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鼻子先生讲堂：晚唐小品文 - 韦编三绝


	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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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2-17 10:34 资料主页个人空间短消息只看该作者

塌鼻子先生讲堂：晚唐小品文

所谓晚唐，一般指从唐文宗大和年间到唐亡的一段时期，其间经过了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晔，历时约有七八十年。

晚唐小品文的主要作家，是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鲁迅曾给予他们的小品文以极高的评价。

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小品文的危机》）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唐懿宗咸通元年（860），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而不第。

咸通八年（867），自编《谗书》。黄巢起义时，避乱于乡中。晚年依附吴越王钱镠，做过几任官职。

皮日休，先字逸少，后改字袭美，湖北襄阳人。生于834—838的几年间。咸通七年（866）至京师应进士试不第，自编《文薮》。

第二年以末榜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博士、毗陵副使等职。他参加过黄巢的农民起义军，黄巢称帝，为翰林学士。义军失败，他的下落不明。

陆龟蒙，字鲁望，吴郡（今苏州市）人。生卒年无考。但从他于僖宗乾符六年（879）自编《笠泽丛书》，以及北宋樊开所说“与皮日休、罗隐、吴融为友”（《陆鲁望文集序》）来看，他生活的时期，与皮日休、罗隐相距不会太远。

他也曾应进士试，落第后，在湖州、苏州刺史门下当过短期幕僚。后归隐，以著述自娱。

唐代政治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一天天走着下坡路，种种政治弊端诸如南衙北司之争、牛李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都愈演愈烈。统治阶级贪婪和残暴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

以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三人为代表的晚唐小品文，紧密联系现实，广泛批判政治弊端，形成其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的特点。

南衙北司之争，即朝官和宦官的冲突争斗。党争，指牛僧孺党和李德裕党之间的争斗。

这些争斗从中唐开始，而余波一直延续到晚唐。宣宗时，宦官“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通鉴》唐纪六十五）。

他们间的冲突，如具体分析，不无是非之别；但攫权自肥、追名逐利，却也是共通的。

皮日休的《悲挚兽》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对这些人予以辛辣的嘲讽。

文章先记述一只老虎贪食死麕而被农夫射死的故事，然后，作者把“名位”比作“死麕”，把“刑祸”比作“农夫”，警告那些追名逐利的统治者（老虎），为获取名位，必将丧家亡身。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又说：“穷山，人尽行也；大江，人尽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龙之患者矣。岂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继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为名与势，苟刑祸及流窜，至是，监刀锯者必名人，司流窜者必势士；继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速也。呜呼，名与势然也！”

他以不避虎兕、蛟龙之险而求之不舍的生动比喻，具体地反映了统治者为了“名”、“势”奔走而又至死不悟的特征，较深刻地揭示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实质。

宦官专权是晚唐弊政中的又一突出问题。自贞元以后，宦官权威日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旧唐书·宦官传》序）。

唐代的皇帝，从肃宗起，几乎都由宦官废立，而且顺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死于宦官之手。阉竖专权，气焰熏天，搞得朝野鼎沸，民不聊生，演出了唐代历史上最腐朽的一幕。

罗隐的《风雨对》和《叙二狂生》，委婉曲折地反映了这种现实。

《风雨对》说，风雨雪霜，本是天地之权；山川薮泽，为鬼神藏身之所。如果不祭祀山川薮泽，鬼神为祟，使风雨雪霜不时，人有疾病。

这实际是“鬼神用天地之权”，而风雨雪霜只不过成了鬼神获取祭物的手段而已。

于是作者感慨道：“大道不旁出，惧其弄也，大政不闻下，惧其偷也。夫欲何言！”

这显然是作者有感于宦官专权、大权旁落而发出的愤怒之言。

《叙二狂生》则托古言今，指出“君若客旅，臣若虎豹”。这种维护君主集权反对宦官乱政的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藩镇割据是晚唐政治的又一痼疾。朝廷虽有时也给割据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但从未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如果说“安史之乱”表现为藩镇和王朝间的战争，尚有民族斗争的因素，那么晚唐的藩镇割据就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了。

藩镇间的长年战乱，兵连祸结，自无任何意义可言，就是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大量被屠杀的自然也是平民百姓。

皮日休就有感于这种现实，以古比今，抨击了晚唐统治者“驱赤子于利刃之下，争寸土于百战之内”，以“民命”换取“诸侯”、“天子”宝座的卑劣行径（《读司马法》）。在《鹿门隐书》中又说：“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

他也以简洁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晚唐统治者为争权夺势而嗜杀成性。

皮日休的这些愤怒之言，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统治阶级从来都用人民的鲜血为自己辅平通向王霸的道路。

晚唐小品文除反映了统治阶级争权夺势，相互厮杀，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其腐朽本质外，还把批判的矛头触及到晚唐政治的其它许多方面。

比如陆龟蒙的《登高文》和皮日休的《祝疟疠文》，就是代表性的两篇文章。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揭露的，有“假借名器”奢侈享乐的贪官；有“崇闳大居”、锦衣玉食的豪商；有不忠不孝的叛臣逆子；有恃威弄权、谄媚惑君的奸佞；有生杀予夺、气焰熏天的宦官；也有故作虔诚，而无行无信、变幻莫测的小人。

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如此集中而又深刻地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为数并不很多。

揭露和讽刺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晚唐小品文反映社会现实的又一特点。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揭露那些“食生人之膏血”，“不仁而位”的“大君”，“是不裨于禄食也，况能裨于天地乎！”

“大君”，即天子。皮日休以犀利的笔锋，直接触及到了尸位高禄的最高统治者。

皮日休还以惊人的胆略指出，对那些“不为尧舜之行”的最高统治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谤》）。

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文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罗隐则把只图“靡曼骄崇”而不救民于涂炭者视为盗贼（《英雄之言》）。

罗隐还有一篇《吴宫遗事》，借吴王夫差听信奸佞太宰嚭杀害忠良伍员，而终于亡国的历史故事，讥讽晚唐皇帝在用人问题上的昏愦，鲜明地表示了对于黑暗现实的批判态度。

晚唐小品文的作者，如此大胆地抨击皇帝，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初唐盛唐的皇帝虽然也享乐，也腐化，但大抵有励精图治的一面，进入中唐，特别是晚唐，则昏庸无道，一代不如一代。

比如宪宗“晨夕与倡优狎呢”；
穆宗“以酒色致疾损寿”；
敬宗“游幸无常”；
懿宗“听乐观优，不知厌倦”；
僖宗则“善击毬，尝与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毬进士举，须为状元。’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司郎，恐陛下不免驳放’。”（以上见《通鉴》唐纪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和六十九）

即从封建正史的记载看，这些所谓“南面至尊”是多么荒唐。小品文的作者，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所以多有愤怒抨击之言。

晚唐小品文还有少量作品，真实而具体地记述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惨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榨，反映了劳动人民“坐守乡闾，待尽沟壑”，“撤屋伐木，雇妻鬻子”的悲惨境遇（《通鉴》唐纪六十八），成为其反映现实的又一特点。

陆龟蒙在《送小鸡山樵人序》中，借小鸡山樵人的话，指出自元和中六十年来，“赋数倍于前，不足之声闻于天下”，近年来又“百役皆在，亡无所容”，“儿孙寒馁”。

小鸡山樵人还悲愤地控诉道：“吾将欲移其责于天下之守，则吾死不恨矣！”这正是繁重徭役下的千百万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和奴役的呼声。

陆龟蒙的《记稻鼠》篇则把“上捃其财”的统治者比作“下啗其食”的地老鼠。

皮日休在《鹿门隐书》中，针对官吏的横征暴敛，也说了一些很深刻的话：“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古之官人也，以天下为己累，故己忧之；今之官人也，以己为天下累，故人忧之。”

我们读这些小品文，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诗经》中现实主义名篇《硕鼠》，想起杜甫的“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的名句（《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

晚唐小品文的作者，正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异常鲜明的态度，揭示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不合理性，揭示了农民大起义的必然性，对劳动人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这在农民大起义即将暴发之际，显然地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晚唐小品文在形式上也有许多特点。

首先，风格尖锐、泼辣。它们不是吟风弄月之作，不是无病呻吟之作，也不是“流连光景，陶写性情”之作（陆德原至元重刻《笠泽丛书》题辞），大抵皆为“愤闷不平之言”（方回《谗书》跋），所以有很强的针对性。

议论往往一语中的，象投枪，又象匕首，能击中和剥露象痈疽一般的晚唐腐朽政治。

其次，它们中许多篇章构思非常巧妙。如《吴宫遗事》、《英雄之言》、《叙二狂生》（以上罗隐）、《读司马法》、《原谤》、《原化》（以上皮日休）等，都是借古言今的优秀之作，或赞赏古代的圣世贤君，或鞭挞古代的乱世暴君，总之，是以古代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晚唐的种种弊政。

如《记稻鼠》、《登高文》、《送小鸡山樵人序》（以上陆龟蒙）、《荆巫》（罗隐）等篇，其事皆作者亲身经历，所以叙事状物都特别细腻真实，议论也更有针对性。

而象《悲挚兽》、《祝疟疠文》（以上皮日休）、《招野龙对》（陆龟蒙）、《说天鸡》（罗隐）等篇，所叙之事未必实有，作者不过以此作为比喻，来表达思想、抒发感慨而已。

第三，那些以比喻说明深刻道理的文章，由于作者观察得细，体验得深，比喻总是非常恰切。

比如《记稻鼠》篇以鼠比官吏的贪婪；《蠹化》篇以蠹虫变蝶比官吏外窃名位而实害邦国；《悲挚兽》篇以虎贪食死麕而亡身，比统治者贪取名、位而没有好下场，都十分贴切，收到了既利于说理，又使文章含蓄幽默的艺术效果。

晚唐小品文之所以产生，除社会原因外，与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的生活经历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考察他们三人的经历，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他们都仕途坎坷不平，未曾受到统治者的重用。

他们也都有一段接触下层社会的经历，其中皮日休和陆龟蒙甚至还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参加过一定的劳动。

由于他们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又都有着“救世拯俗”的抱负而不能实现，所以，当皇帝一味享乐腐化之时，当官吏们争权夺利之时，当平民百姓痛苦呻吟之时，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创作出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小品文。

从文学形式本身的发展看，晚唐小品文中的一部分作品，受柳宗元散文特别是其“说”和“传”一类文体、风格影响较深。

如把晚唐小品文的《蠹化》、《英雄之言》、《记稻鼠》等和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滴龙说》、《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三戒》等略加比较，便可以看到，它们在表达方式上有很多相通之处。

一般都先描述一个或实或虚的故事，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简短而精辟的议论，往往文茂理深，使读者感其事并晓其理。

但晚唐小品文在叙事状物方面，远不如柳宗元散文那样生动形象；而且这类文章也不都是采用这类写法，相当多数仅以精辟的议论取胜。

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对黑暗政治的暴露，对劳动人民的同情，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

陆龟蒙在小品文中称黄巢起义军为“贼”，皮日休和罗隐的理想，也只是为挽救唐王朝的灭亡而“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皮子世录》）。

尽管皮日休后来参加了农民起义，但在写这些小品文时，他的思想也没有达到超越成为自觉的程度。

所以我们在充分肯定晚唐小品文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思想上的局限性。

[ 本帖最后由右文于 2009-2-17 14: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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