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鼻子先生讲堂：中国古代的书信文 - 韦编三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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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鼻子先生讲堂：中国古代的书信文

今天讲古代的书信文。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过程中，书信之文是表达个人情志最早的作品。
在每一作者的文集中，书信也是最富于个性特点的作品。产生于历代的书信，大抵都有这个共同的特征。
远在春秋时期，由于王纲解纽，政在诸侯，大夫行人，崇尚辞令，书信往来，多言政事，而吐辞委婉，已颇有个性特征。
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批评他向诸侯索赋而不施德，便是一篇很有个性特点的文章。
其中有云：“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赂？”语气委婉而切中要害，很有善于辞令的特点。
到了战国时期，诸侯力政，百家争鸣，游士谋臣，无不善辩。这时的书信之文，常有纵横驰骋的特点。
例如《战国策·秦策》载范睢献秦昭王书、《燕策》载苏代（应为苏秦）和乐毅报燕王书，都有这样的特点。
乐毅之书有云：“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之去也，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而不察疏远之行也，故敢以书报，唯君之留意焉。”这样的文章，陈情写志，个性相当突出。

战国时期，各体文章都有发展，书信之文，尤为成熟。有的作品已经具备后代书信之文的基本特征。
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文史通义·诗教上》）从范睢、乐毅、苏秦等人的书信作品来看，这话是有根据的。

秦汉以后，书信之文，与日俱增。在朝臣学者之间，上书议政之外，产生了更多的私人书信作品。
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冯衍《与妇弟任武达书》、朱浮《与彭宠书》、李固《遗黄琼书》、秦嘉《与妻徐淑书》等，抒写个人情志，都有新的特点。
此外，还有马援《戒兄子严敦书》、郑玄《戒子益恩书》等。命意吐辞，反映了汉代儒学和酷吏统治的新的时代特征。
到了魏晋，由于统治思想变化，儒学观念动摇，士人思想通脱，行文比较随便。书信之文，也有相应变化。
首先是汉魏之际的孔融，写出了《难曹公酒禁书》、《论盛孝章书》等敢于嘲戏王公、激昂慷慨的作品。其次是曹氏兄弟和邺下诸子，写出了论文谈艺、抒情写志，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作品。
例如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吴质《答魏太子笺》、杨修《答临淄侯笺》等，其内容涉及之广，文笔之自由随便，皆前所未有。
其中像曹丕《与吴质书》中所谓“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云云，都是家常言语，已是后代书信之文的本色文字。
到了魏晋之际，社会思想又有变革，“师心”、“使气”成为此际诗文的主要特色。书信之文，亦有新篇。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不仅公然说到“非汤武而薄周孔”，而且竟说到自己“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这样的内容和言语，也是前所未有。
再到东晋，书信之文，又有变化。短札小简，盛行于时。王羲之的许多书札和杂帖，最有代表性。
例如他的《答会稽王笺》、《报殷浩书》、《遗谢安书》、《诫谢万书》等，吐辞慷慨，一往情深。
其他杂帖有云：
“吾为逸民之怀久矣，足下何以方复及此？似梦中语耶？无缘言而为叹，书何能悉！”
“吾有七儿一女，……婚娶以毕；惟一小者尚未婚耳。……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致委曲，故具示。”
此外，还有“快雪时晴，佳想安善”一类抒写情志的作品，都是纵意而谈，如见肺腑，“操履识见”，自然流露的文字。
到了南朝，朝代变易频繁，观念变化更大。思想无特操，文章更多样。书信之文，也更有特点。
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有如一篇写景状物之赋，与汉末以来的家人父子的书信不同。他的一篇《请假启》，也不同于一般的文牍笔墨。
书中有云：“臣居家乏治，上漏下湿。暑雨将降，有惧崩压。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锸绹涂，必须躬役。冒欲请假三十日，伏愿天恩，赐垂矜许。手启复追悚息，谨启。”
这样的文章，指事造实，全无雕饰。在历代的公文程式中，是特异的作品。其人“才秀人微”，为文“发唱惊挺”，故虽短札小简，亦复如此别致。
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几个“文雅的庸主”和“柔媚的词臣”（鲁迅语）。这些作者的书信之文，也有特色。其中有的作品，确实“庸”而“不陋”。
例如梁武帝萧衍的《责贺琛敕》、《答陶宏景书》、《报侯景书》等，便属这流作品。
《报侯景书》有云：“大夫出境，尚有所专。况始创奇谋，将建大业，理须适事而行，随方以应。卿诚心有本，何假辞费！”萧衍思想通脱，行文随便，故所为书札，如此痛快。
这时大量的书信作品，是词臣之文。任昉的笺启诸作，最有特色.
例如任昉的《到大司马记事笺》云：
“记事参军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肃膺典册，德显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伦，庇身有地。况昉受教君子，将二十年，咳唾为恩，眄睐成饰。小人怀惠，固知死所。昔承嘉宴，属有绪言。提携之旨，形乎善谑。”
这样的笔墨，出自任昉这样的词臣，是很有个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的。吐词命意，都与鲍照那样“才秀人微”的作者不同。
这个时期还产生了一些百代传诵的书信名篇，如丘迟《与陈伯之书》、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刘峻《送橘启》、吴均《与朱元思书》等，都写得极有特色。

吴均书中所写“自富阳至桐庐”的“奇山异水”，简直是山水小品。在历代描述富阳一带山水的文字中，可称绝唱。书信之文写出这样的境界，前此未有。
隋唐以后，天下又归一统，学风文风，都有变化。唐初以隋为鉴，琢雕为朴，产生了许多谏疏之文。
六朝时期的抒情写志之作，一时罕见了，直到王勃等四杰一流作者出来，怀才不遇，自悲身世，书信之文，才又产生了抒情写志的作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卢照邻的《与在朝诸贤书》、《与洛阳名流朝士乞药直书》等。卢照邻穷愁卧病，告贷于人，乞怜朝士，令人浩叹。这样的书信之文，显然写的是特殊的个人遭遇，却也颇有时代特点。
到了中唐，更有代表性的文章，自是韩愈、柳宗元的作品。二人的书信之文，虽多论事说理，亦有言情之作。虽是论事说理，也往往富于情感。
韩愈的《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与崔群书》等，便多肺腑之言，其中《与崔群书》尤其写得真率。
例如说：“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
这样的文章，和他的论事诸作相比，是更有个性、更具本色的文字。
柳宗元贬官期间，书信之文写了不少。穷居野处，愤慨甚多。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是《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周君巢致书柳宗元，告以“饵药可以久寿”，而柳宗元则说自己“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他不但自己不求“久寿”，而且希望周君巢也“不为方士所惑”，“无忘生人之患”。
这样的书信，很能表现柳宗元为人的个性特点：志在救济生民，而不求自己长寿。这是柳宗元为人的高贵品质，与历代迷信方术、妄图长寿的人物大不相同。
到了唐末，朝政日颓，世风日下，寒素之士，仕进无门，这时产生了更为愤激不平的书信文字。

例如罗隐《投秘监韦尚书启》有云：“十年索米于京都，六举随波而上下。永言浮世，堪比多歧。”

这样的书信，和唐初四杰以及中唐韩愈等人的干谒之文相比，是有新的特点的。

到了宋代，书信之文又有发展变化。宋人为文，一般趋于自然平易。书信之文，尤有明白浅易的特点。王禹偁已开其端，欧阳修更进一步。他的许多小简，多用口语，明白如话。
例如《与刘原父书》云：“某启：时色可爱，不废佳节之会，谓当得同一会，而原父独不往。人事难得如意，固常如此邪？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诗轴俟看了驰上。适自闷睡起，奉答不谨。”
从这样的短简可以窥见欧阳修与刘原父（刘恕）、王介甫（安石）的交谊，纵意而谈，写得相当随便。
苏轼的书信之文，与欧阳修相似。所为短简，尤为隽永。

例如《与秦少游书》云：“某昨夜偶与客饮酒数杯，灯下作李端叔书，又作太虚书，便睡。今取二书复示，端叔书犹粗整齐，而太虚书乃尔杂乱，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别写，又念欲使太虚于千里之外一见我醉态而笑也。无事时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这样的文字，也是纵意而谈。其真挚自然，与欧阳修诸作相比，或又过之。

到了南宋，国势垂危，人多议政。议政之文，多是长篇大论。书信诸作，亦罕欧、苏那样的短简。

例如陈亮与朱熹往返论辩之书，多属鸿篇巨制。但另有一些书札，也有家常话语，写得自然随便。

陈亮的《复陆伯寿书》有云：
“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两月。自此日里不能吃饭，夜间不能上床，凡二十余日，方渐渐较可。入九月，吃饭打睡始能自齿于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着。望见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与一死为快脆也。自余皆非所宜言。托契之厚，不觉狂态又发也。勿使他人见之，幸甚幸甚！”
这样的文字，和他的许多论说文章不同。明白浅易，有如白话，这也是欧苏以来宋人书信之文的共同特点。
金元两代的文人学者，所受道学影响甚深。书信之文，不似宋人之真率自然。但有些书信，也有特色。

例如许衡《与廉宣抚书》云：
“别后南归，得守丘陇，殊适所愿。老来情思，苦厌喧杂，课督儿童，种田读书，虽拙谋，心自喜幸。农夫野叟，日夕相遇，与之话言，固不尽晓，要其中无甚险阻，是可尚矣。”
许衡在元代前期，为一代儒宗，老而退休，与田夫野老的关系，自与陶潜、苏轼不同。所云“与之话言”而“不尽晓”，应是实情；说“其中无甚险阻”，也是真话。

像许衡这样的儒者，写出这样的文章，也就是比较能见情志的了。
明清两代，书信之文又有变化。

明代的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为世所讥。但他们所作书简文字，却并不拟古，比较真率自然。
李梦阳《奉邃庵先生书》、何景明《与杨邃庵先生书》都可为例。这两篇书信，写得都很激昂慷慨，而且光明磊落，不同于他们的某些拟古之作。
宗臣的《报刘一丈书》，也是一篇很有特色的作品。其中对于官场的揭露，对于世态的嘲讽，都有新的时代特点。
但明人书信之文更具新的时代特点者，还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短札小品。有些书札都是信手所之，涉笔成趣。
例如袁宏道《答王则之检讨》云：“京中有苦有乐，家中亦有苦有乐。京中之苦以眼目为佛事，家中之苦以眉毛为佛事。两苦相较，未知孰优孰劣，唯兄自评定。”
这样的文字，金元两代所不曾有；上继欧苏，又有新的特色。
袁中郎这样的书札，代表着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文人闲适的情调。到了明之末代，一些文人学者，抗战救亡，流离失所，所为书札，便再没有这样的情致了。
例如张煌言的《答赵廷臣书》、夏完淳的《遗夫人书》，或慷慨陈词，或倾诉衷曲，和中郎等人的简札相比，大不相同了。
明清之际，学风转向经世致用，文风也趋于质朴无华，书信之文又有变化。例如顾炎武的一些书信，论学论事，都与前人异调。
例如顾炎武《与人书》之一有云：“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
顾炎武为一代硕学，为人为文，都为世所称。这样的笔札，颇与一般文人不同。
清代中叶以后，书信之文又有变化。这时学者论学之作甚多，但最有情志的作品还是郑板桥等人的家书一类。

例如郑燮《焦山读书寄第四弟墨》有云：
“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亦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屋瓦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偶有感触，即笔之于书，这同欧苏的书信之文颇为相似。在清代，当乾嘉之际，朴学家埋头考据、桐城派讲求义法的时候，最富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郑板桥这样的书信之文。
到了近代，社会变化更大，文章变化也更大。书信之文也有新篇。其中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林觉民的《与妻书》，都有新的时代特点。
这样的书信之文，和前代的同类作品比较，内容和情调都有所不同了。但作为书信之文，抒情论事，在表达个人的情志方面，又和历代的作品有共同之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书信之文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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