培凯的批评。《金瓶梅》以宋喻明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因此大陆学人的商榷意见，持论比较公允。
(2)挖掘、整理、注释《金瓶梅》史料，他在《明代<金瓶梅>史料注释·绪说》中说：“我这20年来的《金瓶梅》研究，诸多探索所得，无非为研究《金瓶梅》的同道友朋，提供了一件件史料，作为参考而己。”他申发义理说，认为“集字成辞，集辞成语，集语成句，集句成段，集段成章……无不由义理成之”。
(3)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和版本，主张小分作抄本与刻本两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可分作前期、后期两段，认为现存《金瓶梅词话》即《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系天启初年改写、天启年间刻成。其第1回刘邦宠戚夫人欲废嫡立庶作为楔子，这顶王冠戴不到西门庆的头上，这种剩余痕迹，说明刻本《金瓶梅词话》系改写本。
(4)注重《金瓶梅》人物形象分析，曾计划写作《<金瓶梅)人物论》、《(金瓶梅)艺术论》，并依据原著线索，以现代小说手法再创作出《潘金莲》、《吴月娘》两部新小说。
(5)为《金瓶梅词话》‘注释凡40余万言’，所注虽不无可商榷之处，却是众多的《金瓶梅》语言研究专著中较早的也较有影响的一部。
(6)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说抄本《金瓶梅护、刻本《金瓶梅词话》、绣像本《金瓶梅》的作者不二定根同，“认为这部书的作者，不一定是山东人，··….可能是一位籍隶江南吴越某地而长千北地的宦家之子”(《(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所以他一人就提出沈德符、冯梦龙、屠隆三位候选人。

(二)欧美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欧美约发表论文20余篇，研究者主要是美国、苏联、法国的学者。其著名者有：

1.不少欧美学人选《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
詹姆斯·沃恩的(((金瓶梅>的版本与校勘》，1964年发表于纽黑文耶鲁大学：弗劳克·法斯滕瑙的《<金瓶梅)的人物形象与<玉环记》：中国小说理论试析》，1971年发表于慕尼黑路德维格—马克西迷连大学；保罗·马丁森的《报应和赎罪：从(金瓶梅)观察中国宗教和社会》，1973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等。

2.《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研究引起美国学人的兴趣。
戴维特·’罗依《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载浦安迪主编之《中国的叙事文学))，乃1974年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古典文学讨论会论文汇编，1978年普林斯大学出版社出版)，认为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论是中国古代小学传统评点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应该给张竹坡一个重要地位：指出“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强调艺术结构的整体评论，而不是微言大义的阐发”，因而“是很光辉的文学批评”。该文发表时，张竹坡家世生平尚未揭晓，所以作者错认为张竹坡是张潮的侄子，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时间也给提前了10年。苗效侠《张竹坡评论<金瓶梅>》(载浦安迪《中国的叙事文学》)与前文以及阿瑟·戴维·韦利的《〈金瓶梅)引言少同为张竹坡研究的早期重要论文。另外，台湾潘寿康《张竹坡评<金瓶梅>》(1973·12台北《黎明文丛》18)也留意到此一选题。

3.苏联的《金瓶梅》研究同样引人瞩目。
用力最勤的是马努辛。他在《关于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一文中推测“兰陵”二字应是“酒徒”的意思，因为兰陵这个地名使人很容易想起李白的诗句“兰陵美酒郁金香”。因此，“应当将兰陵笑笑生看成一位嘻嘻哈哈的喝醉了酒的人，一位经常喝得醉熏熏的家伙”，而这位“兰陵醉汉便是一仪敢于去揭露社会溃疡的人物。”作为假设，他推测可能是李贽、徐渭、袁宏道、冯梦龙等人。更见理论功力的是他的《金瓶梅》人物论。他在《长篇小说<金瓶梅>中的人物描写手法》中说：“《金瓶梅》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取材于作者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背景之上描写暴发户西门庆，把他看作典型环境下活动的时代主人公的典型社会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造。”“把平凡的现实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对象，这一创造要求作者有新的表现手法”。他认为“小说中的形象，按表现的原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传统的方法表现的，另一类结合了传统的和新创的方法。第一类形象是人数众多的媒婆，招摇撞骗的庸医，不学无术的冬烘，测字算命的先生，以及和尚、尼姑等。……《金瓶梅》中描写人物的传统手法……一般用于塑造次要的或者插曲式的人物形象。……但一当书中出现西门庆、李瓶儿、吴月娘时”，“故事的叙述者竭力退居一边，让人物自己去进行活动，通过他自己的言词和行动来表现自己。……在《金瓶梅》皇，通过语言来表现性格成了典型的一个主要手段”。他说《金瓶梅》“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发展，即从细节的真实过渡到形象的典型化和情节的典型化”。马努辛对“金学”的最大贡献是用毕生精力和心血译成俄文版《金瓶梅》。该书印制考究，装帧精美，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77年一版，印行5万套，1986年二版，又印行了7.5万套。该书据《金瓶梅词话》节译，虽然篇幅只有原作的2/5强，但删选比较得当。该书由马努辛主译，舍契夫、雅罗斯拉夫、李福清等润色帮助，所以译本质量较高，是《金瓶梅》外文译本最好的几种之一。马努辛的俄文译本《金瓶梅》未及最后译完出版，便英年早逝；译本的序言《兰陵笑笑生及其小说<金瓶梅>》和注释由李福清撰写，李福清在序言中着重阐明了各类象征和隐喻的含义，简明分析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形象，指出了说唱文学以及儒家、佛教、道教对小说的影响，认为“把主要的笔墨集中用于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和“花了很大篇幅去描写中国妇女的生活，是作者的两个创，举，说“这部长篇小说宛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危机四伏时期的一面镜子”。娥尔嘉，费舒曼《论(金瓶梅)》(载作者著《中国讽刺小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说：“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家庭的兴衰史。实际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却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腐败图景—社会生活的腐败和私人生活的糜烂。”因此，她不同意有人对《金瓶梅》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没有正面人物、没有光明前景、没有作者理想的指责。她还认为《金瓶梅》从写作技巧、结构方式、讽刺艺术等方.面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文立论平稳而要言不烦，不失为一篇简洁明当的绍介文字。

(三)日本的《金瓶梅》研究
日本学人对《金瓶梅》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本阶段又出版有2部编著，发表论文30余篇。其可资存鉴者有：

1.探讨《金瓶梅》与《水浒传》的关系，引起日本汉学界的兴趣。小野忍《〈金瓶梅>的文学》(载《中国的八大小说》日本东京平凡‘社1965.6.15一版)认为“从现成的作品中构思或者取材，是明代以及明代以前的长篇小说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因为《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情节有趣，必金瓶梅》便按照惯例借用了《水浒传》。大内田三郎《〈水浒传)与<金瓶梅>〉(载《天理大学学报))1973.3第85辑)则通过大安影印本《金瓶梅词话》、天都外臣本《水浒传》、容与堂本《水浒传》的比勘，认为《金瓶梅》抄写的是天都外臣本。当然，作者认为因为《金瓶梅》只是化用《水浒传》而另自结构成书，所以抄始于1932年《金瓶梅词话》的发现，或者“更严密一点说，是此书由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主持影印一百部的民国22年(1933年)3月开始的”。该文与饭田吉郎的(((金.瓶梅>研究小史》并为“金学”史的开山之作。其《随笔<金瓶梅>》(载《中文研究》1969.12第10号)，对西门家的传说、木偶戏《金瓶梅》、张竹坡的“读法”、满文《金瓶梅》、金瓶梅传奇、俗曲的潘金莲、明治译本《金瓶梅》、尾崎红叶的《三人妻))(其主人公余五郎即日本的西门庆)等介绍甚详，走的仍是“述而不作”的路子。

2.本阶段日本出现了一些新的《金瓶梅》研究者，如清水茂、后藤基巳、寺村政男、中野美代子、池本义男、阿部泰记等。如寺村政男《(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载1978.6早稻田大学中国古典研究会编《中国古典研究》第23号)，从回目、冒头诗、正文细部等3个方面，探讨了改订者与作者“意识上的区别，或者从词话到小说的过渡过程和读者要求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结论是“改订本不仅只是改正词话本的错误而进行的单纯性的工作，而且还试图从《水浒传》中超脱出来，进一步尽量除去说唱故事的因素，使之更加独立化。因此，我敢于说它是进行了向近代小说推进一步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起了过渡到清代小说的桥梁作用吧?”寺村政男在(((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载1976.12《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中说：“《金瓶梅词话》由小野忍、千田丸一氏共同译成。有了这一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不能不进入细部研究的时期了”。“看官听说”考就是他说的细部研究之一，他通过对《金瓶梅词话》全书45处“看官听说”的分布、形式和内容的分析，认为：“一般能分成二个部分，那就是一部分是‘说明文字’，另一部分为‘批判文字’……它的所谓批判性是缺乏的，但这丝毫也没有降低这部小说的评价。《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大致是使用了，所谓惩恶的中国小说的常套来结尾的，但这部小说描写得最生动的地方是那些作为善人畏惧的恶的部分。”又如后藤基巳《<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载《中国的八大小说)))认为“《金瓶梅》里所写的年代和写作《金瓶梅》的年代是非常接近的，……《金瓶梅》的作者借用了西门庆这个人物成功地而又出色地浮雕了明末新兴商人阶级富有特征的生活状态”，文章说：“让我们把这部小说作为坦率地、细致地讴歌了16世纪的中国全社会向着新的风气、新的方向开始转化运动的时代精神，以及在这个经济伦理观、道德伦理观的基础之上，人们的非常开阔而旺盛的思想和行动的市民文学的杰作来品读一下吧。”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
自1900年至1978年，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

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现代阶段的正式启动；

以中国大陆、日本、台港、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

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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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五）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一  《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她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的说他自己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

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觞政》，  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  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  已携有其书，  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馀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志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辽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Achilles，Odysseus，《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Round Table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氛。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驽下。  《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  《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  《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么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吧。至于《水浒传》，  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她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亵的描写上。
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
《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
《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  只见姑娘拄拐，  自后而出。众人便道：  “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  又不隔从，  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是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  留着他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存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傍，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  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膫子□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  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  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  “我不是图钱，  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  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  “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骗口张舌的，好淡扯!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  “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靶，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  合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还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划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齪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  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一一古与今的一一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  《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个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  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仵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西门庆想方设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戬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经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戬勾结的因缘。

杨戬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都来贺喜。 (《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  “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道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撒漫钱财处便撒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括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管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敕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  “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复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  (《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括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间，“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  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  与俺这官户，  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  “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复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  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饮。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  “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许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  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缎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  “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  《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亵的描写以外，  《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吧?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亵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版《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版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吧，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的温如玉嫖妓、周琏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  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  《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昙的《金瓶梅考证》。王昙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吧。蒋序道：“曩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钞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  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艮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乱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本”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
第一回  热结冷遇
第二回  详梦赠言

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亵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所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OVid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凡遇原书秽亵的地方，也都像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  《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这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过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她也载着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她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一六一七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厉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吧。戏文必须“生”  “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四回，词话本是：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连着些。

其他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西门庆生子嘉官 (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饯行遇胡僧(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下卖春梅(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大不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庞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目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说，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曰。

五  《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昙《?》的《金瓶梅考证》说：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  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繙阅，此书遂以外传。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賁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  《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昙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吧”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  《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吧。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  (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翦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间之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吧)，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辽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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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研究史料汇编（六）

《金瓶梅》中几个女性的不同命运

关于《金瓶梅》中女性的不同命运，主要是对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以及她们在与社会与自然的冲突中，如何走完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金瓶梅》这部小说的名字叫金、瓶、梅，是用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的名字拚起来的，女性作为通俗长篇小说的主角，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值得重视的一种文学现象。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女性问题的重视，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它不仅一般地写了几个女性，而是写出了在晚明社会中，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而这种觉醒，将与社会发生冲突，为社会所不容，最后多数是走向悲剧。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王学左派的兴起，“尊情论”的高扬，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社会群体长期所遵守的道德规范往往被嘲笑为“假道学”，代之而起的是鼓吹真情的直率表露、个人利益的大胆追求，在整个社会与文学领域内涌动着一股张扬个性、肯定人欲的思潮，这无疑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动。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特别艰难。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明代中期以来，随时着手工业的发达，妇女参加工作的机会增加，经济上的独立也有利于人格上的独立。同时，受教育的女性也逐渐增多。这在整个人性思潮的涌动中，都有力地推动着女性个体主体意识的萌发。她们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不完全把自己看作是丈夫的附庸，开始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积极地追求美好的未来，为此不惜与社会传统观念决裂，以致被社会所不容，背上了不好的名声或遭致悲惨的下场。作家写这些女性的主体意识萌动，主要是通过写她们的情欲来实现的。情欲，无疑是在古代社会中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最活跃的催化剂。这是因为当时女性生活的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她们人生的主要内容。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也往往集中地反映在所谓情与理，或者是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

一、潘金莲：有所觉醒后的悲剧

我们首先来看潘金莲。潘金莲可以说是古今文学史上最出名的“淫妇”。有人说她是“古今第一淫妇”。所谓“淫妇”，这里是指婚后的女性违背了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不忠于自己的丈夫或性行为过度。在潘金莲身上的具体表现，主要是：一、偷情；二、“霸拦汉子”。

潘金莲的偷情可分三个阶段来看：

  一是当武大老婆时；

  二是当西门庆老婆时；

  三是被赶出西门家门待嫁陈经济时。


一、在当武大老婆时，除了一度与张大户继续来往外，主要写了她追求武松和与西门庆的关系。
  偷情的主要原由：她当上武大的老婆后之所以萌发偷情的念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的“风流伶俐”与丈夫的猥琐无能不攀配：“他乌鸦怎配鸾凰对？……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于是只觉得“奴心不美”，“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应该说，这种“姻缘错配”是客观存在。她不想忍受客观社会给她这样的安排，而要靠个体微弱而懵懂的努力去改变目前的局面，于是“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晴传意”，以“好偷汉子”出了名。她第一个看中的是“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二郎，禁不住心里寻思：“奴若嫁得这个，胡乱也罢了。”于是她自觉、主动地邀请武二搬来家住，献尽殷勤，百般挑逗，乃至“酥胸微露，云鬟半軃”，“要同云雨会风流”。但想不到这位意中人，认同的是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而不是个体的自由意志，不想“败坏风俗”“伤人伦”（以上第一回），回答她的是一顿无情的抢白。第二个是得手的西门庆。她勾搭西门庆的三部曲：1、西门庆给她的第一印象是“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2、临去时回头看了她七八遍，于是她敏锐地感觉到这人对自己“有情”，马上意识到“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第二回）3、当西门庆在王婆家正式“勾搭”她时，即不失时机地表示“你有心，奴亦有意”（第四回），十分主动、及时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她“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爱西门什么？除了外表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之外，主要还是西门的性格。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假如不论她所爱非人，她所追求的并非完全是“恶”。她又是个能为自己的命运奋斗而有胆有智有勇的人。当武大来捉奸时，西门庆慌得只知道“仆入床下去躲”，她却提醒他闲常时“卖弄杀好拳棒”，叫他不要当“纸老虎”，一时间使西门庆也感到不及她有“智量”，后来也觉得自己“枉自做个男汉”。而潘金莲正如她自己说的：“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噹噹响的婆娘。”（第二回）她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其胆其智，事实上已不亚于男性。可是，她为了与情夫“长远做夫妻，谐老同欢”，却采取了一种残忍而非法的手段，毒死了亲夫，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我的“快活”（第五回）。在这里，可以看到她的炽烈情欲所催发的主体意识在觉醒，有令人同情与令人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理由让她一辈子守着一个不爱的丈夫以保持其忠贞的名节，扼杀其人性；但她最后并不能恰当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将其情欲可怕地扭曲，恶性地膨胀，以杀夫的手段来达到改嫁的目的，终于走向了罪恶的深渊。在这里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之间的尖锐冲突。潘金莲就是这一冲突下的牺牲品。

二、作为西门庆的妻子又与她的仆人琴童与女婿陈经济偷情。
偷情的主要动因：已不是婚姻不配，而是由于丈夫的不专一而使她在精神上与肉体上感到压抑，以图报复。她偷琴童，就是因为西门庆一连半个多月在院中“留恋烟花，不想回家”。潘金莲“青春未及三十，欲火难禁一丈高”，写信给丈夫表示“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结果却被负情人臭骂了一顿。她在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盼不到西门庆来家，就“将琴童叫进房”，灌醉了他，“两个就干做在一起”（第十二回）。这里，一切都是出于她的主动与安排。她明明知道西门庆是一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第十七回），但当她一旦为了追求个体的满足，就“不顾纲常贵贱”，“管甚丈夫利害”，“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十二回），独立地去面对现实。她是勇敢的，但又是盲目的。古往今来，男女的“偷情”本不能以封建的道德来一概而论，从先秦《诗经》至明代《山歌》中的酬唱，从崔莺莺到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那种建立在真情与挚爱基础上的“偷情”，从来被认为是千古佳话、人间美事。而潘金莲偷琴童，只是停留在粗野的性报复与性发泄的层次上，并没有一丝感情的交流，毫无真善美的内涵。它虽然表现了潘金莲的反抗性，但在这里看不到她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偷的只是“性”，而无半点“情”，她的主体意识反而显得模糊了。至于陈经济与她，尽管一开始他们就相互吸引，但还没有突破界限。第十八回陈经济初遇潘金莲时，“猛然一见，不觉心荡目摇，精魂已失”。作者说他们是“五百年冤家今朝相遇，三十年恩爱一旦遭逢”。后来，虽然他们一有机会就嘲戏调笑，偷偷地你捏我一把，我踢你一脚，有一、二次“把小丈母便揪住了亲嘴”，乃至匆匆忙忙发生过一次性关系（第五十三回），感情在不断深化，但主要还是两人间暗暗调情。直到西门庆死，潘金莲才主动地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说道：“我儿，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罢！”再次做出了“色胆如天怕甚事”（第八十回）的勾当。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偷情”？这有点像《雷雨》中繁漪与周萍的关系。当然两者还是不同的，《金瓶梅》中是小妾与女婿，《雷雨》中是后母与前妻之子的关系。假如从现在的伦理关系来看，娶小妾本来就是不人道的，这种“乱伦”的关系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原谅；而且，陈经济不像周萍那样叛逃，潘金莲独立、大胆的追求的陈经济确实并没有辜负她，直到最后，陈经济还把搬取父亲灵柩的事放在脑后，首先想方设法凑上一百两银子，向他的“六姐”表示：“一顶轿子，聚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第八十六回）因此。现在有人认为，他们之间的偷情是“清美”的，说“陈经济是全书中唯一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民主性的人物形象”。这我觉得也有点过分，这里的关键是，他们的爱情基础究竟是什么？不明确。如何对待当时的社会伦理关系？假如我们现在不承认小妾与女婿之间的偷情是乱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娶金莲与葬父亲两者的轻重缓急呢？这一问题比较复杂，当时的作者是完全采取批判的态度的，我们今天是否能完全肯定呢？社会的关系毕竟不是只有爱情的关系，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社会有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普遍认同的伦理道德。所以，在这里不以简单化。

三、她被赶出西门家在王婆家待嫁时，“又把王潮儿刮剌上”（第八十六回），这主要出于原始的性欲。
根据以上分析，从潘金莲的几次“偷情”的动因看来：
1、我们虽然不能排斥这里存在着一种原始性欲的冲动，
2、不排除在异性浪子如西门庆、陈经济等诱惑下存在的迷惘和无奈，
3、但无论如何也夹带着一个女性对自己个体能力和价值的自我认定，并在这基础上用自己的实践对于客观社会认同的价值观念作出否定，努力以自己的意愿去改变自我的命运，明显地表现了一种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当时主流的社会规范不承认、不允许这种主体意识的萌发。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本身并不健全的主体意识就被压抑，被扭曲，且最终引向了绝路。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欲”的问题。如孙雪娥说她“怎的霸拦汉子”：“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不成的，背地里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第十一回）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有个“气”的问题。

  她地位低，受压抑，要抗争，“霸拦汉子”是她争取自己权利和地位的主要手段。
  1、第五妾的地位。在当时中国封建妻妾制的社会里，妻与妾的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这在《大明律》中有明确的规定。这种妻妾不平等表现在《金瓶梅》的世界里，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的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

  2、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

  3、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都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

  4、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种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和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而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且看第八回，西门庆自从聚了孟玉楼，燕尔新婚，如胶似漆，早把潘金莲打靠后了。潘金莲在家望眼欲穿，心烦意乱，“挨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托玳安带信，请王婆帮忙，终于将西门庆请来。西门庆一进门，就责问他“怜新弃旧”变了心，“怎的把奴丢了一向”？逼着他起誓赌咒表示不负情，乃至一把将西门庆头上的“帽儿撮下来，望地上只一丢”，又夺了他头上孟玉楼送的簪，扯烂了“妙人”送的扇，着实将西门庆“奚落”了一番，真是咄咄逼人，把西门庆镇住了。接着就来软的一套，摆上酒肴，“与西门庆上寿”，又从箱中取出许多亲自“与西门庆做下上寿的物事”，最后是一根并蒂莲瓣簪儿，上面镌有一首诗：“奴有并蒂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这使“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把妇人一手搂过”；妇人紧接着斟酒一杯与西门庆，“花枝招扬，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这一连串的有力进攻，使西门庆乖乖地“就在妇人家歇了”。在这里充分地显示了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才能。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的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但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抢白、西门庆的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甚至西门庆最后实际上也成了她的玩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西门庆已经到了疲惫不堪之时，潘金莲为了个人的“畅美”，还不轻易放过他。直至西门庆死到临头，潘金莲“还骑在他上边”，使他“死而复苏者数次”（第七十九回）。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的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的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这就难怪她得到了五四以后的一些人们的同情，从欧阳予倩的《潘金莲》到80年代魏明伦的《潘金莲》，乃至后来拍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潘金莲，也带有一丝的同情。但在她那个社会里，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而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这说明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与其整体上处于朦胧状态相对称，其力量还是十分微弱的。正因为其意识上的朦胧性与力量上的微弱性，故其个人奋斗的结果往往是以悲剧告终。潘金莲的真正悲剧并不是被逐出家门，而是由于个人与社会冲突中的力量悬殊，而使潘金莲的主体意识萌发、膨胀时，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她为了与情人“长做夫妻”而最后去毒死了丈夫，触犯了任何社会都不能容忍的法律。后在西门庆家里，“颠寒作热，听篱察壁”，时时挑起事端，搞得家反宅乱，最后又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又隐隐用致武大以死命的同样的手法——使西门庆“吃药”再“骑在身上”，将又一个丈夫送上了西天。潘金莲的这些所作所为，假如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无疑会使人觉得她的情欲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同时对丈夫、家庭与社会带来了危害。这正是笑笑生所担心的“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第一回），“酒色多能误国邦，由来美色丧忠良”（第四回）。正是在这里，小说用潘金莲这个生动的形象，提示了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观冲突的历史悲剧。最后，作家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

二、瓶儿与春梅：还未觉醒中的悲剧
我们说潘金莲对于个体情欲的追求，多少伴随着一点主体意识觉醒的味道，这是由于她比较清醒地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明确地去追求自己的所爱，极力想摆脱一个女性“百年苦乐由他人”（第十二回）的命运。而且，她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是那样的大胆与主动，不顾社会礼法，不信任何说教，只相信自我，努力去主宰自己的命运。与此不同，李瓶儿、庞春梅等尽管在寻求情欲的满足过程中也有自己的个性，违背了社会传统的规范，所以也背上了“淫妇”的恶名，但这主要是出于原始情欲的冲动，缺乏主体意识的自觉，所以与潘金莲是有所不同的。请看李瓶儿。先前作为梁中书的妾，因畏惧夫人，“只在外边书房内住”。后名义上嫁给了花子虚，却“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第十七回），其叔花太监到广南去，竟带她去“住了半年有馀”（第十回），可见她实为太监的玩物。再遇“轻浮狂诈”的蒋竹山，只是胡乱地要他“有甚相知人家亲事举保来说，无有个不依之理”（第十七回），一无自己的主见，结果被蒋竹山轻易地骗到了手，而蒋竹山却是个性无能的“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往往干事不称其意”（第十九回）。小说通过这三桩亲事，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本“好风月”的李瓶儿却长期处在性饥渴的状态之中；她在寻求解决“郁结于中”的“不遂之意”时，实无个人明确的主见（第十七回）。后来她之所以倾倒于西门庆，主要也就是领教了他的“狂风骤雨”，深深地感到：“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第十九回）只有西门庆，才真正使她的性欲得到了满足。因此，李瓶儿尽管也“偷情”，但她只是停留在原始本能的层面上，缺乏自我意识和明确的追求，与潘金莲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不但如此，李瓶儿不像潘金莲那样无法无天，个体的自觉而不顾社会的规范，即使亲手毒死了丈夫，一转眼就被新的追逐和欢乐冲得无影无踪，在良心上没有留下任何阴影。李瓶儿却不然。她的个体意识即是社会的规范意识，她的主体性是完全消融在客体之中的。在她的头脑里，还是将不忠于那个不喜欢的、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丈夫作为深重的罪孽。气死花子虚，虽然使她得到了西门庆，但同时使她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她的死，实际上就是被社会道德所压垮的。当然，小说写她是病死的。她的病，据一位医生诊断说，其起因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第六十一回）。特别是官哥夭折后，悲伤之极，又不时受到潘金莲的欺侮，“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第六十回）。但她病情加重而致死，显然与她的不能自拔的负罪感有密切的关系。当年，她在与西门庆合谋抵盗财物气死花子虚时，决定“不与男子汉一心”，一切都做得比较绝，活活将花子虚气死。这时，她沉醉在挣脱一种羁绊的亢奋之中，况且花子虚的死毕竟有异于武大郎的死，她可以不负什么法律的责任。但是时过境迁，特别是到西门庆家，遇到种种不如意之后，回首往事，免不了要觉得自己有负于过去的丈夫，升腾起一种负罪感。她的这种内心深处的苦恼，被善于通过梦来描写心理的作者刻画得是何等的精微。在她病重时，恍恍惚惚、几次三番地梦见花子虚来催命，这显然是她一种内疚心理的折射。特别是第五十九回写道：
当下了瓶儿卧在床上，似睡不睡，梦见花子虚从前门外来，身穿白衣，恰活时一般。见了李瓶儿，厉声骂道：“泼贼淫妇，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召唤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儿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饶恕我则个。”花子虚一顿，撒手惊觉，却是南柯一梦。醒来，手里扯着却是官哥儿的衣衫袖子。连哕了几口，道：“怪哉，怪哉！”一听更鼓时，正打三更三点。这李瓶儿唬得浑身冷汗，毛发皆竖起来。到次日，西门庆进房来，把梦中之事告诉西门庆。西门庆道：“知道他死到那里去了！此是你梦想旧境。只把心来放正着，休要理他！……”

梦，是她潜意识的反映。实际上，她一嫁到西门家，受尽羞辱，思想上就起过波折。西门庆骂她：“淫妇，你既然亏心，何消来我家上吊！……”（第十九回）“亏心”两字，正点着她的痛处。后来，官哥生病、夭折，她更怀疑这是遭到了报应，因此常常梦见花子虚来夺她的孩子。西门庆对此倒是很清醒，告诉她这是“旧时梦境”，每一次李瓶儿向他诉说梦境时，每一次都劝她“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第六十二回），即是要她从对花子虚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可是沉重的道德压力，伴随着因果报应的意识，总究使她喘不过气来。一直到临死前，她还是梦见“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便来拿我也。”（第六十二回）“告准在阴司”一语，也正反映了她内心有亏，自觉罪孽深重。她请王姑子在她死后“多诵些《血盆经》，忏我这罪业。”深深的感叹说：“还不知堕多少罪业哩！”（第六十二回）因此，李瓶儿的死，可以说最后不是在法律，而是在道德的重压下走向了绝路的。社会道德观念实际上包容了她的个人意志，她还缺乏自觉的主体意识。至于庞春梅，同样是一个缺乏主体意识的女性。西门庆有意要“收用”她，在潘金莲的安排下，二话不说就被“收用”了（第十回）；后来，潘金莲又叫她“和你姐夫睡一睡”，她也二话不说就卸下湘裙，让陈经济“受用”了（第八十二回）。第八十五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两个正干的好”而被吴月娘捉住后，闷闷不乐，她就劝潘金莲说：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就是她的人生目标。崇祯本于此有眉批云：“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张竹坡有夹批云：“是春梅结果。”这都点明了春梅贪欲的本性。当时，她“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张竹坡在此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她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动物本能的满足。后来在守备府里，也就是因为丈夫“逐日理会军情，干朝廷国事，焦心劳思”，“至于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使她“难禁独眠孤枕，欲火烧心”，终于与周义“淫欲过度”，“死在周义身上”（第一百回）。她完全是因欲而淫，以淫为的，最后“以淫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淫妇”。人作为主体，其相对的客体本来有两个：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社会。人的主体意识独立，既要不受制于自然，又要不受制于社会。假如说，李瓶儿的意识还不能从当时的社会规范中独立出来，将个人消溶在社会之中的话，那么，庞春梅的“淫”恐怕连对于自然也未能驾驭。她只是人的自然本能需要的殉葬品。儒家所强调的：“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就表现了人类在对待情欲问题上能超乎自然、征服自然的主体性。可惜庞春梅的淫欲在多数情况下是连一点点情与爱的波澜也没有，纯粹是本能的冲动，最后就被这种自然的本能吞噬了一个年青女性的个体生命，所以她们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沾不上边。在社会道德的笼罩与自然规律的控制下，她们的那种原始的肉欲冲动，只能将她们推上人生的悲剧舞台。当她们很快地花消玉殒之时，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体价值之何在。

三、另外两类：不是悲剧的悲剧

在《金瓶梅》中，还有两类没有主体意识的女性，虽然没有惨死，从这意义上说，不是悲剧，但实际上她们也是悲剧的一生。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所谓“淫妇”，另一类是所谓“贞妇”。从“淫妇”来看，偷情的金、瓶、梅们一个一个走向了绝路，但世上偷情的并非只有一条死路。这正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浮翠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开头所说的；“怎么今世上也有偷期的倒成了正果？也有奸骗的到底无事，怎见得个个死于非命？”她们没有死于非命，倒不是因为所谓前缘所定，从《金瓶梅》来看，有三类“淫妇”没有断送了性命：一如王六儿，她干脆蔑礼无法，公开与丈夫合谋“借色生财”，倒也活得很实惠，又很轻松；二如林太太，偷偷摸摸地躲在礼法的背后，“好不干的细密”，仍然不失为尊贵的夫人；三如如意儿、贲四嫂等的淫，尽管也有违于礼法，但顺从于权势。中国的礼法从来是敌不过权势的，在权势的法码面前，所谓礼法早已显得无足轻重了。总之，她们与封建礼法擦肩而过，或者说封建礼法对她们也无可奈何，也有的本身就是受到了那样一个社会的包容，但她们的确是“淫妇”，而且是没有灵魂的淫妇，根本没有主体意识可言。从“贞妇”来看，吴月娘可为代表。她更是毫无主体意识可言。西门庆临死前，她曾发下了如下的誓言：“夫，我本女流之辈，四德三从，与你那样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马不须分付。”（第七十九回）应该说，她是《金瓶梅》中唯一的一个从一而终、克守妇道的女性。她压抑了个人的情与欲，一切都以顺从丈夫、遵循礼教为立身的准则，让封建的妇道完全吞噬了活泼泼的自我。

四、孟玉楼：走出悲剧的必然与偶然

在《金瓶梅》中，惟有孟玉楼一人，不但不是淫妇，而且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而且她坚持自择对象。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材、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里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她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拚，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但必须指出的是，这并非是作者的自觉表现。在笑笑生的脑子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道德观念，小说中充斥着“理欲之辩”的枯燥说教。不过，作者毕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他笔下众多的女性形象生龙活跳，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在晚明社会中的这样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情欲本像饮食一样，原是人性中的自然存在，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总之，人的一生中，究竟该如何对待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这也就是我今天讲了之后，留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 本帖最后由原氏公子于 2007-1-16 18:0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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